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一生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活动,几乎都不能与上海分开。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必然。
不妨回顾一下与张謇有直接关系的几件大事:
南北对峙期间,张謇为民生大计,顺应时势,与政治上志同道合的至交赵凤昌,在上海赵凤昌府第惜荫堂运筹帷幄,出谋调停,促成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弭连天战火于一旦,为创建民国立下奇勋。二人其实同为民国之产婆。
张謇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大生纱厂,从张之洞到刘坤一两任两江总督手上接手承诺的纱锭。这批堆在上海黄浦江边的纱锭,几经周折,最后作为官股入股大生纱厂,这是张謇“父教育母实业”不能不记的一笔。
一是上海几所知名大学的创办,张謇都或为创办者或参与创办,它们是现今的东华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1905年,张謇和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是张謇在1909年创办的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又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东华大学前身为张謇1912年创建的南通纺织染传习所(后为南通大学纺科)。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是张謇1912年在上海老西门创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迁往吴淞,又名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张謇创建的南通大学纺科
张謇、黄炎培创建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前身)
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成立,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科,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
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地及会议地博文女校,系辛亥女侠黄绍兰创办,早期资助人有黄兴及夫人,章太炎及夫人,后黄兴去国,章太炎正遇财政困难,女校因经费短缺停办,黄绍兰应张詧聘请,赴南通女师任教,后又由张詧出资复建博文女校,黄绍兰仍任校长,张謇任名誉校长。1921年夏,由董必武、王会悟等出面接洽,中共一大借博文女校住地为代表居所,预备会议和会期中的活动一直在博文女校进行。博文女校旧址自五十年代起成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绍兰生前长期寓居于张詧及其四子张敬礼上海家中。
张詧斥资复立的上海博文女校(中共一大代表驻地和会议地点)
作为南通与全中国交通和信息沟通、交汇的主要枢纽、中国最大工商业都会城市的上海,自然也是张謇南通战略、中国战略的主要窗口,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张謇、张詧弟兄在上海建立了大生上海事务所。
张謇
可以说,张謇与上海有太多来自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就像许多浓墨重彩的线头,提着线头往下走,能牵出许多感人至深的好故事,好文章来。
今天只着重谈张謇为什么选择南通为创业基地,又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上海为创业和发展事业的窗口?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起始于桑梓。什么是桑梓,古人种植在住宅旁的桑树和梓树,桑梓就是自己的田园家乡。服务桑梓,造福桑梓就是服务、造福家乡的意思。扩而大之,又有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就是,没有国,哪有家?这就是家国情怀,是深植于张謇、张詧弟兄心底的南通情怀和中国情怀。所以,张謇选择南通作为创业基地,是兼顾到家乡和祖国,这个基地的选择,第一是南通,只能是南通。
第二,南通有没有适合创业的基础呢?有。南通是江浙棉花重要产地,也是重要的土布产地,张謇著名的“父教育母实业”思想,就源自他从小看到的南通女子纺纱织布、养家糊口、供养子女读书科考的生活画面。纺纱织布的原料是棉花,有了原棉,纱厂就能源源不断地开动机器,生产纱布。人生四件大事:衣食住行,衣字打头,创办纱厂,这是大商机。有了商机,就有财源,在经济上就站住了脚,就能兴学,办校,就能发展教育,就能实现张謇的民生和智民抱负。“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创办纱厂,厂名用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大生。大生纱厂是张謇一切事业的母机,大生纱厂的创办,合了天时,地利,人和。
张謇是一个战略家,他的目光,他的抱负,不只是局限于一个纱厂,办纱厂获得厚利后,他和张詧又把属于他们兄弟两人可以支配的全部红利,以及经厂议可以动用的盈利,统统拿出来,一部分用于教育,一部分用于盐垦,一部分用于慈善,一部分用于南通地方建设。其中仅仅教育一项,仅在南通地区,就办了370多所小学,6所中学,3所大学;由张謇、张詧弟兄创办或参与创办、百年来在中国经济脉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中学校,就有前身为南通学院的南通大学,东华大学的前身南通学院纺科,苏州大学医学院前身南通医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通师范学校,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南京河海大学,东南大学,南通中学,南通第二中学,等等,从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遍布全国各地,遍布海内外,数不胜数。其中,仅南通学院纺科,直接为上海等重要工业城市输送的纺织专门人才就历历可数,上世纪30、40、50年代,上海、无锡、常州等城市的纺织企业中,重要的技术骨干,大都毕业于南通大学纺科,由上海去了香港的纺织业巨子,求是基金创始人查济民就是南通大学纺科毕业生,翻阅通纺上海校友会名录,卓有成就者比比。至于理工医农之杰出人才,自更不胜枚举,我国近现代著名物理大师、李政道的恩师束星北,即为张詧女婿束曰琯侄子,其伯祖、祖父均为张謇、张詧挚友,其伯束曰琯、其父束曰璐长期服务于张氏企事业,束星北生于南通唐闸大生里,就读唐闸实业小学,由南通走向世界物理科学的前沿行列。
张謇与教育
胡适曾评价张謇养活了几百万人,这不是一个虚指,而是实指;不是指南通一地,而是苏北地区甚至更大的区域。
张謇开办纱厂和后来的垦牧植棉,源自他的民生理念。
晚清淮南盐产衰落,灶民生活深受影响。许多灶民不顾盐官严禁,纷纷私自废灶兴垦,更有许多灶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生活无着。
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田种,张謇想到开办纱厂,开垦荒地,让他们有工做,有田种,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这是张謇从文化源头上对“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的解读。
这里插入一段评论。关于张謇一生,我曾用八个字概括:父母,生智,一多,蛩蟨。
父母者,父教育母实业,指张謇办实业以强国,又以实业扶持教育,利始而义终;生智者,张謇谓其一生事业之出发点为“天地之大德者曰生”,
简而言之,就是民生。而民生不能靠施予,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重要的是让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具备自力更生的条件,就是智民。大生创办之时,正是中华备受列强欺辱之时,张謇认为,只有开启民智,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才是富民强国之途。今天反思张謇一生,民生和智民是主要的切入点。
一多者,张謇和兄长张詧办教育、实业、慈善和盐垦,由第一家开始,再由一而多,蔚成大观,造福一地,模范全国;
蛩蟨者,张謇和张詧一生,兄弟同心,蛩蟨相依,张謇主外,张詧主内,“謇无詧无以至其深,詧无謇无以至其大”,互励共进,成就伟业。
1901年,距大生一厂在唐闸开机不足两年,张謇决意仿效当年范仲淹筑堤方法,筑成江苏省内黄海之滨一个长堤,进而将大片荒滩开垦出来,种上棉花,鼓励沿海人民,自愿报垦升科,废除旧制,“废灶兴垦”,垦牧植棉。
张謇的这一愿想,得到了时任江南盐政和督察通海盐务主要长官徐乃昌的支持。
徐乃昌
第一个试验场,就是张謇1901年创建的通海垦牧公司。
通海垦牧公司问世后,成为大生纱厂坚实的原棉基地,是张謇民生理念和棉纱战略的一次成功实验,遂有后来云蒸霞蔚、劈空排浪的张氏盐垦事业大发展。
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
之后,1913年,张詧在三余镇创办大有晋盐垦公司,揽地及余东、余中和余西,占地27.6万亩,计12个区和1个盐场,张詧亲任总办。
1915年,张詧在南通、泰州交界处创办大赉盐垦公司,自任总理。公司占地20万亩,为9个区,资本总额达80万银元,合57万两白银。
1917年,张詧又在掘港场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占地48万亩。
1918年,张謇与张詧再于东台县新丰集草埝场联手创办大丰盐垦公司,占地112万亩,为淮南地区最大之盐垦公司。公司最初集资200万银元,累增至400万银元,合320万两白银。
按照张謇预想,张氏兄弟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既解决当地乡民无田可种,被迫离乡背,四出谋生之苦,实现让天下百姓“有地可种,有工可做,有屋可住,有书可读,细水长流,繁衍生息”民生大愿,又开拓了以盐垦为中国纺织业源源不断原料基地之进取大计。
据统计,张謇、张詧在苏北沿海创办之盐垦公司,资本估计1620 余万银元。大生纱厂举其历史积累之款,全数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乎倾全部股本用来经营盐垦公司。
张氏盐垦实业事业在苏北地区卷起千堆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新旧垦区棉田已占江苏省棉田面积二分之一,占全国棉田面积八分之一。”苏北垦牧事业发展直接推动了该地区近代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地方社会之改造,同时也为上海等中国纺织工业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原棉供应基地,极大改善了上海等城市周边的社会生态环境,形成江浙沪区域内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的持久良性互动态势。
张謇、张詧发起的这场盐垦运动,不仅令张謇的民生理念花逢长春,步入胜景,还对中国纺织工业发展起到重大经久的推动作用,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无疑与南通同为重大之得益者。
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先驱者,张謇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肯定。1950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的纺织工业不会这样快。”
综上所述,在张謇的战略蓝图里,有一个实业--教育--盐垦--慈善--地方建设和南通--上海--中国的一揽子计划。这个战略蓝图的核心,就是本文一再强调的、张氏家族绵延几代、在张謇心中蓄积已久的民生理念。
张謇知己知彼,他知道南通在地理位置上的先天缺陷,由于这个缺陷,造成南通在交通运输上的不便和信息上的闭塞滞后,以他长期在上海从事重大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经验,又使他深知上海在全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南通的发展更是必须依托和借力于上海这个一衣带水的全国都会城市,所以他的一生,几乎始终熔铸于上海的历史步伐之中:
1895年,在南北之汇的上海建立的强学会,张謇名列会籍;
1900年,由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领衔、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互保章程”,张謇、盛宣怀和赵凤昌等为实际牵线策划人。“东南互保章程”保证上海租界、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得到认真切实保护,从而有效阻止了战火向南方蔓延,保证了东南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也保护和保证了上海等地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成果和健康发展。
1901年,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开晚清政改先声,其中多采纳张謇等人的频繁积极进言,而正是在刘坤一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期间,他在积极支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同时,也令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之首,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
刘坤一
赵凤昌
在晚清政改中,张謇成为领袖群伦的立宪派主帅,他率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任会长。又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 在晚清政改中,张謇视上海为发轫腹地,上海因张謇之政改步伐而风生水起,上海俨然成为立于北京之外的政治改革风暴中心之一。
1906年,张謇、张詧为解决大生企业日益繁忙的交通运输,在1903年建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基础上,又创办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资金主要取自张詧为总经理的通崇海实业公司。1950年8月,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加入公私合营长江轮船公司;1953年10月,在时任上海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也即南通学院院长、张詧四子张敬礼的牵头下,联合当地33家同行申请合营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长江航运公司。1954年10月,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正式成立。
张謇、张詧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1911年辛亥革命后,张謇积极调停南北方,促其议和。张謇与赵凤昌将赵在上海南阳路的寓所“惜荫堂”作为策划、商讨民国大事之地,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通“南北之邮”历史重任,凭借其声望与威信,邀约北方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及黄兴等恳切商谈,终使南北对峙,相持不下,一触即发的战火消弭于一旦。也正是在张謇等人的全力斡旋下,袁世凯终于表示拥护共和、敦促清帝退位。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上海无可争议地成为辛亥年代最大历史亮点之一。
袁世凯
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张謇意识到金融在经济活动的重要性。1913年,张謇在南通开办甲种和乙种商业学校,设立银行专修科,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毕业生分布南通、上海等沿江城市,为南通和上海等地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金融专业人才。
1916年5月,以张謇为会长的中国银行业商股股东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联合会要求各家银行采取通兑等措施,保持市场稳定。仅仅四天,席卷京沪等大中城市的金融危机得以平息。
这一年之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波三折,险相丛生,幸有张謇热情护助,方才化险为夷。
张謇对交通银行的扶助也得到时人盛赞:“(张謇)先生的毅力经历和其他的美德,得了全国人士充分的信仰,在接受交通银行总裁的时候,可算做一个很充分的测验和实证。……本来有人主张将交行取消,归并于中国银行,到这时侯,大家都认为时势所趋逼,这种主张,恐怕要实现了。哪晓得先生任职以后,立刻风平浪静,万分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不仅是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当时国内较大的民族企业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等,都曾发生过生存危机,在关键时刻,也都是借重张謇的声望而得以保存。
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张謇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巨大人格魅力,在上海积聚了广泛深厚的人脉,朋友遍及工商业、教育、银行、文化、宗教各界的巨子,其中包括聂云台、穆藕初、蔡元培、荣宗敬、荣德生、宋汉章、张嘉璈、 陈光甫、马相伯、王一亭、吴昌硕、印光等诸多上海知名人士。
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黄炎培是上海浦东川沙人氏,他与张謇、张詧是长期志同道合的朋友,曾与张謇共同创建江苏教育会。卢作孚青年时期怀抱救国救民理想,在上海邂逅黄炎培,结成忘年之交,其时,黄炎培刚刚辞去江苏省教育厅长职务,与张謇在江苏省教育会共事,十分敬佩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思想,便向卢作孚热情推荐和详细介绍张謇和张詧以家乡南通为基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和卓越实践,卢作孚深受启发,回到家乡重庆后,学习张謇模式,办实业,兴教育,成就辉煌。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将其旗下民生轮船公司整个船队和征用来的民船,组成浩浩荡荡的水上运输大队,无偿将关系中国工业和军需工业命脉的重要机器设备一批批运往大后方,完成了中国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准备。他又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的伟大实践,兴办实业,发展文化教育,为民众谋福利。抗战期间,北碚接纳了大批中国文化科学界精英人士,以及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戏剧专科学校等20多所大中专学校,中央研究院动物、植物、气象、物理、心理所等22个研究单位。纵观卢作孚的人生事业道路,有一条明晰可见的张謇精神印记,而卢作孚最早与张謇精神结缘并心仪一生,正是在上海。
同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称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是“学习张謇”的。从上世纪20年代起,陶行知与张謇在共同教育理念的支配下,在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赴南通讲学、调研活动中,有过多次交集。作为中国科学社成员的陶行知、陈鹤琴等人,都曾亲身感受到张謇对中国科学社的关注和支持。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张謇和杜威、孟禄等均为名誉董事。直到1946年,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还恳切谈到:“我搞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第一个先生。”
张謇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上海以及全国有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而难以估量的影响。
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谈到张謇、卢作孚等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贡献,据李烛尘回忆:毛泽东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的。
张謇晚年,经门生江谦推介,与近代高僧、净宗祖师、上海太平寺印光大师结下佛缘,在上海佛教界留下弥久影响。
1918年,大生公司在上海九江路买地,筹建上海事务所。1920年,一幢四层楼西式建筑在上海市中心拔地而起,就是有名的“南通大厦”。当时,大生事业蒸蒸日上,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先恐后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人们口口相传:“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上海滩见证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的辉煌。
事实上,张謇和张詧家族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张詧,张孝若,张敬礼等,都长期生活和活动在上海,张詧1939年在上海逝世。在张氏家族许多成员心目中,上海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张謇和张詧的事业不仅属于南通,也属于上海,属于中国。
时值仲秋,爰为此文,追记四祖父张謇和祖父张詧在上海留下的耕耘足迹。
《百年张家》(张光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