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的发飙和致歉

我是1980年八九月间，离开《笔会》到《文汇月刊》的。随后，我这个新上岗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揣着《福建文艺》发给“老东家”《笔会》的会议通知，却代表“新东家”《文汇月刊》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并组织了第一篇报告文学，请人写饱受争议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

如果说，结识舒婷，是我主动找上门去的；那我最初“认识”理由，并留下深刻印象，则是完全被动的——因为理由因故突然“爽约”，让我们81年1月号上等用的一篇重头稿落空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梅朵从我的坐椅上“蹭”地起身，他要我赶紧去北京“救场”！梅朵急切地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来不及了，你去写吧！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500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我对梅朵一厢情愿的仓促决定很不满，有这么“强征暴敛”的？连带对理由也心生不满，事情皆因他而起。

如梅朵所愿，我去抢出一篇《你好，李谷一》，反响不错，引起关注也引起争议。事情有得有失，因为理由的爽约，我得以“替补”上场，磨练了自己，也证明了自己；但却因此错失了一次跟理由对话的机会，我深为惋惜。“你是负责《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认识理由，不就是迟早的事。”不知为什么，老梅又补充了一句：“理由可是帅气又牛气呵！”他大概是在提醒我，理由不太好打交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没在意，因为觉得理由有资格，也有本钱牛气。

不无傲气的我，对理由却心怀钦慕，他是那个时间段里，除了几位前辈报告文学大家外，最具影响的年轻报告文学家。我读过理由1978年以来发表过的二十多篇报告文学，有些还当作范文来读。而我最早读到的，是他的成名作《扬眉剑出鞘》。我在《笔会》时，就听说理由是抓住机遇，一战成名。他靠才气，也靠运气。不过，详尽版本是后来听同是报告文学作家、时任《报告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之后又担任副主编的傅溪鹏亲口告诉我的。他说：1978年春天，他在《新体育》杂志竞赛组任组长，当时中国花剑运动员栾菊杰荣获世界亚军，震撼了世界与亚洲，需要约请一位作家写一篇人物报道，便专程前往《北京文学》，结果，巧遇年轻作家理由……他做了一次伯乐，改变了理由的人生，成了理由命运里的贵人。傅溪鹏还曾不止一次地撰文，追述这段难忘时日。

不过——无论是在我后来和理由交往中，还是看他关于采写《扬眉剑出鞘》的随笔中，均未提及过傅溪鹏这位“贵人”。而2015年5月，在写《我在〈文汇月刊〉十年》时，我打电话到北京昌平王府家庭农场书香园，想跟在田园生活中悠哉游哉的傅溪鹏，查对关于理由的几个细节。孰料，说及《扬眉剑出鞘》时，年近八旬、无所顾忌的傅溪鹏，有些“愤愤不平”地脱口而出：

“理由这个人没‘记性’。当时他一点名气也没有，我给了他机会，让他写栾菊杰，机票都是我们准备好的。但理由后来到处说，这是他自己碰上的，与我无关。你想想……”。

我不知道，是傅溪鹏“贪天之功”，还是理由“没有记性”？不过，即便是前者给后者以机会，倘使《扬眉剑出鞘》仅由《新体育》杂志发表，影响却也有限；更重要的是，是谁促成了《人民日报》转发？那才是居功至伟。我曾听北京圈中朋友说，文章在《新体育》发表后，是理由的前妻胡容亲自替他送到《人民日报》的。当时理由刚出道，识人不多，而胡蓉已是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人脉广泛。

确实，那时是时势造英雄。在那个强调体育运动要振奋国威、恢弘民气的非常年代，宣传报道也动用了非常手段。当时，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及其他中央领导均在国家体委上呈中央的“简报”上“画圈”，指示要大力宣传为国争光的栾菊杰。所以，才会出现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倾巢出动的空前盛况，让大江南北、千家万户的人们在记住英雄般的栾菊杰的同时，也记住了理由的名字。因而，连傅溪鹏这位“伯乐”，也明白自己的作用有限，理由躬逢其盛，才气有了用武之地。

不怕没机会，就怕没本事。从1977年开始转向写报告文学的理由，之前是写小说的。如他自己在《她有多少孩子》这个集子“后记”中所说，“我在前些年写的小说，现在拿来不忍卒看，当时也不忍卒看”。而理由从前的“麾下”、在他之后也成为报告文学名家的肖复兴，曾对我追溯往事，为这“不忍卒看”做了注脚：

“文革前，理由在少年宫当航模教练，文革后期到丰台文化馆，搞业余创作组，他是组长，主办了一个《丰收》内刊，组织我们写稿。有时，理由还骑摩托车到我们学校，帮我请创作假，参加创作活动。他初始时写小说，大部分是‘三突出’，大家都不认可。后来，他开始写报告文学，重视结构，运用小说手法，取得成功。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虽说，《扬眉剑出鞘》是理由最初的成名作，但似乎不是他最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200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的集子《扬眉剑出鞘》时，经过17年的沉淀，理由特意为这篇文章加上一段题记：

“此文已被转载过数百次且屡屡获奖，再提它我已觉不好意思。偶有聚会，主持者在向众人介绍我时总要提及此文，而我的心中似有灼痛之感，它真能代表我吗？”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理由朴实如土的代表作《中年颂》，写了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却让我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感动而又引发深思。我也喜欢理由的《痴情》，动情处不由得泪水盈眶。那感觉，如同之前我看徐迟写敦煌常书鸿的《祁连山下》，象是在读情节起伏、感情跌宕的小说——然而，恰恰又是真实的生活。《痴情》引起读者和评论家一阵“痴情”的冲击波，许多人盛赞乃至痴迷于《痴情》的痴情，也有人痛批作者自身太不痴情，“个人生活未能始终如一”……

理由与梅朵和《文汇月刊》，有着很深的友谊。从1980年至1986年间，他先是给梅朵，后来是给我，写过散文式随笔 《钓鱼台小记》，为《文汇月刊》发起的报告文学讨论，写了洋洋万言的《 报告文学的遐想》；还写过四篇报告文学： 《弹丸之地》《湖滨梦》《真正的球迷》《九七年》。作品虽有高低，但理由每一篇都倾尽心力，他很珍惜自己的名声和品牌。

81年8月号上，发表了理由的《弹丸之地》，写他专程前往甪直千年古镇和古刹保圣寺，却是一见不如百闻，败兴而归……就在这时候，梅朵的心脏病第一次爆发，住进了医院。而两个月后，梅朵吵着出院，并且不顾医嘱和我们的劝阻，强行要去北京，为《文汇月刊》的第一个“报告文学特辑”组稿，他念念在兹的就是把“报告文学”做大做强。十多天后，疲惫不堪的梅朵回到上海就再度病倒，不得不老老实实在医院和无锡华东疗养院里养息了两年。

82年夏天，梅朵在疗养院里运筹帷幄，要我在刊物上拉开声势很大的“报告文学讨论”。梅朵气魄大，心眼“小”，他就是想跟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争夺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他也料定那些刊物，不可能象我们这样，肯投入这么多版面，花这么大力量。不安分的梅朵，在疗养院往北京写信、打电话组稿。他很看中理由的影响力，第一期“讨论”就请他开头。理由不辱使命，给了我们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报告文学的遐想》。谈报告文学的特征与特色，谈什么是报告文学的一流题材，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性、典型性和批判性……

说来也怪，在梅朵生病、疗养期间，我在北京的人脉迅速扩张，抓稿也日趋“疯狂”。但因种种原因，我跟很忙很难找，且较长时间陷入感情旋涡的理由，交往却是慢热，不温不火。我80年初秋到《文汇月刊》，梅朵养病期间，我单打独斗，给理由寄过小样，写过信，通过电话，但直至梅朵83年夏秋归队，我跟理由还从未谋面。记不清楚，我和理由的最初见面，是在他84年“取道上海”时？还是在这前后，我先去北京拜访他，抑或是在其它会议场合？印象中，从84年直至87年后他淡出报告文学圈，弃文从商去香港发展前，我跟理由总共见面次数也只有个位数。

我和理由有许多共同的作家朋友和编辑朋友，我们同属报告文学圈，即使在不见面的情况下，也会意想不到地在朋友们那儿交集、“见面”。80年代初，地处偏僻，却有大手笔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来，很快改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准备连续推出一批报告文学集。1981年12月，他们率先出版了理由的《痴情》。其中，除收有《痴情》，还有原先刊登在《文汇月刊》上的《钓鱼台小记》和《弹丸之地》。

意想不到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一年、渺无音信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的旋风》，被这个“系列”看中了。责编曹礼尧让我终身感念，她之前在在杂志上读过我的大部分作品，在只看到“目录”的情况下，便让出差上海的丈夫带信给我：“你的报告文学集我们决定列入计划，你可以找人设计封面了（大32开本）。封面一定要搞好，反正你满意了就可以寄来。”3个月后，曹礼尧又雷厉风行地告知结果：“此书我们出定了，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是稿件已看完，等待封面、插图、照片及你的‘后记’，这些东西何日到手，我就何日发稿。对你这本书，我们编室的领导也很重视，我们会尽力将它搞得漂漂亮亮的！”9个月后，曹礼尧又来信告诉我，终审通过：“稿子刘令蒙副主编刚才给我，他看了，已签了字，但抽下三篇文章……他说为了使这本书的质量能够与理由、柯岩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平起平坐，抽下这几篇是有必要的。”我不敢、也无意跟他们“平起平坐”，我的第一本书能够与这几位名家进入同一个“系列”，已经深感幸运和兴奋。

1984年4月初，我和理由的共同朋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给我一封充满友情的信，还说及理由的书稿，又让我和理由在无意中“交集”：

“这次上海之行，还是很畅快的。朋友之间，经过了一些事，会更加了解的。你目前的处境很有利，一定不要退缩。不知老梅回来没有？

“你的第二个集子，不论何时写出，我都等你，来了就是我的事了。当然，我希望能比第一本更好，相信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第一本集子的后半部，已经大大超过了前几年的水平。

“理由的稿子我回来收到已经看完，四月底可发稿。处理老兄的稿子，我不会慢于这个速度的。”

理由这本《纯情》出版后，大光赶紧给我寄了一本，接着理由又送了我一本，我两本都一直留着。我留着《痴情》和《纯情》，是为自己竖起一道标杆。

_{理由著作书影}

1984年起，我和理由见面的机会多了些，而创造这机会的，先是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很快又调任《体育报》社长、总编辑的鲁光，随后是《报告文学》杂志的两位编辑部主任——朱宝蓁大姐及傅溪鹏。83年底，鲁光就在信中打招呼：“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委领导首肯了。明年上半年开个会，正式成立。你虽在上海，你也应该是此会的‘创业者’。望多出主意，我洗耳恭听”。一年多后，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鲁光任会长，理由、李玲修和我等人任副会长，且每年都要开会、碰头、搞活动。

而1984年后，田流、程光锐两位新当家接过《时代的报告》，似乎要脱胎换骨，决意告别80年代初落下的“左”的名声，将刊物改名为《报告文学》。与之同时，以大手笔改组编委会，居然约请到十五六个名头大能量也大的“社外编委”：有刘宾雁、袁鹰、黄宗英、理由、苏晓康、陈祖芬等一批一流作家和报告文学名家；也有操持国内最具影响的《新观察》、《人民文学》、《文汇月刊》杂志的实权人物，如戈扬、周明等，我也有幸入列。

这两个会，尤其是《报告文学》编委会，成了我和理由及一批报告文学名家聚会的好机会。虽然，《报告文学》节俭办事，开会就在杂志社，编委住宿就安排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的简陋平房里。但到场编委的规格，以及两天会议的热烈、认真气氛，是让人终身难忘的。田流、刘宾雁、袁鹰、戈扬、黄宗英这些大名家，没有一点架子，为人热忱，谦和可亲。理由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才气，也很帅气，思维敏捷，思想活跃，但并未感受到他有多少傲气和锋芒——可能是跟梅朵一样，只是“偶尔露峥嵘”吧。

梅朵从疗养院回归未几，84年初春起，就盯着要我做一套关于理由的“组合”：做他的封面，找人写“印象记”；同时，配发他的报告文学。做一套“组合”是难事、烦事，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两三年，甚或更久。但因了这个“催化剂”，我给理由的信比之前频密多了。给他打电话，十有八九找不着，唯有写信或发电报——不过，我从没给理由发过那种夜半惊魂的加急电报。我知道理由很“挑剔”，要他自己提供满意的照片，找他看得上的人写“印象记”，再给我一篇能有些声响的报告文学。

_理由作品

经过将近四年的酝酿，又见过几次面，我和理由的友谊，也开始水到渠成地升温。之后，又全程处理过他的三篇报告文学《湖滨梦》、《真正的球迷》和《九七年》，我们之间往来信件以及通话次数多了起来，质量也大为提高，称兄道弟，彼此间客气话少了，直白、友好而坦率。“理由组合”因“印象记”而搁浅。自从我把写“剪影”的“球”踢给理由，他老兄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反倒是象欠了我一笔“债”。6月间，理由给了我一篇15000字的《湖滨梦》，以作慰劳。收读《湖滨梦》，至感快慰、兴奋，作品写得相当感人，理由的小说功力和魅力，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又一次恣意展露。我让梅朵也先睹为快，他也大为称道。如后来理由在将此文收入集子时，所加的“题记”中所说：

此文应冯基平的几位千金之邀而作。冯基平在“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强力部门的要职与女儿们柔情似水的述说形成鲜明反差。我觉得，女儿们对父亲深情的追述本身就蕴含着诗的意境，遂模仿她们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写就。

理由构思谋篇，将这“强力”与“柔情”的“鲜明反差”，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冯基平原本有“几位千金”，也被理由“浓缩”为一个女儿在深情追述、倾诉。这诉说中，既没有交代年份，也没有说明所涉及政治运动的名称和背景，但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浩劫，和审判“四人帮”的读者，对这一场场民族灾难了然于胸。而“爸爸”这位神秘人物的忧国忧民之心，他的脾性和身影，也在这叙述中栩栩如生。

我知道理由不喜欢磨蹭，将“文汇速度”发挥到极致，收到他的《湖滨梦》，两个小时后即发到排字房，隔天就将小样用“航空”寄给理由。谁知，好事多磨，十多天过去了，迄无回音，理由没将小样退回。电话也找不到他，我赶紧发信催问。84年7月5日，理由回信着急地说：

“达成：你好！收来信，得知校样已发出，到处去找。北京作协那里没有，万寿路这里也没有，问过收发，都说没有见到。看来不能再等了。我想请你校对后直接发排吧。这篇报告文学，不会出现事实上的出入，行文上的改动，请你做主。

“我的地址，是北京万寿路甲15号东院×楼×××室，今后联系请以此为准。如有机会来京，欢迎做客。

“百花出版了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纯情’，不知寄给你没有？我当奉寄留念。”

《湖滨梦》原本我想在7月号推出，这一来只能放到8月号上了。谁知，梅朵又出来“作梗”，觉得《湖滨梦》这样单用可惜，希望能催促到“印象记”，并配理由封面，以完成他所期望的“组合”。理由的态度很友好很配合，他很熟悉梅朵那种得陇望蜀的“贪婪”。10月上旬，我去信要求他对《湖滨梦》的主人公——“爸爸”隐秘的身份加个注解，仅仅交代他“身居要职、工作性质特殊”似不解渴。10月12日，理由回信对此表示同意；在信的末尾，还正面回应到“印象记”的事：

“关于恢复文中冯基平的名字，我没有什么意见。原来的考虑，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他的孩子也熟悉我，但那些孩子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他死后，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已到戏剧化的程度，以致用任何一个（或一拨儿）孩子的角度来回忆他们父亲的追念文章都会使矛盾加剧。因此，在指出冯的名字时，请仍按原来的叙述语气，即不具体写明说话的第一人称是哪一个女儿。主人公的名字是实的，叙述者的名字是虚的，这样较好，以免引起那些孩子间无谓的纠缠，不使我哥哥为难。

“如能恢复一些所谓‘阴暗面’的描写，最好不过。因为对那些东西大可不必讳忌的。

“关于采写我的‘剪影’，我手头正忙，有一建议，我将于本月25日取道上海，再向南行。请你可否从上海物色适合的作者，我在上海可腾出两天时间见面详谈，提供资料。我希望把我写的真实些，褒也好，贬也好，文笔真实而生动，以悦读者。如可，我行前电告你。当否请复。（此行路费我自有出处）。”

显然，理由觉得自己耽搁了我们，才出此下策。我清醒、迅速而又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个友好方案。非不为，乃不能为：以我对理由的了解和理解，他看得上的作者为数不多，对写自己的文章也必定较真而苛求。倘使贸然找一个不熟悉理由的上海作者采写他，最终可能会弄得三方都很不愉快。我不想冒险，坚持让理由自己找合适的人，哪怕因此要多花很多时间；并在12月号上，将《湖滨梦》推出。不过，因为解除“捆绑”，梅朵所期盼的“理由组合”，又整整等了2年，直到86年10月才算大功告成。

之前几年，尽管梅朵强势组稿，也只指望每年从理由手里拿到一篇报告文学，因为知道他产量不高，且索稿者众。倒是我的“怀柔”手段比老梅奏效，随着我和理由友谊加深，见面、通电话，或是写信，都相谈甚欢，颇为相契。《湖滨梦》发表近半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5·19球场暴力事件后，我又催来了理由一篇反映这场事件的《真正的球迷》。文章于平实中见功力，大事件，小切入，理由在众多球迷中选取了三个人，让他们用白描式的口述，把中国队在跟香港队争夺世界杯分组赛小组出线权中，意外失利后，引发球迷骚乱的过程与心态，展露无遗……

理由做过报人，他对我们以办报的作风和效率办刊物，大为赞赏。但我对理由这个关于5·19的稿子并不满足，因为他“一鸡两吃”，分别给了《人民文学》和《文汇月刊》，而《人民文学》又先于我们发表，一时占尽风头。

遗憾的是，我以最快速度处理《真正的球迷》，也只能赶上85年8月号；而在这过程中，《人民文学》7月号已经强势推出理由《倾斜的足球场》。当我读着文章的第一段，就觉得他们这半个“鸡”，要比给我们的那半个分量重得多，它更正面的直击和碰撞了5·19事件，一开始就让赛后成为悲剧人物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粉墨登场：

“五月十九日晚,曾雪麟率领器宇轩昂的中国足球队踏进北京工人体育场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就是三十多年足球教练生涯的悲惨终结……”

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事件，《人民文学》比我们早出来一个月！不过，凭心而论，我们是没有资格埋怨理由和《人民文学》的。《人民文学》占有天时地利，时任主编的王蒙和编辑部主任、我们的老对手和老朋友周明，抢先一步，最早找到理由；而理由劈了半个“鸡”给我们这个晚了半个身位的“第三者”，已经很够朋友，很给面子了。理由在打电话和通信中，感受到我的醋意和不爽。他在 85年7月23寄回清样的信中，很友好地打招呼，并淡化两篇稿子间的差距：

“清样看过，有两三处错字，如‘辩（舆）论’，‘窝大（火）’、‘片儿警’，其余没有改动。请付印前再校一遍。

“‘人民文学’发在前头，真抱歉。不过，两篇都有词不达意的东西，当初两篇合为一篇写就好了。

“这篇东西老兄处理得很利索，多谢。”

1986年伊始，我开始认真催促理由，早点完成梅朵关于他的“组合”那个梦了。直至接读理由6月26日来信，我心中一块石头才算基本落地：

“达成：你好！遵嘱寄上几张照片，不知可否，如需用请来信告之，可把底片取来寄上。

“已与徐刚老弟接头，稿子的事看来八月份才可完成。  祝好！  理由 ”

水到渠成，梅朵盼望了两年多的“理由组合”，终于收获在望。让我意外的是，理由寻寻觅觅，找到了跟他同样心高气傲、却又惺惺相惜的徐刚，来写自己的印象记。其时，徐刚这位老友、上海老乡，已离开报纸副刊，调往一家杂志，掌管“报告文学专栏”；理由还寄来了自己所满意的几张照片，并在苦苦酝酿，为我们写一篇关于香港回归的报告文学《九七年》。我知道理由的性格和风格，对稿件极度认真，他很在意自己名望，也很看中这个“组合”，这篇让人期待的报告文学一定能够打响。为了封面照片的制作精度，我们的美编挑出几张理由照片后，又让我要底片。86年7月27日理由来信：

“达成：你好！底片刚取到，寄上，请保存好。明天我将去北戴河数日，稿子正在赶写，一脱手即寄上。”

一个星期后，又接读徐刚信：

“信早收到，迟复为歉。我急着想把理由的稿子写出来，和他长谈了半天，然后又去承德山庄，昨天刚回京，稿子已写出，今寄上，请兄斧正。

“兄的中学生早恋报告文学听说是给‘人民文学’的，为什么不给我呢？”

徐刚是写印象记文字的好手，行文洒脱，文采飞扬，他先后给我们写过艾青、写过祖慰、写过陈冠柏，而“理由写生”无疑是其中最出彩的一篇。徐刚在《他在寻找灰姑娘——理由写生》中，材料信手拈来，下笔无所禁忌，文中几度提及理由的“三次婚姻”：

“中国的作家我见过不少，象刘宾雁的风度，理由的英俊，实在也算难得。而且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这大概比漂亮更重要。

“理由是离了两次婚，结了三次婚的一个男人，仅此一点，便足以使他成为新闻人物。在中国，离婚本来就难，更何况名人？离一次婚就得脱一层皮，更何况一而再？

“过不下去了，便不过；既不想欺骗自己，更不想欺骗别人，这难道不是一种责任感吗？

“他在寻找灰姑娘——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生活……”

随后，徐刚说到早先在《人民日报》时，所见到的刚开始在文学上寻找“灰姑娘”的理由：

“我最早读到理由的作品是《扬眉剑出鞘》。那时侯，还不是眼下的作家等着编辑索稿、抢稿的光景，他是把稿件送到报社来的。我正在这家报纸编副刊，便先睹为快。其时，报告文学还刚刚在兴起，作家与诗人面对着变化太大的政治与生活，几乎都在手足失措、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表达形式的时候，理由的这篇报告文学所起的作用，从长远来看，是形式大于内容的”。

一个多月前，当徐刚和理由分别告诉我，他们开始约谈，准备这篇印象记时，我曾感到诧异，这两个人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却又同样心气高傲，性格鲜明的人，怎么走到一起了？徐刚在文中释疑，他们走近不易，其间耗费了许多年月：1981年盛夏，中国作协约请了一部分作家去北戴河疗养，他与理由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他们是在这里相识的。理由堪称“江上弄潮儿，出没风波里”，而徐刚泳技平平，很少下海，只有在海边喝啤酒、做看客的份。

之后，两人从无私人交往，偶尔在一些集会的场合碰见，照例是点个头，问个好而已。 80年代中期，当理由在文坛和情场上春风得意，徐刚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境况却很落魄。虽说袁鹰待他不错，但因涉及莫名其妙的所谓“三种人”问题，翻“文革”老帐，袁鹰也无力庇护。徐刚不光在部门被“靠边”，连在外面发表作品也不容许。朋友们希望他安然过关，为他忧心。84年底，梅朵听徐开垒说，徐刚的事情已日趋淡化，让我向袁鹰打听一下，现在能否发表徐刚作品？袁鹰很快回信道：

“您好！上次去沪，未能遇到，殊以为憾。也没能见到丽宏，大约他也去苏南了。今天收到来信，问到徐刚事，他的问题尚未解决，我告开垒兄的话，是对问题的估计。但最好过些时日，再行‘亮相’为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请转告老梅，并代为向他致意。  匆复，即祝近好！”

不光我们牵挂徐刚，《人民文学》也牵挂着他，约请徐刚参加一个规格颇高的会议，他也因此与理由再度相逢：

“1985年初夏，我还没有离开报社，无所事事，一副落魄的样子……却不料接到‘人民文学’的一个请柬——以主编王蒙名义约请在京的部分作家，借座北京饭店讨论文学与社会问题。

“就在这个会上，我又见到了理由。已经阔别多年了，他因为第二次婚变而被各种流言包围着。然而，他的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的他对‘5·19’足球场事件的分析……也是在这个会上，王蒙提出了文学反映社会问题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议题，并披露：‘人民文学’将同时发表心武的‘5·19长镜头’和理由‘倾斜的足球场’。”

这次会议，给几乎与文学界隔绝，在“面壁斋”里面壁了一年的徐刚，带来了讯息和思考，他很推崇理由的这篇新作，认为是一次重大突破和跨越：

“毫无疑问，理由走完了他的报告文学的第一阶段的艰难而成绩卓著的历程。

《倾斜的足球场》既是他的，也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以后，报告文学所担负的将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单线条的记述与描绘，而是在时代的基座上的群像的雕塑，是直面生活，在更高的层次上，以积极的态度去干预、去雕刻。”

徐刚也很赞赏理由的写作态度，呕心沥血，全力以赴，从不马虎和应付：“因而，你总无法将被框上了‘花边新闻’的理由，同作品中看到、想到、体验到的一个认真、严肃的理由相统一”。

徐刚与理由真正开始交往，是在他身上的“麻烦”终于了结后。他告别当了十年诗歌编辑的《人民日报》副刊，来到《中国作家》杂志编报告文学，跟张凤珠大姐合作得很愉快。当徐刚前往万寿路那一处高楼深院，到理由家取他完成的《澳门蒙太奇》手稿时，两人又长谈一次：

“……他聊起了几度香港之行。他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英香港谈判’，以及真实的香港文化界的面面观，这一些，读者并不陌生。

“然后，他又谈起了私生活…… 他似乎已真的找到了爱情的‘灰姑娘’，他说，‘我唯一感到幸福的是亮亮理解我，支持我！’”……

_{理由1986年在北戴河}

当我翘首以盼，等着理由兑现上一封信中所说的：“明天我将去北戴河数日，稿子正在赶写，一脱手即寄上。”却不意收到陶斯亮的信，她便是理由所寻找到的“灰姑娘”亮亮。

《他在寻找灰姑娘——理由写生》，作者 徐刚

那是陶斯亮1986年9月1日发出的信：

“罗达成同志：您好。虽不相熟，但经常看到您与理由的往来信件，因此，自觉对您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理由对稿约是认真的。但是从8月初起，他即开始生病，发烧持续不退，时至今日，仍病怏怏的，坐在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这次病的这样长，原因除了病情较重（气管炎转肺炎）外，也与我此段时间不在家，缺乏及时的治疗与护理有关。

“我陪我妈妈去东北地区转了一圈，回来后见他满脸病容，身体虚弱，因不能如期完稿而心烦意乱。我暗暗为他焦急，同时也为你们着急。我虽不是文学界的人，但对编辑人员的甘苦尚略知一二，因此，主动代笔，向你们说明下理由的情况。请你们赶快做出应急处理。至于他，待病愈后，我想会加倍赏还的。

“真是抱歉，替他！请你们能予以谅解。希望有一天，您能成为我们小家的贵客。”

_{86年9月1日，陶斯亮来信代理由辞稿}

陶斯亮的信写得很得体，很友好，没有那种让人不快的高干子女腔。我跟她不熟，之前知道她，是78年12月，陶斯亮在父亲陶铸冤案即将平反之际，曾经写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封信流露出了非常浓厚的感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和理由结合后，也只是偶尔接听过我的电话，我不知道她看过我和理由的往来信件。

我理解陶斯亮护夫心切，但我的回复除对她致谢和问候理由，表示下次赴京一定去拜访他们的“小家”，但并未松口答允对稿件做“应急处理”。我并不打算放过理由：我们10月号的杂志封面已经开印，徐刚写的“印象记”也已到位，怎么能缺少作为主打部分的理由报告文学？而且，陶斯亮信中“主动代笔”四个字，让我估摸到，十有八九她是未经理由同意就私下写了这封信。我相信，素来将作品视为生命，写作极其认真、严肃的理由，不太可能轻言放弃，他对朋友的许诺向来一言九鼎。在这一点上，我大概比亮亮更了解理由！

果不其然，理由在9月12日——作为随团记者出发去汉城采访亚运会前两天、《文汇月刊》发稿截稿期前，给我寄来他写的《九七年》，附信写得极其匆促、简短，根本没有提及自己生病，也没有提及亮亮：

“达成： 后天将去南韩，一大堆事焦头烂额，此稿匆匆未及看一遍，请指正与校正，我猜错别字不少。劳你大驾了”。

_{理由给罗达成的信}

作为报告文学同行，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我感同身受，深知理由所说的“焦头烂额”：报告文学作家写作，大抵都是起初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思路杂乱，灵感枯竭，坐卧不宁，无从下笔；而不意在某个瞬间，或是梦醒时分，一切又豁然开朗，文思如涌。但交稿期限已迫在眉睫，只能将作品匆匆寄出。许多朋友曾告诉我，每写完一篇报告文学，都疲惫不堪，乃至病倒几天——报告文学这个苦差使，太让人呕心沥血了！

理由是痛苦写作，我是痛苦期待，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九七年》是理由写关于香港回归题材的又一篇代表作，与他四个月前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香港心态录》相映生辉。虽则《九七年》只有一万多字，篇幅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但理由仗着笔力，写得更概括、更凝练、更深刻。理由选取的这个题材既新鲜，又敏感，香港和内地的人都会有共同兴趣。我一连看了两遍，觉得他材料非常扎实，如果不是他“三顾茅庐”，“举步为艰”地采访了香港各个阶层100多人，不可能写出如此厚重、有分量的作品。而第三次赴港，他在那里采访了五个星期。

在《九七年》中，理由将香港人面临“回归”的种种困惑、各式心态，以及他们眼下的生存状态，未来的应对计划披露无遗。

五年间三访香港的理由，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在胸中汹涌澎湃，他在《九七年》的结尾时直抒胸臆，感慨万端：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得到广泛的赞扬与赞同，香港人管理香港的原则也被普遍地接受。在此之前，东方制度绝对排斥西方制度，西方制度也从来没有宽待过东方制度。香港正向着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过渡。尽管某些香港人在夹缝中困惑的心态并没完全消失，如同面对一个巨大的魔方，规则业已确定，奥秘不尽而知，害怕伤脑筋的人提前走掉或将要走掉，更多的人将留下来，围着它争论着、推敲着、筹划着。香港人是值得敬重的。他们还没来得及脱掉强披在身上的殖民地公民的外衣，就在迎接文明史上一场艰难的考验。”

我确信，理由的这篇《九七年》一定能打响，因为它如此生动而又深刻地告诉读者：“收拢香港的人心远比收复香港的主权要难得多”。“理由就是理由，牛啊！”梅朵读完，也极为赞赏。彩色封面打样效果也很好：置身海边、双手叉腰的理由，一身清闲，花格衬衣外是宽松粗纺线衫，英俊的脸上满是笑意和春风得意。

梅朵脸上也满是笑意和得意，我们每完成一套有影响的“组合”，他都如此。但梅朵提醒说，香港问题很敏感，文章里有些提法是否有点过，要我发排后让把关的老编辑徐凤吾仔细看看。没奈何，在报社的大树下办刊物，好处多，效率高，但麻烦也多，不得不认真对付：报社三天两头要转发来中宣部、市委宣传部的“宣传通知”，什么什么不能提，什么什么不让说，或是告诉你应该怎样提怎样说。如果你恣意冲击红线，过多暴露“阴暗面”，当事人轻则要写检查，重则要调动工作甚至免职。我能做的，就是在宣传口径之“一二三”，跟保护作者作品完整性、不致伤筋动骨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我经常跟“刀斧手”徐凤吾为删稿发生争论，但我从来没有大获全胜，他有报社总编辑马达授权这个“上方宝剑”。

知道理由惜稿如命，对改动极其较真，我赶在理由出国前，跟他通了电话：“可能会有所改动，没法跟你商量了”。理由很痛快地撂下一句话：“亮亮看了算”。

86年10月号《文汇月刊》很抢眼，理由的封面和文章，以及徐刚的“理由写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索；而这“读者”中，还包括北京中央的有关领导部门。连理由自己也没想到，他的《九七年》，以及《香港心态录》等许多关于香港回归文章，会为中央统战部所关注和赏识，并因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很快就从文坛上消失，去香港弃文从商。24年后，《南风窗》上一篇《理由：一个文人的逃遁》，将其间经过与缘由尽道其详。

_{文汇月刊 封面人物 理由}

有意思的是，当《南风窗》记者采访理由时，这位在15年间完成了财富积累的房地产商，2004年又重新回到了作家圈。理由想跟文学重续旧情，但面对眼前这个文坛，大有“觉昨是而今非”的凄凉，“与他同一时代的老作家，在各路‘超女快男’式文学现象的夹击下，城池尽失，风光不再。怀着80年代美好记忆回来的理由，再见这些朋友，恍如隔世。”

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回头说说理由《九七年》那篇文章的余波。理由去汉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在后来发表的《汉城信步》中写道：“我是10月1日随第二批归国运动员提前飞回北京的……随后就铺开稿纸，面对着在汉城时手边常用的地图，搜索着在那里度过的十六天的印记。”及至10月中旬，“理由组合”在《文汇月刊》出炉，本该是皆大欢喜——刊物给作家以最高礼遇和规格，“图文并茂”，让作家充分展现自己，刊物也同时提升、扩大了自身影响。谁料，结果并非如此，弄得彼此不很愉快。

我将新鲜出炉的10月号《文汇月刊》样本以最快速度寄给理由，让他先睹为快。我很高兴，十来天后，又要去北京跟理由见面了：《报告文学》杂志发来通知，说是11月初，要开两天编委会，我和理由都是他们的社外编委。几天后，估摸理由收到杂志了，我兴冲冲打去电话，他几乎没有寒暄，就气呼呼地责问道：“你们怎么这样删稿子？”我的解释，也平息不了他的怒气。理由在《光明日报》当过记者，怎么一点不明白什么叫体制内办刊办报，关于香港回归，“宣传通知”规定要正面宣传，负面的、让人丧失信心的东西不容多说。别无它法，不让提的就得删！

理由不依不饶，我出发去北京前几天，收读他一纸“声明”，要求“来函照登”：

“文汇月刊”编辑同志：

“我与贵刊编辑已是老友，此次承蒙辟出版面发表我的有关香港的报告文学《九七年》，由于发稿时我正在香港，也由于可相象的技术或非技术原因经贵社做了数处删节，返京后得知此事我既遗憾又理解。

“此外，在排版与倒版时发生的较明显的误差想贵刊也已发现，盼做必要更正。

“理由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理由的这篇《九七年》有11000字，被我们的版面责编、“刀斧手”徐凤吾删去约500字的“悲情”文字，这乃不得已而为之。我又一次仔细查看了被删的三处文字，虽让作者心痛，但并未伤及文章筋骨，理由所刻画的某些香港人的焦灼、失望、迷茫，已经力透纸背、展露无遗。马达自己也说，不能用办《文汇报》要求套到《文汇月刊》，办刊物要宽松，有更大自由度。他在回忆录《马达自述》中曾追忆道：“几乎我们要为每期文汇月刊受到责问、批评，被要求作检查”，“我当时对编辑部同志说，你们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出了点偏差，由我来负责检讨。统计起来，我为文汇月刊写的检讨，要比文汇报多得多”。因此，我们手下留情，并未完全依照“宣传通知”口径来要求《九七年》；否则，一定会删掉更多文字。

11月初，我如期赴京组稿，并参加《报告文学》编委会。记不清楚，是11月3号还是4号开编委会？只记得，是在《人民日报》大院里，《报告文学》杂志那简陋的会议室，除了外来编委，主编田流、副主编程光锐，还有编辑部正副主任朱宝蓁、傅溪鹏，以及杂志社的编辑全都来了。原本，会议发言踊跃，氛围热烈。谁知，轮到理由时，他突然打横炮，声讨《文汇月刊》，把气氛弄僵了。大意是：他把稿子交给《文汇月刊》后，去汉城采访了；“月刊”的朋友随意删改稿子，不尊重作者……

从未遇到的突然袭击！刹那间，血往头部涌，我感到愤怒和惊愕，准备作出反击！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名家，怎么能违背事实呢？怎么能在大庭广众，翻脸不认人，对朋友对《文汇月刊》无端发难呢？理由虽然很牛，但还没有牛到可以拿我们刊物开涮。在座的刘宾雁等几位大牌作家比他牛得多，刘宾雁的《关东奇人传》原稿有九万字，被我们删到七万字，刘宾雁来信也只是说：“删得太多了，有的地方连不上，我在开头补写了七百字，务请保留”。

尽管我也属冲动型，牛气冲天，但仅仅过了几分钟，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身为编委和客人，又面对在座的一众名家和前辈，以及《报告文学》杂志社的朋友，怎么能跟理由一样“撒野”？砸了人家场子，太不给主人面子了。我强压怒气，只是在理由说完后，简单澄清道：《文汇月刊》改稿删稿，向来都征得作者同意，小样也尽量让作者过目。理由来不及看，说“亮亮看了算”，我们的改动事先征得陶斯亮同意……

是非曲直很清楚，一散会，朋友们都安慰我。晚间，一位跟我跟理由极熟的北京名家，在电话中对我剖析说：“理由现在春风得意，不光是名作家，跟陶斯亮终成眷属后，又进入另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圈子，他的自我感觉有些‘膨胀’，说话行事有时失去分寸……”

回到上海，我还是怏怏不快。早已知情的梅朵，并不跟我“同仇敌忾”，而是赞许地调侃道：“没想到，你这坏脾气这回居然没爆炸。”继而既象点评，又象为理由开脱：“没有必要撕破脸，弄得彼此难受。理由很牛，很傲，有时不讲理，但人不错，对《文汇月刊》也很有感情。让他发泄一下，过后一定会想明白！”老梅这老头，还挺向着理由呢！

我没想到，陶斯亮很快就知道了理由的“发飙”，她是听《人民文学》周明说的。周明人脉广泛，跟我们刊物、跟理由都是好朋友。理由那天“打横炮”，周明就在场，他也是《报告文学》杂志社外编委。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接到陶斯亮11月10日发出的信：

“达成同志：听周明说，那天开会时，理由表现的太激动，使您深受委屈，为此我十分不安，特此写信慰问。

“《文汇》确实是一片好心，这点理由心里比谁都明白。我看了他写给友人的信，不无愧疚的写道：我得罪了‘文汇’的朋友们，他们是一番好心……理由是个极其感情用事的人，一般来说是有点可笑，但并不可怕。你们相交多年，恐怕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唉，他充其量是个二踢脚，啪啪两下也就过去了。总之，还是友谊为重，同意吗？

“陶斯亮 10/11”

_{86年11月10日，陶斯亮的信}

这是陶斯亮给我的第二次意外。她上次意外来信，是让我放过“病中”理由，另备稿件。虽然，我不可能听从她的意见，但我对这位通情达礼、亲切待人的嫂夫人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她让我谅解“极其感情用事”的理由，“还是友谊为重”，我当然同意。我一直很珍惜我跟理由之间的友情，并将他看成我的“文学标杆”。读了这信，还让我感到自己心胸“狭窄”，怎么就这样放不下，“耿耿于怀”呢？相形之下，比起宽以待人的梅朵来，我还差得太远：只学到他的锋芒毕露、雷厉风行；却没学到他为刊物、为组稿，有时宠辱不惊，乃至忍辱负重。

我也为理由高兴，他有亮亮这样的夫人，实在是三生有幸！

意外还没有结束，九天之后，我又接读理由的致歉信：

“达成：你好！听说在北京的那天会上使你很委屈，而且几天怏怏不乐，我想想又很内疚。删稿的事并不在你，而且我去汉城时由亮亮代为表态，事后让你左右为难。我就是这么个人儿，急性子，存不住话，直来直去，不久处不会了解我的性格，请多多包涵。

“我仍希望能把简短的声明发出去，万一办不到，请把原稿寄我，我决不想再去扯这件事，只想在出书结集时恢复。

“再次向你致意道歉，友谊长存为重。

“理由    86年11月19”

_{理由致罗达成信}

理由就是这么个直来直去、存不住话的人，有时他的傲气让人觉得“可恨”，但骨子里却很可爱、可亲。象他这样傲气的人，写信来“打招呼”实属不易，但他在感到愧疚，感到辜负我们的一片好心后，还是以友情为重，发出信件。他是个男子汉，也是个好哥们。

然而，就连在这封“打招呼”的短信里，他还“可爱”地坚持“把简短的声明发出去”。我当然不可能满足这个“坚持”，只能满足他的退而求其次：“万一办不到，请把原稿寄我，我决不想再去扯这件事，只想在出书结集时恢复”。我把原稿退给“理由兄”，还附上一封充满友情的信！让这点争议和不快过去吧，我们永远是惺惺相惜、对报告文学有着共同信念和追求的好朋友！

世事沧桑，当我翻阅着理由重返文坛后，在旅游出版社所出的《打高尔夫的理由》，既感到亲切，又想到阔别之久远，有30年不通音讯了吧。我牵记理由，他大我5岁，今年已经77岁了，却又不急于去寻寻觅觅、重续旧情，距离是一种美，追忆往事更是一种享受。想起不久前，几经碾转，要到朱宝蓁大姐的电话，九十高龄，话语朗朗；但一对话，前言不搭后语，她先说我是老同学，继而又说不认识我了，我的心境瞬间破碎了。

打“高球”的理由自然是健康的，倘使我们重新相聚，议论起当下文坛之残破之贫瘠，之邪气之腐败，感叹“昨是而今非”，报告文学早已失去曾经的辉煌，不知又是何种滋味？还是让我在心中对老友遥相思念吧，尽管他有时要发点“臭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