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豪杰”杨斯盛

_{杨斯盛（1851-1908）}

杨斯盛何许人也，以前知道的人很多，现在知道的人很少。这位杨先生，为上海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造外滩江海关，二是兴办浦东中学。

一

“外滩”本名“黄浦滩”，黄浦江边一滩涂而已。有一种说法，“Bund”一词是英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源头却出自波斯语系。这个表示“东方水域的江岸”的单词辗转漂泊到印度，又被英国人带到了古老的中国，似乎透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微妙印迹。

驻足外滩，海关大楼是聚焦的重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关大楼已历经四次重建。

上海开埠第二年，也就是1844年，时任道台宫慕久认为，外夷通商不要和华商挤在一起，分而治之便于稽查。于是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设了一个盘验所，专门接受外商进出口货物申报纳税。一年之后，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对宫慕久说，外国人与中国人分隔居住更有利于管理，两人会谈的成果便是《上海土地章程》。这个章程直接催生了租界，被巴富尔奉为英国在上海的大宪章。据此，巴富尔在洋泾浜地区率先建立了英租界，还自建了一个装运码头。有了租界和码头，他又向宫慕久提出，外国商业区分布在“The Bund”一带，外商去盘验所路途较远，缴纳税款、办理手续太麻烦，为提供方便，应就近到英租界的中心地段来。

巴富尔的真实用意是把对外国人收税的海关置于自己眼皮底下。再者，他是在寻找一个可供英国人长期居住的所在，这恰恰与宫慕久一直希望的“华夷分治”思路契合，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是中国行政当局在租界内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

1846年，在巴富尔的一再要求下，宫慕久在老城厢北门外头坝南面（今十六铺一带）建了一个辕门式关署。有头门和辕门、内竖旗杆，中式房屋三大进。因其在北门，故称“江海北关”（也叫“新关”或“洋关”），专办外国商船载运进出口货物的征税事务，以示与做“内贸”的常关、旧关相别。

这个海关后来毁于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1857年，道台吴健彰耗资6800两白银在汉口路建造第二代江海北关。牌楼式大门，二层砖木结构，屋中央是中国传统的歇山顶小阁楼，门楣上书“江海北关”四个字，据说出自时任两江总督怡良手笔。两边有廊屋，四重屋檐，总体长得像个古庙，但屋顶上有了西式的烟囱，内部也有了西式的壁炉。因为有了海关，所以汉口路原名就叫海关路。

_江海北关

二

转眼上海开埠四十年，外贸形势越来越看好，江海北关业务量剧增，但办公用房相形见绌了。此时外滩正踏入开发进行时。自1870年上海总会（今华尔道夫酒店）建成以来，新一波建筑热潮兴起。与周边西式建筑的日长夜大相比，古庙一样的江海北关明显不合时宜，透着寒酸和古板。据说李鸿章视察招商局时，见到江海北关的旧式房子，颇有微词。

1883年5月，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吉罗福给总税务司赫德打了一个“关于江海关房屋目前危险状况建议造新屋的报告”，报告称：“应刻不容缓采取措施，以防发生人身危险……”。同年12月，赫德向总理衙门请示审议改建江海北关事宜。总理衙门很快回复并核准海关监督从洋税项下另拨所需银两。1891年，英国建筑师设计的三层哥特式江海北关大楼方案通过审核。时任上海道台聂缉椝以招标方式筹建，中外商人均可投标，也算开拓创新之举。

勘定的海关大楼位置距外滩不远，此地土质松软，地下水位又高，第一步奠定大楼地基的棘手程度，丝毫不亚于“未来”上海地铁的建造。外资投标商都很想在这个“远东巴黎”留下自己的手笔，但到最后，众多竞标人均因工程的复杂浩繁望而却步，仅有德、意两家还留在竞标行列中。

黄浦江东岸的川沙人杨斯盛也关注着这件事。杨斯盛（1851～1908），字锦春，小名阿毛，川沙八团乡青墩（现蔡路乡）杨家宅人。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从小靠婶娘抚养。家境贫寒便念不了书，但天不负人，给了阿毛一双巧手。婶娘见小侄伶俐，便打算让他学点手艺，长大了自己养活自己。阿毛13岁那年，婶娘用一只老母鸡换来的铜钿，作为他去上海谋生的盘缠。哥哥已在建筑工地打工，斯盛便在工地上学泥水匠。

_{杨斯盛故居}

杨斯盛学了点手艺就想多揽活，可他识不得几个字，看不懂报纸广告，闲时就去虹口“孵”茶馆。此地是信息大平台，机缘巧合，一来二去，茶馆老板知道他是泥水匠，就叫他翻建老虎灶。杨斯盛精心准备，砌出的灶头式样新、发火旺，茶馆老板啧啧称奇。这个瘦小个子手里还真有生活。世界很小，茶馆隔壁有个邻居在江海北关当厨师，看了杨斯盛的手艺，便推荐他去海关砌大灶。这又是一次大好机会，杨斯盛更加用心，使出看家本事，果然不负所望。大灶砌好，他就被海关留下了，让他负责房屋修缮，相当于物业经理。海关洋员很多，报修的住所也不少。杨斯盛泥水匠技艺大进，还初步接触了西方建筑技术。又因经常与洋员打交道，英语口语也说得越来越溜。最主要是他的诚实和信用，和一些中外人士结识成了好友，尤其是英商公和洋行大班阿摩尔斯先生。

民间的传说是这样的：某日，杨斯盛去海关上班，途中发现电线杆一侧有精致皮夹一只，他捡起查看，内有大量银票、外币和几张大额经济凭证。杨斯盛想，失主肯定着急，决定就地等待，但直到天黑仍未见来人领取。但是另一头，耽误了上班，会有被辞退的可能。杨斯盛心意已决，非把钱包交到失主手中，否则他于心不安。终于在第三天等到了失主阿摩尔斯。阿摩尔斯本已绝望，认为世上不可能有如此诚实的人，可眼前这小伙子却连续等候失主三天。他拿着失而复得的巨款，难以表达自己的激动，只是紧紧握住杨斯盛的手，反复说，杨先生，您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最诚实的人。自此，两人结成莫逆。

1880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杨斯盛凭自己的努力和积累的资金，在阿摩尔斯的扶持下，创设了上海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堪称国产建筑业鼻祖。

当新江海北关图纸摆在杨斯盛面前，工程设计样式新颖，结构复杂，这张图纸把他的职业胃口吊起来了。杨斯盛克对族亲和工友们说：“我要和外国人争个高低。凭我杨瑞泰十来年的营造功夫，我不信造不成这洋楼。”杨斯盛的师叔竭力反对，而杨斯盛的师兄却鼎力支持。

三

_{杨斯盛故居}

要拿下工程，必须把功课做细做实。杨斯盛就此每天一早出发，在南码头乘上摆渡船，到外滩实地勘察，几位外国朋友也送来世界各国著名建筑彩画供他参考。经过周密审慎的设计测算，杨斯盛终于向道台投了标。

最终公布的中标人却是意大利商人皮特克。不久，皮特克被不断上涨的地下水困住了。当时建高楼都用粗大木料做基础底桩，外滩土质松软，打桩不费力，可一夜之后，在地下水的充溢之下，木桩就探头探脑地冒了上来。工程无奈停顿。皮特克两眼发直，坐立不安，向外国同行求助。同行告诉他，必先抽去地下水，打桩才能牢靠。皮特克花了三个月，总算把几根又深又长的排水管埋好。但好景不长，地下水经脉相连，哪里抽得完呢？

恼怒的皮特克指责招标时，甲方没有公布地基的土质情况，打了闷包。皮特克死死咬住这一点，不仅要挟造价翻两倍，延长一年工期，建造位置还要移离外滩两条横马路。他扬言，如有人在原位、原价、原工期建成新海关大楼，他不要政府赔偿损失，还甘愿受罚。

杨斯盛向上海道台写了一封信，表明心志，并亲自过江送达。道台重审了杨斯盛的设计，觉得这个“川沙人”的方案，倒是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平息民愤。决定甫一公布，就成了上海滩的特大新闻。有人说杨斯盛是横刺里杀出的黑马，其实他是早有准备。

杨斯盛在川沙老家的天井里摆开了阵仗，像一个军事指挥员那样在沙盘上演示。对于排除地下水，他作了种种设想，现在真接了手，必须慎之又慎。施工队进场后，杨斯盛每天亲自监督，质量问题一丝不苟，刻意求精，就连每块砖头都要敲击听声，质量稍次的即弃之不用。有一次，他用手指敲击听出声音不对，盛怒之下重申施工操作要求，然后亲自示范，严令推倒重来。此事传开，工匠们都小心翼翼，不敢造次。

工人们在工地四周先挖一圈深沟，深沟周围四角再挖四口深井，四台抽水机将四口深井里的水日夜不停地抽掉。可是，尽管国外最新款抽水机不停工作，可白天抽干，第二天早上依然如故。杨斯盛百思不解。衙门里本就不信杨斯盛的人说，这个川沙人不知天高地厚，洋人都干不了的事，他还要硬撑，我们还是接受皮特克的条件，移址加价吧。

其时，海关工地进展情况就像当下的市政重点工程建设，是各家报纸持续关注的大卖点。那天，一则来自舞厅的消息，透露了“抽水不干”的秘密，原来是皮特克让人每天半夜往他原本埋在地下的排水管里放水，他杨斯盛就是天天抽水也是白搭。

杨斯盛亲自下深井探查皮特克埋设的排水管道。几经周折，终于摸清了几个冒水点，然后挖去松土，摸到了排水道的管口。几台抽水机连续工作，把水抽干，然后用草泥拌石灰填塞所有管道口，用石块水泥封死。凸出来的地基四周用木料打篱笆加固，并用钢筋和水泥把整个地基连成一块，地基坚如磐石。打桩终于成功。

皮特克不知秘密已经泄露，继续指使人往排水管里放水，结果可想而知，大水倒灌，马路上顷刻“水漫金山”，沿街商店损失惨重，骂声不绝，激起公愤。皮特克恼羞成怒之下，再次收买人把建造大楼的大块石方悉数滚入黄浦江中。

消息传开后，皮特克下手太毒，中外人士大为震惊。一连三天，杨斯盛把自己关在家里冥思苦索。不久，他的老相识、乡邻船民找上门来，告诉他已去过沉石码头，还潜入江底摸情况，石方被水的浮力托着，他建议召集黄浦江上的船家兄弟一起下水打捞。杨斯盛想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嘱咐相邻船民代他收购几条破船。杨斯盛解释道，我把破船沉到江底，利用退潮水位低时，让兄弟们把石方弄到沉船上。等涨潮时，再借水的浮力把船拖到海关工地岸边。潮退后，破船不就搁在沙滩上了吗？

最后议定，先借用船民的旧船，予以砸破，以后由杨斯盛出资打造新船归还。打捞石方十分顺利。皮特克的逆行“歪打正着”帮了杨斯盛的忙。直到海关大楼竣工，他都没敢再露一次面。  

四

_{杨斯盛建成的上海海关大楼}

杨斯盛建成的第三代江海关成为当时上海显赫的西洋建筑。它采用英国都铎王朝样式，建筑立面呈两翼对称的凹字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十分相似。这幢海关大楼创新颇多，最令人瞩目的是首次出现了钟楼，高110英尺，安装了来自英国利兹市Whitchurch公司制造的四面钟，与伦敦的国会大厦大本钟同一结构，耗资五千多两白银。当仁不让亚洲第一大钟。

大钟不是装饰。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江海北关和西方国家海关一样，以天数计算船舶的吨税，超过零点就另加1天。由于船舶来自世界各地，时钟皆有误差，因此皆以新置的海关大钟报时为准。由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的外国轮船，远远看到海关大楼，听到它的钟声，亲切感油然而生。然后，船舶靠泊办理入境海关手续，装卸进出口货物。实际上，大钟起到了航标和灯塔的作用。此后相继建成的粤海关、江汉关等也都安装了大钟。

1894年1月正值上海开埠50周年，《申报》对新落成的江海北关宽畅的报关大厅以及自鸣钟、暖水汀、百页窗、避雷针等诸多新设备和新技术予以详细报道，赞赏不已。这年上海冬天奇冷，那个叫作“暖水汀”的家伙竟让海关大楼如沐春风。如此辉煌的西洋建筑竟由一个泥水匠出身的中国人造出来，且是中国建筑业第一次使用石头、混凝土、玻璃、钢筋等从西方进口的新型建材，着实让国人长了脸。杨斯盛无可置疑成了上海建筑界举足轻重的龙头老大，建筑业“川沙帮”声名鹊起，对中国近代建筑业的影响至为深远。不仅中国同行为之折服，连外国人也赞赏不已。不久，杨斯盛应邀进入英商爱尔德洋行，聘为打样间（设计室）负责人，同时审核建筑图纸，代表洋行发包工程项目，并负责部分地产管理。杨斯盛的业务越做越大，逐渐跻身富翁之列。

江海关大楼建成后，杨斯盛主持重修“鲁班殿”，并两度筹建水木工业公所，提出公所的宗旨为“订同业之规则而和解其争讼”。并期望在公所下设立小学、艺徒学校，培养建筑人才。在公所会议上，杨斯盛突发喘疾，仍边喘边说边呕血，参会同仁深为感动，当即筹得开办费二万元。不久，杨斯盛被推荐为水木工业公所领袖董事，相当于建筑同业公会会长。

到二十世纪初，上海营造业响当当的品牌顾兰记（顾兰洲）、赵新记（赵增涛）、陶桂记（陶桂松）、李顺记（李贵全）、张兰记（张兰堂）等，都受过杨斯盛的点拨或支持。在上海注册的近百家营造厂，川沙人占了绝大多数。自二十世纪初始，外滩拔地而起的风格迥异、造型别致的西洋建筑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其中不少经典便是川沙“泥刀”大军的杰作。比如上海第一座钢框架结构建筑，外滩3号原“有利大楼”由高桥人谢秉衡承建。交通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大楼和德国总会均出自“川沙帮”重量级人物、蔡路人陶桂松。英商怡和洋行、上海第一家环球百货业先施公司大楼由顾兰记承建。外白渡桥和英美烟草公司则是高桥人周瑞庭的手笔。

五

_{现在上海海关大楼（1927年建成）}

对上海乃至中国建筑业来说，杨斯盛建造第三代江海关大楼绝对属于“开天辟地”之举，他的成名和日后发迹皆源于此。到了1925年（民国14年），上海的全球航运地位不断上升，业务的再度扩张和周边建筑的不断崛起，使海关大楼再次相形见绌。江海关监督朱有济、税务司赖发洛呈奉总税务司和财政部核准，由海关关税项下拨银在原址重建新关署。设计单位为公和洋行，设计师威尔逊，由“新金记”营造厂签约承建。这就是我们现在耸立在外滩的第四代海关大厦。

“新金记”由南汇人康金宝和同乡倪振祥与上海人陆鸿棠于1919年合资创办。厂主康金宝原是建筑业包工头，陆鸿棠是“庚款”首批留美海归工程师，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建筑系。内行加科班，绝配。1927年12月19日，新海关大厦建成，“新金记”也因此确立盛名。

新海关大厦为钢框架结构，正面外墙全用花岗石垒砌，入口处为希腊多立克式门廊，兼具新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风格。建成后，江海关英籍税务司梅乐和在他办公室的玻璃窗上，用金钢钻刻下了自己的名字。2017年，这幢沿用至今的海关大楼将迎来九十周年华诞。

海关大钟高高在上地俯瞰着外滩，刷出上海新的天际线。据有关资料，大钟报时机件和钟身分别由英国约翰·泰勒有限公司（John Taylor & Co）的乔伊斯有限公司（JB Joyce & Co）设计制造。1927年8月大钟从伦敦运到上海，包装木箱连同大钟重6.25吨，当大木箱吊到72米多高的钟楼时，外滩行人无不驻足观望这个罕见的吊装奇景。

1928年1月1日凌晨1点，当这座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大钟第一次敲响《威斯敏斯特》乐曲时，旅居上海的英国侨民曾为之激动流泪，有英人甚至需要枕着同样的故土钟声才能入眠。同日《申报》记载：“该钟记时非常准确，制造者保证每月时差不逾十五秒，即每日不逾半秒，而其鸣声亦殊宏亮，若在静夜，几可闻于全埠。”

六

_杨斯盛像

1903年6月初，川沙人黄炎培等应邀赴南汇新场演说，其时清廷因上海章太炎、邹容案，正通令各县缉拿革命党。一些地方痞棍一为显示忠诚，二是为领赏钱，就诬告黄炎培毁谤太后和皇上。23日，南汇知县将黄炎培等四人拘捕，并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

经人点拨，同情革命的川沙士绅陆逸如去求见杨斯盛。杨斯盛明白此事干系重大，四青年戴着“革命”的大帽子，乃朝廷钦犯，营救这样的人自身可能受到牵累。

杨斯盛明白，官府忌惮洋人，此事须请洋人出马。他连夜去找上海基督总教堂步惠廉总牧师。还找到一位律师，当即拿出五百两银子，要求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出了个主意，立刻雇汽轮去南汇，向知县提出保释，只要保出，就有办法。25日下午，汽轮星夜出发，到南汇已是26日清晨。知县到衙门上班，发现门口闹哄哄的，一眼就见到金发碧眼的牧师，心里先软了半截。步惠廉顾不得客套，直接向知县要求保释四青年，不保释不罢休。

知县明白，人家仗的就是洋牧师身份。倘若答应了他，自己要担肩胛，不答应吧，那家伙一副誓不罢休的架势，一旦酿成“教案”，就变成了国际纠纷，他也担当不起。权衡之下，“担肩胛”总比“国际纠纷”好，只得同意保释，毕竟还走了法律程序。中午12时，黄炎培等四人被保释后登上轮船离开南汇。仅仅刻把钟之后，由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的“就地正法”电令到达，知县拿着电令，当即瘫倒在堂上。

船到上海，律师认为，只要四青年还在国内就有危险，只有出国才能避祸。杨斯盛当场买好船票，又给四人一笔费用，送他们连夜乘轮船去了日本。黄炎培等终得以刀下余生。

一年后风头过去，黄炎培悄悄回国，先后在上海南市城东女校、丽泽小学任教。杨斯盛见这位小同乡有献身教育之志，觉得可堪大用。1904年下半年，杨斯盛在公共租界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创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聘黄炎培当校长。黄炎培非常珍惜杨先生提供的这个平台，一心一意，广明小学在他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也可认为这是杨斯盛对黄炎培的考察，结果令他大为满意。因为还有另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等着他，创办浦东中学。此时的上海有近五十所新式学校，多为洋人所办。杨斯盛要办一所与洋校匹敌的新式中学。于是在浦东六里桥购地五十余亩，兴建校舍。校舍由黄炎培设计草图，杨斯盛以建筑专家资格亲自督工。1906年，浦东中学竣工，教学设施和师资队伍均堪称沪上一流，黄炎培出任校长。此时，有好事之徒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说革命党黄炎培秘密潜回了上海，还在学校宣讲排满革命。端方指令江苏提学使（教育局长）毛庆蕃彻查。毛局长就询问杨斯盛有关黄炎培在校活动情况，有无革命嫌疑，杨斯盛当即否认。毛局长问你能担保么？杨答愿以身家担保。后来黄炎培曾说，他一生感激杨先生两次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杨先生真是识见不凡，肝胆相照的朋友。后来，江苏教育官员来浦东中学视察，拟奏请朝廷奖掖，杨斯盛一笑置之：办学，哪是为博取奖励？

杨斯盛在浦东中学开学典礼上提出“勤朴”两字作为校训。他说，第一是勤。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担当中国未来的一切事业，全看我们能不能勤，不勤就永远没有希望。第二是朴。繁华奢侈，是朴的反面，凡是贪享受，爱奢华的人，永远没有希望。这是我积累数十年的经验。胡适应邀为浦东中学题词：“杨公发愿为国家造人材，诸位同学应该发愿把自己铸造成器。”黄炎培在杨斯盛的鼎力支持下，不断更新学制课程，完善教学设施，培育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成为上海名校，时有“北南开（天津南开中学）南浦东（中学）”之美誉，蜚声海外。并与上海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并称“江南四大名校”。浦东中学的成功，不仅使黄炎培在上海教育界有了一席之地，他的教育救国之路也由此开拓。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省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陈独秀、茅盾、汪精卫、杜威等中外名人都曾来学校演讲。浦东中学培育了众多国家栋梁之材，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历史学家范文澜、会计学家潘序伦、经济学家钱昌照、物理学家王淦昌、文学家闻一多、名导演谢晋、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以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等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

七

_{浦东中学杨斯盛铜像}

杨斯盛立下规矩，杨氏族人不得对学校教务指手划脚，一切由教务会说了算。杨斯盛毕生积银约四十万两，用于浦东中学三十余万两；同时捐资医院、修筑道路、救济赈灾等公益事业累计五六万两，留给家人仅十分之一。他在《捐产兴学启》中说：“眼下国家步履维艰，看不到希望，教育救国当为第一要务。我这点个人财产与其留给后代，使聪明的丧志，愚昧的更加愚昧，还不如用于办学，以尽我作为国民一份子的义务。”其实他这么做压力极大，家人和亲戚族人都说他发了狂症，中了蛊。他说，如果我意志不坚决，这件事肯定办不成。即使当他积劳成疾，重疾染身时，最牵挂的仍是浦东中学。他对黄炎培说，我现在为学校留的基本金只有六万两。我很惭愧，我志向大而力不足。对于校务，我没有其他憾事，只恨不能全免诸生的学费。直到将近生命终点，他还在喃喃自语，学校里的黑板有反光，务必要作改良。可见学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1908年4月，杨斯盛积劳成疾，与世长逝。享年五十七岁。对于杨斯盛的猝然早夭，官民着眼明显不同。民间以建筑业巨擘颂之，《申报》的报题为“工界伟人逝世”。官方则瞩目于他的兴教壮举。1911年（清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授予杨斯盛“花翎运同衔，盐运使衔”，赠四品官及“皇封诰命”匾额，并进入国史馆列传，《清史稿》誉之为“慨磬巨金，广建学校”。以一介布衣草民之身，成就人生两宗大业，杨斯盛堪当其任。

接着，袁世凯、黎元洪先后以大总统名义批令铸立杨斯盛铜像于浦东中学校内，并各捐一千银元，各界纷纷募捐。铜像建于1914年，文革期间被毁，粉碎“四人帮”后重铸，仍立于浦东中学。每年清明，学校举行祭扫仪式，缅怀杨公崇高品格。

胡适先生感于杨斯盛的建筑奇勋和“毁家兴学”之举，尊为“中国第一伟人”。他在《杨斯盛传》中感慨，“兄弟现在要说一位大豪杰了，这一位豪杰空了双手，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积了几十万家私。他所做的事业，最为人崇拜的就是那‘破家兴学’一事。他先开办了一所广明小学，后又捐资兴办了浦东中学，其规模之宏大，办法之严谨，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他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余下给子孙的仅十分之一耳。……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法可师的杨先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