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人家（上篇）

我们这个小区过去被叫作“外国弄堂”，从主弄堂进去，右边是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左边是配备的汽车间。新中国成立后，车间都改成了住宅，直到1980年代初，车间被拆除，改建成了设施齐全的六层楼工房。老住户们由此改善了居住条件，同时又搬来了不少新邻居。

我们家是在1950年代中期住进这个小区的，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被置换搬离，我们在此已经居住了55年。闲时回首以往，蓦然发现，不少老邻居已然风零云散，不知踪往了，直让人不由地唏嘘感叹：时代的风雨，不可避免地浇注过我们这些普通的或不那么普通的人家。

（一）辛亥元老

我家的紧邻是R先生家，据说R先生是个科学家，太太则是搞文学的。他家从来不和邻居们搭讪，可我家刚搬来那会，R先生就奉太太之命登门，要求祖母将“靠近他家窗户”的鸡棚拆除，以免惊扰他家太太的清梦。至于费用嘛，他家可以全部负担。

原来，我祖母忝为教授夫人，一生节俭成性，守着偌大的花园，总觉得不生产些鸡鸭瓜果的出来就于心不安。只是R先生的话也未免有些不中听，祖母客气地将他请出客厅，带到厨房，让他看，那些鸡们晚上原本是宿在厨房后面的堆煤间里的，离他家的窗户隔了整整一座房子的距离。R先生满面惭色，匆匆作别而去。

居民小组长也向祖母抱怨过。小组长的先生也是大学教授，她身为高知家属，为人自是十二分地谦和，并恪守礼节。计划供应时期，每家所需的油票、粮票都是由居民小组长挨家挨户地送上门去的。小组长知道R家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女主人的性情又不甚佳，所以每次去送票总是小心翼翼的，轻轻地敲门，连电铃也不敢按。就这样，R太太还是大光其火，说：“烦煞唻，一日到夜来拷（敲）门!”小组长赔着小心说是来送油票的，R太太仍然雷霆震怒道：“断命个油票，弗要伊！”从此，他们家就真的不要这“断命个油票”了。我们听说了都十分吃惊，不要油票到哪里去买油呢？那时又没有议价油可买的。

他家那位说着苏北话的老保姆，却和我们家上下都说得上话。她告诉我们，主人家规矩很大，对R先生要称老爷，对R太太要称太太，对他们的女儿要叫小姐，女婿则是先生。当时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小孩子在一旁听了，都以为大人们又在“忆苦思甜”，讲旧社会的故事了。

刚搬去那会，我才三五岁，对R先生的造访并无印象，后来只知道他很忙的，每天我们上学时，家门口总停着一辆黑色轿车，等着他出来。等他回来时，我们通常已经吃过晚饭，准备做功课或者看书了。所以，我很遗憾地对R先生的形象没有一点记忆。1960年代初，R先生就去世了，记得开来了一辆小卡车，卸下了五只巨大的鲜花做的花圈。其中顶大的那只的挽带上，署名竟是“周恩来”，四只小一点的，有一只的署名是“陈毅”。于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便十分惊讶，他们家这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还会送花圈？

那五只花圈在他家的绿草坪上摆成了一个巨大的五角形，经过了不知多少个风吹日晒的日日夜夜，直到鲜花全部枯萎了才不见了踪影。而我们也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R先生竟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年留学回来，为我国的科学普及做过很多奠基性的重要工作。

R太太很少露面，偶尔兴至，会见她裹着浴巾，匆匆走进花园，拿着放大镜急急忙忙地在几棵花树上照一照，又匆匆忙忙地回屋去了，连个面目也看不清。

经常能看到的是R小姐与她的夫婿。凡出门，两人必定手拉手，表现出令人不敢正视的恩爱样子。R小姐是大学里的外语教师，极瘦的高条个儿，比夫婿似乎还高了一公分。每次走出家门，她总是周身笔挺，走起路来从脖子到腰杆都不会颤一下；两只深深凹下去的黑眼睛，总是远远地、幽幽地望着天尽头，视线从来不会落在邻居们的任何哪个人的身上。那夫婿是个眉目秀气的白面书生，很温和的样子，据说原来是泰山大人的学生。也许是囿于他家的规矩，他出门总是紧随夫人，低顺着眉眼，像个听话的小媳妇。

他家的草坪原是弄堂里最可夸耀的，又绿又厚，像条绿绒毯。R小姐夫妇常会在黄昏时分来到花园，她坐在藤椅上，夫婿依偎在她腿旁，很浪漫的样子。可是，有一次被来我家开小组的同学看到了，大家明明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小孩子们不该看，可是仍然忍不住溜到阳台上去偷看。男同学看过了，吟吟一笑跑进屋，女同学却还要羞答答地骂一句：“触气!”大约同学们跑进跑出太忙了，抑制不住的笑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夫妇终于发现了，怏怏地拖了藤椅回屋，后来就不大能再看到这个浪漫样子了。

当文革灾难降临时，他们家自然是在劫难逃。一个傍晚，他家传来争嚷声，从院墙上看出去，三四个青工模样的人堵在他家的家门口，那个温顺的女婿一反常态地大声嚷着：“我们不是资本家，你们不可以来抄家!”

“你有什么证据？”领头的那个阴阴地问。

“我是科研所的研究员，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工作证!”女婿说着跑上楼，拿来他的工作证。

那几个青工大约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科研所”“研究员”这些名词，领头的那个一边翻看工作证，一边故作老练地问：“研究员？你是私方还是公方？”

女婿苦笑着解释道：“科研所是国家办的科学研究机关，和公私合营的工厂不一样，那里没有什么私方的。”

那几个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路子不正——至少他们都没戴造反派的红袖章，嘀嘀咕咕了一阵后终于走掉了。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祖母慌忙找来一些竹片绳子，带着我一起去加固花园的篱笆墙。R小姐夫妇也过来了，他们也来查看篱笆墙。她猛烈地咳着，深深的黑眼睛却诚恳地看着祖母，忽然指了一下我说：“弟弟都长这么高了。”

祖母应酬着，关心地问起刚才的事。R小姐猛烈地咳着说：“真是冤天下之大枉，硬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硬要来抄家! 今天躲过了初一，不知道还躲不躲得过十五。”

“你咳得太厉害了。”祖母说。

她的夫婿一边轻轻地给她拍着背，一边告诉我们，连日来因为情绪紧张，R小姐的咳嗽已经转变成神经性的了。

终于有一天，气昂昂地来了一大帮戴红袖章的造反队。那女婿凄凄惶惶地跑来我家求援，可是父亲叔父们都没回来，只有我和祖母两个在厨房里。看着我们这一老一小的，他知道也没什么用，就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去。于是不一会儿，他们家的沙发、冰箱都被搬出来，装上黄鱼车拖走了，他们家的楼下从此也再不是他们家的了。可怜的R太太，在那段日子里真不知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就在“清理阶级队伍”“政治审查”风快要刮过去时，那个和顺的女婿却被单位隔离起来了。我们都十分不解，因为他是解放初期毕业的大学生，那时不过四十岁刚出头的样子，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政历问题呢？过了不多久又得知，那和顺的女婿竟然在隔离室里触电自杀了。

他家保姆来串门时谈起，竟然说：“还是死了好，活着也是受罪！”

原来R小姐的脾气和母亲一样古怪、暴躁，又特别地好洁如癖。夫婿在单位参加了劳动什么的，回家不管有多晚，有多累，天有多冷，都不能先进她的闺房，而要把所有衣服全脱在门外，洗过澡后才可以进去歇息。

老保姆还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也许R太太也觉得R小姐多有欠缺，竟然开导女婿“何不去找个情人”。女婿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贞还是自己的不俗，又把岳母的话告诉了妻子。于是R小姐便越发神经了似的，夫婿没回来时会心神不定地坐在楼梯口，痴痴地等他，可回来了又常常无缘无故地朝他发脾气，吵架。

老保姆叹气道：“作也给她作死了，活着还有什么趣。”

也是到了成年后我们才知道，老保姆说的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女婿家的一个亲戚是旧上海电影圈的，知道蓝苹的一些往事。于是终于没能逃过“旗手”的黑手，同时又连累了他。

R太太一直活到80多岁高龄，有点遗憾的是，只差半年多十年动乱就结束了，她没能看到这个结果。R小姐从此一个人住了二楼的一个楼面。造反队撤退后，底楼搬来了三户人家。随着各家孩子的长成，各家的住房面积便日感短缺，对公用部位的兴趣也日益增大。终于有一天，三家人家打成一团，把厨房外的篱笆墙也打倒了。事后房管处派人来修好了篱笆墙，但不多久又因打架打倒了。如此三番后，那撑着篱笆墙的水泥柱子也一起倒了，于是那篱笆墙就从此被取消了。

让我们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他们家过去连敲门声都嫌吵，如今坐在汹汹涌涌如一锅沸水般的三家人家之上，这家翻宅乱的惊吓却又是如何打熬过来的？R小姐对夫婿如此病态般地依恋，此后又是如何度过这二十多年孤灯寒衾的孀居岁月的？

R小姐孀居十多年后去海外兄弟处探亲，二楼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了。母亲见到老保姆时问她：“R老师（即R小姐）出国怕不会回来了吧？”

“哪里，”老保姆说，“她说她爱国，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哦，这可真是又没想到的。只是天不假年，R小姐毕竟年衰体弱了，后来不幸染恙，竟至一病不起，终未能魂归故里。嗟乎!

（二）Y家的独此无二

住在我家对面的是Y医生一家。

Y医生个儿不高，大大的脑袋，浓眉下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与他迎面相遇时总会受到他那目光深邃的一瞥，让你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被他的这一瞥穿透了。

让我们惊讶的是Y太太。她的眉毛又黑又粗，眼睛却又细又长，高高壮壮的身材，与Y医生走在一起时，明明白白地显示着她比丈夫还要高个两三公分，使我们这些看惯了高丈夫的小孩们总要惊叹或者不解一番。与Y医生的庄严深沉不同，Y太太显得随和随便：容色平常的脸上总是随随便便地带着一点微笑，质地优良的料子衣装看起来总像是随随便便就套在身上的，走在Y医生身边也是随随便便不讲究风度造型的样子。

据说，Y太太娘家巨富，泰山大人慧眼识才，以Y医生医术高明而将女公子下嫁。成婚后，女从夫业，Y太太也学成了一位药剂师，和Y医生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每天早晨，总见他们一高一矮地双双走出家门，肩并肩地去上班，傍晚四五点钟，又见他俩肩并肩地双双而归，一高一矮地消失在花园门里。

与他们同住的还有Y医生的母亲Y老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Y医生就是母亲的翻版，老太太也是不高的个儿，大大的脑袋，皤然白首总是梳理得没有一丝乱发。天凉时她总穿一身黑旗袍，天热时则是黑色香云衫，那模样与唱“四世同堂”的小彩舞很是相像。Y医生的三个儿子都是与我同一个中学的学长。文革前，母校的排球小有声誉，他们哥儿仨先后都是校队的明星，正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

让邻里们最为感佩的是他们家的和睦。几十年来，他们家总是安安静静的，不论夫妻间、婆媳间，还是父子、兄弟间，从未有过一声高言。有一年，三兄弟学会了骑自行车，二儿子自告奋勇要载母亲兜兜风。Y太太一屁股坐上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大概体重太大了，二儿子把着龙头的手直打颤，便忍不住地高叫道：“结棍，结棍！”Y太太只是仰面大笑，一点也不以为忤。

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初期，里弄里风波迭起，有一年夏天，车间里不知哪家又吵得盈沸翻天的。他们家是不窥探邻里隐私的，这次大约吵得太厉害了，Y老太太开了花园门出来张望，正好与祖母打了个照面。祖母招呼说：“哎呀，吵得太凶了。”

Y老太太轻轻摇着手中的扇子，一边摇头叹道：“是呀，天气么又噶热。”这话大出我的意料，让我对他家的性格温雅与涵养有了深刻的印象。

只记得有一次听到Y医生大过嗓门。那是在文革中，好像是造反派要Y医生交待什么问题，Y医生弄不清这些莫须有的事情，只好回来向儿子们请教。没听清儿子们讷讷地说了些什么，只听到Y医生急吼吼地大声道：“格种事体我又弗晓得格，哪能好瞎讲八讲。”此后便一切归于寂然。

俗话说，“吵吵闹闹白头到老”，这话有点道理。夫妻间太和顺了，往往就会有一方天年不永。文革中期，Y太太患了一种怪病，在五十岁左右的壮年便与世长辞了。Y老太太和祖母谈起儿媳的故世，仍如当年看邻居吵架似的，神色平平静静地，口气平平淡淡地说：“弗晓得是啥格毛病，老是一口口吐黑不落脱个么事，蛮吓人格。”

那时Y太太已经病得说不出话了，却怕自己的惨样吓着了老人。所以，每次老人去探望她，她总是向老人拼命摇手，示意她快些离开，并要她以后不要再去了。听着Y老太太平平静静地叙述，我对这位高高的，总是随随便便的Y太太不由地生出许多敬意来。

Y医生的儿子们，老大和老二是文革开始之初毕业的大学生，都被分到了外地。大儿子久不见了，不知景况如何，二儿子这两年却成就了一点家业。

邓小平南巡后，上海也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子，二儿子作为紧缺人才被引进，调回了本市。从技术骨干到技术主管，再到技术副厂长，一路走来，他的汗马功劳可谓不小。文革中，为了避免R先生家房子被造反派占据的厄运，弄堂里住独幢洋房的人家几乎家家都主动让出了底层，由房管处安排新住户搬来居住。Y医生家也不例外，他家的底层搬来了三户人家。此时，老二作为无房户，又有杰出贡献，厂里奖给他一套三室一厅。他将这套房子调给其中占房面积最大的一家。他的房子面积大、地段好，又是一门关煞的全独用，那家人家快快地搬走了，他便成功地收回了底楼的一半。后来住房市场化，他又买了一套工房，加上岳家的闲置房，请出了另外两家，一举收回全部被占房屋，成了整个弄堂里独此无二的一家。

最近他又买了一辆豪华小轿车，只可惜车间已经没有了，这辆紫红色的轿车就只能停在花园外。常有调皮的孩子去触摸它，于是那轿车便会“呱呱”地大叫起来，让你又惊又烦之余，也不得不叹佩一番。

小儿子是三兄弟中最俊的一个，因为两个哥哥都去了外地，他便是“硬工矿”，得以分在本市的一家工厂里做工人。Y太太去世后，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插队落户的。与从未谋面的婆母一样，她也有两条粗黑的眉毛，乍看之下，大概谁都会心中一凛：唷，怎么这么像林彪？可她身上自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庄严，让你只敢在心中悄悄地腹诽，却不敢当面轻薄。

我看到过他们俩在花园门外谈心，谈了不短的时间。在整个谈话的时段中，那女子一直身材笔挺，面容端庄，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感。而那个俊俏的老三靠在门框上，低眉顺眼的，显得很听话，全没有漂亮男子的傲气。

因为插队落户对家庭生活会有很多不便，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户口进不了上海，故而两位嫂嫂每每规劝这位小叔，同住的二嫂还不辞烦劳地为他物色了一个又一个对象。可这个小叔子却是个情种，认定了这个“林彪”九死而不悔，嫂嫂的一番苦心他连看都不肯去看一下。高考恢复后，他成了考入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前几年又随岳家移居海外。

这两天，Y医生偕新太太刚从他那里探亲归来，两眼中满是盈盈的笑意，那目光也不复深邃了。

（三）了得G医生

Y医生家的隔壁是G医生家。

G医生不仅医术了得，号称“一把刀”，而且和他父亲一样，善于经营。早年，父子俩先后都开办过在沪上小有声誉的医院，建国后都交给了国家。他们家也是这个弄堂里唯一还保留了汽车间、还有自备小汽车和司机的人家。印象中，G医生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笔挺的背影和总是匆匆的脚步。早上上学时，常见他匆匆跨进自备车，一阵风似地开出弄堂外。

他的夫人C医生是妇产科大夫，一头乌黑浓密的短发，修剪得一丝不苟，挺拔的身材、明艳的容貌，一如三十许的少妇。记得有一年秋，C医生带领他家的保姆、司机打扫汽车间。那天，C医生穿了一件大红紧身毛衣，勾勒得她曲线玲珑的，一条藏青色毛料长裤，裤缝如刀，更衬得她高挑精神。弄堂里的小孩们都围在门外张望，她脸上却始终漾着微笑，没有厌烦之色。清理出来的东西——大多是些玩具，只要有人要，她一概慷慨奉送。

直到成年后才知道，其实文革开始前，G医生夫妇就已经过了天命之年了。

大凡父母太能干了，子女就有些不争气，G医生的一双儿女都不甚成器。那儿子是个整天嘻嘻哈哈、无所用心的公子哥儿，考了几年大学都考不上。后来跟祖父学写字，祖父很优待地把他让在客厅里的客座上，逐一地为他分析讲解，而不像其他学生，只能坐在他书桌旁的硬板凳上。可他全然体会不到这待遇的优厚，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只会嘻嘻哈哈不停地说：“这真是钱都买不到的。”

那时我刚念小学三年级，有时从一旁经过，看到这个叔叔送来的字写得七大八小的，连我写的都不如，心中就很有些看不起他。他一看到我们弟兄俩，便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总是很注意地看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弄得祖父总是十分生气地叱责我们：“去去去，旁边玩去！不看见我们在讲正事吗！”

祖父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生耻谈财货，老听他说钱不钱的，心中早就老大不乐意了，只是为着他父亲的面子不便发作。走出客厅时，我听到祖父不冷不热地点拨他：“这不是钱的事，要紧的是记住我说的这些要领。”可他始终没有记住这些要领，而且后来也不打算记住了——过了一阵，他就再也不来学字了。再后来，不知G医生的什么神通，这个宝贝儿子终于进了一家外地的医学院。听说是，G医生在为一位首长主刀时，拜托了这位首长。

他们的女儿更不像话，吃得脸胖胖的，时时处处显示着阔小姐的任性和骄蛮。文革开始后，G医生夫妇都被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他们的女儿此时早已过了二八妙龄，芳心萌动，又无人管束，于是就堂而皇之地轧起男朋友来了。先是一个小白脸，文文静静的，也像是正经人家出身。可这位小姐在弄堂里，当着老邻居们的面就和他拉拉扯扯的，那男孩努力摆出满不在乎的勇敢样子，可下意识里总在不断地躲避躲闪。这大概使芳心涌动的小姐大不满意了，过了不多久，就再也不见他上门了。

后来来找她的男子，眉目一个比一个狰狞，腔调一个比一个凶狠，直到有一天，一个细高条的黑脸光明正大地住进了她家里。平时，两人好起来，调笑声响彻整个弄堂，一旦翻脸，那黑脸能打得她杀猪般地嚎叫。据弟弟们调查，那黑脸竟是马路对面小菜场那一块里顶顶出名的流氓头子，以打人凶狠而著称。我听得直打哆嗦。请神容易送神难，惹鬼上门，以后怎么办呢？

她家老保姆悄悄告诉别人，她做人流都有几回了。后来C医生被放回家，这时她已是一个脸色灰黄、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了。对此她也无可奈何，她管不了女儿，更管不了那个流氓头子。他们打闹起来时，她只好搬个藤椅坐在花园里，闹得吃不消了，她就开了花园门上街去。儿子期间也回来过，大约被家中的现状吓坏了，天天灰着脸，躲在花园里的小竹林中转来转去，再也不嘻嘻哈哈了。

这一切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了。G医生也回到了家里，虽然身材还挺拔，但面容憔悴，看起来不再年轻了。儿子分在外地，但常在上海。有一年春节，他奉父命给祖父送两瓶酒作贺礼，是我开的门，他竟然两个指头挑着酒瓶伸到我面前。那时我已是恢复高考后考入复旦的第一届学生，踌躇满志而不复当年的黄口小儿，因为不满意他的无礼，我没有去接，而是请出了祖父。见到祖父他恭敬了些，可是仍然只勉强敷衍了几句就洋洋地扬长而去了。祖父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叹道：“不可教也。”

不过，G医生对祖父这些老邻居还是挺上心的。祖母晚年得了癌症，母亲拿着X光片去请G医生这位专家识片。他一点也没有推脱。他把母亲让进客厅，是那间正式的客厅——他家有两个客厅，从大门进去的那个是正式的，招待正式的客人，另一个在后门边上，招待泛泛来众。母亲回来后感佩道：“到底是专家，”说着便学着G医生的样，往椅子上一坐，“他把台灯一开，拿起片子对着灯，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就是格只坏么事，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那权威的口气、架势，让人不容置疑。”因为祖母年老体弱，尤其是癌肿的位置不好，G医生说已经无法手术了。但他谆谆地给了很多医嘱，说是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我们照着去做，后来果然如他所说，祖母辗转病榻半年后，在没有很大痛苦的状况中安然离世。

母亲每次去，都是他女儿应的门。那女儿已经过了青春期，也变得平和安静了。母亲说她很热情，很客气，只是有点过，让人觉得不大自然，不大舒服。

后来儿女们都不见了，大概都成家另过了，这幢大房子里只剩下G医生、C医生夫妇俩。G医生除了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外，大多时间都在家中休息，十年的监禁毕竟太损害健康了。C医生还有兴致养花弄草，但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弹琴。显然，她早年是学过琴的，但荒废多年，加之年老记忆力差、指节僵硬等原因，她的琴声当然不会美妙。

再后来，C医生弹琴时，G医生会带了一个三五岁的小女孩到弄堂里闲逛。小女孩挺精神，有点男孩般的顽皮劲，据说是他们的孙女。G医生看她的眼神谈不上慈蔼，但是平静安详的。

见到祖父，他们总要攀谈几句。得知祖父有冠心病，他很郑重地告诫祖父，要少吃多运动。他说他也有这个病，是无药可治的老年病，只有运动和保健这一途径。可是祖母在世时就说祖父“一生为嘴”，即好吃、贪吃，所以祖父怎么也少吃不了；祖母去世后，祖父大为委顿，打了多年的太极拳也放弃了。终于，他踏进80岁的门槛就去和祖母团聚了。

G医生却在80岁时移居大洋彼岸，只是每次这里有学术会议、专业活动邀请他，他都会按时归来，从不迟误，就像候鸟一样准时守信。

新世纪初，这幢房子的大门上钉上了某公司的铭牌。母亲与公司人员相熟后得知，他们是用了两套外销房置换了这幢洋房的。屈指算来，G医生那时已近90高龄，我们忽地恍然，G医生这是在料理身后之事呢。他那善于经营的脑筋，直到如此高龄也没有含糊。

（四）里弄卫生员

车间的第一排第一间，以前单住着一个J老太。粗短的身材，挺大的肚子，脸上是黑黑的横肉，说起话来高喉大嗓的，声音却沙沙破破的很难听。她是里弄里的卫生员，也算里弄干部的一份子。大约是自认为“干部”的责任感使然，她对卫生工作很负责。每当上面布置检查卫生、动员杀鸡杀鸭什么的，她就很神气地挺着胸和大肚子，东家进，西家出，用那沙而破的大嗓门批评这家的阴沟不干净，那家的花园里杂草没除掉。不过，她有一个很大的可贵之处，就是从不摆只说不做的花架子，批评归批评，同时她总是卷起袖子帮人家一起刷阴沟，或者除杂草。

只是太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滋生了太强烈的优越感，于是邻居们便渐渐地对她不满起来。在大家的印象中，人们不再记得她通了多少阴沟，除了多少杂草，记得的只是她那挺胸凸肚的神气活现样子。连祖母都又好气又好笑地告诉我，说有一次她来动员杀鸡，家中那只鸡下蛋下得正勤，那年月鸡蛋金贵，所以祖母十分不舍，便推说还没想通，想拖延几天。那天她来通阴沟，一边通一边借题发挥起来，说是：“通阿要通，弗通阿要通！”祖母曾是市妇联的执行委员，参加过陈毅市长召集的会议，也是上过台面、见过世面的。她学着J老太像煞有介事的气鼓鼓样子，真正让人啼笑皆非，可笑又可恼。

J老太也有儿女的，常来的是女儿，像她一样，脸色也是又黑又粗糙，只是不那么蛮肉横生，肚子也不挺出来。女儿来时，总穿那年代很时髦的呢料子衣服，手上戴着黄澄澄的戒指，一说话就眉眼飞动，也是神气活现的。儿子不常来，皮肤倒白净，性情也随和，少言寡语的。

小学时，J老太的孙女曾在我们学校借读过一年，和我是同班。那女孩细皮白肉的长得挺好看，穿得也漂亮。头上常年戴着一个大蝴蝶结，天还没大热就穿起了连衣裙。女孩的性情也像父亲，很安静、很听话的样子，上课总是一声不吭地看着课本。只是她学习却笨得出奇，上课时老师提问，她从不举手，问到她，十次却总有十一次一句也答不上来——那多出来的一次通常是老师见她答不出，便又再问一个与所提问题有关的、以前学过的问题，可她也总是满面通红地低着头，一言不发。为了帮助她，老师特地把班上成绩最好的中队主席调到她旁边，和她做同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每次测验、考试，她的成绩总是2分。气得班主任老师在发成绩册时总要说她：“你穿得蛮漂亮，怎么成绩这么不漂亮？”她不声不响地接过成绩册，不出一声，只是脸色很沮丧。

文革开始后，邻居们对J老太的积怨便喷薄而出。她虽然是个连品阶也不上的里弄卫生员，但家门口也被糊满了大字报。每张大字报都让人吃惊：有的揭露她丈夫是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有的披露她还有一个儿子在香港，每月都会给她寄钱。更叫人惊讶的是，有人揭发说，她看起来很革命，很正派，实际上有“生活问题”。大字报上用了三个赤裸裸的字眼“轧姘头”。

我大惑不解地问祖母：“她难看得像这个样，怎么会有人要她？”

祖母一笑道：“你不看大字报上说，她儿子一直从香港给她寄钱用吗？”

可是钱并没有让她变得漂亮呀，她不还是那么丑吗？那时还属于少年儿童的我，对成人世界一片迷茫，不仅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甚至还觉得诡异凶险，避之而唯恐不及，却又避无可避。

后来她的问题写完了，大字报又写到了她女儿。说她女儿没出嫁前就勾引当小裁缝的女婿，“弄出肚子”以后，J老太又让女儿去法院告小裁缝，把小裁缝判了两年。等到小裁缝放出来了，她又把女儿嫁给了他。

据说，她女儿当初的“勾引”就是她自己牵的线。每次她出门上街都会跑到小裁缝的摊位前，对小裁缝说：“我出去了，阿拉囡一噶头勒屋里，侬去陪陪伊呀，伊要闷煞唻。”

她的做法真让人莫名其妙！我不解地问祖母：“她既然愿意把女儿嫁给小裁缝，为什么又要让法院判小裁缝呢？”

祖母洞察世故地说：“不这样，她就不能问小裁缝要钱了。”听说女儿出嫁时，小裁缝送女儿一件什么，也必定要送她一份，戒指、项链，都是这么来的。

我瞠目结舌，一点也弄不懂金戒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会使她为了得到它，就把未来的女婿送进提篮桥。那年月，最讲究的就是家庭出身、政治成分，我真不敢想象，她的外孙或外孙女有了这么一个判过刑的父亲，以后怎么做人；而当他们知道，这一切又全都是他们自己的外婆造成的，心中会怎么想。

J老太到底是个无知的女人，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字报，她害怕了。和当时的人们常会采取的措施一样，她喝敌敌畏自杀了。

可是一些邻居事后分析，认为J老太并不是真的想自杀，她只是想用自杀来吓吓写大字报的人。证据是，她喝药时面对弄堂的房门是大开着的，根本没关。又有人回忆，那天J老太把敌敌畏倒在瓶盖里准备喝的时候，曾端着瓶盖走出家门，并在门前兜了一圈。当时已近午饭时间，弄堂里的人不多，但她家门外不远处的公用水龙头旁，还是有几个主妇在洗菜什么的。只是大约天命注定，或是她的人缘太不好了，那几个主妇谁也没注意到她的反常行为，谁也没在她进屋后想起来跟过去看看她在屋里做啥。等到有人从她大开着的家门口经过，看到她横倒在床，白沫满嘴时，已经来不及了。

可怜的J老太，她恐怕到最终都没明白，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