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上海 ——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如果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作阶段性的划分，那么，从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起，然后经伦敦蒙难，转往日本策划革命，建立同盟会，及至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被迫流亡海外为前革命阶段。那么后革命阶段就是结束海外流亡，于1911年12月回国来到上海，是为后革命时期。前革命时期主要以流亡海外为主，而后革命时期则以定居上海为主。也就是说从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中，其中有近10年的时间孙中山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开创共和的元勋、民主革命的先驱是把上海当作他的第二故乡。孙中山在上海历经筹建国民党及北上会袁，二次革命及南下护法，与宋庆龄共筑爱巢及著书立说《建国方略》，就任非常大总统及陈炯明叛乱前后，改组国民党及联俄联共创办黄埔军校等。

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将孙中山与上海维系在一起，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就此因缘际会，产生了不解的情结。孙中山因上海而颇多作为，践行了领袖的追求。上海因孙中山而更为精彩，展示了都市的风范。孙中山与上海，应当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编年史中的璀璨篇章。

1.海外归来赴上海

上海。1911年12月25日上午，在绵绵细雨中，孙中山所乘的“地湾夏”号抵租界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在上海的同盟会领导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等亲临码头恭迎。伴着21响的礼炮，在激昂的《向往共和》的乐曲声中，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终于与他的核心骨干团队会晤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这也是这位职业革命家在海外政治流亡了整整十六年后，第一次以真正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归来。那么，一场波澜壮阔的共和与独裁之争、民族命运的前进与倒退之战、英雄与枭雄的阳谋与阴谋之决将注定在黄浦江畔、租界内外轰轰烈烈而又惊心动魄地展开。

从这一刻起，在整个辛亥革命形势的版图上，上海是继被北洋军重兵围困下岌岌可危的武汉后，已成为维系、支撑革命的桥头堡。从而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也已成为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镇。领袖选择了上海，历史关注于上海。此刻，孙中山以深情而喜悦的眼神，观望着黄浦江畔外滩建筑群那高低起伏的天际轮廓线，心如潮涌，思绪万千……

1885年，那是一个桃红柳绿的阳春四月，风华正茂的孙中山从檀香山经日本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初显繁华，使19岁的孙中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活力。在上海观光后，他还到江苏海州巡游了几天，考察地理。第二次是在1894年的春天，他怀揣着那封激情洋溢的《上李傅相（鸿章）书》，偕同好友陆皓东从广东来到已是中国最大都市的上海，经友人介绍相识了传教士宋耀如，并和陆皓东一起在宋耀如的家中畅谈各自的理想，成为知己。同时访问了海上名人、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及刊行《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尔后北上天津欲面见李鸿章投书，但却遭冷遇，无功而返。后经宋耀如将《上李傅相书》推荐给上海的《万国公报》发表，始让国人知道了这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的抱负。这年金桂飘香、枫叶含丹时节，孙中山又再度来到上海，在会晤了宋耀如等友人后，满怀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壮志再赴美国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兴中会”，至此成为革命的旗手。上海，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发表言论的平台及资助革命的经费，而且成为联络海内外志士的大本营。其后在1895年、1900年、1906年、1907年、1910年等，孙中山都多次途经上海。

此时，一辆牌号为176的专车已停在码头上，孙中山在黄兴、陈其美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静安寺路上的“海上大观园”哈同花园用午餐，由革命僧侣黄宗仰负责安排，并会见了在上海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下午2时30分，应沪军政府外交总长、并在上海主持南北和谈的伍廷芳之邀，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会谈，主要是了解南北和谈之事。可见孙中山从一踏上沪地时，就为新生的民国政权运筹帷幄，紧锣密鼓地投入筹备建国、组织政府的诸事中，从而使上海成为民国的摇篮。

辛亥革命作为改朝换代的历史重大事件，其胜利后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之举是什么？即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并力挺的民国后改用阳历。12月26日，在孙中山所居住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8号寓所，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的最高层干部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三条措施，(一)、改正朝为阳历；(二)、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组织政府采用总统制。在孙中山筹建新政权的三大措施中，前二条就是关于历法的改革。孙中山竭力改用阳历，并将其看作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之举，正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开放的政治意识和更新的历史理念。同时，这也是和上海独特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的。

12月27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初八日)，孙中山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总商会后小洋房内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时，曾明确地讲到：“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月1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孙中山却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仍是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制政权。孙中山坚持改用阳历，正是为了从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确立共和制度，使之在政权构建及民俗心理上得到确认。

2.临危受命任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11时，上海北火车站彩旗飞扬、军乐雄壮。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焦在此，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就在这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及孙中山先生的传记中都有，但结果如何？这个已走马上任而又身无分文的临时大总统是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没有在一周后逃回来？

据有关史料记载，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从而使孙中山有底气能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庄重地宣读誓词。也正是这笔巨额的资助，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民国政府，让其渡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可见这笔性命交关的资助，功莫大焉，它作为一种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了一个共和的新政体，也支持了一个革命的元勋去领袖群伦。从而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3日在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的陪同下，乘专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偕子女来到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1号宋耀如宅。老友相见，倍觉亲切。忆及往事，感慨系之。

孙先生在询问了宋耀如从日本横滨迁回上海的生活情况及经商状况后，见到了宋耀如的长女、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毕业的宋霭龄，诚邀其为自己的英文秘书。是夜，宋耀如热情而执意地留孙中山住下以作秉烛夜谈话旧。历史应当记录下这一天。

孙中山当年在致李晓生的信中，曾以深情而真挚的笔触回忆了1912年4月3日住宿宋宅的情景：“宋君嘉树者，20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20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知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似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之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如有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1894年的春天，孙中山怀揣着那封激情洋溢的《上李傅相(鸿章)书》偕好友陆皓东来上海，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宋耀如，并在宋的家中畅谈各自的人生追求，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后陆皓东不幸牺牲，但宋对革命活动的支持却20年来始终不变。因此在4月3日之夜，一位革命的领袖、刚刚引退的民国总统，与他的老战友相逢时，扶今思昔，怎不心潮澎湃。孙中山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将上海作为其后半生的定居地，是有多方考虑的，既有全局性的宏观把控，又有特定性的具体考虑。

8月16日的上午，在在宝昌路的孙中山寓所，宋霭龄将一张电报稿纸放在了孙中山面前。白纸黑字，赫然写着：今凌晨1时，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方维二人，被大总统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罪，在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即行正法。临刑前，张振武怒斥：“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孙中山先生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脸色相当肃穆而冷峻，他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点点头。由于气候依然闷热，再加激愤，陈其美的额头已渗出了一层汗水。他又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框，潸然泪下地说：“民国初定，百事待兴，正当共图大业之时，振武兄却血洒京城！可见袁世凯的独夫嘴脸！”刚才，宋蔼龄还将广东、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等地同盟会发来的电报交给了孙中山，这些电报都言辞恳切地劝阻他北上会袁。

孙中山先生十分理解大家的目光，前倾着身子，语气沉重地讲道：“对于张振武、方维二同志的死，我同大家一样感到万分悲痛。袁、黎二人这样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是无视约法，破坏共和，背叛民国！理应受到民众的责问和舆论的谴责！”原本嘈杂的客厅里，随着孙中山先生的发言而一下安静了下来。骤然而发生的北平血案，使这位革命领袖和他的核心团队、精英成员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和严酷的挑战。

“我很感谢大家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和关心，但我于日前已和黄兴致电袁大总统，告以即同北上。如若不去，恐有失信之虑及惧怕之感。”孙先生直白地将情况告诉了大家。黄兴马上急着解释道：“拍了电报也不要紧的，就再发一个说近日先生身体不适，北上之事容日后再议。那什么失信和惧恐也就谈不上了嘛！”陈其美则不屑地讲：“对袁大头这种老军头、老政客，就没有信义可言！你的安全可是大家最关心、最重要的事！”

孙先生也动情了，他用真切的眼光看着在座的各位，以铿锵而坚定的语调说道：“孙某个人不足虑，最重要的是共和大业。作为一个政治家，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他人及公众。我此次北上会袁，事关重大，责任使命，务必前行！”陈其美、黄兴等人正要插话，被孙先生马上用手制止：“目前的情况是总统专权，约法虚设，党争激烈，南北失和等，正是在此艰难之际，我北上会袁，除了共商国是外，还要当面问询袁总统对民国、对共和究竟是拥戴还是反对？同时，国民党建党大会业已定于8月25日在京城召开，我怎能缺席这次大会！因此，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闯！我决心已定，各位不必多言！”

1912年10月10日。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此时的上海，秋高气爽，景色绚丽。

当晚，在位于十六铺的新舞台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国庆京剧汇演。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均在包厢内就座。新舞台是海派京剧艺术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戏院。1908年10月，上海实业家沈漫云、张逸槎及海派京剧的开创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人集资建造。新舞台的设备在1912年后，又作了更新，因而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戏园。

“孙先生，记得你第一次到这里看京剧，好像是今年四月吧？当时看的是《波兰亡国惨》，你还亲笔题写了‘警世钟’三字。”坐在孙中山身旁的陈其美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今天上演的戏单递给孙中山。孙先生颔首笑着接过后，“是的，当时我看了这个戏后是很受启发，还讲了编演新剧、提倡革命，让社会中因而感动，得奏大功的话。”孙先生颇有兴趣地回忆着。当时的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来到上海，内心是颇多感慨的，从1月1日自上海赴南京就任，4月3日解职后回到上海寓老友沈耀如宅。政坛的风云变幻，革命的成功挫折、民国的前途命运、人生的大起大落等，一直萦绕着这位伟人的心间。但作为一名领袖，尽管他内心也有压抑、无奈，但他还是振奋精神进行着推进工作。陈其美作为他的忠实战友，是了解他的内心的。于是，专门在4月5日借上海伶界联合会成立演出之际，邀请孙中山到新舞台观剧。而今的形势与那个时期相比，是有了很大的转变，国民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接下来的内阁选举中也稳操胜券。上海工商、金融的发展也相当兴盛，在经济上支撑了革命大业。北上会袁后，袁也在一些方面采取了让步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也正在上海筹备，已申报京城，估计将于近期批复。而今欣逢建国一周年，他这个开国总统还是为国为民做了力所能及之事。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中，孙先生欣然走上舞台，他亲切地向坐无虚席的一至三层观众挥手致意，然后提高语调作了简短的致词：“今天，我很高兴出席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国庆庆贺演出！中华民国成立一周年了，我们要振奋精神，建设民国，争取光明之前景！”台下群情激奋，随之响起了阵阵“民国万岁！”“共和万岁！”的口号声。“我今天也借这个喜庆的机会，祝贺上海伶界在传统京剧改良上及新编京剧演出上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将起到移风易俗、教化国民的巨大作用，也有助于社会革命之进步！”开场锣鼓响起来了，开场戏是《群英会》，剧中的鲁肃正是由潘月樵饰演，他的嗓音略微沙哑，唱腔醇厚周正，念白吐字节奏明快，髯口、帽翅技巧出神入化，观众席中不时响起“好！”、“好！”的叫喊声。接下来是夏月珊、冯子和主演的《新茶花》，夏月珊饰演风流倜傥的少年军官陈少美，冯子和饰演美丽哀怨的妓女新茶花，他们在舞台上的倾情演出和互诉衷肠，令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3.定居上海图大业

上海北站。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奉袁世凯电邀即将启程赴北平。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王一亭、陈勤等人均前来相送。10时45分，宋与大家一一握别，当他走到检票口，突然间响起了令人颤栗的枪声，只见宋身体一震，随即忍痛说道：“我中枪了。”随即又响了两下枪声，震惊中外的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了。

此时的孙中山正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与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宋耀如等一起访日。当孙中山获此噩耗后，悲愤异常，即于长崎乘“山阳丸”启程回国。3月25日抵上海，当晚即到黄兴寓所，相见泪下。他伤心地说：“不竟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

不久，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严厉指责孙中山、黄兴等人“捏词耸听，淆乱人心”，宣称要“除暴安良”。随即解除了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孙中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策划讨袁之事，上海已成为国民党的指挥中心，酝酿着二次革命。7月8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从上海潜返江西湖口。7月12日，李在湖口起兵，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避难，宋耀如也带领全家流亡到日本，他们时常相聚，共商反袁大计。1914年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其秘书工作由妹妹宋庆龄接替。爱情的火苗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心中悄悄地燃起。1915年夏季，宋庆龄陪母亲回上海看病，当宋家知道宋庆龄要嫁孙中山时，父母竭力反对，并将女儿软禁在家中，孙中山派自己的秘书到上海去斡旋及营救宋庆龄，于是在上海与东京两地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孙宋之恋。10月，宋庆龄终于跳窗而走，来到东京后即与孙中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举行登基大典，黄袍加身，接受众臣的朝拜。随后，袁下令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黯然死去。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返回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上海再次成为革命党人反袁的指挥中心。5月18日，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上海革命党的领军人陈其美被暗杀于萨坡塞路14号总机关部，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吊唁，尊其为“民国长城”。第二天，宋庆龄由日本回上海，孙与宋秘密租赁环龙路63号。宋庆龄的柔情与照顾，使孙中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10月30日，黄兴弥留之际，孙中山至寓所探望。第二天黄兴便病逝。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12月5日，灵柩运到上海，孙中山、唐绍仪等前往招商局码头迎灵，孙中山赞誉蔡为“再造民国”。

1917年早春二月，痛失革命战友、爱将的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伴下，潜心于《建国方略》的撰写。7月1日，辫帅张勋在北平复辟，全国声讨。7月3日，孙中山在寓所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商量讨伐叛逆。9月1日，被国会非常会议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孙中山1918年6月访日归来，船抵上海后，即入住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这是一幢建造得颇为考究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系几位加拿大华侨买下后送给孙氏夫妇。从而使长期来在上海居无定所的这位革命领袖，终于有了一处环境幽静的安身立命之地，使孙中山能认真思考革命前景，总结经验教训，并潜心研究革命理论。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完成了阐述他思想体系的《孙文学说》及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

1919年5月28日，在莫利哀路寓所发表《护法宣言》，认为“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6月，指派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8月指派朱执信、廖仲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使上海继辛亥年后，又成为革命党第二次舆论宣传的中心。10月10日，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设本部于上海环龙路44号。1920年这一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忙于改组国民党及对桂系军阀的征战，并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共产国际的使者。是年11月25日，偕伍廷芳、唐绍议、胡汉民、戴季陶、马君武及夫人宋庆龄从上海赴广州，重组军政府。

1922年6月15日，粤军陈炯明部发生叛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避难55天。宋庆龄则化妆后离开广州回上海父母家。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黄浦江畔。当时的上海正是暴风雨来袭，但还是有2000民众冒着大风大雨去码头迎接孙中山，这使孙倍觉上海民心之可贵。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回到莫利哀路寓所后，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使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在回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先后在寓所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10月10日，在寓所内为蒋介石所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年底，致信列宁，告诉不久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同他磋商合作事宜。

1923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第二天，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的重要发言。1月17日，上海各团体代表60多人前往孙中山寓所，祝贺滇、桂联军攻克广州。孙中山高兴地对各位代表说：“大家努力做去，中国方有强盛的希望。”1月20、22日连续两天苏俄代表越飞到孙中山寓所会谈。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和平统一宣言》。1月29日，应上海《申报》之请，所著《中国革命史》完稿。2月21日，孙中山乘“杰斐逊总统号”轮从上海到达广州。孙中山一出现在码头，掌声雷动，彩旗飞舞，欢迎者有上万人。孙中山抵广州后，当天在东部设立大本营，就大元帅职。

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版元旦增刊“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发表国民党改组的文献。孙中山在大本营庆祝中华民国十三周年暨授勋典礼，此后主持、指挥北伐。11月4日，冯玉祥等人致电孙中山，促其北上，谓“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乃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1月17日清晨，孙中山、宋庆龄一行由广州抵达上海，上午10时，孙中山在莫利哀路寓所会见记者，强调“惟奠定国是全仗国民通力合作。”下午，孙中山又在寓所接见了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详询京津情形。11月22日晨7时，孙中山、宋庆龄乘上“上海丸”轮取道日本赴天津再转北平。沪上民众数千人在码头相送，8时30分，轮上鸣钟，孙中山依栏脱帽向送行者告别，黄浦江水似镜，定格了一代伟人这永恒的挥手身影。

1925年3月12日上午，抱病北上的孙中山在北平逝世，享年59岁。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上海市民闻此噩耗，悲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