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得浮生大串联

两首刻骨铭心的歌

一生之中，有两支歌曲对我很特别。不是我特别喜爱那些歌词或旋律，当然，曲子旋律异常的美，新疆的和西藏宫廷音乐改的，只是在很长很长的年代里，只要听到或想到那其中的片段，一句歌词，一小段曲子，脑子里便能清晰地重现某一个特定的场面，刻骨铭心，岁月有痕。

“毛噢……主……席哎，毛噢……主喔……席，您的话儿一记噫一在……我们的一心坎里，卡拉昆仑冰雪封，哨卡设在云雾中……”“只要想起你……咦诶……毛主席哎，雪拌炒面甜如蜜，甜呀甜如蜜……”

喔，那一定是，脑子里会出现定格的画面：大串连！红卫兵接待站！冰天雪地！排着队等领热腾腾的大馒头！听着这热腾腾的歌。

_{作者摄于大串连时期的照片}

“……多·咪·叻·咪·叻·多·多，索·索·多·啦·索·啦·索索，咪索多啦索咪叻咪叻索多，毛噢主喔席咦呀……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象葵花，紧紧跟着你的方向，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象群星，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听这歌印象最深的那一次，是晚上，我坐在学校教室楼新楼的天台上，看着头上明晃晃的群星，远处，不知是那个单位的高音喇叭，悠然地传来这仿似天上飘来的声音。那时候天很热，睡在教室拼起的木桌上，不但闷，还有臭虫咬，倒不如干脆睡在天台上露宿。但这个晚上我整夜没睡着，那可能是我人生之中的第一次失眠。因为刚从太古仓参加了广州最大的一次武斗回来。在太古仓，我经历了本能的恐惧，看到的是转瞬之间的生与死。

我的同校同学邓仲英，突然无声无息的就死在了我身旁，后脑勺一下子被打中了三发子弹。

这轻脆歌声带给我感伤，我只能从中听出悲凉，它令我想起武斗。不知道为什么，那诡异的旋律让人闻到血腥，在颂扬的歌声中，我只能说我会颤抖，仿佛我心中的血，每听一次都会向外流淌。也许，相同的一首歌会引起不同经历的人特定的情景反应。那个夏夜，那个天台，我真的希望，一辈子没听过那些枪声和炮声……

买一张韶关车票便离开了广州

1966年10月，急风骤雨似的革命风暴继续无情地横扫着中国大地，使人几乎完全忘记了以前。郎朗的书声，荡起的双浆，恍如隔世，我只觉着自己生下来便是一只无头的苍蝇，又或是一只流浪的狗。也许别人很忙碌，我却十分的无聊，我独自在学校里，在街道上徘徊，不断地看着一大帮人揪斗一些人。学校里，狂乱的人们不只斗争老师，个别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受到了批斗，偶尔，甚至会出现令人屈辱的一幕。如花的少女，头发被剪乱了在校园里游街。但是我当时既没有激动，也没有同情，人们迅速地在各种情感中走向极端，我的思想却始终在呆滞，在游离。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来自哪里，从出身成分上我已经找不到所谓的认同感。

我身边没有亲人，也没了朋友，幸亏我还有一个姐姐，我的二姐。她是军人出身，十五岁当兵，南下解放广州时，她是叶剑英的译电员，文革初期她在上海，在一个印币厂里当工作组长。

当时，她不但每月寄给我二十元生活费，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到上海找她。她告诉我，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连，我只要想办法登上火车，到任何地方去吃住就都不用钱了。

在学校里，当时只有出身好的人有机会分批去北京见毛主席，也只有他们可以在校开出介绍信，出外大串连。出身不好的，不少人整个三年多就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在家，根本就没离开过广州半步。也许我也算胆大的，也许是我仗着全国各地有亲戚，也许，我的呆滞还没有到害怕的地步，也许，正是惆怅，让我不顾身份决定去闯一闯。事后证明，这一闯可是真对了，这是我一生之中四个重大自主决定的第一个。这一闯，只要几个小时，到了韶关就知道正确无比，真是只隔一张纸，捅破了立马天外有天。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秋天，我这个黑七类的后代，怀里揣着姐姐上海的地址，独自到了白云路当时的火车东站。站外到处是人，当我发现短途车票并不需要证明就可以购买，灵机一动，我就用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买了京广特快列车到韶关的车票。我当时只想首先必须先离开广州，其次，这趟特快列车天亮就到衡阳了，只要半夜不查票，我可以混到衡阳下车。怎么说，也先混出了广东省再说。

国庆以后的广州，天色已经比较早就灰暗下来，七点，火车便准时离开了白云路东站，缓缓的，它经过了我熟悉的东山口，杨箕村，绕着沙河拐到了华侨新村，鹿湖，小北。离开小北花园之后，天色已经十分黑暗，窗外的景物亦比较陌生。渐渐地，火车窗外看不见什么了，玻璃上反射的，倒是一张苍白而略带惊喜的脸，那便是我。经过数月磨难之后，终于获得了短暂的歇息。我知道，我虽是弧独一人，但不会有谁认识我了，我自由了。管他能轻松多久呢，至少这一刻，我没有了包袄，没有了负罪感。无聊之中，我想起小时候家教很严，常因回家晚了而挨打，父亲最后一次动手，我记得是我念初二的时候。父亲的打和骂在我感觉里是可怕的，但后来我也想出了办法。在父亲暴跳时，我心里就一遍又一遍默念：明天，明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有一次我实在被打痛了，我就洗澡时悄悄念叨：让你写的书没有人看，一本也卖不出去。

没想到一语成箴，终于是父亲的书受批判了。今天的悄然出走，我还能象挨父亲打的时候那样咬咬牙就挺得过去吗？难了，我甚至不知道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明天。不过，今天终于稍为摆脱了难堪的困境，不妨也放飞一下自己，暂时忘了那些揪心的痛。

火车在黑暗中疾驶，四周了无声息，火车在黑夜中穿过粤北山区，几乎是没有灯光，一片漆黑。离开广州的时候，车上的人里学生并不多，只象是一列普通的平常列车。列车到达第一站韶关时，车上的人很多都睡了觉。但车厢停下来的时候，下定决心不下车的我，却看到车站上多了很多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停车的时间不长，但是，有秩序地还是挤上来了一部分学生，很清楚，他们应该没有车票，估计除了广州这个南大门，其它城市的车站，早已是红卫兵随意出入的地方了。火车上呢，应该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查票的做法了。尽管这趟车是直奔北京的，但我依然想以上海为目的地，我必须先见见我二姐。凌晨的时候，我到了衡阳，我还是下了车，我准备在这里转车去上海。

去上海的车是晚上的，我就离开了车站。到了城区里，还一本正经地去了当地一所大学看大字报，也算是进行了革命大串连。衡阳，是我一生中到的第二个城市，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时间太匆忙了，只隐约记得好象有个衡山，那所高校就在衡山，还有，印象最深的是，湖南的油条原来那么长那么大，简直象一个成年人的一只小臂。

晚上，我重回衡阳车站时，秩序已经比凌晨差了，不过，仅凭着学生证就可以进入车站。

进入车站容易就意味着站台上的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挤上从成都到上海的列车，才踏上真正的上海之旅。

当工作组长的姐姐在上海日子不好过

1966年10月底，到了上海，在曹家渡附近找到我的二姐，她把我安排在厂子附近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这里跟广州已经有明显的差别，广州在我走时，只有学校里接待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外地学生不多见。上海可是串连的学生多了很多，四面八方，大中小城市来的都有。接待站也三五成群，办在了各条街道和单位里。凭一个油印的简陋学生证，这里不但安排吃住，还发放零用钱，粮票及前往各地的火车票。见到了二姐，当然我会把广州的情况略说一二，但大家亦早已心照不宣。我记得，说的最多的，还是求我姐给我搞套解放军的旧军装。二姐是很自信的人，家里五姊弟中，性格最象父亲的是大姐二姐，他们早早就参加革命，他们从延安出来，她们永远站在理想与道德的高地上。记得二姐说，不就是军装吗，我的弟弟要，当然可以有。似乎我和她都忘了，她已经转业了十几年。

在上海的日子里，日常的工作免不了是到各个大学里跑，看大字报。坐公车，自然是免费，找到地方，看到大字报栏里运动的动态，少不了还把重要的内容拿本子抄下来，这样的日程，一个大学至少花上一天，有的两天。当然，南京路，外滩，大世界，抽空也去了，就这样不知不觉在上海也过了好多天。

有一天，我想起来去找二姐，催催军装的事。可是走进印币厂，看到有厂房顶上垂下来的标语，写着“火烧工作组，揪出欧阳天娜”，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后来，二姐把我拉到一边，她告诉我说，原来毛主席不同意派工作组到基层，认为妨碍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所以群众矛头指向了上级派出的工作组。她呢，也要忙于写检查了。她说，你不如到北京去吧，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你还可以去参加呵。说完了，她还真递给了我一件旧军衣。不过，跟大部分军干子女穿的干部服不一样，他们都是那种四个口袋的干部服，而二姐给我的这件只有上边两个口袋，是战士服。不管怎样，总还是有了件最为时髦的行头，几乎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这件士兵服，是我拥有的唯一的一件军装，我一直穿到下乡，成为兵团战士，大概穿了七八年。要知道，它真能让别人羡慕，也使自己骄傲。

那时我不可能知道，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策动者们的前哨阵地，我只觉得那里比广东先进，以为广东离首都远，政治气氛自然不行。广东人嘛，讲求实际，安分一些。事实上，广东这个省份，历朝历代，都不会与大事大非脱钩，但广东人，心底里却总抱着一丝中庸与务实的心态，除了晚清抗英，民国革命和北伐他们浴血奋战，其他历次政治变革之中，广东人似乎都有重商轻政的倾向，这在浪潮急涌的中国，着实倒也是个挺有趣的特点。

穿上二姐给的军衣，在接待站里拿到火车票，我踏上了去首都之旅。进了火车站，我才知道，原来见毛主席，不光是要有决心，还必须有体力。上海火车站里的情况，这几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我这样手里拿着火车票的人是少数，车站里有更多的等候的人，可能是转乘的，可能是前几趟上不去滞留的，也可能不知从什么地方翻墙进来的，反正是挤满了人。进来或开走的车辆，甚至可以看到拉着扶手站在车厢门外的个别人。等我终于找到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早已坐满站满。我是独自一人，我没有退路，我也不想留在车站，我就走到一扇里边坐的是女生的窗前，边敲击边大声说，我是北京的学生，我必须回去。果然她们比较心软，开了窗让我爬了上去。就这样， 付出人生第一次撒谎的代价，我成功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_{大串连时的学生乘车证}

在火车上，别说没有坐位，也没有了站的位置，我是爬上了行李架，全程呆在架子上到的北京。过后的几站，几乎就已经完全不能开车窗买东西吃了，因为车窗一打开下面的人就会拼死地爬上来。车厢的厕所也挤满了人，小便都变成为了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等我在行李架上偶尔弯着腰坐一坐，我惊奇的发现，原来椅子底下还躺着人。好在年轻，好在不吃不喝也就可以没有排泄。就这样，火车上满载着男男女女的年青学生，轰隆隆地向北开去。一路上时不时有人唱歌，有人说快板，时间倒也过得很快。

可是列车到了安徽蚌埠就停了，不敢停车站，停在了野地里。据说是山东省边境有群学生因为不能上车去北京，集体卧轨抗议，迫停了好几列车。列车至少停了十几个小时，幸亏这时候是停在田野上，再也没有成群的学生要往上爬，车窗可以打开，车上的人可以下去找地方大小便，还有人在车边上卖大箩卜。白白的大萝卜小臂般的一整条，虽然我这个广东仔生吃觉得有点辛辣，可真是既解渴又解馋，很是解决问题。大串连让我接触了各地的不同的年轻人，感觉大家确有区别，不同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似乎造就出了不同的性格脾气，这山东不光是出大汉，也能盛产暴脾气，血肉之躯敢阻挡火车的，真是不好惹。

在大串联的一路上，我结交了两位异地朋友，一个是上海近郊的，一个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可能我们三个都是单身出来的，本没有同行的相熟的伙伴，所以很快就形影不离的走到了一起。大串联之中我们可是从不结交异性，我看那时候大家都那么革命，谁还会有非份之想？后来听说有人大串联期间还能弄点男女之事，那可能也真是凤毛麟角，当事人也真是早熟，比我们早上了好几个台阶。

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66年11月，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北京的红卫兵，之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了几次，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也有站在吉普车上巡视，接见完首都红卫兵，已经开始接见外地来的红卫兵了，而且，很多没有正式加入红卫兵组织，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标的革命小将，都被视为红卫兵，都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怀着明确的目标，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我们就直奔红卫兵接待站。尽管我在北京有很多亲戚，我哥在北大读书，我三姐在农业大学读书，二姐夫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我顾不上与任何人联系，先去接待站报到，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这样，最后一班车，我赶上了毛主席的第八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接见红卫兵。

接待站的安排，是把我们统一集中到了通县，在那里集中编排，方阵操练，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检阅。在接待站里，要填写一份个人资料表格，其中的家庭成分，填写的时候让我很费脑筋。我该填什么呢？黑帮？似乎没人这么说我父亲，反动权威，似乎也没下结论，想想运动还没结束，也用不着先心虚，再说，要见毛主席哪，怎么的也得“冒充”一把，于是，我还是填了革命干部。在我还住在学校基干民兵室的时候，由于党政领导都半瘫痪了，学校的钢印就放在基干民兵房间里，还有全部学生名册档案，以及一切重要资料。我们觉得好玩儿都自己搞了一个学生证。我当时只是用自己照片盖了印，什么都未填上，这次正好就派上了用场。当时，我真有那种冲动，一辈子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干脆我把名字都改了，就叫向东生吧。向，这是个确有其事的姓，向东而生，是我生命的指引，起的这个名字，自己都觉得非常满意。当年，不少人也在文革期间改了名字。我是一时冲动，也许我并不算正式改名，但在串联其间，我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才能明白，在那个时代，唱的是东方红，受的是党教育，讲的是阶级斗争，吃的是忆苦餐，几乎任何的家庭背景，任何的成长环境，都承受着巨大的红色压力，覆巢之下无完卵，绝大部分人，想的就是，我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要解放全人类，我要跟着毛泽东。

在通县集中操练期间，偶尔也有放假，也有自已活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去过北大，清华，北京地质学院，到处去看大字报。当然，顺便的，我也见过了哥哥和三姐。印象深的是在通县集训中一位鸡西朋友的小事，组织我们训练的是解放军战士，要求挺严格，弄得大家都小有厌倦，这时，鸡西小子一见旁边有医疗帐蓬，就会躲进去休息半天。出来以后，总是得意洋洋地显摆：

我就知道里边一准是女医生，我就说我小肠疝气又犯了，她肯定不会检查，只是叫我休息，我就能在那温暖的帐蓬里睡上一觉。从此我才知道，小肠疝气就是有一小段肠子从肚子里掉到阴囊了，据说还可以有时在上边，有时累了又掉下来，这是一种会痛的不大不小的毛病。鸡西小子机灵得很，人哪，到处走走，能长很多见识。

十一月二十八月，我们终于等来了毛主席的接见。这天的凌晨一点，我们就已经在通县集结，分乘数辆部队卡车，最后到了安定门附近下车，再列成方阵。我们缓慢地在大街上，在黑暗之中一点一点地往前走。人很多，黑暗之中也能看到前面与后面的方阵。快十二月的北京，天气已经非常的冷，四五十年前的气候比现在可是要冷很多，我后来经历的最早的，是北京十月三日就下了第一场雪。那时候北京十月中旬开始供暖，可供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叫唤冷得受不了。我虽不能确定当时的温度，但是我能确定，广东从来都不会这么冷。大家又冷又困，话都不多，只听到黑夜冷清的大街上，不算整齐的沙沙的脚步声，却始终有着一定的韵律，嘁嚓嘁嚓的，内里有着一种莫明的雄壮，预示着这是个巨大的群体，将要打破寒冷古城的宁静，迎来那惊天动地的场景。

带领着我们这些互不相识青年人列成方阵的全是现役的解放军，队伍才能非常的整齐有序。

我很奇怪，哪来的这么多军人呢？当时没有人知道，北京卫戌区已经扩编，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已经组成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十几万人的阵容。不用怀疑毛泽东是亲自指挥着文化大革命，他在上海点燃了火苗，回到北京之后，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不满意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层，不满意派出工作组，接见红卫兵，显示的就是支持造反，他在天安门城楼一再挥手，我们都以为仅仅是向青年革命者召唤，几十年后大家才明白，他当时已经决心立马奔向共产主义理想，向现实告别，奔向了他理想的乌托邦。

到了指定的地点，天还没亮。方阵才歇息下来。歇下来以后，我们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找厕所。找厕所并不难，你没法想象，当时为了这十几万人，天安门广场周围建了有多少露天的临时厕所。如果不是北京这种马路宽阔，建筑物稀疏的地方，盖那么些个临时厕所是不可想象的。

接见之后重返长安街，我看到除了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厕所，街道上什么也没有。奇怪的还有人行道上厕所的一排又一排冀坑，直接就不知道排泄到那里去了。而且，更奇怪的是活动过后，街道很快又能恢复原貌。不过，当我上厕所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一生之中，我也仅仅经历过这么一次。那就是不论怎样努力，我都无法把自己的内裤绑好系上。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穿的衣服不多，没有手套，冻得手指僵硬。把一个扣子系上花十分钟可能还免强塞进去了，可是要把古老的大裤衩上长长的带子转来弄去打个最普通的活结，两手硬是不听使唤，就是做不下来。好在等待的时间很长，等到天亮天气暖了，第二次上厕所才能完成上述基本功。

没有人说得出来我们在那条不知名的大街上等了多久，没有人有手表，也没有人会离开方阵。其实，根本没有人在乎等待。等待的是盼望，是终生的荣耀，等待的是一辈子的幸福。北京的秋冬，阴沉难见阳光，没有阳光，我们最怕的是天气太冷接见取消。中午都过了，也真的不觉着饥饿，兴奋依然在持续，支撑着一个个年青的身体。

慢慢的，云层中透露出了一些太阳的影子。终于，前面的队伍有了动静，大家兴奋的站了起来，接着，是缓慢地向前走去。队伍走得是那样慢，以至于从南池子街拐出长安街后，都走了很久才到达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着急觉得时间慢，是广场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就不肯离去，队伍堵在那里了。

噢，见到了。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前探着身子，拿着军帽挥手。我们的队伍走在长安街上，隔着金水桥，远远地向上望去，毛主席的脸是看不清的，但轮廓上人物是可辨认的，人物的动作还是可以看清。我们狂呼口号，不停地跳跃，我看到周围的人大部分流出热泪。我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但却很少在人多的场合掉泪，如果一两人的环境下，看个电影我都容易掉泪，这也许就叫性格内向吧。中国人通常都在人多的时候被要求表现情绪，我却喜欢把内心的体验留给自己，我不喜欢表现给别人看的作态。但是这一刻，每一个人无疑是真实地被感动了，也许，这只有个人崇拜的年代和国度里才会有，现在的人，怎么可能理解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且，天安门广场的宏伟，人群的密集，倒海排山的声浪，确实人生难遇，震撼人心。

看到周恩来的身影，不停地从中间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回中间，用力急促挥手，指挥队伍不能停下，尽快通过。我们久久不能抬脚，不断回头张望，实在不忍离去……

第二天，我和伙伴还重回广场，走到天安门红色的城墙边，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磨蹭留下红色的墙粉，我们立誓把这红色的墙粉终生携带，把毛主席的接见永记心中。

史家胡同里的大家庭

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因为天气寒冷，全国学生大串连已经不合时宜，应予暂停，来年四月再重开。并号召学生们回到本地闹革命。这当然只是官方说法，我和那位鸡西的朋友还相约明年4月再重新相聚，其实过了这个村早就没有这个店了。这时候，我离开了红卫兵接待站，我住到了我哥姐们的母亲草明的家里，那里还有从东北过来的我大姐的孩子们，我之前根本没见过她们，也算是认认亲。在那里，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一个小四合院，我才认清了我原来有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当然，号召小将们回家的时候，说明年四月再来，到时候也就不算数了。诚信，在中国是为政策服务的，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路线，自然是领袖的手指引的。

草明，是我三姐和哥哥的生母。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母肯定只是家庭妇女，旧社会封建，原配一般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稍有成就的人物离家闯荡后大抵都抛弃了原配。极为动荡的社会，自由恋爱好象大有道理。我父亲的原配，听说后来日本入侵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草明是广东顺德人，也是上海左联时期的左翼作家，在上海结婚，在延安时与我父亲离婚。父母对我说，草明当时得了肺结核，这个病当时死亡率很高，且有很高的传染性。草明在解放后的成名小说乘风破浪是写工人阶级的，而且在北京她几乎在名人中排不上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应该不算太大，至少，我住在她家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受关押。

_草明

草明对我很客气，也还很友善，她跟我私下里多次说，你妈妈人没有什么，是你父亲不好。

她的这句话，总结了她们三个人两段婚姻的恩恩怨怨，我是接受和认同的。因为这是婚姻受伤害者的立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不过，我的哥姐们是否同意，我就十分怀疑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她们应该更崇拜父亲，不认为父亲有什么过错，而视我母亲为破坏者，拿现代人的话说是小三。

接下来草明告诉我，我的生母虞迅，是她的亲妹妹，他们原来都姓吴。她不单带着我母亲长大，而且，还是她亲自把我母亲带上了革命道路，带到延安。原来，我的外公曾是清朝的大官，做过类似广东广西两省巡抚那样的大官。我外公有七房妻妾，子女成群。在女孩里边排，她是第九，我母亲第十。我在广州的那个舅舅，在男孩里边排第十四，但他们三个，是一母所生。

换句话说，我的外婆，是我外公最后的一位小妾氏。我母亲三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自然，家道中落，曾经在顺德容奇镇一整条街道都姓吴的家族，也就分崩离析。我母亲压根没过过多少好日子，七岁又死了娘，跌跌撞撞跟着哥哥姐姐才得以长大。

历史的事实一旦过去了，后人就不太容易了解，后来人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或幸存者的认知和解释。婚姻家庭更是充满隐私，不足为外人道。我母亲来到这个世界时，我外公已经近七十岁，同样，我的父亲生我的时候也已经四十多岁，家里的事，甚至有什么亲戚，我的父母都少有提及，所以，做家里的幺儿，其实也有很不划算的地方。父亲很爱母亲，但是一个男人娶完姐姐娶妹妹，一个妹妹挤走姐姐嫁姐夫，不说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在任何地方，应该都少有发生。这使人容易怀疑当事者的品格，总有一点不光彩，或可视为丑闻。我听了这件事，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相信，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对这件事都如梗在喉。至于我的母亲，这更应该是她终身的心病。我哥曾说我母亲是：感情丰富，性格柔弱。其实她只是四方讨好，在她善良的背后，到了晚年，她常明显表现出紧张，怕伤害，忧郁寡欢。

母亲后来多次跟我说，延安女人很少，作为广东姑娘的她，当时二十多岁，曾有过很多的追求者，有名有姓的名人都提到过几个，我记得的，就有共产党的理论家艾思奇。经组织批准，我父亲与我母亲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结婚。婚后我母亲曾非常专心地带大我的哥哥，但我曾耳闻姐姐们的风言风语，说我母亲本来就是个保姆，去延安是替姐姐家带孩子的。我是父母婚后六年才出生的，可惜我未曾问过这是为什么？我所知道的母亲履历，去延安前她在武汉毕业于蒋介石为校长的三青团办的抗日学校。可能也就是个中学。在延安，我母亲的职务是中央文艺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这种大机关里的支部书记， 往往也是最没有能耐和水平的人干的活。

多少恩怨，总为事出有因，倘若人能预知以后，大抵做事终会谨慎，后来也就少却好些悔恨烦恼。不过，人终究是人，性情之内，不管不顾，风风火火，便是一生。父亲在，家尚完好。

外人如何议论传不到我们耳朵里。父亲一走，非婚生的子女关系原形毕露，同父异母的子女很快便已成路人，这是后话了。

_{前排左起：天娜、纳嘉、草明、代娜，后排为作者父亲欧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