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从外滩的“和平饭店”开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空间辐射到上海的南京东路、黄河路、进贤路……时间延伸到九十年代中期;剧情讲述的是上海改革开放时期的人物命运……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熟悉的。
《繁花》的标志地:外滩源和南京东路掠影
外滩一带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南京东路一带的国际饭店、金门大酒店,都是上海有名的老饭店,也是《繁花》那个年代重要的外事接待大饭店。那时,我陪同外宾在外滩游览参观,到了午餐时间会去东风饭店或和平饭店吃饭;欢送外国代表团离沪之前,通常会陪外宾到北京东路的友谊商店购物,然后到和平饭店用餐;陪同外宾在南京东路一带游览,午餐或晚餐会安排在金门大酒店。

作者与女儿1998年夏摄于上海外滩
和平饭店往事
上海作家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繁花》,于2023年被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搬上荧幕后,一时火爆上海。位于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是电视剧《繁花》的主要取景地,《繁花》中的精彩故事也是从和平饭店开始讲起的。
外滩19号至20号是和平饭店,分为南楼和北楼。南楼原为“汇中饭店”;北楼原名“沙逊大厦”,被誉为“远东第一楼”。关于和平饭店的趣闻,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和平饭店是上海第一幢安装电梯的大楼,大楼建成之初就配备两部奥蒂斯牌电梯。
在和平饭店拍摄过的电影多达40多部:《永不消逝的电波》、《听风者》、《阮玲玉》、《小时代》等。
与和平饭店有关的历史名人数不胜数:孙中山在这里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这里举行了订婚典礼……
和平饭店有个博物馆,有百年历史,收藏了很多名人的相关物品,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
和平饭店的九楼空中花园可谓是上海最美的露台。
和平饭店的“九霄厅”颇有名气,这个宴会厅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政要。
和平饭店有一支老年乐队,平均年龄已80多岁,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支老年乐队很受外宾青睐,底楼的爵士乐酒吧是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京东路一侧的和平饭店一楼曾有一家外贸服装店,专卖出口转内销的大尺码欧版服装。
总之,和平饭店不仅伫立在上海具有象征意义的外滩而富盛名,而且建筑历史悠久投射出不同时代的光影让人回味无穷。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平饭店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九霄厅”和“老年爵士乐队”。
和平饭店南楼的“九霄厅”是著名的VIP宴会厅,克林顿等许多世界名人曾在这里就餐,我也曾在这里接待过东盟等国的重要宾客。此外,某外资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在和平饭店“九霄厅”参加宴会时,吃得太饱,肚皮吃撑的笑话也让我难忘。这个故事我将另文详述,在此不多赘叙。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在和平饭店底楼酒吧厅有个“老年爵士乐队”。这个老年爵士乐队的历史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当时乐队成员还很年轻,他们都是和平饭店酒吧厅的爵士乐演奏者,或是爵士乐爱好者,会摆弄长号、黑管等乐器,是常到酒吧演奏爵士乐的“老克勒”。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爵士乐队成员几乎都是70多岁的老人。那时我曾陪同外宾来到和平饭店底楼的酒吧厅,观看过老年爵士乐队的演奏。虽然“老克勒”们都已一把年纪了,但他们依旧“头势清爽”(沪语:发型整齐),衬衫整洁,打着领结,穿着吊带裤,皮鞋锃亮,丝毫不减当年派头。
当音乐响起,灯光幽幽的酒吧乐池中传出爵士乐老曲子,弥漫出老上海特有的海派味道,加上老乐手们随着乐曲微微摆动的身姿,真叫一个“嗲”,引来那些拿着威士忌刻花玻璃酒杯的老外们阵阵喝彩。
和平饭店是上海的一张名片,而老年爵士乐队则是和平饭店的一张名片。
大光明电影院和黄河路
说起大光明电影院东面的黄河路,我记得“功德林”素食馆,而且这个记忆与大光明电影院分不开。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还在杭州工作,是单位里的“年轻同志”,上级派我和两位上海籍老同志来上海出差。星期日下午,两位老同志带我逛南京东路,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宽银幕的外国电影,电影名好像叫《斯特凡大公》。那年头,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将开始,外国宽银幕电影已经开始流入我国,票价不菲。
一到上海,我就发现两位老同志举止奇怪,变样了。他们换上崭新的干净衣服,穿上压出裤线的笔挺裤子。在外地时,大家都穿着“老头鞋”(当年大众化的一种布鞋),可到了上海,他们立马换上了皮鞋。那天,我跟着他们来到南京东路/黄河路口的“大光明影院”,开影前,父母家在上海郊区的老同志拿出一把小梳子,使劲儿把自己的头发梳成“三七开”分头,但他的头发横七竖八不服贴,他便自己跑进卫生间,用水抹平了头发。见他从卫生间出来,头发一根根地贴在头顶上,我大笑不止。
看完电影后,两位老同志领我到黄河路的“功德林”餐馆,请我品尝素食菜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素食餐馆吃饭,饭菜很香,很开心。
“功德林”餐馆于1922年创建,自1932年起至1992年,在黄河路43号开了60年,鲁迅曾在这里宴请过宾客。1992年前后几经波折,餐馆搬到南京西路。直到2012年,“功德林”90岁生日之际,才在黄河路复开新店。如今,我们全家还会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也买“功德林”的月饼,但黄河路很少去,偶尔拐进黄河路,看不到当年那个情景了。
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特定景观,上世纪的黄河路留下了繁花似锦的岁月履痕,多么希望黄河路再次繁荣热闹起来!

作者1994年12月出席某外资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开业典礼
《繁花》的进贤路:岁月钩沉令我怀念
观看电视剧《繁花》,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往事,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剧中“夜上海”餐馆的所在地——进贤路。那时,我家住在离进贤路很近的茂名北路/延安中路一带。以延安中路分界,茂名北路属静安区,茂名南路属卢湾区,进贤路靠近茂名南路。电视剧《繁花》里的“夜东京”是文学作品虚构的,真实的进贤路并无“夜东京”,但的确有几家不错的小饭馆。记忆深刻的是那家“蘭心”小餐馆,饭馆不大,但整洁美观。饭店位置好,藏在小街里的饭馆虽不拥挤,却也络绎不绝,热闹兴旺。
“蘭心”小饭馆
第一次去“蘭心”吃饭,缘起我在茂名南路上遇见了老校友吴先生。在大学时他高我一个年级,那天他请我在“花园饭店”吃饭,我们聊了各自毕业后的经历和工作情况。“花园饭店”定为日本在沪独资经营的大饭店后,由日本大仓集团(日本著名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吴先生时任“花园饭店”副总经理。这天,吴先生得知我正在从事日元贷款项目(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利用日元贷款建设“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的项目),项目双方常在“花园饭店”举行研讨会和宴会等,他高兴极了,说定会鼎力相助。
不久,北京的老同学来上海找到我,我和老同学十多年未见,他来家看我,中午就近请他去进贤路的“蘭心”吃饭。我们落座在“蘭心”临街靠窗的小桌旁,窗外阳光明媚,窗前梧桐树,街上不时走过行人。我点了几样上海本帮菜,菜的味道不错,很合我们口味。印象深的一道菜是“划水”(鱼尾),好吃,后来每次来“蘭心”我都点这道菜。
北京的老同学在上海逗留两天,办完事要南下深圳赴任某外企厂长。临走前我们汇聚在茂名南路的“花园饭店”,吴先生作东,为北京的老同学饯行。那个年代,我们都还年轻,工作很忙。正如有人评论《繁花》里的人物:“披着‘繁花’的外衣,各走各的路,各忙各的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闯荡,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但都在经风雨、见世面,历练成长。
“西泉澡堂”
在茂名路以东/进贤路东面有个澡堂,名叫“西泉澡堂”。去那儿洗完澡,就近去西面的小饭馆吃些点心。讲起进贤路的那家澡堂,又有另外的故事。
那时家中没有洗浴设施,就去进贤路的澡堂洗澡。澡票开始是2角钱,后来涨到了5角钱,再后来1元、2元……买了澡票,手腕上套个存衣箱的钥匙圈,走进淋浴室,在热气腾腾的淋浴喷头下洗个痛快。结婚后有了孩子,每到周末就带着幼小的女儿去进贤路澡堂洗澡。
澡堂里有位东北籍女服务员,面容清秀和蔼,人称王阿姨,对我们母女俩很好。冬天洗澡,人多,有时没有存放衣物的箱子了,只好把衣服放在浴室外的长椅上,王阿姨热心地帮助我们母女看管衣物。王阿姨是北大荒知青的妻子,跟随上山下乡的上海籍丈夫返城来到上海。那时我女儿小,冬天去洗澡,王阿姨就让我先把女儿洗好了送出来,让我马上再进浴室接着洗,她帮着给我女儿穿衣服,这样我们母女俩都不会冻感冒。等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女儿已穿戴整齐在等我。过了几年,家中安装了热水器,就不再去进贤路的澡堂了。可不知为什么,我经常想起那个澡堂,想念王阿姨,不知她后来怎样了。
夏日的傍晚,进贤路东头的弄堂里,人们吃罢晚饭后,三三两两地来到街边纳凉。一杯茶,一把大蒲扇,一个小凳子或一张躺椅,有人说笑,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听收音机,也有人打扑克,好一派纳凉的大阵容。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空调了,老进贤路东边那一带也早已拆迁改建,这种集体纳凉的阵势再也看不到啦。
唉,想起进贤路,想起那些小饭馆和大澡堂,想起曾经在老静安区居住过24年的日日夜夜……我很怀念逝去的岁月。有时我想:到底是什么使我怀念老住区?是老房子?还是老街道?其实就是那股浓浓的市井生活的人情味。
《繁花》年代的纪念品:友谊商店花絮
繁花年代,涉外接待、外事活动特别多。
说到外事活动,不得不提及当时设在北京东路40号(近圆明园路)的“友谊商店”。友谊商店是上世纪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道风景线,是我国最早专门接待外宾和外籍人员的涉外商店。改革开放早期,外籍人员通过“兑换券”在友谊商店和指定的免税店购物,外事活动常与友谊商店打交道。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是上海友谊商店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营业员都在努力学习外语。我曾被商业局请去办班,向友谊商店的年轻店员们教授日语。
上海友谊商店的前世今生,大体如下: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为了适应外国友人、国际海员、华侨的需要,国家贸易部下文:在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城市设立高档消费品商店。1952年10月“上海一百”在上海大厦内设立供应站,后改名“国际友人服务部”。1958年2月26日在南京东路的慈淑大楼二楼,正式建立“友谊商店”。1970年1月上海友谊商店迁到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1984年11月,新建的友谊商店总店6层大楼在北京东路40号落成。
以下讲两个繁花年代我与上海友谊商店的故事。

作者1998年10月于上海外滩(背景为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
故事一:贺年卡的友谊
1995年我借调在某日资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曾陪同该公司集团总部一位董事成员和田先生逛友谊商店。这位董事先生买了许多真丝衣服,最后非要买一件400多元的女式花色图案的真丝上衣送给我,感谢我一路陪同翻译。我不要,也不太喜欢那件衣服的花色,但他不由分说就让售货员按我的身材买了下来,硬塞给我。我要付钱,和田先生生气了。友谊商店的售货员见状,忙用上海话悄声对我说:“可以回来退掉。”送走日本客人后,我连忙返回友谊商店,退掉这件真丝衣服,进账400多元。我用这笔钱给事务所的同事们买了咖啡和蛋糕,大伙儿很开心。
没想到这位董事先生对上海的印象极好,对友谊商店、对我的印象很深,他回到东京后专门给我寄来一封明信片表示感谢,说在上海友谊商店买的真丝衣服她夫人很喜欢,很满意,很高兴(日语用了三个“とても”)。我对他寄给我的明信片也很喜欢,明信片是用日本传统工艺“和纸”制成的,很漂亮,洋溢着浓浓的“和风”气息,成为我的纪念品。
到了年底,快过新年时,我又收到和田先生从东京寄来的“和风”明信片,我所在的事务所所长见了直呼“不得了”。董事先生是所长的“大老板”,所长没有收到老板亲笔写给他的贺年卡,而我这个“助理”却收到了,他既惊讶又高兴。所长专门请我陪同他和夫人一起去友谊商店购物。此后,东京总部来的董事会大老板,所长都叫我去接待和陪同。可能是各位来自东京的老板对我印象好,很快,我在这家大公司总部(尤其在国际部)颇有一些“人气”。后来,下属公司的总裁来上海也指名道姓要我接待,我常陪同他们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大约过了十年,我已调回国有企业,负责所在公司的外事工作。这时得知:当年我接待过的那位和田先生曾任那家日本大公司集团企业本部部长、兼任控股公司重组筹备室室长,后已升任控股集团董事长。
2005年9月我陪同中方上海公司总经理赴日本考察爱知世博会,然后赴东京走访几家有业务合作关系的日方公司高层,这家日本公司也在拜访计划中。日方安排了与中方有合作关系的分公司总裁与我方领导见面,我方是央企地方公司总经理,对方是集团公司的分公司社长,对等的接待礼仪完全没问题。
但是,这家日本大通信公司不仅具有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而且富有现代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对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影响较大,我国原邮电部乃至后来的信息产业部及各地电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都很重视这家外资公司业务升级换代和组织架构重组的经验。为了学习,我方总经理希望拜访这家日本公司控股集团的董事长,以便全面了解该集团重组后的最新情况。
对于中方这个提议,日方分公司感到为难,因为他们不敢贸然打搅上级集团董事长。我只好给日方控股集团的和田董事长写了一封信,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我方总经理希望拜访他的意图,附上当年作为纪念品收藏的和田先生赠我的明信片和贺年卡的复印件,请日方分公司总裁转呈集团董事长。
很快,和田董事长的秘书给我们回话了:董事长期待在东京和我们一行见面,将会安排时间和我们喝茶交谈。果然,我们抵达东京后,董事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亲自介绍了该集团公司整体重组的最新情况。想起当年我把他在友谊商店送给我的衣服退掉的事,我有些不好意思。还好,董事长不知道这事,倒是说起他还记得我回复给他的贺年卡,那是一个中国娃娃抱着大鲤鱼的“中国风”贺年卡,我在贺卡上用日语说明了中国民间过年的习俗:“有鱼”=“有余”,是吉祥的意思,他印象深刻。
和田先生说完哈哈大笑,我们总经理听了也大笑起来,对我说:“多亏你当年的贺年卡外交,才有我们双方今天的愉快会面。”
“合作快乐!”双方人员合影留念。
故事二:南美的传说故事
关于友谊商店,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是我回归国有企业后担任外事工作的一个经历。有一次,我接待了来自哥伦比亚某矿业机械大老板夫妇,他们的女婿是委内瑞拉某政府部门的官员。老板夫人利用丈夫和女婿与中方公司谈判之际,要上街购物,我陪同她来到友谊商店。
这位夫人要买很多礼物带回南美,准备送给她的朋友们(南美地区各位大老板的夫人们)。她选中了中国丝绸睡衣和各种勾花、绣花台布,一口气花掉了价值十万多元人民币的外汇,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大数目。她还说离开上海之前,一定要让丈夫来友谊商店再买些中国的工艺品。这天,她的随员(华裔翻译)嘴就没停,可真累坏了。他们的到来可把友谊商店的店员和部门经理乐坏了,他们不停地感谢我带来了贵客。
我没想到这位夫人出手如此大方,为我们上海和友谊商店做出了大贡献,我也很高兴。然而,我更高兴的是这位夫人很健谈,她请我喝咖啡,还向我讲述了哥伦比亚著名的“富拉特纳”绿宝石的传说故事。
哥伦比亚的绿宝石大部分来自首都波哥大(BOGOTA),其中木索地区的绿宝石产量最多,品质最好,被称为“富拉特纳”。在哥伦比亚有个古老的爱情传说,稀世之宝“富拉特纳”绿宝石冠名“女神的眼泪”,就来自这个古老的传说。木索人相传:从前这里有个保护神名叫阿莱,他是土地的创造者,也是木索人的缔造者。一天,阿莱来到圣河卡拉雷,用泥捏了两个偶人,女子取名“富拉”,男子取名“特纳”。阿莱把偶人放进河里,清澈的河水赋予了这两个偶人生命,他们就是最早的木索人。阿莱教他们耕田,织布,制造陶器以及如何抵御野兽的袭击,给了他们无限的自由,让他们永葆青春。阿莱一再强调:“享受这一切的条件就是两人永远相爱,忠贞不渝,否则将受到严惩。”
日子在平静中度过,富拉和特纳幸福地生活,繁衍后代,他们创造了木索的繁荣。但是,有一天,一个叫萨尔比的异族青年为了寻找奇花来到木索,在富拉的帮助下找到了奇花。他们俩走在山谷中,富拉禁不住萨尔比的甜言蜜语,与他坠入爱河。伤心的特纳削尖木棍用力刺穿自己的胸膛,也同时刺向富拉。爱人的鲜血和身体的疼痛让富拉悔悟了,她的哭声打破了山谷的幽静,化成团团飞舞的蝴蝶,她的眼泪在阳光下变成一座座绿宝石山。
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类采用自然界物体来象征和比拟爱情的手法竟也是东西方何其相似。哥伦比亚爱情故事中的人偶、鲜花、蝴蝶,与中国的爱情传说多么相似:阿莱用泥偶创造木索人与女娲造人多么相似;“女神的眼泪”化作长满奇花的绿宝石山,“富拉特纳”化作团团飞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异曲同工!爱情传说超越语言、宗教、时空,跨越千山万水,在世界各地找到知音。
这个富有南美风情的爱情传说故事很感人,后来我将它写入我的散文《山峰,爱与美的传说》 《人偶,鲜花,蝴蝶,宝石,与爱情故事》,在报刊上发表,成了我的纪念品。在友谊商店的外事活动,为我和外国友人创造了文化交流的机会。繁花似锦的年代,友谊商店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友谊商店曾在南京西路(近青海路)和延安西路“上海展览馆”(原“中苏友好大厦”)西楼,开设过分店。以上两家分店后来撤销了。2003年因“外滩源”建设需要,12月友谊商店搬迁到金陵东路/江西路。2006年1月又搬迁到曹家渡/长寿路1188号。2011年再次迁到普陀区真光路1219号。友谊商店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变化,从鼎盛期到衰落期,从东面的外滩源黄金地段不断西迁。虽然时过境迁,我还是很怀念友谊商店。
《繁花》时代的象征:外贸大楼和东方明珠
正如《繁花》剧情所表现的,位于黄浦江东岸陆家嘴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是新上海的重要地标建筑,它的建成是贯穿这部电视剧的一个时间线。
《繁花》所表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上海对外贸易业务和金融股票业务高潮迭起,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深度转型变革的年代。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那个充满生机、又惊心动魄的年代。我想讲一个真实的“外贸大楼”的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命运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浦东巨变息息相关,她和“东方明珠”一起见证了浦江两岸的变化。

作者1999年8月摄于上海外滩(背景:浦东陆家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年轻时的一位女战友从部队转业,分配在外滩27号大楼的外贸公司工作。她的外语专业是俄语,当了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她的“紧急电话”,她说:外贸公司有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鸭绒被,超宽大尺码,每条被子70元人民币,问我要不要?要,就快去外贸大楼取货。那时我家没有鸭绒被,接到电话我马上请假赶到外贸大楼,一口气买了两条鸭绒被,一条大红色被套,一条鲜绿色被套。这两床鸭绒被质量很好,一直用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仍很保暖,可见当年“上海制造”有多棒!
我的这位外贸老朋友,婆家在浦东东昌路附近,她每天搭乘摆渡船过江,往返浦西外滩码头和浦东陆家嘴渡口。记得1985年秋她刚回到上海,邀请我去浦东做客。傍晚我从外滩登上过江摆渡船,渡轮起锚朝着黄浦江的对岸驶去。我站在船舷一侧,身后浦西灯光闪烁,而前方浦东黯淡无光。
第二年,国庆节放假,老朋友全家再次邀请我去做客。晚餐后,朋友夫妇送我回浦西外滩一起观灯。在返回浦西的渡船上,从浦东一侧眺望浦西的夜景,只见国庆夜晚外滩霓虹灯大放光明,绚美灿烂。江风习习,船从幽暗的浦东向灯火辉煌的浦西前进,一江之隔,恍若隔世。那晚,浦西外滩繁花似锦,南京东路的观灯人潮摩肩接踵……
1991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电视塔开工建造,直到1994年10月1日建成。这期间,每次来到外滩,或搭乘摆渡船过江,都看见“东方明珠”在不断长高。1994年国庆节前夕,我陪同外宾从外滩观赏浦东一侧的夜景,“东方明珠”电视塔刚建成,成为浦东陆家嘴的重要标志,也是上海的重要地标。夜晚,江轮从黄浦江面驶过,江岸对面的大广告牌五光十色,从前幽暗的浦东此时灯光四射。这段经历在电视剧《繁花》大结局最后一集里,由当时上海电视台播音员印海蓉在外滩实地采访转播为实景展现了出来,看得我热血沸腾。
1994年12月3日,我再次陪同外宾来到外滩参观,外宾让我和“东方明珠”同框,为我拍下了珍贵留影。

作者1994年12月3日摄于上海外滩,背景为当年10月刚建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从浦西外滩的钟楼到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岁月如梭,沧海巨变。上海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延续着,关于“浦东人家”的故事,我将另文再叙。我的故事只是大上海的一个小小侧影,真实故事记录了上海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让我想起那个繁花似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