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里一样！”——忆念已故左翼文化人黄源

“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里一样”

2002年7月31日，骄阳似火，迎着摄氏39度的高温，我来到杭州探望正在浙江医院疗病的黄源同志。刚一进入他的10病区102病室，便觉一股春风扑面而来——不及以往聊他的师弟师妹萧红与萧军，已届96岁高龄的他却一脸神往地对我说道：“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里一样！”随后，他又飞快地补充了一句：“一样的心情舒畅。”

这是鲁迅学生、著名翻译家、编辑家、长期担任新四军文化战线负责人的黄源同志16年前同我说过的话。

听着他这发自肺腑的话，我一下明白了过来：原来，明天就是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的75周年建军节和铁军新四军创建65周年，人民军队的节日来临，勾起了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老兵心中对那段烽火岁月军旅生活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向往。在同黄源生命最后几年的交往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老人的这个初心：老人一生极富挑战性且心情也最为舒坦的两个时期，一个是在文化战线上积极追随“鲁总司令”，同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化运动实施疯狂围剿的殊死搏斗；另一个，就是一介文弱书生的他，在1938年岁末进入新四军后，跟随“朱总司令”的人民军队南征北战，从国民党顽固派八万余大军重重合围的“皖南事变”中奇迹般突围，解放战争时期又亲历了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全副美式装备的74师的激烈战役，直至最终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跟随陈毅同志进入他曾在鲁迅身边战斗了十年之久的大上海，全面接管文化工作。

把人民军队与“鲁迅家里”相提并论，只有黄源同志这种具有双重经历的左翼文化人，才会有着如此深刻的体会。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回想我在30年代，每年翻译一到两本书，还要编两个杂志，当时有人欺负我时，鲁迅挺身保护我。在刘少奇、陈毅领导下，我也总是得到保护，有人搞宗派排挤我总不能得逞。……我在鲁迅、茅盾领导下工作10年，在陈毅领导下工作17年，总是受到尊重、爱护，得到好评，我的心情很舒畅，工作也很努力，这都是有记载的。”

在同年4月14日的那次探访叙谈中，谈及鲁迅身边唯一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友人冯雪峰，在“皖南事变”发生不多日即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捕去，关入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险些丧命这一惨痛经历，黄源同志不由得感慨万千地说道：“他不应该不听周恩来副主席的话，不应该不听项英同志贯彻周副主席指示要他去新四军工作的安排，要是去了，也就不会遭受如此摧残了。新四军对文化人是多么地爱护、关怀啊！对此，我是有着深刻体会的。更何况，冯雪峰还是唯一参加了红军长征的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受党委托的左翼作家的领导人。”

鲁迅：“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

黄源与鲁迅先生相识，直至成为他的忠实学生，有着前后将近十个年头的时间。黄源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在上海江湾的劳动大学，时间是1927年的10月25日。目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对共产党人血腥大屠杀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先生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薪金丰厚的中文系主任和教务主任两大教职，从广州来到上海。进入上海才不过20天，鲁迅就应邀前往劳动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演讲。针对知识分子动摇不定、容易脱离实际的弱点，他告诫学生们要接近平民、为平民说话，为社会前进做一点事，既要珍惜生命，也要“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这次演讲，实际上是指明，在国民党背叛革命掌握政权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黄源是鲁迅这次演讲的记录者之一。三天后，鲁迅又来到同样设在江湾的立达学院演讲，演讲题目是《伟人的化石》，主题是影射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的反革命两面派真实面目。黄源再次担任记录。演讲完毕后，校长匡互生嘱咐21岁的黄源陪同鲁迅先生去会客室休息，并且一起进茶点漫谈。从此，黄源与鲁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鲁迅和茅盾两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的精心扶持下，黄源先是承担了编辑《文学》杂志的重任，后又由鲁迅先生亲自点将代自己主编《译文》，团结更多的左翼文化人，积极参与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围剿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斗争。仅以1934～1936年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三个年头计，两人之间就互通了86封信，其中，鲁迅先生一人就给黄源写了59封亲笔信（现存世38封）。鲁迅先生的这59封信，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有关文学和编辑方面的信，如对于《译文》稿件的处理，如何应对敌人的谣言攻势，等等；去鲁迅先生大陆新村寓所84次；与鲁迅一家人一同观摩外国新影片5次；与鲁迅先生同席宴客10余次；更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在妻子许粤华东渡日本留学的1935年7月,到1936年8月回到上海的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无特殊情况，几乎每逢周六，黄源都要应鲁迅先生之约请，前往鲁迅家中与鲁迅周建人两家人一起共进有绍兴黄酒相伴的晚餐，而有时商谈稿子晚了也被挽留在鲁迅家中就餐。由此可见鲁迅对黄源代自己编辑《译文》的满意度。因而，当有人对鲁迅放手让黄源编辑《译文》杂志及所给予的充分信任，表示极度不满予以无端指责时，于是，便有了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态度鲜明地作出的“至于黄源，我认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的好评。1936年10月29日鲁迅逝世后，黄源彻夜守护在万国殡仪馆的恩师遗体旁；22日灵柩落葬万国公墓时，黄源是十六个左翼文艺青年抬棺者之一。

项英：“黄源不能出去”

1937年日寇扩大的南中国战火“八·一三”沪战爆发不久，在校阅完700多页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后，作为《中央日报》派出的战地记者，黄源随同国民党主战部队参与了抵御日寇登陆杭州湾的战斗。之后，黄源又赶赴武汉、长沙等地。其间，1938年元旦，黄源在武汉应邀出席了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文艺界新闻界人士新年座谈会，见到了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还在武汉出版了《随军生活》一书。

1938年12月，在浙江省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金华，既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又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的黄源，率东南地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前往皖南云岭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慰问，团员有石西民、骆耕漠、汪瑛等。一行人搭乘一辆军用运输车抵达皖南云岭。当晚，军部在直属教导队召开欢迎大会，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冒雨前来探望，并与他们亲切座谈。

在新四军，黄源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的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朋友，这其中有创造社时期的朱镜我和李一氓，也有黄源编辑《文学》杂志时的撰稿人，如夏征农，彭柏山等，还有他所熟识的薛暮桥，聂绀弩、丘东平等人。上海时期这么多的左翼文化名人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多位学生领袖云集新四军，并担负着军部各个部门的负责工作，使得刚从国统区来到新四军的黄源备感新奇、亲切：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感召力。这也是在后来的十多年中，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接管大上海的文化工作，黄源一直留在人民军队的原动力。

在新四军，黄源亲眼目睹了与国民党军队天壤之别的一系列动人情景，首先是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同基层指战员融为一体的动人情景：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军首长，都不分上下职务高低，平等地与大家一起在一口大锅里吃饭。论及“工资”，后来由黄源领导的军部印刷所工人每月可高达十五元，而军长叶挺不过区区六元，其他领导则才三、五元。所有军政首长都同战士们一样穿一套灰色的半旧军装，有的军装还打上了补丁，宛如生活在一个虽则十分贫困却是非常和睦亲密无间的大家庭里。

1939年元旦，黄源他们抵达新四军数天后，项英政委在军部所在地的陈家祠堂，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由于此时的黄源身份是外来的文化人，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为此，宣传部长朱镜我专门请示了项英，问：“黄源是不是参加？”项英是知道黄源与鲁迅之间关系的，当即表态道：“参加！”这是有生以来，黄源第一次听取共产党高级负责干部所作的报告。同时，这又是一次极为重要让黄源深受教育及了解新四军全貌的会议，报告的题目是《本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项英讲了整整一天。

会后，项英到前方所属各部队视察，还特别邀请黄源这位鲁迅的学生一同前往。

他们首先来到了南京附近的新四军二支队，二支队司令是张鼎丞，副司令员是粟裕。谈话间，细心的粟裕给他们展示了由他亲手绘制的多张作战地图，地图画得很是精致，给黄源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解放战争时期，黄源随同在新四军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作战。通过身临其境的一线现场观察，黄源深切体会到了在苏北战场取得的七战七捷，还有山东战场组织的几大战役，包括全歼蒋介石王牌嫡系部队张灵甫的74师，同战役总指挥粟裕精密细致的战前准备是分不开的。

在二支队驻地，司令员张鼎丞在工作之余向黄源谈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母亲为革命拒绝出卖儿子惨遭杀害的红色风雨家史，使黄源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_{1939年4月，陈毅（左四）与黄源（左五）在丹阳接见当地爱国抗日乡绅}

随后，项英领着黄源来到位于苏南茅山地区陈毅领导的一支队。在这里，黄源还结识了叶飞、罗炳辉、王必成等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政委回军部后，黄源同志又跟随陈毅同志一起，到下面所属各部队检查工作，前后行动了有一个来月。有很多天的晚间，他和陈毅两人同睡在一张竹榻床上抵足而眠，彻夜长谈。陈毅同志不但向他讲述了当年闽赣苏区的革命历史，还把自己的一生革命斗争历史全部讲给他听。令黄源深感意外的是，陈毅同志竟然把当年他从福建红四军苏区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给鲁迅先生写信求教的事，以及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正在上海的他写了《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悼鲁迅先生》的追悼文章的事，全都告诉了黄源。黄源由此见识了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对鲁迅先生的深度敬重与爱戴。于是，一下子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黄源也向陈毅详细地谈了他替鲁迅编辑《译文》杂志和追随鲁迅、茅盾，参加反对国民党对左翼文化运动实施围剿的伟大斗争的经历，以及他参与鲁迅先生治丧工作及鲁迅大出殡时万人送葬的动人场景。由于他参与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接触了大量刋有纪念文章的报纸和杂志，了解的事情真不少。黄源告诉陈毅说，他读到了陈毅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这篇刋登在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杂志上的悼文。

从苏南前线部队回到皖南云岭军部后，一些人认为，作为鲁迅的学生和进步人士，黄源在国统区起的作用，要比在新四军的作用更大。事情最后反映到了决策者项英那儿，项英一听急了，立马制止道：黄源不能出去！上海代表团的吴大琨（即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已经被三战区扣留了。吴大琨还有杜月笙这样举足轻重的上海滩青红帮大佬做靠山，况且他只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回去路上就被抓了，黄源出去更不保险了。项英关切地给黄源分析道：“你没有到共产党这边来，你算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可以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在社会上活动，但现在不同了。”

项英这里说的“现在不同了”，指的是因为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后，被该报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一事。

经项英这么一分析，深受感动的黄源便留了下来，担任了新四军文委委员和《抗敌》杂志的编委，以后又分工负责军部印刷所。由于他善于将鲁迅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活跃了军队的文化氛围，成绩卓著，一年后，经冯定和李一氓两位老党员介绍，黄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次，黄源向项英政委汇报他在印刷所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工作效率的事。项英听后，关切地提醒黄源道：“你不要搞得大紧张了，弄不好会累死人的。”黄源当即吸纳了项英同志的正确意见，于改进工作方法的同时，还改善了职工们的伙食。后来，在云岭军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一次谈话中，黄源向他的直接领导李一氓同志说出了心中的最大担忧：冯雪峰在义乌，他这样的有名人物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安全的，是否请东南局通知浙江省委文委把他调到这里来。很快，兼任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同志同意了黄源的这个意见，指示打电报给卲茬麟他们，要冯雪峰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工作，然而，冯雪峰没有来。

“皖南事变”刚一发生，项英同志便指示在为黄源配备专职警卫员和马夫的同时，还专门发给他一支驳壳枪。危急关头，深陷重围自身安全都成了问题的项英，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依然是那样的牵挂着鲁迅学生黄源的安危。后来，正是倚靠着项英同志给他配备的警卫员和马夫等人的保护，黄源同志才得以成功地冲出层层包围圈，最终回到新组建的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叶挺：“被围时已不见黄源……痛哉”

在云岭新四军军部，黄源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和十二月广州起义的领导人、新四军军长叶挺。

相隔四十年后，黄源在其《鲁迅精神体现在新四军的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回忆道：“我和叶挺同志虽则不像和鲁迅先生那样，因为工作，关系密切，来往多；但他是在战士面前亮出心灵来的军事首长，我就像对待鲁迅先生一样，有贴身的亲密感。他确是令人永远怀念、敬爱的人。”

1939年4月4日，军长叶挺陪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南陵沙滩叫村访问新四军三支队，黄源也应叶挺将军的特别邀请，一同访问并担任翻译。叶挺在向指战员们介绍史沫特莱的身份时，也介绍了她同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叶挺还着重强调了黄源是鲁迅学生这一特殊身份。叶挺、史沫特莱、黄源三人先后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由于叶挺平时爱读鲁迅的书，因此和黄源格外谈得来。在新四军军部逗留期间，史沫特莱写了很多文章，都是由黄源译成中文，然后送往大后方的一些主流报刊予以发表。

黄源真正认识叶挺，是在1939年10月19日新四军军部召开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叶挺在这个纪念会上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讲话。叶挺说，现在我们在战斗中纪念鲁迅先生，当然是很真诚的，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战斗者。我是一个军人，十年内战时期，离开了武装战斗岗位，流亡在海外，读到鲁迅先生的战斗文章，他在国内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用笔坚持着斗争，文章的战斗性又是那么鲜明、强烈，篇篇击中敌人要害。我读时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地惭愧。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战斗的队伍，今天特地来跟同志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不仅要坚持战斗，而且要善于战斗，像他的文章一样，要打漂亮仗，有力地打击敌人。

黄源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军长，是在皖南事变最危险的时刻——1941年1月12日傍晚5时许，由我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刚刚被敌人攻破，黄源在对面山坡上看到叶挺从指挥所走出来……不一会，俩人就被密集的枪弹给冲散了。

令黄源分外感动的是，叶挺被俘关进囚牢后，依旧时刻惦念着他这位鲁迅学生。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第一个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叶挺于囚牢中写就的《囚语》中（此件现存中央档案馆），在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后，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叶挺极其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叶挺发自囚牢的秘密纸条传出后，曾与黄源一起到云岭新四军慰问,早在二十年代末叶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石西民，在1941年4月1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悼黄源》的特稿，文章一开头，他就开门见山地这样写道：“一个不幸的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者黄源先生是死了。”

其实，当石西民此文在《新华日报》刊出的时候，黄源早已成功突围，正潜伏在上海，等待地下党的安排去苏北盐城根据地呢！

陈毅：“你要有魄力地干”

1941年1月12日傍晚5时许，就在黄源与叶挺军长最后一次相遇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一下子收缩了包围圈。当叶挺军长、项英政委与政治部、司令部人员分两路往山头上撤退时，黄源则紧随着新三团直属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凭着黄源和警卫员的两支驳壳枪，抓获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川兵作向导，一步一步地远离了敌军围困部队。警卫员在过青弋江时为掩护身后的黄源,不幸遭敌弹射中牺牲后，马夫当即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掩护他的职责。冲出包围圈后的第二天，在安徽宣城郊外的一家酱园店里换上老百姓给的衣服，蛰伏在马夫所在家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了春节。节后，在皖南苏南一带农村心向共产党、新四军的村民们接力式的掩护和帮助下，花钱托人买到日占区必备的良民证后，黄源独自一人，悄悄地在镇江常州间的丹阳站登上火车，回到了阔别达四年之久的上海。

一到上海，黄源便来到法租界福润里8号，当年由吴朗西（吴冷西）、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八·一三”爆发后，黄源离开上海时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在二楼客堂间，迎接他的是老友陆蠡和吴朗西夫人柳静。好在这两人早已从楼适夷那儿知道了黄源在新四军工作。当天，黄源便去探望了鲁迅夫人许广平。经许广平先生亲为安排，第二天，黄源就见到了新四军在上海的联络员。一见来人，黄源不禁大喜过望：原来，前来与他接头的人，正是皖南事变前夕奉命离开云岭来到上海设立联络站，由黄源领导的军部印刷所的党支部书记陈昌吉同志！黄源向他详细地汇报了突围经历。陈昌吉颇动感情地告诉他：“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都以为牺牲了，军部很挂念你，我马上把消息转达苏北。”

在等待安排去苏北的期间，黄源收到了正在福建协助黎烈文办出版社的妻子许粤华的复信。也许是长久分离的缘故，加上不径而走四处流传的有关他已经惨死在国民党围剿部队枪弹下的谎讯，许粤华在无望中与黎烈文走到了一起。读着许粤华在痛苦与无奈百感交集下写来的复信后，黄源并没有责怪妻子，相反，他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与大度。黄源在给许粤华的最后一封去信中，自信心满满地这样强调道：“我惟一可告慰的是鲁迅逝世后，国难又当头，我终于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永别了。”

就这样，黄源义无反顾地再次踏上了为人民军队服务、传承鲁迅精神，心情舒畅而又时时刻刻准备献出宝贵生命的“那条正确的道路”的征程。后来，在苏北新四军，黄源再度与1938年入伍、入党、云岭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女战士巴一熔相逢，俩人后来一起度过了风雨六十载的钻石婚。

从“皖南事变”胜利突围三个月后，1941年5月初，在地下党专为他安排的向导的带领下，黄源从上海浦東坐船抵达苏北海岸口，最后安抵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在军部，闻讯迎出来的代军长陈毅，一见面便热烈地握着他的手，呵呵大笑着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以为你是尽忠报国了呢！”末了，陈毅同志送给他一盒早已准备好的外国上等雪茄烟，以庆祝他的“死而复生”。

回到军部不到一周，黄源当即被信任有加地安排在军部宣传部协助彭康部长，主管新闻出版工作，并且参与筹建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喉舌华中新闻社、新华社华中分社等的重任。

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十分重视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在“皖南事变”前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就酝酿在苏北根据地建立文化协会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皖南事变”后，于繁忙的政务军务中，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亲自兼任鲁艺分院院长，教导主任一职，则由1928年参加过澎湃同志领导的我党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以及十九路军英勇抗御日寇进犯的“八一三”前线作战和冯玉祥、吉鸿昌两将军领导的长城热河抗战的“左联”老作家丘东平担任。不久，为安心创作，丘东平辞去了教导主任一职。经与代军长陈毅商量后，刘少奇决定由黄源接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临接手时，刘少奇同志对黄源亲切地说道：“我已经委托陈毅同志代我兼管鲁艺工作，工作上的问题你找陈毅同志，你有什么事找我，也可以找我的秘书刘彬同志转告我。”陈毅同志也热情鼓励他道：“你要有魄力地干！”针对有人私下四处串联，反对华中局对黄源的任命，并欲取而代之的企图，陈毅同志和宣传部长彭康来到鲁艺分院，专门召开了长达一个星期的领导干部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责问带头搞宗派活动的文学系主任：“你凭什么反对华中局的决定？委派黄源为教导主任，华中局是凭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决定的。……鲁迅在30年代选定黄源代理他编辑《译文》月刊，茅盾也选定黄源实际负责编辑《文学》月刊；他参加新四军后是皖南军部的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的编委、《新四军一日》的主编。政治上他参加过鲁迅先生领导的反文化围剿运动，最近又接受了皖南事变的严峻考验，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你凭哪一点反对华中局的决定，你可以在会上直说。”陈毅最后强调道：“这种宗派性的反领导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为首的要向华中局交代，受骗附和的也要起来揭发和作自我检查。”

陈毅同志旗帜鲜明的表态，给了黄源很大的支持。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整整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忘记陈毅同志当年在鲁艺华中分院领导干部会议上声色俱厉怒斥宗派活动的那一幕。

后来，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鲁艺分院停办后，黄源担任了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42年华中局创办《新华日报》时，陈毅代军长又亲自推荐黄源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陈修良一起负责。

1942年12月25日，军部由苏北撤往淮南地区。黄源携新婚妻子巴一熔，与政治部的其他干部一起前往浙东根据地工作。临行前，宣传部的徐平羽告诉他，陈毅代军长之所以不同意他去浙东，主要考虑到那里是游击区，局势很不稳定，怕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办了。对于陈毅这个体贴入微的关怀，还有1957年他在浙江任上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和开除党籍的事，远在北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曾挺身而出，为他的这一不幸遭遇仗义执言。尽管陈毅同志的这个干预未能奏效，但黄源的心头一直是热乎乎的。直到晚年，他一再提及陈毅同志当年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笔者也曾不止一次当面听他谈起过。

_{1946年冬，黄源（右）与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在淮阴}

1943年2月，春节刚过，黄源一行终于踏上了青山绿水的四明山根据地。在浙东，黄源担任了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还被委派到国民党杂牌部队做统战工作。以后，又担任了浙东鲁迅学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黄源随部队渡海回到苏北，任华中文协主要负责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黄源一步也不离陈毅和粟裕同志指挥的部队在第一线征战：枣庄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全歼蒋介石全副美式装备王牌师的74师战役，最后，一直随前线作战部队打到河南许昌。为保护他这位鲁迅的学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野战军首长破格为他配备了两位身强力壮且武器精良的警卫员。

“我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1949年5月，时任华东革命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黄源率领500多名学员，在渡过长江后，又跟随陈毅同志进入了当年他追随鲁迅战斗达十年之久的故地——上海。

1955年，大区撤销，黄源调回家乡浙江工作。他先是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

1957年，黄源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七十年代末平反复出后，担任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及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复出后，弥足珍贵的是，他继续为宣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笔耕不止，先后出版了《鲁迅书简漫忆》《忆念鲁迅先生》《在鲁迅身边》《黄源回忆录》《黄源影集》《鲁迅致黄源书信手迹》等一系列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

_{1984年10月，黄源与巴金在绍兴百草园}

即使在1957年后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党的队伍的那22年的痛苦岁月中，黄源对党的信仰一直是初心不改。这是因为，无论是在鲁迅指挥下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实施的疯狂文化围剿的斗争.，还是在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长达十年多的艰苦军旅生涯中，所受到的党和人民军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初心依旧的刻骨铭心影响。诚如时为省委候补委员的黄源同志，当初在开除他党籍的省委全体委员会议上所作的铿锵有力的表态：

“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仰，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