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上篇）

愚园路之由来

与人聊起愚园路，总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愚园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说起愚园路的前世今生，还得从1843年的上海开埠和租界历史说起。1845年12月9日，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上海道以“晓谕”的形式公之于众，其中有这样一段：

奉此——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协议、订立之章程，兹公布如下，其各遵照毋违。

“洋泾浜”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在现在的延安东路位置，1915年被填平成爱多亚路。李家庄是一个自然村，在现在北京东路外滩位置，东南北皆有界址，唯西面没有，直到第二年的9月24日，上海道又与英国领事补签一份协议，确定界路，即今河南中路（Barrier  Road）作为英租界的西界，才形成英租界，通俗点讲，叫东起黄浦滩，南到洋泾浜，西至抛球场，北抵李家庄，总共占地面积830亩。

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后，在英国人的要挟下，刚上任的上海道麟桂又在11月27日与英方签订协议，同意和承认英租界扩张，西界至西面的泥城河，即今天的西藏中路，北界延伸至苏州河南岸，由此租界面积扩大到2800亩。

约1854年，英商上海跑马总会为了赚房地产差价，把租界内刚使用不到5年的跑马场出售，又重新在租界外往西的地方购地另建，在建跑马场的同时，为了遛马，又筑了一条从跑马场通向静安寺的马路，但当跑马场和马道建成时，正值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东进，向上海逼近，无人留恋赛马，跑马场业主维持困难，迫不得已，把已筑成的马道移交给工部局管理，工部局遂根据该路终端的静安寺而为之起名Bubbling  Well  Road（因静安寺内有一涌泉，水出如沸），华文路名即为静安寺路，全长2200英尺，宽70英尺，这是租界当局第一条越界所筑的道路。

随着战事日紧，清廷和租界缔结了联合保卫上海的条约，英美法等国组成联军协防上海。当时租界以西的地方是一片农田，不利于军事行动，联军建议在西部开筑一些道路“以利军行”，这一提议得到清廷批准，1860年（清咸丰十年），为对付太平军的进攻，上海道台在静安寺北面修筑了一条很短的军路，即现在愚园路最东侧的一段（至当年的田鸡浜）。1861年先后筑成包括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在内的一批西部道路。此时的愚园路可谓“无名军路阶段”。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战火平息后，清廷和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的路权和警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清廷承认越界筑路是非常时期经中国政府批准，由租界出资开筑的，同意偿还筑路的全部费用并补偿适当的经济损失，以收回路权。而租界当局则认为，该路既蒙允准开筑，即系法律保证，坚决反对将越界筑路归还中国政府。为使筑路免被收还，租界当局除了在一些越界筑路上擅自编订门牌外，还派警力在越界筑路上巡视，清廷自顾不暇，只能听之任之。期间交涉虽长达几十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拓展，越界筑路所涉区域几乎全部被划进了租界。这条军路（过海格路极司非尔路，一直到当年的田鸡浜以东，百乐门一段也包括在内，但未到乌鲁木齐北路）也划入界内。此时可谓“无名租界阶段”。1911年，这段最早划入租界的愚园路方以路东端赫德路口（今常德路）一座私人花园宅第———“愚园”命名，这就是愚园路最初的来历。此时可谓“正式命名阶段”。

据《上海通史·附录》卷记载：1914年，租界工部局越界填平租界外的一条小河浜，将愚园路向西延伸至今镇宁路附近。此时可谓“首次拓展阶段”。据《上海通史·附录》卷记载：1918年，又将路扩伸至白利南路（今长宁路）。至此，愚园路基本形成现在的规模，跨静安、长宁两区，东起常德路，西迄长宁路。此时可谓“正式成路阶段”。

据《长宁区志》（1999年）记载：愚园路位于区境东部偏北，东自镇宁路进入区境，西迄长宁路中山公园。工部局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填田鸡浜所筑的越界道路，先筑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民国2年（1913年）,延伸到兆丰公园。始筑时路宽为12.19米，民国7年（1918年），租界当局无偿征地拓宽为15.24米，碎石路面沥青处理。民国11年，在人行道上铺水泥板。解放后，全线有计划地整治修建，升高路面，敷设大型下水管道,消除严重积水，拆除两侧阶梯式条石人行道。区内路长1573米，宽15.3～21米，沥青路面，地下敷设下水管道1596米。道路两侧原为洋人、达官、富豪居住的花园住宅、公寓和新式里弄等清静居住区。抗日战争时，曾为日伪汉奸麇集处。解放后，沿线有区级机关、新建电影院、俱乐部、学校和科研单位等。1979年后，西端周围又建成多、高层结合的建筑群，建成大中型商业设施，道路畅通，交通便利，已成为长宁区繁华闹市。又据《长宁区地名志》（1988年）记载：愚园路跨本区和静安区。东起常德路，自镇宁路开始入本区，越江苏路、安西路、定西路、至长宁路止。全长2775米，本区长1557米，宽15米，是本区东部东西向的主要干道之一。191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填浜筑路，以路东端常德路口著名园林“愚园”命名。据《静安区志》（1996年）记载：愚园路宣统三年（1911年）辟筑，以路东端赫德路(今常德路)口著名园林“愚园”命名。民国3年（1914年），路东首尚有小河与之相交，位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西面。赫德路至极司非而路路段已形成，但未标路名，路西端止于今镇宁路附近。民国7年（1918年），区内路段起迄成今之规模。1963年，胶州路至常德路段路面升高。1966年，华山路至镇宁路段道路改建，清除人行道阶梯双层踏步侧石，疏浚沟槽。1967年，乌鲁木齐北路至镇宁路段铺筑沥青混凝土路面。1979年，胶州路至华山路段整修道路和下水道，雨、污水分流，垫高人行道斜坡。区内路段东起常德路，西至镇宁路，长1218米，宽15.23～18.49米，其中车行道宽9.92～10.95米，面积31452平方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据《静安区地名志》（1988年）记载：愚园路1911年辟筑，系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之一。因位于愚园西面，故名，英文路名YUYUEN ROAD。至1914年时，路东首尚有小河与之相交，位置在今万航渡路西面。常德路至万航渡路路段已形成，但未标路名，路西端止于今镇宁路附近。1918年，本区路段起迄成今之规模。《静安地名追踪》（2013年）记载：愚园路地跨静安、长宁两区，东段位于静安区内。该路段东起常德路，西迄长宁路，全长1218米，东西联通静安寺、中山公园两大闹市区。愚园路初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辟筑的道路，1918年后逐渐形成今天的规模，并以东端的沪上名园愚园命名。据《法华乡志》（民国十一年）记载：愚园路自姚家角、白利南路迤东，接至静安寺赫德路。宣统三年，英工部局筑。看了那么多史志记载，反倒产生两个集中的问题：一是愚园路的建拓时间，尤其是越界筑路时间，二是愚园路的路长。前者涉及几个时间：1911年、1913年、1914年和1918年。《长宁区志》认为1911年已拓到忆定盘路（江苏路）（注：有说镇宁路，误差不大）。1913年已延伸到兆丰公园（中山公园），此说也可从1935年2月11日《大美晚报》所载“越界筑路表”：愚园路1912—1913年时已长达2378米，得到印证（2378米越界筑路段加租界约长397米的一段已近后来认定的2775米愚园路总长，说明1913年时愚园路已基本筑成）。此为“1913年成路说”。而《上海通史》（未详其原始档案出处）、《静安区志》《静安区地名志》《静安地名追踪》等则认为1914年越界筑路仅拓至镇宁路，至1918年方起迄成今之规模（至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中山公园）。静安史志估计来源一致，故基本持“1918年成路说”。1913年和1914年误差不大（1913年底和1914年初，或农历洋历年都可造成此类误差），我们可将此忽略不计，或视为大致一致。两区史志各持一说，因无法进一步获取原始档案，我们姑且保留两种看法，但《长宁区志》所记更详，且说到“始筑时路宽为12.19米，民国7年（1918年），租界当局无偿征地拓宽为15.24米，碎石路面沥青处理。”则让我们看到了第三种说法成立的可能性，即愚园路1913-1914年间长度已成，但以后拓宽路面从12.19米到15.24米，至1918年左右宽度方完成。至于确切长度，两区史志表述倒是差别不大，长宁区的1557米加静安区的1218米正好是《长宁区地名志》上讲的2775米。（《大美晚报》“上海越界筑路表”所说：愚园路1912—1913年时已长达2378米，如加上划入租界的一部分，也殊几近2700多米）。今天，我们用百度、高德地图等高技术手段来测量，愚园路的长度也在3公里不到。

综上所述：从1860年到1918年，用了58年半个多世纪，经过了“无名军路”、“无名租界”、“正式命名”、“首次拓展”和“正式成路”五个阶段，愚园路才真正形成。

愚园路的兴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其沿着外滩的中心线西移，成为一条地价飞升之路，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居住环境，吸引了许多富商巨贾和洋人。风格各异的小洋房、西式别墅出现在沿街两旁高墙后、深弄内，其间人物进出，沧海浮云，书写着这条马路的历史。

愚园路作为上海静安和长宁区境内一条永不拓宽的路，它所承载的历史却需要在不断的钩沉中积厚。它拉开序幕的时尚化改造也需要承接这份无形的历史财富才有价值。这不仅是先辈的心愿，也是对这条路的历史充满崇敬的后辈的祈愿。

愚园路里弄之形成

有人说，愚园路谈不上优雅，看上去也没什么大房子，此话说错也对，说对也错。若论深宅大院，论静谧幽僻，典雅宏敞，愚园路自不能与思南路、武康路等相提并论，但愚园路也并非没有深宅大院，比如严家花园、王伯群住宅、新华村、市西中学、福世花园以及江苏路口的那几幢别墅（可参见我所列愚园路十大建筑），但愚园路确实比复兴中路、新华路、山阴路更为嘈杂稠密一些，尤其是它的沿街面。原因在于愚园路是一条主要以毗连式新式里弄住宅为主的马路，且至今仍是一条重要的公交车道，加之沿街建筑的改建和违建，居住人口多，弄堂口的活计（近几年整治已有成效），使它充满了烟火气、市井气和里居气。现在的愚园路弄堂里以三种人居住为主：老弱病残的原住民，喜欢有点外国风格的上海弄堂建筑的外国租赁者和文艺范小资，还有就是因为性价比合适，分割方便、地段好而进入的外来人口。但这并不能忽略那些沿街（原沪剧院、严家花园、洛公馆、德必、杜重远旧居、弘基创邑园、周氏住宅、孙氏住宅等）或是深藏在弄堂深处铁门紧锁的花园别墅（涌泉坊、东方经济图书馆弄堂、749弄、柳林别业、宏业花园、少年宫、俭德坊、瑞兴坊、兆丰村等很大一部分弄堂里都有）里的老主人、新富豪和新单位，尤其是江苏路往东，镇宁路往东到乌鲁木齐中路的那些路段，旧时的风貌、新里弄堂的风貌（如十样景、中实新村、四明别墅、四明体育村、文元坊等）保存得更完整一些。

上海的里弄住宅，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过程。从鸦片战争以前的分散自建单幢住宅，过渡到多幢联列集居住宅，是住宅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标志着近代住宅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留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里弄住宅既与上海的地理条件、租界区的发展过程以及城市历史沿革等情况密切联系，又具有中国传统住宅的特点，适应不同居住对象的要求。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使租界内的住宅严重缺乏，英商见此纷纷采用伦敦住宅的毗连形式，造起木板房，形成了上海里弄式街坊雏型，因此有学者认为上海房地产业的经营从此开始，上海的里弄住宅起始于1853年。后石库门建筑兴起，发展迅速，很快纵横成片，形成街坊。成为独特的里弄住宅。建造里弄住宅用地节约，地租虽高，但获利颇丰，用不上几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所以沙逊家族、哈同等纷纷靠经营里弄住宅大发其财，甚至出现专营里弄房屋的地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适应资产阶级以及经济富裕的社会阶层的需要，在1920年至1930年10年间，从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中又演变出一种新的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这种住宅注重环境幽雅，卫生设备齐全。主要随着租界的扩张和越界筑路，由市区东部向西发展，直到公共租界的中山公园附近和法租界的襄阳路一带，以静安、卢湾、徐汇、和长宁最为集中，愚园路无异是其中典型的一条马路。王绍周、陈志敏《里弄建筑》中也叙述道：“约在1920年以后的十年间，出现了新式里弄住宅，它是在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类型。它的分布随着租界的扩张，逐渐在市区由东向西发展，大体上由静安寺一带往西发展到中山公园附近；由旧法租界重庆南路附近往西扩展到襄阳南路一带。”_（p16）美国学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也论述到：“大量的新式里弄和高级石库门住宅建在上海西部的主要干道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并往西伸到愚园路直至上海西北面的极司非尔公园（现中山公园）。” _（p107）上海新式里弄建造的全盛时期是1924年至1938年，特别是1930年以后，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大量投资于新式里弄住宅的建造，并对建筑质量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上海新式里弄的大发展。前述银行在愚园路上几乎都有对应名字的里弄住宅（四明别墅、中实新村等），连从事棉纺织业的荣氏家族也参与其中，在网球场上兴建了锦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人口急剧膨胀，里弄住宅建筑又得到了发展，新式里弄住宅的庭院绿地进一步演变，为里弄花园住宅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里弄花园住宅除了总体平面布置上采用里弄形式外，其装饰标准已同高级独立花园相似。一位专家指出：“抗日战争前后，上海西区大量兴建此类住宅，居住的对象除了外国侨民外，主要是上层资产阶级。较有代表性的有：愚园路的宏业花园、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威海卫路的威海别墅和建国西路的懿园等。”由于里弄花园住宅需要占用较多的土地，投入资金也较大，又转向公寓形式，以集居住宅的方法来解决节约用地问题。里弄公寓住宅较集中建造的时期约在1931年至1945年之间，这种住宅总体布局排列整齐，单元组合种类较多，有双联式、独立式和联列式，空地面积比里弄花园住宅小。愚园路上也有不少这样的公寓，如中实新村，以及许多弄堂口的公寓（这些公寓因为地基结构牢固而纷纷在文革期间被加了楼层，原来的晒台因此消失）。上海的里弄住宅，从木板房里弄住宅开始（新近有学者发现了更早期的一种具有石库门建筑雏型的绞圈房），经历了旧式和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广式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住宅和公寓里弄住宅，直至解放后出现的工人新村和新工房，到当下的高层建筑住宅里弄小区和街道大居。

从早年“沟渠纵横，蛙声一片”的农耕之地到二三四十年代的高档住宅区，再到今天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行不悖，愚园路基本风貌犹存，脸面却有些不干不净，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和更新空间。

愚园路弄堂多，据同济大学副校长提供的数字：光愚园路（长宁区路段）的道路两旁就约有25条老弄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106幢。许多弄堂迄今仍是活弄，请看以下的竹枝词便可见一斑：

《活弄》：沪西别墅长宁衢/宏业花园江苏闾/中间豁口连彼此/晓得侪算侬老举

《也通》：愚谷村穿南西路/文元坊通镇宁路 /八八八弄弯江苏/亨昌里达长宁路

《曾通》：俭德坊接宣化路/六六八通镇宁路/七四九连诸安浜/姚家角抵定西路

美国学者卢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中分析道：里弄，或者称作弄堂房子，虽然遍布全上海，却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这不仅是因为弄堂大多位于商业设施的背后而不引人注目，更主要的原因是里弄那种平平淡淡的性质使得其他城市建筑相应彰显，而弄堂建筑退居幕后了。旅游者们常常惊叹外滩的摩登，南京路的繁华，或者对位于西郊的欧式风格的别墅留下深刻印象；倾向于关心社会的观察者们则可能对——城市棚户区里那些一贫如洗的破屋感到震惊。但是很少有人（包括学者在内）注意到里弄。对本地居民来说，里弄就是一般市民的家，别无它义。如果缺少了对里弄这种特殊的建筑以及由它培育出来的邻里社区的研究，上海的社会史或者文化史都会显得不完整。就上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上海的里弄文化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市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上海的里弄，以其民居与商业形式的结合，在上海商业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_（p131）

小时候的玩伴，为了去看一场市三女中草坪上放映的露天电影，经常进行穿弄堂比赛，看谁先抵达，懵懂不待人见的孩子往往被抛下，知道怎么穿的孩子这时俨然聪明不可一世，威信大增，身后跟着一溜“小绵羊”，在弄堂里东拐西拐急行军，最终比傻傻走马路直角线的孩子快了许多，等到他们气喘吁吁赶到，穿弄堂走捷径的孩子已抢占有利地形，在最好的位置上坐下。来晚的孩子有时候甚至不让进场。要知道，这在我们的孩提时代，这是多大的损失和羞辱。

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大隐隐于市，愚园路是绝佳处。茅盾当年酝酿写《子夜》，施蛰存晚年治学“北山楼”，皆是佐证。

地皮金贵，房地产要盈利，里弄住宅无异是算计的结果，但当初的独门独户，还是相互间保持了风度和礼节，弄堂里的人既亲密又有适当的距离感，可以做到彬彬有礼。但到了独门独户的格局被不断蚕食，终至于陷入七十二家房客的困局，那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愚园路东面头上有个愚谷邨，谐音“鱼骨”，如果真把愚园路比作一条鱼脊骨的话，本来支路可以成为它的鱼刺，但因为仅乌鲁木齐中路、镇宁路、江苏路、安西路、定西路，加上新近开的凤冈路等少数几条横路，不能成型，我倒是更愿意把愚园路两边鳞次栉比的弄堂看作它的鱼刺，如果能慢慢把那些弄堂资源盘活开发出来，愚园路可以成为不同于新天地的另一番风景，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更有根。

如果能把愚园路变成一条步行街（公交车可以走长宁路或宣化路诸安浜路），或者仅供有轨游览车行驶的人文时尚旅游线路街，再改造利用好愚园路长宁路和定西路之间的三环地带，街心花园地带现在的家具店可以变成一个有路标性的建筑，把中山公园变成用绿色隔离的开放式公园，和也打开围墙的华东政法学院连成一片，直通苏州河，既有历史人文，又有时尚商业，既有绿色，又有河流，那将是一个多么富有魅力的区域，想到这里，便想起一句话：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不过眼下，还是先把那些打补丁的路面修修平整。

愚园路上的蝴蝶效应

从某个角度来说，愚园路就像是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恰如历史学家李天纲教授在思南读书会上所说 “上海的故事是讲不完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在上海书写，那个年代的英雄志士豪杰文人都来了上海，把故事留在上海。”我的说法是： 愚园路上一只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也可能会引起大的时代变化。倒过来，许多大事件也可以在愚园路上找到注脚。

 各种故事，不断发生在愚园路和愚园路毗连的弄堂里。比如，在愚园路西尽处的兆丰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里，当时名叫李云鹤的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在愚园路东头的愚园南新厅，1900年曾经召开过一个载入史册的“中国国会”，组织者是一群海归，他们中有留美的容闳、留英的严复，具体组织者是唐才常等，章太炎也应邀参加了，并因此剪了辫子。当时剪辫子是要杀头的，这大概是中国男人剪辫子的第一人了。此后，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杀害，人皆知谭嗣同，却不知与谭并称“浏阳二杰”的唐才常。唐慷慨就义时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同难者共十一人，唐才常首级悬在汉阳门。这是介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的一次全国性起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正如近代著名革命党人章炳麟所说：“唐才常，近代中国曾起进步作用之人物，自立军亦应视为一次起义也。”有学者认为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不是改良主义的尾声，而是革命的起点。唐才常等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对此后革命有着特殊的影响。当年，住在愚园路上的还有海外流亡回来的清末维新改良派主要人物康有为。康有为在愚园路上建造了中西合璧的房子，里面有亭台楼阁，取名“游存庐”，并在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保皇党借他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活动据点。而经常光顾 “游存庐”的，有许多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也曾在愚园路上租住过的大教育家蔡元培，不仅北大“有教无类”的校风与之有关。且没有他的开明，可能也不会有毛泽东的北大旁听以及很值得研究的“北大旁听生现象”，没有他的成全，就没有胡适等文化人的成就，而后者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愚园路上的洛公馆，现在是一个餐厅。据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在上海投资橡皮股票赢利后，于1913年投资所建。那时候，上海正掀起橡皮股票风潮，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轮胎销售，外商因此成立了许多上市公司，号称做橡胶生意，把橡皮股票炒到天价。一时间，上海人人争买这类股票，甚至钱庄机构和实业商人也纷纷融资融券加杠杆投机。然而一有风吹草动，股市就狂跌。清政府为了救市，就向外国银行借款，把铁路作为担保抵押给外国银行。铁路原是民办，现在收为国有，自然引起股东们的不满，保路运动就此掀起，这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洛公馆可以说是外国冒险家乐园和“橡皮股票风潮”的一个建筑“化石”。

 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晚上，从南京秘密赶回上海，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的汪伪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在自己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被刘戈青等七名军统暗杀。当时的报章称之为“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今天的愚园路上，连668弄25号一时都很难找到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暗杀事件，但这一桩或许已经淹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暗杀，在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眼里却非同寻常。他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为：“国民党暗杀伪外交部长陈箓以及其他通敌分子时将导致他认为的那些“最终结果”：在短期内，这些活动迫使外国租界的市民领袖与日本当局合作，后者曾在天津利用恐怖活动夺取了租界，并且威胁说，要同样地对待上海。面对这一威胁，英国人的抵制较诸美国强烈，他们表示，如果日本的陆、海军继续利用恐怖事件来证明占领租界的正当性，那么英国就将实施禁运。尽管美国不愿支持英国的这一立场，但是日本对嗣后发生的中国爱国者的暗杀汉奸活动作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致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暗杀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尽管我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因没有那么简单，而是会有更深层更多面的原因，但如魏斐德所说：在这场争斗中，军统的暗杀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起码是原因之一。

再说1940年初轰动全国的“高陶事件”，其实也和愚园路有关。据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回忆：汪精卫抵沪后，先住虹口重光堂，后搬到愚园路1136弄，搬以前，先就勒令那一条弄堂里所有的住户即刻搬走，又在弄堂口设了一个日本宪兵办事处，专司保镖之责。弄堂里有五幢独立洋房，都小有庭园。其中以汪精卫住的那一幢顶大，即国民政府前交通部长王伯群先生的住宅。其余四幢，住的是周佛海、陈春圃、梅思平和陶希圣先生。陶希圣身在曹营心在汉，因劝说汪精卫放弃所谓的“和平运动”不成，便决定和高宗武一起携密约出走（ “日汪密约”原件，是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台拍成照片携去香港的），高陶二人由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安排，设计了一出金蝉蜕壳计，出走那天，算准了时间，陶希圣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雇辆出租汽车到黄浦滩头上轮。乘上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陶虽离沪，但他的夫人和五个子女却仍留在上海，陶夫人为此再一次深入虎穴，来到愚园路1136号31号汪邸，说是准备亲赴香港劝夫回来，汪精卫和陈璧君半疑半信之下，居然同意她带两个孩子去香港，但却留下了另外一女二子作为人质。最后，在杜月笙、万墨林的安排下，靠陶希圣一封“希圣即可偕返上海”电报让汪放松警惕去青岛开会，又趁特务警备松弛之际，救出了陶的另三个子女，成功实施了三连环的锦囊妙计。“汪日密约”原件公布后，举国哗然，汪伪“和平救国”实为“和平卖国”的面目昭然若揭。因此“密约”影响到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美英法等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并抽调部队加强远东地区防务，美国且两度贷款四千万美元，开始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汪伪政权的成立无疑是整个抗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影响到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从负面讲，是分裂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从正面讲，反而使中国各界看清了日伪的真面目，使抗战力量更为纯洁。无论是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王伯群住宅前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日本摄影师为之拍摄了新闻纪录片，还是1939年8月，汪精卫在王伯群住宅秘密召开伪国民党 “六全一中全会”，自任“主席”，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直至1939年11月1日，开始“日伪”间的正式谈判，在愚园路1136弄60号陶希圣的住处完成签名。其相当部分运筹是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房子里进行的。

这就是愚园路上的蝴蝶效应，扇动着时代的翅膀，改变着历史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