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呀,一直觉得什么飞来横祸啦,身患绝症啦都是活该,怎么说呢,反正这都是前世的因果报应。为什么要去帮忙?人不应该干预这种事情。”那个生意人不容置喙地说。
我本来昏昏欲睡,听到这句话不免心里一惊,抬头望向台上。那个说话的生意人真年轻,长着一张大约是精英人士成功人士的标准脸,做乔布斯打扮。这天是一个众筹大会,眼下顶顶时兴这种大会了,一屋子喧嚣的创意创客创业,热闹盈沸到屋内温度升高的地步,触目所及都是兜售各自灵感项目平台的人,一双双渴望迅速发财致富机遇的红眼睛,反复嚼着天使A轮风投的词汇。是易解放叫我来的,叫我来见证她如何做出一个沙漠种树的众筹平台。
我和“大地妈妈”易解放认识快十年了。我知道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也正是因为知道,所以听到这个年轻生意人以如此自鸣得意的口气说“夭折是报应”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易解放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后来,我听说了易解放的故事后,觉得她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帮她”。然后是请易解放上台,她穿了一身翠绿欲滴的衣服上台,精神焕发地,象征沙漠里的树,上台又开始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鼓掌,放煽情音乐,放VCR。最后是几个参与者一起挥舞绿色大旗,宣布这个沙漠种树平台上线。
易解放带志愿者们参观三盛公黄河枢纽大坝并作讲解
我坐在台下角落,自然是看不清台上的易解放。但我记得不久前她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坐在我面前的样子,一脸憔悴。她说太累了,但很多活动不能不亲自去,不去别人就不相信。她眼睛里都是血丝,六十开外的人,熬了几夜没睡。一切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在做而已。12年,这对上海老夫妻在内蒙古沙漠种下了200万棵树。
如果说这是某种因果。那科尔沁和阿拉善沙漠里的那片绿荫的因,就是他们在飞来横祸中失去的儿子。
【二】
易解放的独子,是在2000年去世的。
当时,是这一家三口东渡日本的第七年。易解放在当地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丈夫杨安泰开了一间私人中医诊所。唯一的儿子杨睿哲在中央大学商学部读书。像往常一样,饭后旅日一家人收看中国的新闻。那天正在报道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遮天蔽日的沙尘里,行人们捂住口鼻在沙尘暴中摸索前行,汽车在白天甚至都要开着车灯。22岁的杨睿哲看着电视不禁对母亲说:“我大学毕业后要回中国为沙漠种树。”睿哲接着说,要搞就搞大的,种它一片森林。易解放随口说,“啊哟,那你哪里来的钱呢?”儿子不响。
两周后的5月22日,易解放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可刚到公司半小时,就接到儿子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睿哲在上学途中出了车祸。等到夫妻俩赶到医院,儿子已经永远地停止了心跳。痛苦、拒绝、自责、否认,夫妻俩把睿哲的书本、衣物、信件统统收集到一起,一遍一遍地听留下睿哲声音的磁带,听一遍、哭一遍。
整整两年的日子里,一个声音忽然在易解放脑海里清晰,那是儿子生前这段关于沙漠种树的对话,终日以泪洗面的她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她真的回到中国,又去了内蒙古。
易解放的儿子睿哲
2003年4月,十几天里,易解放行程8000多公里,东起通辽,西至鄂尔多斯。当她最后站在“死亡之海”塔敏查干沙漠时,眼前的景象让易解放不敢相信:目力所及处,鲜有绿色,唯见沟壑干涸,沙尘飞扬,沙丘连绵起伏;黄色的沙漠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贫瘠而令人心怵。当地居民告诉易解放:“沙丘是会移动的,昨天还远在天边,今天也许就移动到了自己家门前。种得好好的庄稼可能转眼就被沙子淹没,到头来一场白辛苦。”她回到日本成立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绿色生命”组织,第一笔去中国种树的启动金,就是儿子去世后的生命保险金。
在远离熟悉的都市生活的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沙漠里,她牵头成立的“绿色生命”组织与当地政府签定了协议,并种下了第一批树。
易解放给志愿者们讲解梭梭的伴生植物“沙漠人参”肉苁蓉的知识
第一批万棵杨树种下后,易解放执意在林地附近住下,同当地村民一道守护树苗。有时夜半风起,猛然惊醒的她会赤脚奔向林地,在一棵棵树苗前奔跑停顿,看看树苗有没有被吹倒……小树苗栽下的第3天,一年无雨的库伦旗终于下了一场透雨,村民们拍手称奇,笑称易解放是“雨女”。她后来和我说,是杨树唉,小杨,就是儿子的名字,不是吗?
如此,一年数次,她往返于日本、上海和内蒙古,呼吁捐款募集资金,带领志愿者去实地勘察种植,传递环保防沙知识,事事亲力亲为,渐渐从50出头,一路也就过了耳顺之年。
【三】
后来关于她的报道很多了。三不五时,就能在媒体上看见她的脸。
各种荣誉她从上海拿到北京,相关报道从大陆一直到境外。她立誓要用10年时间在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科尔沁沙漠种植110万棵树。11年过去,宏愿已经完成了,可她又在内蒙古多伦县启动了种植1万亩樟子松防沙林工程,继而又开始在内蒙古西部磴口县的乌兰布和沙漠种植梭梭林2000亩。
易解放扛着树苗走在沙漠中
她说她已经停不下来,这次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心愿,而是她自己的心愿。“如果你看过那里的生态环境,如果你看过那里的孩子……”
“你停不下来的”她说。
随着广而告之,每年总有百人和她同去内蒙古。她记每一笔捐款,做账管理,联系每一个有意参与的志愿者,安排前往内蒙古的时间、路线和住宿。哪怕只捐一棵树,她和丈夫也要回信感谢再三。就连出门坐出租车,她也会乘机宣传和募捐一次。
易解放亲手将一棵肉苁蓉从沙土中挖出
2010年,易解放腹痛难忍,在志愿者再三催促下,她才去医院体检,结果发现肠子里有癌细胞。但手术后第8天她就下床工作。2012年,伤口又痛了起来,回沪后发现已经肠粘连,急需再次手术。去年,她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但刚刚出院,她又出现在了去内蒙古的路上。
“我得到很多帮助,但并没有后继有人。谁能代替我呢?有时一些商会也请我去演讲,或者请我参加活动,我也要给面子的对不对。我不去,就少一笔捐款不是?”她说,笑笑,两颊都是细纹。
【四】
总还是有人会寻到易解放,要她一遍一遍讲她种树的初衷。如《祝福》里的人那样,特意寻了祥林嫂去那样,叫她重复丧子的故事,好落两滴泪,再留下一点钱来。但易解放却是不恼的,有人拿这些做文章或者煽情的切入点,也无所谓。她说她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了。甚至这么房价高涨的年月里,她卖了在上海的两套房,继续贴补种树的事业。
易解放与磴口县合作企业负责人一起察看肉苁蓉在梭梭林中的种植情况
十年,看着她慢慢老下去。看着她在访谈节目里打起精神,一遍一遍说她的故事。看着她配合着媒体,拿出儿子的照片或者录音带,和丈夫一起在镜头前追忆。每个植树节,她都会发来消息,告诉我她种树事业的新的进展。而我只是她认识的无数人中的一个而已。
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2007年的3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的二楼窗畔,窗外的春光。
这一天,是我第一次遇见易解放,当时58岁的她,第一次和我说到儿子的死。那天东二馆楼下,有棵三米多高的海棠正值花期。风一摇,粉色的花瓣,就像雨一样宛转飘落,有几瓣,随风旋至二楼的窗。易解放看到了,就停止了说话。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哽咽了,语调是平静的,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采访本身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我们俩静静坐在那里,一起看这棵树。飞上来的花瓣柔软地落在窗边,如有灵魂一般。
当她把头回转过来时,没有再说自己的事,而是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了年纪。她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出手想要比划一下,仿佛前面就有一个孩子似的,她说“若是我儿子活着,就比你大一点儿。”我心里一动。这比后来她告诉我如何卖房种树、如何沙漠行走、如何夜里求雨更叫人心里酸涩。
易解放与儿子睿哲在一起
对于母亲来说,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只有两类,比我家孩子大的,和比我家孩子小的。她说她把儿子的墓带回上海了,每周都要去,贴着墓碑说话。
总有一天,一切会归于平静。没有话筒镁光灯和讲台,也没有采访募捐和志愿者的自拍。但等到这普通的一家三口都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时,沙漠里的那些枝叶毕竟还在,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婆娑声声,继续说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