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冒雪去北京

几年前，我去北京出席政协礼堂一场慈善基金年会。会上我有幸邂逅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女士。提起周总理，大家的感情依旧，深深地为这位共和国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记得1976年元旦，我和农场同事张亚龙在黄山风景区观赏雪景。整个黄山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就剩我们俩人。路上雪地里不时留有野兽的脚印。我们每人拿着一根树干，一来作为拐杖在雪山中行走，二来可以作为武器随时应对突然出现的野兽。

当我们到了玉屏楼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毛主席新发表诗词，周恩来在病床上还吟诵此诗篇。回到农场后，1月8日的凌晨，从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在大雪封闭的皖南山区，我们悲痛无比，做花圈、设灵堂、写诗歌、做文章，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悼念这位共和国的总理。1月12日我接到北京朋友戴苑的来信，他说总理去世，中国政坛正面临一场危机，邓小平的位置将会动摇。他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当时，我身在山区感到一片迷茫，好像外面发生很大的事变，我们都蒙在鼓里。我借了几十元钱决定去北京，次日凌晨，我从皖南出发，奔芜湖，转合肥，上北京。一路上，从农村到城镇的白墙上，从学校到工厂的大门口都挂着“无比悲痛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的横幅。

到芜湖没有当晚去合肥的夜车，我投奔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的朋友陈华。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很多同学佩戴黑纱，听说我去北京都来找我聊天。我们感慨地谈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那气氛就像开党代会。艺术系同学们的忧国忧民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次日凌晨，很多同学自发地给我送行，这些同学都是昨晚刚认识的。那场面就像他们送代表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我仿佛肩负着这些大学生的委托去北京送送周恩来总理。在车上，同学们一一和我握手告别，我突然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动。

15日傍晚，我到达首都北京。这天恰好是首都人民举行周总理的追悼会，我从北京站直奔人民大会堂，追悼会刚刚结束。我望着慢慢散去人群的长安街，送周总理的人民群众无限惆怅和悲痛。我后悔没及时赶上中国历史上记录的重要一幕，也倍感辜负了大学生们对我的期望。寒风带着雪花吹拂着我火热的胸膛，我怀着焦虑的心情在长安街上激奋地疾走。我知道前几天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送总理的灵车，今天是周总理的追悼会，他们又自发地围着人民大会堂的周围，在寒风凛冽中站着，人民想再一次送送总理。几十年来，周恩来总理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我漫步在长安街，想起周恩来总理开国以来多少次在这儿迎接外宾，参加国庆典礼。今天他已经疲惫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我抬头仰望黑蒙蒙的北京天空，一种不祥的征兆顿时笼罩着心头。

夜晚，我沮丧地坐公交车去外婆家。车上人们像受了伤似地沉思着。偶尔，有人挤车踩踏发生嚷嚷的叫骂声，马上就遭到大伙儿的恕斥：“都什么时候啦，还这么嚷嚷！”

北京的空气就像被寒流凝固的那样，沉闷而痛心着……

我到外婆家，由于事先写信已来不及，她们都很惊奇我的到来。我说总理逝世了，我来北京看看。第二天晚，舅舅带我去李绍白家借帆布折叠床。李绍白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文革受迫害。那晚，他对周总理的逝世表示极大的惋惜，感到中国的栋梁倒塌了。特别是邓小平处境很危险，已经开始批判他了。林彪事件后，中国一直想结束文革，恢复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总理向毛主席推荐邓小平，主席也说，人才难得。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工作刚刚步入正轨，总理病危，四人帮疯狂夺权。说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言论的荒谬，明理的人都明白。周恩来总理突然的离去，邓小平能顶得住吗？中国的前途何从何去？他们的情绪都是无比惋惜和无可奈何，中国接下来，难啊……

到北京第二天一早，我就急忙去好朋友戴苑家。他说，总理逝世前，邓小平已经受批判，这次总理的位子轮不到邓小平。人们特别气愤江青在总理告别会上没脱帽，张春桥假惺惺拥抱邓颖超，这几天姚文元下令新华社不许组织悼念报道，四人帮不准群众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文化部长于会泳还强迫文艺单位照样演出。这些强压措施是对民心的践踏。

我又去了阿姨、姨父家。他们住在北京南郊东高地，是航天卫星研究院。这里是知识分子集聚地。他们对总理逝世非常悲痛，对毛主席没参加总理追悼会感到迷茫，这给扑朔迷离中国政坛带来更多的谜团。中国今后的命运如何？知识分子比较含蓄，他们也在等待什么。十年文革也让他们懂得怎样应对。当年的右派，现行反革命都是祸从口出。人们不敢在公众场合轻易发表自己的想法。在姨夫家说完这场斗争后，他们马上关照我外边不要多说，以免招来不幸。

十几天后我坐火车回上海，在列车上很多人还是说起周恩来，说周恩来是中国的大树，中国不能没有他。由于是在列车上，没有领导，没有单位，没有熟人。人们的议论畅所欲言，肆无忌惮。一位干部模样的北方汉子说，文革十年，不能都是你们正确，别人都不对。张春桥当总理，中国谁服他。

回到家，上海的同学朋友听说我从北京来，纷纷来和我聊起中国的政局。阿拉们喜欢用少壮派和元老派来描述当时的政坛。上海人除了浸沉在悼念总理的悲痛中，没有北京的火药味。按说主席健在，人们没必要这么担忧。

在北京，一场残酷斗争正在悄然地酝酿着。人们不满“四人帮”对群众悼念总理的各种强压措施，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前途感到忧心。当时的“政治谣言”此起彼伏，各种版本听了想沉默都不行。鲁讯先生的那句：“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当年最好的写照：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运动。热血青年终于扬眉剑出鞘，洒血祭国难。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蒙难；朱德委员长逝世；毛泽东主席逝世；直至“四人帮”的倒台。。。。。。1976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1976年是上世纪中国最悲愤、最痛苦、最彷徨的一年，也是最兴奋、最难忘的一年。1976年让我们亲历感受到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将要开始。当年我们都写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抒发了心中的激情和感受。

时光悠悠，40年过去了。在今天回头看，当年周恩来力挺邓小平是何等艰难，何等英明，又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啊。那是世纪中国何从何去的抉择。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是划时代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当然是难以忘怀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