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东江历险记

_于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个月后，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和金山等人，从已沦陷了的香港，偷渡海洋，登岸澳门，先后经台山、玉林、桂林等地，辗转到了重庆。而另外一路人马，在廖承志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下，于伶、章泯、宋之的与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人员二百余文化人，化装从香港进入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

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一路有什么危险？于伶曾对我说，茅盾写的《脱险杂记》是用文艺笔调写的，在文章中提到他时有些夸张。我看过这本书，茅盾在书中记叙了他和夫人孔德沚，在逃难路上过一个检查站时的情景：

“当路拦着铁丝架，留两个缺口；四五个中国人和印度人执行检查，一个日本兵在旁监视。约有十余人分成两堆在那里受检。我们拣人少的一堆走去，希望快快检查完毕；不料立即受到大声的呵斥。正弄得莫名其妙，我听得背后有人用上海话说：‘男女分开检查的，那边，那边！’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熟朋友，戴一副黑眼镜，背一个相当大的包袱，躬着腰，像一个大蜘蛛，我们相视笑了笑，就各走各的。”_{（茅盾：《脱险杂记》，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月出版。）}

那时那景，其实并不轻松，如果稍许有些疏忽，就会被扣押闯大祸。对于“大蜘蛛”的描写，于伶解释说没有背那么大的包袱。当时过检查站时，大家互相装着不认识，其实都是一路走过来的同伴。于伶夫人柏李也说，认识茅盾夫人孔德沚就在这个时候，同是患难中人，相互照应，尤其孔德沚摸黑过小桥失足掉进河里，给大家印象很深。那时候，大家都很揪心着急，茅盾夫人却表现得很勇敢……

_{于伶和夏衍}

于伶曾详细地向我介绍过当时从香港撤退的情况。他说：“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与九龙突然处于空袭警报声、飞机轰炸声与大炮声交织的混乱中。战争来势的猛烈，这里的混乱和恐怖气氛的严重，比之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初期我所经历与经受过的更强烈得多。”

当时，于伶住在九龙山林道。说来也巧，于伶刚刚等来柏李，从上海来与他结婚的第三天，就马上当了难民双双逃难。12月8日那天，年轻的保姆阿妹仓皇地从小菜场回来，交给于伶一张字条，是夏衍交给他的保姆转交于伶的。字条上说，他赶过海去和廖承志开会，安排一切，叫于伶速作走的准备。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忙乱着作种种准备。9日，天没亮，一位自称阿梁的广东青年叫开于伶家的门，说是党派他来接人的。他连声说快，快，日用东西越少带越好，快跟他走。蒙蒙小雨，天光昏沉中，不知走了多少路，于伶夫妇被带到一只小木船上。定神一看，同船的还有柳亚子一家人。船到香港上岸，找到华商报馆，又跟着大家到香港大酒店楼下大厅躲警报。这时汇集在这里的文化人多了起来，大厅内外挤满了人群，但是在大炮声中谁也无法入眠。

11日一早，夏衍等人挤进大厅对大家说，九龙沦陷，大家赶快分散隐蔽。于伶和柏李来到湾仔上海中国电工公司香港分公司去躲避。这里，于伶初来香港时曾下榻过此地，与经理小朱很熟，他是蔡叔厚夫人朱文泱的堂弟，小朱对他们很热情并较长时间地掩护了他们。直到次年1月7日，于伶得到联络员小潘的通知，经过廖承志、连贯、刘少文、夏衍等中共南方局的周密安排，决定把民主人士和文化文艺工作同志分批撤到东江游击区去。要求于伶和柏李在两天之内，备好唐装，扮作难民，秘密撤走。

1月8日，于伶等第一批“难民”在小潘的领导下，一律改穿广东式工人农民的衣服唐装，肩背包袱，手提小衣包或藤筐，通过日兵的几重检查岗哨与铁丝网架，悄悄地陆续到了湾仔的海边，由小木船渡到一条大游船上。这时，于伶看到有不少文化名人：韬奋、茅盾和夫人、叶以群、戈宝权、胡绳和夫人、恽逸群、黎澍、胡仲持、廖沫沙等。连贯向大家介绍了东江游击队来接应的便衣向导人员，说定黎明之前偷渡过海到九龙等安排。经过一个月的潜伏，大家期盼着明天的行程顺利进行，殊不知，这次行动还只是刚刚开始的第一部分……

黎明来到之前，当他们分头潜伏在四条小艇的舱内，在日本军舰的探照灯光和巡逻电艇巡视的间隙中间，小艇飞快地在天亮之前靠上九龙海岸。向导付了保护费，买路过“鬼门关”，后隐伏在地下交通站内一天一夜，大家相互化装得更像难民，次日，混入一批成万的难民群队伍，沿着青山公路前行。一路在交通站休息、打尖，步行了三天三夜，向导换了又换，从山道间翻过两三个山头，在向导的交涉下，闯过一道道持抢的关卡和土匪区，以及日军封锁线。

第一天居然赶了七十多里山路，来到一座祠堂休息，于伶才知道，这房子是“绿林好汉”王大哥的司令部。他是这一带地方的统治者，国民党不敢碰他，日本兵也一时难以对付他。东江游击队这次为了营救被困在港九的大批同志，跟王大哥打了交道，他才肯帮忙，接待这一行人们过境。

这个时候，戏剧性地发生了一幕“真假韬公”的活剧。

_{孔海珠-于伶}

于伶几次对我说起此事，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说，我们都尊邹韬奋为“韬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们这批文化人由当地的东江游击队护送，从香港撤离，这一路上颠簸，险难种种，发生了不少事，和韬奋一家相处前后共三个多月之久，最有趣的是他充当了一回“韬公”。

那天，他们进入到“绿林好汉”王大哥的地盘。王大哥听说他们此行中有韬公、茅公，心想见上一面。在一次与大家“见面”问候说话时，他铆准于伶这个瘦高个儿，盯住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的斯文人，招手请入指挥部，客气地让座、倒茶、敬烟，不由瘦高个儿分说，称其为“邹韬奋先生”，连声讲着久仰、幸会等等客套话。

我赶忙问于伶，此人长得怎么样？

于伶说，此人倒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大汉，身穿新的皮夹克，腰上插着飘着红绸的左轮手枪。他进门时，一帮弟兄都起立叫他王大哥。

于伶发现他认错人了，这事怎么办？在局促不安中听完对方连声叙述如何爱看邹先生办的刊物，拜读邹先生的文章，赞成邹先生的主张，钦佩邹先生的为人等。于伶这时处于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的尴尬境地。他心想保护韬奋，又不能指认说：真的韬奋就在外面大厅内的三四十个难民群里，怕给韬奋带来麻烦，因为反动派的“重金悬赏令”并没有取消。

面对这个山大王，于伶说：今天相见，三生有幸……于伶只能硬着头皮，既不完全否认，也不完全承受对方的尊敬，只是滑稽地用半吊子广东话唯唯否否，支支吾吾，忽而又讲国语，让王大哥听不全懂，还时而做出恭敬地摸出香烟回敬等动作。幸好向导发现了这情况，冲进来嚷着：出发，上路，走！一面跟王大哥打招呼，一面扶着于伶到大厅去。这时，韬奋正在等待集合的人群里，一点也没有察觉发生了这件“真假韬公”的滑稽剧。_{（于伶：《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

沾了“韬公”光的于伶，这下子行动更小心了。他们新到一个地界，新老向导交接，还领着伪组织开的难民过境证明条子，朝着向导指出的公路前行，不时有日本兵卡车从身边开过，也有日本兵对他们这群难民叽叽咕咕，或者哇啦哇啦，于伶和柏李在向导示意下，只是闷头赶路。天黑时，到一家破旧而空荡的大房子里住夜。第二天，一早排好队，立在路边，等了好几个小时，才见一个伪乡长领了四个荷枪的日本兵，要他们列好队伍，点数之后才挥手叫走。两个日本兵走在队首，另两个在后面押队，还不时听到日本兵的嬉笑声。直到紧张地被押送了六七里路，来到一条大河边，日本兵回去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懂日语的叶以群才慢吞吞地说：刚才押送的日本兵议论，我们中间有几位“花姑娘”大大的好看。这时，女同志面面相觑，庆幸逃过一关。

没有想到，大家坐木船渡江上岸时，又碰到情况：河岸边上有个岗哨，三个日本兵持枪对着上岸的每一个低头走过的女同志仔细地盯看。新向导见状用日语与他们搭腔，同时交给他们一些钞票，另一向导领着大家快步向山峦起伏的小路奔走。翻上了一座林木茂盛的高山顶，向导手指着山谷远处隐隐约约的村庄说：大家安心休息吧，这里是我们的地方了。

到了东江游击队总部，游击队曾生、王作尧、林平等领导和大家见面、慰问。大家心情放松了许多，生活也丰富了许多，这个“丰富”包括不断会突然转移的夜行军。因为，东江支队处于惠阳、东莞、宝安三县交界、四面受敌的三角地带，要保卫这些客人的安全，需要有战斗力外，大队部时时流动搬家，客队也必须游击。所以一有紧急转移时，黑夜里摸索，大雨中滑行，或钻进茂密的山林，穿过刺人的菠萝地等等，对于毫无战地行军经验的文化人来说，这个考验很大。

茅盾夫妇年高望重，很难适应这种常常要夜行军，并紧密转移的游击生活。经游击队林平政委和临时党支部多方研究，布置了妥帖的路线，决定由叶以群陪伴茅盾夫妇先行离队去桂林。廖沫沙与胡仲持同行。还派了几批向导在前面开路，三五位短枪队员左右护卫，以防不测。_{（于伶：《忆风云　咀霜雪—怀以群》）}

有一次，在东江游击队指挥下，一路辛苦，当宣布休息后，大家倒地即睡，第二天才看清睡在柴堆上，有只大公鸡停在于伶胸口大叫才被叫醒。碰到小股土匪，看上队伍中的女演员，要他们唱歌、跳舞，她们虽说已经化装成老太，但难掩饰年轻相貌。于是，于伶对他们说，要有好酒好菜让大家吃饱，才有力气跳舞、唱歌。于是，吃饭时向土匪们灌酒，让女演员从后面走掉，保护了她们。_{（据于伶女儿于力文2010年5月20日与笔者的谈话记录）}

就这样，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紧张地迁移过七八个山林与村庄。最后转移到阳台山顶。这里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高峰上经常飘荡着浓雾。在山谷间小片竹地上搭上两座人字形的大竹寮，寮内铺上厚厚的稻草，每个寮可住二三十人。破庙里也住了不少人。这时段，不断有大批文化人涌入，大家苦中作乐，玩出不少花样，办演讲，开生日联欢，甚至办起了油印刊物……

_{于伶送孔照片}

在这些据点里，有上万的文化人士经游击队派人接了出来，送到这里，或在游击区里住下，或者转道路过走了，分散到全国各地，安排从事公开或隐蔽的文化工作。于伶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由他与柏李、章泯、江韵辉组成一个小队，暂留在游击区工作一个时期，准备待上海党组织略为稳定时，经上海转往苏北，以前派他们去新四军盐城“鲁艺”的决定仍没有取消。

然而紧张艰危的战事一直没有休止，因为敌人侦察到这些人员结集的动向，向游击区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和扫荡。据于伶说，他们第一批到达大部队的所在地白石龙，接连受到敌人几次进攻，辗转移动了两个多月，最后转移到东江游击队新驻地，一个叫光头仔的小山村。高高的阳台山上两个大寮改成伤兵医疗站。

从1942年1月9日，于伶夫妇第一批进入东江游击区，直到1942年5月，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直在“游击”，一路上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以便轻装撤离。这段时间里，对于伶、柏李、章泯、江韵辉小队离开游击区的安排，经过周折，他们差不多成了最后一批离开光头仔的文化人。5月1日抵曲江，原先安排他们四个在韶关等搭邮政车，经上海转往新四军苏北盐城“鲁艺”的，因日军在闽浙边境和浙西兰溪等地扫荡，久等未能成行。5月中旬，突然得到联络员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到桂林去等交通。直到5月22日，他们四人抵达桂林。

这半年的辛苦体验是难以忘怀的。多少年过去了，茅盾在回忆起这次转移，不无感慨地说：这是“开始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