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足球场

_{《倾斜的足球场》书影}

五月十九日晚，曾雪麟率领器宇轩昂的中国足球队踏进北京工人体育场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就是三十多年足球教练生涯的悲惨终结。他刚从一个接一个的战前预备会议中腾出身来，那些迎战香港队的战术配合图表此刻仍然摊在训练基地的办公桌上，挂满办公室的墙壁，象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他早已胸有成竹。在他以往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一场比赛象这次更富有刺激性、挑战性和胜利在望的把握性。命运赋予他一次伟大的机遇，大半辈子的时光在绿茵场上的奔波和中国足球运动的沉浮中消逝，他终于看到绚丽的希望之光在眼前闪烁。本届世界杯赛把亚洲分为东、西两个赛区。老实说，国际足联对黄种民族够照顾的，使中国避开沙特、科威特和伊朗等那些慓悍的强队。中国足球队在东亚赛区的分组角逐中一路领先，队员们的体力、技术和心理都处于巅峰状态；这场比赛又在自己的家门口举行，主队以逸待劳并有万众一心的精忠球迷们助阵，而对手是屡次败在中国队脚下的香港队。强弱悬殊和地理条件凑成绝好的良缘，通向墨西哥的道路一片坦荡。曾雪麟事后回忆说，当他在场外坐下来的时候，心情是平静、安泰、从容不迫的。他今年五十六岁，生在被称为足球之乡的广东梅县，一九四九年加入二野军政大学搞体育，后来经贺龙元帅提名赴匈牙利接受足球专业训练。“三大球类不翻身死不瞑目！”贺龙元帅生前的话时时在他的耳边萦绕。现在，他已踏在实现平生宿愿的门槛上。

坐在曾雪麟身旁的是当年曾驰骋在足球场上的著名后卫戚务生。作为助理教练员，他仍然具有后卫的性格和禀赋，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恰当人选：热情、沉着、有头脑、有主见，但并不执拗，易于共事，体恤主教练的苦衷。赛前曾雪麟把全副精力投入战术谋略，戚务生默契配合，担起队里的繁杂事务，抓紧后卫队员的技术训练。他深知中国足球队的脚法不够细腻，强调传接配合和临门一脚的练习，使全队的技术素质明显改观。他从不干扰主教练的全盘指导，犹如清道夫那样做着及时补位的事。事后，在曾雪麟辞职和队员解散的时刻，他曾拒绝外界的采访，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不承担主要责任而感到轻松。他站在空荡荡的楼道中喊着；“命运从来太不公正！”在集体配合的运动项目当中，再没有比这种互相理解更可宝贵的东西。现在，在开赛之前，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灯火通明的场地，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要把冲出亚洲之路盼穿，尽管在大赛告捷之后，他的名字比全队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更容易被球迷们遗忘。

年过半百的张俊秀进场时步履蹒跚。他是仅在两周之前才仓促应召，出任中国队领队的。年轻时激烈的扑球滚摔使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优秀守门员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椎间盘脱出症，他曾抚摸瘫痪的下肢感叹后半生的寂凉。多亏外科手术使他走下病床。他已经多年没有踏进比赛现场，更没想到这次久病复出竟成为刑场陪绑。他艰涩地迈着双腿，心中充满了激动、恍惚和新奇的感觉。他回想当时的心情说，没想到阔别球场多年，中国观众也变成他曾见到的国外球迷那样狂热。四面的看台上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宛如层叠的山峦环抱着椭圆形的峡谷；一眼望不尽的国旗在摇曳，掀起蔚然壮阔的波涛。张俊秀忽觉头顶“嗡”地一声，脑子里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这场球要是踢输了可不好交待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想到当初在匈牙利进修时教练员的一句名言：如果在客场踢成平局，在主场就一定能够取胜。这个公式般的推导铭刻在他的心中，勿容置疑。他也认定这场比赛稳操胜券。

这里是电视播音室。解说员孙正平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现场，翻阅比赛资料，试验声音效果，再泡上一杯清茶润嗓子。透过播音室的玻璃窗看去，看台上的观众亮出醒目的横幅，正前方是“中国队必胜”，“中国队进军墨西哥”，还有的横幅如同记分牌似的规定了本场比赛的结果：“中国队2：0获胜”。右侧的看台是“天津球迷进京助威”，左侧的看台用广东人的习惯写着“古仔加油”……看来，今天到场的有许多远道而来的观众。足球做为球类之冠独具魅力，以激烈的对抗和场而的恢宏不但风靡了欧洲和拉美，也吸引着八十年代的中国。孙正平知道，在这同一瞬间有几亿人坐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盯住荧光屏，对他们来说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家庭主妇提前打发丈夫和孩子吃晚饭，机关和企业中断了晚间会议，出租汽车司机及早收车，各个公园也变得冷冷清清……这是整个社会最宁静、最安详，最专一的时候，巨大的生活仿佛凝聚为一方绿色的草坪，人们的心随着一个小小的足球在跳荡。孙正平端坐在话筒前，使自己松弛片刻，调整一下情绪。现场解说员需要对比赛持超然、公正的态度，并把这种自我克制化为流畅的语言注入电波。不过，他的心理天平不能不向一方倾倒。即使撇开感情的因素，单从职业的角度考虑，倘若主队踢得沉闷而被动，将使解说者的一张嘴语塞言涩；而中国队占据上风就使解说员那男高音得以施展，左右逢源，妙语连珠，口若悬河。他在昨天曾经分别向中国队和香港队做了例行采访，平素对双方的实力背景也有细致的研究，主队的优势明摆在那里。今晚的转播将不乏迷人的声音，使观众的视听感官得到极大的满足。

中、港双方的运动员站在场地中央。中国队一改往日的红装，换上一色雪白的运动服。他们向着台上招手致意，八万观众顿时欢呼雷动。

裁判员发出预备的口令，中国运动员靠拢在一起，围成一个严密的圆弧。这是赛前的传统仪式，象征着团结的威力，也给伙伴们相互叮咛的机会，使激越的心情向沉着过度。“哥儿们！沉住气。”“伙计！别大意。”“慢点儿踢，不着急……”队员们事后回忆说，这些千篇一律又至关重要的嘱咐，每个人都在互相提醒着。不过，这回有些异样，像是机械地背诵，又像酣沉的梦呓。另一个声音从心底升起，它压倒一切，无需启齿却形成强烈的交流。

方才，在观众入场前练球时，杨朝晖悠然地坐在草坪上，望着空寂的看台，对伙伴们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里特别兴奋……”

_历史照片

李辉说：“我也是。比赛为什么还不开始?”这种引弓待发的心情已经积累很久了。上次在香港客场上的一场对峙，对方守得严，踢得狠，连人带球一块儿铲。他们久攻没有奏效，虽然踢成平局也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次该是在自家人的眼皮子底下猛灌一气的时候了。这种不可遏制的兴奋感被看台上炽热的气氛所推动，更充满浓烈的爆炸性。伙伴们在散开前的一刹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握紧拳头，脑门上的青筋突露，牙关咬得紧紧的。那无声的语言在队员之间传递着：“拼！”“玩命了！灌它的！”当裁判员吹响哨音时，中国队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扑向对方的大门。

谙熟中国队技术风格的人们都知道，在当今世界足球注重全攻全守的潮流中，中国队的打法历来是比较老实、斯文、有条不紊的。以两翼齐飞和落底传中见长，避开对方的正面防守去制造破门的机会。而今天的打法别开生面，令人们刮目相看，颇有以闪电战似地强攻去踏平球场的气概。这种痛快淋漓的打法正是观众们所期待的，看台上发出震耳的欢呼声，犹如风助火威，火借风势，中国队向对方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

批评家们事后指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指挥不当，大意失荆州。赛后曾雪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天没有吃饭，四天没有洗澡，十几天没有回家，尽管从办公室到家门只有五分钟的路。他满面凄凉，眼睛熬得红红的，骤然变得苍老了许多。

作为主教练，他对这场惨败承担着全部责任。他悲怆地说：“这次的教训太沉重了。我只想赢，没想输，战术上犯了错误，一失足铸成千古恨！可是，在训练中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都设想过，我不敢大意……”

_{曾雪麟赛后答记者问}

在赛前的两个月当中，中国队的战术和技术训练几乎全部针对香港队。在香港踢成平局以后，中国队回到内地，受到上下左右的批评、指责，被纷纭的舆论所包围。为什么踢成0：0？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优势?为什么不调整战术?这些恨铁不成钢的议论无一不是善意的，又全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的基点上，即把香港队看作是不堪一击的弱队。曾雪麟在教练员当中一向以“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见长，这时他是夹着尾巴训练的。他采取l号方案，退到后半场来打，稳固防守，紧逼盯人，伺机反攻。每天三个单元的训练，队员们累得汗流浃背。在这期间，曾雪麟用忧虑的目光关注着香港对澳门的两场比赛，这关系到香港队的净剩球是否过高，他担心澳门队顶不住对方凌厉的攻势，更担心场上出现稀里哗啦的“放水”，那样就会令我方和香港队遭遇时处在艰难的境地。

四月二十八日，澳门队在自己的场地迎战香港队，主队虽居劣势但踢得很顽强，以0：2负于香港队，这不甚悬殊的比分使曾雪麟松了半口气。五月四日，香港队在主场再战澳门队，客队一拼到底，比分和上次一样，曾雪麟又松了一口气。五月十二日，中国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和澳门队会战，曾雪麟指挥有方，中国队势如破竹，大获全胜。上半场是3：0，下半场也是3：0，这个推光头似的比分上下匀称，就像事先设计好的一样。

那是难忘的足球之夜，中国队在球迷们的心目中成为凌驾东亚足坛的英雄，香港队已有的战绩显得黯淡无光。舆论再一次高涨。从体委有关领导，到许多新闻报刊，直至群众寄来的雪片般的信件，都纷纷对中、港足球之战做出预测：踢平了不算赢，赢少了也不够劲，至少进两个球，力争进三个。犹如高指标才有高速度和高效率，这是压力，也是动力，事关振兴中华的辉煌大业，肩负着全国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问题在于一个“敢”字，要打出崭新的精神风貌。高估对方的实力无异于怯懦、悲观和动摇，不敢赢球就必定输球。而一般球迷们的说法更为简单明了：难道十亿人派出的一个球队还打不过小小的香港队！这股巨大的热情有着神奇的溶化力，一热俱热，一涨俱涨，使人沉浸在庄严而神圣的幻觉之中。曾雪麟担着天大的责任，仍不敢怠慢。白天抓紧训练，晚上看录像，开讨论会，设想各种困难：开场不顺利怎么办?对方先攻入一球怎么办?我队久攻不下怎么办……直到赛前的一天，他还在督促队员们练任意球和角球的防范，那是香港队的绝招儿，不可不防。但是，从五月起，他通令全队调整作战方案，改为2号区域打法，加强中场拼抢，把战线向前推进一步。这里．他犯了第一个错误，他的错误在于和上下左右的舆论保持同步。这场比赛开球后的十多分钟里，中国队员们愈战愈勇，紧紧压向对方的禁区，实际上踢成3号作战方案，看上去香港队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反手之力。整个比赛更像在水银灯照耀下的盛大演出，客队在这出剧目中仅仅充当一堆可怜的道具，衬托着主队勇猛的声威。当时几乎没人怀疑中国队在眨眼间就能破门。

当时只有一个声音最清醒，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出来，那就是香港队的教练郭家明。事前，他曾专程来北京观看中国队对澳门队的一战，看完含笑而去。新闻记者追问他有什么预见，他承认中国队的实力稍强，但预言香港队能够获胜。五月十六日下午，郭家明在北京首都机场率队走下舷梯，同行的香港足球总会秘书对前来迎接的主人落落大方地说：“中国、香港两队一战，不论谁取得胜利，都应该庆贺。”而郭家明却在关心中央电视台明晚有没有英国埃弗顿队对曼彻斯特联队的实况转播，尽管中国队和香港队大战临头，他似乎对看电视节目更感兴趣。他的话是由衷的：“在香港，这天晚上会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收看转播，而我在这里却看不到了。提高亚洲的足球水平，不可不从欧洲的强队那里吸收长处……”五月十七日，郭家明在龙潭湖畔的训练场地接受《体育报》记者采访。

“您认为香港队有可能获胜吗?”

他说：“有。首先，中国队不会满足打平，观众也不希望中国队打平。这样，想赢就可能背包袱，造成思想紧张而失常。另外，我们的队员很熟悉中国队，这是有利的。相反，如果我们同中国青年队打一场，还可能会输，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

“如果香港队能赢，会……”

郭家明听了哈哈大笑：“你问我进多少球?一个就足够了……”

这天下午，他还对前来访问的中央电视台解说员孙正平说：“你们是以攻为主，我们是以守为主。中国队求胜心切，心理压力大，在家门口打球不好打呀！”

这些话都被他言中了。

郭家明在赛前向香港队员做了布置：“这场球我们是打防守战术，稳固后方，不让中国队得分——我不要求你们通过组织进攻而得分，但要求你们抓着两个战机，一是利用任意球得分，二是利用角球得分。”

中国队和香港队的策略形成有趣的颠倒。中国队踢平就可以出线，却显得比对方更焦灼；而香港队踢平即将被淘汰，却显得比对方更沉着。

上半时，中国队的频频进攻被对方瓦解。第十八分钟，香港队得球后一脚高吊，中国队后卫朱波在禁区外做争顶动作时犯规，被判罚任意球。在门前约二十五码的地方，由香港队的三十六岁的胡国雄主罚。中国队的六名队员退出九米一五之外，搭成密集的篱笆。这个球使香港队首开记录。

曾雪麟说：“赛前我们着重练习防香港队的任意球。这个球那么远，对中国队不构成直接威胁。胡国雄一拨，我们却没人上去拼抢，守门员也没有准备，起动得慢。这个球是不该进的，却进了。”

守卫员陆建仁说；“赛前我们练了防任意球，可是没上心。人墙挡住球门的正面，没想到胡国雄向后一拨，我这里看不见。这时人墙应该散开，有人上去干扰就好了，可是谁也没动。我向左一移，香港队打右，这是个难扑的回身球，擦着横梁的下沿落进网子。”

张俊秀说：“这个球发绝了！我一看罚球的是胡国雄，心里就犯嘀咕，这个老队员的经验很丰富。他的脚踩在球上有三、四秒钟，我们等他踢却没踢，好象在向前面的队员打招呼，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前方范围。他巧妙地利用时间差，等我们的人稍一松弛，用脚跟向后一磕，传给后面的队员张志德，那是事先布置好的，跟上来一脚打门。”

中国队先失一球，看台上一片哗然，几万名观众发出的叹息汇成巨大的轰鸣在球场上空回荡。然而，那只是短暂的哀伤，它稍纵即逝，当时人们毫不怀疑这只是中国队偶然的疏忽而且香港队靠罚任意球得分未见得就那么光彩。即使场上出现预想不到的局面，球迷们也很快予以谅解。比赛是实力对实力的抗衡，中国队的气势正旺，上半场的时针刚刚走过三分之一，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观众在瞬间的消沉之后喊出更洪亮的声音去为中国队加油。人们的判断在十几分钟后得到证实。中国队逼向对方的禁区，杨朝晖得球后一脚劲射，香港队的守门员纵身扑救，这球的力量很大，触到守门员的手又弹出来；中国队的李辉如箭一般飞快地插上去，在乱阵中补上一脚，那球破门而入。中国队员们兴奋得跳跃着，拥抱着，张开双臂奔跑着。他们后来回忆说：“那股痛快劲就别提了，好像憋在心里的一口闷气总算发泄出来。”看台上沸腾了，观众全都站立起来，挥动着一面面国旗，欢呼声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场。刚才浮在人们心头的阴翳顷刻间消散，变幻的胜利之光又一次在眼前闪烁，那情景令人陶醉。

当时从运动员到观众都认定这个球是中国队初试锋芒，而香港队罚进的任意球不过是侥幸。随着场上扳成平局，人们的情绪周而复始地回到开球时的一刹那：中国队必胜，香港队必败，进军墨西哥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横亘在眼前的危机湮没在如痴如狂的激动之中。这种鼎沸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上半场结束。

裁判员鸣笛，双方运动员返回休息室，曾雪麟把中国队员召集在一起交待对策。这是足球教练员在开赛后唯一的一次指导的机会，一待运动员走出休息室，就水覆难再收。这是考验教练员的眼光、谋略、智慧和魄力的时刻。休息室里安详而静谧。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十分钟里，喧哗的气氛、冲动的情绪、纷乱的印象都沉淀下来。此时排开一切非理性的因素，把冷静的思绪向后闪回，足以使人警觉和戒备。在以往中国队和香港队多次交战的记录中，虽是胜多负少，略高一筹，但中国队并不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一方是年轻、锐勇、体力好、速度快；另一方是老练、狡黠、头脑灵、脚法细。双方互见高低，各有千秋，在微妙的均势下战术配合就成为决定胜负的杠杆。本届 世界杯分组赛在香港踢成平局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次上半场又踢成平局更是险恶的征兆，都说明战胜香港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原来的估价和战术都是不恰当的。舆论从来具有盲目性、传染性和摇摆性，并且从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这时没有什么人来干扰教练员的部署，只有一个人拿主意，只有一个人说话算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七嘴八舌的议论也可以不听。力排众议，果断地改变战术，现在还来得及。中国队的净剩球数仍高过香港队，只要稳住阵脚就能制胜。但是，曾雪麟又一次错过了时机。

曾雪麟对运动员提出要求：“传球的速度要快，要加快进攻，注意打边儿；防守不要出现漏洞，避免不必要的犯规，再有任意球一定要注意……”这些话没有一句是错的，却又使人不得要领。中国队心急气躁，一发而不可收，曾雪麟无力地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一刻失去的比一生中失去的东西都更多也更宝贵，而且永远再难赎回。

请看中场休息时香港队教练员郭家明向他的队员们所做的关照：“我们还是要打防守战术，但要比上半场打得更慢。要慢慢地打，要用慢米拖对方心急。看来，我们还会进球的，只要再进一球，我们就成功。”

这位教练员的话没有复杂的技术性语言，他在娴熟地运用计谋，不光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队员，也在控制着中国队员的心理，甚至控制着看台上八万名观众的心理。那惊天动地的呐喊，那向一边倾倒的狂涛，虽然在为中国队助威，却在为他帮忙，那是使他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切也必须去利用这一切，避开对手的锐气，从而以柔克刚。他也是炎黄子孙，由于他所处的角度，由于他曾多次和中国队交锋，使他对自己的同胞也是自己的对手有着许多了解：他们有时慢条斯理也有时急急忙忙，有时妄自尊大也有时妄自菲薄，有时大刀阔斧也有时一筹莫展。看起来似乎是捉摸不定的一团谜，却使人应付裕如。他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见多识广，手里握着一把钥匙，他在接受采访时把这场比赛叫做“心理战”。

在这同一时刻的另一间休息室里所做的布置，显然使曾雪麟落入了圈套。

事后曾雪麟回忆说：“这是一念之差。当时我们的队员拼得那么凶，打得那么勇，士气和体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可惜我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一位足球界的同行说：“曾雪麟有脑子，可是没主意。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谁不会听?领导和群众的意思无非要你赢，怎么个赢法儿，大主意得自己拿。你有你的千变万化，我有我的一定之规。当教练员的要有大将风度。”

另一位足球教练员说：“我很理解老曾，他有他的难处。谁都知道，好输不如赖赢，这件事我们不是没想过。有一次，坐在汽车上，一个运动员就说，别听头头的，咱们实事求是，能上就行。我们也曾设想过打密集防守，勿求必胜，立足于踢平。防守好打，体力消耗少，对方来球就破坏它，再打几次反击，以我们队员的体力遛它几趟就把对方拖垮了，还有可能进球。可是，老曾有顾虑。比赛不外乎三种结果：赢、平、输。即使用这种办法打赢了，也有人会说你没打出应有的水平，踢得拖泥带水，赢得不够解气。如果踢平了，那就是又一场风波，说你在客场踢平在主场又踢平，犯了战术上的错误，这种滋味我们尝过。万一踢输了，那就更惨了！这次我们是拼出老命踢输的，如果换一种打法就更饶不了你，说不定还要追究有没有别的用心……当教练员的是属鸡的先挨刀，特别是足球教练员，有几个下场好的?这次，热起来大家一块儿热，冷起来大家一块儿冷，主教练当然要对失败负责任。他的责任在哪儿?老曾缺少胆量和气魄，去顶住上下左右的压力。”

一个要求不披露姓名的运动员说：“对这场比赛，我们有的运动员早就看出苗头，在底下说，我看这种打法不行！可是没人敢拿出来说。你说往东我就往东，你说往西我就往西，曾教练也是一样。他太爱听别人的，没有自己的。他抓训练很认真，辛辛苦苦跟大伙一块儿滚；他的爱人也支持他，平时限定每个礼拜只回家两次，两口子都盼着把中国的足球搞上去。这次他辞职，我们觉得怪遗憾的。我们这支球队，见了强队不弱，见了弱队不强，技术水平不稳定，心理素质差，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得从我们的人事制度上去找，用人都爱用听话的，听话都爱听好听的，有人爱听就有人顺着说，谁说不好听的就靠边儿去。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足球很难走向世界……”

据现有的了解，赛前也有人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五月十六日，袁伟民在北京体育馆与中国足球队面谈时说：“在主场比赛，言胜者多，言败者少，要看到主场比赛的不利条件。”这天下午，助理教练员戚务生对一位熟识的记者朋友说：“你们新闻界胡写，说我们对香港队是‘九一波’，我不同意。我们不占九成的优势。现在西亚赛区的沙特，科威特等列强已纷纷落马，我们也很难说。”五月十七日，《体育报》发表评论指出：“领导要求一定要打好舆论要求一定要取胜，观众的要求更高——大胜，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包袱和压力，头脑发热，适得其反。”上面的这些话，或带有公开提醒的意味，或带有私下聊天的坦率，但都不具有决策的性质。《体育报》在同一篇文章中仍建议“要以攻为主，不能以守为主，主导思想必须是要求胜，不求平”。文中开头所做的那些提示，也显得苍白而微弱，消散在一片乐观的呼声中。而且舆论县有可怕的惯性，它一旦形成气候就热潮澎湃地冲垮障碍，想去泼冷水可不容易。这时除非出现一个大无畏的挑战者，还需具备威严的震慑力量，去面对芸芸众生振臂一呼。但这样的传奇人物从来是很少降临的。

香港队赢得致胜的一球，是在下半场开赛后的十多分钟。当时中国队的全部兵力压向前场，后防线的层次单薄，失去应有的纵深度。香港队拦截后迅速反击，在拼抢中又一次得到罚任意球的机会，这次离球门更远也更偏，并不值得担忧。香港队从右侧一脚斜吊，不料埋伏在禁区内的香港队员刘荣业迅速接应，中国队的林乐丰和洪祥两个人同时上去堵截，在慌乱中铲球，那球弹到香港队员顾锦辉的脚下，一抬腿射进球门。这致命的一击使香港队以2：1领先。中国队重蹈旧辙，再次输在罚任意球上。正像郭家明事先导演的那样。香港队员欢腾雀跃，向着台上挥动着手臂，而懊恼的观众报以喝倒彩的嘘声。

这时离全场结束还有三十来分钟，最后的胜负尚未见分晓。中国队发起更猛烈的攻势，香港队退缩到后卫线上密集防守。场上出现比赛中少见的格局，穿白色运动服的十名中国队员一古脑儿地推向前去，整个球场仿佛在剧烈地倾斜，比赛几乎在狭窄的四分之一区域内进行，决战的重心落在香港队的门前，电视转播的镜头也很少移动。那是足球对抗中最扣人心弦又最扑朔迷离的时刻，中国队兵临城下，离球门往往只有几步之遥，破门的希望随时可能在一秒钟内出现。

不过，在内行人眼里看去，双方的情势已经发生了置换，一方是咄咄逼人，一方是步步为营；一方是乱了方寸，一方是阵脚稳固；中国队的进攻徒有声势而无实效，足球运动的限制和反限制的规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场游戏的发明者把大千世界中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的万象摆布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它给任何一方尽其所能的权力又不让任何一方轻易得逞，给人以希望也给人以幻灭。它挑逗着人们的激情，呼唤着人们原始的冲动和好胜心，又小心翼翼地规范着人们的秩序，犹如河堤约束着河水，樊篱阻挡着飓风，理智与理智的崩溃只有一垒之隔。因此它又是一种费厄泼赖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耐心和体能，驱使人们去追求，去厮搏，去苦恼，去欢乐；并把本来不登大雅的阴谋诡计上升为合法的文明，罩上一圈灵性的光环，最后向优胜者献上荣耀的桂冠。难怪人们眼巴巴地瞪着那块绿茵场，它是百看不厌的生活折射。现在，这个小小的足球在绿茵场上跳来跳去，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倏明倏暗，没人能使自己置之度外。

这时，就连坐在场边沉着观战的中国队教练员和领队也看出情形不妙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飘下斜风细雨，那雨一阵紧似一阵。中国队员们在雨中奋战着，左右两翼边锋被对方所压制，好像被迫垂下的翅膀向中间靠拢，球迷们崇拜的明星古广明也无法施展他那落底传中的绝技。队员们竭尽全力地进攻，打法却越来越单调，一个接一个的45度角的长传都被对方挡了回来，制约防守的进攻和制约进攻的防守在相峙着，而时间对中国队是不利的。张俊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身边的戚务生，想说什么，戚务生却毫无反应。他看见这位助理教练员在浑身发抖。

过后戚务生回顾说：“我们的队员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拼了命，急红了眼，有的人还受了伤。但是，我们失去了很多得分的机会，失误太多。据统计，这场球传接失误一百多次，射门二十四次，只进一个球。这和我们平时训练只求急功近利，不重视基本功有关。香港队全场只有四次射门，却踢进两个球，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在世界比赛中也是罕见的纪录。当时我看着场上干着急，心里难过，但我认输了。要输得起才能赢得起。以后我们训练足球运动员，要从童年起就强调脚下的功夫，找出一条适合我们身体素质的道路。”

曾雪麟说：“当时场上乱了套，完全失去控制。换人也没用了。我在全场两次换人，该换不该换，究竟换谁好，这件事可以研究。但在那场混战中，队员们急得发懵了，有时球传到脚下都没看见，我想即使球王贝利上场也没办法了。”

一位足球界的人士说：“当时如果贝利上场或许管用。他往那里一戳，大喊一声，这种踢法不行。凭他的名气谁个不听?换句话说，即使请来一位没有什么名气的外籍教练来指导，情况也将完全不同。这倒不是因为他比我们的教练员更有本事，而是因为他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第一，他不向领导负责；第二，他不向舆论负责；第三，他也不向观众负责。他只对这场比赛负责。而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教练员也提供相同的工作条件呢?”

这时，坐在场外的曾雪麟撑起雨伞，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衰弱无力。场上仍在激烈地交战，呼声仍在耳边震荡，那却是一个教练员最孤独、最沉闷、最悲哀的时刻。

大势已去，一切努力都于事无济了。但愿出现奇迹，现在轮到中国队在企求侥幸。如果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话，那起伏跌宕的精彩演出将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也将成为力挽狂澜的神话式人物，受到嘉奖和颂扬，并在中国足球运动的史册上留下一笔。但是，事实上等待他的是众人的发指、沉痛的检讨和黯淡的引退。诚如人们指责的那样，他麻痹轻敌，指挥不当，战术荒谬，这些批评全都切中要害，因为在生活中不乏事后诸葛亮。不过，扪心自问，他在事先所做的选择是当时唯一的上策。就命运来说，他没有输给香港队却输给了自己和包围他的自己人。他的过失是由于他持有谦恭、谨慎、热情、温和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称之的那种平凡的美德。

剩下的三十分钟一秒一秒地过去，中国队打得艰苦卓绝．气势一如既往。古广明有一脚硬射，杨朝晖有一记头槌，可惜都没命中。

解说员孙正平此时的语气变得克制起来。上半场在中国队攻破对方球门时，他曾禁不住一拍桌子，高声叫好。不久他接到从电视大楼打来的专线电话，体育部的负责人提醒他不要过于激动。现在，他不会激动了，根据他对体育的内行知识也看清场上的趋势，僵持的局面使他的解说变成重复性的言词。此刻，有亿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地凝视着画面并倾听他的声音，他机敏地调整着节奏，不时地左右兼顾，并对中国队的战术有所评点，向观众传递着留有余地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主要角色升起了，那就是看台上陶醉的球迷们。他们将成为这个颠狂之夜的主宰。

不过，当时没有人料想到这场比赛将触发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体育骚乱事件，也没想到有人去砸玻璃、袭击汽车和致伤香港队员，从而逾越法律的界线。他们仍然热情洋溢，满怀信心，拼命地在为中国队加油。他们不相信会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时就是有哪位超智的哲人来发出警告也无法平息他们激昂的情绪，还会把那人当做疯子或傻子去嗤之以鼻。他们在雨中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发出有节拍的加油声，还有些人唱起雄壮的《国际歌》，群情振奋又井然有序。

一个保卫人员事后回忆说：“我常去工人体育场做服务工作，感觉近几年来人们遵守纪律情况比前几年好多了。十九日这场球赛绝大多数人能遵守场内规定，没有人跳跃看台。有的人想用排号不好的票去位置较好的地方，经服务员劝阻大都能接受，有些人还说一声对不起。从全场情况看，绝大多数观众能服从工作人员指挥。”

一位观众说：“我很少看足球比赛，真没想到场内气氛是这样热烈。有多少面五星红旗，有多少面共青团旗，有多少人为中国队加油喊哑了嗓子。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走进那个场内都会被这样炽热的爱国激情所感染。”

还有一位观众说：“北京青年们几年愿望都集中在这一天了，盼望中国队能出线，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青年们着急呀！”

观众们是赤诚、豪迈、忘我的，并且愈来愈具有方刚的血性。鲁迅笔下抨击过的那种伸长颈子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宰割的冷漠已一去不复返了。几年来中国的体育事业有所发展，随着体育与政治结成日趋紧密的关系，一场比赛的胜利被赋予新的含义，当做民族振兴的象征、“四化”建设的业绩，号召并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去向楷模学习。体育的功能被抽象也被夸大了，离开它本来所追求的团结、友谊、和平的精神。而且这种趋势不是中国所独有，正在全世界可怕地蔓延。它无从解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国际比赛中为什么仅仅得到几块金牌。也无从解释在许多竞赛中失败后人们只能保持虚怀若谷的镇定。它激起偏狭的情绪，甚至把体育看做是对社会制度优劣的检验，以致忘记本场比赛的对手是自己的同胞手足，而且在一九九七年以后这个地区将归属中国的主权，忘记了他们的胜利值得华夏子孙们共同庆幸。在球迷们看去，眼前的这场比赛无异于庄严而正义的斯大林格勒大战那样壮烈。人们被一种伟大的情感笼罩着，尽管数万人彼此素不相识，却同仇敌忾。这种正直的情感和球迷们历来所具有的赌博性、偏爱性和发泄性的心理奇妙地交织着，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所攫住，发出一阵阵高亢的吼声。而理智在昏昏沉睡。

在剧烈的拼抢中有的香港队员倒在地上，仰卧在草坪上做出痛苦的样子却又装得不象，显然在拖延时间。球门左侧的这个队员刚爬起来，右侧的另一个队员又躺倒了，这是他们利用比赛规则所允许的消极战术。但在球迷的心灵的规则中不属于君子之风，不够光明正大。观众们愤怒了，诅咒着、哄嚷着，鄙夷地吹着口哨。中国队的一名队员把倒在地上的人拖出场外，这个粗野的举动又招来香港队员们的抗议，双方晃动着拳头，眼看足球对抗即将发展为拳击比赛。裁判员掏出黄牌警告，比赛继续进行。而观众更加焦灼也更加自信了。在他们的心目中香港队是怯懦的滑头，中国队才是堂堂正正的斗士；正义在我们这一方，希望在我们这一方，胜利在我们这一方！他们的呐喊声汇成浩瀚的波涛。中国队在场上疾奔，队员们的进攻意识比以往任何一场比赛都倔强，体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沛；香港队员退却在门前负隅顽抗。中国队的攻势和八万观众的助战声在长达九十分钟里历久不衰，并且上升到极至的白热化。

当裁判员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时，喊声和跑动都骤然停顿，全场死一般沉寂。场地中央，香港队员在互相祝贺；郭家明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他在闪光灯的辉映下热泪满面。而几万人都呆滞在那里，悄没无声，巨大的环形看台显得空旷而幽暗。计时器指向二十二点二十五分……那是凝固的一瞬间，人们从鼎沸到冰冻，从希望到绝望，从欢乐的峰峦坠入悲痛的深渊，一切剧烈起伏的情绪都聚集在这万念皆灰的转折点，甚至没有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青年观众回忆说：“我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事实。我希望这是解说员或记分员的错误。当我知道再也无法改变时，我心里在喊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看台上有许多观众在哭泣，默默地伫立着，泪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淌。一个从外地赶来的观众，拖着被雨水打湿的行李，望着空洞的夜幕，好像一尊没有知觉的塑像。

几万名观众都没有退场。这是恐怖的沉寂，难堪的窒息。而危机早就潜伏着，当舆论制造的氛围具有狂热的、压倒的、排它的唯一观念的性质时，就可能发生逆转，犹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样。

中国队迅速退场。他们羞惭地低着头，看台上扔下几个零星的软包装的汽水瓶。但更多的观众仍在沉默。他们的惊愕未消，困惑地看着运动员从看台中间走过。队员们拖着疲惫的双腿仿佛穿过一道阴沉沉的峡谷。

看台上渐渐骚乱起来。恍惚的梦象消失了，这场比赛使人们伤透了心，压抑在心头的积怨在寻求发泄。不论是对自己，对别人或对着什么东西。有人捶着自己的头，有人狠狠地拍打着大腿。

当香港队员退场时，从看台上丢下的汽水瓶子纷乱如雨，香港队员只好又退回来，后来在保卫人员的护送下才走出场外。

球迷们滞留在看台上有半个小时之久，这时才陆续有人离去。

对于走掉的人来说，那同样是一介难眠的夜晚。

某宾馆餐厅的师徒两位厨师说：他们那天好不容易买到了两张高价球票，花去了整整半个月的工资。还被扣除了因为看球赛而耽误了值夜班的奖金。散场后，他们虽然没有闹事，却也无法回家睡觉，懊恼地在大街上徘徊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班时，心情还是难以平静，切菜时一不小心，切掉了手指……

还有一些人当晚簇拥在球场的周围，堵塞住大门，或冲上街头去寻衅，一系列暴力事件使全国震动。

然而这一切的心态起因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四年来的愿望都集中在这一天了，盼望中国队能出线，这下完了，又得等四年。”

有人说：“当时我只感到耻辱、憋气，就象看到一个大汉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打败了一样。”

有人说：“我感到窝火，输球后脚都想踢人。”

一个值勤的警察说：“如果我脱下警察服装，也会表现出这种情绪。”

一个孩子说：“报纸上说得那么好，就没有说输的可能。”

有人痛惜：“中国队完了，一代球星全完了！古广明、赵达裕也跟着倒霉。”

有人甚至回忆起四年前中国队未能出线的窝囊气，想起了老将容志行的命运，更加感慨万端。

在共青团组织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团员、青年们对这一事件的思索仍在延伸。

“有人说这次闹事跟物价有关，我看是两码事。现在东西那么贵，一我们青年人没有闹事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理解党的政策，支持国家改革。而这次足球赛，丝毫不牵扯我们的个人利益，这是国家的声誉。”

外国人分析足球骚乱的成因说：观众一开始，就将倾向一方的情绪抵押在毫不可靠的赌注上，而对球场上的失利只能是——束手无策。

这难道就是倾斜了八万人的球场之力吗?

赛前，一位高层负责人通过秘书向有关部门打电话，考虑到在这场比赛中观众的情绪可能失去控制，要有所准备，就连这个重要的叮嘱也被忽略了，消融在一派狂热的激动中。

在那风暴席卷的5·19之夜，中国队的休息室里却异常宁静。

中国队回到休息室以后，人们相对无言，从外面流传来球迷们的叫骂声和击打铁栅门的轰响。队员们汗流浃背却无心去洗澡，口干舌燥却不去动摆在桌上的水果和饮料，低头沉入在沮丧的缄默中，屋里有人在呜咽、啜泣、恸哭。这怪谁呢?他们不明白，或许怪运气。在一场梦魇过后只能责怪自己踢得不顺。有人想起来了：今天不该换乘一辆簇新的日本大轿车；今天老天爷不该下雨；今天也不该换上白色的运动服，每次穿上这身衣服就象中了邪似地……

一位教练组的成员双手掩面，悲痛万分，他想这场球输得太窝囊！后悔当初没有把耳朵塞得严严的，谁的话都一概不听。就是教练员的主意出错了，也清楚是怎么一码事，而现在却无处诉说，输得不明不白……

主教练曾雪麟的脸色铁青，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不会有人来替他兜着了。事后，他接到许多来信和电话，有同情，有鼓励，也有嘲讽和咒骂。“你回家去抱孩子吧！”“你们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主动去要求坐牢，把被关押的人换出来！”还有的寄来刀片和绳子让他去意会……

他操劳了大半生，如今是该引咎辞职了。而这就是他应得的报偿么?

门外强烈的撞击声和屋里低沉的抽泣声还在响着。张俊秀吃力地迈着步子，抚着伤残的腰部，走向休息室的当中一跺脚，似有无限感慨。世态和舆论是那样容易叫人膨胀又那样容易把人抛弃。他伸手指向空气中一个看不见的固定点，悲怆地高喊着：“什么是足球？你们看见了吧——这，就是足球！”

_{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