长相思 永别离——纪念我的先生从维熙逝世五周年

_{钟紫兰和从维熙最后一张合影，在《人民日报》图书馆。}

2019年10月29日，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阳光明媚。

但我和我的先生没有太阳。清晨7点35分，我的夫君从维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他以笔和键盘为尺，丈量过的大千世界。

2019年6月，维熙君在协和医院体检时，发现肺癌。不久在胸水中找到了癌细胞，是进展迅速凶险的小细胞肺癌。疾病的部位和性质已无手术条件，医学界尚无针对此型肺癌的靶向药物，除了化疗能延缓一下病情进展，没有他法。维熙君断然拒绝了化疗。而做过多年临床医生的我，即不能看着他去承受化疗的痛苦，也无法接受无为的等待，几近崩溃。

10月，入住朝阳医院后，他也不愿接受一种以破坏血管生成，期望延缓癌细胞发展的药物。我们多年的朋友、朝阳医院许兰萍主任和主管病床大夫的劝导，都没有得到他的允诺。虽然医生明确告知了我用药后的副作用，并发心脏疾病，消化道出血的风险，但我不能看着癌细胞，就像一头凶恶的猛兽，一口一口快速地吞噬着我的先生。我鼓起勇气试图说服他能同意试用，却没有成功。“我是有人性的。”他看着我，认真地说。我移开目光，走出病房，泪流满面。主管大夫对我说：“算了吧，阿姨。也许这样还能拖一拖。用了药，出了事，更后悔。”是的，没有比较，没有对错，没有如果，只有绝望和无奈。

在维熙君患病四个多月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尽量不去触碰这个话题。无法回避的时候，也以简短话语很快结束。我回避，是因为真相过于残酷。我甚至希望，他又一次以为自己还能够像既往度过心肌梗死、哮喘持续状态一样， 终究会战胜疾病。 

直到三年以后，每天和我一起照顾他的小朱发来信息，我才豁然明了。小朱在微信中写到：“大伯心里完全明白自己病情的严重，在最后的时光，您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大伯总和小朱念叨；我走了以后，就剩下你大妈妈了，她怎么办呢？晚上大伯难受，睡不了觉，就和我说话，可是不管说什么，总是离不开对您的担心，担心在他离开后，您走不出来。大妈妈，为了大伯安心，您一定要振作起来，这是大伯的希望。”

是啊，维熙君早在我们的只言片语，行为之中完全明白了疾病的性质。没有叫苦，没有要求，不抱怨，不发脾气，他安安静静地承受了疾病的折磨和人生的别离。他只是不想面对我，他了解我性格中的懦弱，这是他对我最后的呵护。

一

与维熙君相遇在1990年。那一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陈荒煤先生的秘书，也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严平女士，通过我的妹妹，介绍我认识了从维熙先生。初次见面，他送给我三本书：《断桥》、《走向混沌》上部、《德意志思考》。

应该说，那正是一个崭新的年代，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而在部队从事医学临床工作的我，几乎没有时间，也难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学书籍。这三本书于我而言，实在是在太新鲜，太及时了。他为我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世界，让我看到了我从未经历，甚至从未知晓的经验。同时，也为他在书中所表达出来的见地、思想、才情而折服。

但我们之间，毕竟有差不多20岁的年龄差距，嫁他为妻，难下决心。他看出我心中的犹豫，对我说：“我比你大了那么多，按自然规律得先走不少呢，你得有思想准备。”然后他笑了，接着说：“我是挖过煤的。煤分两种；一种易燃，也易灭。另一种点燃起来费些时间，但点燃之后能维持长久，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柴禾棒哩。”

这话很能打动人，是不是？

也许纯属天意。那一天，我上夜班，白天到他家里聊天。门铃响起时，我也刚刚进门，回过身来，透过大铁门的栅栏，看见一位男子找从维熙。我抬手正要去开门，维熙君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等等”他说。维熙君看了看门外之人，说到：“对不起，XX，今天我不在家里接待客人。你来一定是为工作，工作的事，明天到办公室再说。”说着，还顺手推上了大铁门的第二道锁，好像加强了他的决心。

后来听说，有一位了解维熙君个性的领导，得知xx要来团结湖时，预料可能碰壁，赶紧乘车来拦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可惜那时节还没有手机。领导的车赶到楼下时，xx已被拦在门外。

那时的我，虽不完全明白事情的枝枝蔓蔓，但我却看到，站在我面前，是个行事磊落果敢的汉子。我愿意做这样男人的妻，与他相伴而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有朋友告知维熙君：他已经不再是作协主席团成员了，而新进的某些人员，有的超龄，有的连一篇文章也未曾写过……维熙君很生气，是不是主席团成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说法，一个道理，他可不会接受那些莫名的原因。

于是，他开始给有关领导打电话，持之以恒，直到这位领导接听了电话。维熙君在电话里说：大局已定，我给你打电话，无意改变什么，我只想告诉你，这样安排，有失公允，也没有任何道理。领导耐心的答到：论文学，我承认你很有成就，在同代人中也不是排在后面的。你是有些脾气的，曾经放过几炮，可能是会得罪一些人的。政治上也是可以的，但有点事情吗……领导有点含糊，维熙君可等不了领导措辞，说道：“我在政治上也没不合适的。听说有人又拿几年前的一次作家活动说事，这完全是莫须之有。中组部、中纪委都知道了，我并无任何违反党纪国法之行为。是的，也许我有些文章比较尖锐，但那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是出于爱，是恨铁不成钢，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一只大鸟应该有两支飞羽，一支是成就和成功的经验，一支是修正不足的教训，两支翅膀平衡了，才能展翅高飞啊……”领导耐心听取了维熙君的电话，表示要向有关人员再做查询。维熙君最后说：“请你不要有负担，因为我知道不可改变了才会给你去电话。”

王蒙先生知道后，在电话里对维熙君说：“是，你知道改变是不可能了，但你说出了你想说的话，痛快了！”

二

没有了党组成员，没有了主席团成员的维熙君彻底地轻松起来。他甚至再没有提过这回子事儿，高高兴兴地过自己的日子，一心一意地写作。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裸雪》、《酒魂西行》、《龟碑》、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下部的创作。编撰了《我的黑白人生》、《朝花夕拾》《从维熙自选集》《从维熙文集》等多部书籍。此外，还写了大量散文，杂文，随笔，纪实、游记、文论等文学作品。

李辉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老从的好处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陈忠实先生读后称之为：一次惊心动魄，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走向混沌》是维熙君以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与自己同时代同命运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生命轨迹的纪实文学。张光年先生读后来信说：“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无限光辉人物和事迹值得发扬光大；我们这一代经历的重大挫折和苦难也应当得到艺术表现。只有艺术地深情打动人心，才能发人深省，使人长记不忘，一代一代地感染读者，提高人们的觉悟。”  

写这本书时，为了弥补漫长岁月可能留下的遗忘，维熙君做了大量的回访和核实工作。在《走向混沌》的前言中，他写下了如下的文字：始自屈原在群奸的诬陷中溺水汨罗，司马迁遭宫刑后著《史记》，直到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文化人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读者大概不会忘记那秦桧也会诌几首歪诗，大汉奸汪精卫也曾披着文化人的外衣，他们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另类品种。也许正是由于两种文化都在繁衍生息，我在写此书时的格言则是：不求附和时尚，只求去伪存真。我想，凡是深爱我们民族，并为之奋斗的知识分子都应具有唯物主义的情怀。当然，我们回首我们曲折历史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沉重的；正是为了不重叠历史的喋血，我们才更应该对明天奉献出真诚。如果，当未来梳理并审视昨天或前天的历史时，发现这是一部无法取得的文学著作，那将归功于一代知识分子的付出。 

他在前言中还写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的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因而笔者青灯冷对写此回忆录时，没有美化知识分子部落群体及个人（包括自己）的笔墨。书中有关“煮豆燃豆萁”的章节，不仅可以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已然留下历史车辙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历史的“后事之师”。

《裸雪》则是一部纯情长篇小说。他在本书的《序》中写到：想写这部抒情色彩的散文体小说，已经很久了。1979年重返文坛后，我落墨的多是知识分子在风浪中的沉沦、毁灭、抗争、掘起。这是历史对我的馈赠，我理应把这种馈赠还给昨天并呈献给明天。当我再现这些昨日沧桑悲歌时，评论家称之为“文学井喷”，而我则感觉犹如杜鹃啼血。像一路重负的老骆驼，当他想寻找一块歇脚的绿茵时，我发现了我曾有过的童年。它无辉煌，更无瑰丽，却有着人生只能有一次的童真。

真正动笔时才知其难。思考在三，维熙君选择了老树俯视树下野花小草的视角，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再现了三、四十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平凡与自然和童心。

维熙君在开篇的第一章“指甲草”中写到：人的一生不知要做多少个梦。浑浊的，变形的；惊吓的，甜美的；具象的，朦胧的……唯有童年的梦，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小鱼摇尾而游，卵石五光十彩；睡莲托着粉腮遐想，浮萍随水缓缓漂流……

在我梦回摇篮的子夜，常常梦见在空中漫飞着的蒲公英，七色的肥皂泡。在梦中反复出现的，是菜园井台边上一簇簇指甲草。有时它绿绿的茎秆伸长了身子，一下变成了节节高的芝麻树；那指甲草上的嫣红花儿，霎时间变成了芝麻树上的蓝花花。

还有一只比指甲盖大不了许多的小白蝴蝶，翅膀一张一合的落到花心上。长着一圈圈毛纹肚子的小蜜蜂也常来凑趣，挤在白蝴蝶的翅膀下边，傻头傻脑的往花心里钻。

“它们在吃奶哩！”脑瓜顶上留着瓦片大一撮毛的我，呆傻的说。

“奶头在哪儿哩？”小芹睁大眼睛，蹲在指甲草旁边，双手托着腮仔细端详着……

维熙君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叫小芹的女孩儿。在北方重男轻女的农村，很不受人待见。只有这个小她半岁，却被她叫着的小哥，从来不欺负这个脸儿圆得像只揣足了气的皮球，一生气，一噘嘴儿，皮球变成尖嘴红石榴的小姑娘。

有一回，这两个孩子跟着大人进了村外的城隍庙。大人离开后，小芹又扑通一声跪倒在菩萨娘娘跟前。她噘着小嘴，嘟嘟嚷嚷地说：“菩萨娘娘，刚才我忘了说了，小哥娶我当了媳妇，过开家家后，您可得保我生个小子。我娘为生丫头挨了揍，我小哥也会为这打我耳光哩！”我又一次拉起小芹，帮她拍拍裤子上的尘土，认真地说：“你长大了，真当我媳妇，生丫头小子都行。我疼你，不会揍你。”

维熙君很看重《走向混沌》，我很喜欢《裸雪》。有一阵子，我俩就说：《走向混沌》是儿子，儿子是山。《裸雪》是女儿，女儿是河。

维熙君当过记者，记者看风景的眼睛是不是有别于常人我不知道。但常常我会纳闷，一样的景色，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时间，我看时会有唠叨，他并不多言，可等到他由此写出有景有情有见地的文章时，我总是感叹他的确能看到比我更多的东西。

大风天里，看见窗外大树上挂着的一块红头巾随风飘扬，他写出了《风标》。出门散步回来，他写出了《路边的棋摊》。雨天有一只受伤的白鸽，落在窗前歇脚，就有了《雨天，有一只白鸽……》。他坚持去路边的理发摊剪了几次头发，还拉着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外也去体会了一把，这又为“居京琐记”添了一篇小文。

90年代初期，与他相识不久的一天，他去海淀我家看望我。因为自行车在路上掉了链子，我赶回家时，他已坐在楼下的石凳上，和两位闲坐的离休老干部聊得欢呢。看见我时，思绪仿佛还在飘荡，忘了他此行的目的一般。后来他就根据这次聊天的内容，写出了中篇小说《伴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陈国星先生改编拍成了电影《聊聊》，还获得了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奖。

李国文先生曾对我说过：“维熙的散文写得很漂亮。”

有一回，应白冰先生的安排，我与他在漓江边小住。一天，我们到江边看景，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天气，江边竟有一只鹦鹉，一把伞，还有一条船和一个人。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便忙着去逗那只会说话的鹦鹉，根本没有注意到，维熙君和那个人在聊什么。回到北京，他就写出了很美，也很动人的散文《雨雾漓江图》——

雨霏霏，雾茫茫。雨雾好像是漓江头上的纱巾，一直笼罩在它美丽的面颊之上，与它形影不离。是不是因为朦胧诗另一种美丽诱惑之故，我不顾旅途的疲劳，走出江边的公寓，进入了朦胧的山水之中。因而，那江里的鱼舟、游船、以及江边的垂钓者，都成了朦胧诗里的一个个标点，在雨雾漓江的诗章中，挑逗着你手中的笔，把大自然的绝美编织成篇。

我漫步来到江边，想撩开雨雾的盖头，看看它的娇美。我很快发现那是一个幻想，就是借来济公活佛的芭蕉扇，也无法让漓江的雨雾消散，使山水变得清晰可读。自笑天真之际，只好向朦胧诗中的一个个黑色标点走去，希望把它们看得真切一些。如果灵感显圣，还真有可能把它串联成一首雨雾漓江图的绝美诗文呢！我先向最近的一个标点走过去，它圆圆的像是标点中的句号，我推断那是一把伞。等我走近了，才看清伞下空无一人。待我转身要离去时，伞下突然有稚嫩的童音对我问候：“你好——你好——”我弓下身，仔细寻觅，是一只伏在横杆上的鹦鹉，在江边上与我逗趣。

我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这一定是谁豢养的一只宠物，把伞放在这儿为它遮雨，说明主人离这不可能太远。但我等了一支烟的工夫，还是不见主人归来……

完全出于好奇，我点燃了第二支烟，在吞云吐雾中等待主人的出现。终于在漓江朦胧诗中，又出现了一个标点——那是一个破折号，顺着江心渐渐向江边移动过来。我从木桨击水的声音中悟出：那破折号是一叶小舟。这叶木舟上的摇桨人，一定是鹦鹉的主人。是它的主人有意安排它在这儿，以鹦鹉的语言来吸引游客吧。妙！这个奇思妙想，给这首朦胧诗，又增添了一个惊叹号！

果然，一叶木舟从雨雾中现身。一个低沉苍劲的男低音传入我的耳膜：“你是过江，还是游江？上船来吧！”

……

之后，我发现他的身条和脸一样瘦削，特别让我吃惊的是，他是个一走一歪的残疾人。

我告诉他昨天已经乘坐游船，看过景区了。 “随便你吧，沿江漂流而下，看看你撒网打鱼也行。”

“没有准确的去处，怎么定出船票的价钱？”他说。

“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不会宰客的。”我说。

“何以见得？”他笑了起来。

“你敢把鹦鹉放在江边，不怕人顺手牵羊拿走，说明你有大肚弥勒佛的大度和善良，这样的人，必然也会受到别人的信任。我就是其中一个。”

他听明白后，大声地笑了起来。那朗朗的笑声，惊飞了江边的水鸟，像是标点中的一串省略号，消失在漓江茫茫的雨雾深处。

也许是看维熙君是个好老爷子，他便告诉我们：他自幼残疾，被父母抛弃，是一对善良的摆渡老夫妇将他养大成人。老人走后，他不甘心吃“低保”开始了摇船生活。也因这只鹦鹉只有一条腿，他就低价买回来做伴了。

我沉默无语了。我不知道这个腿部残疾的摇船人和他那少了一条腿的鹦鹉，在这雨雾漓江上苦心经营一天，能有多少钱的收入。我想问问他，但嘴唇像贴了封条一般，怎么也没能开口。

……

待我回到公寓，脱去湿淋淋的衣服，站到玻璃窗前，希望能再看一眼那只木船的影子。不仅那船那伞不再是朦胧诗中的标点，连天水相连的漓江也变得若有若无了——漓江下起了滂沱大雨。

……

维熙君很重感情，纪念友人的悼文写有几十篇之多。文中真挚的情义和怀念，直戳人心。单听听那些追忆文章的名字，就难免让人感伤：秋风秋雨送达成、悼祖光、哭公刘、荷香深处祭孙犁，鲜花伴你远行是祭荒媒的、别了，江南秀士是忆文夫的……

《最后的微笑》是送林斤澜先生的。记得是2009年的一个下午，我陪同维熙君去同仁医院看望病重的斤澜先生。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们离开医院后不久，斤澜先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维熙君知道了，十分的伤感。他在悼文中写到：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了大拇指，既是对他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因为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他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脸上慢慢地现出了一丝笑容。我一下握住他的手，并轻轻地摇动着对他说：“还记得吗，1955年的冬天，我俩冒着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去北京青年恳荒队体验生活？距离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眨眨眼皮，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语，嘴唇颤动了一会，轻轻地吐出个“一”字来。我无法得知这个“一”字的含义，一直守在他床边的布谷帮我解读他父亲的话说：“我爸爸说你们是一辈子的交情！”我眼圈红了……

在文祭刘绍棠先生西行一周年，《蒲柳雨凄凄》的开篇，维熙君写到：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起笔来，写些祭悼他的文字。试想，两个结识了几十年，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晚年又有些许不同认知的友人，多少令人沉醉，多少令人心酸，多少令人心悸的往事，一块儿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的。

1988年，绍棠因中风住进了北大医院。维熙君闻讯后立刻赶了过去;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俯身到他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他摇摇头，嘴角蠕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

……

行文结尾时，维熙君写到：

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童年、青年的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每每当我读到这类文章，无论是见过或未见过逝者，总有些许感伤。维熙君写时，也难免动容。我几次想劝他不要再写此类文章了，终究没有开口。维熙君很惜别，他想用文字送他们远行。

这类文章，也为维熙君的作品增添了另一抹色彩。在他出版的七十多部文学著作中，就有了伟岸的高山，纵横的沟壑，涓涓的流水，还有他以讲究优美的文字为画笔，绘出的多彩画卷。

张洁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崇拜，爱情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

三

生活中的维熙君是位容易快乐的人。

一次我去银行办事，工作人员送给我一个光感太阳花。这个浅黄色的太阳花，总是追着阳光，打开它的花瓣。维熙君觉得很新颖，很好玩，一直把它放在书桌之上。写作累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这朵小花，向着太阳一张一合它的小小花瓣。

他会打乒乓球，七十多岁年纪时，常常换上运动衫，肩上搭块毛巾，去院子里和邻居打乒乓球。生活中的小不如意，随着他挥舞的球拍也就云消雾散开来。

看见孩子们在院子里玩球，他也得去踢上两脚凑个热闹。有一回，他竟然和孩子们玩上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张开四肢，做老母鸡状，护着身后的“小鸡”……孩子们乐了，称他为老顽童爷爷。他为这个称呼很是得意，上楼来告诉我，笑咪咪的等着我的夸奖呢。

通常，维熙君一天下楼两次取报纸杂志，顺便就在楼下与院子里的邻居聊天说话，他很乐意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家长理短，是是非非。他说那才是生活的本色，听起来稀疏平常，细琢磨人生的不少道理都在里面。

一天，总后勤部的王波先生，带了一位喜欢维熙君作品的朋友来看望他。那天来时，正赶上我们院子门前大堵车。这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先生，怕错过说好了时间不太礼貌，就打开了警灯，开进院来，却在楼下打听门牌号时，遭到了在院里闲坐邻居的盘问。邻居们说；“谁让你们开着警车来哩！我们得问清楚了，才能说呢！来看望老从可以，要是来抓他，我们可不答应！”虽是一段逗趣，维熙君知道后，特别地感动，“多好的邻居！”他说。

生活中，他爱打麻将，爱喝酒，养过蝈蝈，喜欢古典音乐，爱听京戏。

他爱唱歌，嗓音很不错。聚会时，常主动要求唱上一曲，献给家人或朋友。来了兴致，就我一个听众也不在乎，过把瘾就行。一天他对我说，“来段京戏咋样？”不等我应答，他就翘着短短的兰花指，挺着啤酒肚，轻移莲花步 ：“叫张生，你莫要担惊受怕，我快快地走来，你慢慢地爬……”边走边唱转着圈儿。立刻把我笑茬了气儿。可他不笑，还一本正经的说“别吵别吵，一句得唱好一会呢”。我查过百度，传统的戏文应是：“叫张生隐藏在在棋盘之下，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不知是他忘了词儿，顺口拈来，还是觉得稍有改动，更能体现红娘这小丫头的俏皮可爱。维熙君告诉我：年轻有空时，绍棠会带着他一起去天桥听戏。维熙君还是最喜欢程派青衣的唱腔。“是‘含’着唱的，像老酒。”他这样评价说。

比起民乐来，维熙君更喜欢古典音乐。每年电视里播放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他都会带着我收看。一边看，一边还充当讲解。

我这个年纪的人，因时机的缘由吧，对西方音乐知之甚少，听起来就很新鲜，他就更加来劲。“知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的是五声调式吧？知道为啥咱说‘五音不全，而不是七音不全吗’？”他卖着关子，然后耐心的告诉我：民乐和西方音乐很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音乐是七音阶，民乐少了4和7，是五音阶“也就是说，西方音乐是1、2、3、4、5、6、7。

民乐是1、2、3、5、6。”他一边哼着示范给我听，一边说：“‘梁祝’用的虽是西洋乐器，但因是民乐，所以是五声调式。”他还告诉我：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发现自己很有些音乐细胞。“要不是我的手太小，割开虎口也够不全钢琴的八度，我一毕业就去弹钢琴了。那就少了一个作家，多了一个钢琴演奏家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维熙君不经意为我打开的音乐世界，姹紫嫣红，陪伴着我，走过了他离我而去后的许多日月。

幸好还有音乐，我常常会想。

八十年代后期，张洁在《他不是一个难猜的谜》一文中写到：从苏州开会回来，火车上有一业余相士为从老哥看手相。人家刚说到“你这人太重感情……”他像被触动了心灵深处的隐私，立刻为业余相士一语中的本事所折服，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地眨巴着翻向天花板的眼睛，微微地撇着嘴角。熟悉从维熙的人都清楚，当他脸上出现这样形状时，他正在进行严肃的思考。

他马上自做多情地补充，以证实他确实很重感情，好像这个头衔无比风雅。

业余相士是位极善揣度的人，并有从一只跳蚤身上，分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的才能。人家根据他的片言只语顺藤摸瓜。他则更加走火入魔。我躺在上铺掩嘴唿噜而笑。这样的相我也会看，而且一骗一个准，便忍不住拿他逗乐。

他急扯白脸，结结巴巴地说，我信我信就是准就是准。他越急我越乐。

他爱急眼，而且，像他干所有事一样认真，急过之后并不记仇，老是为是否伤了对方而后悔，而忐忑不安。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可当时就是控制不住。

……

这那是文字，分明是张洁在为维熙君画像，就是把他画的有点儿傻。生活中的他，有时真是不太聪明。

一次，我陪他去协和医院开药。医生开完处方后，他去大门外吸烟等着我排队取药。当我走出门诊大厅时，看见他手里有一块玩具般的电子手表，有些尴尬的看着我。

“从哪捡了这块破表？”我问。

“是一个年轻人给的……”他答。

“为啥？”我很奇怪。

“我给了他200块钱……”

原来是一小伙子告诉他；因带母亲来看病，钱都花完了，没有路费，回不了家了，想用这表换200块钱买车票。

“骗子，你不知道吗？现在这样的骗术已不新鲜了！”

“也许吧……”他有些嗫嚅的说“万一是真的呢？”

“要是真的，你还要他这块脏兮兮的表？”我说。

“他一定要给我，我不拿着，会不会伤了他的自尊心呢……”

骗子的自尊心也要他去维护啊， 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原则，还作家呢！

可他不长记性。有回感冒发烧，每天都要去社区医院打针。一次去打针的路上，碰到一妇人拦着他，要卖给他一块狐狸皮做的围脖。于是，他针也不打了，回家拿了600块钱买下了这只围脖。等我下班回到家，他高兴地拿着说是给我买的。别说我从来不要这种东西，就是喜欢，也不会喜欢这只秃了毛的狐狸。他看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又要转送给一位要出国的亲戚。“听说那里很冷。”他殷勤的送着温暖。 “我要是戴着这围脖去了加拿大，动物保护主义者还不往我身上泼颜料啊！”亲戚哈哈地笑着。

1999年4月的一天，龙应台女士和陈丹晨先生在家里晚餐。说笑之间，龙应台突然问我：“你看上维熙哪一点了？”我竟脱口而出“傻！”大家都乐了。龙应台对丹晨说“太好了，丹晨，什么时候有个女人说你傻，你就找到真爱了！”

感谢维熙君娶我为妻，做过他的妻子没有遗憾。

如今，维熙君离开我已五个寒暑春秋。当时间将伤痛和难舍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时候，才有能力去回忆过往。可我还是会恍惚：维熙君只是下楼去拿报纸杂志……抑或，他只是在我的梦里来过？我知道，这种“恍惚”将始终伴随着我，直到生命的尽头。

最后，我想用维熙君的《秋赋》，来结束纪念我大先生的这篇文章。

秋赋 

别了春日的潇潇春雨，走了苦夏的天上骄阳；落叶无声的从树上飘落下来，在泥土上叠印出大自然的秋韵。

人生如同一丝游云，一片落叶；云雨天宇的相栖是短暂的，叶与树相依是匆匆的。惟其短暂，人生四季的秋时，才有了特殊的音韵。果实成熟了，在枝杈间露出了迷人的色泽；但那美丽的瞬间十分短暂，随着叶片的坠落，它告别母体的时刻已悄然来临。那是一种忧伤的别离，无论是醉红了脸的高粱，还是白了头冠的芦苇，它们从萌芽到吐穗，都经历了春夏季节的风吹雨打，待到了生命璀璨到极致的时刻，它们便到了与母体生离死别的日子。

树若有知是感伤的。

果实如有情也是恋眷的。

但是自然界的别离——无论是游云告别天空，还是果实坠离母树，在感伤的别离中，还蕴藏着再一次聚会的希望。记得儿时听过的童谣中，对自然界的生命循环，就有如下的描述：“长生不死的狗尾巴草，草籽随风满天飘，可爱鲜红大蜜桃，为它送情把核抛。”菜籽被风吹到四面八方，桃核被人们抛向新的地域，它们在秋天虽然死了形体与灵肉，但到来年，那桃核又从大地上萌发出树苗。各种草木经历了枯黄之后，再一次轮回生长，果实便在来年秋日，又一次炫目于枝头，因而那落叶与落果抒写的秋韵，是一首“长相思，永不离”的恋歌。

人类与大自然相比，感情的天平显然是倾斜的。母亲从分娩后代那天起，便盼着儿女们快快长大，期望男儿成为挺拔伟岸的山，女儿成为碧波粼粼娟秀的河。岂不知儿女们长大一天，她们就接近了秋日的一天。待儿女们像燕子出巢，飞向天南地北的时日，秋色也就染白了她们的发鬓。

我走在街上，每每见到白发染鬓的老人，总是想起果实坠地的老树，飞絮已去的芦苇。她们空了枝头，死了当年曾有过的美丽，像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云霞，田野四向飘零的落叶。但不同于云霞落叶的是，大自然不知疲倦的周而复始，而人类则无以例外地都要归到天宇的尽头。

那是寂寞的冬季，是白雪覆盖的荒原，如同一张无限大的冰床，他们静静的休眠在那银色的梦幻里，在咀嚼着往昔的欢乐之后，耸立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再生一次的美丽轮回，而是生者为悼念死者树起的墓碑。这是人类自身一首永恒的秋赋，“长相思 ，永别离”。我不知道贝多芬的《安魂曲》是不是写在秋天，但其中的每个音符旋律，都充满了秋色的悲凉。

惟其人生如流萤般的短暂，人类才更加珍惜生命自身。中国文化格言中，有许多是警示人们热爱生命的。比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曹孟德当年在江涛滚滚的赤壁吟唱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但是也写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诗章。这些格言和诗章，都是激励人的生命从有限向无限延伸，以不负来去匆匆的人生。

时至秋时，眺望窗外，在秋雨迷离中遥见枝头绿色调零；对镜自视时又见发鬓添霜，便有感而发，涂此秋赋短章，用以自勉自励。

在此，我想感谢所有关爱帮助过我和维熙君的亲人和朋友、感谢喜欢维熙君作品的读者，谢谢你们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