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光看电影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看电影的场所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莫干山的一个基督教堂。这座教堂被标为莫干山450号楼，位于莫干山中心景区中华山东南坡、即景区环山公路岗头北段的德清路边，莫干山人称之为大礼拜堂。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这座大礼拜堂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_{冬日下的大礼拜堂显得有些苍凉（来自网络）}

一、450号楼今昔

_{莫干山中心景区鸟瞰（来自网络）}

进入二十世纪初以来，莫干山因为独有的自然环境，成为人文荟萃、风云际会之地。莫干山在修筑学校、医院、电报局、网球场、游泳池等各种公共设施的同时，美国人海依士于1923年建造了一座基督教堂，当时称“聚会堂”。

_{大礼拜堂旧照（来自网络）}

整幢别墅以莫干山就地取材的山石砌筑，由石墙、石柱构成。基督教堂矗立在山坡上，远远望去有如一座坚固的城堡，当年是莫干山建筑群中最为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式建筑。教堂内设礼堂，可容纳六百人；底层分设幼稚园、藏书楼、阅览室；底层以下部分为蓄水量达300吨水库。原先教堂两侧各有四个铁制尖券窗，顶部有十字架静立，最顶上的一个圆形排气窗上还有耶稣像，静静地看着教堂门前虔诚的信徒。教堂背靠满山竹林翠绿欲滴的中华山，四周又为郁郁葱葱、高大伟岸的法国梧桐与云杉掩映，远远望去，若隐若现，显得清幽、肃穆、庄严。

_{掩映在林中的大礼拜堂（来自网络）}

“聚会堂”堂建成后，成了教徒做礼拜、祷告的场所，同时，这里也常举办音乐会、游艺会、演讲会。民国期间，不少中国的政坛要人、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帮会大亨和外国冒险家等在莫干山建有别墅或来莫干山避暑，国共代表也经常在莫干山共商国是。这些业主或过客中有不少是天主教徒，比如说曾经在莫干山度过新婚蜜月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因此，“聚会堂”曾经是莫干山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建国后，莫干山被人民政府接管，成立了莫干山管理局。由于莫干山当年还没有大型的聚会场所，于是，这个礼拜堂就改成了大会堂，莫干山管理局的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_{大礼拜堂改为人民大会堂（来自网络）}

198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经济学者汇聚于莫干山，纵论改革、共议国策。这次会议影响了1980年代后中国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政策。与会者名单中，有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郭树清、张维迎等名字。据一位当年负责会议餐饮的阿姨说，那些年轻人的胃口都很好，开会到深夜，就跑进厨房找馒头，到后来，莫干山上的面粉都不够吃。目前，大会堂已修缮一新，并成为莫干山会议旧址展馆。

_{修缮后的大礼拜堂内景（陈晖摄影）}

_{大礼拜堂中依稀可见的莫干山会议照片}

_{莫干山会议合影（来自网络）}

二、我们的盛大节日

今天，看电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且，电影院还常常会担心观众不来。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看电影却是大事、盛事，看电影那一天就像是过节。虽然时隔多年，当年看电影的情景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

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大会堂经常举行的重要活动除了开大批判会外，就是放电影。在全国人民主要看8个样板戏的时期，因为莫干山经常有中央与各省市重要领导、包括造反派头头过往，因此，放电影还是比较频繁的。记得当年的电影票价5分钱，而且，有时碰到检票员心情好，还会允许3位持票者同时进场时，可以带一位无票者进场。电影观众除了我们这些莫干山“土著”居民外，还有一些是来开会、修养的领导干部，他们穿着体面、谈吐文雅、面带笑容，很容易与当地人区分开。 

当年，每次放电影基本上都不会张贴海报，但放电影的消息往往会不胫而走。一般情况是，尽管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但一有放电影的消息，住得再偏僻的人家也会知道；但也有以讹传讹的情况，风闻有电影上映，结果却没有，害得大家一场空欢喜。不过，如果谁真是一时消息不灵通，错过一场电影的话，那是会悔青肠子的。

每到看电影那天的傍晚，小伙伴们都会特别兴奋。平时，我放学后，总是与同学们三、五成群在山上转悠，要不去摸螃蟹，要不去用皮弹弓打鸟，这一天却会早早回家，催着家里早点吃晚饭。晚饭速战速决后，我就直奔大会堂。有时候身上有钱，就买票入场；也有因为父母不同意，自己偷着跑出来看电影，身上没带钱的时候。这时候，我就等着别人来带自己进去，或混在人流中溜进去。实在没辙，就翻窗户进去。反正有钱要看电影，没有钱也要看电影，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我与几个小伙伴发现了一条由一楼通往二楼放映厅的秘密通道，于是就更加出入无阻了。

_{大礼拜堂需拾级而上的大门（来自网络）}

三、电影放映前的“仪式”

就如所有教堂的座椅一样，大会堂的座位是有靠背的长条凳，因此，看电影不用对号入座。为了占上好座位，我们总是早早入场。座位占好后，就坐不停、立不停地开始漫长的等待。当年大会堂几乎每次放电影都没有准点，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就如肚子已经很饿了，但肉包子却迟迟不出笼，而且不知道何时出笼。这时候我们心情之焦急，可想而知。

这时候，最令观众精神为之一振的一件事，就是“四类分子”上台示众。因为示众一结束，电影紧接着就放映了。“四类分子”上场，往往是在观众们经过了长时间的等待后最百无聊赖的时候。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壮汉大步流星地走到台中央，少顷，就发出炸雷一样的喊声：“把‘四类分子’揪上台来示众！”紧接着，就有人将五花大绑的“四类分子”押上台。这些在胸前挂着打着叉的牌子的“四类分子”每一个都有一个押送者。等他们被揿着头、急速地走着小碎步上台、然后转过身来朝观众站定后，押送者就会再猛揪他们的头发，先将他们的头按下去，然后拉起来，将脸部正面朝向观众。同样的动作重复两次后，押送者再将“四类分子”向左面和右面的观众示众。同样的动作仍然是重复两次。等“四类分子”一下场，电影马上就会开始。观众也有弄错的时候，就是有人走上台后，没有大喊带四类分子，而是手搭凉棚遮住灯光朝台下张望，一会儿后就走下台去。这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人是在观众席找人，于是就深感失望；性子急的就嘟囔起来：“四类分子”怎么还不上台示众？

将人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五花大绑地拉上台去示众，使他们的肉体遭受催残、精神遭受屈辱，而这又发生在我们视为节日的看电影之前，发生在曾经是气氛庄严、宣讲仁慈与爱的礼拜堂，这于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当年却确实发生过，我是目击者。

_{深秋阳光下大礼拜堂一角（陈晖摄影）}

四、可恶的“义务解说员”

电影放映后，如果碰到影片是初次看,那么整个观影过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看电影的时候就特别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当然，也有许多影片如《地道战》、《地雷站》、《奇袭》、《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侦察兵》、《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片都看了不下三次，有些台词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每次放映，我们还会去看。虽然味道差一点，但仍然兴致勃勃。

看电影的时候，最让人咬牙切齿、情绪冲动得要打人的事情就是碰上“义务解说员”。这种观众现在已差不多绝迹，因为同一部电影很少有人去影院看两遍或以上，不可能做“义务解说员”，但当年这类观众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因为同一部影片看过二遍及以上的观众很普遍。

这些观众很喜欢给电影配音。如看《地道战》时，一看到汤司令出场，就说：“高，实在是高”；看《南征北战》时，一看到李军长打电话哀求张军长的场面，就说：“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看《侦察兵》时，一看到陈述扮演的情报处长走到大炮旁边，就说：“你们的炮是怎样保养的”；看《列宁在十月》时，一看到赤卫队员走到总机房，就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看《列宁在1918》时，一看到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互让一只面包,就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全然不顾这会干扰旁人看片，影响电影的视听效果。更可恶的是，有些“义务解说员”大约是为享受自己先睹影片的优越感，常常将一部影片的悬念早早揭穿，说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最后死了，谁最后没死，让我们在以后的观影过程中索然无味。因此，如果好不容易有新片可看，但不幸坐在一个“义务解说员”的边上，那实在是欲哭无泪的事情。现在人们向别的观众推介影片的时候，为了不破坏其观影体验，一般很注意避免剧透，而没有看过影片的观众也可以选择回避；有一些电影评论也会在文章中及时提醒读者文中有剧透。但当年这类“义务解说员”却很少有这种意识，而且就坐在边上，躲也躲不掉，那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在我小时候，看电影本身就是庆典。现在，娱乐方式的日益多元化，看电影已经很稀松平常了，更多的时候，看电影要和逛商场、喝可乐、吃爆米花、谈情说爱或看明星、摸大奖等附加性节目结合在一起，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这说明社会在发展变化。但不管怎样，对于曾经给我的童年和少年带来如此之多的乐趣、并对我心灵曾经产生过影响的老电影，我仍然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到现在为止，我还常收藏着一些老电影的碟片，可能我很少有时间再去一一观看了，但收藏着，就是一种忠诚、一种致敬、一种缅怀。

_{大礼拜堂今日已成休闲的好去处（陈晖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