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狱中生活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新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时代游击队员》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2卷本传记著作，于2012年底在古巴出版西班牙文版。

本书作者卡秋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是古巴著名作家和记者，她长期致力于研究卡斯特罗的生平、经历和政治思想，并受邀与卡斯特罗进行多次长时间的访谈，跟随他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零距离了解和感受传主的工作和生活。传记以对话体详尽披露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家世、童年、青少年及大学的学习生活，个人思想发展轨迹、投身革命斗争的历程，被认为是目前了解和研究菲德尔·卡斯特罗生平思想和古巴革命历史的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古巴艺术家联合会主席米格尔·巴内评价本书是一部十分聪慧、曲折蜿蜒和颇具探寻力的纪实作品，包含了一位政治领袖最引争论的经历，跌宕起伏的脉络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它“这不仅是一本书，而且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当你进入电影院，你会觉得身临其境，不知不觉进入电影中的角色。因为它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史料价值，一部历史纪录片活生生呈现在你面前，使你进入电影的情节之中”。

经人民日报出版社授权，《上海纪实》获得该书部分章节电子版的刊发权。这里刊出的，是1953年至1955年，卡斯特罗因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入狱的相关内容。这段在松树岛的狱中生活，是卡斯特罗传奇一生的一个精彩片段，其间他曾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不满被隔离，宣布绝食

_{1953年10月17日，菲德尔被押到松树岛莫德罗监狱后，拍摄的监狱登记照}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我被关押在波尼亚托监狱一个牢房中，离其他战友的牢房不远，在那里还关押着一些政治犯，他们被指控有牵连，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在同一个监狱里，除了关押着被指责与我们有牵连的政治领导人外，还关押着梅尔瓦和艾德。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也许劳尔可能说得更加清楚。我认为梅尔瓦和艾德·圣玛丽亚即大家所称的“耶耶”的在场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她们向我提供很多情报，尽管当局千方百计想孤立我，从一开始，就把我与其他被关押的战友分开，但是，她们总是想方设法靠近我的牢房，通过某种方法与我取得联系。开始时，这比较可行，因为看守我的卫兵们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但是，后来被发现后，换了一批精心挑选的充满仇恨的卫兵来看守我，他们火气冲天、怒发冲冠，不被我们所影响。此后，我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

我并不为我个人，而是作为革命者，为失败、被捕、入狱感到痛苦，此前，我已经知道当局的罪行，但当我从囚犯那里，特别是从梅尔瓦和“耶耶”那里得知对阿贝尔、对博利斯·路易斯·圣塔科洛玛和其他战友的罪行时，我感到特别愤怒。

此外，我依然被隔离起来，因此，我做了一件最大胆、最冒险，也许是最不负责任的事情：决定宣布绝食。当给我拿早饭时，我吼道：“我不要早餐！”我大声地喊道：“我不要早餐！把早餐送给查维亚诺这个狗养的去吃吧！”当局一时不知拿我怎么办。大家都可成为我不服从的见证人，在囚犯中间有被捕的政治领导人和各种人物。我不怕把我杀害，我向这里的最高当局发起挑战。查维亚诺是古巴圣地亚哥市的主子，他掌管生命与财产，是他杀害了我的许多战友。我认为我的举动使他们士气低落，他们把我视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使他们军心涣散、理屈词穷。

过了几天，对我做了调整。来了一位长官，有礼貌地对我说：“你进行绝食，这可以，但是没有必要说这些话。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注意你的言行。”这位长官对待我像对待一位先生一样，他要求我的行为举止要有规矩。他态度和蔼，道理也说得过去，我对他说：“好的，我不再说这些粗话，但是，我还是不想吃饭，我将继续绝食。”

这位长官几乎是哀求我不要这样说话，于是，我对他说：“你放心吧。”这是我对这位军官有礼貌的落落大方的态度的回答。我不再说粗话了，但我继续绝食。

一周之后，由于监狱里许多政治人物在场引起的复杂政治情况，于是又派人来见我，并通知我停止对我的隔离措施，允许我与梅尔瓦和“耶耶”见面。我这里说的隔离是相对的，因为关押我的牢房有铁栅，我可以看得见经过我牢房的所有人，并可与他们聊天。

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之后，我又被隔离了，我只是感到对他们的蔑视，我蔑视他们。我相信，审讯的日子快要来到了，我集中精力准备自我辩护。我认为这场简短的战斗是有点堂吉诃德式的，也许阻止了他们想消灭我的企图。

卡秋斯卡·布兰科：这些日子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从您的窗户，您可以看到剽悍的卫兵在阳台上监视您。高处，架着一挺口径30毫米的机关枪，枪口对准您的牢房，还有几盏探照灯不停地照着您的牢房。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那时候，通过口信，我已经与所有的难友们取得联系，我向他们提出我们的战略，我们统一口径，承担责任：“是的，我们到蒙卡达兵营，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即我们采取战斗的姿态，揭露敌人的罪行，捍卫我们的行动和斗争的正义性。

对具有伟大目标的人来说，监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

_{1953年8月1日，在古巴圣地亚哥警察局，菲德尔与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战友在一起}

卡秋斯卡·布兰科：我得知您曾处于隔离状态，您的最小的妹妹阿古斯丁娜曾到监狱去看望您，但是，他们没有让她进去。您给她写了一封令人感动的信。这封信不像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囚犯写的，相反，信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自由的精神。

1953年9月5日，您给拉蒙的回信中说：

您对我的自我辩护提出的建议很好，我从一开始也是这么考虑的。审讯现在定在21日。

在另一段中，您写道：

……

您必须让我们的父母亲认识到，监狱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和可耻。对那些因为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入狱的人来说，监狱是可怕和可耻的；但是，对那些具有崇高和伟大目标的人来说，监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

1953年9月23日，您在接受审讯期间，曾给您的父母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

两天前，审讯已经开始。进展顺利，我对审讯的进程感到满意。当然，我被判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应当文明行事，使所有无辜的人得到释放。总之，不是法官在审判，而是历史在审判，而历史的审判毫无疑问是有利于我们的……

我最大的希望是你们不要以为监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堪的地方，不是的，当蹲监狱的人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并代表着民族的合法情感时，就不是这样。造就祖国的所有的伟人都像我们现在那样经受过同样的苦难。

谁为祖国而受苦，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谁总会找到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沉着、冷静地应对命运的逆境，这不仅仅是一天的事情，今天我们忍受着痛苦的时刻，但未来美好的前景在等着我们。

……

司令，每当我阅读您的这些信件时，我能感受到您对您父母亲的爱和您安慰他们的愿望。您在信中避而不谈危险，尽量缩小您的痛苦，而是表现得比一般的谨慎和您自己期待的还要乐观，这一切是为了不让他们为您担心……

您的这种态度是否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如对待莉迪娅，也是这样吗？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的，在我被关进警察局牢房那天，她曾看过我。后来，她又立即去圣地亚哥，因为劳尔被关在那里，她去看望劳尔，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帮助。

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_{菲德尔在古巴圣地亚哥警察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革命者斗争和受马蒂思想影响的象征}

卡秋斯卡·布兰科：司令，在读了您在拉斯比利亚斯紧急法院上的自我辩护词之后，能否说，法庭上对您的口头审讯是对独裁政府的一次有力揭露？但是，他们事先并没有料到，这是由于他们愚笨，还是因为巴蒂斯塔低估了你们？当审讯来到时，您是不是感到有些焦虑？您是如何计划以达到目的的？您对审讯开始头一天的情况还能记起什么吗？尽管从逻辑上说总是会急躁，您那天保持镇静了吗？您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把您从法庭上带走？我认为，您当时是做好牺牲的准备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的，我认为，我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我在狱中待了50天，就等待着审讯这一重要的时刻，这一重大事件的到来，因为我们准备在这一天展开进攻。我们在法庭上将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们将从被告变为法官来揭露独裁政府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我们通过梅尔瓦和艾德得到了足够的证据和情报。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机会，在这么多天被隔离之后，我又可以与我的战友们相遇了。

此外，庭审将是口头的和公开的，尽管有新闻检查，但不能让我们在这么多人面前闭口不言。审讯是一个很好的法庭。

我记得很清楚，当审讯那天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好去审判大厅，我们被带到那里，我手上还戴着手铐，并被单独带到大厅。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去法庭的路上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制造任何借口把我处死，比如，他们会借助臭名昭著的《逃跑法》，说：“卡斯特罗企图逃跑，所以被打死。”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幸亏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聚精会神地等候着，特别是圣地亚哥市民积极地动员起来，保持警惕。应当承认圣地亚哥居民对革命的同情在上升。圣地亚哥市民用其智慧破解了事实，他们对巴蒂斯塔的镇压表示悲伤，并与蒙卡达革命战士们的谦虚和恭敬进行比较。从审讯开始那天起，我们就得到圣地亚哥市民的同情和动人的支持。

审讯是在一个大厅里进行的。我记得不很清楚，我记得我们是戴着手铐步入大厅的，进去后，手铐被打开了，可能是这样。但也可能是我在某个时候要求打开我们的手铐，因为我挑战的姿态在庭审中继续。我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控告巴蒂斯塔政府，揭露其罪行和暴行。我丝毫没有感到害怕，相反，我的自然反应是挑战、挑战、挑战，用明确的语言、尽量高的嗓门揭露所发生的一切可怕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把我处死，也许是因为我的这种态度使他们放弃了这个念头，当时的情况好似一个驯兽人的鞭子声吓坏了野兽，这是因为巴蒂斯塔在历史上杀害了古铁雷斯，成为他的沉重包袱，也许他不想另一个不舒服的阴影笼罩着自己的命运。

庭审现场到处布满了士兵，在每个角落、每张椅子和板凳背后、每排座位背后：士兵、士兵、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充塞在豪华的大厅，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揭露。

检察官开始带着某种傲慢的语调进行审问，而我坚定地予以回答，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在回答他审问的同时，我揭露罪行。我不仅使检察官，而且使整个法庭处于非常困难和尴尬的地位。在归纳对话时，我提到，他们在没能将我们与腐败的前政府相联系的情况下，又企图给我们戴上一顶“共产党人”的帽子，因为他们没收了我们拥有的列宁的书……

我记得检察官问我，有没有读过列宁的书。也许他本以为我会避开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但出乎他意外的是，我回答说：“是的，我们读过列宁的著作，因为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谁要是没有读过列宁的书，谁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的回答使检察官目瞪口呆，也许他以为我在回答时会贬低列宁或否认列宁，我会说“这本书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的人的”。

用柠檬汁录下的辩护词被转辗带出牢房

_{1954年7月3日，在松树岛监狱，菲德尔抱着小菲德尔。左边第一位是《波希米亚》周刊的一位记者，右边是米尔塔和劳尔}

卡秋斯卡·布兰科：您的妹妹爱玛对我说过，为什么没有留下您以信件的方式记述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原件。1956年她去墨西哥之前不久，她把您的一些原件藏在她上学的教会学校的一本音乐书里，后来被一个职工发现了，把这些原件带回到自己家中。一天，警察搜查她附近的人家，她吓坏了，便把这些原件烧毁了。就这样，这些珍贵的文献被付之一炬了。

司令，您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努力完成这项任务的？您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吗？您是如何设法把这些记录带出监狱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我的辩护词有失去的危险，因为我没能录音也没有书面记录，因此，只能重新追忆。由于我被关押在牢房，只好一点点用柠檬汁写在信纸上，以逃避检查。

我很重视追忆、出版和发行这一辩护词的工作，以及所有揭露敌人罪行的工作。

我不得不用柠檬汁写在信纸上，您知道柠檬汁干后，可用熨斗熨信纸，把所写的字给显示出来，很难相信会一字不差。我把追忆的片段写在信纸上。同时，我也写信给爱玛说：“亲爱的爱玛，我很好，我在学习……”或写另外的内容，写四五行字，或起草一封电报，让她帮我去发，与此同时，我再在信纸上用柠檬汁写追忆的片段。我必须利用光线和合适的时间来写。

这项任务很困难，因为时间一长，前面写的内容就记不清楚了。如何继续写下去，因为我手里只剩下刚刚写好的几行字。我只好先用铅笔画横线，然后用柠檬汁一行接一行写下去，两面都写。中间用笔给爱玛或莉迪娅写一封短信。信上只是写道：“这是一封短信。”

我很关注，会不会有一天被发现。然而，难以相信的是，竟然没有被发现，甚至也不知道我曾经写过信！收到我用柠檬汁写追忆的人莉迪娅、米尔塔、艾德、梅尔瓦保密做得很好，在两年期间她们陆续收到我的信件，从来没有透露过，尽管我被隔离，我的信件还是不断地送出去。当我的同志们收到我的信件后，或放在炉子上，或用熨斗将信上用柠檬汁写的片段熨显出来。

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已经年迈，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们已经不再去哈瓦那旅行。对他们来说，去一趟松树岛 等于去一次西班牙。他们已经不再离开比兰老家。我们子女们也劝他们不要再出门。此外，我们这么劝他们，还有一个实际的用意，监狱规定，父母亲每个月可探一次监，我同外界的接触机会很少，我可以利用我父母探监机会，让别人来。对我来说，每次探监，都是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很难想象我是如何在两年内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而从未被巴蒂斯塔发现！

我也用洋葱造的很薄的纸，用墨水书写很小的字，在一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然后把它折叠成小长方形，放在双层的火柴盒里的里层。当时的火柴盒要比现在的稍大一些。

对一个整天关押在牢房里进行如此精细的工作的人来说，从事这样的任务必须得格外小心和耐心。要知道我是在洋葱造的很薄的纸上，书写这么小的字！

尽管我被关押在牢房，但是，还是有机会到院子里放风，我就趁机把装有我写字的火柴盒放在网球里，外面用橡皮膏粘好，从一个院子扔到另一个院子。有时候球扔到屋顶上，人们就喊道：“球扔到屋顶上了！”

佩德罗和其他战友被关押在另外一边，由于探监时，探监的亲人与他们没有墙相隔，他们一边抽着探监的妻子或母亲带来的香烟，一边把火柴盒交给她们。有时候，我把几个火柴盒同时交给他们，再由他们转交给莉迪娅，莉迪娅是我写的信的主要接收人之一。我写的信有一部分是用柠檬汁写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墨水写在用洋葱造的很薄的纸上的。

我用柠檬汁写的、通过这一办法传递出去的并不单单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还有我用柠檬汁写的大量的其他信件。我每天都写，我的邮局运转得很好，我写的信都顺利到达目的地，从来不需要我再重写一次。一切都组织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没有遗失过一封信。但是，我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我得一行接一行地写，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写，我不能忘记一个字，一句话。这项工作的确很费力，我不得不花时间去写信和做各种事情。

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小册子印出来后，在各地发行，人们互相传递并争相阅读，这迫使巴蒂斯塔不得不释放我们。

借当犯人“头目”发动狱中抗争

_{菲德尔与赫苏斯·蒙塔内在松树岛监狱}

卡秋斯卡·布兰科：司令，您在写给您父亲的信中说，莫德罗监狱与波尼亚托监狱不一样。我想您这么说是想安慰他，但是，我想你们在那里，从许多方面来看，你们是命悬一线，是吧？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监狱，因为它与政府和当局的冲突是不断的，我们也受到牵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体面的监狱，其他革命者被关押的监狱不能与之相比。在那里，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拷打，其原因我前面已经叙述过，能尊重我们，我们高尚的品德对他们起了影响，但是，监狱里不平静。当然，我说的尊重是相对而言的。在一段时间里，狱吏们与我们的关系不错，但是，我们的行动不可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开始时，对我们比较尊重，甚至允许家属到牢房探视。他们想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发火，不与他们和平共处。事实上，是我们使形势复杂化。我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天，同监狱长卡博特少校发生了第一次冲突。狱吏们正等着我，根据他们的看守制度，把犯人分成几个等级，有一个犯人的头目，负责犯人的一切事务。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犯人来维持监狱的纪律。我一到监狱，监狱长就找我，对我说：“让你当头。”我对此不感兴趣，对他说：“不，这么做有什么必要？”他回答说：“这里需要有人负责维持纪律，并代表犯人。”于是，我对他说：“那好吧。”两三天后，我对他说：“既然我是头目，我代表其他人。”——我感到自己似乎是工会领导人——我继续说：“首先，我要求晚上牢房里要熄灯，因为灯光散发出来的热影响我们，使我们彻夜难眠。其次，要让我们放风，现在我们没有。”司令表现出非常傲慢，对我说：“不行，灯必须亮着。你不明白什么是牢房，牢房里的灯必须亮着，不然会出问题……”他暗示是为了防止犯人中间会发生鸡奸。我反驳说：“难道说你想采取这些措施来对付我们犯人？”他对我说：“难道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监狱吗？监狱里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我对他说：“司令，你听我说，我注意到，在兵营里，晚上是熄灯的。难道说，士兵们会发生鸡奸吗？”他哑口无言了，只是重复说：“你们瞧吧，你们不明白什么是监狱。”

就这样，他们任命我为犯人的头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事实上，麻烦是从巴蒂斯塔要视察监狱开始的。

我们总是有点造反的精神。每个月的26日和27日，我们都会做两件事，一是纪念斗争，二是悼念牺牲的战友。两天中，一天不吃饭，另一天静默。在两三个月内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我与同一监狱的战友一起行动。

平安夜那天，卡博特少校自鸣得意地夸耀自己管理有方，监狱的伙食搞得不错。他善于谈判，他让犯人生产粮食，收成归他，由他卖给国家。他想办法使犯人吃好，他负责所有的农业生产，他利用犯人作为劳动力。他以有效的管理者和仁慈家出名，因为他向犯人提供好的伙食。监狱里总共有数千名刑事犯和少数革命者。伙食不坏，犯人们引以为傲。他是一个治理有方、有成效的军人，但是，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军人，他的利益在吃饭问题上与犯人的利益相吻合，因为犯人们吃得不错。

他还开设商店。不少犯人的家属给犯人寄钱，他开的商店，利润自然归他。因此，犯人收到家属寄来的钱之后，就会到他开的商店去买东西。当然，他的买卖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商店里货物应有尽有：雪茄、香烟、火柴、各种罐头食品，甚至有橄榄油、粮食等我们所需的物品。这是军人们的买卖。

快到年末了，他吹嘘说，平安夜将提供丰富的大餐。然而，我们宣布：“我们不吃大餐。”我们蔑视年末的大餐，第二天，我们也拒绝吃新年的大餐。这一切冒犯了他，使他感到很生气。

另一方面，巴蒂斯塔喜欢到松树岛——当时的名称——去视察。有时候，他乘坐游艇去，钓钓鱼，他在岛上有一栋别墅。一天，他到莫德罗监狱视察，参加监狱一家小型的、发电量只有100～150千瓦的发电厂的开工典礼，这家发电厂主要是在监狱断电时备用的。

巴蒂斯塔要到监狱来，成为监狱的一件大事，大家议论纷纷，监狱当局感到很兴奋，认为巴蒂斯塔的到来是监狱的荣幸，应该好好接待，准备打出“欢迎巴蒂斯塔视察监狱！”“巴蒂斯塔，犯人们向您致敬！”等标语。这时候，我们对监狱当局说，我们不会出来欢迎巴蒂斯塔，我们将抗议巴蒂斯塔的到来。我们不会向他致敬，我们不同意。我们开始表达我们的不满，我们抗议监狱里的欢迎气氛。当然，现在我认为当时对这位少校监狱长来说，他组织人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当时我们总是与他作对，我们表示抗议，因为这是我们斗争的组成部分。

卡秋斯卡·布兰科：巴蒂斯塔视察监狱的情况如何？你们从一开始就对此表示抗议。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他到监狱的那天，不是我们放风的日子。我们被关在牢房里。有一位外号叫“小手枪”的警察一手拿手枪，另一手拿着警棍，他以凶暴、残忍著称，他被派到我们牢房门口监视，牢房的门上了锁。阿尔梅达在紧挨着我们牢房的一栋楼里观察巴蒂斯塔进入发电厂的情况。突然，他喊道：“巴蒂斯塔已经到了，他已进厂！”于是，我们都坐了起来，等着。阿尔梅达又通告我们说：“现在他正在出来！”当巴蒂斯塔出来时，我们开始齐声高唱《七·二六进行曲》：“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巴蒂斯塔善于演戏，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笑眯眯的。他匆匆忙忙走出发电厂，这时，他听到了“进军……”，感到很高兴，以为是在欢送他，于是，他对随行人员说：“等一下，等一下！”他停下来笑眯眯地想听一听他以为是欢送他的赞歌：“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胜利必定属于我们……燃烧起熊熊的烈火，要烧死那可恶的政客，是他们制造了灾难；要烧死那罪恶的暴君，是他把古巴拖进痛苦深渊！”他一开始感到美滋滋的，边走边听，后来越听越不是味，越听越不高兴，特别是听到“可恶的政客”和“罪恶的暴君”时，据旁观者后来对我们说，他勃然大怒。

当我们在巴蒂斯塔经过的牢房里唱歌时，“小手枪”警察打开了我们牢房的门，进入牢房，在过道里用警棍“啪！啪！啪！”敲打地板，但是，我们继续高唱。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位“小手枪”警察会不会掏出手枪杀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小手枪”只会吹牛。他连手枪都没有掏出来，没有敢杀任何人。而我们却继续把《七·二六进行曲》唱完，“小手枪”警察没有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我们这第二次抗议使卡博特少校火冒三丈。事后第二天或第三天，他把我叫去，把我带到监狱当局，对我破口大骂，把我隔离起来。由于监狱的发电厂恰好就在我们牢房旁边，我们那天的抗议结果是，我被隔离起来，这是对我的宣战。

《七·二六进行曲》的作者卡尔塔亚和其他一些战友遭到了惩罚，被拉出去拷打，而我被隔离。对我们的看管更加严了。

我被关押在殡仪馆对面单独的牢房里，那里只有在死人送葬时才有动静，这是我长期被关押在那里的唯一的伴侣。由于我们被关押的地方是在监狱的医院区，与刑事犯不在同一个区域，在我被关押的区域有一个灵堂。此外，我还受骗上当。一位名叫佩里可的瘦高个子、大鼻子、坏脾气的中尉警察带了几个犯人和一把梯子进了我的牢房，把我的灯泡换了。我问他们：“我的灯泡怎么啦？”他回答说：“给你换一个灯泡。”

他们没有敢对我说要取走我的好灯泡，不让我有电灯。他们给我安了一个烧坏了的灯泡。他们没有敢对我说：“听着，我们将不让你有电灯。”由于我不怕他们，而是蔑视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不敢威胁和吓唬我。我不断地向他们显示，我不怕他们。而他们害怕我们的抗议，因此，不敢对我说实话。当我去开开关时，灯不亮。当我告诉他们灯不亮后，他们不理睬我。因此，我好多天被隔离在没有灯光的牢房里，大约有两个月时间。

卡秋斯卡·布兰科：您在天黑后没有电灯光的情况下，自己制造了一盏光线暗淡的、颤动的油灯。我脑子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一张狭窄的床张着一顶蚊帐，您在蚊帐里暗淡的油灯下低头看东西。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床很窄，牢房里没有电灯。但是，在牢房里最难受的是蚊子，一群蚊子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经久不息，像在地狱里一样。这些讨厌的蚊子迫使我在大白天也得张蚊帐。我睡觉还可以，在牢房里能这么睡觉已经算是不错了。我在睡觉时常常做梦，梦见我走在大街上。但是，当我醒来，发现我还在这个鬼地方。这是我最难熬的经历。

那些军人们不能理解我们。我们是有道理的，我们对道义的追求要比他们强，他们自叹不如。在道义上，他们比我们要弱得多。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是有意义的，是正义的，从本质上说，是以马蒂的道义价值为指导的。

“柏拉图式的情书”被人调包错寄给了妻子

卡秋斯卡·布兰科：10多年前，我在西班牙ABC报上读到了几封据说是您写的美妙的情书。我当时想，西班牙这份报纸好比古巴的《海军报》，它发表这些信件的目的是为了诽谤您，但是，适得其反的是，这些情书恰恰反映了一个男人的魅力。没多久，您在古巴对记者们说：“这些信件确实是我写的柏拉图式的情书……”我认为您这些情书是文学的瑰宝。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的，我这些信件是写给纳蒂·雷韦尔塔的。我记得有一次，在监狱里，有人故意把我写的信件错寄给不同的收信人。这是他们对我所干的最卑鄙的、不诚实的事情。他们把我写给纳蒂的柏拉图式的情书寄给了米尔塔。

事实上，我的行为很自然和自发，我写信表达我的感情。但是，问题是当时我还关在监狱里，我写的信都得经过检查。因此，我写信时，得使用形象的语言。我得小心翼翼地写信和表达我的感情，不能让敌人知道我的真实感情，因此，我使用的语言都是转义的，有点诗歌的味道。我有写诗的天赋，但这也是环境所迫。但是，他们知道我有一个不合法的传递渠道，有某种婚外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健康的，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上不忠的表现，但是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当时，这种感情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和无私的。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她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她把书寄到监狱，我不想把革命活动与个人感情这两者混淆在一起。可以说，我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我不想把我的政治生活与我的个人生活混淆在一起。这种关系是在革命活动和“造反”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扭曲、卑鄙之处，没有任何使我感到羞愧的地方，我重申，这是柏拉图式的感情。我给她写过几封信，使用的都是诗歌和文学的语言。

有一天，他们进行密谋，把我写的信，故意更改收信人。他们这么做，是要制造问题，他们很卑鄙，十分卑鄙。他们把我写给米尔塔的一封信寄给了纳蒂，把我写给纳蒂的一封信，寄给了米尔塔。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尽管我写的信或多或少是文学的、诗歌的、是富有感情色彩、浪漫主义的和柏拉图式的。

我的信中确实有对纳蒂协助的感激和感谢，也流露出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我的爱慕之情是纯洁的，是严守纪律和品行端正的。

我从来不是唐璜，也没有充当过任何唐璜的角色。我同纳蒂的联系是与革命事业相关的，是健康的，没有任何不忠诚。当然，符合逻辑的是，我的妻子在看到我写给纳蒂的信后感到不高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要制造冲突。他们究竟是如何干的？我从来没有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侮辱进行过报复，我也没有进行过调查，我继续干我的革命，我没有调查是谁错寄了我的信件，为什么这么做。

说真的，我认为政府对我又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特别是米尔塔的家属表现很坏。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她，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当时她的处境非常困难，几乎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我不需要他们的帮助，绝对不需要，我也绝对不会接受他们的帮助，他们都很清楚。毫无疑问，他们是想利用我家经济困难的处境、小孩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危险、饥饿、惊恐等，而我只有最基本的、很少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开始阴谋破坏我家庭的和睦。

“书籍是我在监狱里最重要的盟友”

卡秋斯卡·布兰科：您曾提到过您为了准备自我辩护词所参考过的一些政治书籍，但是，据我所知，您还读过许多其他书籍，使您增长知识，面向未来，驱走孤独，逍遥自在。前些时候，我在历史事务办公室的桃花心木玻璃柜里看到了您当时阅读过的部分书籍。司令，我承认，我看后心里感到非常激动。我在那里读了好几天。其中有《麦哲伦》、斯蒂芬·茨威格 写的《巴尔扎克传》。找到您读过的书是美妙的事情，我一边阅读，一边设想您当时读书的情景。我先是读书，然后，我用手去触摸这些书，我仔细地检查，发现在书的扉页上有您的签名，我阅读您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您用笔画出的句子。我在那里找到了传教士塞贡多·略伦特牧师从阿拉斯加写的信札，他是您贝伦中学老师的兄弟，这些信札使您着迷，因为您上学时，曾听这位老师给你们朗读过这些信。我一直想与您谈谈您在监狱里读过的书，因为我认为这些书对您的一生很重要。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对我来说，书籍是我在监狱里最重要的盟友。在书上画一下重点和写几句批语一直是我的习惯。这样可以突出其主要思想，尤其是当您对书中所叙述的或表达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时。我是喜欢有条不紊地、系统地读书的。我一边阅读，一边画重点，有时候，我画的是整个一段的话，因为我对这段话的思想感兴趣。

如果我看的书的内容是我熟悉的，我看得很快，这取决于是什么类的书。有时候，我读科普作品时，我常常会画一些重点。

有时候，我先通读一遍，当我有时间时，再细读一遍，因为读第二遍时，我对书的内容能更好地领会，我还记笔记。我先了解书的主要内容，书的价值，如果内容比较复杂，例如一些科技作品，我会再次阅读，并写内容提要。

如果想从某本书里吸取精华，应该重读这本书。当然，不是总会有时间去重读的。

我每天睡觉前都得阅读一两个小时，读书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天疲劳的程度如何。

卡秋斯卡·布兰科：不久前，您对我说，您读完了巴拉克·奥巴马写的传记《我父亲的梦想》，最近，您又对我说，您近来睡觉前读的、您感兴趣的书是弗莱·贝托的《艺术家的作品：宇宙完整的视界》。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我总是有几本备读的书，现在备读的书更多了，我认识到在狱中我花数小时读书的重要性。开始时，我主要读的是与我自我辩护有关的书的要点和材料，因为这是我阅读的主要目的。当我被带到莫德罗监狱同其他战友在一起时，我们力图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我们成立了阿韦尔·圣玛丽亚学院，面向所有被关押的战友。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各种学科，包括哲学。我教哲学，蒙塔内教英文，佩德罗·米雷特教另外的科目。我们的宗旨是提高所有战友的水平。不久后，我们阅读历史、政治著作，包括哲学著作；此外，也读一些人物传记和世界文学名著。阅读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消遣。

我收到了罗曼·罗兰杰出的、优秀的10卷本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记得在这一时期，我还重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及其他作品，也重读了《堂吉诃德》。

卡秋斯卡·布兰科：我记得有一次，您认为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很精彩。您接着问我喜欢《悲惨世界》的哪一部分。我回答说，我为主人公冉·阿让被珂赛特遗忘的悲惨结局感到伤悲。于是，您令人钦佩地觉察到我们关注点的不同，打动您的是作品中有关历史大战役的回顾，而我关注的是主人公人性的悲剧。

很明显，您对物质不感兴趣，只有书籍能使您感到欣慰。是谁给您寄的书？您的小小的，但是宝贵的图书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一部分书是我向我的家人和各种人士要的。其余的书是给我寄来的，但不是我要的。

与我们一起为革命而工作的女战友，即前面我提到的我给她写信的那位战友，她给我挑选并寄来了我在狱中所读的许多的书。

她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也曾帮助过我们。她是正统党党员，是对我帮助最多的人之一。在我关押期间，她给我寄来很好的书。我的家人，特别是莉迪娅，还有我的朋友和战友也给我寄来书，是我向他们要的，通过各种途径，书寄到了我手里。

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这些书进入监狱。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监狱没有问题，因为书名有“资本”两个字，所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收到此书。但是，有一天，有人给我寄来了一本我读过的，我认为对我来说，政治和社会方面价值不大，但从文学角度来说，有一定可读性的书，作者是库西奥·马拉帕特，书名是《政变的技术》。这是一部小说，描写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技术，是杜撰想象的，仅此而已。作者认为，夺取政权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是，由于这本书的书名是《政变的技术》，所以被扣下了。

另外一本被扣下的书是列夫·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传》，因为被认为是具有颠覆性内容的禁书。

卡秋斯卡·布兰科：是的，后来您竟成为审查官马里亚诺·里瓦斯的朋友。据我所知，您影响了他，使他对你们有利。是这样吗，司令？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我与审查官里瓦斯先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成功地影响了他。由于监狱里的军人们对文学、经济和哲学所知甚少，所以任命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当审查官。我对他说，把《政变的技术》这本我读过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书视为禁书是可笑的，因为这是一本小说。我还对他说，《斯大林传》的作者是斯大林最不可调和的、凶猛的敌人，这本书是反对斯大林的，因此，仅仅因为书名，就把这本书列为禁书是没有道理的。我就是使用这些理由来嘲笑他们扣下寄给我的书，并要求把扣下的书还给我，以捍卫我接受他人寄来的书的权利。

总的来说，我接收了数百本书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收到的书中，有巴尔扎克的小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我不乐意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因为监狱不是读他小说的合适的地方，他的小说很出色，写得也很好。此外，还有除《战争与和平》以外的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等。我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与革命有关的信件。

当然，我读的部分书籍是消遣性的，但是，都是有益的。对一个囚犯来说，在心理方面，总是有些伤悲，我不是说，当时我在狱中学习的条件是多么理想和完美，我必须为之努力。但是，毫无疑问，读书是有益的。

在监狱里继续组织领导革命斗争

卡秋斯卡·布兰科：我们已经谈及有关您花时间写信的问题，包括您用柠檬汁写秘密信件。司令，我这里有您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您从狱中写给监狱外的战友的，信中谈到了任务和指示，我认为这封信十分重要，我念一段：“你们对我说，你们斗争的热情很高涨，我为我没能在场感到遗憾。我想有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提醒你们一下。”您提到了宣传问题，您认为宣传是斗争的灵魂，您还指出，要协调在国内和在国外的人中间的关系，您强调，在最困难的时刻，不要为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而泄气。您是否在重组运动？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自从我们一起再次被关押到监狱后，我们又开始重组以继续斗争。最初，我们在审判中一起斗争，后来，我们为所有被关押的在松树岛的战友制定了一个斗争纲领。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其成员有一部分是被关押在监狱的同志，还有一部分是监狱外的同志。事实上，在监狱中的同志领导下，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因为大部分同志被关押在监狱里，关押在监狱里的我们实际上就是运动。

卡秋斯卡·布兰科：我认为“七·二六运动”是在普拉多街109号诞生的，在那里您招募了人，并派他们到大学去接受训练……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的。在蒙卡达行动之后，渐渐地又有其他同志加入我们的运动。梅尔瓦和阿韦尔成为运动的领导成员，我们从狱中制定斗争战略。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揭露所有的罪行，这是首要的使命；第二项任务是通过揭露的材料和文章，公布运动的纲领。在审判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法庭上揭露了巴蒂斯塔及其军事首领的罪行，但是，我们需要让公众舆论广泛地得知他们的罪行以及了解我们的纲领和思想。因此，重新回忆和记录我在蒙卡达审判中的自我辩护词的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完成这两项任务。因此，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把它记录下来，设法送出监狱，并秘密地印制发行。

一开始，笼罩在周围的气氛是沉默，全国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话。巴蒂斯塔以为他的政权已经巩固，开始为竞选总统做准备。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再次允许新闻和电台自由。于是，帕尔多·利亚达、孔德·阿圭罗又重新在电台发表评论。但是，人们自己管制自己，因为他们害怕谈论蒙卡达行动，害怕揭露政府的罪行。许多人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没有人敢直接、公开地予以揭露所发生的这一切。而我们通过发表声明来进行宣传。

可能街上的民众低估被关押在狱中的我们，虽然他们对我们寄予很大的同情，因为我们与巴蒂斯塔进行斗争挽救了国家的名誉，但是，由于我们被判多年徒刑，他们看不到行动的可能性。

唯一有信心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准备揭露和宣传计划。为此，我们依靠朋友和我们的声明。我们的战略是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我们，在民众压力下获得自由。要让民众要求释放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这与巴蒂斯塔想使局势正常化和给自己一个合法门面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他策略的组成部分。巴蒂斯塔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通过选举来使政变合法化，东山再起的人。

他曾多次这么做：巴蒂斯塔曾多年掌控政权，尽管他不当总统，而是陆军司令，他更换政府。后来，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民主浪潮形势下，他又赶上反法西斯斗争的民主大宣传的列车，于1940年颁布了宪法，竞选总统。由于他赶上了民主的列车，成为美国的盟友，在同年当选为总统。

他再次想长期控制国家的政治，先是发动政变上台，然后想在其余反对派缺席，只有真正党候选人格劳·圣马丁一人与之匹敌的情况下，通过操纵选举当选总统。他面临的只有一位弱势的反对派。巴蒂斯塔想制造某种表面上的正常化，但是，与之格格不入的事实是镇压、罪行和关押犯人。

随着我们不断揭露罪行和民众对我们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支持的增加，巴蒂斯塔的战略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他若不释放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他的计划，因为由于我们的揭露和我们的斗争，民众要求释放政治犯、释放攻打蒙卡达战士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巴蒂斯塔说，他准备颁布大赦，但蒙卡达犯人除外。

而我们的运动已经开始实施，我们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给所有的同情者传达指示，在各处组织同情者小组，招募人员，进行斗争。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承认，马里奥·门西亚研究员对我们这一战略理解得深，他撰写的《丰收的监禁》一书很好地反映了我们的这一战略。

我曾多次提出：“不要与其他组织签约，不要相信其他组织，不要相信那些老党。”我提醒民众说，它们甚至不敢揭露巴蒂斯塔在蒙卡达兵营犯下的罪行，我们才是先锋队，才是革命的力量，我们需要耐心，必须执行斗争的纲领，发展思想，建立组织，斗争的重点是争取我们的自由。

我们从监狱领导战斗，我们的运动不断壮大。尽管我们被隔离，我们设法打破被隔离的状态。我写了许多信件和指示，坚持我的基本主张：进行揭露和制定革命纲领。就这样，支持我们事业的人越来越多。

我了解我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仇恨独裁政权和镇压，他们越是仇恨独裁政权，便越是同情与独裁政权做斗争的人。

_{1955年5月15日，菲德尔被大赦释放，走出松树岛的莫德罗监狱}

_{（选自《时代游击队员——古巴革命历史领袖访谈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