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俞天白：与时代一同脉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为避难，父母从上海回到义乌生下了俞天白，“可以说我是在上海孕育的。”俞天白这样打趣。

身为1942年侵华日军义乌崇山细菌战的幸存者，俞天白的少年时代历经战争洗礼与政治动荡，除去两年正规的小学教育，他的大部分文化知识都由父亲在行医之余教授。父亲在上海时便与陈望道等民主进步人士多有交往，也曾与鲁迅有一面之缘，因而也把巴金、茅盾、鲁迅等人的著作带到了少年俞天白的精神世界中，确立了他日后立足现实主义的创作底色。

处女作被盗引发的自我价值肯定

_{俞天白1956年高考准考证照片}

1954年，青年农民俞天白将乡间旱灾见闻写成十来万字的小说，得到浙江省文联专业老师的褒奖，并建议他将稿子送去义乌中学参加群众创作评比。岂料，在评选过程中作品离奇被盗。虽追查无果，但一些读过小说的高中语文老师都惊讶于它出自一位青年农民之手。“你就是俞天白啊？你的小说我们这里的高中生也写不出来。”天性乐观的俞天白听完这番话，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既然有人偷我写的东西，说明我写得好啊！

他随即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路》，投给《浙江文艺》——他唯一知道的文学杂志。小说在1956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当时恰逢全国高校扩大招收同等学力人员，俞天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带着刚刚发表的短篇小说和文联老师的回信，到教育局开具同等学力证明。谁知，办事的同志对他的大名早有耳闻，二话不说就把证明开给了他。这是俞天白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贴近大众的文学作品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它在读者心中也会占据很重的分量。

1956年夏天，俞天白考取了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大专，时隔19年，又回到了孕育自己的大上海。

创作是每天启动思维的仪式

大学毕业后，俞天白被分配入杨浦区江浦中学任政治老师。杨浦区是上海产业工人的聚集区，沪东工人文化宫有以作家胡万春为首的工人创作队，俞天白知道后就常常在工作之余去和创作队的朋友们交流，在那里结识了刚刚创刊不久的《萌芽》的编辑王宁宇。王看完他以反右斗争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里程碑》（出版后改名为《氛围》）后，认为完全可以放在连载栏目里，但先要带回编辑部送审。满怀希望的俞天白耐心等待，等来的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各类文学期刊陆续停刊的消息。

俞天白的创作热情没有因为时局而受阻，反而更加勤奋地写起来，只要一有有分量的作品诞生，就会请《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专业文学编辑们评估。专业编辑们都认为俞天白的小说语言特别丰富，是一名对文学有充分准备的作者。

虽然出书之路一波三折，但日日黎明即起，写上一段，逐渐成为俞天白每天启动思维的仪式了。

思想解放，创作井喷

因经常被出版社借调去编书，文革时期俞天白没有在学校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一些红卫兵、造反派自称“现代人”的自大和自信，令他打心底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错。1978年，距离“粉碎四人帮”已有两年之久，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俞天白把十万字的反思小说《现代人》送到出版社。历经浩劫，文化单位都如履薄冰，对任何新锐思想都采取蓄势待发、静观其变的态度。这时，俞天白从报纸上看到《十月》杂志在北京创刊，感觉到这是紧跟着政治经济变革而来的文化变革的信号，果断地将稿件寄到北京。《十月》的创刊人之一章仲锷收到稿子后，不但马上给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修改意见，还特地带着当时因发表《班主任》而大红大紫的刘心武一起到上海，找到俞天白面谈。当谈及其他出版单位的犹豫时，章仲锷说“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作品符合要求）我们就能发表。”《现代人》如期问世。

章仲锷的话就像一颗定心丸，使俞天白消除了顾虑，从此他的写作进入了井喷期。《当代》《十月》《花城》《钟山》《收获》等全国最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都陆续发表了他的小说。

1980年《萌芽》杂志复刊，俞天白的人生又走到了一个选择的路口。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决定将个人理想和工作结合到一起。次年他从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离职，正式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

一部《大上海沉没》，引出上海三年大变样

_{与王元化李子云接见外国作家代表团时合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俞天白的小说都聚焦于各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吾也狂医生》《氛围》《愚人之门》《X地带》等，都以他生活和工作中最熟悉的那个群体作为写作对象。

1987年的一天，几位从南方回沪的文友聚会，带来了深圳、广州等地的见闻。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让这些被计划经济禁锢头脑多年的上海人津津乐道。彼时的上海，市民们普遍蜗居在人均住房面积不足6.6平米的“幸福港湾”里，日复一日追赶着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去上班，下班后还要为菜篮子发愁，城市设施老旧破败。不久之后的陆家嘴过江轮渡踩踏事件，再度令俞天白为上海这个“衰弱的巨人”感到叹惋。

虽然在上海已生活了三十多年，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还在这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俞天白还时不时地会有身为一个外乡人的瞬间感触。政策大门已开，但市民们的心门似乎还封闭着，不肯轻易放下高人一等固步自封的心态，普遍认为除了上海人之外的外来人口都是“阿乡”，拒各路人才于千里。这种保守过时的心态格局之小，和大都市之大很不匹配，更给城市发展造成了许多阻碍。一个城市的精神，归根到底是这个城市人的精神，要使市民心态变得更包容，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既然洞悉了人性，知识分子又能为此做些什么？俞天白叩问自己。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得放下一切顾虑，振臂一呼来点醒上海人。

新长篇就从上海人最熟悉的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写起，毕竟“海关”是“开放”的直接缩影和象征。但写了十万字后，他对自己笔下的世界产生了怀疑，这真的是上海吗？

当时他刚加入九三学社不久，在一位党派内朋友的牵线下，拜访了海关关长，想做一次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海关属于特殊国家机关，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两人漫步外滩，朋友忽然想起自己的岳母在附近汉口路的交通银行工作。彼时正逢金融行业改革，交行作为国内第一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刚刚被批准重组。和当时所有的普通市民一样，俞天白对金融一窍不通，从未想过将其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但抱着好奇之心，他还是决定走一趟。

交行年轻的办公室主任李坚平恰好读过俞天白的小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说：“俞老师，您来得太及时了，现在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正需要一位大作家来写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俞天白这才意识到自己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全新的，却触及市场经济核心的领域。过去的几十年，不但老百姓对金融的了解都是肤浅的，连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本身也只是把自己当作国家出纳，“一年到头守着保险箱，看着红绿灯（国家政策）办事”，无法发挥自主性和创造力，许多大厂的厂长都不知道什么是贴水贴现。而此时敏感的外媒已将交行的重组称作“一场真正的革命开始了”。此后的半年，俞天白频频去找李主任求教，李主任耐心地从金融的ABC讲起，把金融行业的基本概念都帮他捋了一遍。俞天白终于深刻理解了，市场化的核心是货币信用的经济，是把价值导向实物的过程，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要通过金融杠杆来调配。他狠狠心，把手头已经写了十万字的小说全部推翻，重新让各个阶层的人物围绕金融改革的大背景去演绎故事。

四十万字的《大上海沉没》于1988年初顺利完成。北京的《当代》把已经编排好的下半年杂志版面重新调整，将《大上海沉没》在第五第六期分上下两期登完。当时主编提出“沉没”二字是否需要商榷一下，冲击力太大了，可能会被误解为故作惊人之语。但俞天白也有自己的坚持：一是如果城市面貌得不到改善，城市发展不进则退，那“沉没”是必然结局；二是民众封闭保守的观念若不改变，也会使一个城市丧失开放的气质，从而走向城市精神的“沉没”。编辑们认为他的理由能说通，爽快地将稿子发排了。

_{《大上海沉没》首发《当代》杂志}

《大上海沉没》不是一部高唱凯歌的遵命文学，甚至用俞天白自己的话说，某种意义上写了一群“丑陋的上海人”，上半部一问世，就如一声振聋发聩的断喝，即刻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上海《文学报》的郦国义同志立即组织来自作协、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评论家、理论家为小说召开研讨会。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研讨会被安排在南京东路先施大楼里召开，会议室正是当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作战指挥部。同样的地点，同样关乎着“危机”与“拯救”的时刻，俞天白冥冥之中感到了一个作家肩上的担子之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中国最重要报刊都纷纷报道了这次研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大上海沉没》是一部站在历史高度上审视、带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作品在一连串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外流露出的焦虑感和紧迫感，触及了上海当下的切肤之痛，而作品中塑造的城市建设者身上也体现了新时代党员的责任、担当和勇气，不应仅仅局限在文学范畴里讨论这部作品，还应将它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中。之后首都文学界也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研讨。

_{俞天白在研讨会上发言}

_{《大上海沉没》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封面}

《大上海沉没》产生的震动，很快引起了市领导的注意。老市长汪道涵同志，时任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他花了四天时间读完小说后，建议领导同志们都能看一看，通过《大上海沉没》里鲜活丰满的人物来了解民生和新鲜的思想信息。时值汪辜会谈的关键时期，汪老和俞天白约了五次才见上面。汪老说：“你在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中写了上海的弄堂，构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景线，这是风俗画，使人想到巴尔扎克。当然，你不是简单地模仿巴尔扎克，你写的是市民心态。看得出来，你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打算写上海史，这些都是应该坚持的。”汪老还将话题转向了对上海城市的理解，对今后发展的思考，以及对浦东开发的畅想。

此番谈话之后，俞天白将已完成初稿的报告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做了几近于重写的调整。在《当代》发表后，他将与汪老的谈话整理成文，经汪老本人校订后，作为单行本的“代序”。他计划中的“大上海三部曲”第二部《大上海漂浮》也很快完成。一次会上偶遇，俞天白把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样书交到汪老手上，汪老愉快地翻阅起来，“你的每一部小说我都要看！”

_{俞天白与汪道涵}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随着1990年代初上海人最耳熟能详的城市发展口号，上海的市容市貌日日刷新。《大上海沉没》也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上海市40年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作家协会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获上海市1992-1993年优秀作品奖。1992年，在一次上海市委面向文艺界人士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大上海沉没》被定性为“上海文艺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1995年，两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海故事》，主演由刘琼、达式常、奇梦石等老戏骨担纲。

_{“全国优秀长篇小说”评选新闻报道}

三十多年过去，如今不仅上海的城市面貌已发生翻天巨变，市民的生活质量早已非昨日可想，而且城市功能也从新中国的工业中心转向了金融中心。立志用文学为上海著史的俞天白，谦虚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见证者，但仅《大上海沉没》展现出来的胆识，就足已使他成为历史的参与者。

_{俞天白受邀访问日本时，与夫人郭霞麟摄于东京}

_{日文版封面}

退而不休步入新世纪

1997年，俞天白从《萌芽》杂志副主编的岗位上退休了。然而从“作家”的身份来说，他赢得了更充裕的创作时间。

陈至立同志听闻他想进一步对市民们关心的股市问题进行研究，就建议他去《上海证券报》文学创作室体验生活。一边积累一边创作，写着写着，俞天白竟成了上海作家中书写海派金融的第一人。他撰写的《大上海金融风云人物》系列，将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推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万国证券公司的管金生先生就笑称“我是被俞天白写出名的”。跨界的背景使得众多文化界和金融界的名流来考察上海证券交易所时，都希望有俞天白陪同，因为他能提供来自另一个领域的视角。新时期重要的文艺评论家李子云先生曾感慨地说：“我们作家中能与金融家对话的只有俞天白了。”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俞天白一边为上海金融业历史梳理出《海派金融》，一边于2012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银行行长》。这是首部以上海浦东新区为舞台，以华尔街为大背景，演绎当代中国城市命运和银行家生存状态的小说。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在表现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的同时，表现了人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变化。”虽然如今的经济生态瞬息万变，熟谙金融发展史的俞天白也不敢说自己完全看透，但人性终究是人性，况且作为一名有创作自觉的作家，是难以压制心中的忧患和思考的。他始终是那个紧贴着大时代写作的人，记录下时代情境里人的求索和彷徨是他的使命。

_{俞天白近照}

就如面对生命中的所有波折与风浪一样，年近八旬即使罹患癌症，俞天白依旧淡然处之，“以生物范式认同并顺应这一变局”。因而在奇迹般地康复之后，他也没有刻意放慢自己的脚步，依旧关心社会动态，并保持着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严谨创作作风。

俞天白依然是那个保持着创作初心，与时代一同脉动的俞天白。

_{“人民文学奖”获奖证书}

_{“上海40年优秀小说奖”获奖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