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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洪汛涛和神笔马良

作者:洪画千 发表时间:2016-12-20 点击数:457

编者按:今年是作家洪汛涛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也是他创作的《神笔马良》出版六十周年,是他的41万字理论著作《童话学》出版三十周年,电影《神笔》出品六十周年。近日,在洪汛涛先生的家乡浙江浦江县,县委县政府和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举行“洪汛涛先生艺术成就报告会”,与会嘉宾参观了“洪汛涛纪念馆”,观看了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洪汛涛先生和他的家风故事》专题片。谨以此文,向洪汛涛先生致敬!


《神笔马良》是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童话故事之一,是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中国明珠。它激励和陶冶一代一代读者,为一代一代读者带来真善美的精神享受,并从中取得信心和力量。


《神笔马良》成稿于二十世纪中叶,1955年发表在第三期《新观察》上,作者是洪汛涛先生。他是继叶圣陶等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童话作家、童话理论家、童话教育家、童话引领活动家,中国儿童文学卓越的领军和核心人物,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文化部“儿童文学讲习班”讲师、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洪汛涛一生致力于童化教学和研究,开展“童话引路”教改工作。他还积极开拓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致力于世界华文研究。他曾多次参加和主持全国和地方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工作,主编《中国童话界》等丛书和丛刊。有外媒评价称,洪汛涛的名字足以和安徒生、格林排列在一起,人们尊称他为童话大师(新加坡《联合早报》)


洪汛涛以“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作马牛”为座右铭,希望上一代人,多为下一代人着想,希望人类一代比一代进步、幸福。……他是带着这样的主张开始为下一代人写作的。由此,他的许多童话问世了。包括那篇《神笔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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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座右铭


洪汛涛是我父亲。父亲有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古文学功底,有丰富的人生和社会阅历。他在童话创作上,推崇童话的民族化和童话的现代化相结合,他的众多的优秀童话作品就是他理论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童话富有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读他的童话必须和写作的时代、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他的童话有歌颂的,也有规诫的;有快乐的,也有悲愤的。他的童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是时代、社会的主旋律。他的童话,主要写人物,他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他的童话既有深度、又饱含哲理,善于以小说大、以物说人、以古说今、以旧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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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洪汛涛在重庆中路家中书房


洪汛涛不仅是杰出的童话作家、童话理论家,也是一位颇具成就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教育家、杂文家、编辑家,同时又是一位热心的文学活动家和组织家。洪汛涛一生的创作总量高达五百多万字,体裁涵盖儿童文学的各个门类,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拍成电影,编入教材,在国内外多次获奖。他的各种作品始终都能植根于沧桑巨变的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凸显了历史、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奠定了他在新中国文学文坛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并以其包容性、创新能力、视角高度和视野宽度,一直保持着引领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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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9日,洪汛涛诞辰85周年纪念日,google谷歌网站首页全天刊登《神笔马良》插图,向童话名著《神笔马良》及其作者洪汛涛致敬


一、“马良”洪汛涛


父亲洪汛涛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神笔马良》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获奖最多的童话佳作,拍成电影,编入课文,至今海内外还在不断出版《神笔马良》不同的版本,已成为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在全世界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作家梅子涵先生曾说过:“马良养育过无数中国童年,谢谢洪汛涛先生!”


为什么当时30岁不到的父亲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呢?


这和作者所处的大时代和社会背景很有关系。我们的国家、民族,历来灾难深重,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向来是人们心曲的主旋律。作者写出了人们心底的声音。


浙江浦江自东汉兴平二年建县,已有1800年悠久历史,这里民风古朴,文化底蕴丰厚,民间文学十分兴旺。父亲就是浦江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孕育出的杰出作家。他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自幼喜欢绘画、篆刻、书法,尤其热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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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5日,洪汛涛在家乡浦江塔山,时年九岁


父亲小时候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以分销报纸为业的外祖父家。他回忆道:“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劳动力,报纸一来,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每天报纸一来,母亲便给了我一叠报纸,我就坐在工作台一角,安静地看起报纸来。”那时候他只有6岁,还不识字,只会看图画。父亲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天看报‘自学’,也认识了一些文字。后来,我慢慢能读一些浅近的文字作品,和一些我感兴趣的新闻通讯了。”


那时的浦江,经济还很萧条,文化也不发达,整个县里没有一家书店,只有这一家“报纸分销处”。后来信息渐渐传开,上海、杭州的一些书局和印书馆,主动寄来一本本图书目录,希望能为他们经销书籍。可是,外公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营销书籍了。于是,这一本本图书目录,便落到了父亲手上。他在这些目录的书名上,用颜色铅笔做上许多记号,自己最想看的用红笔画上一个圈圈。他还写好向书局邮购的书单,也写好了信封,只等有了钱就寄去。父亲说:“那时候,我们这些家境不好的穷孩子,是一个铜板的零花钱也没有的,只有在过新年的时候,长辈为了图吉利,给了个‘红纸包’——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可是凑起来,总也到不了一块大洋的。而且往往不等过完年,又给母亲‘借’去挪作家用了。所以,我写好的好几封邮购信,从来没有一封发出去过。我十分希望能看到这些书,可是我没有。我连做梦都想。”父亲没有书看,就一遍一遍读那些图书目录。他从这些断断续续的图书目录介绍中,知道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其中他特别喜欢王冕的故事,王冕幼年出身贫苦,白天为人放牛,一边自学画画,晚上则到寺庙内的长明灯下读书,最后成为能诗善文的杰出学者。父亲自己生活清苦,对这样肯刻苦学习的苦孩子,格外敬佩,并处处以他为榜样,时时以此勉励自己。


父亲从小识的字多,上小学是跳级的。当时钢笔还很稀少,是颇为名贵之物。有的同学,衣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闪亮的钢笔,那是非常神气、叫大家羡慕的事。父亲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在都市里做事的叔父,给了他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虽然这笔尖早已磨粗,笔杆子也漏水,一写字,中指的硬茧上会全是墨水渍,有时不小心还会把衣服的口袋也滴上墨水了,可写起字来还是很流利,父亲仍然非常喜欢它。有一回,跳远比赛后,他回家发现这支笔不见了,急得立即赶到学校,在漆黑一片的操场的沙坑里,用手翻掏,手指都擦破出血了,才找回那支笔。后来这支笔,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四处流浪。


童年的父亲,就有一个心愿。“因为我爱笔,搜集有很多笔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说部。写一个少年有一枝神笔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


抗战时期,他漂泊在浙东山区,从淳朴的山民那儿聆听到许多民间口头文学,搜集到不少民间文艺作品。这些丰富养料,不只哺育他成长,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得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使我爱上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和民间文艺这两位老师。它们,无私地、慷慨地、热忱地,以它最美的乳汁,哺养我。”


虽然父亲多次在回答小读者提问时说:他写马良,马良不是他自己。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作品里一定有作者自己。父亲在写《神笔马良》时,已有不短的写作历史,他生活在战乱时期底层人民之中,备尝种种艰难困苦。他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的人世阅历和个人经历,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责任感,他创造出“马良”这个人物,写出了《神笔马良》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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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在给孩子们讲童话


确实,如果作者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没有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弥深的爱,没有饱满的激情,是决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在文学创作中,童话也是这样,必得是发之于肺腑的心声,加上文学的技巧和根底,才能写出激励人心的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写作《神笔马良》是作家酝酿和准备了许多年的事,一旦提笔,自然一发而出,是下笔即成华章的事。


二、“神笔”洪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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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吹、张乐平、乐小英、洪汛涛等合影(从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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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中)与陈伯吹(右)叶永烈(左)在虹口区少年宫


父亲创作的《神笔马良》1955年2月发表于《新观察》第三期。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们,有人读到这篇童话,拍案叫好,认为适合厂内美术片组制作影片,立即向厂里推荐。很快,大家一致认好,立刻派人上门,和父亲洽谈如何把童话改编为电影剧本。经过多次交谈,确定了这样几点:


一、这部影片的观众对象是12岁以下的儿童;


二、考虑到特定对象,剧本情节以单线叙述;


三、为了能走向国际,片名力求简要明确而又给人遐想,简为《神笔》二字。


父亲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神笔》,很快就定稿通过。上影厂美术片组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为影片投入了主要力量,著名美术片导演靳夕亲自执导;参考张光宇的插图原文,为剧中的人物造型、置景、音乐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经过各方努力,彩色木偶童话片《神笔》终于赶在年底之前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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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编剧电影《神笔》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神笔》上映之后,马良的勤奋、聪颖、智慧,他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与行动,立刻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电影在艺术上所呈现出的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为其他国家动画电影所无法混淆、无法替代的民族化,更是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电影《神笔》走向世界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1956-1957)先后参加12个国际电影节(见分类表),立即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各国的电影艺术家都为之倾倒。在各项国际电影节上,评委们都给了最高的评分,先后荣获五个国际大奖,国内获文化部编剧一等金质奖章,是新中国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比赛的儿童片,也是百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影片之一。电影《神笔》创作团队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7年4月11日,文化部在北京隆重举行1949-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会上文化部部长茅盾高度赞许电影《神笔》这一作品:“《神笔》就是具有民族风格,很受欢迎的作品。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美术片为儿童们服务。”


《神笔》参加国际电影节分类表

1956年  法国  第一届戛纳国际美术片电影日

1956年  捷克斯洛伐克  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

1956年  南斯拉夫  第三届普拉电影节

1956年  意大利  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  得“8-12岁儿童文娱片一等奖”

1956年  英国  第十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

1956年  叙利亚  第一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电影节  得“短篇银质一等奖章”

1956年  南斯拉夫  第一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片电影节  得“优秀儿童片奖”

1957年  波兰  第二届华沙国际儿童片电影节  得“木偶片特别优秀奖”

1957年  瑞士  第十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1957年  加拿大  第二届斯特拉特福国际电影节  得“奖状”

1957年  苏联  第六届世界青年电影节

1957年  英国  第一届伦敦国际动画片电影节

1959年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际艺术电影节

1979年  丹麦  第三届欧登塞童话片电影节

摘录《国际电影节概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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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编剧电影《神笔》获奖证书


《神笔马良》60载,春华秋实,硕果累累,业绩辉煌。至今各种不同版本的《神笔马良》,海内外在不断出版和发行。许多著名的上海画家,如万籁鸣、方增先和程十发等都为《神笔马良》画过经典的插图。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根据《神笔马良》改编成的低幼版《神笔》,请了万籁鸣绘图。我认为,在《神笔马良》插图中,万籁鸣创作最为杰出。在绘画技法和形式上,他的作品承袭了《大闹天宫》以来丰富的装饰性、趣味感和张力,仅仅用勾线、平涂的画法便将大小场景及各色人物轻松掌控。他笔下的人物,仿佛自原作中走出,赋予浓厚的理想主义,具有极为深厚的民族底蕴和审美情趣,令人耳目一新。童话宗师和动画巨匠珠联璧合,呈现给我们的这些插图,极富艺术韵味,与童话原著相得益彰,是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融于一体的精湛之作,成了最具民族大众性的不朽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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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洪汛涛摄于家乡“神笔马良”铜像前。铜像为我国首座童话人物塑像,与丹麦“海的女儿”齐名。美术大师方增先夫妇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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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籁鸣绘画,洪汛涛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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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笔马良》,洪汛涛著,程十发绘。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出版


低幼版《神笔》到1987年在海内外发行了358.6万册,少年儿童出版社从1953年-1987年发行5百万册以下到3百万册图书共3种,其中《神笔》排列第二。在西冷印社2014年秋拍会上,《神笔》插图拍卖价估价高达80-120万。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奇迹,也充分说明了《神笔马良》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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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童话《神笔马良》获奖证书


父亲在1994年2月“神笔马良”铜像落成典礼上曾说:“我一生没有给世界和人民留下什么财富,只给大家留下了一个‘神笔马良’。”一个作家努力了一生,能留下一个形象,这已是很难的事。何况“神笔马良”这个形象已为广大人民、一代代的孩子所承认,成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国童话明星。作家沈石溪说:“洪汛涛先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马良,用一支神笔描绘五彩童心和人世百态。”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厉无畏也曾指出:“《神笔》等优秀国产动画片,因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才直到今天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父亲在他50年的创作生涯中,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在艰苦的条件下,写出如此众多而精美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神笔马良》,不愧是一位读者所拥戴的文学大家,一位受到人们尊重的童话大家。父亲的成就是卓越而杰出的。


三、《花圈雨》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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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应文化部邀请,洪汛涛(左四)、曹文轩(左三)等赴兰州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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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前排右二)陪同首访大陆台湾作家拜访严文井(前排中)


父亲的命运和童话的命运是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童话多难,我抑郁。童话倒霉,我遭殃。童话挨批,我陪斗。十年动乱时期,童话从人们生活中排除出去了,我也被踢出文学创作队伍。”


我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20岁不到,他就出版了多本诗集,成为了中国诗坛有影响的一位诗人;30岁不到,他就创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经典童话《神笔马良》及电影《神笔》,为祖国赢得了许多荣誉;40岁不到,是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生命最旺盛的创作黄金时期,可惜那个年代,是“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也是人妖不分、黑白颠倒的时期,父亲和所有正直的中国作家一样,是在无休止的批斗、无数次的检讨中度过的,甚至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也在五七干校照常被批斗。那时我们全家终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度日如年,只要听到一阵阵的锣鼓声,就心惊肉跳,浑身发抖,甚至每夜也不断地做着各种可怕的噩梦。我们亲眼目睹父亲他把自己挤出分分秒秒的时间,一字一句写下的作品,不论是已发表了的,还是不曾发表的文稿,全部撕成碎片,放在面盆里烧成一堆一堆的灰。我们在熊熊的烈火中看到父亲的眼泪不断地在流,我们心中也在流泪,全家禁不住抱头痛哭……父亲后来对我说过:“那时候,他愈想马良愈像是他自己。他也没有了‘笔’,‘笔’也被夺走了。他想不到自己写的这篇童话,竟有‘预示性’。”


“文革”一结束,童话作家冲出精神牢门, 50岁不到的父亲,以时不我待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文学创作中去,争分夺秒,分秒必争,把十年的损失补回来。他还把十年的磨难中的思考与呐喊全部融入到写作中去,父亲一口气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写了近50多篇童话佳作,其中就有《花圈雨》这篇优秀的童话。1979年4月3日,也即“四五”运动三周年的前两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父亲创作的4千多字的童话《花圈雨》。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北京。当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尤其在天安门广场,花圈林立,白色的小花缀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周,慷慨悲壮的诗歌朗诵,群情激发的抗议吼声,如同一阵阵惊天的春雷,显示了人民群众不可抵御的意志,并且庄严宣告了“四人帮”末日的到来。


“四五”运动爆发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还在上海普陀区长寿路上的铝材三厂“战高温”劳动,对于“四人帮”倒行逆施,极力压制群众革命活动的暴行,他愤怒无比,然而,他不能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感情。他在《童话艺术思考》(1988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书中说:


“上海这块‘四人帮’的‘根据地’里,周围爪牙多得很,我的喉头是被扼着,无法表达我的心绪。


“于是,我就写童话了,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写诗一样,我写了一个《花圈雨》的童话。”


在这篇童话的标题下,他注明道:“1976年4月5日童话纪实。”在童话的结尾处,他又简述了写作经过:“这个童话,是在极度悲痛、极度愤懑,但还满怀希望、满怀激情,错综交织的心绪中,一气写成的。”


以“童话”来“纪实”,是这篇童话的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他的故事,即从纪实开始: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孩子,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哀乐,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迷糊中,她的病床长出了四只轮子,变成了一辆汽车,她驾着车,开出医院去寻找人们询问,只见所有的人们都在纸店门口排队,他们要买彩纸,给周总理做花圈,但是上头的坏人不准大家买彩纸,她于是驾了车飞上天空,黑天婶婶、星星姑姑、月亮婆婆、白云姨姨、太阳公公、彩虹姐姐,他们给了她各种颜色的彩纸,终于做成了很大很大的花圈,然后落到了天安门广场。飞散的花朵和纸屑,变成了漫天飞舞的花圈雨,而这花圈雨又变成了转动的机器,生产出各种物品;花圈雨变成了粮囤,里面堆满了粮食;花圈雨变成了绞套,把那些不让大家做花圈的坏人示众;花圈雨的震动,使历史老人手中的史笔,跳出原有的轨迹,出现了新的转折……最后,也震醒迷糊的女孩,她给大家讲述了上面的故事,并言:“这不是梦,是真实的事实。”


“四五事件”中,有许多正直的中国人,他们写过不少的诗,有的写诗者流了血。但没有听见有人写过童话。用童话来反映真实事件,应是非常困难的。他让汽车长出翅膀,开到天上去,问太阳、月亮、星星。这使人想起诗人屈原的《天问》。太阳、月亮、星星们,给女孩以同情和帮助,竟然下起了一场“花圈雨”。这场花圈雨似乎比起《窦娥冤》中那场“六月雪”,要猛烈得多。“四五事件”是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民战胜邪恶的斗争。如同作者所写的,大花圈落到了北京,引起了“地震”,并且这地震,使得历史之神手中的笔也抖动了,直写得历史有了一个大转折。这个作品歌颂了人民的伟大。父亲始终都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作品,将花圈真可说是写足写透了。一会变这,一会变那,都是一种纪实。整篇作品,高屋建瓶,气势十分磅礴。文字也好,如那段关于景的描述:“天,黑洞洞的,绷着脸,重重地压盖在城市的上空。空中,飞扬着哭泣的眼泪化成的雪片。风,打着寒噤,大声地号叫着。路两旁的房屋,所有的窗户,都痛苦地阖上了眼皮。人行道上惨淡的路灯,湿漉漉地噙着泪水。街心花圃里排成的红梅,朵朵像哭肿的眼睛,充满着血丝。远方以往常喷着火星的烟囱,屏住呼吸,没有大口大口地喘气。平时爱大叫大嚷的汽笛,也都哑了喉咙。……”这不仅写景,也是在写情。景情如此交融于一,十分形象,十分感人。这是童话的意境,是童话的叙述。这多么的真实,但它是童话。“童话”与“纪实”是对立的,但父亲将两个对立统一于《花圈雨》。父亲为童话的“探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当年,《解放日报》发表《花圈雨》,并没有特别标明这是儿童文学作品。其实,童话和寓言一样,它所面对的,应该是所有的读者;不同年龄的读者,也需要接受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更何况《花圈雨》所表达的焦急、悲伤和愤怒,它所展示的工农业振兴图景,乃是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情感与希冀,《解放日报》全文刊载,用来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


许多年以后,父亲给我们回忆起当初写作《花圈雨》的情况时,他坦诚言道:“我虽然写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感觉和心情,实际上完全是我当时的感觉和心情。我虽然写的是那个小女孩所处的环境,实际上完全是我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父亲讲得多么好啊!这是一个反常的年代,这是一个特殊的题材,作家肯定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悲愤的,作品中肯定富有深刻的内涵,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的思考的余地。这篇童话作品也为后来“四五”事件的彻底平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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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参加第三届亚州儿童文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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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大陆作家首访台湾,洪汛涛与林海音合影


四、“座右铭”故事


父亲曾说,他童年在家乡上小学时,每天往返都要经过一家茶馆,那黑漆木门上,贴着一幅对联,上写:“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最初看到,匆匆走过,并没引起思索,时间久了,边走边想,终于觉得此话甚差,如果大家都这样自私,不肯为下一代出一点力,孩子怎会健康成长?经过几天的琢磨,他把它改为:“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作马牛。”等到成年后,父亲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全心全意为孩子写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在积愤中,用毛笔把这两句话用功书写,并盖上印章,挂于书桌旁的墙上,时时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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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编剧电影《大奖章》,196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是我国第一部儿童立体电影


上世纪50年代,我幼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另一位是保姆),挤在瑞金路金谷村16平方米的一间小房间里,那时,我父亲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等我们都睡熟了才开始动笔,挑灯夜战,夜以继日地写作。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父亲的成名杰作《神笔马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


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迁居到重庆中路渔阳里居住,父亲总算有一间朝北的亭子间,作为他的小书房。这间屋在晒台的下面,正所谓夏暖冬冷。盛夏酷暑,亭子间像一只大蒸笼,父亲整天坐在那里写作,别说汗流浃背,甚至连握笔的手一直在滴一滴一滴的汗珠;三九严寒,晒台滴水成冰,亭子间寒气逼人,当时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父亲常常搓搓手,跺跺脚,嘴往两手吹上几口热气,然后再继续写作。他的房间的灯光,常常和朝霞连在一起的。这些都被的对窗的邻居看得一清二楚,见了我的母亲,总是不断地夸奖我的父亲,并且还把父亲的勤奋写作作为榜样,来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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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洪汛涛在上海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学习


为儿童写作是父亲唯一的依托,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工作,他也确实为之投入了自己整个生命。他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奋”。他每天总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从早到晚地工作写作,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每天要写上十三四个小时,写出一万多字甚至两万字的作品。一日三餐,都要我们去书房请他多次,才肯出来吃饭。全国这么多的少儿报刊杂志,父亲每一份、每一期,都认真仔细阅读,遇到好的文章便剪下来,汇到一起编成一本一本的集子,奉献给小读者。父亲他每天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处理大量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来信。对读者的来信,他每信必复,对作序、题词的要求,他来者不拒,在他的心里培养青年作者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在评奖和编书时,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作者都受到他的关爱,如《小马过河》作者彭文席。父亲在主持全国评奖时,独具慧眼,在成千上万的作品中,挖掘出《小马过河》一文,力荐其为一等奖,并特意找到浙江作家协会领导,叮嘱说:“彭文席,你们要好好培养。”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作者的一生,从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代课教师,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者,《小马过河》也被收入课文。像这样受到父亲关注和培养的青年作者不胜枚举,如梅子涵、周锐等。


过去,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他亲自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到了晚年时,眼睛看不清楚了,便把作品用录音机录下来,等校样送到,一边听录音,一边看校样,一句一句地对,从来不要求我们帮忙,却样样事情都做到非常完美。


《神笔马良》虽然早有定评,但父亲凡经他手交出的《神笔马良》付印稿,他每次都有修改。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我们核对过历年来好多版本的《神笔马良》,发现都有不同。他自己也记不得修改过多少次,但出版社编辑改动他一个字,他都知道,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要改回来。父亲说,这部作品:“从构思写出提纲,到现在交付出版,已经走过了四十五个春春秋秋、风风雨雨……它的跨度是我的大半生,近半个世纪。我在这部稿子写完时,曾经感慨地说过,这个故事我写了一辈子,我一辈子写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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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和小马良在一起


父亲为了祖国的儿童文教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指导一些学校从“童话阅读”基础普及工作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到“童话引路”的教改科研项目上来,他提倡孩子自己写童话,让童话进入课堂,进入他们的学习和家庭生活,为实现“童话育人”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他生前长期对口指导的学校就有:湖南凤凰县箭道坪小学、浙江浦阳镇一小、杭州游泳巷小学、上海市实验学校、朱家角镇中心小学、龚路镇小学、临平路小学、苏州胥口中心小学、苏北靖海小学、合肥望江路小学、北京景山学校海口分校等等。父亲一生都热爱养育自己的故土,他几乎年年都要到浙江来指导文教工作,有时一年要去杭州好几回。这些支持与关怀是长期而无私的。浙江省作协领导沈虎根同志在《敬重他、感激他——怀念洪汛涛同志》一文中,作了如下深情而详细的描述:“在我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分管儿童文学工作期间,除了每年作品加工会、文学夏令营,还要举办各种规模的讲座,时间不是酷热的炎夏,便是寒冬腊月(利用暑寒假教师学生休课时间),这样的活动我和实际负责该项工作的倪树根非常希望有全国著名的作家来参与,以发挥特有的吸引、鼓舞、指导、推举的作用。而其中洪汛涛几乎是每请必到的,他的讲课也是算多的;会上向大伙讲课,会下个别地辅导,临走还要带走一些作品去向有关报刊推荐。在我负责《东海》文学杂志时,由杂志社创办了《少年儿童故事报》,老洪十分关心这张家乡面向小读者和培养小作者的专业报纸,他除了写稿子和推荐作品,多次参加如作品评比和授奖仪式等相关的活动,还积极地帮助出主意、提建议……洪汛涛常年来应各家少儿出版社之邀,编选了多种选本,我省有一大批老中青的作者受到他的关爱,尤其是青年人的作品能入选,受到的鼓舞是很大的。”他对家乡各种有益于孩子思想品德和写作水平的活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有求必应。比如浙江的《少年儿童故事报》,自从1985年元旦创刊后,开展了许多诸如“童话夏令营”、“未来作家大奖赛”等等活动,不论是炎夏还是寒冬,只要报社来喊邀请他,他都会热情前往参加,主编严雪华深为感慨地说:“为此,洪汛涛有时一年要来杭州好几回。杭州这个地方风景虽好,可气候不怎么样,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湿冷湿冷的,可洪老从未计较过。最可贵的,是他从未提过报酬。如今有的歌星、影星往往爱摆架子,动辄几十万的出场费,而我们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却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价码,偶尔送点儒雅的仿南宋官窑的‘瓶’什么的,也是推辞再三。他说:‘看到孩子们有故事听,有童话看,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开心,做什么样的付出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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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上海文学界举行纪念洪汛涛诞辰八十周年会议。秦文君(右一)和洪汛涛夫人冯佩霞(右二)、洪汛涛之子洪画千(左二)、洪汛涛之孙洪运(左一)合影


1979年,父亲受邀到北京参加和主持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工作,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共青团中央,他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父亲说:“这样,我把一天的24小时,全用在评奖上了。首先要阅读这些推荐的作品,有的要看好几遍。因为对每一篇作品都要负责,这关系到肯定这些儿童文学作家25年来的功绩,影响到今后整个儿童文学创作的荣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每篇作品都要在会上反复讨论。这样,我一连几个月,边看作品,边把意见写在笔记本上。”父亲的工作,认真而负责,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和尊敬。作家孙毅回忆道:“当时各地送来的评奖稿件堆成小山,汛涛夜以继日地整理审阅,他房里的灯光经常与晨光衔接。他对少数不符合手续送来的稿件,不徇私情地原封退回。”据柯玉生同志回忆,当时团中央大楼礼拜天电梯停开,洪汛涛为了节省下楼吃饭的时间,他在周末晚饭时,就在食堂多买些饭菜,带到楼上办公室里,他礼拜天整日伏案阅读作品,饭菜则放在输送暖气的铁管上焐着,到时进食。1954年——1979年共25年间,全国各地推荐了一千多篇作品,最终评选出212篇获奖作品。作为评委、评奖办公室副主任,这次评奖的成功,父亲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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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成立,洪汛涛任评奖委员兼秘书长。1982年5月21日,洪汛涛主持首届授奖大会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父亲这些重要的建树和卓越的贡献,使他无愧为文学界的一位童话大师,也无愧于他致力于儿童事业的那颗诚挚奉献的童心。父亲的名字、父亲的作品、父亲的贡献将永远载入文学史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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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汛涛逝世后,2002年9月安葬于上海青浦息园。替马良戴红领巾是洪汛涛孙子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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