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父辈的抗日

题记：我的外祖父和父亲，以及舅舅像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样，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毅然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尽忠报国。

上世纪90年代末初春的一天，我去北京阿姨家看望90多岁高龄的外婆，她披着蓝色棉袄，静静地坐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她那白发萧然、满脸黑斑的慈祥面容，透出一种洗尽铅华的宁静和沧桑之美。外婆虽目不识丁，但如网的皱纹却像一部无字的大书，写满了人世沧桑，需晚辈用心灵去细读、去领悟。

在我的追问下，外婆的思绪穿过了60年的历史烟云，平静地回忆起那不堪回眸的岁月。

_{作者与烈属外婆合影}

外公殉难于鬼子的枪口下

那是1940年农历7月14日深夜，外公从鲁西南八路军部队悄悄潜回家，他是部队的扩军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兵买马，曾策划大峰山起义，为扩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公见到了久违的外婆和四个孩子都平安无事，非常高兴和欣慰，准备第二天清晨赶回部队。

翌日一大早，外婆为外公煮好几个鸡蛋，准备出发前，突然院子里的一阵狗吠声，院门外传来了一阵疯狂的砸门声和叽里呱啦的吼叫声。外公房栋泽一听不妙，立刻躲到隔壁房世昌家里。一群日本鬼子用枪托砸不开门，便蹿至屋顶纷纷跳进院子，冲进房屋搜寻，8岁的舅舅和7岁的母亲见状吓愣了，小舅舅更是吓得嚎啕大哭，外婆抱着一岁的阿姨赶紧上前抱起受惊的孩子，其实外婆自己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然在危急关头，为了孩子安危，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文豪维克多·雨果曾言：“女人是软弱的，但为了孩子却是最坚强的。”

十来个牛高马大的鬼子终于在房世昌家的蚊帐后发现了外公，野蛮地用三八大盖砸向手无寸铁的外公，之后又用绳子五花大绑了外公和犯有“窝藏罪”的房世昌，耀武扬威地押向鬼子据点四台山。

一天没有动静。

静静的月光泻进凄清的小院，老槐树的叶子在院墙上描着斑驳的影子。外婆哄着四个儿女睡着后，心里始终惦着被抓走的外公。突然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警觉的外婆赶紧下床，迈着小脚疾步来到院里拉开门栓，见是外公的姐姐和姐夫。外公的姐姐悲愤地说：“弟弟已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如遭电击，外婆脑子一片空白。

外公的姐姐哭诉道：“四台山上不断地传来惨叫声，弟弟整整哀嚎了一天。”

约一个时辰，外公的尸骨被拉回来了，四台山据点离房庄有三里路，一路上都是点点滴滴的鲜血。8岁的舅舅目睹后，难受得泪水涟涟。如豆般昏黄的灯光下，外婆见外公身上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腿上都是烧焦的印痕，青一块，紫一块，头上还有两个枪眼，惨不忍睹。外婆用手抚摸着遍体鳞伤的外公，她伤心扑倒在丈夫的身上号啕大哭，姐姐拍着外婆劝她节哀，并提醒道：“别让汉奸发现了。”外婆深明利害，强忍着泪水，很快从失态中镇定下来，从箱子里翻出外公心爱的小白褂，用水轻轻擦净外公血肉模糊的身子，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衣裤，生怕碰痛了静卧中的外公。此时外婆如万箭钻心，痛不欲生。她真想一头撞墙随夫君而去，但为了四个儿女，强忍悲愤，尽力支撑着精神大厦不可坍塌。

院外传来了悠长的鸡鸣声，天已蒙蒙亮。无奈，伙计拉着板车上的外公出了院子，外婆的小脚迈着的碎步紧随其后。淡淡的晨雾笼罩着逶迤的小径，外婆送了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板车消失在如血的晨曦里。  

鬼子不知房世昌也是中共党员，只将他作为一般的窝藏犯毒打一顿天亮放人。房世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见了外婆放声大哭地叙述了外公被害的经过。    

鬼子将外公押至四台山据点后，想从他身上“扩大战果”，将他吊在铁链上，皮鞭抽、上虎凳，甚至用烧红的铁棍烫，外公被折磨得嗷嗷直叫，然而在严刑拷打之下，他坚贞不屈、决不招供自己所在部队的驻地，沉默到底！

几个鬼子轮番拷打，至凌晨仍坚不吐实，气得大失所望，打着哈欠休息去了。

鬼子走后，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外公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呻吟不止。他有气无力地对身边的房世昌说：“好兄弟，快给我解开绳子。”惊魂未定的世昌望望四周，没有动静，窗外传来寂寞的虫鸣声，山上显得更加寂寞恐怖。他小心翼翼地帮外公解开绳子。外公疼得不能动弹，但为了逃出魔窟，他不顾一切地爬起来悄然钻进夜幕里。

刚跑了几步，就惊动了日本狼犬。几个鬼子鸣枪牵着狼犬大呼小叫地向黑影追去。外公此时已遍体鳞伤浑身乏力，加之一天水米未沾，踉踉跄跄没跑几步便力不从心，情急之下他猛然翻身向山下滚去，滚至田边抬眼望去，只见闪着绿光的狼犬和黑影步步逼近。

外公深知逃生无望，他再也无法忍受鬼子的酷刑，望着苍茫的天穹，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蹒蹒跚跚地爬到古井边，纵身一跃跳进了幽黑的深井里。

狼犬蹿至苔痕斑驳的井边向里狂吠，几个鬼子上来向深井里一阵吼叫，不见回声便向井里开枪射击，古井里顿时开出朵朵殷红的血花。鬼子还不死心，他们从井里打捞出外公，惟恐其不死，又惨无人道地向外公的脑袋补了两枪，枪声撕破了宁静的黑幕。

房世昌哭述毕，劝慰外婆说：“大姐啊，你还是趁早带着孩子们跑吧，鬼子不会死心的，可能还会来抓家属。”

外婆穿过七十年的寂寞

外公牺牲后，外婆背上襁褓中的阿姨，拉着小舅舅，带上舅舅和母亲逃至深山老林里。因山里没有东西充饥，孩子们瞪着眼睛嗷嗷待哺，外婆便悄然下山潜回家中蒸上一锅窝头，由于烧柴冒出的炊烟被汉奸发现追了过来。外婆黑影后，撒腿便跑，疾步跨过两道门槛，闪进邻家院子，见院内有一卷席，上面晾晒着衣服，情急之下，外婆不顾一切地钻进了卷筒席，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朝外张望，只见两只黑鞋大脚在院子里转悠，又匆匆进屋出屋，不见人影后才出门。外婆吓得静候了许久心有余悸地慢慢爬出来。

外婆回到家赶紧用蓝粗布头巾兜上窝头，迈着小碎步向山林里赶去。一兜窝头救活了几个饿昏的孩子。但躲在山里总不是办法，最后在外公姐姐的帮助下，外婆携儿带女外逃他乡。临走时外婆悄然回家收拾值钱的东西，以备途中换粮糊口。

外婆匆匆收拾了细软兜了大包袱正欲外逃，远处突然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见窗外来了四五个汉奸，情急之中外婆想起了外公生前藏在地窖里的手榴弹，赶紧钻进去抓了一颗，用手指猛拉线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扔向窗外。一阵轰响，汉奸以为遭遇了八路军，吓得抱头鼠窜。外婆带上包袱直奔山林，走上了漫漫逃亡路。

逃亡途中，外婆沿村讨饭和挖野菜为生，见到地里有萝卜，便让母亲悄悄地挖出几棵充饥。逃到江苏沛县有个叫鹿湾村的地方，见河边有间破房子，没有门，便住了下来。外婆给人洗衣做饭，打些零工为生。6岁小舅舅染上痢疾便血不止，因为没有药，一个月后不幸夭折了。60年后外婆还在叹息：“这孩子聪明漂亮，太可惜了。”约一年后，听说老家山东长清县的鬼子撤走了，外婆才拉着三个孩子重返故里。

回到破败不堪的家，人去楼空，蛛网遍布，尘土盈室，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外婆便找到八路军部队。首长得知外婆是策划1938年大峰山起义任鲁西南部队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房栋泽的家属后，立刻决定送舅舅和母亲到八路军抗日小学读书，还介绍外婆到军工厂做军鞋支援前线，生活从此安定了下来。几年后，13岁的舅舅继承了外公的遗志，也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外婆还回忆起前委员长万里等革命老前辈在老家房庄一带活动的情景，他们在外婆家开会时，外婆在外望风，听屋里唱“弹棉花”的歌。后来万里与房庄的姑娘边涛结了秦晋之好。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被分到土地的农民热情高涨。外公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根据其财产被划为地主，他被当地的农民游街批斗，因其态度不好，领头人准备将他拉上“升降竿”示众，外婆见状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恳求说：“你们不要太过火，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当了八路军，儿子为了革命都牺牲了，你们还是放过他吧。”领头人想想有道理，当场决定“网开一面”。

外婆平静地回忆往事后，特意嘱咐我：“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与外公合葬，别忘了到我的坟上献束鲜花。”我泪水盈眶地频频点头。  

外婆含辛茹苦地带大了三个儿女，又不厌其烦地拉扯大了三个儿女的七八个后代。因外婆不认字便无法读书阅报，为了排遣寂寞，她曾托我替她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当年花了150多元给她买了三波段八频道最好的半导体，但因为太复杂，外婆使唤不了，我教了几遍她还是用不来。后来，我干脆给她买了一台20多元最简单的半导体，她却高兴地说太好使了。

外婆29岁守寡，整整守了70年寡。过去，总以为外公为国捐躯很是悲壮，随着年龄渐长，才慢慢体会到外婆比外公更加艰难，更为悲壮。

2009年6月13日，外婆平静地走完了坎坷而又寂寞的一生，享年99岁，我接到母亲电话的一瞬，心里很是难受，想起了外婆小脚迈着碎步的身影和望着窗外寂寞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但细想一下，她那么高寿也是件幸事。

是年金秋十月，我与母亲、阿姨和哥哥一起将外婆的骨灰带回山东济南长清区老家。妈妈找到了自家的老宅连连感叹：“这么好的房子都成了废墟。”只见老宅荒草萋萋，碎石零乱，但大理石的门柱子依然顽强地挺立着，门柱子上刻有“松茂”、“竹韵”等字迹。听母亲说，祖上是行医世家，故家底殷实，外公从小读私塾，字画皆好，他参加八路军前是小学教员。家里的地窖里藏有枪支和手榴弹等武器。

母亲抱着外婆的骨灰盒一起向外公的坟茔走去，穿过一条小河走上了小山坡，来到了一片茂密的高粱地里，我和哥哥跳入外公的墓穴，小心翼翼地将外婆的骨灰盒安放在里面，让分居了70年的外公和外婆重新团聚。填好土后，我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跪在坟墓前，向悲壮的外公和慈祥的外婆叩了三个响头，并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

焚烧的纸钱在烟雾缭绕中翩翩飞舞，我的眼前突然幻化出成双结对的黑色蝴蝶翩翩飞舞，那是外婆追逐着外公飞向遥远而美丽的天堂。

父亲潜入鬼子据点

_{老父荣获抗日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好多天没去探望老父亲了，吃罢晚饭，买了苹果和香蕉赶往医院探望。这几年父亲明显衰老了，但身体尚可，思路清晰。父亲平时话不多，每次去探望他，都沉默地坐在床上看电视，我则翻看报刊，一小时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站起来说，我走了，父亲便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口。

这次去探望老父，他似乎有点反常，特别唠叨，一句话反复说了几遍。先是说起原山东省纪委书记李发荣89岁走了，又说起杭州的浙江美院原党委书记高培明，也是89岁走了，还谈起河南信阳的李其东大爷走了，也是90岁，最后说到自己今年已90岁了，看来也要走了。我安慰他：“你只要少生气，控制好熊脾气，还能活十年。”父亲点头坦诚地说：“唉，我的脾气是有点不好。”

橘黄的灯光下，父亲光着脑袋，身着白底蓝条病号服，枕头垫在后背，躺靠在床头，一脸的沧桑。他感叹地说：“小时候的事情就在眼前，转眼就90岁了，人生真是太快了。”

说罢，父亲反复对我说：“我不是‘二鬼子’，我是地下党组织派进鬼子据点的。”并向我回忆起了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父亲13岁那年，即1941年秋天割麦子时节，中共地下县委书记李其东找到他说：“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父亲一听很高兴，急切地问：“什么地方？”李其东神秘地说：“鬼子据点，给做饭的厨师打个帮手。”父亲头一偏，失望地说：“我不去！”李其东劝导他：“你先去干着，到时保证送你去读书。”李其东是父亲的堂兄，平时对父亲挺关照，父亲听说送其去读书，勉强点头同意了。

翌晨，有个姓范的师傅带父亲走了十八里路，来到夏张地区鬼子据点，只见据点外面环绕着一条五六米宽的护城河，铁丝网里面是砖头砌成的石墙，戒备森严。

范师傅将父亲介绍给了大块头李厨师。当天上午，父亲便开始干活，见淘米木头十字架一米多长，与自己人头那么高，烧饭的锅子很大，放满水可以进去洗澡。父亲使劲地在大铁锅里捣鼓，淘完米又洗菜，虽然忙一天，但饭管饱，菜也好吃。

每天清晨，那个范师傅便挑着两个木桶过来，倒剩下的饭菜，再去喂猪。他每次来都要关切地问父亲：“今天有多少鬼子在据点里吃饭？”父亲将每日统计吃饭的人数报给他。父亲开始不知道问这些干啥，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摸敌情。这个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大约一百多号人，每天留在据点里有多少人吃饭，就能算出鬼子出动多少兵力外出。

时间久了，父亲与据点里一些鬼子也厮混熟了，鬼子等级森严，上等兵扇下等兵左耳光时，他非但不反抗，反而给右脸让你继续抽，嘴里还“哈依！”。下等兵打开水、清扫卫生，并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等服务已成惯例。下等兵吃饭时还要让老兵多吃。因每人都有定量，一些下等兵吃不饱，晚上便悄悄地找到父亲讨馒头吃：“孤独猫（日语：小孩），馒头。”父亲也不敢得罪他们，便偷偷地塞给他们几个馒头等面食，一来二往，经常讨馒头吃的几个鬼子便对父亲特别亲热，彼此似乎成了“朋友”。                         

一年多后的一天清晨，范师傅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带上自己的衣服和用品，今晚你就离开据点，送你到泰安军分区读书。”父亲听罢高兴得跳了起来，范师傅警惕地张望了一下，见四周没人，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父亲，神秘地说：“你其东大哥要求你，做晚饭时，将这包东西撒在大铁锅里，千万注意，自己不能吃大铁锅里的饭。”父亲顿时明白了这是给鬼子下毒药。早年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平时也读点书报，明白国仇家恨和民族大义，尤其亲眼目睹了鬼子到村庄烧杀掠夺的暴行，心怀仇恨。

有次，父亲目睹了鬼子到自己所在的南北楼村扫荡的暴行，一队鬼子进村后，先烧了村前的房子，见房前的邻居男青年李大哥向西山逃跑，有个鬼子举起了三八大盖就是一枪，李大哥便应声倒地。住在隔壁的高培明见鬼子追踪自己，他溜到父亲的院里，脸色煞白地对祖母说：“鬼子在追我！”祖母来不及考虑，赶紧将他领进屋里，让他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很快，几个鬼子闯进院子，叽里呱啦一阵，祖母听不懂。鬼子见大院里有两只母鸡，便抓起了母鸡，抓完便忘了抓人。临走，有个鬼子见门前那棵石榴树上挂着石榴红得似火，随手摘了一只，猛地咬了一口，苦涩得大吐，父亲见之窃笑。父亲亲眼目睹了鬼子的种种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听说要毒死这些野兽，便爽快点头应允。

下午，父亲整理好衣服和用品，打好包袱，便来到厨房淘米，忐忑不安地添材烧火，趁没人之际，迅速将那包毒药撒入大铁锅里，又麻利地洗菜，等米饭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后，便悄悄地回到宿舍，取了包袱直奔指定的接头地点。

范师傅见父亲赶来后，急切地问：“那包东西撒到锅里了吗？”父亲点点头，他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让鬼子瞧瞧我们八路的厉害。”

当晚，泰安军分区的团委书记李发荣代表党组织送父亲到黄河西军分区学校去读书。李发荣与父亲同是南北楼村的村民，他家里的院子很大，房子也气派，因其父顶撞了鬼子，被鬼子刺刀枪捅死，房子也被鬼子当作办公楼。李发荣对父亲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临上船时，嘱咐父亲好好读书，并特意送了一支墨绿色的新民金笔，父亲视为珍宝，一直伴随他几十年。

父亲后来听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下毒的饭后，七倒八歪地倒地呕吐不止，正巧有另一个中队的鬼子路过，他们发现惨状后，立即实施抢救，救活了大多数人，但有不少人命归黄泉。这次中毒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鬼子，父亲至今也没搞清楚。因村里有汉奸，父亲担心鬼子报复家属，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村里的人不知父亲是地下党组织派进去的，有人嘲笑父亲是“二鬼子”，父亲也不敢解释，忍辱负重地背着黑锅。                            

读了几年书，父亲被分配到泰西军分区任宋政委的秘书，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长清县第八区区长，在工作中与母亲相识相恋。

开国大典后，父亲南下到上海，母亲也从北京中国银行调至上海，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有次父母吵架，母亲不知轻重地骂他：“二鬼子”。吓得父亲严肃地告诫母亲：“这事千万不能外传，否则，我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母亲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吓得不轻，以后再也不敢骂“二鬼子”了。

后来父亲填干部履历表时，对党忠诚老实，将这段历史如实地写入表格，向组织说明情况，以备审查。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假党员，因为有了那段特殊的经历说不清，辨不明，其问题一直被悬着。

1971年“9.13”事件后，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父亲也被摘去了叛徒、假党员等帽子，但山东人脾气火爆，常常因脾气而惹祸。有次单位里的造反派头头侮辱父亲是日本鬼子的汉奸，点到父亲的痛处，他一时失控，竟然动手揍了他，结果闯下大祸，被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司令王洪文在万体馆干部大会上点名批判，上纲上线，定性为老干部报复造反派的典型。王洪文是“文革”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风云一时，官至党中央副主席，可谓是一言九鼎。结果可想而知，父亲再次被打倒，故此，下放到车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父亲终于熬出了头，被借调到市委工作组。为了防止今后再被纠缠，他主动向组织提出了这段压抑了几十年的历史心病，希望组织认真调查给予结论。组织上很重视，派人去河南信阳找到时任商业局长的李其东和时任济南市委副书记的李发荣，以及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培明等人了解情况，最后给出了是党组织派进去，消灭鬼子有功的结论。为此，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由解放战争，提前到了抗日战争的1941年。革命的资历增加了，工资和待遇也相应增加。

父亲已90岁高龄，如今住院医药费全免，我有时开玩笑说父亲为党贡献不多，却享受待遇太好。了解了父亲的抗日经历后，我对老父有了新的解读，小小少年深入虎穴，一下子消灭了如此之多的鬼子，与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也是个少年抗日英雄，且功勋卓著。

_{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