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天边余晖——忆杨绛先生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了。满世界铺天盖地的悼念消息，而她曾经生活的空间却一切如常，静悄悄的。近年来一直闭门不出的女主人，仿佛只是突然出门遛弯去了。她踏上了《我们仨》一书中所说的那条“古驿道”，在与女儿、丈夫分别失散19年、18年之后，他们仨又重聚了。

她管这叫“回家”；她生活了近40年的南沙沟，成了通往天堂的“驿站”。

“驿站”厅堂的条案上，摆着一尊仅10公分高的锡像，那人手执长矛——堂吉诃德的锡像。杨先生喜欢堂吉诃德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杨先生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堂吉诃德》，译本曾作为国礼，由邓小平赠送给了西班牙贵宾。

_{《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外表文弱的杨先生也是有点儿堂吉诃德精神的。“文革”中，“牛鬼蛇神”敢于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社科院外文所就她一个。她在钱锺书“黑材料”的大字报底下，贴了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批斗她时，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她守护的既是丈夫，也是真相。总有些东西，是杨绛先生必须拼力守护的。2013年春，有拍卖公司想要拍卖钱杨书信，杨先生发表声明：“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她拿起法律武器，胜诉获赔的2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她不图钱，她要守护的是公序良俗。

如今，她在“回家”路上还想守护一样东西——安宁。让自己走得安宁些，也尽量不要打扰到大家。她是趁着夜幕走的，她给以自己为标志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杨绛先生的心意与钱锺书先生的心意，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80多年前，他们因为“做做学问”的共同志向走到一起；如今，在她与这个世界告别时，她用的是和钱先生一样的告别方式：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安安静静“回家”，是这位世纪老人的最后心愿。

_{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  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三只千纸鹤、两支红玫瑰、一袭白毯洒满白色花瓣，几个目送他的人，这就是杨先生身旁的最后人间。她穿着过去穿过的灰色羊绒大衣，系着过去戴过的深蓝色丝巾，静静躺着。2016年5月27日10时半许，她和它们，化为一缕直奔天堂的青烟。

杨先生晚年避世，那是她百岁前后一段安详的时光。这时光，仿佛挂在天边的最后一抹余晖。我有幸成为她的“小友”，数度探访，在她灵魂飞扬之时，我捡拾起这零星的记忆。

试作《洗澡》，“我从来不涂那么多胭脂”

2009年中秋节前夕，应朋友托，我前往南沙沟杨先生家，为她送去上海产的“杏花楼”月饼。那是我第一次见先生。

我走进客厅时，写字台前的杨先生迎了上来。她知道我也是无锡人，便拉着我坐到长沙发上，用家乡话与我聊天。杨先生乡音未改，前几日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来访时，他俩也是说无锡话。

杨先生已近百岁，眼明心亮，然听力渐失，既“清”又“静”。她有个助听器，但没有调试好，每次佩戴，总觉得哪里不对，有时干脆放置一边。她倾着身子，我对着她耳朵喊话，她要是还听不清，我就把想说的在纸上写下来。

杨先生走路虽慢，但稳稳当当，用不着拐杖。她领我参观居室，水泥地、白粉墙、裸露的水管和电线。30多年前住进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厨房里的擦手巾破了，但洗得白白的；卧房内，单人床边放张躺椅，夜里睡床，下午睡躺椅。书房的墙上，挂着冯其庸画的卧梅图。书房的书桌上，摆着砚台和稿纸，还有一面边缘生锈的放大镜。我问：“这是您用的吗？”先生回答：“我用来当镇纸。”

书房偏暗，客厅亮堂，杨先生白天在客厅看书，晚上在书房写字。我那会儿并不知道她刚刚开始中篇小说《洗澡之后》的写作，但我们聊到了她的《洗澡》。

《洗澡》是杨先生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被文学家施蛰存评价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先生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试”源自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_{《洗澡》（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_{《洗澡》（精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_{作者像（2002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_{作者像（2007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我和先生聊起《洗澡》中的幽默片段，比如施妮娜的一双眼睛“似蹙非蹙”，先生笑了：“哦，那个‘大河马’啊！”先生从厅堂条案上取了一本书，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是吴宓之女，吴宓是钱锺书先生的老师，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是唯一经得杨先生本人认可的传记。杨先生指着书里的一张配图，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从来不会涂那么多胭脂。”我一看，那原是黑白相片，后来拿到影楼染色，使黑白相片略具彩色效果。两团粉粉的胭脂敷在她年轻秀美的脸颊上。杨先生翻到一处，突然自言自语：“这个不看了，伤心。”我瞥见是个相片袋子，猜想这“伤心”许和钱先生有关吧。

_{1941年夏，摄于上海。当时，杨绛先生正在创作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_{1936年冬，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大学公园的桥上和桥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

_{1936年冬，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大学公园的桥上和桥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

杨先生把书放回条案，返身时已经调整了情绪，指着我的裤子说：“真好看。”那是一条民族风裤子，中缝处有一些绣花。保姆吴大姐在一旁打趣：“你们都是无锡人，是两个无锡美女。”先生甜甜糯糯地说：“我就知道你又讨我喜欢。”我在一旁起哄：“大姐没说错，您是大美女，我是小美女。”我们都笑了起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我随吴大姐一起，管杨先生叫“奶奶”。

临走前，先生在我带去的两本书上签名，《我们仨》用的是“存览”，《走到人生边上》用的是“览正”。她专门指出后一本书为什么用“览正”：“我在里头提到了‘鬼神’、‘灵魂’等话题，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跟我讲。”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散文单行本，其间夹杂着玄幻、命理等内容，沉静诙谐的文字有着雍容优雅的气派，那是锋芒内敛的不动声色，有静穆超然之美。

病得“干脆”，“悲痛不能对抗，只能逃避”

再去时是2009年末，已近新年元旦。

这天，杨先生午觉略晚，我下午三点到她家，她还没醒。吴大姐同我在客厅随意闲扯家常。我们不必压低声音，任何声音，包括电话铃声，敲门声，都不会打扰到耳背的杨先生。大姐讲，有一次，她出门忘了带钥匙，“往家里打一百个电话，奶奶都不接，敲门、砸门，里头都没动静”，最后只能让物业叫来开锁的人。门开了，杨先生从书桌前抬起头，纳闷为什么进来了几个陌生人。

吴大姐是1996年起跟着杨先生的。那年，先生85岁，身体却远没有现在好，“很瘦，走路颤颤巍巍，得扶着墙”，心力交瘁地奔波于一西一东两家医院，医院里有她病重的女儿和丈夫。两年后，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受到致命打击的杨先生陷入重度失眠，夜里需要吃两次安眠药。先吃两颗安定，睡到半夜又醒，再吃一次，接着睡。

_{1950年，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宿舍。那时，杨绛先生正在翻译《小癞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杨先生说过：“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杨先生的逃避方式便是埋头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书中，相信灵魂不死的苏格拉底，在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讨论生死问题。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杨先生，给了她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开始“打扫现场”：女儿生前想写的《我们仨》，由她来写；丈夫生前积累的7万多页手稿，她来整理。2004年，杨先生在一次久病痊愈后起笔《走到人生边上》，这时的她越来越释然，身体也渐渐好转。吴大姐说：“奶奶生活很有规律，爱清静，过年也不喜热闹，常常是我们两个人过。我跟奶奶的13年里，只有一年春节是回家过的。”平时，吴大姐一周回家一次，一天内来回，提前烧好饭菜，杨先生自己热了吃。

_{杨绛先生像，1997年摄于三里河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先生一日三餐吃得很固定：早饭吃得最多，一起床，先喝两杯白开水，再来一勺蜂蜜，接着再喝几口白开水。稍歇，吃个苹果，随后是一大碗牛奶麦片粥，加一颗煮鸡蛋。上午看书之余练一会儿八段锦。中午，吃一点点米饭，菜是一小段清蒸的鱼，一份绿颜色的蔬菜，再吃一碟用大棒骨肉冻化开后热拌的黑木耳，撒上香菜和香油。午觉睡醒后吃点儿水果。晚上，喝好几种杂粮熬成的粥。

吴大姐曾指着电视里的烹饪节目诱惑先生：“您馋不馋哪？”先生摇摇头：“以前都享受过，还是清淡的东西最好。”先生对饮食的自控力非常强，数年内，仅有一次因为多磕了几颗松子而肠胃不适。她的自控力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写过的杂文《吃饭》，对满足口腹之欲而让肠胃受罪的做法甚是不齿。

快4点了，杨先生还没睡醒。我说：“不着急，让奶奶自然醒多好。”大姐说：“她该起了，要不影响晚上睡觉”。

我随大姐一起去杨先生的卧室。只见先生躺在床边的躺椅上，没有脱鞋的脚搁在接出来的凳子上，被子蒙住了脸。大姐轻轻碰碰先生，先生醒了，揭开被子，看到我，拉住我的手，笑意从她的眉眼嘴角浮出来。大姐拿了件墨绿的外套，问：“穿这件吗？还是穿黑条绒的？”先生说：“黑条绒的吧，漂亮一些。”我乐了：“奶奶本来就好看。”先生接口：“奴奴生得丑，驴见踢，马见走，骆驼见了翻跟斗……”她又说：“别人是绝代佳人，我是‘绝代丑人’，‘绝代’是指我没有后代了。”

我在纸上写下一段话：“你们俩留下了很多传世的作品，还拥有一群像我这样叫您‘奶奶’的读者。”她点点头：“这是最让我安慰的了。”

午觉过后，是杨先生的水果时间，吃的是猕猴桃。先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的心是酸的。”我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我这才明白她说的是“心衰”。2008年生日过后，先生在体检时查出心血管不好，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太好了呀！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心血管不好有四个好处。”先生特别有条理地一一陈述，“一是这个病不传染；二是这个病不是什么外伤或炎症，不脏；三是这个病不是脑血管出问题，不会影响脑子；四是这个病‘干脆’（意思是‘走’的时候就那么一下子，不痛苦，不拖累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先生触碰到生死话题，全然没有我想象中的沉重，仿佛我们只是继续聊着家常。

“活着风光，死了不当回事，是一种悲凉”

_{2007年仲夏，杨绛在三里河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2010年春节之前，我又去看望杨先生。洗完手进客厅，发现吴大姐正在摆弄杨先生的助听器，原来，先生装电池装反了，电池盖卡住了。大姐重新装好电池，把助听器给杨先生戴上，然后像哄小孩一样对先生说：“奶奶，以后装电池（钮扣电池）时，大头靠里，小头靠外……”先生“哦”了一声，有点害羞地笑了。

我挨着先生坐下，说：“奶奶，过了年，您就100岁（虚岁）了，我送您一件小礼物。”便掏出亲手为奶奶编织的袜套，“上次我看您在躺椅上睡午觉时穿着鞋，把脚搁在方椅上，怕您不舒服。以后您睡午觉时，或者晚上洗完脚后，可以套上这个，又暖和又透气。”先生爱不释手地抚摩着袜套，看了又看，问：“你从哪里起头的？”我就告诉她，“从袜口织，袜跟处来回挂针，先收针后放针，袜尖缝合，一根线到底。”先生不停地应着，点着头。先生善编织，曾给钱先生及女儿钱瑗打过很多毛衣。

先生脱了鞋，要试一试。一试果然合适，她欢喜地说：“多好啊！”“那我下次按这尺寸再给您编一双，轮换着穿。”她点点头，就像个享受儿孙们孝敬的幸福老太太。

收起袜套，我问先生最近看些什么书。她起身拿来一本，是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写的《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苏州十中的前身是振华女中，杨绛先生的母校。这本书是杨先生介绍给出版社出的，不过，她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说法。在她看来，“最中国”这三个字是和创办振华女中的老校长王季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学校收归了公有，改了名，男的女的都可以念了，水平也不那么整齐了，就不好再说‘最中国’了”。

我笑问：“振华女校变成了苏州十中，您有意见了啊？现在不都是男女一同入学的嘛。”先生叹口气：“男的都来了，水里就有沙子了。”“您这个观点怎么和《红楼梦》里一样，男人是泥、女人是水。您读振华时，费孝通是女校里的唯一男生，他难道也是沙子？”

杨先生也笑了：“不不，费孝通不是沙子。”杨先生接着回忆：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小是男女同学，但中学只收女生。他母亲与振华女中校长是朋友，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上女中。费孝通与杨绛同班，算术灵光，杨绛演算四则题常“吊黑板”，老师就让他解答。上体操课时，岁数小（虚岁13岁）、个头小的杨绛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舞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伸手，杨绛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都是女生。”杨绛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费孝通大概觉得混在女生中间别扭，在振华女中只念了一年级就转到东吴附中去了。费孝通结婚后告诉太太，杨绛小时候跟他同学，欺负他。费太太第一次和杨绛见面就“兴师问罪”：“你们女生好凶啊！”

_{1983年11月，杨绛先生在伦敦大本钟下留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杨先生翻着《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跟我讲书里的照片：这是校门，这是西花园，这是闻道廊；她又隐隐遗憾：“王季玉老校长的雕像一点都不像她”，“很多楼是后来盖的，我根本没住过，有幢楼却被叫做‘季康楼’”（杨绛原名杨季康）。

杨先生谈老校长的时候很动情，说一辈子单身的王季玉守着学校的一间陋室，半个世纪的心血全心扑在学校和学生身上，只当是“嫁给了振华”。这样一位把教育事业当作爱情甚至生命的女人，却在建国后的“洗澡”运动中被迫离开了教育岗位。老校长后来再来到校门口，抚摸门前的石狮子，世事无奈，她该有多么心酸！

杨先生是用哽咽的语调回忆这段往事的。日军侵华期间，振华女中迁址上海办分校，王季玉聘请得意门生杨绛担任校长。杨先生对恩师的感情，是经历最悠远时间而仍旧舍不下化不开的。

我们很自然地由王季玉校长的命运聊到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洗澡》。杨先生告诉我，胡乔木曾经向翻译家梅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杨绛的《洗澡》。”梅益便向杨先生讨要该书。杨先生给了，心里却嘀咕：“他怎么不去买一本呢，或者，把他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赠我一本？”再次见面的时候，杨先生大胆问：“你把《洗澡》拿了去，也该把你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我一本吧。”梅益就此回赠。

杨先生感叹，梅益去世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不用他翻的英译版了，改用别人翻的俄译版，说是“忠于原著”。“活着的时候风光，死了不把你当回事，也是一种悲凉。”

我接口：“这种悲凉，比起另一种总要好一些，像梵高，穷困潦倒而死，死后才名声大振。不过，奶奶您对阴阳生死肉身灵魂的说法是半信半疑的（见她晚年的随笔《走到人生边上》），到底哪种悲凉更悲，也就不好说了。”杨先生一阵沉默。

先生平时很少出门，但对窗外事，她还是很关心的，主要的渠道是报纸。先生告诉我，2004年12月，《财经》杂志探望她时，她说自己最想不通的就是利息税：“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老百姓存钱很不容易的。”《财经》随即刊出文章，称杨绛呼吁取消利息税。2007年“两会”时，经济学家吴敬琏提议取消利息税，并说这一想法最早是由杨绛提出的。吴敬琏后来见到杨先生，笑道：“您向我们经济学界开炮啦！”

2010年是杨先生百岁虚岁。这个大寿怎么庆祝，已有很多人前来或者来电商量方案了。社科院提议办个生日庆祝会，并纪念钱锺书逝世10周年。杨先生婉拒了，理由是钱先生生前表示过，不要为他举办任何纪念会，她不能违背他的心意。但又不能不让人纪念，于是杨先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可以出版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用文学的、安静的方式来纪念，他应该是同意的。”

_{2012年1月，先生在家中读书间隙，靠着椅子小憩。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_{2012年在北京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至于杨先生本人的生日，她不希望大家前来为她祝寿。一是因为她喜清静，二是因为那时候是大热天，人来人往，主客都容易疲劳，且她不宜吹空调，客人恐怕会不太方便。她也想了一个两厢方便的好办法，要为她祝寿的人，就在自家吃碗面，“汤面炒面捞面、面上放什么浇头，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那碗面，就算是为我祝寿的；我呢，也在家吃面，自己给自己庆祝。这不是很好吗？”

不知不觉，杨先生与我聊了一个半小时。我怕先生太累，起身告辞。先生为我演示了八段锦中弯腰扶足的动作，活络活络筋骨。走前，我借了那本《我在“最中国”的学校》，打算年后再来还。先生主动提议：“下次我和你照几张像。”接下来的好些天，她的这个提议，让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美好状态。

“拿笔拿习惯了，就很难放下来”

_{杨绛创作于2010年9月的诗作《中秋》}

2010年3月底，我把上次借的《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还给杨先生，又给她带去新织的另一副袜套。先生说：“上次你给我的，我穿了几次，老是舍不得，怕穿坏了。”她一手拿着袜套，一手挥动着包袜套的小丝巾，在厅里转了两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杨先生这样的“舞姿”呢。

杨先生让吴大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毛衣，那是先生年轻时织的。单元宝花样的墨绿色对襟毛衣，那针脚可真叫一个整齐。那时候的绒线多有断头，但毛衣反面竟看不出接线的痕迹。先生说，“我织衣服时像台自动机器。”把一本书放在写字桌上，拿镇纸压住，她坐椅子上看，膝上放着正在打的毛衣，两只手忙碌地挑针绕线，眼睛只管看书，根本不用看手，书看好了，毛衣也织了一大截。粗毛线一个星期就可以打出一件，细毛线要两个星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是简单的花样，平针、元宝针之类，这样不走脑子，脑子可以专心看书。她女儿钱瑗喜欢织花，眼睛得盯着，杨先生颇感心疼：“那多浪费时间啊，还怎么看书啊。”

先生不仅会织毛衣，还无师自通地裁剪衣服。买块布，在自己身上比一比，就裁起来，第二天，一件新旗袍就穿出去了。杨先生的女红全部是在去五七干校之前做的；干校回来后，就没有精力再做了。

这天，我给杨先生带去一篇打印好的读后感：“2月24日文汇报笔会头条刊发了杨绛先生的《魔鬼夜访杨绛》。一看题目，就想起钱锺书先生也写过与‘魔鬼’的对话。读过后，忍不住翻出钱先生写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对比着看，还有颇有意味的。”“他们两个人的文字，都曾在阴阳两界的语境中穿梭，钱文如上述文章和《论快乐》等，杨文如上述文章和《“遇仙”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借着和鬼神的对话及冥冥之中的意象，或针砭时弊表陈好恶，或用更沉静的方式倾诉对某人某物某事的爱和怀念、用更性灵的方式完成通灵，或审视对神灵的敬畏、来完成某种心理暗示……”

杨先生拿着这篇读后感，问：“这谁写的呢？”我答：“我写的啊。”先生美滋滋地笑。她说：“常动动笔，对脑子好。知识分子是‘不拿枪的战士’，笔就是枪，拿笔拿习惯了，就很难放下来。”

_{2003年底摄于三里河寓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先生和我聊起了鬼神的话题。《魔鬼夜访杨绛》的开头和结尾是真实的，中间则是想象的，通过和鬼神的对话来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虽无科学证据，但杨先生认为阴阳两界是有感应的。“比如，当初我家阿瑗刚刚咽气的时候，钱锺书躺床上（在另一家医院），突然睁开眼对我讲：‘阿瑗回家了。’他说的回家就是说去了‘那头’。”杨先生又聊起春秋时期的伯有，为人凶悍而遭到暗杀，死后成为厉鬼，附在仇人身上，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杨先生说她一生没干过啥亏心事，也不怕鬼。想当初，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她的一句“我不怕鬼”，才发生了之后她所写《遇仙记》里所讲述的故事。用尘世间的道理无法解释，但即使梦游一遭天府地国，她也是心里坦荡不惊不扰的。

“我还进化了”， “管孩子可有一套”

7月17日是杨先生生日。她不喜别人上门祝寿，我也特意避开这个日子，只在之前或之后一段时间去看她。2010年6月12日和7月28日，我分别去了两趟，带去一面水晶相架，那是先生与我的合影，还带去一个亲手钩的手袋，以及一坛八宝豆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先生，头发梳得顺顺溜溜，衣服干净整洁。

杨先生端详着合影中的她，说“太胖了”，并指指自己的脖子。她是说脖子上的皮肤松弛了，看上去像双下巴。同一张照片，我们关注的是她灿烂的笑，她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她自家介意的是脖子上的细节，岁月刻在外表上的痕迹。

我把手袋交给吴大姐，说，“您买菜时可以装装钱包、钥匙什么的。”杨先生耳背，但眼尖，接过手袋，以为是我送她的。先生擅长棒针而非钩针，对我在手袋上双线错花的钩法颇为赞叹。她关照吴大姐：“把我的眼镜、我的药都放里边，再也不会到处找啦。”我和吴大姐相视一笑。先生觉得我和大姐笑得诡异，打趣道：“别说我坏话啊，我可都听得清。”这让我和大姐更乐了。

那一坛豆豉，商标是四个字的行草。我和大姐辨识着：“沂蒙红——”最后一个字太草，我俩都认不出来。杨先生很果断地说，“那是‘沂蒙红烧’！”“红烧？”我和大姐都纳闷了，“最后一个字是火字旁吗？”先生指指商标下的一行小字，那是生产厂家，写的是“沂蒙红嫂”。杨先生的普通话不够标准，该翘舌的不翘舌，不该翘舌的翘了舌，愣把“红嫂”说成了“红烧”。

杨先生有意无意的幽默一波接着一波，她说：“可今天来的是个绿嫂。”说的是我，我正好穿了一身绿裙子。“瞎逗！”吴大姐笑了，“您把她说成嫂，不怕把她说大了？”杨先生略一思量，“那就叫绿娘吧。哦，也不对，应该叫——”我会意，和先生同声说道：“绿——姑！”

先生说，“我晚上喝粥，就点儿‘绿姑’带的‘红嫂’吧。”杨先生饮食节制，近年来不再下楼遛弯，活动量大大减少，依旧保持着清瘦的体型。她不认为这归功于自控力，而是她真的对任何食物没有兴趣了，“没有好吃和难吃的分别，只有什么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

那天，先生却对吃蒜很感兴趣，说是吃蒜可以保护心脏，而且杀菌，一顿不多吃，也不直接吃，就是拌了黄瓜吃。先生回忆起在干校劳动的时光，“那会儿，馒头随便吃，吃了就是赚了。一手拿馒头，另一手拿一瓣儿蒜，啃一口馒头，咬一口蒜。”先生是南方人，长期在北方生活却也让她习惯了北方的习俗，吃大蒜，吃大葱，都很在行。她说：“像北京烤鸭，卷烤鸭卷的时候，必须放几根大葱才有那个味道。”我问：“您这会儿说北京烤鸭，难道一点都不馋吗？”“不馋，都‘食’贯满盈了。”

前些天，吴大姐买蒜时，几头几头买。杨先生建议，买一鞭吧，挂着，慢慢吃。大姐应了一声。过些日子，先生看大姐还没买，又建议了一次。我去的时候，先生向我“告状”：“我想要一大鞭子蒜，她老不给买。”大姐在一旁乐：“奶奶不知道外面正在‘蒜你狠’，等便宜些，我就给买回来。”

大姐劝杨先生少吃点蒜，吃多了胸闷，也容易眼花。说到眼睛，先生是很骄傲的：“很多人年纪大了眼睛会退化，我不仅不退化，还进化了呢。”原来，2005年前后，在一次体检中，杨先生一只眼睛0.8，一只眼睛0.7，被医生诊断为轻微白内障，建议一年后做手术。一年后再去看医生，白内障消失了，两只眼睛都1.0了。虽然上帝夺取了她的听力，却仁慈地保留了她的视力，对于把大部分生活乐趣寄托在书海里的先生，眼明心亮，真是福分。

_{2007年仲夏，杨绛在三里河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这次过生日，杨先生给吴大姐包了个红包。吴大姐逗她：“下个生日您是100周岁，到时候还得给赏钱的哦。”先生故意撅起嘴，扭过头：“哼！我不给！”吴大姐说，先生偶尔装作非常财迷，其实对钱并不在意，从来不查账、不猜疑、不管头管脚。先生自己也说，“我对保姆阿姨是很好的。”几十年间，先生用的保姆加起来不超过10个，保姆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来都是因为自家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才离开的。其中也有不尽如意的，有的不爱整洁，厨房有油烟了，就拿新报纸一糊，再有油烟，再糊一张，几年下来，厨房墙壁厚出来一层；也有克扣买菜钱的，叫“篮口”，杨先生对鱼的品种、菜的重量和价格一概迷糊，只知道有个保姆每次寄回去的钱是工资的几倍，由此推断她的“篮口”一定可观，但先生始终“糊涂”。先生几乎给每个保姆都写过回忆文章，有一些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对人性的挖掘，更有对生活的感恩和对世事的宽容。

但先生还没给吴大姐写过。吴大姐说：“她只给过去的保姆写，我陪她到老，她是没机会写我了。”先生故作委屈道：“我现在老了，她可以虐待我了。”我说：“十多年前大姐刚来的时候，您走路都得扶着墙，她要虐待您，您今天能那么精神吗？奶奶您放心，要是大姐欺负您，您告诉我，我来接班。”先生就用无锡口音嗲嗲地说：“那我可不敢哪，我当你的阿姨还怕不够格呀。”我和大姐又被先生逗乐了。

吴大姐为了照顾杨先生，自己的家照顾不到，大姐说：“我们全家都为奶奶服务。”吴大姐的儿孙们也都见过先生，管她叫“奶奶”、“太奶奶”。我问先生：“孩子们都听您话么？”“听啊，我管孩子可有一套了。”先生教过三年小学。那时候的老师，大都是师范毕业，或者来自教育系统，杨先生都不是，但就属她教得最好。“称呼很有讲究，不能称学生‘小朋友’，必须直接叫他们的名字，一叫名字，就把他们给镇住了。”杨先生颇为自得的介绍她的“教书经”，“我能用三堂课把全班所有孩子的名字都记住，第一拨记住的，是最调皮捣蛋让人头疼的孩子，第二个‘三分之一’，记住最听话、读书最好的孩子，最后一拨，是中不溜的，不怎么显眼的孩子。”

我们聊天的时候，重庆台正播着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我很好奇，“奶奶，您看这个？”

先生答：“看啊！我听不见，但可以看字幕啊。”吴大姐手持遥控器，让先生选台，先生突然兴奋了，“那不是陈道明嘛！”陈道明是钱杨夫妇的老朋友，他饰演《围城》里的方鸿渐，曾专门拜访了先生夫妇俩。

不见记者， “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

2011年年中，杨先生胖了些。先生撩起手腕：“瞧，我的手腕变粗了，以前戴表，表带松松的可以转动，现在没法转了。”

“是什么把您养胖了呀？”我问。吴大姐回答：“她馋油焖笋。我不让她吃，她硬要吃。”先生做个鬼脸：“油焖笋不油，油都吸到笋里了。”我乐了：“您吃了笋，可不就把笋里的油一齐吃进肚子里了么。”

这年年尾，先生又瘦了回来。我开玩笑道：“奶奶，之前您的肚子像是‘五个月’的样子，这回又下去了。”先生机灵，接着我的玩笑话，“我打胎了。”在这间夕阳斜照的厅堂里，先生的幽默让我们笑声不断。

我发现先生换了副助听器。原来的那副，被先生不小心掉进了凡士林。先生赶紧“抢救”，用热水把油烫掉，再放到太阳底下晒，“我希望它能‘活’过来”，可惜“抢救”失败。得知此情的故友莫芝宜佳便给先生从德国寄来一副。莫芝宜佳是《围城》德文版译者，波恩大学汉学家，正在帮助杨先生整理钱锺书先生留下的数万页外文笔记。莫芝宜佳寄来的这副耳机，是她99岁亡故的母亲生前使用的。杨先生请人重新调试好，让它继续发挥作用。

我给先生带去一本《风景人生》，那是我个人的作品集，写的是数十位文化名家和热点人物。先生饶有兴致翻看着目录，边看边说：“你写的都是时髦人啊，冯其庸是我老乡；韩美林，我有他的画，他寄我的；罗哲文，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王世襄、周汝昌、冯骥才，我都认识；金一南，我总在电视里看到他；周南写诗的，是我顶熟的人，后来跑香港去了，现在回北京了，他好像得了胃癌……”

我纠正：“不是胃癌，是个良性的大瘤子，手术后，贲门不紧，食物容易倒流，睡觉时上半身要垫高10公分。我5年前采访他的。”

“你采访他？哦哦哦——”先生恍然大悟，“你是一位记者！”

“奶奶，您才想起来啊。”

自2001年9月在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后，先生立下规矩：“不见记者。”2011年先生百岁生日时，有多家媒体记者前来碰运气，最后只能在楼下举起摄像机，拍拍三层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先生抚着我的手：“你是例外。你不是以记者身份来的，我对你放心。”

感谢先生的话。我是先生信任、喜爱的“小友”，先生则是我尊重、爱戴、维护的文化大家和长辈。我早在2011年6月12日就知道先生新写完一部中篇小说，但一直按先生要求，“先不要说出去”。先生将该小说暂名为《学习“图书馆学”之后》，是《洗澡》的续集。在《洗澡》结尾部分，女主人公姚宓正打算去读“图书馆学”，她和男主人公许彦成的感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说出了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我看《洗澡》，感觉许彦成和姚宓的感情非常纯洁，可我在网上看到另有一篇文章说，姚宓很虚伪，是个自私、缺乏道德和同情、心计深远的狠毒的小女人。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吗？”

“我就要让他俩成一对儿。”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我听明白了，《洗澡》，我是读懂了的。

先生在年过80之后，曾毁掉一部已经写了20章的长篇小说《软红尘里》，讲到毁掉的原因，她用了四个字“大彻大悟”，并决意不再写小说。可她为什么又写了《学习“图书馆学”之后》呢，我没有追问。

2014年夏，《学习“图书馆学”之后》更名《洗澡之后》，收入9卷本《杨绛全集》并推出了单行本。我获得独家专题报道权。杨先生为《洗澡之后》撰写的前言解答了我3年前的疑问：“《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 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先生续写《洗澡》，为的是捍卫纯洁。

《洗澡之后》更像一部爱情小说，而且是非常理想化的爱情小说，要让许彦成和姚宓终成眷属，就得让许彦成先变为自由身。那杜丽琳怎么办呢？她爱慕丈夫，维护丈夫，只是有点俗，但她没有错，所以得给杜丽琳“找一个”。杨先生“让”杜丽琳去干校劳动，然后“让”她和一同下到干校的叶丹相互爱慕，这样，杜丽琳就先提出了离婚。那么罗厚怎么办呢，他一直敬重、守护姚宓，这好办，把姚宓的同学“介绍”给他。总而言之，《洗澡之后》撮成了三对儿，事事圆满，看得让人欢喜。

_{《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我在《杨绛全集》和《洗澡之后》的专题报道中写了如下几段话：

“她不仅令人敬佩——杨先生绝大部分的创作和翻译，包括译作《堂吉诃德》、《小癞子》，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丙午丁未年纪事》、《杂忆与杂写》，长篇小说《洗澡》，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

“她更是令人感佩——杨先生86岁和87岁那年，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她不仅没被击垮，反而在接下来的16年间，翻译了《斐多》，写了散文集《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和中篇小说《洗澡之后》，整理了《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她是一个能量场，让枯草泛青，让暮色消融，让悲欢沉淀，让时间不忍流淌。

“她是一个未知数，明天醒来，又会有什么触动她柔软的心，聚成新的创作冲动？

“那就为她铺陈一张纸吧——就像《杨绛全集》的封面设计，简单到只有一枚空白的信笺——去等待那些新的、荡涤灵魂的文字。”

_{《杨绛全集》照片  胡安华  摄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_{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_{《杨绛全集》藏书票 一米设计}

从2014年夏出版《杨绛全集》至2016年5月驾鹤西去，我们果然等来了“那些新的、涤荡灵魂的文字”，那是她最后的两部作品。其一是商务印书馆的《走到人生边上》增补本。2007年初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已是第27次印刷，发行量超过66万册，此次增补，添入了2011年7月8日发表于文汇报上的《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等相关文章和照片。杨先生虽然没来得及看到增补本的最后模样，但之前就对增补的内容做好了审定。其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的《名利场》。《名利场》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的代表作，杨绛最小的妹妹杨必将此译成中文，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初版。杨绛杨必姐妹情深，杨必46岁韶华早逝，杨绛将绵长的痛和思念揉进对此书一遍遍的阅读中。正是这几十年间数不清次数的阅读以及语言本身所经历时代变迁，让杨先生发现此书译文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于是，她开始为妹妹的《名利场》“点烦”。所谓“点烦”，就是在翻译时删掉不必要的字句，使译文更加精简。“杨绛点烦本”、“杨必译”，人文社新版《名利场》的扉页，将这对隔开48年的姐妹又拉到了一起。

不管是与妹妹杨必隔开48年，还是与女儿钱瑗隔开19年，与丈夫钱锺书隔开18年。如今，他们不会再失去彼此。“仙童好静”，杨绛孩提时，老师为她写下如是评语。与生俱来、愈炼愈纯的仙气和静气，拿来吹散或沉淀人间苦难，当她回归天堂时，不怨不哀。

先生去的，正是向往之地。仙灵之境，家人永聚，光阴静好。

_{1980年，杨绛在家中读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