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一个造商用飞机的故事——话剧《起飞在即》创作手记

无字碑，纪念牺牲的十六位试飞员

2016年3月31日，我编剧的话剧《起飞在即》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那一天的观众席里，坐着很多我熟悉的人，他们中有飞机设计师，有试飞工程师，有试飞员，也有企业管理人员。他们都是两年来我一一采访过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造飞机的人，造一架叫做ARJ21的飞机。坐在台下，我的心情有一些忐忑，就好像上了两年学，终于等到交考卷的那一天，发现所有的任课老师全都来了。渐渐地我听到了笑声、抽泣声和掌声……

大约三个月后，6月28日，ARJ21成功完成成都——上海商业首航。ARJ21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架支线客机，从这一天开始这款中国制造的飞机已经真正进入了市场。东方卫视当天播放长达7分钟的专题新闻，我看到了总设计师陈勇对着镜头说，“这架飞机我已经坐过很多次了”。我很多次提出要采访他，但他一再回避，直到我的剧本首演，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他。戏演出了，ARJ21也大功告成了，那些过往的瞬间慢慢演绎成了一帧帧定格的画面。

_{2014年11月2日ARJ模拟航线试飞前}

时间倒回到2014年3月，上海场中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商飞。我和我们的艺术总监吕凉、副总经理田水正在一起观看一部MV短片——《阎良欢迎你》。那是一部将家喻户晓的《北京欢迎你》重新填词后创作拍摄的MV，编导演全是中国商飞的一线员工，歌词改编得很押韵，“我家就在467，开放机库等你……”

镜头前都是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脸，他们站在那个被叫做467的机库里，身后是ARJ21，完全原生态的表演，经过后期加工的音乐和字正腔圆的歌声，也是别有一番风景。但说实话，那天的我更像一个局外人在旁观一场与我毫不相干的热闹，对于一个从小对理工科有心理障碍的女生来说，那些充满工业化元素的细节很难唤起我的热情，唯一回响在耳边的就是那句“阎良我爱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阎良，那会是一个我能找到故事的地方吗？

4月的下旬，我和副总喻荣军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了阎良。

_{2014年4月第一次赴阎良采访与试飞工程师马菲、殷湘涛和乐娅菲合影}

阎良，坐落在离西安市区50公里的地方，中国几大航空企事业单位聚集，被称作中国的西雅图。汽车驶进阎良，窗外的画面让我觉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满大街的工作服和自行车，好像是突然穿越到了上个世纪后期的工业城区的画面里。我一回头，阳光从我身后的车窗射进来，我依稀还能看到阳光下那些骑车人的轮廓。那一个画面依稀唤起了我对昔日的记忆。

我们的车开进中国试飞院，这是个戒备森严的科研单位，也是中国商飞研制的ARJ21的试飞基地，接待我的团委书记鲁思睿指着车窗外一块大石头对我说，那是一块无字碑，纪念曾经牺牲的十六位试飞员。

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影视剧里那些飞行员，身着帅气的制服，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几乎是地球上最酷的一种职业。但是在2014年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还有比飞行员更酷的一种职业，叫试飞员。百度百科上这样说，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在于试飞员需要飞的是还没有人飞过的飞机。事实还远非如此，试飞员最重要的任务是需要去探索飞行中危险的边界，生死的边界，最终确认这是一架安全的飞机。因此，试飞员的危险系数远远大于普通飞行员。那块石碑所纪念的十六位试飞英雄，分别是多年来在军用飞机试飞中牺牲的试飞员。民用飞机的研制在中国还处在探索的领域，试飞员需要用更大的耐心和意志力去应对复杂繁琐而又陌生的适航条例，因为这架飞机最终肩负着的是安全运送成千上万的乘客的使命。安全，是民用飞机研制唯一的宗旨。

理论上说，民用飞机允许的安全事故概率是10乘以-9次方，可以理解为每飞行一亿小时才允许出现一次事故。如果按这个概率值，一个人哪怕每天都乘坐飞机，那么几世轮回也不可能遇上一次灾难。

车径直停在了一个机库门口。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传说中的467（机库的代号），那个MV的主要拍摄场地。一架红白相间的飞机赫然醒目地停在467的中央，想必这就是ARJ21了，第一架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民用客机。我的采访将要围绕着它开始。

挑战最极端的气象条件

乐娅菲出生于1987年，是中国商飞的明星试飞工程师，唯一的女试飞工程师。大家都叫她小乐。这样一个文静可爱的小女子一旦谈起她的工作，突然转换了一种状态，逻辑严谨，条理分明。那些在我听来很复杂的像天书一般的专业术语，从这样一个文静清秀的上海女孩的嘴里说出来，竟然变得悦耳动听。那个下午她多少刷新了我对女工程师的印象。那是我跟她的第一次面，我们好像一见如故，但事实上，那时我对她的认知还是很肤浅，日后的接触使我慢慢了解，她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女工程师，她是个女试飞工程师，一个美丽、智慧和勇敢的女试飞工程师。并且，她是中国第一代试飞工程师的一员。

_{首演现场和试飞工程师乐娅菲合影}

要了解试飞工程师，首先要了解试飞员。或者说，首先要懂得试飞的意义。

自然结冰是ARJ21的一级风险科目，它的目的是验证飞机在临界结冰条件下仍具备安全飞行与运营的能力。国际上的飞机制造商都将自然结冰试飞看做是一项艰难的试验，原因不但是它的危险系数高，更因为它对试飞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连续最大结冰试验时液态水含量在每立方米0-0.8克，水滴直径在15-40微米；间断最大结冰试验时液态水含量在每立方米0-3.0克，水滴直径在15-50微米。”第一次读到这组复杂的数据是在著名航空记者刘济美的文章里。但当时我根本不理解这些数据究竟是什么意义。我说了，我是个航空盲，数理化是我的噩梦。而进入中国商飞的采访，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听不懂！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要写一个关于造飞机的故事，我必须逼自己走进这个未知的世界。并且将那些复杂的技术术语消化成自己脑海中的画面。

在试飞工程师马菲和乐娅菲不厌其烦的解答下，最终我明白了，自然结冰试飞，简单地说就是飞机要穿越一片云后依然保持安全，这片云的技术参数必须符合上述的那组数据。而中国商飞连续在乌鲁木齐守候了四年，仅仅就是为了找到这片云。最后做出了飞出国门完成试验的艰难决定。因为一架新的飞机是否能飞得了远途，经得起风餐露宿，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除此之外，别无退路。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起因结冰导致的飞行事故，我国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发生在2006年6月3日，中国空军一架军用运输机在空中多次穿越结冰区域时导致飞机失控坠毁，机上40人全部遇难。

如果不是因为写这个剧本，我大概到死都不会想过，一颗冰碴子就有可能引起机毁人亡。当然也不会想到，造飞机的人可能需要为一颗冰碴子苦熬四年。

在2014年的4月，试验队在五大湖仍然为了这片冰云苦等多日，最后一天（4月8日）在结冰概率并不很高的情况下，试验队决定试试运气。赵志强和另一名试飞员赵生驾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可供使用的目标，油量已经不支持继续飞行下去，机组准备返航。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心有不甘的他们仍然在视野中寻找最后一线希望。就在飞机准备拐弯返回的时候，赵志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云，泛着五颜六色的水汽。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感觉那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片云，于是他和赵生迅速决定飞进那片云。试飞工程师确定了数据符合试验要求。苦等了四年的追云之战，就在这最后的几分钟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

事实上当时ARJ21已经错过了当地最好的“结冰季”，也就是说如果4月8日那一天的机会错过，那么很有可能至少要等半年之后才有可能再次进行这个试验，这一切直接影响ARJ21取得适航合格证的时间。在这个10的-9次方的世界里奋战，他们一分一秒都不能错过。

然而奇迹发生的瞬间，地面指挥台却对飞机上的一切一无所知。这是试飞工程师马菲在事后的文章中写到的：“由于卫通电话故障，飞机上发生的这一切，地面都一无所知。回想起来，正是飞行员的那份无理由的坚持，创造了4月8日的奇迹。”

据说在美国，波音公司就建有巨大的飞行实验室，可以模拟各种试验需要的最极端的气象条件。然而，这一切对于中国的航空人还是天方夜谭。

反复听说，民机试飞有多艰难。我没有经历过在海拉尔零下四十度的高寒试验，也没有经历在长沙零上四十度的高温试验。适航条例要求，飞机要在各种极端天气条件下正常起飞，安全降落，而这样的极端天气在民航飞行中几乎不可能碰到，但是必须通过试验，不管是有多大风险还是多大困难，哪怕一个科目不合格，一个数据不达标，这架飞机都不可能投入市场。这就是民机业的残酷。我曾经在东方卫视拍摄的纪录片《追梦》中目睹海拉尔高寒试飞的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下全神贯注地检查飞机的技术指标，虽然他们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相信那种寒冷与紧张双重压力的状态是任何明星演不出来的。小乐也是海拉尔高寒试验的试飞工程师，就是那一次，初出茅庐的她以自己的严谨和认真给前辈和同事们留下了深深的好感。上海长大的女孩子无一不娇生惯养，难以想象这样瘦弱娇小的身躯如何抵御零下四十度的寒冷！我曾经见过乐娅菲的一张工作照，她穿着棉衣，戴着帽子，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睫毛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然而依然掩饰不住灿烂的笑容。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女飞机设计师，每一天都关在她的房间里喋喋不休地探讨着专业问题，对面坐着她死去的爱人。我知道，我的剧本就快有了。从那一刻开始，那个女人的形象就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我开始建立起了她的故事，她是个人到中年的女飞机设计师，她的未婚夫死于十年前的试飞事故，从此她的人生在飞机设计师的梦想中燃烧和埋葬。没有人再能读懂她的孤独。

2014年11月的珠海，两年一度的珠海航展在这里举办。ARJ21将在航展上首次公开做飞行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第一次置身巨大无比的停机坪，看到远比之前看到的更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漂亮的飞机。那几天我们参观展览，观看飞行表演，不论你置身于机场的哪个角落，随时一抬头，就看见排列有致的飞机在你的头顶上方舞蹈。我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停机坪，那一刻我觉得我看到了我的舞台，那些庞然大物就是舞台的布景。而我好像被我的女主角灵魂附体，虽然远处是喧闹的人流，天地的尽头却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

在珠海的日子，每天都有惊喜。但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美国国家试飞员学校的教官，也是为我认识的那些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们集体受训的教员Mike，在不久前的一次风险动作的试飞中不幸遇难。

生死搭档——试飞工程师和试飞员

阎良骤然降温，已然开始进入初冬的感觉，我又看到了美丽的小乐，她冻得浑身哆嗦，“赵姐，我这次衣服带少了。”依然是充满阳光的标志性笑容。

我和她坐在一家烤肉店里，感觉已是两个很熟悉的老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慢慢越过了我最初的瓶颈，了解了ARJ21的前世今生，熟悉了他们的工作规律，也能听懂一些基础的专业术语。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加减少了障碍。那天的她第一次和我聊到了生死。那是在一次叫做“地形告警提示”的试飞中，飞机要去飞跃一座海拔比飞机当时所处高度更高的山峰。这个试验要求，必须在距离山体还有2.5海里的时候，根据告警系统的语音提示飞机突然抬起头来，爬升并擦过山顶。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撞上山体，机毁人亡。小乐说，那一刹那，她突然觉得“死亡就在眼前”。

通常谈到死亡，气氛都会比较凝重，但是小乐的语气依然是平静的甚至是轻松的。我问她害怕过危险吗？她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了解这种危险，反而知道该怎样去规避危险。标准的试飞工程师的职业化回答。当然，对父母她从来不会提及自己工作的危险。

“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我只想把它尽量做好。”这是她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她也没有想过自己在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这项事业也许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试飞工程师不是一般的工程师，他（她）是要对试飞员编写试飞大纲，提出试验要求，并且要在试飞过程中全程参与以便获得所有的数据。因为是个新兴工种，年轻的试飞工程师刚刚上岗的时候，曾被嘲讽是来当“人体配重”的。事实上，试飞工程师对飞机理论知识的要求可能要超过其他的专业工程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试飞过程中，尤其是风险试飞中，他（她）是唯一和试飞员生死与共的人，他们需要和试飞员一起探寻出这架飞机所有的危险。

又一次和小乐谈到关于生死的话题，是在一年之后，和她的同事，另一位试飞工程师殷湘涛在一起的一次座谈。

事实上，我第一次到阎良就见到了他，他戴着眼镜，是一位外表很斯文很清秀的男生。因为他的同事都很注意保护他，特别提醒我暂时不要对他进行单独采访。因为不久前他曾经在试飞中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故，飞机在9000多英尺高度的时候突然发生失速，下坠至6000多英尺，幸运的是38秒后，飞机恢复了稳定。

“失速”是飞行中的死亡魔咒，尤其是“深失速”一旦发生，能化险为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一次殷湘涛和试飞员一起捡回了一条命。当殷湘涛惨白着脸回到办公室，同事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天我差点儿就回不来了。在那之后，殷湘涛一度对飞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几乎连乘坐普通的民航班机都不行。他的同事——也是团队领导——试飞工程师马菲陪伴他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马菲对他说，如果你选择放弃这个职业没有任何人会怪你。但几个月后，殷湘涛选择了留下。

2015年11月，我和《起飞在即》的导演蒋维国先生一起坐在上海龙华的中国商飞试飞中心的会议室听殷湘涛亲口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离那次事故已时隔两年多，他已经非常的平静。

“试飞真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殷湘涛喃喃地说，表情中没有任何的戏剧性的成分。工程师们通常都不是擅长说故事的人，像我的同行们那样把一件普通的事情描述得有声有色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那不等于他们没有情绪，没有脆弱、恐惧甚至崩溃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整夜睡不着，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儿子，如果今天我死了，那我们家成了失独家庭了。为了他们，我一定要早点儿结婚，好给他们生个孙子。”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无名指上的婚戒。我在阎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

殷湘涛一夜失眠到天亮，直到看到太阳重新升起，“我突然觉得，自己获得重生了。”

一旁的小乐突然眼圈红了。马菲解释说，那次任务本来应该是小乐的，是因为小乐另有安排所以才临时调的班。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调班，那天在那架飞机上的就是小乐。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小乐流泪，我知道这个时候问任何问题都是多余的。我突然发现相比一年多前我刚认识的小乐，她更加成熟了，神态中透出一种强者的淡定，虽然她外表还是女大学生那般的清纯。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她经常说，他们（指她的同事们）从不拿我当女人。因为在工作中，她早已把自己的性别抛在脑后。尽管在生活中，她依然是试飞中心最美的柔情，最亮的女神。

试飞中心一共有30多名试飞工程师，平均年龄30岁。也许在担任这个岗位之前，他们跟很多踏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只是想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许当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试飞的意义，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究竟危险在哪里，根本没有想过什么叫生死考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珍惜和尊重的，在我们经常会被抑郁、自杀等消息刷屏的今天，我们也许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群80后，命运将他们推到了一个国家的尖端科研领域的尖端岗位，那些常人根本难以承受的身体极限和心理考验，在他们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走下飞机，他们只是一群平凡而乐观的年轻人。

在一个谍战剧里我听到过一个词：“生死搭档”。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是真正的生死搭档。试飞工程师苏翼曾说，我们和试飞员是过命的交情。

与殷湘涛一起遭遇那次失速事故的中国试飞院试飞员赵明禹，被人戏称“失速哥”。“失速哥”平时话不多，当我希望他聊聊关于那次事故的感受时，他用东北人的方式回答我：哎呀妈，你别难为我了，我哪儿知道啊！我不会说！……那事儿你不问我都想不起来了，那段记忆都被我屏蔽了。

_{试飞员赵明禹带我体验驾驶舱}

中国民机的试飞员基本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空军飞行员；二是从优秀的民航飞行员中选拔。除了高超的飞行技巧和高于一般飞行员一倍以上的理论基础外，试飞员还必须具备出众的心理素质和沉稳的性格。试飞员大多爱喝酒，这是他们最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但一旦第二天有风险试飞任务，前一天晚上一定滴酒不沾。

“你曾经遇到过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这是我经常会问试飞员的一个问题。但他们大多不太热衷于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遭遇危险过后，会感到后怕吗？

中国民航局试飞员赵志强这样回答我：后怕还好吧，更多的是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下次万一再遇到如何避免。

相比那些年轻的试飞工程师，成熟的试飞员们大多都拥有丰富的处理空中险情的经验。因为经过选拔的试飞员通常已经拥有至少7000小时的民航飞行经验，拥有这样经验的飞行员至少有八年的驾龄。

赵志强拥有另外一重身份是飞行教官，在担任民航飞行员期间他遭遇过最危险的情况是，在即将降落过程中一个发动机差点起火，凭着他冷静的操作，飞机安全降落。

_{首演现场和试飞员赵志强合影}

中国试飞院试飞员张启龙曾经在一次航班即将降落的时候突然遭遇大风，飞机在剩余油量有限的情况下在空中被迫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另一个机场安全降落。

赵鹏是2008年11月ARJ21首飞的试飞员，除了中国试飞院副院长，在他身上还拥有很多光环，我国首届硕士试飞员、特级试飞员，国际试飞员协会亚洲地区唯一副理事等。作为驾驶中国第一架国产民用飞机上天的第一个人，他当时面临的压力是旁人无法体会的。他曾这样描述过首飞前夜的状态：

“黄昏时分感到自己肾上腺激素分泌水平明显提高，皮肤发亮，似乎每一根汗毛孔都张开了。”

与赵鹏交谈，能感觉到他温文尔雅的谈吐背后有典型的东北汉子的豪爽和野性。

他飞行生涯中曾经遭遇过最大的一次危险是在20多年前，他身边的舱门突然几乎飞出去，在副驾驶座的赵明禹迅速扑在他身上紧紧抓住舱门，大约十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这时他才发现赵明禹抓住舱门的手已经被机械割得血肉横飞，鲜血甚至溅到了他的脸上。

在中国只有100多个人从事试飞员的职业，他们比一般的飞行员更优秀。他们比一般的飞行员更危险。他们比一般的飞行员更沉稳。

无论是试飞员还是试飞工程师，我总是试图从他们的身上去挖掘一些对待出生入死的人生态度，但我必须承认大多数时候我是徒劳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去渲染的话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只能说，这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除了高超的专业技能，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远远强过一般人。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在这里说明，就是民航飞行员的驾驶舱是没有弹跳座椅的，保证飞机一旦出现危险，机长是最后一个逃生的人。而民用飞机在试飞时是不安放降落伞的。也就是说，试飞中如果遇到最危险的情况，机组只能与飞机共存亡。这是我之前从来不曾了解的。

剧本成型

在2015年上半年，我已经完成了剧本《起飞在即》的初稿。剧本的女主人公冷依晗，一位单身的中年女飞机设计师，她的未婚夫，也是她的老师肖杰十二年前死于一场试飞事故。故事中，她遇到了男主人公，试飞员丁剑飞。因为自身的遭遇，冷依晗对工作的严谨上升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而丁剑飞恰恰是一个个性冲动，甚至勇气大于理性的试飞员。这使他们发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甚至激烈的情感碰撞，直到最后她才知道丁剑飞身上也背负着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初稿。这是我至今写得最累的一个剧本，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只是去写一个高喊口号的主旋律剧本，我要写的是一群有血有肉专业的飞机设计师、试飞员、试飞工程师，他们拥有和常人一样的情感，但是他们具有这个职业与众不同的特质。并且清晰的专业背景是故事中必须贯穿的线索。正因为此，我需要反复地去设计每一场戏里要涉及到的专业事件，保证专业上成立，同时严格地去斟酌那些专业术语，同时又不能丢掉戏剧性。我经常需要为某一场戏的一句台词，反复咨询那些我认识的专业人士，尽管经常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恐怕不是我的专业能解释的，你需要去问另一个专业的谁谁谁。”当然我知道这是他们职业化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他们在没有确定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绝不会轻易地给你任何答案。那段时间，小乐成为我经常深夜骚扰的对象，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交情，所以我经常在突然遇到什么技术问题时就不假思索地求助于她。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有求必应，并且不怕麻烦地在百忙之中为我整理好完整的专业信息，然后发到我的邮箱。

这是我剧本里女主人公冷依晗的一段台词：

“1985年，日航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坠毁，机上520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是机尾的压力板7年前维修的时候少打了一排铆钉。1989年，同样是波音747，美国联合航空811次航班，当飞机在二万多英尺高度时机身右前方突然被炸出了一个大洞，9人死亡，事故原因是货舱门锁一个小小的阀门，因为设计的漏洞导致了飞行途中机舱门意外打开。1995年大西洋东南航空529航班坠毁，死亡10人，事故原因只是因为一个不被注意的软木塞，造成了螺旋桨的裂缝。如果这几个案例你还觉得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1990年，英国航空5390次航班，在飞行途中驾驶舱挡风玻璃脱落，驾驶员被吸出舱外，事故原因是起飞前维修工程师在安装挡风玻璃的时候，选用了尺寸有偏差的螺丝钉。这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维修工程师，因为担心旧螺丝钉不能固定住玻璃所以特意去挑了新的螺丝钉，这两种螺丝钉用肉眼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它们的长度只差两百分之一英寸。我还可以跟你背出一系列的空难案例，这些事故的起因也许是一个根本察觉不到的零件，最后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你知道什么叫鲜血淋漓的战场吗？什么又叫做出生入死？！”

对于数理化学得很糟糕的我来说，那个关于10的-9次方的世界是陌生的。但我希望能让我的观众们了解他们，了解这个世界里的人。

我写下初稿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有一种解脱的快感。等我交稿之后，几乎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再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ARJ21，关于适航，关于试飞的专业术语，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快被它们逼疯了。

C919首次公开亮相

随着ARJ21在2014年完成了适航取证。媒体的视线也逐步向C919转移。在ARJ21艰难跋涉的同时，中国商飞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另一个型号的民用飞机，C919大型干线客机，也就是传说中真正的中国大飞机。2015年11月2日，是C919正式下线的仪式。那一天离我乘坐ARJ21参加模拟航线试飞的日子正好整整一年。

那是C919在全球聚焦下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中国航空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中国商飞，除了那一次ARJ21从五大湖归来的欢迎仪式外，我还参加过很多次不同的仪式，每一个飞机的重大的节点，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很多次生日、纪念日一样，用这样的方式比喻的话，那一天的下线仪式有些像一个孩子的成人礼，是第一个荣耀的仪式。从那天开始，孩子长大成人，要在父母家人的注视下去经受社会的考验。

_{2015年11月2日C919下线仪式现场}

做我们这行的人，恐怕早已习惯了剧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但是当C919在音乐声中从大红帷幕后面缓缓驶出，那个两万八千平方米的巨型机库瞬间被将近5000人的欢呼声、尖叫声所淹没。我突然觉得，所有我见过的聚光灯下的虚荣和浮华与这群人的骄傲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此刻， C919还在蹒跚学步，他们看着“他”从面前走过，步伐沉稳而有力，泪水从他们的眼中流下来，无论我熟悉的、陌生的面孔，他们都一改往日的平静与淡定，好像他们已经看到了“他”日后奔跑飞翔的画面。为了这一天，他们付出了太多心血、汗水、煎熬与冒险，这一刻没有人比他们更有理由放纵自己的骄傲。但是也许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后，盛宴就将散场，他们就要立即回到他们的岗位上，继续他们机械零件一般分毫不差的生活。飞天只是一个梦想，而科研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是一条漫长的不归路。为了ARJ21进入市场，为了C919的首飞，为了10的-9次方，为了向世界宣称，中国人也拥有自己的民用飞机，他们还有太多的路需要去追赶。

在那一天狂欢的人群中，有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他没有像身边的年轻人那样喜形于色，只是两眼始终痴情地看着眼前的C919。他是我所有采访过的航空人中最年长的一位老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曾经的“运10”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先生。

“运10”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研制的四发大型喷气式客机，这是中国首次自行研制、自行制造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经过10年的设计和研制，1980年9月“运10”首飞成功，那个场面曾经让多少中国航空人泪流满面。然而经过了六年试飞，“运10”最终没有投入生产，它还没有真正登场，就悄然退出了中国航空的历史舞台。

我第一次见到程不时老人，是在2014年珠海航展的晚宴，老先生表演了一曲小提琴独奏，马斯奈的《沉思》。我当时很惊讶。

从珠海回来，我就约了程老做采访。那一天上海下着濛濛细雨，他和他的爱人贺亚兮女士携手前来，贺老师也是一位飞机设计师，退休前参与了ARJ21的设计。那一天的程不时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黑色夹克衫，行动略微有些迟缓。但是一旦说到“运10”，他思路清晰、滔滔不绝，眼神中散发着一种深情。

关于“运10”下马的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有说是政治原因，有说是人为造成，也有人指出那是因为当时工业水平不够造成的。不管是因为什么，运10的戛然而止肯定对中国航空人是一个致命打击。对程不时来说，“运10”是他人生挥之不去的辉煌，或许也是他不愿面对的创伤。在他心里，他从未接受他的“运10”已经下马的事实。

程不时曾经在他的自传《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中详细描写了当年“运10”设计的细节。那时候搞民机设计的条件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设计场所不够，设计人员就在工厂的食堂里绘图，快开饭时把图纸收起来。许多大型技术讨论会就在食堂中举行。有的设计组甚至在装运战斗机的空包装箱内工作。”

1930年出生的程不时，从小家就住在机场边，在他幼小的心目中，飞机就像天使。然而几年后，抗日战争开始了，他亲眼看见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家乡的领土，那时候飞机在他心目中变成了狰狞的魔鬼。他突然产生了要征服这个魔鬼的欲望， 1947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他成为是第一代飞机设计师。26岁就成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

我曾经见过一张老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眉清目秀、面庞英俊，像极了现在的某位影视明星。经历了岁月的动荡和变迁，今天的程不时已经是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可能再亲自担任飞机设计的工作了，他和很多那一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而中国民机业的几番沉浮和沧桑就像年轮一样刻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人生就是中国航空业的历史。

今天，“运10”还停留在中国商飞场中路分公司的草坪上，虽然外表依然没变，但内部的设备已经都被拆除，它只剩下了一个空荡荡的身躯，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安静地注视着生龙活虎的晚辈。在他的身边坐落着一尊雕塑，上面刻着四个字：“永不放弃”。

在《起飞在即》演出前夕，我和剧组的同事们又一起看了一遍那个MV《阎良欢迎你》。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歌声，时隔两年多，他们已经由陌生人变成了我的朋友。看到那些熟悉的质朴和生动的脸，温暖和感动不由自主地包围了我的全身。感谢和他们一起走过了成长的两年。原来所有默默无闻的付出和无怨无悔的执着，远比星光灿烂的喧嚣更为珍贵。生命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没有无数次起飞和出发，你怎么知道等待你的是风霜雨雪，还是晴空万里。不管旅途有多坎坷，昂扬向上的力量才是生命最应有的姿态。我的朋友们，为了无数个起飞在即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出发和奔跑，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