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有几回搏—— 容国团和他的乒乓球

在北京天坛的东面，有一条幸福大街。1968年6月19日，容国团走出幸福大街9号楼12号、那个他结婚才三年的家，消失在夏日的夜幕里。

他的妻子黄秀珍坐在我的对面，因她改嫁了，不便上门采访；于是请了出来。对于四十八年前的那一晚，她是难以忘怀的：“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就问他：你去不去开这个批判会。他说他不去。我说，你不去干嘛？他说，我该休息休息了。”

熟悉容国团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肯停下脚步休息的人。

1937年8月10日，容国团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工人家庭里。那时，日寇铁蹄正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父亲容勉之为他取名“国团”，寄托了对国家的期望，也包涵着小家的愿景。

5岁那年，离开沦陷的香港，回到故乡广东中山县南屏镇。一天，容国团站在床板搭起的球台前，拿起了乒乓拍；启蒙教练是他舅父。打到13岁，他成为慈幼中学的主力。打到20岁，夺得全港公开赛男单、男双和男团三项冠军，创造了香港乒坛的奇迹。这一年，更令他名震香港的，是以2:0击败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荻村伊智朗。

成名之后，要他打球的人不少；但容国团在1957年11月29日，告别了父母，离开他生长的筲箕湾；迈过罗湖桥，从香港来到广州。

黄秀珍说，“容国团父亲是比较爱国的。他们分析后认为，真正打球的话，还是回国内比较有发展。”

_{容国团1957年回到祖国怀抱，两年后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许多人为他神速夺冠拍手叫好，殊不知，这个冠军是他“闯”出来的。}

穿着长裤夺冠军

容国团进入了广州体育学院。领导对很关心，治好了他在香港得的肺结核，他的身体强壮了，精神也好起来；这为他的乒乓球技术提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58年3月，身披广州队战袍的容国团，参加在沪举行的京、津、沪、穗、汉等“九城市乒乓球赛”，以3:0击败国家队主力、世界排名第8的王传耀，夺得冠军。就在那一年，容国团在广东省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并用毛笔写在大幅红布上，从他住的宿舍三楼悬挂到一楼。

虽说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大放卫星的时代，但容国团放的这颗卫星，却是块激起千层浪的石头。与容国团同在广东队的庄家富，当时是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不敢想，就是他这个小子啊吹牛皮。他不是要拿世界冠军吗？因为我们那时候，世界冠军都是日本拿的。”

世乒赛自1926年问世到1957年，共举办24届。至1951年的第18届，男子单打前三名全被欧洲人包揽。到第19届，举起冠军奖杯才出现一张亚洲人面孔，日本人佐藤夺得男单冠军，打破了欧洲人的一统天下。自1954年到1957年的第21至24届，日本人连续四届蝉联男单冠军。

那时，上海市队队员梁友农和徐寅生也有同感。梁友农说，“当时听到传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很震惊。觉得他不留后路，敢说出来，勇往直前。”

与容国团在“九城市乒乓球赛”交手过的徐寅生，听到后很吃惊：“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决心很大，有那么一个雄心壮志。第二呢也有点担心，因为当时日本是世界乒乓球的霸主。”

担心的不只是徐寅生一个人，担心的也不只是实力，还有时间是否提早了。其实，容国团心里还是有点底的。他知道，要拿世界冠军，一个要打败欧洲，一个要打败日本。他已赢过日本一号荻村，只剩下对付一个欧洲了。

为备战25届世乒赛，容国团、庄家富、梁友农、徐寅生，还有王传耀、孙梅英等，调入了国家乒乓球队，在北京集训。大家一天三练，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半，然后晚上还练；容国团还自己加班补课。饿了，就到体育馆里买面包。善于钻研的他，还练发球的转不转，搓球的转不转，还有拉侧旋球等。

训练在老北京体育馆的大球场，现在是体操训练馆。那时，篮、排球训练占据了当中的大场地，乒乓球则在场地东西两边。为防止篮、排球打到乒乓球训练的地方，加起了铁丝网。网没封到天花板，还是有篮球排球越网而来，打到正在打球的乒乓球队员的头上手上。

由于那时的中国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而不能参加较多的世界单项比赛。上世纪50年代初，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邀请中国乒乓球协会加入。1953年3月，中国成为其成员；同年，首次派队参加世乒赛。乒乓球成为中国第一个参加世界大赛的体育项目，幸运的是，这个最早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乒乓球，恰巧是中国具有一定实力并较为适合自身特点的项目。

1959年3月，第25届世乒赛在德国的多特蒙德举行，240多位参赛选手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在男团赛中，中国队负于匈牙利队，没能实现原定的夺冠目标。国家体委领导发来电报，鼓励大家要把后面的比赛打好。

男子单打开始了，参加单打的八名中国选手，最后就剩容国团一人，徐寅生、杨瑞华他们都被淘汰。单打独斗的容国团是一气连胜六将——3:1朗格（联邦德国）、3:0马科维奇（南斯拉夫）、3:0埃里克森（瑞典）、3:1星野展弥（日本）、3:2别尔切克（匈牙利）、3:2迈尔斯（美国）。终于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对手是团体赛中胜过他的匈牙利选手、世界冠军西多。容国团虽曾输给他，但第一局是赢的。

教练庄家富召集大家开“诸葛亮会”，总结团体赛的经验教训，为男单决赛集思广益。庄家富拿出一叠临场纪录的表格，记着发球赢几分、发球强攻赢几分、拉攻赢几分。赢打圈，输打叉。庄家富说这定量分析比较清楚，当然也比较管用。

决赛前，容国团特地理了发，显得干净精神。当时，国际乒联对比赛着装没有规定，他穿着长裤上了决赛场。

运动员在热身和有把握时，一般是穿长裤参赛。而容国团是另有原因，梁友农说，“他觉得自己的腿很瘦，特别是小腿。所以不愿意穿短裤，他经常穿长裤。训练时穿长裤，甚至是在25届乒乓球决赛对西多，也是穿长裤打的。他就是怕人家看见他腿瘦笑他。”

他还在宿舍里放了副哑铃，练扩胸练肌肉。他觉得自己比较瘦，喜欢锻炼身体，练健美。李富荣与容国团在工人体育场宿舍同住三年，1960年随中青队并入国家队时就开启了。能与世界冠军朝夕相处，他倍感高兴。在“美男子轰炸机”李富荣眼里，容国团就是现在所说的帅哥。会生活，穿着打扮，也比较讲究；不仅喜欢看外国电影，还喜欢音乐、跳舞。不但人帅，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

李富荣感叹道：“他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层次比较高。在运动队里来讲，还是比较少；尤其是那个时候。”

1959年4月5日，决赛开始了。徐寅生发现，匈牙利队已经把鲜花都准备好了，放在栏板后面。准备献花，他们对多西的获胜毫不怀疑。

第一局，容国团输了。但他大胆发挥自己的技术，贯彻大家贡献的智慧。从第二局开始连扳三局，最终以3:1战胜对手。第一次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的圣·勃莱德杯，提前两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_男单冠军

回忆当时的场景，庄家富说：“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内向，就不会哭啊流泪啊；但是我们也跳起来。我们拿冠军了，拿世界冠军了，因为这是你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啊。”

_{男单冠军捧杯}

对于容国团的夺冠，与蝉联三届男单世界冠军庄则栋同步蝉联三届男单亚军的李富荣分析到：“在技术上，他有他的独到之处。有特点，就是有得分的东西。发球的转与不转，动作比较隐蔽；人家就是不太容易注意，容易获机会。另外，他的搓球里面也是变化很多，常常就是搓球搓到了机会；给进攻创造了条件。总体上来讲，他比较全面。”

我问黄秀珍，容国团与你说过第一次夺冠的事吗？她答道：“他也没想到能夺冠。他就讲了一个，当时在比赛中，就是自己的战略战术可能和教练不一样。要是听教练的话呢，可能还是输球。当时他就说不行，就自己按自己的思路去打。结果赢了。”

容国团提前两年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梁友农认为：“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在这以后，我们所有进乒乓球队的队员，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夺取世界冠军。”而徐寅生看到的是，“为我们这些打乒乓球的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中国人还是可以在世界乒坛上，有一席之地。”

中国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它对刚刚10岁的新生的共和国，影响远远超出了乒乓球界和体育界。一家外国报纸认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以优秀选手面貌出现，这件事比容国团个人的成就重要得多”。

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并在北京饭店宴请。1959年4月24日，刘少奇接见容国团。5月6日，容国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受到毛泽东接见。

_{1959.4.24 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胜利归来的运动员 与容国团亲切握手}

_{1959.5.6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

英雄自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走到哪里就是拥堵，签名、照相。李富荣讲了这么件事，容国团喜欢看进口片，他们去时，票卖完了，就在门口等退票。人家一看是容国团就不要他钱，就送给他。

男团决赛：0:2后的第三盘

就在容国团夺冠那年，国际乒联同意了中国乒协的申办请求，决定第26届世乒赛于1961年在北京举行。这一乒坛盛会不仅能提高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也使当时被封锁的中国向世界有了一个展示、交流和宣传的极好机会。

为准备世乒赛，北京在东郊新建一个能容纳1万多人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国家体委从全国调108人集训，人称“一百零八将”，容国团是其中的主力。距26届开赛还有3个多月，紧张备战的中国队，听说主要对手日本人发明了新的进攻技术——弧圈球。

徐寅生拧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我们第一次听说，是在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队联袂访问中国时。听西多他们讲最近他们去日本访问，被日本一种进攻技术打得一塌糊涂，接不到球。因为旋转比较强，他们防守要么一碰就飞，要么一碰就出高球。”

日本队在原有的高水平上又添了有杀伤力的新武器，它对容国团的打法也有很大威胁。弧圈球对付搓球，速度不快，旋转较强，威胁很大。于是，派广州人庄家富去香港探个究竟，日本队正在访港比赛。

庄家富揣着1000英镑，戴着墨镜进港；怕人认出来，就住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同志家。三天看球两场，看时记在报纸空白处：弧圈球怎么拉？威力如何？白天就呆在屋里整理。那家的孩子奇怪，问大陆来的表哥怎不出去购物游玩？庄家富推说看球累了。

本来住在工人体育馆的中国乒乓球队，赛前搬到华侨饭店。容国团一见香港回来的庄家富就问，弧圈球怎么样？庄家富告诉他：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厉害，但上旋力比较强。在日本队与香港队的比赛中，香港冠军吴国海就败在弧圈球下；一削就飞出界，观众见他接不住就骂他是什么冠军，回家捡大粪吧。但日本队拉弧圈最好的星野却输给了香港的刘锡恍，刘与容国团一样，属快攻打法。

容国团告诉庄家富，你还没从香港回来时，中国乒乓球队就假设如中国日本决赛，谁赢的可能性较大？庄则栋和徐寅生说中国是51%，而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说，最多49.5%。

要制服弧圈球，就要有对手练。为保证主力队员能取得好成绩，一些队员甘当无名英雄，主动学弧圈球，做陪练。拉弧圈球很辛苦，需要很大力量。每天陪了一个，还陪第二个……上午练完，下午还练。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国队对付弧圈球的技术有了提高。

1961年4月4日，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开幕。9日，中国与当时世界乒坛霸主日本进行男团决赛。比赛共打9盘，庄则栋打一、五、九、徐寅生打二、四、七，容国团打三、六、八。7盘下来，比分4:3，中国队领先。庄则栋分别以两个2:0战胜星野展弥和荻村伊智朗。而容国团是输了两盘，先输荻村伊智朗后输木村兴治，比分都是0:2；接下来是他最后一次出战，面对星野展弥。而对手与容国团一样，前面也输了两盘，同样压力很大。

这时，徐寅生已打完三盘，成绩两胜一负。第二盘1:2负木村兴治，第四、七盘分别以2:1胜星野展弥，以2:0胜荻村伊智朗。他理解此时的容国团：“容国团是在先输两盘这样一个情况底下，这个压力是很大。他又是台柱啊。世界冠军，主力队员。人家都围着他的啊，他是中心啊。”

男队主教练是傅其芳，助手是姜永宁和梁友农教练。梁友农负责运动员的赛前准备，比赛中的战术传达等。这时，傅其芳把梁友农叫了过去，让他转告容国团对星野的几条战术，梁友农至今记得：“一定要叫他放开打，不要紧张。因为星野弧圈球能力是差一点的，不如其他两个。所以，打法上只要形成快攻的话，放开打；对容国团是非常有利的。”

在休息室里，梁友农见到容国团，还有从主席台特地赶来的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荣高棠没有批评，反而鼓励容国团。梁友农就说：“你一定要丢掉冠军的包袱，轻装上阵。你不就输了两场吗，你现在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你现在去拼日本的全国冠军星野，你要去把他拼下来。”

只要这盘赢了，男团冠军就到手了。万一输了，就成4比4，那就要靠最后的第9盘来定输赢了。

梁友农描述当时的一幕：“他两眼发红，满面通红，两眼发光，情绪十分激动。我就把傅其芳给他布置的战术跟他说了。结果，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们放心吧。我会拼的。就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_男团比赛

发球，银色的乒乓球抛了起来，就像升起一颗拼搏的信号弹。第一局，容国团赢了。第二局，又以20比18领先，眼看一个球就可赢，但他把这个近网高球打丢了，继而被对方追平，最后丢了第二局。双方打成1比1。

盼望容国团把这场赢下来的徐寅生，坐到了场子里来加油，他想尽可能走得近一点，没想到挡住了掌握灯光的工作人员视线。他们着急地拼命拍玻璃，叫他闪开点。他们也盼望容国团最后一分赢下来，他们就把场内灯光全部打开。

最后的第三局，容国团顶住压力，以21比18获胜。终于，以2:1拿下了星野展弥。

徐寅生说，“打到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就等着了。双方在相持，谁也没看到谁比较有利；这个时候来回还多一点。突然，星野他拉球出界了。当时，容国团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好像没反映，愣了一下。当他知道赢了，就跳起来了。所以，最后一个球啊心惊肉跳的。惊心动魄的。”

体育馆沸腾了。中国队以5比3打败了自1954年起连续5届蝉联冠军的日本队。观众都跳了起来。据徐寅生说：能扔的都扔了。什么帽子啊，围脖啊。最后在这个场地里，收了几大筐。

_{1961.4.9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夺冠捧得斯韦思林，图中为梁友能、王传耀、容国团、傅其芳、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姜永宁。}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说来，李富荣仍然十分敬佩：“在这个关键时候能够咬得下来，确实是不容易，非常难得。就是看这个运动员他这个意志、这个气质，在关键时候还是顶得下来。他不是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搏得出来。”

容国团赢了，但赢得艰难。黄秀珍说，“容国团他自己也承认，在技术上还是有漏洞，有缺陷的地方。加上成名后，对手加强了对他打法的研究。”

但也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梁友农如是说，“他是25届拿了世界冠军回来以后啊，放松了一下。所以，到26届一打的时候啊，他就输给了荻村。技术上有点下降，训练也不如以前那么刻苦了。”

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乒协常务副主席的李富荣更是直言不讳：“他在59年回来以后，59年到61年准备26届的当中呢，是有点影响的。就是冲劲啊，不是像59年那样的冲劲，已经有点往下了。”

第26届世乒赛结束后，容国团退役，任男队教练。

画龙点睛

两年后的27届世乒赛是中国男队的丰收日，获得男团和男双冠军、男单囊括冠亚军和两个第三名。女队与之相比是阳盛阴衰。当时有句话，凡占女字的都输。女团、女单、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全是第三名。

担任过国际乒联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是这样分析的：“可能这个青黄不接是梯队没搞好。那个时候，主要是邱钟惠、孙梅英两个老队员；年轻的还没接上。技术还不错，思想各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完成交接班。”

国家体委要女队在28届打翻身仗。还有三个月，28届世乒赛就要开打。此时，容国团被任命为女队主教练。他找黄秀珍商量，是否推迟婚期。

黄秀珍说，“我们两个是已经准备结婚了。他接了这个任务之后就跟我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后拖，等到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了。跟我商量这个事情，那我说，没有问题。”

从退役到此时，容国团已在男队当了四年教练，这四年他做了些什么是无人提及。那时，上有傅其芳掌舵，下面的队员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个个技艺超群。

其实，容国团当教练具有自己的优势。他善于动脑筋，战术意识强，要求严格。自己也有丰富的临场经验，技术上抠得细。关键还有一个精神和榜样作用，他是世界冠军，他打球胜不骄败不馁，每球必争，碰到困难能扭转局面。

1958年，郑敏之还是上海队一名小队员。容国团来沪参加“九城市乒乓球赛”，郑敏之的爸爸带她到卢湾体育馆观赛。七年后，容国团成了她的教练。

郑敏之家的客厅，摆了一圈记录她乒乓人生的照片，从茶几到沙发背。有与容国团的，有她比赛和训练的，有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的。她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的财富。

她调整了一下靠垫，“我们也没有想到，最后容国团到我们中国女队来当教练。从我的心里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非常的敬佩。因为我心里头，本来就对世界冠军充满了一种崇敬。同时我想，容指导带领我们，我是相信他的。”

 给女队讲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 “智多星”徐寅生认为，“女队正是处于具有夺取世界冠军的能力，但是还缺那么一点，就是离世界冠军还有一层薄薄的纸；需要有一些外力来推动一下。”

女队有四员大将：林惠卿、郑敏之、李赫男、梁丽珍。容国团和教练班子经过精心研究，确定了两套人马：一套是林惠卿、郑敏之横握球板以防守结合进攻来对付日本，另一套是李赫男、梁丽珍以直板进攻对付欧洲。容国团画了一条龙，龙身写下李赫男和梁丽珍，两只龙眼睛分别写上林慧卿和郑敏之。

画龙点睛是形象的排兵布阵，意在得到田忌赛马之果；这或许就是徐寅生说的捅破最后那层薄纸的外力吧。薄纸将破，马赛尔·考比伦杯已触手可及。

这时，郑敏之递交请战书。说要参加28届团体赛，挑战日本队。说起这事，郑敏之声音响了起来：“我为什么不敢于挑担子啊？我能挑！所以，我就写了一张请战书。自从交了请战书以后，我一下子好像有点长大。”

1965年4月15日，第28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开战，中国女队在女团赛中，击败联邦德国、前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强队，闯进决赛，对手是六获女团世界冠军的日本队。日本队参赛的是关正子、深津尚子。深津尚子没人赢过，关正子曾败于郑敏之。

容国团来找郑敏之。决赛排阵，他决定郑敏之打第一盘，碰去年3比0完胜的关正子；赢下来就顺势追击。

容国团：“小燕子。你对付关正子。”

郑敏之：“嗯。”

容国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搏的时候了。”

郑敏之：“嗯。”

说着，郑敏之望了他一眼：“知道了。”

她对我说，“什么话都没多说。因为两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场球。”

比容国团早到女队当教练的梁友农，觉得这是一招险棋：“因为当时林慧卿的实力要比郑敏之强。郑敏之如果放第一，第四场又是她打，林慧卿只能打第五场。如果前面弄得不好， 林慧卿可能打不到了，就可能要输掉了。但他看准了这一点。他是非常有魄力的，这也是一种拼搏吧。”

郑敏之拿起客厅里的一张照片，那是比赛前，容国团给她们开小会：“容指导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要对照我们的一些怕的思想，去克服困难。”

_{和女队一起学习}

4月19日，决赛打响。中国队的排阵让日本队出乎意料，而第一上场的郑敏之对关正子，则是在中国队的意料之中。

首盘，郑敏之2比1取得开门红。第二盘，林慧卿以2比1击败日本第一主力深津尚子。第三盘双打，林郑组合以2比0赢得干净利落。中国乒乓球女队，终于以3比0第一次夺得女团世界冠军。

_{容国团与女队的合影}

郑敏之说起当时的情景：“整个场上都欢腾起来了，我和林慧卿出奇的冷静啊。因为我们觉得，世界冠军应该属于我们的。已经不兴奋了。好奇怪。”

中国女队在28届世乒赛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一共获得了团体和女双 2枚金牌。容国团的执教，同他当运动员一样出色。梁友农分析道：“容国团当了教练以后，比运动员勤奋。经常批训练日记，看队员的训练；什么都比过去认真。他做一件事就像一件事，除非没有目标。他定下了目标，就要达到目标。”

两个老广成一家

黄秀珍认识容国团是在广州，时间是在1957年与58年之交。黄秀珍是广东省田径队的队员，容国团代表香港参加广东省运动会。那时，他打乒乓球已经比较有名气了。

那天晚上，容国团参加乒乓球决赛。田径队有队员很喜欢乒乓球，黄秀珍就跟着一块去看。比赛结束后，田径队员都跟他握手。就这样，黄秀珍与容国团就认识了。

认识就这样平淡的开始。1958年，黄秀珍从广东调八一队，来到北京，后转到国家队。这时，容国团也到京备战第25届世乒赛；可俩人谁也不知道对方人在北京。

1959年，容国团夺得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归来。在周恩来总理出席的欢迎晚会上，代表田径队参加的黄秀珍，与容国团第二次握手。因为先前彼此已有印象，加上大家都是广东人，老乡见老乡很热情很高兴。黄秀珍说，“聊了一下，跳舞，跳后再聊。他为国争光，又为广东省争光。所以都特别高兴啊。”

_凯旋机场

俩人此时才知道：原来住在同一栋楼里，这就是现在的体育宾馆；黄秀珍住在6楼，容国团住2楼。从那以后，每天在食堂里碰见就多了，但说话不多。

这年，罗马尼亚田径队访华。在北京赛完后，到天津继续赛；黄秀珍随队赴津参赛。就在她中午休息睡醒觉时，广东籍中长跑教练梁田站在门口；等她起床了，递上纸条。

“哎。谁给我的条子啊？”黄秀珍问。

梁田说，“你看看吧。”

黄秀珍一看是容国团的：说他们也到天津打表演赛，晚上有个晚会，问有没时间参加？

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黄秀珍让梁田转告：可以。

吃完晚饭，黄秀珍见到等在大厅门口的容国团。他说，由于明天有任务，所以今天晚会不举行了。黄秀珍说，“不举行，那就不去呗。”

“你过去来过天津没有？”容国团问。

“没有。黄秀珍答道。

容国团说他也是第一次来天津，提议去逛街。俩人就逛起了街，边逛边互相介绍各自的情况。回北京后，当礼拜六晚上没事时，容国团就来约黄秀珍看电影。

说到这里，我问黄秀珍，你们是不是恋爱了？

她摆摆手，“没有没有。不是。就感觉是一个老乡、朋友吧。大家这样，也很高兴。作为我来说，高兴是能够认识他了。可能是他的目的？也许有这个意思啊，愿意和我接近。”

当时，有队员不能谈恋爱的规定，所以，队员谈恋爱是不会让人家知道的。恋爱就不会这样公开去看电影。正因为公开，好多人都知道了；从队员到教练，直至领导。

黄秀珍微笑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到很坦然。因为我们两个并不是谈恋爱嘛，我们两个就是有时候去看看电影。但是，是不是往这边发展那就很难说吧。”

他人的想法是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在传……领队来找黄秀珍谈话，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黄秀珍回答：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还是去找容国团谈话吧，叫他不要来找我。

没想到，以后风平浪静。黄秀珍心想：“我很愿意交这个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为国争光，特别是为我们广东省争光。他来找我，我肯定愿意跟他接触。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还是慢慢感觉到他还是不错。”

冬去春来。在之后的一两年里，黄秀珍与容国团是间断式接触，但接触的时间比较短。因为俩人在不同的体育项目，各有各的任务；并经常去外地。而且，黄秀珍冬天住北京体院，与容国团不住一个楼。那时候交通不便，不可能经常出来，俩人见面较少。

直到26届世乒赛结束，搬到刚刚建好的现体育总局大楼，俩人又住同一栋楼了，又能常见面了。也就在这时，俩人的关系瓜熟蒂落。

黄秀珍推了推眼镜架，“也就是在北京打完那个26届吧，拿了男团冠军以后，我们才确定我们的关系。”

在经历一场恋爱马拉松后，黄秀珍和容国团结婚了。新房是单位分房的——幸福大街9号楼12号，又一个幸福之家诞生了。

_{与妻子合影}

“我该休息休息了”

容国团率队夺得女团桂冠的第二年，“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于是，夺得的世界冠军奖杯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捧场，为国立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受到了冲击，被揪斗、关押、抄家和毒打。

在《命令》出台前的1968年4月16日，傅其芳上吊自杀。5月10日，姜永宁上吊自杀。两人与容国团一样，都是香港人，都是从香港回大陆打乒乓的。

郑敏之还记得，“那天在运动员食堂，容指导就坐在我旁边。前面有一批老运动员、教练员就拿上去批斗了。我就听到容指导在旁边不断地深呼吸，甚至轻微地吐出一些广东话的粗语，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明他有一种愤慨，一种不满。”

谈及往事，那时已受冲击的徐寅生说起当时的容国团，“大的这个是没什么斗的，小的范围触他、那个时候叫触灵魂 甚至污蔑他；这些可能都有的。他很不理解。另外呢，人的尊严。他感觉他怎么能够受这种耻辱。所以比较反感。”稍顿，接着说了下去：“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不知道他受了多少委屈。”

容国团在去世前，曾对黄秀珍说：开了一个会 把他叫起来，问了很多问题。黄秀珍补充道：“就等于说，造反派对他就有看法了。意思说是告诉他，可能下次就轮到我了。”

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问题，不交代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他有什么问题可交代？与容国团同在赤心战斗小组的梁友农感到，那几天，容国团叹气，无奈、烦躁。

1968年6月19日，吃完晚饭，黄秀珍对容国团说，她要去参加训练局的一个批判会。开会前，俩人去看了寄托在别人家的一岁多女儿。那户人家就在对面，夫妻俩一天要去看三次。与女儿玩了会，黄秀珍就开会去了。

黄秀珍开完会回家，已是晚上快十点了。容国团还没回来，只有他父亲容勉之在家，他也不知道容国团去了哪。因为容国团从没十点过后回去的，平时都是很早回家。黄秀珍到他经常下棋的地方，说没来过。打电话问他的同事，也没找到。她开始着急了，叫了同事，两人在街上转，希望能碰见他；可转了一圈也没碰到。

梁友农是在晚上十点钟接到黄秀珍的电话，住运动员宿舍的他，马上通知全队出动，有的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他们到单位东北角的龙潭湖找，没找到，再过去是一片田野了。找到半夜十二点，只好回来。

黄秀珍感到一丝不祥，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与同事俩人再去龙潭湖找。这时，听说在公社养鸭场发现了容国团的尸体；俩人不相信，因没人正式通知。于是，她们决定别找了，连忙回家。

回家没多久，当时的领导、一个造反派告诉黄秀珍：一大早收到养鸭场电话，容国团尸体就在那找到了。

梁友农提供了一个细节；“经过法医检验，确定他是半夜三点钟左右去世的。说明我们在找他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吊。他是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从容国团住的幸福大街往北走十来分钟，就是体育馆路，这是他工作的地方，那时的国家体委大院，现在的体育总局。走出大院北门，向东不消十来分钟是龙潭湖。继续朝东走两、三站路，就是容国团上吊自缢的公社养鸭场。他的乒乓人生，定格在1968年6月20日。

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训练局组织大家去那帮助农民夏收割麦，容国团也去了。养鸭场就在割麦子的那条路上。今天，这里是北京市肿瘤医院。

在1968年6月19日下午四点多，郑敏之上乒乓球馆四楼健身房，想去练两下哑铃，看到容国团从四楼下来。她叫了声容指导。容国团“哎”了一声，郑敏之感到声音很沉重；两人擦肩而过。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她听到了噩耗。她说：“容指导我理解他。他是尊严高于一切，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用你斗我，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他走上这条路，事前没有露出一点一滴的迹象。不然，黄秀珍说那天怎么也不会离开他，一定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也许是傅其芳的遭遇深深刺痛了他：造反派踢他、扇他耳光。如徐寅生所说，“容国团确实受不了。受不了之后，想不开。所以最后走了，他把人的荣誉、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知夫莫如妻，黄秀珍分析道：“拿冠军越多啊，罪恶就越大；这个他是想不通的。再一个的话，那时候也不给他们参加什么世界比赛；所以，他感到没意思了没意义了。 我估计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一起跌打滚爬多年的梁友农是这样理解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走上了这条绝路。实际上也是一种拼啊，也是一种拼搏。”

那天在李富荣家，他指着园子里的果树，自豪地介绍自己种下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等，都有果实收获。他把容国团，也看做一位种树的前人。

“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一个引领者，或者说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先驱。因为他不仅仅身体力行，在赛场上通过自己顽强拼搏、精湛技艺获得世界冠军。更主要的，他这个“人生能有几回搏”这种非常好的体育精神，对中国乒乓球队、乒乓球界影响是非常大。可以这样讲，就是带领了乒乓球运动员，打开了通过世界冠军的道路。”

1978年6月23日，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平反。1987年11月，在容国团的家乡珠海市，竖立了一座容国团铜像。

人生能有几回搏。不搏的人生没滋味，不搏的人生不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