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

闪电结婚，纽约堕胎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从香港出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船才离开码头，她的眼泪便如泉涌。那眼泪无法形容，也无处安置。那眼泪又似曾相识——那是1947年，她去温州探望逃亡中的胡兰成。胡兰成见到她，无久别的惊喜和落难中的依偎，却担心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恰又有朋友家的寡妇在旁以夫妻相称，便催迫她赶紧回去。

那一日，当她登上回上海的船，亦是泪雨霖霖。她知道，她和他终结了。数月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独自一人在海船上，忽然听见人声的喧沸，出得舱门，只见金门大桥，在云雾之下，桥塔高擎着钢索，如一尊巨型的红色卧佛。

那一刻，她在上海的辉煌被宣布过期作废。

但是她心里是有梦的。她要在英语世界做一个女版的林语堂。

辗转，她到达纽约。拜见胡适后，进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早在1896年, 美国著名的作曲家爱德华•亚历山大•麦克道威尔（Edward Alexarder Mac Dowell, 1860～1908）相信一个信条,即艺术具有连贯性。对作曲家和听众来说，将多种艺术美感融为一体是重要的。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的奠基人，麦克道威尔一直大力鼓吹建立这样一个综合的艺术科系，但他的这一想法并未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为了实现梦想,1907年麦克道威尔和妻子在新罕布尔的彼得伯格（Peterborough）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社团“麦克道威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建筑群构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宁静的环境下从事创作。

1956年。寒冬。摄氏零下二十三度。

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把文艺营做成了一个童话里的城堡。

张爱玲来这里，带着强烈的成功欲望，创作她的英文小说《粉泪》。

三月十三日，张爱玲遇见了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

赖雅是德国移民的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他曾经如海明威一般，远离美国，在欧洲做记者，有了钱就尽情享受，心地极好，乐于无偿地帮助他人，也在好莱坞做过风头很健的编剧。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不再愿意编织婚姻。

中年，他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人生走入下坡道。

因为经济拮据，他申请进入文艺营，过一天，算一天。

四月一日，他们并肩在营地的餐厅共享了复活节大餐。

几天后，张爱玲将已经出版的英文小说《秧歌》拿给赖雅阅读。赖雅对张爱玲小说《粉泪》的结构提出了建议。

张爱玲对年轻的男人没有感觉，只对中年以上的男人产生激情。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得意。（自嘲似的）遇见中年男子，就是遇见了毒药，她也总是第一个落水。

五月十二日，赖雅穿着雪地鞋，轻叩张爱玲的门。这样静的夜，轻轻的叩门声居然有回声。

文艺营，现世的避难所。

孤男寡女，一个潦倒，一个寂寞，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思量，赖雅张开手臂，拥抱了张爱玲，宽厚的胸膛，如同一床柔软的羽绒被，那是胡兰成没有的体魄，张爱玲在赖雅的怀抱里陷落；他们的身体被唤醒，他们循着人性的本能潜行，一个无底的深渊，一种荒原的饥渴。

六十五岁的赖雅，身体依然健硕。

张爱玲顺从。

此刻，她需要。

她放任他的行为。

她的身体已经荒芜了许多年了。

她享受着赖雅巨大身躯的包裹。

棉织品之下，赖雅以缓慢的方式，无限的拖延，手法细腻，声东击西，他是熟悉女人的路径的。终于进入，占据了她一切的白色冷淡。她温暖起来，两人之间没有了界限，她放开了她的矜持和克制。

破晓时分，他听见深深的绵远的一声唤，那声音，连她自己都是陌生的，肆无忌惮，毫无羞涩，充满欢愉和凯旋的意味。

赖雅把这个黄皮肤的中国贵族后裔，送到了女性生命的巅峰。

那是久违的深刻的抵达。

她记起，她24岁生日的那一晚，在胡兰成的床上，那亘古魅惑的经验：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的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难忍的欲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

片刻窒息。

只有一次，张爱玲把两个男人叠合在了一起。

男人在女人身体上刻下的记忆比情感更深刻，是刺青，难以抹去。

那一晚，张爱玲酣梦。因为有了安全感。

那一日，赖雅在日记里写：

“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意思是，去小屋过夜。

积雪还没有化尽。

他们彼此取暖，彼此成为彼此的粮票。

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是五月十四日。

期满后，他将居无定所。

张爱玲去车站送别。她给了赖雅一些现金，作为道别的礼物。赖雅很感动。大约从来不曾有女人如此慷慨地送他现金。

张爱玲在文艺营的限期是六月三十日。

六个月后，她发现她怀孕了。那时，赖雅已经离开文艺营了。

七月五日，赖雅在萨拉托卡泉镇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中说，她怀了他的孩子。

赖雅离婚后，三十年来，一直回避婚姻，接到张爱玲的信后，一番掂掇之后，赖雅觉得，如果不与张爱玲结婚，将是不道德的。他立即写信向张爱玲求婚，并冒雨寄出了这封求爱信。

两天后，张爱玲到达小镇，他们在一家别致的餐厅用了晚餐。上甜点的时候，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谈话。

赖雅当面向张爱玲求婚，并明确表示不要孩子。这种近似摊牌的谈判态势，对张爱玲的尊严是充满伤害的。 

但是，来不及多想了。

谁主动，谁就更被动。

张爱玲同意了赖雅的决定，并为这顿重要的晚餐付了账单。

那一年，她36岁，他65岁。

那时，堕胎是违法的。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曾经对司马新说，一九五六年间有一天，张爱玲去找她，说她怀孕了。并说：“你知道我讨厌小孩。”（”You know I hate children.”）

炎樱愕然。因为几个星期前，1956年8月18日，她刚刚做了张爱玲第二次婚姻的伴娘。

张爱玲道：“赖雅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们都没有能力来抚养孩子。”

炎樱问：“你想怎么办？”

张爱玲道：“堕胎。”

炎樱惊恐：“在美国，人工流产是非法的。”

张爱玲道：“我知道非法。你要替我想办法。”

炎樱道：“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刚来美国。”

两个人沉默着。

炎樱看不得张爱玲受委屈。

第二天，她悄悄把自己的女上司约出来喝咖啡，道出了张爱玲的困境。

女上司道：“你们两个大妞儿，连这些事也不懂？避孕的方式很多呀！”

女上司迟疑半晌，终于给了一位医生的电话，再三关照，不能道出她的姓名。

炎樱将医生资料交给张爱玲后，就不再提起此事。

因为太隐私了，她不想知道的太多。

纽约的冬天真冷啊！

赖雅和张爱玲借了别人的公寓。

赖雅拿着斧头道：“如果医生对你不敬，我杀了他！”

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壁炉里的松枝溅出点点的火星子。她想起上海，住在静安寺，全城戒严，也是冬天，姑姑去朋友家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冷得不行，就生了一个炭盆子，那个乱世——浮世的悲欢比浮世的悲哀更可悲。她的欢乐里，永远夹杂着一丝心酸。

医生来了。已经四个月了，担心打不下来。万一打不下来，只能大卸八块了，也许要刮宫。

张爱玲一时乱了方寸。

医生给她注射药物的时候，她想起了中国的一部小说《歇浦潮》，那里面，也有用药引子堕胎的细节。

张爱玲躺在床上，等候那个时刻的到来。

她浑身火烧火燎，烫伤了一样，难以自拔。

张爱玲拿出就义的姿态。

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祈祷了！

门楣上，啄木鸟的挂钟滴滴嗒嗒。张爱玲蜷缩在床上。窗外警车呼啸而过。

一直没有动静。

张爱玲担心打不下来。

赖雅在对街买了一只烤鸡做晚餐，问张爱玲要不要吃一点。

张爱玲拒绝了。

她觉得恶心。

翻江倒海的呕吐——觉得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上帝啊！出来了，是一个男孩，一双眼睛大的不合比例。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张爱玲。

张爱玲一向对于小孩是尊重与恐惧的。倒不是因为“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兽祖先遗传下来的，家畜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

张爱玲从来不想要孩子，她担心如果有了孩子，一定对她很坏，替她的母亲报仇。

容不得多思量，张爱玲起身下床，怀抱婴儿，恍恍惚惚，摇摇摆摆，身子薄得如一张纸，脸色惨白，如日本艺妓，来到卫生间，这么小的一个肉身，足有十寸长，笔直地立在白瓷壁上，恐怖到极点的一瞬间，她搬动了坐便器的冲水把手，以为冲不下去的，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消失了——花了四百美金。

张爱玲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内心底层破碎了。是的，她听见了破碎的声音。那是还来不及建立起来的母爱。

张爱玲不要孩子！不要做母亲！萧红也是这样的。萧红比张爱玲还要不堪，她总是怀着A男人的孩子，与B男人同居。如此重复了多次。她们生于这世界，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对照记》里，有一张张爱玲童年的照片，她母亲为这张照片上了颜色。

张爱玲说，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的不堪还要不堪。将生命尽情地演出，不在乎别人的掌声。我喜欢自己三岁时怀疑一切的目光。

十月，等张爱玲基本康复后，他们选择定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堡镇。张爱玲是城市动物，她喜欢摩登繁华的纽约，但是太贵，负担不起。

彼得堡的公寓发现蚂蚁，洁癖的张爱玲买来杀蚁剂奋力喷杀，赖雅因此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杀蚁刺客。

这个细节，是一个前兆。

日后，赖雅死后，张爱玲患上了严重的昆虫恐惧症。

婚姻关系中，他们俩的位置是，赖雅持家，张爱玲养家，主要的消遣便是咖啡和电影——中年人平稳素朴的日子。

浪迹天涯多年的赖雅似乎十分享受重新开始的家庭生活。

旧金山，静好岁月

整部《诗经》，张爱玲独钟爱这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手之手，与子偕老。”

在网上预订了这家酒店，因为张爱玲的旧居就在附近——布什街645号公寓，一栋二战前的红砖房子。

1959年春天，张爱玲和赖雅搬入这套公寓。

张爱玲漫天欢喜，系上围裙，用细细的胳膊爬上爬下，奋力打扫，她不能忍受前任房客留下的痕迹。 

为了给张爱玲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赖雅在附近租了一个小办公室，开始了停顿许久的剧本写作。

张爱玲接受了委托，把《狄村笨伯》改写成电影，每本1500美金；通过宋淇夫妇和麦肯锡的帮助，继续为美国新闻处做翻译。

张爱玲的作息晨昏颠倒。

赖雅怜香惜玉，每天一早出门去自己的小办公室坐一坐，整理以前的文稿。中午时分，他在面包店里买了食物回到公寓，煮咖啡，做意大利面，然后唤张爱玲起床。下午，他们或去散步，或去看电影。晚上，张爱玲伏案写作。赖雅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

1959年8月14日，第三个结婚纪念日。

_{张爱玲与赖雅}

他们决定庆祝。

下午，他们步行至唐人街，选购中国点心，又在意大利区买了奶酪和咖啡。

回家，他们细细地品尝中外食品，品尝婚姻生活的温馨平和。

随后，他们穿上正规的服装，去看电影《桃色凶案》（Anatomy of a Murder）。

电影散场后，他们在Tony’s 咖啡馆以咖啡和蛋糕结束了这个纪念日。

执子之手，唤起了彼此人生的亲切和安稳。

1959年11月，张爱玲收到了入籍通知。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了八个月。

张爱玲收到经纪人的来信。信中告知张爱玲，《粉泪》未被出版商接受。

读此信，张爱玲当场泪崩。她的表现，如同一只雨夜被人抛弃的小猫。

如此沮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圣诞节。

1960年7月，张爱玲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这是这个婚姻给她的福利。

他们外出，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买了鲜花，插在客厅的花瓶里。

在赖雅的说服下，这一年，张爱玲投了肯尼迪一票。

这一年，在张爱玲生日的那天，张爱玲要求赖雅陪她去看脱衣舞。她看得津津有味。赖雅揣测，她是为写作在寻找灵感。

在这栋公寓里，他们还招待了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布莱希特。

张爱玲在《重访边城》一书中提及在旧金山的日子。文章中说，公寓楼下就是布什街，走两个街区就是唐人街。她经常与赖雅去唐人街买豆腐、酱油，约了美国女友在小花园聊天吃甜品。有时，一个人在广东人的馆子里喝茶发呆。

2014年9月，我在唐人街上闲逛，满街都是广东话和穿着拖鞋的老华侨，中秋了，有人在老字号饼店门前排队买月饼。我加入了买月饼的队伍；我一再回头，在熙熙攘攘的俗世里寻找张爱玲的旧影。

9月的旧金山，到了夜里，也还是冷。

在酒店卧房的壁炉前、地毯上，喝Napa的红酒，奶油黄的壁纸上，倒映着我的剪影，鲍威尔街上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从我的窗下、从张爱玲的窗下驶过，身后的铁轨，如两条冰冷的银蛇弯弯曲曲——

赖雅的女儿回忆说，赖雅狂热地爱着张爱玲。

这是张爱玲最温暖的一段日子。

本来，是可以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的。

可是张爱玲不甘心，她要实现她的天才梦。

她的《粉泪》被出版社退稿后，她意识到了她的题材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她希望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在她的心里，有一个故事渐露分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她决定去台湾采访软禁中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然后去香港，创作《红楼梦》电影剧本。

瞒着赖雅，她预订了机票。

1960年7月12日，张爱玲在美国旧金山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之后，她宣布了她的行程。

赖雅是一个单纯的人。张爱玲的举动对赖雅的打击，远远超出了张爱玲的预料。赖雅觉得被抛弃了。

赖雅决定搬到女儿的城市。

搬家途中，赖雅中风。

赖雅的身体状况至此走下坡路。

管不了许多了，成功是要义。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踏上台湾岛。

她在台湾的拥趸者无数。

采访张学良未果。但并不影响张爱玲的兴致。

在台湾花莲采风途中，张爱玲接到赖雅中风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乱。待知道赖雅病情平稳，便仍按原计划去香港写电影剧本。香港的剧本创作并不顺利，甚至差点葬送了她和宋淇夫妇的友情。

雄心勃勃的启程，但是命运却很吝啬。这个行程，成为了伤心之旅。

也许，她在上海，已经用完了她所有的运气。

1963年3月，张爱玲根据访问台湾、香港的经历写了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但是她准备拿来重新进军美国文坛的《少帅》，却不如愿。她越了解张学良，便越是不喜欢这个人，连同赵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笔涩如同上海的黄梅天气，她不得不放弃了。

哀乐中年，波士顿的怨女

张爱玲和赖雅，结婚后，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

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各种生理失禁，张爱玲努力伺候。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为了照顾赖雅，张爱玲心属的创作锐减。英文作品又无处发表。她只能寻求学院研究经费。

1967年4月，张爱玲以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的项目获得美国波士顿剑桥瑞德克里夫学院驻校作家的职位。她带着瘫痪的赖雅一同上路。

同年10月8日，赖雅去世，享年76岁。

时隔48年，也是10月，我从新奥尔良机场出发，去波士顿。中午时分到达波士顿机场。哈佛大学中国中心的副主任宗小姐早已等候多时了。草草吃了汉堡，便驱车去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关于张爱玲的档案如斯：

“赖雅太太1941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战事中断，从此译述不断，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和散文等无数中文作品，《赤地之恋》及《秧歌》两部英文小说完成于1955年，现致力于英译19世纪的《海上花列传》，她与她的作家先生赖雅Fedinand Reyher居于剑桥。”

1967年4月，张爱玲来到哈佛大学的姐妹学校瑞克利夫研究所（Redcliff）做独立研究。聘约一年。

住址美国剑桥布拉图街83号43公寓，署名爱玲•张•赖雅。不远处是诗人朗费罗的故居。

这一年，她的英文版《北地胭脂》在英国出版，反响不佳。从投稿、找出版商，期间隔了十年。

十年一觉，张爱玲从喧哗已归于平淡。

张爱玲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因不擅交际也不擅做研究，都以离职收场。张爱玲数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围同事的不融洽。

1969年1月3日，她在信中告诉夏志清教授在学院的状况：“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4月1日她只宣读了一篇《中国翻译作为文化影响的桥梁》为题的英文论文，并未交出英译稿《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自剖：“在待人接物方面，显露惊人的愚笨。”鹿桥教授则认为她是把握了见与不见的尺度和时机。

赖雅过世不久，1968年7月，一个有雨的夜晚，向来不轻易见人的张爱玲，接受了台湾记者殷允芃的访问。我猜，这是她生命的一个安排——她要有一个新的开始。1947年，在上海，她与胡兰成离婚之后，很少出世的她，也是四处运作，有过一番非同寻常的举动。

那天晚上，雨势稍歇。

殷允芃和同伴王青云撑着伞，心中惴惴然，因为“张爱玲是向来不轻易见人的”。

进得门，但见起居室，一个小小的书架，摆着半壁英文书，右边一本本《红楼梦》，窗旁的书桌上，散乱着剪报，一本翻开的《红楼梦》，一张所得税的表格。

张爱玲说：“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凄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渺无人烟，给我的感触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认为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

写作对于张爱玲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她对两个仰慕她的女生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萧伯纳的。那时她十三岁。从此她开始接触到西洋文学。

她又认为世界时时刻刻在改变，人的看法也随时会变。因而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以前在上海时，”她笑着回忆，“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地告诉炎樱（她的锡兰女友）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说，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

她认为最重要的，写小说是要对所写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后才下笔写。她对一般所谓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层，较难引起作者自发的情感。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

许多人都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

她说，现代的小说或是趋向于平白直述的历史记录，或是抽象难懂的诗。她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小说应避免过分的晦涩和抽象。作者是应该尽一份努力，使读者明白他所要表现的。而且一个小说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浅出的，”她说，“使人在有兴趣地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

她说她看书没有一定的系统或计划，唯一的标准，是要能把她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见识新的事物或环境。因而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无论是劳伦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张恨水，只要能引起她兴趣的，她都一视同仁地看，没有兴趣的，即使是公认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强。

她坦然说：“像一些通俗的、感伤的社会言情小说，我也喜欢看的。” 她最近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她在看了许多张恨水的小说后的产物。像是还债似的，她说，觉得写出来一吐为快。“但是我写《半生缘》的时候也很认真，我写不来游戏文章，就算当时写得高兴，写完后就觉得不对，又得改。”

“我是孤独惯了的。”

她说，“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

“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说着，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地看去，额上映出的单纯与平静，仿佛使人觉得，她是在岁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那天，她穿一件无袖的宝蓝短旗袍。

她的语态，缓慢优雅，若有所思。

她自己说她的动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时，会小心地整理下摆，行动起来风韵绰约。

那天，她很热心地走出走进，为两个女生张罗茶点。煮了浓咖啡，搬出核桃甜饼、花生米，还上了两杯白葡萄酒，可是却找不到咖啡勺。

她抱歉道：“真对不起，汤匙都还放在箱子里没打开。反正也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

那时她在剑桥已经住了快半年。《海上花列传》已经翻译完了二十回，约全书的三分之一。

她认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小说。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出版于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确定，西方读者们是否能接受这本曾经两度被中国读者摒弃的书。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险的呢？”

她也正在写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同时她还打算把十年前就已开始着手的一个长篇，重新整理一番，继续写完。

后来，这个关于《红楼梦》文章写成了一本书：《红楼梦魇》，那个长篇很可能就是自传体小说《小团圆》。

遇到对的人，她健谈，滔滔不绝，天南地北。

出得张爱玲的公寓，已是午夜。两个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因为见到了女神。她们一路跑着跳着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波士顿市中心的地下铁。

2014年9月23日的黄昏，我披着羊毛围巾，穿着在圣路易斯买的跑步鞋，经过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草地，经过百年的橡树，越过马路，来到REDCLIFF学院，单只是看见矮墙上的那块牌子，就已经狂喜不已，先就站在院门口拍照，有一种担心失去的不安。

学院里清一色英国建筑，清水红砖里，镶嵌着白色的线条。小小的院落，修了一个喷泉，四周安置着长椅，很容易令人想起《小妇人》这类书的场景。引路的宗蔚冰，长着一副小巧玲珑的身材和五官，她顺势长椅上一靠，道：“张爱玲很幸运，她走了没多久，女子学院就合并了，没有了。”

1967年10月8日她到美国剑桥才几个月，就在哈佛大学为赖雅送终。哈佛年薪也由五千元再减少为三千元。1968年8月底，张爱玲从45公寓搬到“同宅较小的”43公寓。所谓“一间房的公寓”，可能是为了节省开支。

无法揣度张爱玲是如何处理面对这样悲伤、手足无措的时刻的。

张爱玲常说：“我是孤独惯了的。”

我四下里张望，似乎要找出赖雅和张爱玲在这个院子的蛛丝马迹——她会把赖雅葬在橡树下面吗？还是把他藏在一个中国的青花瓷瓶里了？

赖雅死后，张爱玲拍过一张照片。齐耳的短发，光洁的额头，一缕碎发垂在颈背。

那一年，她57岁，急景凋年，一连串的蒙太奇。岁月如杀猪刀，刀刀见痕，毫不手软。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芜。

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暮霭四合，刚下过雨，小径上湿漉漉的。这个美丽优雅的小院子里，满目都是她的孤独。

起身，去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一排书架里，看见了我的书《她的城，张爱玲地图》，封面上，张爱玲旗袍红唇标准照，一如张曼玉在电影《花样年华》的淑女气质。

1968深秋，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底楼——古典小说的书架旁，张爱玲与哈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曾任哈佛东亚系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的韩南教授Patrick D. Hanan不期而遇。在说到《红楼梦》时，两人都有知音之遇之感，相谈甚欢。

她很有兴趣阅读韩南的《金瓶梅探源》。

他们也谈起她翻译的《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说：“《海上花列传》真是好！像《红楼梦》一样好！”

就这样，他们靠在书架旁，兴致盎然，高山流水，不觉就是黄昏。

韩南邀她给《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写论文，她竟写成一本文学评论集子《红楼梦魇》，一本书代替了论文。她后来几次找韩南写介绍信，大概是应征大学的职位。

1969春，素来幽居的张爱玲，邀请韩南和太太到剑桥布拉图街83号43座，她的公寓吃饭。席间赠送了《怨女》的英文版和《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张爱玲还从母亲的箱底选了一个绣花荷包，赠送给韩南夫人。那是李鸿章女儿——她祖母的家传之物：双面金丝线的底子，重重叠叠的花卉中，一只红冠白羽的雄鸡，闲庭信步。

韩南说，那个春天他们都很忙，等到打算回请张爱玲时，她已离开。

1967年一月间，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道：“我趁这时候借书方便，写几篇红楼梦考证。”（庄信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录》第334页，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2012年9月版）

1977年《红楼梦魇》出版，张爱玲特地寄给韩南教授。

2005夏和2006春，韩南来到燕京图书馆，将张爱玲的绣花荷包和有她许多手迹的珍本书《北地胭脂》和《红楼梦魇》等交给学者张凤女士。托请她为这些珍贵的物件找一个好婆家。

如此郑重其事的委托，张凤不知如何是好，生怕闪失贻误。多方咨询，几番思量后，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周欣平馆长决定永久珍藏李鸿章家族的绣花荷包；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张爱玲签名且亲笔订正过的《北地胭脂》和《红楼梦魇》。

起风了。

我们离开雷德克里芙学院，开车去超市，买了龙虾，做了龙虾色拉和龙虾泡饭，坐在客厅里，面对港口的夜景，啜着Napa的红酒，为自己，也为曾经住在这里的张爱玲。

2014年9月24日，宗小姐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去盛产文化巨人和怪人的康科德镇。

这个小镇上，居住着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哲学家、诗人梭罗，《小妇人》的作者、《红字》的作者霍桑。

车子开出哈佛，公路两边的树叶开始泛出秋意的红色，只是十分迟疑，有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

层林尽染，动人心魄。

一栋白色的小楼，路旁高高的一块牌子，著名的爱默生故居。

站在门口的小径上，一种抵达彼岸的欣喜。

1995年9月15日，新加坡璧山区，我居住的公寓楼下，一个小书店里，买了张爱玲翻译的《爱默生选集》。

随后，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

签证官看了我的资料，进去倒了一杯咖啡出来，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黑色的拒签的印章。

我等了十九年。等与张爱玲、与爱默生相遇的一刻。这本《爱默生选集》，从新加坡跟随我回到上海，随后我几次搬家，遗落了许多东西，包括珠宝、港币、美元，但是这本书始终在我的身边。张爱玲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曾来过这里，但她用她的文字与这位伟大的学者交往过了。

1834年起，爱默生住在康科德了。

子承父业，他在波士顿当牧师，用微薄的收入在小镇通往波士顿的公路边买了这栋房子，房子里充满了清教徒简朴、一丝不苟的气息。

我跟从讲解员默默地穿行在一个一个的房间里。

不许喧哗，不许拍照，时刻小心脚下腐朽的地板。

墙上有一张妇人的肖像，那是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活得很长久。但是在爱默生的日记里，关于她，只有一行字。

书房的窗下，放了一架琴，如同一曲古老的歌谣。

波士顿上流社会视爱默生为异端。剑桥的神学家们则说他是泛神论者和日尔曼式的神秘论者，说他的风格是类似“新柏拉图的月光”的东西。这里的“月光”，在英语里指的是废话、大话。

他常进城讲学。门口挂着他的帽子和披风。

在世人眼里，爱默生是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他放弃了一切机会，割舍了唾手可得的名利，不追逐世俗蝇营狗苟的东西。他有他的追求，那就是他认为的世间美好的东西。这种追求出自本能，有它内在的逻辑，不足为外人所道。在这一点上，他与张爱玲的精神同构。尽管张爱玲在翻译爱默生时，有几分不情愿。记得张爱玲在友人的信里说，为了生存，即使给我一份菜单，我也是会把它翻译出来的。

我在这栋白色的小楼里徘徊，一格一格的楼梯上去，在每一本书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探寻另一个人的名字：张爱玲。

这栋楼里，还有另一个人的气息，那就是梭罗。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梭罗向爱默生借了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在爱默生的领地里，选了一个距离瓦尔登湖最近的山坡，砍伐高耸入云、还壮年的白松，建造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以一种与时代极端不合作的态度，开始了几近原始人的生活，并且开始写日记。这些日记日后构成了著名的著作《瓦尔登湖》。

10月22日，日记：

“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

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梭罗日记》第2页）”

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岁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也是张爱玲晚年的生活肖像，文字中的“独处”、“阁楼”、“蜘蛛”等词语，充满精神层面上的意象，与张爱玲的孤岛、阁楼疯女人、虫患历历对应，在精神上丝丝契合。日后，张爱玲的状态，是对梭罗的强大模仿。

与张爱玲一样，我也是一个城市动物，对乡间的生活无法忍受。在康科德小镇逗留了一个下午后，我们决定去城里吃饭。

车开得很慢，继续着张爱玲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的七月，赖雅夫妇在波士顿的派克饭店（Parker House）住了五天。他们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访问了赖雅的亲戚，在百货商店选购生活用品。譬如咖啡、腌肉、鸡蛋，在著名的饭馆里品尝殖民风格的美味。张爱玲很愉快。她喜欢大城市，寂寞寒冷的小镇使她的骨头都要发霉了。

最后的渡口

从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出发，地铁转地铁，转公交车，经过著名的比佛利山庄，经过莫妮卡海湾，终点站加州大学下车。

正午的烈日下，找不到行人问路。

凭着直觉，踩着自己的影子，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着。一个路口被封了起来，在拍电影，女主角披着外套从屋子里出来，男主角迎上去，他们彼此挽着走出镜头。

我趋前看西洋镜，一看路牌，竟正是在寻觅的罗切斯特大道，张爱玲人生居住的最后一个站牌。

心中一阵狂喜。

于我而言，有关张爱玲的一草一木，一字一帖，都会引起内心的震动。这是我的痴。

我站在路的中段，向左，还是向右？

似乎闻到了张爱玲的气息，我决定左拐。

左拐，一幢白色的建筑，用白描的手法推入我的眼眶。我曾在照片上无数次进入这个空间，这里是张爱玲生命最后的渡口。

我担心我会窒息，也担心精彩的电影太快地到了尾声，我延迟着故事最后时刻的到来——总是这样。

活着活着就老了。

1995年7月25日，张爱玲75岁了。

还是皮肤疾患，张爱玲去做日光浴，回来已近午夜。

进得门，赶紧开了灯，换下外衣。

泡一杯埃及药茶，浅啜一口，缓过劲来，拾起换下的衣服准备去洗衣房。一低头，这就发现了心头大患，一只跳蚤！一时花容失色。赶紧的把衣服塞进黑色的垃圾袋，扎紧了口子，坐电梯下得楼来，不敢扔在公寓的垃圾箱，担心会爬出来。细细的身子，佝偻着，拎着垃圾袋，失魂落魄状，硬是走了几个街区才抛尸野地。回到公寓，依旧惴惴不安，担心留下虫卵。

这是一片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区，安静优雅，如一张明信片。环顾四周，一时也未找见垃圾箱。可怜张爱玲，这个时候，已经无力搬家了。

门厅一面镜子，我仔细整理了衣冠，在脸上略略拍了几笔蜜粉，决定去敲张爱玲的门。一扇粉紫色的门，在走廊的尽头。

居然有人应门。

_{张爱玲像（作者：陆毅）}

是一位韩国男生。在加大读数学。

我说明来意，男生满脸狐疑和警觉。

我又拿出机票和护照，他依然的不信。

我问：你知道李安导演吗？他拍过张爱玲的《色，戒》。

他道：稍候。

转身去电脑上搜索，搜出了李安的电影《色，戒》，也搜出了张爱玲的英文网页。

于是，很礼貌地侧身，让我进屋。

一步，跨入门槛，跨入张爱玲的阈，她的城堡，她的要塞，她自治的领地。

我有些胆怯。

我害怕张爱玲状告：入侵，擅闯。

张爱玲说，上海人还是可以见见的。

我是张爱玲身后，第一个进入这个私人空间的上海人。

室内延续了张爱玲的风格，一尘不染，家徒四壁。住在这里的张爱玲，于在上海时的张爱玲而言，已然换了人间。

1944年，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家，这样描述：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有兵气。”（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2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这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

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

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

张爱玲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第136页）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53页，岳麓书社，1999年。）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他们并肩看画册，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也在床帷厮磨，欲仙欲死。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

可惜，恋人的誓言是无法到达上帝的耳畔的。

纷乱的世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有坚执。她对胡兰成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

1975年12月10日，她在给友人的信中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

她要回应胡兰成，回应她人生节点中的主要事件。

1994年10月5日，张爱玲在给庄信正的信里道：

“——我正在写的《小团圆》内容同《对照记》，不过较深入。”

此信证明，小说《小团圆》的自传性质。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一个也不放过，比胡兰成更凌厉地揭露了更为隐秘的私处和私事。

有人热衷将《小团圆》里的人物对号入座，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强大的自传性的基因。

因为《小团圆》不适合在当时出版，于是，张爱玲姑且出版了《对照记》。

《对照记》是在这个公寓里完成的。

写作这本书的日子，是一段温暖的日子。

她又回到了母亲的铜床上，在青丝被面上，摆出一张一张照片：

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祖母李菊耦，父亲、母亲，姑姑，弟弟——

李鸿章，晚清四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有他的签名。父亲和姑姑说起他的名字，都故意压低了嗓子。他是一个裱糊匠，糊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就连他女儿的婚姻，也就是张爱玲奶奶的婚姻，也是他亲手糊的一盏纸灯笼。

祖父张佩纶，也是清朝著名的大官，喝饱了酒就写奏折，反腐败，弹劾官员，奏一个倒一个，满朝官员怕他，也恨他。他主战。中法海战，大清的海军一败涂地。传说他是顶着铜脸盆逃出来的，从此被贬。老爹爹李鸿章爱才，把他招为幕僚，还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他做填房。可怜奶奶，多美的一个人儿呀，嫁给爷爷做填房时，她23，爷爷 40，还有肝病。听说李鸿章心疼女儿，派人漏夜送大闸蟹。于是，爷爷和奶奶月下温酒煮诗。

张爱玲曾经保存一个绣花荷包，是她奶奶留下来的荷包。这女红，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其实，针针线线都刺在了心尖上。心碎了，是会淌血的。荣耀的背后总是悲剧。 如果她还有时间和体力，她是一定要写一部李鸿章的悲剧的。比《哈姆雷特》、比《李尔王》还要悲凉。

奶奶三十几岁就守寡，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却已是老了。姑姑说，春天海棠开的时候，奶奶扶着丫鬟的肩头，一步三摇，去院子里看花。她身上有痣，一朵一朵，如桃花的芯子。她身边的丫鬟说，老太太那个省哦，连手纸也省，担心坐吃山空。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卫又是这样微弱可怜。

张爱玲写道：“我没有赶上看见他们。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管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写累了，揽过母亲留下的箱子，穿一件清朝大镶大滚的袄，下摆处露出一节宝蓝色旗袍，一双平金牡丹戏凤绣花鞋，头发极短，一副玳瑁鹅黄色眼镜，手托一壶茉莉香片，唇膏一抹香奈儿的殷红。斗室里，青衣身段袅袅踱步。忽地闻见京胡声，那是老宅子里，父亲、继母、陆小曼在一起票戏。

搁下茶壶，拧亮落地灯，居室瞬间灿烂辉煌。

“风淅淅，雨纤纤。难怪春愁细细添。记不分明疑是梦，梦来还隔一重帘。”

她在镜子前顾影自盼，选出一副翡翠耳环，比划了一番，放下，又拣起一副硕大的蓝宝石耳环，一一用心戴上。那是母亲给她的念想。

自小，张爱玲认定自己是天才。大约是家族的血液吧。

1992年2月，张爱玲去文具店买授权书时，顺便买了遗嘱表格。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比华利山立了一份遗嘱，在法定公证人与其他三位证人面前宣誓完成，一切依照当地法律。遗嘱很简单，只有三点事项：

“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1992年2月25日，她写信给遗嘱受益人宋淇夫妇：

“如果我的钱有剩，那么，（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作纪念。”

无论处在何种境况之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承诺。

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人生本来的色泽终要一点一点显现、落定。

抬头间，没有四季的洛杉矶，一声叹息，已然到了1995年。

七月，张爱玲放弃了再次搬家的计划。

单是日光浴，每天便耗去了十三小时。

过分的照射引起灼伤，生发新的伤口，她日日与新鲜的淌血的伤口相伴。

她太累了。

独居，不再是欢愉，而是没有期限的囚禁。

这个最后的居所，张爱玲把自己形容成老鼠洞里的人，不见光。

她决定撒手。

她说，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1995年9月8日，中午十二点多，林式同倚在沙发上，正在读着昨晚没有读完的报纸，电话响了。

听筒那里，自报家门是张爱玲的公寓经理，一位很漂亮的伊朗女子，林式同见过他。

她道：“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不可能！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林式同本能道。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语气急促。

林式同突然记起遗书的事，对着电话喊：“我有遗书！”

“好！”她道。电话挂断了。

短暂的情绪休克。

_{张爱玲晚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长者卡，全名已改为“爱玲·张·赖雅”}

几分钟后，林式同从惶惑中惊醒。

十多年来与张爱玲的交往，张爱玲各个时期的形象，张爱玲电话里的北方话，一帧一帧，蒙太奇的方式播放着。

电话又响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局要证实林式同与张爱玲的熟悉程度。

二十分钟就是一个世纪。

林式同拨通了张爱玲公寓的电话。

警察告知林式同，带着遗嘱即刻过去。

下午三点，林式同到达张爱玲的住所。

验明正身后，警察允他进入张爱玲的房间。

这是林式同第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空间。

时间瞬间凝固：日光灯还亮着，张爱玲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头发很短，如一个男孩，手脚自然平放，神态安详，身下垫着的是一张蓝色的毯子，那是她喜欢的颜色，也是她母亲喜欢的颜色。靠窗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桌了。

地上放着电视机，电视是她生活的背景。

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彻夜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便是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地上堆着许多纸袋，里面放着衣服和杂物。

逼仄的浴室没有毛巾，到处是纸巾，拖鞋和餐具，一律是一次性的材质，一个贵族女性，对物欲的淡漠，彻底到如此境界，亦是令人无语。

据法医检验，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对自己的死是有准备的。

她躺下之前，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包，放在门边最易被发现的厨房吧台上。

所有战争片里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无须等待了。

可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

安然了。可以躺下了。

屋内，灯火通明。

张爱玲去世后，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遗愿。

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故事脆弱而短暂，张爱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