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京路之四大公司

1850年，英国麟瑞洋行大班霍克按英国样式用碎石覆盖了一条小路。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外国小伙子早就憋不住，骑上马就在路上撒欢了。上海人似乎见马不见人，就把它叫成了“马路”。霍克先生也许不会想到，这条碎石小路后来竟然闻名中国，还有不同凡响的别称：十里洋场、中华商业第一街。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京东路。

百年之前的南京东路一带“溪涧纵横、芦草丛生”，只是河浜旁的一条小径。为了满足外国人不甘被抑制的物质文化和娱乐需要，1848年，也就是上海开埠第五年，霍克开始筹建跑马总会。占地80余亩，辟建赛马跑道，上海最早的跑马场横空出世了。因为场内遍植树木花卉，外国人就叫它公园或者花园（PARKLANE）。上海人意译为“花园弄”，或者直接谐音“派克弄”。跑马场堪称英租界第一个游乐中心。游乐业很快带动了周边商业布局，沿路两边的洋行、洋货日用品店、西式酒店餐馆、洋布店、药房等配套网点相继出现。随后，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的马路不断扩建，渐成规模，成为英租界交通主干道，全长正好十里，所以有了“十里洋场”之谓（顺便说明一下，官方原叫“洋场”为“夷场”，“夷”存贬义，外国人提抗议，后渐称“洋场”。也是一种进步）。不过大多数上海人还是喜欢叫它“大马路”或“英大马路”。到1865年，工部局正式命名为南京路。有人说，路名是英国人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命名。

我不厌其烦地考察南京东路的前世，盖因一百年前开始，这条路曾上演过精彩纷呈的中国民族商业的伟大传奇。四大百货公司簇拥区区方圆之地，恪守规则，争奇斗艳，打造出闻名世界的黄金商业中心。讲到上海，一定绕不过四大公司。

先施开路

_先施公司

1914年8月。上海。

一辆劳斯莱斯轿车缓缓驶入南京路。

车窗摇下，中年男人探出一双不大的眼睛放出的犀利的光，在街上扫射。到了日升楼那个地方，他让司机停了车。

日升楼是上海早期一个茶馆，算是跑马场的配套产品之一，就在南京路浙江路东北转角上。彼时，到日升楼喝茶是一种颇具仪式感的姿态。男人在此地驻足良久，东张西望，头顶上火辣辣的阳光似乎根本不存在。他定了定神，抹一把脸，才感觉已是一头大汗。那就干脆流个畅快淋漓吧。

男人叫马应彪。广东香山籍澳洲华侨，中山先生老乡。

早在1900年，马应彪就在香港开出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名曰先施百货公司，取自四书《中庸》篇“先施以诚”。他的解释是，营业之道，首贵乎诚实。故应“先”以诚实“施”人。这个词恰与英文“Sincere”（诚实）谐音。那是他早年在澳洲经营水果店攒下的第一桶金。经营方式也来自他在澳洲学到的理念和方法。资金主要投入在店面装饰、商品布置和充足的货物，营造令人欣悦的营销环境。一切如预计那样，这又煽动了马应彪建立连锁分店的想法。1914年他又在广州开出分公司。“逛公司”很快成为广州市民的流行语和时髦标识。香港是原点，广州是内地的新起点。下一站该是他心念已久的上海了，“寸金寸地、黄金万两”的上海。马应彪站在日升楼下，脚下是铺上不久的浸了沥青的印度铁藜木（时有童谣：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南京路红木铺马路），心里升腾起的热浪远远高于发烫的空气。他热汗涔涔地盘算着这块地界，北通火车站，周边区域中外富绅商贾、暴发户、达官贵人聚集，人们对洋货趋之若鹜。在马应彪心里，立足大上海才是真考验。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谓，但他马应彪不是冒险家，他是做百货零售行业的实业家。不过，不是冒险家的马应彪必须直面实实在在的冒险。1904年就开设在靠近外滩那一段的英商惠罗公司等四家全外资外国百货，实力雄厚，而且就在一条路上，他刚刚伸出的胳膊扭得过人家粗壮的大腿吗？

可对马应彪来说，做百货业，上海怎么能缺席呢？

大局已定，即买地皮。

地块属于英商雷士德的德和洋行。雷士德边搞建筑设计，边做地产。马应彪看中的这块地，雷士德开价一年租金三万两银子，租期三十年。另外，先施公司也要由德和设计。房租加建筑设计全部拿下，什么都不耽误。虽然明显吃亏，但马应彪全部应诺。就像当年开办香港先施那样，马应彪底气十足，亲朋好友却为他捏着一把汗。

_{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

1917年10月20日。梧桐落叶把南京路铺成了金秋。投资两百万元银元的先施公司（现时装公司）隆重开张。一条南京路为之拥堵，中西观礼宾客超过万人。商店里的拥挤用“人山人海”犹嫌不足。媒体立即奉上“中华百货第一楼”的美誉，称“华人惊为此前未有之大观，即西人亦叹为观止”。要知道，这里是租界，外国人涉足的都是以“惠罗”为首的外资“四大公司”，现在突然冒出一家规模超凡的中国大型百货（同时开张的还有附设的东亚旅馆），不能不让他们睁大双眼看个究竟。百货公司和旅馆不仅硬件设施簇新，软实力也是一流。先施公司的经营完全是现代理念。比如“不二价”，也就是明码实价，由广州先施复制到上海。买就买，不买就算，没有“谈价钿”这一说。中国传统商业交易习惯是讨价还价，有些行当为了避免口谈的尴尬，两个人的手伸进一个袖管里，捏一捏，划一划，你来我往，直到拉勾。这种类似于“暗箱操作”的套路，用到琳琅满目的百货零售上，恐怕做一笔生意都要“半半六十日”，那可真是百货业的灾难了。实际上，最接近销售本性的就是明码实价，上海话叫“一刮两响”，何必羞羞答答。但创新和突破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马应彪已在广州开了先河，亚洲最前卫的口岸城市上海何愁打不开局面？所幸，大上海很快接受了全新的商业理念。这第一招，马应彪顺利拿下。

一炮打响之后，后续还有各种跟进。有一天，几个年轻女性出现在先施公司柜台上。真是弹眼落睛。顾客们大开眼界，啊呀，女人哪能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呢？侬看啊，格只贼忒兮兮的男人跟人家姑娘搭讪，姑娘却一直笑脸相迎。坊间很快就传开了，侬晓得伐，先施公司有女人卖么事（售货）哎。听说还有老板娘哎。真的呀，啧啧，不得了。这倒不是讹传。站在柜台上的霍庆棠女士正是马应彪原配夫人，牧师的女儿，向来追赶新思潮。先施开张前后，她身体力行协助丈夫。鉴于女性顾客众多，她提出招聘女售货员，得到马应彪首肯。但广告贴出个把月无人应聘。霍女士觉得不能虎头蛇尾，决定亲自披挂上阵，还拉着两个小姑一起站上了化妆品柜台。这一来，化妆品柜台真的莺歌燕舞了。她还剪了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再次引人瞠目。这种发式成了未来女性服务员的职业标配。很快，“三个女人站柜台”不仅传遍上海的街头巷尾，还传到了香港澳门，人们为之击节。毕竟是大上海，先施公司女售货员很快成为这个国际城市的新时尚。先施的人气直线蹿升。试水女营业员一炮打响后，又在销售上加以发挥，变成一种新颖时尚的“异性服务”。不过不要想歪了，这是一种以“异性相吸”为心理基础的销售策略。烟草柜台以女营业员为主，长相秀气，略施粉黛。化妆品柜台却多是英俊潇洒的男营业员。女顾客冲着清一色中山装的帅哥，男顾客奔着蓝旗袍职业装靓妹，每天开门时人头攒动，即便不购物，也积蓄了不少人气。

_{先施公司门前车水马龙}

先施在大上海迅速刮起了“环球百货”旋风。就是买外国名牌，到先施逛一圈，就全有了。英国呢绒、美国金笔、德国照相机、日本人造纤维，应有尽有。

“先施”持续占据报纸头条，马应彪对自己的北上计划深感欣慰，大上海是华洋杂居的国际社会，谁在这个大码头站稳了脚跟，谁就拥有了发展的先机。马应彪坚信，资本愈厚信用愈足，生意愈大发展愈易。精髓就在坚持“以客为主，以诚待人”。

“先施”在上海滩走出了第一步，成功挑战同处一条街的英商百货。上海的成功也更使马应彪在香港如日中天，就像当下的李嘉诚。

_{先施公司兑换券}

商家的厉害在于抓得住机会，把得住方向。马应彪的“上海第一”也是中国现代商业的第一，用“开天辟地”形容并不为过。除了商品“不二价”，“八小时工作、星期天休息、员工福利、人事管理”等都是头一遭。不久，“先施”的楼顶上出现了先施乐园，囊括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原来，如今所谓“CBD”模式也是当年“先施”先行先试的。到了夜晚，先施公司被通体霓虹环绕，商场内人头攒动，楼顶上笙歌远播。本地民众和外籍居民一起拉动消费。

到1929年，上海先施资产已达一千万元。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外十余个城市。以致于马应彪感叹，我是赚钱容易花钱难。这倒不是“攉胖”，他是先施的掌门人和最大股东，公司盈利丰厚，股息、花红、薪金，这钱花起来真是蛮难的。

永安崛起

_{昔日永安百货}

竞争者就在眼前。先施的古典式圆柱竖起来的时候，马应彪的老乡，当年也在澳洲打拼的郭乐、郭泉兄弟俩就在马路正对面搭起了脚手架。看样子气派也不小，很有跟先施“别苗头”的意思。但他们不仅是老乡，还是受过欧美商业文化熏陶的现代商人，懂得商业竞争的游戏规则。据说郭家兄弟选址是派人各守于南京路南北两端，一大早手里拿着一把黄豆计算过往行人，过一个在口袋里放一颗豆，晚上清点，比较两边人流多少。几天后测定，南侧人流高于北侧。郭氏兄弟击掌拍板，“上海永安”坐南朝北，就与先施面对面。马应彪以为，人家既然也看中这个市口，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不是故意唱对台戏。无碍，老乡遇老乡，两厢对着干。文明竞争吧。

暑气减退。1918年9月5日，筹资二百五十万元银元的永安百货开张了。六层楼的英式建筑，铺面马赛克地坪，二楼以上均是打蜡地板。壮观而华丽。此时距离先施公司开业还不到一年。

和先施一样，永安的总部也在香港，建于1907年。马应彪和郭乐都是吃得起苦的农民，他们漂洋过海去了澳大利亚，经营的果蔬在悉尼“唐人街”渐渐形成一个香蕉批发的“中国果栏”，以马应彪的“永生果栏”和郭乐的“永安果栏”为佼佼者。郭乐少年顽劣，闯祸胚子。乡邻送其绰号“屎坑板”（粤语意为“臭而无用”）。父亲禁不住邻里告状，骗这逆子出船打鱼，到海上把他推向海里，可见伤透了心。但郭乐命大，在海上漂流一昼夜，几乎不行了，恰遇一港商船只经过，救起了他，就留在船上相帮，来往于香港和澳洲。然后就在澳洲卖水果，十分勤勉。他识字不多，但善于动脑，做事有魄性，还工于心计。船老板看好这小子，就招他做了女婿。颇具传奇色彩，却是真实故事。郭乐和马应彪一样，看好上海这个国际大码头一定会有更多机会。其时，南京路地价日长夜大，他相中的这块地的主人便是闻名上海的犹太商人哈同。你们零售业这么看好这里，我岂能放过增值机会。双方谈判，哈同比雷士德更狠，八亩十五分地皮，一口咬定一年租金五万两白银。还有一条约定，三十年后该建筑无偿交给哈同洋行。这种生意做不做？郭乐的决断和马应彪一样，他的算盘是，三十年后我早已赚得二十吨黄金，这点租金算什么？做。大名就签在了合约上。当时有人讥笑，租地三十年，将来房子还要还给哈同，广东人真不会做生意。郭乐一笑置之。

郭乐判断，哈同花60万银元用铁藜木铺设南京路，就是为了炒地皮。所以在南京路上做生意水涨船高，只赚不赔。

永安造楼接近竣工，郭乐每晚零时到工地，用大榔头敲三合土，检验工程质量。甚至爬到最高层，把房顶上的水泥敲下来，从水泥成分中了解是否符合施工要求。据说爬楼时不小心，差点失足跌下。有一次，郭乐在巡查中一把推倒了公司外墙。建筑商陶桂记施工人员问为什么，郭乐说如果你材料用得足，应该推不倒。对方无话可讲。按郭乐要求，打桩再深120英尺。对工程如此苛严的老板对经营更是精明，员工私下叫郭乐“郎中”，意思是专挑员工毛病。郭乐不发老板脾气，却把员工搞得服气。他发现地面脏，就对楼面管理说，我在这里丢了一元钱。老板丢钱，大家立即扫地，结果把垃圾都扫了出来。郭乐深夜检查仓库保管工作时，发现值班员睡着，他会盖上一条毯子，然后拿走一只鞋子。翌日值班员到了郭乐那儿，郭老板问，你自己的鞋子都看不住，公司的东西呢？值班员深感失职。所以谁要想在郭老板面前耍心计，就是作死。

开业之前先打广告，这是永安开的先河。《申报》上“永安公司开幕预告”长达半个月。原来当下网着一张“即将开业，敬请期待”巨幅大幕的始祖是当年的永安。开业这一天，营业额高达一万余银元。原先准备销售三个月的备货被期待已久的顾客在二十天里抢购一空。商品脱销证明了广告策划的成功。

_{顾客盈门的永安百货}

永安大门两边挂有两行大字：经销环球百货 推销中华土产。中间嵌着一个“WO”（“永安”英文名缩写）这副“对联”的广告效应十分强大。永安管理层深谙此道，在广告上展开强劲攻势。城市街道就不用说了，从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沿线甚至农村住房外墙上，都刷上了永安商品广告。不仅如此，一到岁尾，新年日历牌上的永安广告就会出现在各个旅馆、饭店、剧场。你此时光顾永安，花上10元礼券，就能获得一本印有永安商品的新日历。当然，衣冠不整者要被站岗的巡捕拦在门外。据原永安广告部部长梁先生说，永安做广告，可说是无孔不入……永安股票在市场上流通，也起到广告作用，礼券也是一样，都可加深永安的社会形象。

_{永安发货券}

永安是英国式管理，总经理下面两个经理，分别负责财务和进货两大块，不设独立的人事部。一切围绕“环球百货”做文章，国外进货是重中之重。永安拥有伦敦办事处和美国“特顿派拉斯”代理商的进货渠道，还派人去日本德国采购。这种以“环球”品牌为中心的经营机制确保了永安的业务蒸蒸日上，员工围着公司品牌转，不涉人事纠葛。“环球”策略不仅保障了永安自身的立足和发展，客观上对中国民族工业也有推波助澜之利。进口商品在永安出现不久，很快就会引起国内工厂的仿造，以后就不再进口。后来又采取“样品定货”方式，货样进来，国内自己定点生产。比如英国高档呢绒、康克令金笔，边经销边仿制，“三枪牌”内衣就是英国“摩丽”版样。以今天眼光看，此举显然有侵犯知识产权之嫌，但在当时，也不乏一种经营之道，还含着永安打造商业帝国的雄心。

进入永安底楼商场，迎面就是公司广告语：顾客永远是对的（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让顾客在第一时间尊享“上帝”的感觉。这是永安不变的规则和信条。信条换来的是信誉。营业员绝对不能与顾客争吵，否则就会受处罚，甚至被停生意。永安第二代掌门、郭乐侄子郭琳爽遇到向他哭诉顾客无理取闹的营业员，仍是这句话：客人是衣食父母。没有客人，永安关门，你们就要失业。所以顾客总是对的。

_{永安公司大减价}

“永安购物”的细节曾在顾客中流传。

某外国女顾客带着三四岁女孩到永安购物，就让孩子坐在柜台上。营业员见女孩可爱，就摸了一下她的脸，立刻被女顾客打了一记耳光。不知道是否犯了女顾客什么禁忌，还是她认为营业员手脏，不能摸孩子的脸。营业员为此受到公司的责罚。这与“媚外”无涉，因为永安规则上写着，顾客永远是对的。

某青年来永安买箱子，营业员问他箱子放在哪里，如果在底层水泥地，一定要垫高，不要靠墙放，以免受潮。如果是樟木箱，事先要用在太阳下晒过几小时的棉花胎放进去吸潮。这是营业员卖货的规定程序。你要生意好，必须不厌其烦。同样，永安出售的樟木箱也大受外国人欢迎，木头是烘干的。其他公司的可能有潮气。

顾客进门，营业员必须让座，递烟。对有头有脸的老顾客更是殷勤。比如杜月笙来，就按他的嗜好拿雪茄招待。

永安的经营原则是：橱窗有货，柜台有货。《永安月刊》除了自我宣传，不少长久客户也在月刊上做广告，辐射效应很大。为了推销裕华香皂厂的“润肤香皂”，永安在香皂上用金纸黑带包装，广告词就是“金色黑带，独家经销”。还专门设置了一台机器现场操作，并当场分送现场观者使用，当场表演，当场卖送。

_{永安大减价告示}

美国金笔康克令（Conklin）在永安一楼铺面设专柜，聘请年轻漂亮有学历会英语的上海小姐促销，成就了永安一道独特风景。据说著名记者、曾任《文汇报》总主笔的徐铸成1936年从汉口来上海，慕名去永安一探究竟，“发现‘康克令小姐’果然明眸皓齿，金笔柜台的顾客特别多。”因为“康克令小姐”的促销，价格不菲的康克令金笔成为上海青年的时髦，也是一种档次。后来又有“水仙花皇后”“袜子皇后”等相继出笼，女店员的风采成了百货行业的招牌。她们吸引着男顾客，也成了小报追逐的对象。甚至她们的婚姻、怀孕也成了新闻炒作的由头。永安的广告效应放大了。

三足鼎立

广东商帮逐鹿南京路的好戏还在继续。

1925年，又一家百货公司开张营业。大名“新新公司”。

_新新公司

新新的开业有段故事。上海先施开业第五年，因为效益高于香港先施总公司而不满综合计算的会计制度，赚得多却要被“综合”掉，为此引发矛盾。身为上海先施监督的黄焕南和经理刘锡基（均为一起在澳洲淘金的中山籍华侨）就有了自立门户的念头。黄焕南当年曾与马应彪一起考察南京路选址，属元老级人物。黄、刘两人与想跟着他们跳槽的高级职员集资五十万元，但远远不够。恰逢黄的华侨亲戚李敏周来考察上海商情，于是一拍即合，筹得三百万元，其中华侨资金60%。他们选择的地点就在先施隔壁，这块地皮仍属哈同洋行。当年租给永安五万两已属天价，随着上海地皮持续飞涨，此时开给刘锡基的价位高达八万两。而且是一口价。刘锡基不得不再次招股，终于在1923年破土动工，打下地基。有远见的商人就有不同凡响的魄力。1926年初，新新公司在锣鼓鞭炮声中开张了。公司为七层楼，顶楼还有一座方形二层空心塔。比先施、永安高出一层，用意再明显不过。李敏周、刘锡基以“日新又月新”（取自《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命名公司，寄托了他们在南京路上打出一番新天地的渴望。先施、永安拥有90%的进口货品，新新无意争锋，他们打出的招牌是“万货大商城”，以国货精品吸引顾客。为了证明自己的“国货”定位，新新在中国注册（先施、永安和后来的大新都在香港注册）。新新最具创意的是在六楼开设了广播电台，相当于“时尚新媒体”。为了让公众看到电台内景，四周用了玻璃隔断，所以俗称“玻璃电台”。这是中国人自创的第一个广播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那天，新新公司广播电台首播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约法八章》和革命歌曲），新新果真新意叠出。亲朋好友一传，顾客纷至沓来，生怕自己不知道“玻璃电台”被踢出时髦人圈子。顾客一边购物，一边欣赏名角名票的滑稽剧、粤剧和京剧转播，广东顾客尤其喜欢《饿马摇铃》《小桃红》，电台“只闻声不见人”的神秘感被打破了。电台每天开播的六小时里，主打推介新新货品。这不就是“消费指南”的原创吗？夏天又激活了新新创新的灵感——开放冷气，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大热天里孵空调，吃喝玩乐一条龙，顾客进去就不想出来了。新招叠出，新新就与永安、先施一起鼎立三足了。

_{新新公司创始人之一李敏周}

四大公司是广东商帮在上海崛起的重要标志。虽然流亡海外奉献革命，中山先生对香山华侨老乡的百货业充满信心，还买过“先施”的股票。殊途同归，实业救国是他们共识之一。

先施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已达四百三十余万元，收获甚丰。但马应彪喜怒不形于色，对面永安的体量他是知道的。为了压过对方一头，两个老乡拗起了手劲。永安造六楼，先施马上改五层为六层。永安不甘示弱，在楼顶上盖了一个“绮云阁”，耸起的塔尖俯视着先施的楼顶。先施争锋相对在楼顶上加盖，而且一盖就是三层，号称“摩星楼”。你挨着云，我都摸着星星了，看你再怎么加。其实一年前马应彪向郭乐打听永安的设计方案时，郭乐爽快地把图纸给了他。谁知篱笆拆去，马应彪大呼上当。原来图纸是假的。“顶高之争”似有“小儿科”、情绪化之嫌，与现代商业经营没半毛钱关系，但说明他们绞尽脑汁要在经营上高出对方一筹。正因为这种“拗手劲”，使他们频频创新，使出大招，酿造出一个个中国商业奇迹。

_{先施、永安面对面}

夏季的先施、永安顶楼成为全上海的吸睛点。上海人口口相传的“屋顶花园”就是那个地方。

太阳落山，暑气消退。登临屋顶，闹市景象一览无余。两厢面对面的露天游乐场霓虹闪烁，小吃打牌喝茶、听说书滩簧，看杂技滑稽，确是纳凉好去处。因票价低廉，各式人等蜂拥而至，鱼龙混杂，格调逐渐降低。媒体也时有批评。

屋顶花园服务员叫“女招待”（这个称呼曾被贴上“腐朽没落”的标签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晚上十一二点，女招待下班，乘着公司电梯下楼，那里已有候着陪她回家的男朋友。上海男人的体贴真心传统悠久啊。

国产大型百货开张后，直接对“惠罗”们构成了威胁。他们每周营业五天半，用的都是外国人。先施永安每周休息一天，用的都是本国人。以前老外买世界高档名牌必到惠罗，现在两家中国百货公司也有。加上服务诚恳，开门早打烊晚，两厢比较，优势立见。先施创立了不少“第一”，永安“拿来”后极致发挥，而后又打出自家品牌，比如专设邮寄部免费送货，设服务处接受订货上门送货，货到付款，客户深感方便。还有礼券，永安率先发行后，大受市场欢迎。1933年，换取货物的礼券金额大洋30余万元。其他三家相继仿效。

除了百货，永安还涉足人寿保险、银行、纱厂、房地产、进出口贸易等，投资项目多点开花。郭乐认为，时局不稳，分散投资以避免一子投错，满盘皆输。永安还兼营旅社、游乐场、酒店等附属项目，舞厅和旱冰场均是上海第一家。涵盖了衣食住玩。

时间过得飞快，“30年租期满后连地皮和永安大楼一并归还哈同洋行”像一个钟摆时常提醒着郭氏兄弟。为保住永安，郭家于1930年果断买下邻居“老天蟾舞台”地皮作为永安的储备。两年后一座十九层的永安新厦崛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成为上海电视台、华侨商店和七重天宾馆的所在地，“七重天酒楼”因设在第七层，故名），并用封闭式天桥连接起来。这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以天桥连接两幢大楼的高层建筑，永安的体量和高度更是雄踞南京路，创造了新的第一。 

永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管理为自己赢得了国内外信用。一位老员工回忆，外国跑街（销售商）每年集中全球最有名的商品到上海推销。在华懋饭店（和平饭店）下榻后，立即打电话让永安先挑货。他们知道，“统办全球百货”，上海永安是“Number.1”。永安还向英国服装纸样公司订购式样，每隔三个月，就会收到一批纸样，男女老少不同尺寸编号齐全。所以上海摩登人士的服装款式永远与世界时尚接轨。永安以女职员时装表演招徕顾客，吸引力超强。而对残次品的推销宣传叫作“我们忘本”，意思是不计成本，卖完为止。每年还有春夏秋冬和圣诞、春节六次“冷门反季”商品“大减价”，也掺些热门货助阵，中英文双语广告很霸气：一元一只火腿。永安“大减价”之日，就是其他商家头痛之时。到1936年，永安总资产已达1.5亿元港币，远超先施。

1945年，郭琳爽与哈同养子乔治·哈同谈判成功，以112.5万元回购永安。三十年间，郭家向哈同家付出了150万两白银的租金。郭琳爽说，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三十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了。

大新超越

“新三足”拉开架势的时候，他们的香山老乡蔡昌正在广州打着算盘。

蔡昌胞兄蔡兴是马应彪在澳洲悉尼永生果栏的合股人，也是香港先施公司最早的12个合伙人之一。蔡昌跟着蔡兴进入香港先施工作。他的职务和薪俸都不低，但一直按捺不住自己当老板的念头。1912年，蔡昌兄弟以英文“The Sun”（寓意如日之升）命名在香港开设大新公司。邻居是先施永安，和未来上海南京路的格局完全一致。1916年再开的广州大新为八层高楼，坐稳了广州百货第一把交椅。

大新公司创始人蔡昌

1936年开业的上海大新公司距离“先施老大”已时隔19年，人称“小弟弟”。

目光转向上海是必然的。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和中国乃至亚洲经济中心打出牌子一直是蔡昌的念想，这个路径几乎是马应彪郭乐当年的翻版。他先遣秘书打探商情，搜集市场情况，接着亲自拟定招股六百万元，北上上海。最终选定虞洽卿路（西藏路）、南京路、劳合路（六合路）的交汇处为上海大新所在地。此地多里弄房屋，产权分属数个业主，蔡昌暗中分头购得，成功买进八亩地基。可正待打桩时，斜刺里杀出一个大亨出面阻扰。大亨便是上海商界扛鼎人物、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虞洽卿称大新公司选址地基北面相邻正是同乡会大厦，可能影响同乡会楼基。蔡昌多次解释，虞洽卿也不松口。无奈之下，蔡昌只得诉诸法律。一面通过乡谊关系找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并再三向租界当局申述新大楼绝不会影响同乡会楼基，且大新开业后既可繁荣市面，又可增市政税收。终获胜诉。1934年11月，大新公司地基撬动了第一块土坯。1936年初，一幢十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方形高楼耸立在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大新的硬件都是绝无仅有的首创：金属封闭卷门、齐全的冷暖设备、地下商场、直达三楼的自动电梯，每分钟行速90英尺，每小时可供四千人上下。商场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为全国之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一不使人深感震撼。如此巨耗，大新所集资金所剩无几，只得与英商麦加利银行以新厦抵押，又高利贷借得巨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购进各类货品。60%为进口货。借巨款经营，蔡昌依然底气十足。

1936年1月10日，大新公司开业，从早晨七时开始人们就在门口伫足等待。十时开门，一条南京路已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因过于拥挤，当天不得不在下午四时提前停止营业。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2017年12月7日，经过半年装修的市百一店（前身大新公司）重新开张的盛景。

大新公司

大新的广告词是：推销中华国产，搜罗美备，选办环球物品，总汇精华。本公司自建十层大厦，设备电动扶梯，无劳跨步；装置冷暖气管，四时如春。这对精明挑剔又见多识广喜尝新鲜的上海人来讲真是“句句戳到腰眼里”。购物的享受感一波接着一波，确是无法抵挡的魅力。何况，大新不仅在地下商场设“廉价商品部”，还首创奉送，购物送檀香皂。这种“自降身段”的“大众化”经营策略把大批顾客拉进了公司。这本来是大新应对“老三家”联手挤兑的无奈之举，结果却把他们一起“拖下了水”，打折、降价。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到大新公司乘电梯”成为上海市民追逐的“摩登”。蔡昌听到了一句让他心花怒放的话：“不到大新，等于没到南京路”。

这部美国进口的奥的斯轮带式自动扶梯的使用是亚洲首例。随着电梯的升高，商场各层景象尽收眼底。儿童尖叫嬉乐，时装淑女眉眼漾笑，大家都来“轧闹猛”。排队看不到尽头，不得不以四毛钱一张的票子控制人流。台湾作家白先勇回忆：“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自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艺场的天台十六景。”

蔡昌（右二）和新新管理层在自动电梯旁

“先施”渐退，“新新”黯淡，新鲜出炉的“大新”要与独步南京路的永安一争高下了。

蔡昌自任主席董事兼总监督，胞弟蔡慧民任经理，儿子蔡乃诚任副经理。与永安一千余员工几乎清一色广东人不同，大新近九百员工只有少数来自港粤大新公司，其余皆登报在上海本地招聘，严格考核，由蔡昌最终审定。录用名单登报公布，以示诚信。与郭琳爽的内外圆通不同，蔡昌喜怒形于色，赏罚当场开销。出色者发额外奖金，违店规者当面训斥，轻者处分，重则当场除名。蔡昌经常重复几句话，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的要求就是命令，怠慢不得，要处处给顾客便利。橱窗布置、商品摆放和广告宣传设计吸引顾客进门才算成功。商店不宜用大减价大特价相招徕，可以在节日或开张纪念日以优惠折扣或摸彩、赠奖等助兴方式吸引顾客。这相当于大新的企业文化。

1936年到1939年间，大新年营业额达300-400万元。1941年高达1150万元（法币），扣除物价上涨指数，是1937年的12倍。资本总额跃居中国百货业第一位。风头直盖它的三家前辈。昔日“小弟”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佬。蔡昌坐镇上海，沪、港、粤三家大新公司会计独立，盈亏自负。

营造文化氛围是大新的另一个独创。四楼画厅出租给文化团体和个人举办各种展览和义卖募捐。由于人流量大，宣传效应十分明显。丰子恺、关山月、郎静山等纷纷前来设展。这里还是第一届全国漫画展、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木刻展的举办地。1938年，海派书画家唐云、白蕉、邓散木以支持抗战、救济难民为主旨举办《杯水画展》，展品售完后不断续画。1949年4月，张乐平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为流浪儿募集善款，各界踊跃捐款捐物。这些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都出自大新公司。

物质利润和精神文化齐头并进，大新确实“如日之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英美注册的商家被汪伪视为“敌产”实行“军管”，派遣“会计监督官”，又宣布“限价”，引发抢购狂潮。四大百货经营惨淡。1942年2月25日，大新门前突然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日军借机在这一带戒严近一月，公司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大新再现峰谷，高居四大公司榜首。然而不久，美货倾销和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百货业陷入困境。1947年，蔡氏家族移居香港，大新则“多销少进”，逐步向香港转移资金和资产，营业额逐渐走低。这段时间前后，先施、新新相继撤离。大新最终步其后尘。

1953年，大新公司经核准改制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也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从此大新渐渐被上海人淡忘，代之以名头更大的“中百公司”。

_{重新开张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

早在百年之前，服务至上、人才吸纳、员工福利、企业形象等全球通行的现代商业行规就在四大公司生根，足以证明他们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宏图大展，并非一夜成就的神话。

永安精于管理，强调严管厚爱。《雇佣职员简则》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保证员工质量。职工守则70余条，分门别类挂在公司食堂镜框里，多涉罚则。比如不挂公司徽章，罚洋贰角，迟到一次，罚洋五分。1930年起实行“科学管理法”。永安有13个门，职工只能一门出入。门口放置美国进口的考勤钟，进出要投卡，自动记录时间。柜台上的收银机也可防作弊。永安薪制按英国方式，按资历晋升逐步递增。定期派遣人员去外国学习管理经验，创办夜校让员工进修，建造住宅租于职工，医疗等福利远优于其他华商企业。

有人曾将四大公司营业规范称为“服务军规”，包括“备烟、备茶、备板凳、帮兑币、不可拖延怠慢顾客、商品瑕疵应予说明、预订商品或指定时间代送货品，一律依时不误……”林林总总不下二十条。

四大公司以“环球百货”立足，也有国货立场。“五四”期间“洋货”成了公愤。先施公司在《申报》刊登广告，宣称“首重国货”，停止采购日货。在“救国十人团”及国货维持会的坚持下，先施、永安停止出售日货，称“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郭琳爽接手后，永安又扩大了国货的销售盘子。盛锡福帽子、龙虎人丹、三星蚊香、雄鸡毛巾等就是摆上永安柜台后成就了“国货名牌”。1936年永安国货进货额已占全部进货额的65%。

_{争奇斗艳的四大公司广告}

时过境迁，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公司”已将外商惠罗等“四大百货”甩到了身后。   

1937年8月23日。淞沪会战进入白热化。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先施公司，当场炸死炸伤近千人，永安新厦四楼以下全部震成碎片，从底层到四层的设备和商品瞬间变成瓦砾，永安员工被炸死15人，受伤者数以百计。国难当头，四大公司联合南京路各商号，组成战时服务团，出钱出物支援抗战，同仇敌忾。

1948年的经济危机使永安损失约四万两黄金的流动资金，营业难以为继。作为“四大公司”中仅存的永安，郭琳爽思忖良久，于1949年5月18日给伯父、已在美国开出永安公司的郭乐写了一封长信，道明心迹：“侄等认为义之所在，与夫职责所关……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他婉辞了父亲郭泉专为他安排的包机，选择了留下。27日，他亲眼看到一面五星红旗在永安楼顶“绮云阁”升起。1956年1月，永安成为全国百货业公私合营第一家。

_{今日永安百货}

如今，上海百联集团旗下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原大新公司）、永安百货和时装公司（原先施公司）仍是上海乃至中国百货业的翘楚。新新公司改制为上海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_{上海第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文明的口岸城市，理所当然成为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展示的最大平台。四大公司所在的南京路被国际媒体称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也与巴黎香榭丽舍和纽约第五大道一起被列为世界性的三大商业街之一。百货公司的出现使中国消费文化发生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折，开创了亚洲百货业的诸多先河。作为连接产业和消费的中心轴，百货业引发的强劲的消费能量和商业利润又带动了大工业生产的持续和发展。百货业赖以生存的核心软实力就是购物和服务。四大公司的建筑和橱窗、样式都在深深影响着上海并辐射全国，乃至亚洲，因为消费是没有国界的，就像当下中国人的满世界购物。

更大型的shopping mall和更强劲的电商冲击，使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百货业面临门可罗雀甚至被迫关闭的危机。新一轮消费革命已经到来，但无论怎么变，购物和服务都是商业文化的核心和永恒主题。

第一百货回归

_{（本文写作参阅《上海档案史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