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上海大学在1920年代（之一）

楔子

一九二〇年，中国。

这个年头似乎平淡无奇。一年多以前“五四”狂潮在神州大地上引起的震动趋于减弱，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各种研究和讨论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

可毕竟，雷电已燃着了黑夜中的原野。二三月间，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在北京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六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公开活动。九月，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零星的火种，跳跃为一簇簇火苗，向寒冷的大地输送着微薄但持续的热度。

这一年的八月。四川宜宾，岷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

江草萋萋，一声拉长的汽笛，轮船离岸了。在乘客脚步纷纷踩过的某处甲板下面，朦胧的光渗入地板接缝处的罅隙，竟然勾勒出一个蜷缩着的人形。这叫“赶黄鱼”。买不起船票的人，通过相熟的海员接应，把人藏在甲板下面，船老板看不见，就可以搭船去目的地。当然，这很危险，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会这么不惜命。

轮船将顺流而下，到重庆，到上海。甲板下面的这个刚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去上海。

几个月前，刘炽荣还是四川陆军的一个丘八。他出身佃农，家里最有出息的兄长是军校毕业后在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任副官的大哥，大哥原本为他设计的前程是“读成都军事训练班，将来带兵打仗”，可是部队过绵竹时，刘炽荣偶然拜访了大哥的友人王伯乔，改变了人生道路。这王伯乔是个读书人，当时是中华书局成都分局的股东。交谈中，刘炽荣脱口而出自己写的两句诗，“学以贵其能致用，之乎者也欲何求”，王伯乔见他有志于投身实业报国，当即写信给上海中华书局本部，推荐刘炽荣入书局印刷所学技术。随即，他又给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沈为美写信，托他待刘炽荣到上海后给予关照。

_刘华

十几天后，刘炽荣终于抵达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他以刘剑华、刘华为名，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所绘图制版课当学徒。在印刷所党的秘密组织成员引导下，他常常利用工余时间，秘密完成排印红色传单的任务，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

视线转回到北京大学校园，当刘华在轮船甲板下蛰伏，江声灌满双耳夜不能寐时，未名湖畔，两个青年学生邓中夏和瞿秋白在一片秋虫最后的鸣叫中整装待发。

邓中夏二十六岁，湖南才子，李大钊的得力助手。眼下他即将从北大毕业，胡适为他推荐了赴欧美留学的机会，父亲为他在农商部谋取了一个好差事，但他都拒绝了。邓中夏要去的地方不远，就在京汉铁路长辛店（今北京丰台区内）。

_{青年邓中夏}

他已经对长辛店熟门熟路，这是他的“点”。一年多前的春天，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分成若干小组去乡村厂矿讲演，他本人分到长辛店、赵辛店组，结识了一批老工人。一边打背包，邓中夏一边在思忖，这一次在长辛店要待更长一点时间，多试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子怎么走。

瞿秋白二十一岁。他是江苏常州人，在北大已经学了三年俄文，能够阅读俄文版的《妇女与社会主义》_{【倍倍尔著，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妇女与社会主义》、《我的一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等。倍倍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研究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认为为了根本改变无产妇女的现状，必须根本地改造现在的国家制度及社会组织】} ，并由此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瞿秋白也加入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前，北京《晨报》请他担任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采访纪实，这会儿，他收拾着行李，一会儿将眼镜戴上，一会儿又放下擦拭，难以按捺将到俄国去亲眼看一看那“新国家”的兴奋之情。

_{青年瞿秋白}

在未来不久的某个时间，刘华，邓中夏，瞿秋白，这三个性格、禀赋、籍贯和出身都不尽相同的年轻人，将会在上海一所弄堂大学的狭小课堂里相逢，推动产生中国历史的一次转折。我们之所以在本文的一开始就把视线投射在他们身上，也许是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受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程，换句话说，他们都选择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漫长征程，并且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停休。

一九二〇年深秋，当邓中夏忙碌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时，瞿秋白在从哈尔滨去往莫斯科摇摇晃晃的列车上开始了《俄乡纪行》的写作，也开始了他的通讯报道。

抵达的最初几个月，瞿秋白只吃得上黑面包，后因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他的口袋稍微宽裕些了，便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革命事迹。他放弃了惟一的一点甜蜜——把购买定量供应的食糖的钱省下来，去买厚厚的理论书籍。

看起来，这是一个属于年轻革命者的时代。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了，接下来，到五月一日，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掀开了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幕。而到了一九二一年秋天，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瞿秋白已经当上了东方大学的翻译和助教，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瞿秋白开始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把文艺放在了一边。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翻译，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陈独秀回国的时候，提出瞿秋白应该回国工作。

_{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旧址}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瞿秋白回到了北京，随身行李十分沉重，全部都是他的“糖”——俄文原版书籍。稍事休整，十五日，他出席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纪念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召开的大会，作为第一项议程，瞿秋白唱起了他在苏联期间首译并为之定名为《国际歌》的苏联国歌“L'Internationale”_{（《国际歌》是由欧仁·鲍狄埃在1871年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谱曲而成的歌曲。《国际歌》曾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上世纪20年代，苏联以《国际歌》为国歌）}。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

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破坏得彻底，

新社会创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有天下。

……

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在破碎、喧哗与动荡中，有一批年轻人思考着中国该向何处去，他们的行迹由内而外，由此及彼，遍布了天涯。他们的生命，将在这歌声中交汇，上升，回旋，成为永远的云霞。

第一章 窑变

因缘际会，“上海大学”进入了最高政治层面的视野，被摆在了一盘大棋上。

1. 生米与熟饭

这一天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午饭的米饭是夹生的。

学校伙夫出来解释，大概因火力太急，米没炊熟，抱歉抱歉，担待担待。平心而论，夹生饭虽然难吃，但也不是绝对不能吃。有同学摇摇头，又捧起了饭碗。

“不能吃，谁也不准吃！罢了这家学店！让陈独秀、于右任来当校长！”哐啷一声，有几人把饭碗和筷子扔在地上，宣称要把食宿费拿回来。一时之间，饭堂里多数学生纷纷叫好。

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名字多么堂皇，高等师范教育中绝无私有的私立学校。春季登报广告说有陈独秀、于右任等大名人当教授，四方青年涌来求学，结果呢，完全是个幌子，地处上海闸北青云路——校舍为老式石库门2层楼房10余间，偏僻破落，设备方面，仅美术科有钢、风琴及石膏模型等，另有几本杂志，二、三份报纸，非常简单。各科虽都有课程名目，但无教师，即或有之，亦都不称职。学费倒是被校长王理堂拿去“考察东京”了。岂有此理。这所私立学校给人的感觉，恰如喉中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四天后，《申报》以《纪东南高专师校之风潮》为题，发布新闻一则：

闸北宝兴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昨日起罢课，其原因实缘十五日午饭夹生，有少数学生主张罢饭，掷筷翻台，声势凶涌。有学生朱间白，因腹饥异常，未曾服从，众加以非语。朱甚忿，事后即写一纸条，粘于膳堂反讥。讵此条揭后，该校学生周学文、孔庆仁、吴怀民等，邀集同学，以自治会名义请求学校当局将朱某开除，否则即全体罢课。该校校长王理堂以考察教育逗留东京，代理者为会务主任陈勣武，未加允许，仅宣布将朱某记大过二次。周等坚不允从。同时校中有赵吟秋、汤镜明，在前晚八时自治会中起而反对。周某等坚阻不许。稍加辩论，即生冲突，结果将汤镜明殴伤，逃出校外，赴中国公立医院医治。校中其他同学见此情形，知将酿成大祸，因往五区警察署报警。旋由该署派来武装警察五名，当场弹压，直至十二时始去。该校多数学生因组织一学生维持会监督周某等行动，周某等益加忿怒，又要求将赵吟秋开除。陈某不许，学生乃宣布改造学校，请陈独秀或于右任为校长，令陈某将学校文具及经费交出，不许出校门一步。

隔一天，《民国日报》刊登《东南专师风潮之相持》，继续报道“宝兴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吃饭问题起罢课风潮”的消息，提到反对罢课、代表校方利益的“学生维持会”，节录了一段他们的宣言，其中有“我校少数同学，因有意破坏”、“到现在他们反把朱间白的事丢开了，来积极进行他们的所谓改造学校的正事，我们因为以上这许多原因，觉得学校的前途非常险恶”等语——如梦初醒般，说到了点子上：这本来就是一场策划已久的“事变”。

起头闹事的，程永言，周文、孔庆仁、吴怀民、王秋心等共十人。后被称为“十人团”。据当事人后来追述道：

学生中有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而来沪的，今天遇到这样一个学店，无不怒发冲冠，起先是组织学生会向学校当局交涉，无效，校长王理堂反带着学生缴的学膳费去日本东京留学，这就使学生们忍无可忍了。程嘉咏（永言）等秘密地组织十人团为核心，决定改组学校，拟推翻前校长，迎接一个有革命声望的人进来，办一所革命的大学，使外地青年来沪求学有所问津。十人团内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先生，拟在其中延请一位，但大学都他们都不相识，仅慕其名、崇拜其人而已。其中，于右任是领导西北靖国军失败后来沪的，在“双十节”时，曾发表过救国必须先从教育着手之言论。大家就将“五四”运动的经验用上，拟好改组宣言，揭露学店黑幕，要求社会援助。并先组织好纠察队，发动之时负责监视创办人陈勣武、汤石菴行动，以免他们逃走后，形成学校断炊。十人团还将此计划与平时对学校表示不满的教师如陈藻青、陈东阜等商量，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安排既定，即于一九二才年十月“双十节”后，假伙食公开账目问题发难。

再往前追溯，实际上，半年多以前，该校就已经涌起了“改组”舆论，而舆论的肇始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关系。

嵇直，原本在镇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并通过订购杂志和投稿，已经结识了商务印书馆主编进步刊物《学生杂志》的杨贤江，一九二二年一月，嵇直离开镇江，进入了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半工半读。到校才一个月，实在看不下去“一些无聊文人，冒充教育工作者，欺骗想上上海大学而未能考取大学的青年人，为收学费搞投机买卖”，便组织召开全体同学大会，成立起了学生会。这时嵇直已经通过中国共产党员张秋人的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的主要任务，一是改造学校，一是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而改造学校，首先是“撵走那一批开学店的人”。正因嵇直等与党有联系的学生长达数月的呼吁和推动，使“改组学校”这个大胆的创想深深植入了青年学生的意识之中，也推波助澜了程永言、周学文等“十人团”的奋起。

风潮持续。“十人团”将校方代表陈勣武、汤石菴软禁于校内，当事人回忆，学生告诉校方代表，“当我们迎接了新校长后，学生们一定会与改组后的学校好好合作”——得到的是对方轻蔑的回应，“你们在做梦”。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去揣想和理解一百年前的那个洪流滚滚、异彩纷呈的大时代，可能就是从这样一些“做梦”开始的。

程永言、周学文、汪钺三人被推为学生代表，四处活动，请本校师生及各方关系探问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住址行踪。得知陈独秀的行程不定，章太炎在苏州消极，于右任住上海黄河路大铁滨，并了解到劭力子先生与于氏关系密切。周、汪、程三人即先去晋谒邵力子请予支持。

邵力子这一年四十岁，任国民党在沪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他是浙江绍兴人，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7年春天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过《神州日报》和《民立报》。

_邵力子

_叶楚伧

见学生后，邵力子表示同情。他和另一位主编叶楚伧都认为这是国民党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扩大影响的大好机会，应积极介入，于是答应劝于右任答应学生的请求。一行数人再随邵力子去拜谒于右任，当面陈述理由：东南有办一个革命最高学府的必要，现在你若不出来挽救，全校一百六十名学生不但失学，前途绝望，还将有家难归，流离失所。闻此言，于右任表示愿意支持同学们不致失学，但也实话实说：办一所革命大学与原来的学店是根本不同的，东南高师若接过来，是一个破烂摊子，首先需要有人和经费，而当时处于革命低潮，于右任本人并非金主，不时出卖碑帖自济，而学校又急需添聘师资图书设备等，困难重重，因此，对出任校长一职，并无肯定表示。学生们也是初生牛犊，卯上了，坚决非请他出来担任不可。

在这学生气的“坚决”背后，还有着另一种必然性在暗中汇合。《小说月报》主编茅盾（沈雁冰）当时已经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的回忆——“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

_于右任

周、汪、程三人终日在外奔走求援。东南高师的安徽籍学生多，便有人联系他们去安徽人氏、“讨袁七将军”柏文蔚（烈武）先生处陈述，请他两次向于右任促驾。等候在于宅所时，学生们遇到柳亚子、杨杏佛、叶楚伧等先生，也请求他们从旁代为促驾。渐渐地，于右任似有所松动，见邵力子不时与他晤面，学生们猜测他们是在商量如何接办。不久，一个契机出现了，于右任向周、汪、程三位同学问询意见，说“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这个校名，字既多又狭隘，好不好改为“上海大学”？周等非常兴奋，当即取纸请于右任大笔一挥书就“上海大学”四个字，立等做好牌子，挂在学校门口。新校名一出，校方代表陈勣武既气又恼，雇用了几十个流氓冲入学校，将“上海大学”校牌拿掉，由此激起众怒，全校师生即以长板凳为武器进行反击，流氓见势不好，只得丢下校牌而去。另一边厢，周、汪、程等同学已迅速将消息登报，以既成事实抢占舆论高点。原校方完全落于下风。

《申报》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发布《上海大学启事》：

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二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之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此布。

十月二十三日，同一则启事，一字不差，再发布了一遍。

从“饭堂风波”开始算起，已经七天过去，这个从风潮中突然诞生的上海大学已经吸引了全上海滩的目光。于右任虽然竭力支持，但对是否出任校长还在考虑。周、汪、程等恐夜长梦多，就要求于、邵两氏先到校训话一次，以定人心。于、邵两氏也不敢把话说满，只是答应先到学校看看。消息带回校内，学生们即星夜赶制张贴各种欢迎标语、手旗等。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早晨，由程永言陪同于右任、劭力子等先乘临时雇用的汽车到北火车站。学生们手执欢迎旗，列队守候，音乐队见车一到，乐声大作，众人高呼欢迎口号。由乐队开道，中间学生，汽车在后，向学校前进。适天公不作美，毛毛雨不停，车站离校有几里地，但同学们秩序井然，个个精神振奋。及到学校时，尽管个个衣服淋湿，但并未休息，立即召开欢迎会。

于右任上台第一句便是“予实不敢担任校长”，话锋一转，“但诸君如此诚意，念西哲言互助之义，自动植物以致野蛮人类皆能互助，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最后还是留了个光明与希望的尾巴，“改日再当提出意见，与诸君商榷”。这意思，还是答应了。自此之后，同学们皆认于、邵为正副校长。次日，上海中外各报都载了闸北“上海大学”学生欢迎于右任、邵力子出任该校校长等消息。

_{由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改组而成的上海大学最初校门}

“做梦”竟然成实，“改组”竟然成功，“生米”煮成“熟饭”。但从此之后，“上海大学”也就进入了最高政治层面的视野，被摆在了一盘大棋上。

让我们来看另一根时间线。其时，孙中山在上海。一九二二年六月，孙中山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在上海筹划改组国民党。另一方面，孙中山关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培植人才，积聚革命力量。

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为今后领导革命运动准备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地点选在了党的诞生地上海。

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在寓所会见李大钊，共同讨论“振兴国民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此后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十月十五日便发生了“东南高师”罢课风潮。由此看来，上海大学诞生在国共合作、“欲于东南创办唯一革命最高学府为革命之基础”的一致愿望和历史潮流下。

次年春天，孙中山南下广东重建设革命政府，他没有忘记在他短居上海期间诞生的这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大学，亲自批准拨款万元对上海大学予以资助，并每月补助经费一千元（注：亦有说两千元）。

2. 总务长邓安石先生

四马路上川流熙攘，一座古色古香的饭店显得十分文雅，它是上海有名的京菜馆同兴楼。

这天午间，楼上席开一桌，五人餐叙：履新不久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民国日报》总编邵力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受孙中山委托与李大钊商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官员张继；上海大学改组“十人团”中的程永言。

据程永言回忆：席间，于右任表示，办学经费不够可帮忙搞一点，但办学他是外行，他对李大钊说道：“你来办吧，你内行，我外行。”李大钊以因负责北方工作走不开作答，但他表示已经找到了妥当的办学人选，将马上介绍一位名叫邓安石的先生出任总务长、一位名叫瞿秋白的先生任社会学系主任。此言既出，于右任、邵力子便转头叮嘱程永言，去迎接邓先生到校视事。

一九二三年四月，邓安石被于右任聘为上海大学总务长。出现在学生面前的这位总务长十分年轻，引人注目地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脸面方正，一双有神的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有人注意到，他的手指都染黄了，应该是抽烟很厉害。在上海这时髦地方，邓安石大概算是不修边幅的，他平时总穿一套蹩脚西装，袜子露出后跟，皮鞋经常不擦油。

邓安石就是邓中夏。此时他经历了“二七”京汉路大罢工的失败，负着开办一所“自己人”的革命干部学校这个使命从北方来到上海。

邓中夏到校后，首先埋头苦干的，就是上海大学章程。因他是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工作甚繁，一般是上午来校多，有时下午亦来。他花了不少时间，搜集了不少参考资料，是用十行红格纸写的，规划宏伟，并确定了“上海大学”的教育方针。他紧紧抓住三年大事来做：一，确定教育方针和目的要求；二，改革学校建制，草拟上海大学章程；三，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术界人士来担任教职。

_{于右任题写的上海大学章程}

_{以上《上海大学章程》部分内容摄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于右任虽任校长，并不实际管事。邓中夏握有全校灵魂的总务长（教务主任）一职。章程提出上海大学的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数月之间，学校的气质和氛围起了根本性变化。所有缺课及不称职的教师均更调为社会名流、教授、专家、进步人士。如左翼作家茅盾、陈望道、郑振铎等先生。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诸先生也相继来校当教授。

陈望道后来回忆道：“在上海大学的改组和扩大过程中，邓中夏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夏进去后搞的改组工作是带有统战性质的。起先教务长是国民党的叶楚伧，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

上海大学初设文学（分国文、英文两组）、美术（分图音、图工两组）两科，并设普通科；经过改制，设有社会科学院（含社会学系）、文艺院（含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美术科，另外还附设中学部和俄文班。学校开设的必修外语有四种：英、德、俄、日，要求每个学生掌握两门，又附设世界语选修课。学校的目标是有系统地研究社会科学和发展形成新文艺系统，培养社会科学和新文艺方面的干部，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一九二三年七月，瞿秋白晚于邓中夏三个月来到上海大学。到沪十天后，他给“适之先生”胡适写了一封信，中间谈到上海大学的定位是“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既就了上海大学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海大学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没过几天，瞿秋白发表在八月二日《民国日报》上的文章《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中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上海大学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瞿秋白所兼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最大最活跃的一个系，从起初5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400多人，占全校学生半数以上。学生大多家境贫寒，政治上倾向革命，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大多数都集中在该系。该系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主，瞿秋白为社会学系制定的教学计划提出着重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除社会学系教授马列主义学说外，其他科系的哲学课程，多由社会学系教授兼。上海大学从此就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新的上海大学经常组织讲座，每一、二周讲演一次，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和解答时事问题，邀请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或上海大学教师做专题讲演。如李大钊、章太炎、马君武等都去讲过。李大钊到校讲演，首先称赞同学们改组学校时，斗志坚强、目标明确；其次讲及中国革命是要彻底的，全场热烈鼓掌。

_李大钊

上海大学每次开讲，都有其他大学的学生来旁听，会场内外拥挤不堪，报纸上也争先登载，过去死气沉沉的学店，而今是朝气勃勃，众相瞩目。

3. “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

一九二三年，一位名叫蒋玮的湖南女学生走进了上海大学。都说湘女多情，她却有些高冷，从一开始仿佛就抱着略微挑剔的眼光打望着这所奇异的学校：

“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他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住。”

相比于校舍，教员风采显然是一道更抢眼的风景。

“……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他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本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

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

当年上课时坐在蒋玮后排的男生施德普一直记得，这位女同学颇为傲气，从不回头多看一眼，仅有在前后传递讲义时，才得以一见她的面相，有时打个“无言的招呼”。如此半年之久，未曾有过任何交流。直到一九二八年之后，施德普才与蒋玮渐渐熟悉起来。而那个时候，他们各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施蜇存和丁玲。

_{青年施蜇存}

丁玲下了个断语，“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她和王剑虹与瞿秋白之前在南京有过一次遇偶，瞿秋白写信邀请这对好闺蜜来上海大学求学。安顿下来后，瞿秋白课余教她俩俄文。

“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讲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 ，东南西北。他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_{1923年，丁玲（左）与好友王剑虹在常德的合影}

不久，王剑虹对瞿秋白暗生情愫，活泼的丁玲将王剑虹的心意带给了瞿秋白，成就了这段幸福但过于短暂的婚恋。一九二七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梦珂》，以文学手法记述了这段往事。

也是在一九二三年，已于上海大学担任教职的茅盾让自己的妻弟孔另境也进校来求学。

_{青年孔另境}

孔另境再三难忘的是这样一组镜头：

以四间民屋的客堂连贯辟成的狭长的教室内，拥挤得无从插足，数百颗活跃的心灵期待听受一次庄严的启发。突然一个瘦长白皙的人形出现在前面的讲台上，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又宽又平，鼻梁上架着一副和他面庞相配的深度近视眼镜。谁也未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讲室，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人声，站在讲台上的人仿佛迟疑了一下，又仿佛故意等待了一下，才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了一句话来：

“我是瞿秋白。”

这有趣的自我介绍的开场白，要是在绅士淑媛们的集会里，一定是要引起一阵喧笑，然而在这里，没有谁觉得可笑，这种没有第三者介绍词的演讲，正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大家听见了这一句的反应差不多是一致地——

“不错，你正是我们所仰慕的瞿先生！”

底下学生中有一位军人样子的安徽人，他听到瞿秋白关于社会主义苏联的报告，激动得握紧了手指关节。他名叫张治中。

_张治中

一九二三年，曾经的川军第五师第三独立旅司令部参谋长张治中带着夫人和一个孩子来到上海，赁居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十六元，把这一间小房子用布幔隔成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夫人弄饭，洗衣，他读书，翻字典，坐电车，上课。他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教这门课程的就是有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在这之前，张治中曾找瞿秋白谈了一次话，告之，以前想到德国去留学，所以尽力学德文，现在对苏联的兴趣比较高，也想环游欧美，所以改学俄文，补习英文。对于张治来说，在上海读英文还读得进，上海有几家外国电影院，全是英文字幕，没有中文的说明，他看英文字幕，懂到十分之七八，但是学俄文，却越学越觉得困难，他仍是不畏困难地去学，是为了想到俄国去看一看。

一九二三年冬，于右任去广东与孙中山先生接洽学校发展之事，并商谈国事。邵力子于一九二四年四月起任代理校长，但他主要是办《民国日报》，并不到校，校务仍然是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实际主持。但邵力子作为校长的一个任务是随时到法庭去出庭，他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而且在上海很有名望，如果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被捕，他就去法庭和人家辩论，不许敌人拷打折磨他们，他去打官司把这些人保出来，做了许多营救工作。一所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为何常常会被捕呢？

因为全国乃至海外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纷纷来到这个学校就学。其中，有从边远地区云南、贵州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的；有从“南洋”、日本、“安南”、“高丽”等地归国求学的。就是在上海，也有许多青年是从校舍巍峨、设备完美的南洋大学、沪江大学以及东亚同文书院等校转学过来的。

青云路校舍实在狭小，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上海大学于一九二四年寒假迁校于当时英租界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校门坐东朝西，内有花园园地，二间坐北朝南的洋房。除教务、总务在楼下办公外，其余皆为教室。在学校附近的里弄里，另租男女宿舍及图书室。

_{上海大学西摩路时期校门及“时应里”的师生宿舍楼}

_{1924年迁校后的校内风貌}

_{现立于陕西北路近南京西路口的上海大学遗址碑牌}

据当时在校总务工作的许德良回忆，当时学校每月房租是三百元，后来校舍不敷应用，又把学校靠北边的中国式房子和对面新造的时应里的一部分房子一并租下来。因为是国共合作，当时学校经费是从广州汇过来的，但经费还是有困难，有时房租都交不出，只得请房东答应延期付款。

一九二四暑假后，招学就按新学制办理，分设“大学部”、“专门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文艺院”、“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专门部”设“英数科”和“新闻科”。“中学部”设“初中班”和“高中班”。“文艺院”除了“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之外，还有“俄文系”、“德文系”、“法文系”、“绘画系”和“音乐系”。“社会科学院”除了“社会科学系”之外，还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和“商业系”。“自然科学院”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美术系”一度改科，后又取消。

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在当时还是秘密的，也是“上海大学”代办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