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窠娘一一上海弄堂里的最后一个“出窠娘”

“出窠娘”，是浙东一个特殊的行业，是侍候产妇的人。她们大多是孤寡，无人依靠，因生活所迫才操此业。旧俗称产房为红房，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入这行。这些苦命人，为了生计，特别敬业、吃苦耐劳，有爱心，口口相传，被不少家庭争相聘用。其中，有一些人被东家留下来做全职保姆，她们几十年如一日尽职尽力，最后成为一家人。上海开埠后宁波人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不时可见这样的妇人：穿大襟衣服，梳发髻，面容端正，无一例外都缠小脚。对她们的称呼叫“窠娘”的，一定是这户从甬来沪的家庭，主妇生头胎时侍候过月子，后留下当保姆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弄堂里常有她们的身影,我的窠娘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我未出生时来我家，带大我们六姐弟，成为我们的亲人，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我的娘。

_{窠娘穿着毛背心}

娘到我家时，是外祖父给她定的工钱，每月5元。上世纪30年代末，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10元可以养活一大家人）。后来这个标准一直没动。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爸妈已迁至上海，娘带着大弟稍后到沪，5元钱已不能买什么东西。每月一拿到工钱，娘就奔到弄堂口阿奈妈开的杂货铺买肥皂囤积。起先5元钱可以买一箱肥皂，后来只能买一条，最后连半块也买不到了。眼看养老钱攒不下来，娘常呆呆地坐着，她动了“跳槽”的心思。

娘是“出窠娘”中的“翘楚”，烧饭煮菜，侍候产妇，裁衣做鞋，样样拿得起。最难得是人品好，忠心耿耿，在圈内外都有好口碑，听说她要找新东家，荐头店马上找了下家，工钱翻倍，房子也大，东家同样是宁波人。

那天，娘整理好行李，吞吞吐吐地要辞工，妈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我听说她要走，急得拉住她大哭，看她不放下包裹，我躺在门口拦着，哭得惊天动地，三楼的地板被震得哗哗响。前楼阿婆吓得连滚带爬地过来看，二楼厢房的新亮太婆也来劝。娘抹着眼泪，拉起我，叹了口气说：“不走了！”我怕她偷偷溜走，那几天在她身边跟进跟出，一步也不敢离开。娘终于没走成。

有一天，我家来了个男人，中等身材，细皮白肉，穿着纺绸衫裤，说话轻声轻气，我一看就喜欢。他和娘坐在床沿上说话，我听不懂，只听到了一两句：“你不回去，我转身没人，要讨小了。”娘铁青着脸：“随你便，打死我也不回去！”原来是娘的丈夫，他闹腾了一、二十年，把家产都败光了，又来找娘。男人不走，伸手要钱，说没船钱回家，娘给他几元钱，他才灰溜溜地走了。娘把我搂在怀里，叭嗒叭嗒地掉眼泪，她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对不起包家！但这个烂料货，跟了他不是饿死就是气死。我宁愿做孤老，不回去！”我为男人辩：“这人长得好看。”娘说：“人不可貌相，这人是败家子，没药救。”

妈知道后对她说：“月丽给你做囡，我们给你养老送终。”我似懂非懂。但只要娘不走，随便叫我做什么，我都肯。妈对我说：“从此，她就是你娘，你要叫她‘娘’！”我没叫过她娘，宁波人叫妈“阿姆”，我不习惯改口。当时，我还不明白‘娘’是什么意思，后来仍一直叫她“窠娘”。娘不计较，她逢人就乐呵呵地告诉：“我有囡了，不是孤老了！”还说：“窠娘就是娘，我这个‘娘’，月丽好‘抬掉’（宁波话，“不认”的意思）？”从此，她一直在我们家。

三年困难时期，爸患浮肿病，妈把他从大西北接回上海才捡回一条命。爸要营养，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年龄。吃，成了头等大事，买大米、食品都要凭票，不凭票的贵得离谱。妈千方百计到处去找“黑市”，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爸的工资打6折，我们都未工作，家里吃尽当光，妈的头发一下子都白了。

娘有几夜辗转反侧，小床咯吱咯吱响，睡在她旁边的我被吵得睡不着，楼下的高家姆妈也来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叹气。有一天她说，从今天起不拿工钱了，还把自己的积蓄交给妈，让妈救急。妈不肯拿，娘大声说，驮冻！（拿着）。娘的养老钱救了我们一家。妈一直说，如没有娘这笔钱，只怕家里会饿死几个人。娘和我们一样吃胡萝卜糊，吃饭时，她盛的第一碗，是锅里兜底盛起的干面疙瘩给爸。第二碗给我大弟，他正读高中，爱体育的他整天喊饿。然后给我们。等到全盛好了，娘只剩下面汤喝。她越发瘦了，每天要去马路上逛的她，整天坐在家里，再没力气出去。偶然得了一块点心，她藏在怀里，瞅人不在，赶紧塞给我。我吃着，连一粒芝麻都舔进嘴里，从来没问过娘，她饿不？更想不到省一口给她吃！

我生病后两次回老家去休养。第一次去，娘想尽办法阻止我，等我回来，白白胖胖地，她才放心。第二次去，娘要我去她老家看看。娘是菱漕村人，她父亲陈邻生是我外祖父陈兰荪堂兄，是小康人家，有田有屋，她是独女。宁波人规矩，没有儿子的家庭，财产只能给侄子，女儿不能继承。她出嫁时，对方也是小康之家，儿子当然不肯入赘当上门女婿，后约定如生了儿子，就到邻生先生家撑门面（是过继的意思，即把外孙当孙子，不改姓）。娘嫁到钟包村夫家，过了几年好日子，生下一女一子。公婆死后，丈夫没人管束，本性暴露，吃喝嫖赌样样来。当了保长后，他更变本加厉，不管老婆孩子，把上海四马路长三堂子妓院当家，还把妓女一个个带回来。娘一气之下，带着儿女回了娘家。

邻生先生见到外孙，心里高兴，当宝贝似地养着。宁波人规矩，外孙可当孙子养，嫁出去的女儿却不能吃娘家饭。娘做裁缝、当娘姨，从这家辗转到那家。后来，听说侍候产妇可多挣钱，她做了“出窠娘”。“出窠娘”是浙东特有的一个行当。宁波女人做月子，有许多规矩，特别是大户人家，生孩子、坐月子有许多禁忌，一般人都弄不清楚。一不小心，犯了忌不得了，故都要请“出窠娘”。

娘生过孩子，人长得清秀（听说婴儿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人，孩子便会像这个人），性格温和，做事认真，所以，她的生意十分红火。她不但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儿女，堵住了很多人的嘴。侍候月子十分辛苦，宁波人生了孩子，不仅日里三顿正餐，还要加几顿点心。晚上产妇睡着了，还要叫醒吃两顿。产妇、婴儿都不能沾冷水，兑热水也要凉开水。婴儿的衣服要与大人分开洗，产妇的冷暖病痛要照顾，孩子要吃奶，产妇不能坐起，窠娘每次要抱过去。一个月里，窠娘日夜照顾，吃、穿、洗不算，对初产妇要催奶，婴儿红屁股，要用土方治。妈生我后，几天不能小便，肚子胀得像鼓（当时产妇不兴上医院），窠娘要设法导尿。产房不能进男人、陌生人，窠娘还要守门……干这行的，除了赚点辛苦钱，更多的是敬业，有爱心。娘曾告诉我，她服侍过那么多产妇，没一个生病的，婴儿也没一个死的（那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她在老家庄市周边被大家公认“手势好”（水平高），都争着请她。

邻生先生虽爱外孙，但按老辈家规，孩子成年了，家里再有钱也不能养着。油夫哥十六岁那年，我外祖父陈兰荪先生介绍他去上海协大祥布店学生意。当时做学徒是很苦的，没工资，只有月规钱1元，只够理发、洗澡。平时住在店里，什么活都要干。油夫哥人瘦小，进货时，几匹布叠在一起搬，几次把他压倒在地，被师傅一顿顿臭骂。“协大祥”是宁波人开的店，外祖父是股东之一，但宁波人对子弟“学生意”一向严格。即使是父亲当老板，儿子跟师傅学徒也不能管。师傅打骂责罚，当父亲的还要感谢师傅“不打不成器”。油夫哥在“协大祥”的经历，娘不知其详，只是对我说，儿子搬不动布，被压得吐了血。

油夫哥患了肺痨，只好回老家。这个病当时没药治，只能看中医，每天喝苦药。油姐天天侍候弟弟，也传染上了。油菜花开的季节，油夫哥吐尽了最后一口血，撒手西去。娘哭了三天，不许人安葬儿子。哭得更伤心的是邻生先生——好不容易有个男丁，指望他继承家业、延续香火，现在希望破灭。老人受不了打击，不久也去世了。油夫哥落葬那天，油菜花开得正盛。娘送他，一路走一路哭，包家的祖坟周围全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棺材进穴时，忽然有一只鸟，嘴含菜花对着娘静静地看，众人赶它，它依然停在棺材上不走。娘哭叫：“油夫，你舍不下娘？好好去吧，早点投人生，下世再来我们家！”鸟飞走了，一朵菜花落下来，随着“油夫哥”一起埋进土里。从此，娘见了油菜花就要犯病，乡人说这是“乱心病”，没药治。

娘常说，油夫是个孝子，他每月拿1元钱，自己不舍得用。过年从上海回家，买了“三阳南货店”的红枣桂圆给外公吃，可见老天也要收好小囡上去！她每次看见我家窗台上探头探脑的鸟（那时鸟可真多！）总小心地悄悄看，一边自言自语：“不是那只鸟！那只鸟翅膀大，眼睛眨也不眨。油夫走了，再不来了！”说着就擦起了眼泪。

油夫死后没几天，就有人给他“提亲”，乡下规矩，死去的未婚男子要结阴亲，否则在阴间没人照顾。娘当作一件大事，四处打听女家家境，找了一个年龄相仿，据说很漂亮的“黄花闺女”“嫁”给油夫做妻。“过门”那天，娘说，像娶媳妇一样，用轿子“抬”过来，一样吹吹打打，两张照片拜堂，然后将“媳妇”的坟迁在“油夫”旁边，墓碑上这个“女人”冠上了包姓，“油夫”就算有了妻，他们可以在阴间生儿育女，也是一个家了。这些都是娘告诉我的，我那时还没出生。

办好了这些事，娘大病一场。她不认得人，整天胡言乱语，白天黑夜地哭诉，听得人都陪她哭。有一天，她来月经不知收拾，床上都是血，我外公去看她，她拉住他大叫：“兰生叔，我拉血，要跟油夫一起去了。”外公百般劝慰，她总算安静下来。

不到一年，油姐也吐血而亡。娘的老母亲走后，按族规，家产落入娘家侄子手里，娘被扫地出门，剩下赤条条的一个人！

丈夫来叫她，娘不回去，她铁了心，再不见那个坏男人。她依然操旧业，用她的双手接过一个个婴儿，从这家辗转到那家。但每到油菜花开的季节，娘总要犯病，那几天，她不知身在何处，不辨日夜，不吃不喝，不与人交流，只是哭嚎……因为娘常犯病，后来，没人再敢请她做窠娘，她夫家不肯去，娘家不收她，她生计断绝，无处落脚。外公一向做善事，把她托付给我妈。从此，她一直在我们家，成了我们的亲人，我有了另一个娘。

那年，我去了钟包村，找到娘的丈夫侄子家，也就是她住过的老宅。房子保存得很好，有两进，大门进去，右侧是正房，共3间，左侧是偏房，以前应该是佣人住的。二层楼房，红漆柱子，玻璃窗，雕花木门，门上有砖雕，看得出原来的气派。侄媳见我去，似乎很紧张，一再问我来干什么？我本来受娘之托只是去看看，见她这样问，我动起了心思，这么多房子、屋肚肠（房子里的家具、什物、字画等）都给他们白白拿去了，娘却一点份都没有，毫无道理啊！现在是新社会了，这种老规矩该破一破。

我还是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凶巴巴地说：“我来拿东西！”“什么东西？”那女人真的紧张了。我指着雕花红木橱、樟木箱，这里那里，说：“这些都是窠娘的东西，我要拿走！”这下捅了马蜂窝，他们一家人都围着我吵：“东西是包家的，她没份！”“怎么没份？她是包家媳妇！”“侬搞搞清楚，她没后代留下来，包家不与她算账已客气了，还来拿东西，笑话！”我吵不过，气得只会哭，不知是谁，找来了祖母，阿娘骂我：“多管闲事多吃屁！回去！”我不肯，非要拿东西。大概是觉得理亏，侄子后来同意给我点东西，我非要那只红木大橱，那时还不懂值不值钱，只是喜欢上面的缠枝花。侄子说你拿得动就拿去！哪拿得动呢！

三门大橱，别说拿走，要搬恐怕得几个大男人。只好不拿。又要那只小柜，想着给娘当床头柜用。阿娘说：“你拿了，又怎么拿到上海去？”我忍着气，在屋里东找西找，侄媳大概觉得我难缠，再说围着一屋人也不好看，她说：“我给你一只箱子，你挑点东西装进去，装满为止，好不好？”

一只樟木箱拿来了，我把屋里的东西尽往里面装：碗、碟、花瓶……我装进去一件，阿娘就拿出一件，她说：“要敲碎的，没法带回上海！”侄媳说：“我给你拿敲不碎的东西！”毫无生活经验的我看她往里装东西，心里美滋滋的。阿娘叫村里人帮我挑走，一头是樟木箱，一头是一只凳子加一条棉被。我以为占了大便宜，开心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把东西带回上海，拆箱一看，妈就骂：“都是破烂，亏你想得出，去吵了半天，拿来这些没用的货！”娘却表扬我：“还是阿拉月丽有用，我连一根纱都没拿到，伊搬来了家当！”她一件件拿出来看，一面说：“这铜汤婆子，上面有只瘪洞，是油夫小时候摔坏的。这是锡烛台，上供用的……”一面又擦起了眼泪。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是我为娘首次“出头”的战利品，娘很欣慰，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些拿来的东西，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棉被是破的，凳子缺了角，小零小碎的器皿后来都给娘当破烂卖了。只有那只樟木箱完好，我结婚时，娘请人上了漆，送给我当了嫁妆。本来，我还要到菱漕村她的娘家去（给她娘家侄子拿走的家），阿娘死命拉住我，说：“老祖宗传下的规矩，破不得。”我不听，非要去，阿娘气得要打我，才没去成。想想很遗憾，等到几十年后我去菱漕村时，再打听邻生先生，竟没一人知道。去了好多次，也没找到窠娘的娘家。阿娘、窠娘走了几十年，没人再能告诉我，娘的根在哪儿，也不知油夫哥的坟在何处！邻生先生究竟是外公的什么人，也成了永远的谜。娘那个“烂料丈夫”的名字，打听了多少年，竟无人知道。这一家人，现在团聚在地下，娘也许被油夫哥搀着逛街，她不会再哭了吧？

娘在我们家几十年，妈当她是姐姐，我们当她是长辈，从来没人把她当保姆。抗战胜利后，娘跟着爸妈到上海，一起住在蒲石路三楼半间统楼。房子很小，她只能睡在门外窄窄的过道里。自来水在一楼，娘每天扭着小脚楼上楼下跑，很辛苦，她从不怨。上海解放后，我家搬到虹口东余杭路鸿兴里，房子大了，人也多了，娘更辛苦了。妈要上班，家里的事全由她做主，她不仅是总管，还是全家的主心骨。买什么菜，吃什么饭，谁要添衣做鞋，东西放在哪里，妈都不管。大弟小时候顽皮，邻居来告状，娘打他一巴掌，他哭都不敢。二妹好胜争强，娘说小孩不该有这么重心思，说她“刁里作”，二妹不敢回嘴。爸年轻时，脾气不好，有几次娘烧的饭烂了，他责怪：“粥不像粥，饭不像饭！”娘生了气，回骂：“年纪轻轻，小老头一只！”以后当面就叫爸“小老头！”爸再不敢啰嗦。

_{1968年夏天我们陪窠娘逛南京路}

娘的丈夫当过保长，日伪时期又当伪保长，抗战胜利后当汉奸被捕。因他没做什么得罪乡亲的事，不久被放出来。他到上海找娘，正是刚获自由时。包家没后代，他想与娘团聚，应该也是可以谅解的事。但娘伤透了心，不肯回家。他没了生计，祖产都卖了，没几年贫病而亡。听说丈夫死了，娘哭了一场，但仍没回去，丧事是侄子料理的。包家祖上留下的一幢大房子，给侄子继承。从此，娘真正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婆家的一根草都没她的份。她真正成了我们的亲人、长辈。我小弟媳进门后，因做三班，妈怕她睡不好，走路都惦着脚。娘怪她太过分，常对弟媳说：“赚点钞票，昌介‘争煞’（宁波话，别那么当回事！）”弟媳不生气，发了工资买东西第一个孝敬她。我们长大后，有了工作，每人每月给她一点钱，虽少，是一番心意。娘早就不拿工钱，她也没什么需要，只是常常出去在东余杭路、高阳路、丹徒路、公平路、唐山路一带小店买点糕饼糖果吃。附近马路上的人都认识她，小店也欢迎她去。每次买东西，她会自豪地告诉别人：“今朝发工资，阿二给我1元，阿三给我1元！”那时社会风气好，她到处走，有时兜里放着不少钱，从来没遭人算计。有时没带钱，小店也会赊给她。第二天，她会叫平弟：“欠烟纸店阿四老板一角，欠酱油店周老板2角，给我去还掉！”脑子煞清。

石库门的房子各家都是用金条顶下来的，原来一幢楼只四家人，关系都挺好。后来房子交公，搬进来的人杂了。楼里有两家邻居很计较，爱吵架。那时，厨房在楼下，自来水笼头也在楼下，几户人家合用一只水笼头，难免产生摩擦。清早起来，水笼头前排成长龙，洗脸、刷牙、倒马桶、烧早饭、洗尿布……每家都有人要上班上学，等不及，就会吵。我家早晨像打仗一样。娘起得很早，常常抢先在水笼头前忙，陈家阿娘常盯着她，还把她推开，娘生了气用宁波话骂：“抢什么，抢羹饭啊！”陈家老太是宁波人，听得懂这句话，她用恶毒的话回骂：“我们都有羹饭吃，侬没吃！”（指娘没有后代）。有一次，见娘气得哭，我冲下楼去，把陈家老太的洗衣盆倒在地上，用脚踩。老太不能和小孩吵，只得灰溜溜地上楼去。

我家搬来时，二楼就两家，我们住统厢房，加三楼两间，另一家姓王，住前楼。王家有婆婆、小姑、儿子、媳妇，还有两个孩子，关系复杂，房子又小，常听见他们吵架、摔东西。王婆婆爱管闲事，邻居都嫌她烦。不知怎么，她与窠娘较上了劲，三天两头找麻烦。

那天，王婆婆硬说楼梯上的水是娘故意洒的，站在房门口“娘西娘倒”地骂。娘不会吵架，关上门在屋里气得发抖。我冲出去，抓住王婆婆，想吵，没胆子。想骂，又不会，气得眼泪像自来水哗哗流。娘一把拉我进房门，搂住我说：“骂人就是骂自己，别理她。”晚上，我用粉笔在王家门上画根黄豆芽，旁边写：“黄豆芽臭了！”娘悄悄地用布抹掉，劝我说：“做人，嘴巴凶没用！真本事是做出来的！”

王家搬走后，不知怎么回事，前楼用板壁隔成两间，往进了两家人。前间分给了朱家，夫妻带四个孩子，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窠娘关照我们不许去他们家。朱家姆妈是纺织女工，脾气暴燥，论吵架，可说是吵遍弄堂无敌手，我们都不敢理她。后间搬来了一家山东人，会做馒头。女主人蒸了一屉馒头总会送几只给我们，娘每次都回一份礼，两家处得挺好。不久，发现几个女孩头上都生了虱子，娘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家孩子怎么会生这种东西。后来才发现，这家人不洗澡不洗头，家里臭气熏天，几个女儿头上都有虱子，娘气坏了，与女主人理论，女主人强词夺理：“吃了邋遢好做菩萨！生几只虱子有什么稀奇？”妈知道后，好言相劝，送给他们DDT，才消灭了虱子。从此，娘每天在门前扫地拖地板，洒消毒药水，还禁止我们吃他们送的馒头，更不许我们去他们家玩。女主人怀恨在心，常常恶毒地说：“清爽，清爽，太清爽嘞！”暗喻娘没有儿女。娘不与她争论，只是严密地管住我们，不许靠近他们一步。

山东人搬走后，来了扬州人，夫妻俩带着个盲女儿。女儿十一、二岁，出生就眼盲，她不下楼，整天坐在竹椅上发呆。母亲不工作，单靠男人摆小摊，生活十分艰难。盲女也许是怕受欺侮，非常自闭。娘有时送她馄饨、菜饭，她要等母亲尝过才肯吃，也从来不知谢。有次娘看她小辫子散了，想帮她梳头，谁知还没碰到她，她就大喊大叫，她母亲正在楼下提水，急急上楼，不问青红皂白，一口咬定是娘欺侮了孩子。一时间，盲女哭，大人骂，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来看。女人对着邻居大骂，吓得大家四散逃走。从此，我们放学时娘总等在楼梯口，一个个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关上门，她才松一口气。一个女人，唯一的孩子残疾，又穷，心情可以理解，但那时我们不懂事，只遵循娘的教导，惹不起躲得起，同情心都被吓跑了。

扬州人后来付不起房租，搬到棚户区去了。最后搬来一对老夫妻，女的特别胖，大家叫她“大块头”。“大块头”不上班，老头出门后，她没事做，整天东家长西家短。她家窗口对着楼梯，二楼、三楼凡有人来，她就伸头出来看。我家一开门，她也要看。谁家有一点事，她添油加醋说得全弄堂都知道。全楼的人都讨厌她，娘给她起了绰号：“特务”。

“大块头”其实很可怜，是老头的续弦。她不工作，年龄比老头小得多。也许是担心老头如先死，她没生过孩子，将来无人养老，因此，特别小气，一分钱恨不得掰作二半用。老头常抱怨没菜吃，为此常发生口角。前妻的儿子偶尔回来看父亲，“大块头”如事前知道，准躲出去——可以不烧饭。父子俩常买一副大饼油条打发一顿。如“大块头”在家，更糟，常常饭没吃先吵起来，每次吵得那儿子擦着眼泪饿着肚子走了。然后，夫妻关上门窗继续吵，老头哪是她对手！

娘看不过去，有次见那儿子走，她包了两只茶叶蛋追上去。儿子不敢拿，娘说：“我不会说，你放心吃。”儿子在街上狼吞虎咽，娘回家后拭着泪说：“作孽！呒没娘的囡，苦哇！”因“大块头”凶得不得了，这样的善行只能偶一为之。后来，那儿子不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没处去打听。娘常常想起这孩子，她说：“宁跟讨饭娘，勿跟做官爷！晚娘心如毒蛇，可怜这孩子！”

_{窠娘抱大了了我家两代人}

后来，爸出了事，那几个恶邻居幸灾乐祸，常理直气壮地与娘争水笼头，有一次后客堂的张家姆妈推推搡搡的，差点把娘推倒。大弟知道了，把满满一盆水从窗口泼进了张家。大弟长得人高马大，把窗口堵了个结结实实。张家男人吓得不敢出来，大弟在天井高声宣布：“谁再欺侮窠娘，你们等着瞧！谁再说窠娘没后代？我就是她儿！你们谁敢再试试！”吓得那几个恶邻从此再不敢与窠娘争。大弟去新疆，窠娘比家里任何人都哭得伤心，大弟劝她：“我会回来的，你别怕！谁欺侮你，写信告诉我！”谁知大弟一去20年！

爸不在，大弟又走了，家里都是女的，又戴了一顶莫须有的帽子，被人欺侮便是常事。十年动乱开始，后弄堂房子里的几家，不是资本家就是小业主，首先受冲击。垃圾箱里常有他们自己扔的旗袍、高跟鞋等。抄家开始时，几乎每天有人站在高凳上“示众”。那时还比较文明，但抄得实在彻底，听说放在酱油瓶里的金戒指也被红卫兵找出来了。抄家物资一车车运走，风声越来越紧。

娘有只金戒指，很粗，她一直说等我出嫁了给我。听说金戒指是抄家第一目标，她十分着急，东藏西藏总觉不稳，便与妈商量，先送给我，让我自己保存。我同样吓昏了头，哪敢藏金戒指！说什么也不要。

娘听说书是“四旧”，她忧心忡忡地几次对我说，这些书你要想办法藏起来！一枚小小的戒指都不敢藏，哪有胆量藏书！在我心中，其实，戒指可以不要，书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但谁敢对抗“造反派”？最后我藏起的只有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把封面撕了，书拆散，娘把它藏在烧煤炉的引火柴堆里，全家所有的书交的交了，抄的抄了，烧的烧了，只剩这一套，后来仍未逃过一劫。当年，娘冒了极大的风险，为我最爱的一套书找了一个去处。她的戒指却没有保住。

那十年，不堪回首。政治上，被不知名的罪名压得喘不过气来。经济上，妈的一份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二妹、三妹只能不上高中，去读不要学费的师范，她们工作以后，家里情况才略有好转。娘和我们一起被人唾骂，一起担忧着不知下落的爸、远在新疆的大弟和在崇明农场的小妹。她的棉衣裤烂了，她把早几年做的“寿衣”穿上。她说，反正总是我穿，现在穿比死了穿有用！她的枕头破烂不堪一直睡着，毛衣袖口破了，她把袖子拆了当背心穿。家里实在没钱，她毫无怨言，从无所求。她和我们一起苦熬着。

抄家那天，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敲开竹竿，拆开被子，倒翻水瓶……最后，造反队说要搜她身。她缓缓地解开发髻，打开衣襟，脱掉鞋袜，一句话都不说，任她们从头摸到脚。当然，什么都没有，最后，把她的戒指拿走了。造反队走后，娘浑身颤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心疼戒指，赶紧安慰她，我不稀罕，我不要戒指。娘说，戒指不值几个钱，只想给你留个念想。几年后发还抄家物资时，据说政策有规定，金器不能还，只还了19.5元。当时，没处去买金子，娘想留个纪念物给我再也不能了。

落实政策以后，爸回家乡工作，妈要一起去。那时，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妈与爸分居几十年，是该团聚了。但如何安顿娘，成了大问题。娘住惯了老房子，不仅是楼里邻居，周围几条街上的人都认识她。这个环境对老人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也是适宜的。娘年事已高，早已不做家务，也没人要她照顾了。妈一走，她将与小弟一家过。弟媳在厂里做三班，老房子隔音差，娘犯起病来不管不顾，肯定要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_{窠娘的选民证}

我就在这一年调去陶行知纪念馆，陷在出乎寻常的忙碌中。为抓住一生难得的机遇，我拼着命工作，除了陶行知，我再没有任何念头，也不再牵挂任何人，连儿子病了都没时间管。娘喜欢住我家，但先生在管工程，经常几个月不回家，我早出晚归，回来还是忙“陶行知”。娘不再有能力照顾我，也不会烧饭，她需要护理、照料，但我没法顾及，只能让她轮流在弟妹们家住，每家一个月。

当时的弟妹，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工资低，负担重，个个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娘日渐衰老，常常屎尿乱撒，晚上胡言乱语，闹得人没法睡觉。最早提出不再接受娘的是小妹。小妹在金山，儿子刚出生，丈夫做三班，没老人帮忙。娘一去，雪上加霜，她无力承担，只好拒绝履行义务。三妹有公婆，二妹有瞎眼婆婆，小弟的儿子刚上学，妻又做三班。我自己上班路又远，那时交通落后，每次要倒4次车，步行半小时，回到家精疲力竭还要找东西填肚子。

眼看维持不下去。娘没人照顾，严重影响她的健康，爸给虹口区民政局写了信，希望有福利院可以接受她，让她安度晚年。当福利院可以接纳娘的消息传来时，我和小弟都哭了。

娘在我们家几十年，没一天与我们分开过。我们每人来到世界的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妈而是娘。妈没做的事，娘都做了，妈该做的事，也是娘做了。在她风烛残年，我们怎忍心把她送走？从道理上讲，我们怎能把她推出去？

犹豫了几个月。娘在我家有一顿没一顿，还常常跑出去，不认得路，我下班要四处去找。我不能放弃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为陶行知事业尽力，我分身乏术，但把她一个人留在家中，高楼、煤气、走失、饿肚……任何一项都要致命。无可奈何之际，弟妹们都同意让娘去福利院，我咬咬牙，也同意了。

娘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家，去了虹口福利院。不能说福利院不好，那里有医生、护工，当时社会风气好，服务员都是很认真负责。工作人员都是上海人，福利院是政府办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吃、住、照顾都挺好。但娘自由惯了，她每天喜欢逛街，与认识、不认识的人聊天，买点东西吃吃，或者什么也不做，站在街上“看野眼”。福利院怕老人走失或出问题，不允许老人自行外出。娘像被关进笼子的鸟，非常不适应，成天与院长吵，院长没办法，就打电话给我。我去了，劝她，她不回答，只是很听话地点头。过了几个月，娘才安下心来。但整天不动，她很快便失去了走路能力，明显的衰老了。

那年春节，我接她回家过年，我不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年。我们如以前那样，吃年夜饭，她给我孩子一个红包，还说：“老外婆没什么钱了，意思意思啊！”年初一，我们大家庭有大团聚，我们家挤得满满的，娘很开心，一直笑着。年初四，我们要上班，要把她送回福利院，娘说，再住几天。我请了一天假陪她，下午，馆长来电话说，明天有湖北民盟来参观，一定要上班。第二天我上班前把烧好的饭放在锅里，关照儿子中午点着煤气热一下就可吃。等我晚上回来，儿子哭，娘也哭，屋里臭气熏天。他们没吃成饭（因为儿子不会点煤气），娘大便拉在身上，糊了一床！想来想去，这日子没法过，还得把娘送去。

娘去了福利院后，不久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1987年9 月16日福利院来电话，说娘不行了。我正外出讲课，那时没手机，馆里没法及时通知我，等通知到我，我转了几辆车赶去，娘已咽下最后一口气。她躺在床上，脸上盖着块手帕。我揭去手帕，她神态安祥，口眼紧闭，脸色红润润的。过了一、二分钟，她的脸色开始泛黄，嘴角现出微微笑意。旁边的老人说，她知道你来了，安心地走了！我大恸！握住娘冰凉的手，想起童年时我答应她的“为她送终”，除了愧疚，只有心痛！

娘死了，没容我哭够，福利院的人催着我去开死亡证明、注销户口和粮油关系，等办了这些手续，殡仪馆才能运尸。从虹口到我住的地方，是从东到西，倒了一辆车又一辆车，赶来赶去，昏头昏脑，忙了一下午才把手续办好，再往回赶。听说福利院一定要赶在天黑前把遗体运走，我心急如焚，在路上连奔带跑，总算赶上了他们限定的时间。运尸车来了，两个小伙子问儿子在不在，我说没儿子，只有我，是她女儿。小伙子说，女儿没用，儿子可以捧头捧脚，你站旁边去。他们不让我碰娘，也不许我哭，说眼泪掉在她身上，她会“走”不动。我跟在“娘”身后，不敢哭出声，一个小伙在下楼梯时，不小心手一滑，把娘的头重重撞在楼梯角上。我失声喊：“她会痛的！”小伙子说：“对不起，对不起，但她是不会痛了！”听了这句话，我才真真切切地明白，从此，娘再不会痛，不会哭，她有再大的冤，也再不会说了！

“娘”上了车，我看见车上已有两个“人”，娘压在那两个“人”身上。我本想说不可以，但还没等我说，车门已关上。车开了，我跪下来，向娘行最后的礼。我一生两次向娘下跪，一次是出嫁，谢她的养育之恩。这次下跪，我是谢还是痛、悔？我不知道，我长跪不起，在大街上，当着围观的人群，我痛彻心扉，嚎啕不止。“娘”走了，世上最疼最爱我的人永远离去了。娘不止一次说“河里没鱼虾也好”，把我当作她的儿，希望我为她养老送终。但在今天，我却只能向娘的遗体辞行。在她最后的时候，她的身边只有福利院的人，没有一个亲人，没有她视作心肝宝的我。在她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她的灵魂不知有没有等我？她是不是有许多话想和我说？她怕不怕独自远行？我永远没法知道了。

她在94岁高龄寿尽而逝。娘一生没有生过什么病，除了“乱心病”，她真的没有什么病，连伤风感冒都没有过。除了发病时吃精神病的药，她从来没吃过一粒药。到90岁，她照样上下楼梯，脚步轻盈。娘不信佛，但信命，她说，今世受苦，是因为前世作孽，所以今世做人要心善，不能去“弄松”人（算计人）。娘在我们家，其实她一直有危机感，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雨伞放在门背后，包袱搁在床横头”。意思是随时随地准备走人。还有一句是：“光棍做人像神仙，生起病来叫皇天”。忧虑自己是孤老，生病了没人管。即使我认她做了娘，她还是不安心，曾一遍遍地对我说，要为她做坟立碑，入土为安。死了要送红缎被（只有女儿好送）。要做六七羹饭（只有女儿好烧）。我答应了无数遍，但她仍不放心，还是一遍遍地叮嘱。

她去世后，骨灰放在西宝兴路火葬场寄存，可以放三年。听说人死了，不能马上下葬，要等冷透了，才可以入土。我想着三年以后再葬，一定是冷透了。但不到两年，我开始不断梦见娘。我告诉妈，妈说，你答应给她做坟，怎么不做？赶紧去做。那时上海很多人将先人葬在苏州，我听说每当清明扫墓，去苏州的火车人满为患，很不方便。我四处托人打听有没有上海的墓地，那时没有上网，消息很不畅通，好像公墓很少，上海的几乎没有。后来在西宝兴路看到一则广告，是江苏浏河有个公墓刚办起，看地图，浏河是离上海最近的邻省，比苏州近多了。那天特地坐长途车去实地考察，原来是烈士陵园扩大范围。一看是烈士陵园，我立刻决定就在这儿了，因为永不会拆除。一共付了六百多元，是永久性的，没有其它费用。

1989年冬至前夕，我把“娘”请回家，让她在家再“住”一夜。“娘”在照片上依然笑微微的，但她只剩下了一把灰。考虑再三，把已走了十几年的孩子照片一起放在她身边。孩子是她带大的，是她的心头肉，现在祖孙俩又可依偎在一起，娘不会再寂寞了。

冬至那天，特别冷，我怀里抱着红布裹着的“娘”。临出门，我对“娘”说，我们走，娘，您上路吧！娘不会再回答，匣子里是永远的沉默。刚跨出门口，不知什么绊了我一下，我差点摔倒。忽然感到怀里的木匣沉得往下坠，还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泪如雨下，想到一定是娘舍不得走，她放心不下我！我一面哭一面劝，劝娘，也劝自己：“娘，我长大了，会照顾自己，我不怕，您也不要怕……”我把木匣扶正，里面不再有声响了。娘活着时，我从来没抱过她，现在我紧紧地搂着她，她变得如此之轻，如此安静。

坐在长途车上，“娘”默默地依在我怀里。忽然想起，我从来没好好地和她说过话，甚至没仔细地看过她的脸，更没有任何亲密的动作。娘健在时，总是说：“我是石将军卖豆腐，石骨铁硬！”她虽然疼我，除了小时候抱着我睡觉，却从来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用昵称叫过我。她总是直呼我的小名，吩咐我做这个做那个，做得好，从不表扬，做得不好，最多骂一句：“笨贼佬！”也不批评。娘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惨痛，中年丧子以后，心似乎变得很硬。除了发病的时候，她很少动感情，没有大喜大悲，对家里，对世事，都心如止水。

娘不识字，但她小时候跟父亲学过经书，常常会说出很多有哲理的话。大弟读书不用功，她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佩姐的儿子不争气，她说：“总有一天要咬奶头！”邻居背地嚼舌头，她说：“一刮两响，一拍两散，才是一世为人”。我出嫁时，她叹道：“女婿是娇客，生囡是瘟贼。”

弟媳进门，她叮嘱妈：“若要好，大做小！”二妹考了第一名，她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家里孩子多，小弟小妹常穿补过的衣服，很不开心，她说：“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呒没货。”十年动乱，我们头上顶着帽子，心里藏着冤气，她说：“不怕人家看勿起，只怕自家勿争气！跌勒倒，爬勒起！”婚后我住在10平米的小房子，家里挤得走路要侧身过，她说：“宁受挤，勿受气，屋宽不如心宽。”有几年春节桌上没什么菜，孩子们垂头丧气，她一面上菜（卷心菜叶子汤）一面说：“要得人家比种田，勿得人家比过年。”有时，她叫我们做事，都不肯去，大的推小的，她嘲讽：“大懒差小懒，小懒差石板！”

这些话，大多是宁波老话，经过多少代流传，堪称经典。我们从小听着，是润物细无声，用现在的话说，即是素质教育，一生受益匪浅。娘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唉！养子养囡，捞把灰勒！”“呒高话头（没有话说），老太婆肖藕（牛）。”每次说时，总自嘲地摇着头。现在想起来，这两句话含着多少无奈！有着多少痛楚！

_{我的窠娘我的娘}

娘姓陈，名阿成，浙江镇海菱漕村人。生于1894年1月5日，于1987年9月16日无疾寿终，享年94岁。1989年冬至，我以女儿名份为她建墓立碑。在江苏太仓浏河公墓，她永远安息了。随着娘的逝去，上海弄堂里缠着小脚的“出窠娘”，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