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方花园上演“辞旧迎新”故事

“已经挂牌了，这房子准备出售。”宗伯说，直起腰来，手里还捏着一把草。

我们站在屋脚台阶下，面对着他正在修整的花园。从这个花园走出去，穿过弄堂就是上海的淮海中路。几步之遥而已，这个与繁华为邻的小院子却神奇地保持着静谧。这是上海老派人熟知的“上只角”生活的代表，民国沪上花园里弄代表作之一的上方花园，也是宗伯出生至今的家。可是如今却要卖了。

我陪宗伯站在花园和住宅的分界线上，看着这碧草一片的院子，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父亲走来，也打量着这修整过的院子，忽然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咦，院角那棵大树呢，怎么没了？”宗伯扔掉手里的草，一边脱下手套淡淡道：

“哦，我处理掉了，树一旦太大，阴影下面寸草不生。”

【一】

我小时候常来这里玩。文革时期，父亲和宗伯同在街道生产组做工，患难之交。及我长大，每每要随父亲去看宗伯，总是第一个欢呼雀跃。因为宗伯有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女儿，我们都是行吊影单的独生子女，难得有机会遇到玩伴，自然难分难舍。

另一重吸引力自然也是因为宗家的住宅。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4.5个平方米，全国倒数第一，除了等待单位分房之外只能在祖辈屋内螺蛳壳里做道场，家庭居住状况普遍逼仄，遑论隐私空间。而宗伯一家在这花园新式里弄里竟拥有独栋住宅，占半亩地，仅花园就有150平方米。在孩子眼里，这豪宅豪得已经无边无际。这幢房子，房子里宽阔锃亮的硬木地板、扶手雕花盘旋而上的楼梯、大扇透光的铸铁法式窗、这一切对我都是新奇，是一个与新村社区截然不同的天地，承载我童年许多想象的梦幻城堡。

然而宗伯一家并不拥有这三层独栋的全部。六房三厅五卫三阳台，总共36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里，他们一家三口，当时仅拥有一间而已。

上个世纪40年代，宗伯的外祖父购下这独栋之初，住在这房子应该相当舒适。但外祖父过世后，其一众子女，子女的后代，“文革”时搬进来的工农子弟职员家属，插队下乡后回城的青年和新添的家庭，林林总总，都挤在同一幢楼里，群租一般。

子娶妻孙生子，大房间分割成前后间，洋房的储物间和汽车房也拿出来置家具住人。好在对于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周边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逼仄，因此自己的处境也就不觉得难捱。对于一个外来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更是无关紧要。

于我和宗家的女儿而言，这幢房子里那些对我们关闭的门、一些堆到走道的陌生橱柜，以及散发着生人勿进气息的区域，只是平添趣味的神秘。于是，我们分明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却要时时小心翼翼绕开“别人的领地”和“别人的东西”，才能游戏和捉迷藏。

【二】

发生在上方花园的时光，似一张切片，记录下这个城市开埠后的一段历史。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这一片土地的初代主人，是个洋人。随着开埠，大量欧美移民和商人进入上海，“冒险家”们在这里开设大量洋行工厂，进行贸易投资，也由此滋生了第一代靠上海发财的富商。1839年，上海道台同意辟设法租界，准许外国人在沪建设屋舍，租界便沿着今日淮海路由东到西一直筑路过去，房屋也跟着一路建设过去。至1916年一名英籍犹太人看中今上方花园处的土地，在这里建造了私人花园。相比旧南市老城厢，淮海中路当时还是田园风光，简直可算郊区。不过随着法租界对辖区内的种种建设经营，淮海路周边逐渐成为沪上西式高档住宅林立的区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慢慢推及至此。

对于淮海路周边的城区定位，租界的公董局曾在1900年做出决议：必须以欧洲习惯采用砖石做建筑材料，房屋设计图则要经规划工程师批准。对于街区的绿化，法租界当局要求是所有道路各边人行道，7米-10米之间必须有一棵树，界区内的清洁力度也详细规定到，人行道面“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亦应每日以水冲洗。”

包括这一带静谧的本身，也来自于洋人规划。公董局在1933年制定了《管理摊贩章程》，详细限定摊贩在人行道的营业位置和路段，对过境车辆则规定了“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街面噪音也要求“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之机关……或其乐声妨及附近邻居时，即遵照巡捕之通告，立行停止发音。”

至1930年代年，华商能与外商共舞抗衡。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于1933年从洋人手里购下这一片私人花园，请英资洋行设计，用于建造职员住宅。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工程至1941年才完成建设。自此，这个地处常熟路淮海中路口的花园里弄里，竖起74幢3层西式砖木结构住宅，成为洋行高级职员、知识分子、政府高级官员青睐的寓所。

出版家张元济曾在上方花园居住并题名，原国府特刑庭首席检察官徐世贤、原国府经济部常务次长盘序伦都是这里的住户。宗伯的外祖父，一位从福建来沪的商人也在这里购置下住宅，期待一家人日后的生活能如花园的名字一样，“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事空”。

【三】

可城市却不安静，而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进入了一次洗牌年代。

因为居住者的社会地位和阶层，上方花园和比邻的新康花园在从1957-1976年的整整二十年，都是灾区。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平世界里出生的宗伯并未享受到祖上的荫庇。他一懂事，就被抛入社会底层，日日在街道生产组和不识字的老妈妈们一起做工，直到青春流失殆尽。

总算他赶上恢复高考的机会，读了大学，幸运挣扎着脱离了日后拉垮这一代人的下岗潮。

印象里的宗伯很搞笑有趣，饭桌上有他气氛永远活跃。虽然是叔伯长辈但从无架子，是非常善于和小孩子打成一片的那种男人。和我说话时会蹲下来，用儿童视角和我聊半天。有时我去上方花园玩，他就会一手带着他女儿一手带着我去临近的复兴公园，那里有当时很少见的整套儿童游戏设备“勇敢者之路”和“时光隧道”。

我壮着胆子爬上游戏区的高台，克服了种种关卡，终于从塑料桶做的“隧道”顺利钻出来。我兴奋地站在高台上用眼光在一大群等候的家长群里搜索他的身影。

我记得我发现他了。他略略离开人群，独自在花坛边出神地抽烟。那是和他平时搞笑样子判落两人的，一种疏离感。我一时被慑住，也就没有叫他，而是滑下滑梯走过去，悄悄说“我们玩好了，走吧”。

我想我终究是不会明白的，父辈这一代经历的一切。我从“时光隧道”钻出来只是好玩，但他们却的确在某一个黑洞里，永远失去了什么。

【四】

进入90年代，上海忽然如梦初醒。浦东全速发展，系列隧桥通车，高架兴建、东方明珠日长夜高，外商又回来了，怀旧又出现了。电台里播放着上个世纪3、40年代的金曲，人们著书立传、抢救记忆一般地回访沪上的老克勒、老名媛、回味着西餐旗袍领带舞厅，回味着老建筑。

1994年，奇贵无比的美美百货在上方花园对面开门，开启了上海人对奢侈品的第一次想象。1995年，上海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完工，其中常熟路站的一个出站口就在上方花园门外。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上方花园从此成为优秀历史建筑。

这是全城扬灰、触目皆工地的十年。我和宗伯的女儿长大了。考高中、考大学，毕业后她出国，我留在上海工作。高楼林立起来的上海，变得像纽约、像东京，总之变得不再是我们童年所熟悉的上海。

时不时宗伯来看我父亲。大家交流些老友的近况，最后话题如回旋镖一样，反反复复绕着一个话题回来：谁最近买了房子，谁在哪里买了房子，谁把房子卖了、谁离开了上海、谁的房子被动迁了、拆掉了、没有了。熟悉的朋友们开始搬到内环外、中环外、甚至外环外，城市一寸一寸变得陌生，因为故人的离去和故园的消失。

可我总是高兴，起码宗伯的房子还在。上方花园是不会被动拆迁的。那么只要它还在，就好像我童年的一部分还在。然而现在，宗伯要把它卖了。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着宗伯的父母辈逐渐离世。房屋的产权面临着分割。那么多居住者不可能同时拥有它，便只好一起卖了它再分配。宗伯一家，大约占了庞大分母中的几分之一，因他常年在上海，众亲人就委托他处理出售事宜。所有的亲戚住户都搬走了，房屋大修一次，厨卫恢复成上个世纪40年代风貌，客厅和卧室的硬木地板重新打蜡，文革时被劈坏的桌子修旧如旧。窗帘和沙发都按照米白乳黄的色调新配整齐。

曾经充满了各种居住者和杂乱气息的房屋，曾经是我们玩捉迷藏的老房子，一朝被擦去了历史的积尘，时隔几十年之后一次展示出干净、洋派、敞亮的独栋洋房气度，如它在上个世纪40年代被初次交付时那样，等待着城里的新贵买下。

等待着这城市翻云覆雨重新洗牌后，涌现出的新人。

【五】

儿时有一次和宗家女儿玩得兴起，到了回家的时间也不愿意跟父母回，我就在他们房间里留宿一晚。晚上四个人挤在一屋，我和宗家女儿睡一张小床，夜里抬头打量老洋房高挑的层高。宗伯新买的窗式空调为了我特意开了整晚，整晚洋房都好安静，只听得到窗玻璃随着空调机轻微的震颤。

宗伯的母亲那时候还在，早晨她来招手，叫我去她房间吃葡萄。葡萄是楼下花园里自己种的。宗伯怕酸，拦着叫我别吃。而我乖乖坐在老太太面前，把小半碗葡萄都吃了。老太太极高兴。这位昔日的大小姐爱唱戏，在“文革”后期风声稍松的时候，就大着胆子叫来琴师和朋友，躲在房间里拉琴吊嗓子。

她终身爱穿高跟鞋。她终生没有离开过上方花园。而宗伯要离开了。宗伯的女儿已经离开了。花园草坪上的大树不在，葡萄藤也没了。

我告别出来，站在上方花园门口，恰逢有地铁在下面经过，隆隆震动轻轻传到地面，经由鞋底传上来，摇动心志。对面的美美百货早就在商场激战中悄然关门，淮海中路上有人开玛莎拉蒂风驰电掣而过，叫人喟叹，这是一个多么日日新、又日新的魔都。

那一次留宿时，我和宗家女儿正在学游泳。夜里临睡前，宗伯太太放了一浴缸水让我们去洗澡，我们却打打闹闹，最后在浴缸里学屏气。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乱中，英资建筑商为上方花园的住户安下的白瓷浴缸、黄铜把手，边上皆贴雪白马赛克，洗手池上的镜子里都是水汽弥蒙。

我们无忧无虑手拉手，一气捏着鼻子潜入水中，如潜入未知的海域。

摄影：孔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