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结缘敦煌学 ——方广锠30多年潜心整理敦煌遗书，为振兴中华学术铺路

_{方广锠工作中}

书桌上，一个支架把四块电脑屏幕摆放成田字形，气势颇为恢弘。年近古稀、花白头发、戴着厚厚镜片的方广锠，正伸着脖子看着屏幕上不同的工作窗口。“图片、数据库、参考资料，必须对照着看。”

他看了30多年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指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以莫高窟第17窟所藏遗书为主体的古代遗书。全部约计61000号的汉文敦煌遗书，方广锠已掌握将近59000号，其中亲手检视的原件，按照长度计算，约占藏经洞汉文敦煌遗书的四分之三。像他这般近距离、大规模接触敦煌遗书的，目前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方广锠曾在新疆沙湾县“插队”，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蜷在火炕上读《红楼梦》，读到癞头和尚救宝玉的那一段，癞头和尚临走时说：“万事只要随缘做去，自有一定的道理。”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方广锠，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缘’字，真是说尽了人间一切事物的精华。”

30多年前，他与敦煌遗书结缘，此后，半生相随，苦乐交融。如今，每天对它们的凝视“早已不是初次接触时的新鲜、激动，而成了惜缘。”

上篇 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方广锠与敦煌遗书的结缘，是他的博士导师任继愈先生（1916—2009）指引的。

指路人已溘然长逝，铺路人仍奋力前行。

2016年7月11日，任先生的忌日。方广锠来到万安公墓任先生墓碑前，深深鞠躬。他又在博客中写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8册1430万字，3月底已出版。还剩两卷，我努力”，“感恩当年荫庇，自愧今日无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博客中所提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分为四卷，已出的两卷是《新旧编号对照卷》和《馆藏目录卷》，正在紧张编纂中的两卷是《分类解说卷》和《索引卷》。这部集30余年心力、约2000万字的总目录是方广锠和他的团队在任先生指导下，对敦煌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此外，2012年7月，由任继愈先生任主编，方广锠任常务副主编的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部出版，总146册；2013年至2014年，方广锠主编的《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务本堂藏敦煌遗书》、《成贤斋藏敦煌遗书》相继出版；2011年到2014年，方广锠与吴芳思共同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了4辑40册。

方广锠还要在有生之年铺更长、更长的路：完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图录（全约100册）及总目录、出版《香港地区藏敦煌遗书》图录，完成世界敦煌遗书的调查与总目录的编纂、建立“敦煌遗书库”、创立“重建中华古籍”数字化平台、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

_{2004年12月21日在《国图敦煌遗书》图录启动会上}

●任继愈先生站得高看得远

研究敦煌学最初并不是方广锠的自主选择，而是导师任继愈先生的安排。

1984年，方广锠找到任继愈先生，表示想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以深入进行已从事六年之久的印度佛教研究。

任先生没有立即表态，过了几天，他把方广锠叫到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地说：“你今年已经36岁，不真正搞通梵文、藏文、英文就去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你如果想报考我的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成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国家需要这方面人才。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方广锠曾一时转不过弯来，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不禁佩服任先生的大智慧。“任先生让我从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而敦煌学又是陈寅恪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的蓬勃生命力及其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

其时，宗教学已走过十年浩劫的寒冬，正在渐渐复苏：由任继愈领衔的《中华大藏经》正在编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一年前成立。任先生心里有一盘棋，方广锠是他看好的一员新兵。

_方广锠

任先生给方广锠的任务是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任先生强调“沉潜笃实”，要求方广锠踏踏实实从原始资料着手，对敦煌遗书一号一号地进行研究、整理。其后的几年，方广锠一直泡在大藏经和敦煌遗书中，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日复一日地阅读、编目、录文、校勘、研究……脱胎换骨，化蛹为蝶，种种甘苦，不足与外人道。方广锠更愿意引述两位先生的话：任继愈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学须入地狱”；金克木先生在他《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中说，“在佛教文献（学）的大门上，我想还是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国运兴则文运兴

以沉潜的作风和决绝的信念，来自敦煌遗书故国的敦煌学者们重构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格局。以前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现在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方广锠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就现实而言，目前中国敦煌学固然成果丰硕，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领先；但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另一些领域，依然是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问，各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学包括许多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发展不平衡也很正常。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他虽然不喜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说法，但他说，在当时，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他虽赞同“知耻而后勇”的奋起，但不赞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中蕴含的狭隘性、非学术性。他说：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还是当年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回顾敦煌遗书被发现以来的100多年历程，方广锠感叹，“国运衰则文运衰，国运兴则文运兴。”

1900年，道士王园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把洞中的若干经卷送给当兵时的上司，但并没有得到重视。甘肃学台（教育厅长）、著名学者叶昌炽得到敦煌知县奉上的敦煌遗书与敦煌画，但同时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他在日记中写道，藏经洞发现的几百卷经书已经被当地人士瓜分。所以他没有亲自下去看看。相比中国官员的漫不经心，英国的斯坦因一听此事，立刻赶来，骗走大量文物。法国的伯希和更是在藏经洞里翻检了20来天。等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这些经卷，这才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震惊。1909年，学部（教育部）下令把藏经洞中剩余文物押运北京，但负责押运的官员竟然先把它们送到自己亲戚家中，亲朋好友们竞相盗取……

此后，日本人于1911年，沙俄人于1914年，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美国人于1924年和1925年，纷纷来到敦煌，又搞走大量的敦煌遗书与文物。不少流散在民间的敦煌遗书，包括一些被盗走的敦煌遗书，通过各种途径流到国外。应该说，清末民国时局的动荡、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无知，是敦煌遗书外流、中国敦煌学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时中国的学人难掩愤懑之情，慨然长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以刘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寻访流散的敦煌遗书，陆续出版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果。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学问终是力不从心，而有着丰厚汉学传统的法国和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敦煌学著述。

随着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得以有序布局和深入展开。在重视民族瑰宝、崇尚学术建树的大环境下，敦煌学者有了组织、队伍、经费、机会，有了归属、尊严、荣耀、目标。此后的30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30年。仅图录一项，《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全15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146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此外出版的还有《敦煌文物》、《浙藏敦煌文献》、《中国书店藏敦煌遗书》、《西域文献遗珍》、《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旅顺博物馆藏六祖坛经》等单位收藏品，《务本堂藏敦煌遗书》、《成贤斋藏敦煌遗书》等私人收藏品以及启功、石谷风收藏的敦煌遗书残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前正由广西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国在敦煌研究资料整理出版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中国学者将百年之前的敦煌之殇化作内心动力，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整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使命。

●敦煌遗书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敦煌遗书被学者奉若珍宝。王国维把敦煌遗书和殷墟甲骨、西域木简、大内档案并提，列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陈寅恪则把敦煌学内涵从中国扩展到世界，提出“敦煌学，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000年，季羡林先生在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称，“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方广锠认为，敦煌学和敦煌遗书的地位，是由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决定的。古敦煌不仅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基地，也联通着中西方文明。1998年，方广锠撰文指出：敦煌是古代世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以及儒教、佛教、道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六大宗教的荟萃之地，这一文化特性反映在敦煌遗书中，决定了敦煌学必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_{北图摩尼教文献}

敦煌遗书内容除包含上述六大宗教典籍外，还有大量的官牍档册，以及各类私人契约与文书。其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这座曾被荒弃的古城找回了记忆，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文明宝库。有人主张将敦煌学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它不是学科”，方广锠更赞同周一良先生当年提出的“敦煌学是一门学问”，各学科的学者都可利用敦煌遗书和敦煌壁画等考古资料开拓本专业的研究。

历史方面——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均田制在地方落实得怎样？敦煌遗书证明，均田制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没有丝毫走样，由此可见政令畅通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安史之乱之后，敦煌成兵家相争之地，政权几经更迭，正史里的这段历史若明若暗，而敦煌遗书却将这一地区的风云变迁梳理得极为细致。

_敦煌帛书

文学方面——发现了一批过去不知道的诗词歌赋，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变文。我们常说中国的文学形态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而变文则是明小说的源头，敦煌遗书中大量变文展露真容，推动了敦煌学者对古代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变文有点类似今天的“评弹”或“说书”，它从讲经文演化而来，讲经的僧人念一段经，做一段讲解，来一段偈颂，再讲一段故事，配以图画，边唱边说。说唱的内容最早来自佛经，后来扩展到历史故事，比如讲伍子胥的故事，那就是“伍子胥变”，讲李陵的故事，那就是“李陵变”。有个叫文溆的和尚，就和现在的娱乐明星一样，他出来一讲，万人空巷，连皇帝也曾“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朝野上下，风靡一时。

_{敦煌遗书BD11731号待考孟姜女变文}

戏剧方面——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分角色演出的剧本。

艺术方面——不说让世人震惊的敦煌雕塑、壁画和琵琶谱，就是现在观众熟悉的《千手观音》和《丝路花雨》，其艺术灵感都来自敦煌。

佛学方面——敦煌遗书中90%以上均是佛教文献，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自是层出不穷。《大正藏》把历代大藏经已收的典籍全部收进去了，《卍字续藏》把历代大藏经没有收过、但一直流传于僧人之中的关于佛教的释经、释律、释论、著述、史传等收进去了。以前，拥有这两本书，研究佛教的基本资料就齐全了。现在，敦煌遗书打开了新天地，里头包含的大量佛经著作是上述两部丛书里没有的。有一些是闻所未闻的，还有一些按照传统入藏的标准，应该编入大藏经，但当时编大藏经的人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如今却随着藏经洞的意外发现而重见天日。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大量疑伪经。什么是经？按照佛教的概念，只有佛金口所说，或者说佛认可了，那才算是经。如果不是佛，而是其他人所说，挂一个经的名头，那就是伪经。疑经，则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经。为正本清源，疑伪经一律不得流传，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宜秘寝以救世”，这也就是大量疑伪经被集中于莫高窟藏经洞，之后封洞废弃的重要原因。但被秘寝、被废弃的疑伪经，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则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比如伪经，当时为什么要造？在什么背景下造的？想达到什么目的？效果如何？

有意思的是，有些被造出来的伪经，其中宣传的东西后来却影响巨大。如印度佛教可以吃肉，但必须是“三净肉”，即：眼不见杀，耳不闻杀，心不疑为己而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早期的和尚们可以吃“三净肉”。后来，大乘流传，讲普度众生，讲慈悲。潜心修持的梁武帝开始提倡不吃肉。他开了一个会，把和尚的头面人物都叫来，一个个问，你吃肉吗？你吃肉吗？有的说不吃，有的说吃，梁武帝带头不吃。后来出现一部伪经，叫《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专讲吃肉有什么罪过，不吃肉怎么怎么好。虽是伪经，却反映了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史。

方广锠说，敦煌遗书还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活生生的寺庙活动。比如怎么受戒，法会怎么安排人员，寺庙之间如何借贷，僧俗之间有哪些往来，和尚们怎样布萨。布萨是指半月诵戒，僧人集合在一起，做自我检讨，反省这半个月中有无违反戒律。在敦煌遗书的某份“布萨记录”中，不少僧人一一坦白：自己踩死了蚂蚁、抓了鸟鼠、偷了食物、甚至犯了淫戒。

……

敦煌学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宗教、音韵、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绘画以及民族史、边疆史等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无法一一尽述。这些破碎泛黄的敦煌遗书，用它最忠实的记载，带你穿越历史迷雾，看这座古城的几多风情、几度兴衰。“敦煌遗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方广锠说。

●皓首穷经 沙里淘金

结缘敦煌遗书的方广锠，在对敦煌遗书的千万次凝视中，灵光闪现。

他提出了“文化汇流说”：佛教在古代印度起源，然后传遍南亚、东亚、中亚、东南亚等整个古代东方世界。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会，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如佛经中“天人感应”、“神祇伺察”等内容，起源于中国文化；再如收入大藏经的《药师经》，最早产生在中国，后来传入西域、传入印度，是中国文化与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只是它后来“出口转内销”，又被翻译成了汉文。

他发现：依据敦煌遗书，南北朝佛教呈现“有学无派”的态势，学术界所谓南北朝中国佛教流行的“学派”，现在需要重新考察。他指出：从敦煌遗书看，隋唐中国佛教八宗，加上三阶教与藏传佛教都传入敦煌，但敦煌地区的佛教寺院却没有特定的宗派倾向。这对于我们研究隋唐佛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他预言，敦煌遗书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宋代刻本书籍取代写本之前，手写的纸本典籍即“写本”流通了约1100年。其中从东晋到五代的700年间，是写本的盛行期。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的写本极为罕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即使是中国一流文人，也难睹写本真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写本知识，以致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而写本学不兴，起码使中国700年文化的依托难明。敦煌遗书则为今日学人打开了一间写本的密室。写本因其流变性，极易产生异本，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赞》、《般若心经注》就是极好的佐证。写本如何嬗演的问题，异本的对照问题，书写规范的问题，装裱装帧问题，写本对刻本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因写本而产生的学术传承与流变问题……许多课题有待进行。

对于在整理敦煌遗书过程中看到的这些灵光，方广锠不敢痴迷。他记得恩师任继愈先生的告诫：“你的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你要想好，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

方广锠明白，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呈现敦煌遗书全貌，给全世界敦煌学家提供最完整、最权威、最便捷的工具书，这是任先生对他的期待，也是他此生的最大心愿。他说：我所以能够提出这些新观点，是因为我看到了敦煌遗书等大量新资料。换一个人，如果也能够看到这些新资料，想必也会提出类似的观点。我的学养有限，后人的学养肯定会超过我，他们如果提出新观点，也会比我论证得更详实。但是，能否看到敦煌遗书，这要靠机缘。我的机缘比较好，后人是否能有像我这样好的机缘，就很难讲了。所以，与其把时间放在开拓自己的新观点上，我更应该把时间放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任先生说：中华文化振兴的高潮必将到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高潮的到来做准备工作，那就是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还说：我们的工作好比是修高速公路。我们把公路修好了，后人就可以在上面开快车。我就是按照任先生描绘的这一蓝图，老老实实做一个铺路工。我们把资料收集、整理好了，后代就能利用这些资料去深入研究，出成果，甚至出大家。

收集整理资料，这就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一般的研究者，面对浩瀚的敦煌遗书，仅寻找、取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即可。但编目的人，却要把每一号都仔仔细细看完，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做详尽著录。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小残片中，或者总是遇到《金刚》、《法华》、《大般若》等常见文献，方广锠也会感到索然沉闷，但他仍旧要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供研究的信息。方广锠用“沙里淘金”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沙子多、金子少的情况是正常的，但为了不放过金子，需要认真地把沙子一粒一粒数完。“这事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那我来做。”

当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纷纷对方广锠的阶段成果大加赞赏时，当有些人用“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来评价他的工作时，他依然埋在他的故纸堆里。“别人怎么评价，我根本不考虑。我做的是‘铺路’的工作，我想尽我的能力把路铺得好一点。”

日复一日沙里淘金的方广锠，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挑出来的“金子”。2004年5月，校方为吸引时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担任佛教室主任的方广锠来校工作，专门为其量身订制了“硬调动，软使用”的方案。“硬调动”是学校对方广锠的要求，人事关系必须过来、户口也必须过来，让他成为上师大的人。“软使用”是方广锠对学校的要求，这又包括三个条件：一、提供科研经费，这既是上师大的橄榄枝，也是方广锠考虑调往上海的先决条件；二，集中授课，每个学期将应承担的全部硕士、博士课程集中在一个月内全部讲完，其他时间则可潜心编目；三、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方广锠本来以为上师大会斟酌一番，没想到校方竟一口答应，理由是“方广锠是研究型教授，研究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安静的环境，而且研究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的。重视研究、崇尚学术的上师大有责任为方广锠这样的研究型教授提供更好的平台。”

对方广锠而言，这是对学术梦想的助推；对上师大而言，这是对办学理念的践行。他们已经双赢，他们还将继续收获。

下篇 敦煌遗书，逸散之后再“团圆”

让因为历史原因逸散各国的敦煌遗书在“敦煌遗书库”中“团圆”，这既是民族情感，同时也超越了民族情感，志在为全世界敦煌学研究者挖掘敦煌遗书这座富矿提供网上高端平台。

“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样的‘野心’。”方广锠笑称，“我只是一步一步做下来，后来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就去做。还是那句话，‘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约计61000号汉文敦煌遗书，如今分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的数十个机构和无数个私家。单是寻访踪迹已是不易，如遇到秘不示人的藏家，更是难上加难。愣是在种种艰难中，方广锠掌握了其中的59000号，像沉沉夜幄中的旅人，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中国收藏敦煌遗书量多质高

世界公私收藏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在61000号左右，绝大部分残缺不全。方广锠提供给我一张表格，这是他30多年调查的最新结果。

世界汉文敦煌遗书分布简况：

收藏地	编号数量	总长度	总面积	总字数	占敦煌遗书总数的百分比
中国国图	16,579号	约34,613米	约9,080平方米	约3,824万字	约40%
英国国图	约14,000号	约24,021米	约6,233平方米	约2,398万字	约28%
法国	约4,400号	待统计	待统计	待统计	约10%
俄国	约19,000号	待统计	待统计	待统计	约4%
中国散藏	约4,000号	待统计	待统计	待统计	约9%
日本散藏	约3,000号	待统计	待统计	待统计	约8%
其它散藏	约数百号	待统计	待统计	待统计	约不足1%
总计	约61000号	约87000米	约22700平方米	约1亿字	100%

 

说明：

 

1、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长度、面积、字数等统计数据为现场依据原卷逐纸测量以后计算所得。其它收藏单位的相关数据均为依据图录、调查所得的估计数，仅供参考。

 

2、因每号敦煌遗书残卷长短不一，故本文所谓“占敦煌遗书总数的百分比”，系按照长度或面积计算，并非按照各收藏单位的收藏编号计算。

也就是说，按照实际长度或实际面积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汉文敦煌遗书约占全部汉文敦煌遗书的40%，依然保留在中国国内（含港澳台）的汉文敦煌遗书约占全部汉文敦煌遗书的二分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敦煌遗书虽然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精华已经让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当年陈寅恪先生曾经批驳过这一说法，方广锠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他说，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遗书占据藏经洞敦煌遗书的90%以上。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不懂佛教，这制约了他们挑选的水平。他们挑选了一些自以为比较好的遗书，其他基本是王道士整包、整捆地给他。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进入藏经洞后，可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这也制约了他的挑选水平，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带有题记的或品相较好的佛教遗书，以及各种佛教经录等。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有关人员监守自盗，但因为他们对佛教也不熟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此劫。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

就中国国家图书馆而言，“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方广锠说，“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国图。其实，就经、史、子、集四部书而言，中国的收藏量也相当可观。仅就经部而言，国图的收藏量就超过英国。”

●为何要依据原件编目

敦煌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却遭遇到了发展瓶颈。方广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难见到。

第二，敦煌遗书总目录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很多研究者在从事课题研究时，很难知道敦煌遗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资料，不得不留下遗憾。

近20年来，各收藏单位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相继出版，不少敦煌遗书已扫描上网，直观的图版固然可以让研究者更加接近敦煌遗书的原貌，但图版毕竟无法替代原件，无法完全反映敦煌遗书的全部信息。

方广锠在敦煌学界首次提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以敦煌遗书的年代为主要依据，并考察其制作方式、品相、纸张（或其它载体）特点、保存数量、装帧、装潢、书写主体、题记、印章、现代装裱、收藏题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综合评价。文献价值以敦煌遗书抄录的文献研究价值为主要依据，主要考察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及对文献的二次加工。文字价值指敦煌遗书的书法与文字学研究价值，包括汉文、古藏文及其它古文字，兼及硬笔与软笔等书写工具，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书体，古今字、武周新字、异体字、俗体字、笔画增减字等字形。图录可以大体反映敦煌遗书的文献、文字价值，却难以完整体现它的文物价值。此外，各类图版均按照馆藏流水目录编排，如想研究某一种文献，需要逐一检索全部图版，非常不便。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必须加工。”方广锠认为，“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为了让这批敦煌遗书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供敦煌学界的研究者更好地使用，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目录，即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将其中可以被人们研究的信息全部提取、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编排，以供研究者使用。所以，图版虽然为编纂目录提供了便利，但高水平的目录无法仅依据图录，必须依据原件编纂。敦煌遗书的原件逸散世界各地，编目难度之大，一般人难以想象。

摆在方广锠面前的有两条路：知难而退或迎难而上，方广锠选择第二条。

●国图敦煌遗书编目已历时30多载

1984年，当任继愈先生把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的任务交给方广锠时，方广锠原本以为并不难。但真正动手才知道，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这对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那么，能不能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呢？

这个想法得到任先生的大力支持。方广锠回忆：“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有自己的专用助手，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接着，任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我请人把黄永武的《敦煌最新目录》输入计算机，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计算机版敦煌遗书目录索引。因为当时计算机只有国标一级字库，不少汉字只能用符号替代。所以，索引完成后一直没有公布，只供我个人使用。所有这一切，为我的敦煌遗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这一切，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最初的编目依据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该图录利用微缩胶卷公布了国图收录的敦煌遗书。国图拍摄微缩胶卷时，所藏敦煌遗书未及修复，有的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有的墨痕深浅不一，难以辨认，有的背面还有内容，拍摄时遗漏了。为了真切把握遗书信息，方广锠向国图提出合作编目的设想，但没有得到积极回音。部分原因在于图书馆界有一句行话：“翻一翻，六十年”，意思是古籍的纸张容易损坏，翻一翻就可能“折寿”60年。管理和使用，这在图书馆始终是一对矛盾。具体到敦煌遗书，它们原本就是一批古代废弃的残卷，不少遗书残破状态非常严重，不加修复，不可能提供阅览，自然也无法编目。所以当时国图不对外开放敦煌遗书，想要看到它们的真容成了一个难题。

不曾想，几年之后，事情竟有了转机：1987年，任继愈先生被任命为国图馆长，1989年，方广锠从社科院亚太所历史宗教室副主任调任国图善本部副主任。1990年底，在冀淑英等老专家的支持下，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逐步开展起来。于是，敦煌遗书编目工程也同时启动。

_{2005年4月，方广锠在国图工作照}

方广锠终于盼来了和敦煌遗书近在咫尺的凝视。它的容颜、它的肌理、它的气质，穿越千年却生动依然，百看不厌。方广锠在《面对敦煌遗书时的感觉》一文中写道：“真是心神俱醉，这种享受，人间难得。”

国图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敦煌遗书原由善本部典藏组管理，编目组每次提取遗书，典藏组要逐号检查、登记。善本部规定，当天提取的古籍，当天必须归库。归库时需要再次逐号检查、注销登记。这样，每天仅办理出库、进库的手续就要耗费很多时间。为了提高编目效率，善本部经过研究，将敦煌遗书特藏库交给编目组管理。此后每次进出库，典藏组只负责登记件数，不详细记录内容，每次起码可节省半个多小时。这样，编目效率虽然提高了，肩上的责任却大大加重。方广锠说：“我当时向编目组同仁说：如果在编目过程中，敦煌遗书出现丢失、损坏等情况，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功劳，反过来只有罪过。”所以，当时除了对编目组成员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善本意识的教育，严格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还要挑选一个能够切实对敦煌遗书安全负起责任的人员。方广锠说：“有一次，某个卷子因为归错架位，一时找不到。编目组里一位同志顿时脸涨得通红，额头冒汗。我一看，好！今后就让她负责遗书的管理。”从此，敦煌遗书特藏库的管理就由这位同志负责。后来，国图馆舍大修，敦煌遗书全部搬到其他地方保存。国图乘搬库的机会对敦煌遗书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点。清点的结果是，从1990年起依据原卷开始编目，直到2012年底基本数据著录工作与核对原卷工作完成，跨度23年。23年间，馆藏敦煌遗书没出半点纰漏。

_{2006年12月方广锠在中国书店考察敦煌遗书}

从1984年至今，方广锠对国图敦煌遗书整理、编目已历时32载。目前，146册图录已全部出版，四卷《总目录》已出版两卷，曙光在前。

在新编的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中，方广锠团队对馆藏16000多号遗书的每一张纸、每一行字都做到有所记录，有所交代。任先生曾反复强调：“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大家用得方便。”

“我拿先生的话来要求自己，既然有这样的机缘，那就尽全力做到更好。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错误，但努力争取少出错误，出小错误。这也是编目长达32年，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的原因之一。”方广锠说。

除了国图的敦煌遗书外，这些年来，方广锠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北京、湖北、山东、上海、山西、重庆、湖南、广东、天津、贵州、江苏、浙江、安徽、甘肃等省市以及台湾、香港等诸多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进行调查。其中有些成果已经出版，有些计划出版。

_{2005年方广锠在上海图书馆考察敦煌遗书}

_{2006年9月方广锠在南京霛穀寺考察敦煌遗书}

●异国他乡的寻访

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曾为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做过整理，现在英国不少敦煌遗书上都可以看到蒋师爷写的编号及简单的著录。但至今没有发现蒋师爷编写的草目，不知道当初是否有过那样一个草目。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英国缺乏专业编目人员，上世纪20年代，英国曾经向法国的伯希和求助，希望能够由伯希和承担这批英国敦煌遗书的编目。伯希和答应了，于是英国把一批敦煌遗书寄到法国。伯希和收到这些敦煌遗书后，开了收条。方广锠说，他在英国时，亲眼看到过当年伯希和写的收条。但伯希和最后未能帮助英国编目，因为他连法国敦煌遗书的编目都做不过来。那么，这批邮寄的遗书都还给英国了吗？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回答得含含糊糊：“应该都还回来了吧。”但方广锠却发现法国图书馆有两件敦煌遗书盖着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章。真是一笔糊涂账。

英藏敦煌遗书的系统整理始自上世纪30年代，由汉学家翟林奈主持，1956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收入英国敦煌遗书写本6980号，刻本20余号。还有约7000号遗书残片未能纳入。

讲起翟林奈，就要讲到他对中国向达先生的刁难。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到伦敦寻访敦煌遗书。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更不要说敦煌遗书本来就是中国的。所以，翟林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向达先生看。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翟林奈为向达先生设置了种种障碍。据说，当年翟林奈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诸如今天有事来不了，明天忘了带钥匙，后天管库房的人找不到等等。向达先生经费有限，不可能在英国长期滞留，最后只看到少量写卷，怏怏而归。从大英博物馆的规章制度讲，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可制度是由人去执行的，不同的人，执行的结果完全不同。

与向达相比，方广锠则幸运得多。

由于英国还有将近7000号残片无人编目，1991年，英方邀请方广锠前往编目。其后，方广锠又先后5次赴英，完成了上述7000号残片的编目。在异乡编目的方广锠得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组负责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编目得以顺利进行。方广锠也按照惯例，把阶段性成果《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赠送该馆，表示感谢。

在7000号残片的编目即将完成之时，国内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中、英、法、俄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中，三大单位的敦煌遗书已经或即将全部出版，唯有英国敦煌遗书还深藏闺中。为此，方广锠决心为出版英国敦煌遗书的全部图录而努力。在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之后，英国图书馆同意了方广锠这一要求，决定以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著的名义，在中国出版英国所藏全部汉文敦煌遗书。

由于翟林奈的目录比较简单，且错误不少，也不符合从文物、文献、文字全面著录的要求，方广锠决定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将翟林奈已经编目的敦煌遗书，重新予以编目。为此，2009年，他第7次赴英，这次带领一个7人团队，在英国工作了半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虽然得到英国吴芳思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其间也曾遇到种种困难。比如，2009年，英国图书馆亚非部新任主任魏泓（SusanWhitfieid）向方广锠勒索编目资料，遭到拒绝后，竟下令阅览室禁止为方广锠团队提供敦煌遗书原件，使编目工作被迫停顿。对此，方广锠向英国图书馆馆长致信抗议：“馆长阁下，你想必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信中还指出：“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它的基本理念是开放资料、服务读者。英国国家图书馆想必也是如此。魏泓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基本理念，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英国图书馆蒙羞，也在世界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在英国图书馆一批主持正义人士的支持下，英国图书馆馆长调查了事情的真相，当面向方广锠表示道歉，其后还写了一封书面的道歉信，并对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表示支持。

方广锠说：“我与英国交往二十来年，合作是主流，得到帮助是主流。特别是吴芳思博士对中国学者的无私支持，我永远难以忘怀。2009年受到的刁难，那只是魏泓的个人行为。在英国图书馆中主持正义人们的支持与帮助下，魏泓最终没有得逞。这也说明翟林奈的时代、斯坦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_{2009年方广锠在英国图书馆}

不仅为英国图书馆编目，方广锠还先后到法国、前苏联、日本、印度、美国寻访敦煌遗书。

法国的敦煌遗书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览者须买卡阅览。按照馆方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提阅3件。方广锠与馆方交涉后，对方给予方便，改为每次提阅3件，看后交回，再取3件，次数不限。由于经费有限，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只看了若干特别感兴趣的卷子。不过，法国图书馆表示，将来可以接待方广锠及其团队到法国为敦煌遗书重新编目。

在前苏联，方广锠受到敦煌学家孟列夫与丘古耶夫斯基的热情接待，对方也提供了各种方便，无奈方广锠只能停留两周，一周考察敦煌遗书，一周考察黑水城遗书。“我拼命地抄啊。”这是方广锠对那段时间的最深刻印象。俄罗斯的19000号遗书，孟列夫已为其中3000余号编目，其余尚未编目。

那么，方广锠什么时候能成行呢？他说：由于法国、俄国敦煌遗书的图录已经出版，所以，他已经依据图录完成了草目。只要经费能够落实，对方能够接待，随时可以前往核对原件。实在不行，只能根据图录来定稿。虽然无法著录敦煌遗书的文物信息，但有一个完整目录总比没有好。

日本的敦煌遗书收藏得极为分散，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单位比较开放，任何人均可阅览。有的单位托人联系以后，可以看到。有的单位虽然可以阅览，但有种种限制，如每周只能去一次，每次只能看一小时，阅览总量控制在10号左右等等。还有的单位，无论托谁联系，收藏方都不答应提供阅览。此外，有些私人收藏机构需要收费。如方广锠在某单位仅看两个卷子，就收费8000日元，还是8折优惠的。对日本的收藏，方广锠的办法是区别情况，逐一攻关。1994以来，方广锠已经12次前往日本，凡有可能，尽量查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朋友给予极大的方便，包括提供访学机会、联系收藏单位、陪同调查等等。方广锠说：没有这些日方朋友的帮助，我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日本的收藏品。当然，日本收藏的数量较多，至今方广锠能够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方广锠说：下余的部分，我会努力，但最终能否看得到，也只能看缘分了。

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物，现在有部分保存在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其中包括若干敦煌遗书。为此方广锠特意到印度去了一趟。遗憾的是馆方不完全开放阅览，除了让方广锠参观陈列室中供一般来访者参观的陈列品外，仅打开了陈列室中原来封闭的一批藏品，算是特别优待。

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方广锠于2014年去美国寻访敦煌遗书，调查了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等地收藏的敦煌文物及佛教古籍。原计划还要去芝加哥等其它几个城市继续调查，恰逢芝加哥机场航空控制中心遭人为纵火，大批航班取消，不得不中止调查，直接从华盛顿回国。

●建设“敦煌遗书库”共享平台

在进行编目的过程中，方广锠意识到，按树状结构组织的书册式目录属于平面架构，最多只能实现若干个知识点的沟通，无法反映海量知识点深层的网状联系。且随着敦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敦煌遗书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知识点及新的关联也不断被发现，书册式目录只能表现某一时间点的静态成果，无法跟踪与反映敦煌学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提出：资料使用价值的体现与它所处平台的水平成正比。为此，方广锠提出“敦煌遗书库”这一设想。

“敦煌遗书库”分两期实施。

第一期工程的基本思路是：从文物、文献、文字等三个方面，逐一采集每号敦煌遗书的各种基本信息，输入该数据库。该库具备按照不同的预设条件对敦煌遗书进行检索、分类、输出等功能。该第一期工程命名为“敦煌遗书数据库”，2012年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年结项。

第二期工程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全面纳入敦煌遗书的图版资料、目录资料、研究论著、相关古籍乃至研究动态；第二，尽力挖掘、完整著录敦煌遗书中蕴含的六大特点、三大价值、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各种知识点。第三，尽力挖掘、完整著录百年敦煌研究成果及传世古籍中的相关知识点。第四，确定各知识点的权重，依据其内在联系将它们全面打通，建立起敦煌遗书知识之网。第五，开发各种工具软件、提供各种研究手段。

“敦煌遗书库”建成之后，将分为普通版和专业版，是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平台，也是逸散各国敦煌遗书共同“居住”的家。

●创立“重建中华古籍”数字化平台

当年任继愈先生让方广锠整理敦煌遗书的目的是清理其中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佛教资料，以为新编的《中华大藏经》所用。所以，方广锠在调查、编目的同时，始终关注这些未入藏资料，收集、整理、校勘、标点，从1995年到2011年，主编了《藏外佛教文献》十六辑，近500万字。

《藏外佛教文献》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古籍整理模式。在工作中，方广锠发现，从刘向以来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的古籍整理模式存在不少弊病，由此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在过去，这是难以避免的。但在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立足于发掘数字化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从底层开始，从数字化应用的角度，重新构建中华古籍，以充分拓展与利用数字化的优势，全面开发中华古籍资源，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此，方广锠与电脑编程人员多方切磋，创立了“重建中华古籍”数字化平台。这一平台依据“从底层做起、信息全覆盖、过程可追溯、功能可扩展”等四原则，颠覆了传统的古籍整理模式，把中华古籍整理提高到新的高度。目前，这一平台的建设已经初见雏形，开始试运行。

2009年，方广锠在给友朋的信中写道：“任先生故世，我自然很难过，……但是，我更多地想的，是怎样抓紧我自己有限的时间，尽快完成先生交代的工作，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虽然已年近古稀，方广锠还在铺路的中途。他说，他会一直铺下去，能铺多少，就铺多少。随缘，但也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就像他的座右铭——随缘做去，直道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