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港纪念碑
在如今的上海浦东新区老港镇临近东海之滨的一块土地上,矗立着一座耸入云天的纪念碑,这是为纪念六十多年前成功发射中国首枚探空火箭T-7M而建立的。
1960年2月19日,上海机电设计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研制成功中国首枚探空火箭并成功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火箭发射“零”的突破。
令人遗憾的是,探空火箭发射地南汇老港(后划归浦东新区)曾被淹没多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历史鲜为人知。
1986年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对这段“秘史”有着这样的记录:
“T-7M火箭的简易试验发射场,位于上海市南汇县老港镇东两公里的平坦土地上,东临东海,人烟稀少。”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九日,T-7M火箭完成了临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竖立在20多米高的发射架上。火箭点火后,沿着发射导轨迅速起飞,直冲云天。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发射成功,是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

T-7M探空火箭
毛主席勉励说:“8公里也很了不起”
我国第一枚T-7M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后,同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柯庆施、杨尚昆等陪同下,专程前往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新技术展览室参观了该火箭,并在参观现场留下了一幅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毛主席生前唯一一张视察航天产品的照片。毛主席视察探空火箭那天,距首发T-7M发射成功仅3个月。

1960年毛主席视察探空火箭
上世纪50年代中后叶,自从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后,毛主席就十分关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听说T-7M发射成功后,自然非常高兴,正好利用在上海视察的机会,他要亲临现场看看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探空火箭是什么样子的。
那天在参观现场,为毛主席担任解说的是探空火箭发动机主任设计师潘先觉。在参观中,毛主席从他口中得知这一探空火箭是在没有外国专家指导,也没有实物样品和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一批20来岁的年轻科技人员自己摸索干出来后,连声称赞说:“好,好,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们在实践中学习和创造,干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你们就等于从火箭大学毕业了。”毛主席还兴致勃勃地问:“这一火箭能飞多远?”潘说:“8公里。”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8公里,那也很了不起呀。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毛主席一边说,一边很有气势地挥动着他那双巨手。毛主席的一番热情勉励,让年轻的航天人无比激动,他们都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用更加出色的航天成绩报效祖国。
在那个年代,能搞出探空火箭对国家高层的震动很大。除了毛主席,其他中央领导和国家领导人对探空火箭的研制也高度关注,其中包括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等,先后来上海视察上海机电设计院或参观探空火箭产品,并对这批年轻人搞出来的探空火箭给予高度赞誉。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更是对探空火箭的研制和发展给予了极大支持。正是因为聂帅的力主,使得上海机电设计院(前身为中科院力学所1001设计院)从北京搬迁到上海,利用上海较为扎实的工业基础和人才集聚优势发展探空火箭事业。
1960年4月18日,聂荣臻在钱学森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上海江湾机场一座旧碉堡内,观看探空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试车。碉堡里面黑乎乎阴森森的,脚下也是高低不平,现场环境很不好。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发动机点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那座旧碉堡的保护措施也不健全,聂荣臻和钱学森这两位“大人物”亲临现场,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发动机点火试车成功后,聂帅鼓励参试人员说:“你们虽然不是发动机专业出身,而且试验条件也很简陋,但搞得不错,成功来之不易。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早日成为火箭发动机领域的专家。” 钱学森则意味深长地说:“我在美国搞火箭推进实验也是这样搞的,说明我们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差。”两位领导的一番褒奖之词,让在场的年轻人倍受鼓舞。作为中央领导和大科学家,如此亲力亲为,令人在场的科技人员非常感动。
神秘工程在黄浦江畔悄然展开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航天事业在奠基人钱学森的带领下悄然起步。当时一批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响应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满怀一腔航天报国热情,聚集在黄浦江畔,开始了一项神秘的航天工程。
众所周知,发射卫星首先必须解决运载工具问题。而当时国内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专业人才严重匮乏,根本不具备搞大型运载火箭的能力。那时正处于大跃进年代,大家渴望一下子就搞出大火箭,在短时期内将卫星发射上天,赶上苏联和美国。但钱学森却根据当时国情,提出降低目标,从研制探空火箭起步,应该说很有前瞻性。其间,钱学森给机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艾丁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搞“小型化、比较简单的火箭,在国民经济、在国防建设、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很有意义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应该改变原来计划,建议从小型火箭起步,火箭推力限制在3吨以下,使用一般的推进剂,并且不装复杂的控制系统,这样现有的人力可以基本上胜任。”
在钱学森的顶层策划下,他们决定先从研制小推力的探空火箭入手,逐步掌握工程经验后,再向大型运载火箭进军。根据钱学森的意图,主要通过探空火箭工程的实施,锻炼和培养一支航天技术人才队伍,为今后航天事业的大发展积蓄工程经验和专业人才。
于是,机电设计院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研制一种推力不大于3吨、采用常规推进剂、飞行高度在100公里以内的小型探空火箭,将此定名为T-7。为锻炼队伍,他们先搞一个比T-7缩小一半的模型火箭,命名为T-7M。该火箭自重75公斤,可携带19公斤有效载荷,以硝酸和苯胺、糖醇混合液作为推进剂,推力为226公斤,加上固体助推器后,发射高度可达8~10公里。另外,火箭头、体分离后,可用降落伞对回收舱进行回收。
由于这一目标任务比较切合实际,也符合当时机电设计院的经济状况和人员结构,所以这一务实的科研任务立即得以确定。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齐全。探空火箭外形和体积虽小,但工作原理与大火箭基本相同,内部构造同样十分复杂。而当时国内除了钱学森,谁也没有见到过火箭,更不要说设计和制造火箭了。据老一代航天人回忆:参与T-7M研制的这支队伍十分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4岁。虽然年轻,但他们热情高涨,激情燃烧,满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那时他们的条件十分艰苦,设计和加工手段也非常落后,如计算火箭飞行弹道,他们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计算一条弹道,光打印纸堆起来就有半人多高。一天24小时连轴转,要算四五十天才能完成;对于火箭贮箱的耐压设计,因为没有仿真设施,只能通过一次次现场爆破试验来验证,危险性很大;没有现成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他们就利用江湾机场内的一座旧碉堡加以改造后进行;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机构,他们用一只小台钟经过改装后制成;而火箭点火装置则利用普通小电珠内的钨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用以启动发动机的爆破阀用的关键器件——爆破薄膜,技术要求相当高,薄膜铣削深度公差在0.005毫米内。在杨南生的指导与鼓励下,两位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大胆实践,花费一个半月时间,设计出几十种方案,经过700多次试验,最后终于拿出了合格产品。
当时试制工作需要一种软磁材料(工业纯铁),其寻找过程也颇费周折。这种材料的特性是一通电磁性很强,一断电就几乎没有磁性。为了找到这一特殊材料,他们跑遍了上海所有的钢铁厂和有关材料研究所,都没能找到。后来一家研究所同意试制,但却开出难以接受的条件。于是他们继续寻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在某单位找到了60多公斤的纯铁材料。可是该材料直径只有30毫米,而他们需要的是50毫米以上的棒料。于是又费了好大劲,把这批细料镦粗后才派上用场。
由设计师陈天仁负责的感应式角度传感器改装,让他在困境中深深感到协作单位大力支持的难能可贵。因为改装技术变动很大,他对陀螺框架以及制锁机构凸轮等都进行了重新设计。图纸出来后,由于精度要求高,按照常规方法难以加工成型。于是他们求助于当时行业内精密仪表加工水平最高的上海仪表厂。厂方领导听说是火箭上用的产品,高度重视,派了一位八级钳工师傅参加试制工作。这位钳工师傅果然不负众望,与设计人员一起攻克许多工艺难题,并用不少土办法解决了传感器特性的测试问题。经过群策群力,一个具有自由陀螺功能的研制样机终于诞生了。
就这样,第一代航天人用“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可贵精神,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据当年参与探空火箭研制的老同志钱家正回忆,那时老港别说吃住条件简陋,就是工作条件也极差。他们建设发射场时,什么设备也没有,建材是利用小火轮开进老港河道,然后一帮“秀才”依靠人拉肩扛搬入农田,搭建起20米多高的发射架。发射火箭时,连个电源也没有,需要几位科技人员互相轮流用脚踏发电机来发电。给火箭加注燃料,用的是家用自行车打气筒来加压。发射火箭的倒计时器,是用一只小闹钟里的发条改装的。而在发射现场的指挥员,则拿着一只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老港做试验待了好几天。等试验完毕收拾行李铺盖时,竟发现席子底下竟爬着十几只长满百脚的蜈蚣,令人汗毛起竖,感到非常后怕。
机电设计院老同志蒋佩芳回忆,老港发射场的设备简陋,生活也很艰苦。记得首次发射的前晚,天气寒冷,飘着小雪,王希季总师(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被评选为院士)仍然在室外借助汽油灯光全神贯注检查待发射的火箭。我清楚地看见他的鼻孔下挂着因寒冷流出的清水鼻涕,而后又逐渐冻成了两根小冰柱。而他连哈口气都顾不上,依旧专心致志地检查。当时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奉献和敬业精神可见一斑。王希季这种忘我投入、爱岗敬业的精神,激励着全体人员。

王希季
一切安排就绪以后,首次发射是在1960年1月25日进行的。点火时,由于管道和推力室连接处震裂,使得推进剂流出并在发射架上燃烧起来,导致发射失败。他们采取了措施改进后,2月19日再次组织发射,终于获得了成功。
后来,他们又组织了多次T-7M火箭的发射,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等都曾前往老港发射现场观摩。
在那个年代,探空火箭的成功虽然令人鼓舞,但鉴于保密原因,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宣传,科技人员在“隐姓埋名”中悄悄干着“惊天动地之事”。因而,探空火箭发射地南汇老港也被淹没了许多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鲜为人知。
艰苦创业让老港发射场初具规模
探空火箭研制成功后,必须通过发射来验证火箭的性能。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发射肯定不行,再加上任务性质具有保密和安全等要求。为此,他们决定在上海郊县偏僻的海滨区域选址。于是设计人员在当时常务副院长杨南生的率领下,骑着自行车在川沙县和南汇县两地的海滨地区反复进行实地勘查,最后选定南汇县老港镇东南3公里处海边的一块滩涂作为发射场,并设立临时军事禁区。紧接着,发射场的基本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20多米高的发射架由上海柴油机厂负责设计和建造。发射架建好后如何运到现场,也颇费周折。因为老港周边没有象样的公路,发射架陆路运输方案行不通。最后他们利用上海柴油机厂内的江边码头,把发射架装在小火轮上,沿黄浦江先运到南汇码头,然后再转移到一艘木船上,雇佣当地船工把木船摇到老港发射场岸边,再用两台卷扬机一点一点牵引,一众人马费了好大的劲,最后终于将这一庞然大物安装到预定位置。
在那个大跃进年代,人们的干劲十足,几乎把一天当作两天用。老港发射场的建设工作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大功告成,可见人们的冲天干劲。虽然人们的干劲很大,但基础建设毕竟跟不上,用现今的眼光来看,发射场的设施几乎简陋得一塌糊涂,根本难以具备作为发射场的起码条件。如一台发电机组是借来的,四周用芦苇席围起来遮挡一下,就算是一座很不错的“发电站”了。发射控制间实际上是一个掩体,他们用装满泥土的几十个草包堆积而成,简直就像战争年代的土地堡。那时没有步话机等通讯联络工具,现场指挥员只得拿着一只铁皮卷成的话筒,扯着嗓子大声高喊。距离稍远或风大时对方听不清,喊话者还必须借助手势进行指挥协调。因没有专用的推进剂加注设备,参试人员只能用自行车打气筒一下一下地把推进剂压进火箭贮箱。就这样,通过大家的一番努力,终于使得老港发射场具备了最起码的硬件设施。

科技人员用打气筒为火箭加注

聂荣臻钱学森在地堡内观看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
据当年上海机电设计院老同志崔晓翔回忆,南汇老港发射地原是一个海边小渔村,四周有小河围绕,仅有一座小桥与外界相通,交通十分不便。老港海边没有公路,装载产品的卡车只能在狭窄的海堤上慢慢行进,人在车上提心吊胆,唯恐卡车翻下海堤。到了村边,主要的设备还得用人力装卸搬运,再用竹排运到河对岸。那时的生活条件很差,每次执行任务都要自带行李铺盖,登上人货混装的卡车,连火箭上用的化工燃料也装在车上,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车上燃料烧伤过随车人员事故。那时的工作室利用的是当地农民的草棚棚,墙壁斑驳,四面漏风。仪器设备就搁在农民的饭桌上。而我们的食宿也都在陋屋里,晚上没有床就在泥地上铺上一层稻草打地铺。
虽然那时的生活很艰苦,但从未吓退年轻的铸箭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当逃兵。1960年2月19日,伴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火箭尾部喷射出一串白色的烟柱,迅速飞向蓝天。成功了!成功了!在场所有的参试人员都激动无比,纵情欢呼,相互拥抱,发射现场顿时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探空火箭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
钱学森在得知探空火箭成功的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决定亲赴南汇老港去察看发射实况。1960年4月29日,钱学森陪同张劲夫等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老港海边发射场,儒雅谦和、敦厚低调,几乎没有一点大科学家架子的钱学森走进年轻人中间,与他们一一握手,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研制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机电设计院老同志李大耀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当日下午3时半左右,我们突然看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向我们走来。我在大学里学习空气动力学时已经知道钱学森教授是机翼理论中“卡门——钱近似”公式的奠定者之一,这次在发射场能见到这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感到激动万分。钱学森与年轻人嘘寒问暖,关切地询问探空火箭发射前的有关情况,并对我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给予勉励,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不断攀登科技新高峰。

钱学森在老港发射场与大家交谈

钱学森在老港与发射人员合影
钱学森那天观看的是T-7M004火箭的发射。一切准备就绪后,伴随着一阵口令和火箭尾部喷出的一道白烟,只见探空火箭像一条腾空的蛟龙直飞蓝天。数十秒后,天空出现了一朵白色的伞花,携带着回收装置缓缓飘落。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现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钱学森、张劲夫与大家一起聚集在发射架前合影留念,见证探空火箭的又一次发射成功。
老港简易发射场自1960年1月投入使用,至1961年6月停止作业,总共进行了12次T-7M探空火箭的发射。随着探空火箭飞行试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综合考虑安全、保密等各方面因素,觉得上海作为繁华的大都市,确实不太适合发射探空火箭,再加上后续研制的T-7火箭比原先的T-7M体积大得多,发射高度也高得多。于是,上级决定将探空火箭发射场转移到更加偏僻的安徽广德山区。那里建成后叫603发射试验站(由于1960年3月份实施广德发射场建设计划,故代号叫603)。到了1961年中期,老港就不再发射探空火箭了,发射场逐步废弃。从此,探空火箭发射主战场移师到了广德603基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美蒋高空侦察机经常侵犯大陆领空,党中央对上海的航天型号任务作了重大调整,即今后以研制生产防空导弹为主。于是,上海机电设计院逐步结束在上海的探空火箭研制,于60年代中期整体搬迁到北京(一部分科技人员留在上海机电二局搞防空导弹)。
在经历了一系列体制变革后,机电设计院最终成为七机部(即航天工业部前身)下属的508所,专门从事卫星和飞船的回收工作。
如今回首探空火箭研制和发射历程,虽然只有短短七八年时间,在整个航天发展史上只能算一个“辉煌瞬间”,但成功的意义却不可小觑。正如王希季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十分感慨地说:“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支队伍是在外国人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没有人可提供现成资料的情况下,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大胆创新,直到逐步掌握了整个探空火箭的研制、发射全过程,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早期的航天工程研制队伍。尤其从掌握一定系统工程经验方面来说,通过探空火箭研制的历练,使我们有了系统的观点、系统的策划、系统的考虑、系统的抓总能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说探空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一点也不为过。”

作者游本凤与王希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