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汇聚的水滴看见历史——前辈笔下的“左联”记忆

我曾经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却只在记忆中去过虹口数次。中学时曾经去鲁迅公园拜谒鲁迅墓，其余的数次都是路过。去年底回上海，特地去拜访了位于虹口的左联纪念馆，向该馆捐赠了几本父亲以群的著作和数幅相片，以弥补馆藏中资料的缺乏。

_{作者摄于上海左联纪念馆}

走在虹口的多伦路上，迎面扑来的是不一样的气息，建国后上海几乎大部分主流文化机构都落户在上海市西区周边的地带。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是上海虹口区的一条小街，毗邻山阴路，全长五百多米，路虽短却幽深，夹街小楼栉比鳞次。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建成开放以前，这条小路一直被四川北路农贸市场占据着，搭了个钢结构彩钢板瓦屋顶，日日喧嚣。而沿街两侧的小弄堂里，分布着鲁迅、郭沫若和许多其他文化人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住处，却无人知晓。自1999年建成名人文化街，那一幢幢二三层楼的洋房才被修葺并保护起来，给这个古老的街区带来了更多老上海的气息。

_{作者摄于多伦多名人文化街}

我们弯进一条小弄走进左联纪念馆，底层约二十平方的大厅里放着一张讲台和几条长凳，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当时这幢楼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址。那时爸爸叶以群还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他暑假从日本回沪时与丁玲、冯雪峰和茅盾建立了联系，之后回到东京组织了日本分盟。等到他1931年夏天回国，左联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活动，周围团结了不少文学人士，以松散的组织方式开展着活动。

_{以群去日本留学前与家人合影}

近期陆续读了一些前辈的回忆录，从他们字里行间的丰富人生中，我也看到了关于爸爸叶以群当时在上海左联时期的生活点滴。积少成多，散落的小水滴汇聚起来也能汇成一片小池塘，从这些散落的水滴中，我看见了爸爸和前辈们过往的不平凡人生。

勤于笔耕活跃于左联

爸爸的挚友于伶曾撰写长文《忆风云 咀霜雪》怀念以群。文中写道：“一九三三年初，党组织调我来上海，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盟的组织工作，在一次党内小型会议上，认识了左联的组织部长华蒂同志。他当时才二十二岁哪。可是他那低沉缓慢的发言，汇报左联的组织情况，盟员作家和盟友们的活动，是那么慢条斯理，简洁明确；他那深沉的外冷内热，温和微笑的风度；言谈的思想修养内涵、成熟干练的程度，却给了我很好很深的印象。一见如故，我衷心钦佩这位从事左翼文艺理论工作的青年华蒂同志。”华蒂就是以群当年的笔名。

在于伶的回忆中，三十年代之初，他在北平念书时就读到了以群为袁殊翻译的剧本《最初欧罗巴之旗》写的序言和后记，介绍了原剧作者，日本最早的左翼戏剧家村山知义和剧本的内容。而以群之所以会为袁殊的译作写序言和后记，因为他是留日学生，并参加了日本左翼作家的一些活动，所以他颇了解这位戏剧家的情况。还有一层原因，他和袁殊熟悉。

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记述道：“（《文艺新闻》）这份刊物出版于1931年3月16日。（创办人）袁殊是湖北人，留日时间不长，但日语讲得不错，他在上海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表面上又没有什么左派色彩，所以这张以‘客观报道’为标榜的四开小报（周刊），居然能在白色恐怕最严重的时期，在上海出版，并很快地就成了左翼的外围刊物。我认识袁殊是冯雪峰介绍的，……和我一起到《文艺新闻》去工作的还有楼适夷、叶以群等。”

_{夏衍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在署名黄蓉的论文《试论左联对〈北斗〉主编丁玲的宣传策略》中，概括了当时这份报纸的社会影响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文艺新闻》发表了不少左联盟员的文章，战时特刊《烽火》还发表过鲁迅、瞿秋白以笔名发表的文章。《文艺新闻》接受了‘左联’的领导，由‘左联’派盟员直接参与编辑工作……成为当时惟一能够公开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冯雪峰、楼适夷、夏衍、叶以群、林焕平等参加过《文艺新闻》编辑工作。由于始终坚持服务读者联系读者的办刊方针，且自办发行网络，《文艺新闻》自发行以来，风行一时，销数竟达八千份，平日致力于新兴文化事业之报道与批判，消息灵敏，立论尖端，对于麻木之现文化界，痛加抨击。”

_{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

那时在编辑室里，常常去的除了发行人袁殊，就是夏衍、楼适夷和叶以群。那一年以群才21岁。袁殊也不是平凡之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 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以群和袁殊的联系也就是老板和编辑的关系吧。

以群参加《文艺新闻》的编辑恐怕是他谋生的一个方面，而他还是当时左联的活跃人物，曾担任过组织部长。在《胡风回忆录》中，胡风写道：1931年底他从日本回上海“在东京见过的华蒂（以群）引我去参加了左联（书记丁玲）的一次日常性会议。和丁玲也是一见如故。”所以胡风和丁玲的首次见面是以群介绍的。其实胡风和以群远不止胡风所说的只是在东京见过。因为东京左联分盟是以群利用留日读书时的暑假回上海，与丁玲、冯雪峰和茅盾见面后回东京建立的，胡风也是东京分盟的主要人物。当然，到了重庆时期，胡风回忆录中便有了更多与以群的交集。

_{《胡风回忆录》}

尹庚在《叶以群同志与左联东京支部》一文中曾有一段回忆：“‘文总’成立不久后叶以群就回国了。回国前他本想将和‘左联’的关系托付给卢森堡。在上野公园和谷非讨论今后的问题的时候，他一边观察着有没有便衣，一边让我走在他前面以掩护他们在后面能安全地交谈。叶以群告诉谷非自己回国后想把组织关系交给卢森堡的时候，谷非大声地反对了他。听谷非的话我感到他想表明自己才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感到谷非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而谷非就是胡风。

而以群与丁玲则是在1932年3月在上海一起入党。当时在浙江路南京路口的大三元酒家门口，在二楼的一间雅座里，一张圆桌围着六个人。四位神情激动的年轻人：叶以群、田汉、丁玲、刘风斯正在度过他们神圣庄严的时刻，在这一天他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戴着金边圆眼镜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前来祝贺的瞿秋白，还有一位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以群入党的是冯雪峰和楼适夷，他们没有到场。

当时丁玲正接受左联的委托，要办一本既体现左联色彩，又能呈现丰富多彩文学色彩的文学刊物，《北斗》就在这时产生，也广泛团结了一批上海的作家。这也是丁玲遭遇了胡也频被杀害后，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的一个标志，从这时开始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气息较浓的作家转变成为左翼的革命战士。当时以群也曾参加了《北斗》的编辑工作。有一次三位文学女青年写信给丁玲，其中有一位郑育之，后来成了作家周文的妻子。郑育之在《忆三十年代丁玲同志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道：“我们猜想丁玲同志也是共产党员，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我们联名写信给她，倾吐心愿，要求参加共产党。信由梁文若执笔；我们三人亲自将信送到《北斗》杂志社转交。”信送出去两个月全没有消息。终于有一天，梁文若收到了一个署名华蒂的来信，约她在虹口公园面谈。梁文若回来后兴奋地告诉郑育之。“是丁玲派他来和我们联系的！她没有忘记我们！华蒂听了我们的要求，要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提高思想觉悟，再参加革命活动。……从此，我们在华蒂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学习许多进步书籍，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一些活动， 接着又参加了左联组织。”后来梁文若与以群在上海结婚了。

_{左联文学刊物《北斗》}

丁玲和以群的入党仪式上，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仪式的是瞿秋白。一年前的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遭受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指导工作的米夫与王明的诬陷与打击，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长期不分配工作。此后，瞿秋白便与夫人杨之华搬迁新居，淡出门户，疏离政治，过着隐居生活。后来瞿秋白前往茅盾寓所拜访，在那里瞿秋白认识了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冯雪峰，通过茅盾与冯雪峰，瞿秋白开始与左联发生联系，并渐渐参与了对左联工作的领导。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其中倾注了瞿秋白的很多心血。为此茅盾说：“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为此夏衍曾说：“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他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瞿秋白当时对拓展左翼文艺阵地以及让左联的夏衍、郑伯奇等渗透到电影圈中以推进左翼电影的发展等都有着很详细的指示。

事实上，这时的瞿秋白已逐步成为左翼文坛的重要领导人。但这种地位的形成却较为复杂。只要了解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瞿秋白的那段历史，就很难相信当时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会如此安排瞿秋白。更何况对中央决定瞿秋白领导文化工作之说没有任何文件依据。冯雪峰曾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_{（《瞿秋白重返上海文坛》《文史博览》2008年第4期）}

不畏艰险组织远东反战国际会议

以群和上面说到的周文、郑育之、梁文若，参加组织的最为著名的一次反法西斯的活动就是1934年在上海召开的远东国际会议。

1933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决定在上海举行一次远东反战会议。该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有英国的萧伯纳、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鲁迅和宋庆龄等。

1933年的上海，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国民党政权的严密统治，异常活跃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还有占据了上海部分地区的外国列强不断较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指示“左联”党团的叶以群在上海筹备一次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阻挠那次会议，中共组织只能采用地下方式举行。原先负责这项活动的是楼适夷，可是在接手组织任务后没多久，楼适夷就被捕了。于是叶以群受冯雪峰之托接过了这个任务。

有一天，一对新婚夫妇买了两只樟木箱搬进上海沪东霍山路上的一幢红砖房里。这一看上去普通人家的男婚女嫁场面，后面却隐藏着一次共产党组织的秘密国际活动。这对夫妇就是左翼作家周文和夫人郑育之，他们接到叶以群的指示，租下了那幢红砖房，并分批运进去许多为参加会议者购买的食品。

周文是在1933年由左联组织部长叶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的共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叶以群和周文也如同今天的许多外地青年都是从外省来上海讨生活。他们相识于1932年，曾是安徽教育厅的同事。当时以群已经加入了“左联”，看到周文喜欢写小说，并且向往进步，就鼓励他给自己正在编辑的报纸副刊写稿。周文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两人的关系：“他给了我几本书看：吴黎平译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对这位同事发生了极大极大的热情。我们时刻不离，他走到哪里我就同他到哪里，他所说的每句话我都非常佩服非常信任。我看见他存下的发表过的小说和速写之类，署名是华蒂。”后来他们都到了上海，周文才知道华蒂（以群）是左联的组织部长。

周文是左联时期颇有成就的青年小说家，他的作品曾经得到鲁迅先生的充分肯定。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曾由鲁迅和茅盾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编辑在介绍中国作家的小说集中。

据周文的夫人郑育之回忆：当时与我们联系工作的是华蒂（即叶以群同志），他首先指示我买两个大的樟木箱放到我的娘家再等候行动。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但要这两只箱子干什么用，却不了解。过了几天又接到指示，将这两只箱子搬出来，郑育之与周文要穿上新衣服扮作新婚夫妻，搬到福州路一家条件较好的旅馆去住。到了旅馆，他们又按照组织的命令，买了锅碗瓢盆茶杯，刀叉汽炉，还买了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特别是买足了许多面包装满了樟木箱。然后有联络人员把他们带到目的地。

为了买回五百个面包，他们费了不少心思。因为一家商店也不会有那么多面包，他们必须分头去各处买。可是买那么多面包又怕引起特务怀疑，于是就用小皮箱分头分批地装。还说是学校举行运动会需要。

谁知道等周文租下了那幢红砖房后，冯雪峰才得到消息，红砖房的隔壁就住着公共租界捕房的侦查头子。为了隐蔽和安全，几十个进出会场的代表，从服装到礼仪，都必须符合所扮演的角色。随后周文和郑育之等人又扮演成一家人将行李搬进会议地点。有的扮演主人、主妇、弟弟媳等等。

可是在考虑到国际代表如何安全进入会场时，冯雪峰担心他们住的市中心的华懋饭店（现在为和平饭店）目标太大，一定有不少人在监视。为此他找到人脉十分广泛的夏衍，请他帮忙。夏衍就找来在影剧界活跃的洪深，当时洪深是明星电影公司的导演。洪深很讲义气，听了夏衍交代的事：运送来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进入位于上海沪东地区的会场，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他们相约在茶室见面时，夏衍看见门口停的是印有明星电影公司字样的汽车，据洪深说车是平时用来接送电影明星的。很显然用接明星的车来接送国际代表，那些监视的特务们谁也想不到。那天洪深穿着笔挺的西装，叼着雪茄，说着英语。天色稍晚就去了华懋饭店接国际代表，并平安地把他们送到会场。

在此之前鲁迅先生还专程看望了英国勋爵马莱和法国《人道报》主笔古久里。在前往华懋饭店拜访马莱勋爵时，鲁迅还遇到一个小插曲。开电梯的工人以衣取人，看到鲁迅穿着布制长袍，竟拒绝用电梯送他上楼。鲁迅只得以病弱之身，步行爬楼梯到七楼。等到下楼时，电梯工见到是马莱勋爵谦恭地亲自送鲁迅出来，这才大吃一惊，老老实实地送鲁迅下楼。这一遭遇使得鲁迅很有感慨，日后还对日本友人内山谈起。

会议如预期顺利地进行了，宋庆龄首先发言，做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马莱勋爵和古久里先后发言介绍了国际反帝反战的概况。在他们发言过程中宋庆龄用英语和法语给大家做翻译。最后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的决议及宣言》

_{位于虹口霍山路的远东反战会议会址}

后来会议结束了，租界的特务进入房子中，看见因为马桶阻塞，参加会议者不得不用浴缸当便器，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这里曾经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活动。可是为时已晚。

虽然那次会议，身在上海的鲁迅不便出席，宋庆龄却设法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亲自到会场主持了会议。与会的还有来自国外的代表。会议选举了宋庆龄、鲁迅和高尔基等担任同盟的领导。

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6月下旬周扬约我讨论筹备巴比塞等人来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事，才和叶以群、周文等见面。这个会的全名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是‘一·二八’战争之后不久，由巴比塞、罗曼·罗兰等人发起的，这个委员会1932年5月在荷兰召开大会的时候，宋庆龄曾去电祝贺，所以他们就决定下一年派巴比塞等到中国召开第二次反帝大会，同时还邀请日本、朝鲜的知名人士参加这次会议。”

原来计划会议除了孙夫人外，还要邀请鲁迅和茅盾参加，夏衍就请叶以群去和茅盾联系。后来却由于安全的原因，鲁迅和茅盾都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孙夫人不仅亲自安排了国际会议的代表的住处，还亲自到会。夏衍还记得1949年以后见到孙夫人，孙夫人还和他谈起那次大会的情况。

“她说大会从深夜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结束，有中央苏区和东北义勇军的代表参加。她还说，这样的会，对她是平生第一次，会场没有桌椅，连外国人也席地而坐，为了照顾她，一位女同志给她找来了一张小板凳等等。”

《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一书中特别记录了冯雪峰在“文革”被关押审查期间，在造反派逼迫下写的交代材料。而在当时调查人员眼中，这些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都被作为反革命活动加以追查：

冯雪峰的交代中写道“经过12月20日你们对我的帮助，和我两晚一天继续竭力追忆之后，关于周扬在1933年8月间参与上海左翼文化界欢迎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的筹备工作的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仍然追忆不起来，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周扬当时参与了筹备工作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左联方面的动员是由他周扬负责，而叶以群则多负责奔走和具体工作，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周扬可能还是宣言的负责起草人之一。”

冯雪峰的回忆日期是1967年12月22日。距离叶以群含冤致死已经一年四个月。周扬也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中。而他们年轻热血时所倾力而为的反战事件都成了“文革”中纠缠不清的历史罪孽。

宋庆龄在1952年回忆反战大会一文中说：“你们可以想象，在那时候，谁要主张国内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谋求中国人民内部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就得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尽管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依然按照着我们的计划进行工作，欢迎代表团，并且动员舆论制止侵略。……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哪里，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连外宾在内，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处用的一张小桌子。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

_{近年出版的《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

“远东国际会议”成功举行后，鲁迅在回答作家萧军、萧红对会议的询问时是这样记叙那次会议的：“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而那次“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的会议的具体筹备者就是才二十多岁的叶以群和周文等一批青年人。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组织工作十分艰巨，只要一暴露身份，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参加活动的青年，一腔热血，具备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

艰难困境中寻求鲁迅帮助

_{作者在上海左联纪念馆留言}

在左联纪念馆中有一块牌子上面罗列了四十几位被捕盟员的名字，而那显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当时在几百名盟员中有更多的人被捕，就是因为领导者的左倾路线在一段持续的时间中要求盟员们上街去贴告示，撒传单，举行飞行集会。而这些活动把原处于地下的文学青年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而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坐牢，就此成为他们人生革命历史上的一次洗刷不去的污秽烙印，在日后的岁月中时不时地受到革命队伍中的歧视。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为民族解放事业继续做出了很多艰苦卓绝的奉献，可是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对他们曾经被捕的事重新放大检视。有许多人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在期待着那一份所谓的组织决定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_{左联纪念馆中陈列的被捕盟员名单}

1934年，以群非常熟悉的“左联”盟员卢森堡被捕后在报上发表宣言，说是叶以群介绍他加入了“左联”，公开了以群的正式身份。报上的宣言给以群的社会活动造成极度的不便。可是不几天，这位盟员又散布了谣言，说叶以群已经变节自首。与以群联系的上级组织听到这则消息，立即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而只是派一个人偶然地与他接触一下。就此，以群的工作没了着落，生活来源和活动经费倾刻断绝。他陷入了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困境。但是为了保持与组织的联系，以群叩开了位于虹口大陆新邨鲁迅寓所的门，他想请鲁迅先生代他转一下关系，使之与组织接上头；并且想向先生借些钱。

他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坦率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不仅答应他过些天再去听结果，还借了十元钱给他度过危急。而据以群的回忆，鲁迅日后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信中所举两例：“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其中所说的后者就是以群的经历。

没过多久，以群也在一次街头活动中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梁文若。这些被捕的人有些被判了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轻判的就送到苏州反省院去了。而在狱中以群认识了狱友、诗人艾青和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的丈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建国后的历次政治审查中，以群被捕的经历都受到质疑。所幸是李默农到重庆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而早在那时周恩来就请李默农写了一份关于以群狱中生活的证明材料，交给周恩来带到延安，才给了以群一生的清白。

以群还记述了一次陪同鲁迅参加画会的事：“因为那画会是我熟悉的，所以约定由我陪鲁迅先生去。到那画会要经过一条冷僻的路，那里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陪他走出门之后，我很感到一点踌躇，难道让他走去吗？我只好说：乘人力车去吧。可是先生却反问，你走不动吗？随后他们就步行前往，没想到先生的脚步还是挺轻捷的。”

夏衍的回忆中还特别提到身为左联的行政书记徐懋庸给鲁迅的公开信，在信中骂了黄源和胡风，并批评了鲁迅。显然，这封信激怒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文。夏衍回忆道：于是“我去找沙汀、以群，后来又找周扬、章汉夫，大家都有和我同样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大局的、莽撞的行动。周扬告诉我‘左联’已经开过一次扩大会，批评了徐懋庸，但他不仅不听，而且还坚决要写公开信答复鲁迅，这使我更生气了，决定单独找他谈话。”夏衍记得与徐懋庸的谈话也是不欢而散，因为徐懋庸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

_{以群（右）与夏衍摄于建国后}

其实徐懋庸与鲁迅相熟，当年他才25岁，善于写杂文，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鲁迅起初对他也非常赏识，1935年徐懋庸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离开左联后徐懋庸去了延安，还向毛泽东解释了在上海与鲁迅的争议。建国后曾担任了教育部副部长。57年他被打成右派，最后获得了平反。

左联社团内部的许多争议，最后导致了左联的解散。 1936年6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以群、萧红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而这一宣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地团结更多作家，参加到民族救亡的运动中。

夏衍还回忆到，1936年10月19日得知鲁迅先生在凌晨病逝后，“‘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 所谓越界筑路，就是英、法租界当局在屡屡扩充租界的同时，不断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华界修筑道路，并进而在事实上取得一定行政管辖权而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夏衍在文中并没有说明他和周扬是否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不能去。

而当天晚上以群和几个朋友去了。他在文章《记鲁迅先生的死！》一文中这样写道：“当天深夜，约着几位朋友跑到‘万国殡仪馆’，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看到先生躺在棺盖上的遗体，像往常一样，还是穿着一件陈旧灰暗的薄棉袍，瘦削的脸颊上耸起高高的颧骨，浓黑的短须掩着紧闭的嘴唇。刚强、坚毅、决断……这一切都精神，还显然地表现在先生的遗容上。”

在左联纪念馆的院子里立着一尊左联五位烈士的塑像，我与同去的妹妹新桂和纪念馆资料部主任顾良辉一起合影留念。以柔石和胡也频为代表的左联五烈士是我青年时就心仪的革命先烈，那时就在鲁迅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读到过他们为革命殉难的故事。可是至于导致他们殉难的事实真相是到后来才了解到的。当年他们是在东方旅社的一次聚会中被公共租界捕房和市警察局的联合行动所逮捕，然后在短短20多天中被枪杀的。而后来的事件详情却进一步揭露了他们被捕的原因一点也不简单。就是因为在一次会议上他们形成了一股力量来反对王明所代表的党内主流政治力量，而被共产党内的自己人故意出卖，利用敌人的手杀自己的人。这些残酷斗争的真相当年壮烈牺牲的五位烈士根本不可能了解。他们完全是蒙在鼓里被所谓的自己人陷害！

_{（右）叶周、妹妹叶新桂（左）与左联纪念馆资料部主任顾良辉}

青春不可重复，历史无法重演，柔石、胡也频，以及冯雪峰、楼适夷、叶以群、周文等许许多多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热血青年，在他们尚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献身革命，甚至抛头颅、撒热血。而冯雪峰、以群和周文组织的远东反战会议已经名垂青史。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小水滴，却曾经发光发亮，折射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光照，值得历史永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