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的滋味

这天我正好出差在昆明。2014年11月29日的清晨，站在离上海2000多公里的城市街口等车时，手机响了。是方耀熊的小女儿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关于她父亲的相关后事已经办妥。我也按照礼数请她保重。但她很快又把同样的信息重复说了两次，电话里，她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哽咽，我看着眼前的街景，忽然意识到，她打电话来，并不只是循例告诉一声。

“谢谢你啊”她反反复复说。

“您太客气了，我并没有做什么”我也只好反反复复回答。

“多亏你啊，父亲的心愿达成”，她说。

我说“别这么说，这都是相关领导和多方面帮忙的结果。”

她沉默一秒，忽然，话筒的那一端，她哭出来了，“但是，别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吗？别人都不能理解的，会怨我的。都说要入土为安的，可我却让爸爸捐献遗体，”她起初还有点压抑着哭腔，但很快放声哭起来了。

“人们会说我不孝顺的。但我想你能够理解的对吗？你一定能够理解的。”她说，“真的，我问心无愧的，我只是伤心，没能在父亲意识还清楚的时候，就让他看到，他捐献遗体的心愿达成。”

那是上午快八点的光景，昆明的街头渐渐喧闹起来，揿按喇叭的声响和早餐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此刻也是上海清晨，上班族开始一天工作的时间。我拿着话筒，诺诺说着节哀的话，一边眼前浮现出这位中年女士端丽的样子。即便后来在追悼会上，她也是优雅的。但此刻，她却哭得毫不掩饰。

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这一天的清晨，她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一】

大约2007年，上海的一位离休干部方耀熊，将夫妇俩攒下来的100万元积蓄捐赠给了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2009年，作为报社的记者，在了解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同事一起去采访他的“好人好事”。

那是一次非常主旋律的采访——他讲述他对党的忠诚，讲述他17岁在安徽徽州找到解放军，18岁火线入党的革命史，讲述他的财富观，然后讲述孩提时代，高小毕业的他因为家中极度贫苦，与学校永远失之交臂。讲述他在2007年读报看见在长征路上捐建红军小学的倡议书后眼前一亮——60多年来魂牵梦绕的心结顿时打开了。“我小时候没有机会能读书，就让现在这些孩子们好好读书吧”

他选择援建甘肃省合水县固城乡新庄小学、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上章村红军小学、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城上红军小学，以及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建一所小学。这四个地点中，前三处，是红军经过之地；后一处，是他本人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当时在上海，100万元，足够年迈体衰的老夫妇去买一套电梯房，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方耀熊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就是我的母亲，为母亲做一些事，理所当然。”

正能量满满的报道登出后，我们又去拜访过他两次。一次是上级希望跟进报道，再把他的故事写得感人一些，一次是受助的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城上红军小学部分师生应邀来沪参观2010年世博会前，联系到我，要去拜访方耀熊致谢。

于是我就有了机会，再次走进方耀熊的家。

 2010年5月11日，初次出远门的江西老师张源鹏和陈林峰，来到方耀熊家，红着脸搓手，腼腆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衣着朴素的二位老师，拿出了一只精美异常的玻璃罐。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罐千纸鹤和幸运星，还有一卷卷各种色彩的小纸条。那是学校里的孩子们知道校长要来上海看方老连夜所折。打开纸条，粉红的、浅蓝的，每一卷都是一句祝福的话——“祝方爷爷和邓奶奶身体健康”、“感谢方爷爷无私助学”。

张源鹏老师向方老仔细介绍：这所占地仅11亩的小学原有的教学楼是平房，中间以土墙隔断。每逢下雨天，屋顶漏水，教师只能暂停上课，帮学生们挪挪桌子避开水柱后才能继续学习。得到捐款后，3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新刷的油漆，笔直的扶梯，还有供低年级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活动室。

方耀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向来不要人知道他的善举，连捐款留名都只写“一位老战士”。但当他得知小学位于3个县交界处，许多学生每天跋山涉水赶20多里路前来上课时，方老又激动起来，连声说：“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能捐的太少了。”看到摄影记者对着一阵拍摄，他们都有点窘迫和紧张。

陈林峰老师说，由于方老的义举，许多人开始关心小学，有人捐来电脑，有人捐来体育器材，“虽然孩子们的就学、住宿条件还是很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有方老的善举，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方耀熊没有去过他捐赠的小学。一次，收到来信，听说有一所受惠学校在校园里为自己和爱人树碑立传时，老人很不高兴，“钱不该这么用。”他的老伴邓盛珍道出丈夫的良苦用心，“去看看孩子们当然好，但势必会给当地政府和学校添麻烦，他希望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老方说，只要孩子能在良好的环境里认真读书，就知足了。”

把自己的善行看得很轻，但对捐赠的善款怎么用，方耀熊看得很重很重。那段时间，几乎每隔一两周，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就会接到老人的电话：专款是否得到专用，援建中的小学工程进展如何，工程质量是否得到保证。“捐出去的每一分钱，我当然要盯得紧，不能让这笔给孩子受教育的钱，打了水漂！”

其实我明白方耀熊并不需要媒体宣传。但媒体需要他。我也只好一遍一遍问他，方老您为何如此慷慨？

方耀熊后来这么说，“当年我们一路进藏，一路铺路，翻越了13座雪山，很多战友就在我的身边倒在路上，再也没有起来。他们牺牲时多么年轻。前一天还有说有笑和我一起唱歌学习，后一天就是白雪掩骨。而我活着。我常常想，我活着，也应该继续他们未尽的生命。”

 一个后来我重新翻阅采访笔记时，才想起来的细节是：在方耀熊家，一边和我聊天，一边身子陷进单人沙发中的方耀熊曾习惯性地揉了揉膝盖，“这几天腿肿着，鞋子有些穿不下。”

【二】

如采访过的很多人一样。采访的结束，也就是彼此交汇的结束。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接到他家人的电话，会以一种方式参与到一个人生命最后的旅程中去。

2014年秋天，一个陌生的来电响起。对方告知，是方耀熊的小女儿。我们素未谋面。她在话筒那边说，你是报道过我爸爸的记者，我找到了你的名片，有事情想请你帮忙。

她说“你还记得我爸爸吧，他不行了”。

是严重的尿毒症引发的肾衰竭。

入住普陀区中心医院后，方耀熊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情况，于是和家人说，希望捐献遗体，“或许能帮助医生未来更好地攻克肾脏疾病。”

家人其实是明白老人的信念的，但传统的观念毕竟根深蒂固。于是就搁置着搁置着，直到看到老人的身体实在不好，小女儿才做主，找到名片打电话给我，问“记者，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手续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心里很感佩，一则以忧一则以惊。没想到采访时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会那么快病重，也没想到这家人在这样的关头会选择信赖我。后来我拜托了老人组织关系所在的宜川路街道的负责人，请当地的红十字会帮忙办理手续。

我们一起去医院的ICU探视，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但也再次重申他的意愿。他并不怕死——他是解放军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零团三营的战士，也做过西藏军区步兵一六零团七连的副指导员。曾与死亡一路随行过，方耀熊并不害怕它的到来。但他害怕，以自己不愿意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病危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最后的治疗阶段，家人不再能入ICU病房探望，每天只能打3分钟可视电话。方老就在话筒这端对老伴邓盛珍说：“我一身的病，恐怕来日无多，将我的躯体用于医学解剖之用，或许能帮助医生未来更好地攻克肾脏疾病，这样也就能为社会再尽一点力了。”

邓盛珍眼圈红了。她要实现方老的愿望，又不想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街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医院，愿意帮助方家办理手续。邓阿姨说：再等等吧，兴许会好转呢？我们全家都支持方耀熊，主意定了不会变的。但兴许他又能再撑一段呢？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方耀熊的病情又有了好转，家人也就决定再次缓办手续。

然而这一年11月，方耀熊病情急转直下，22日清晨，天还没亮透，我的电话铃响起。看到方耀熊女儿的名字闪烁，我就知道在这个钟点的来电必然不妥。果然是报丧的电话。方耀熊的女儿语速很快地说，“父亲去世了，那个手续还能办理吗？这可是爸爸的遗愿啊。”　

其实是不合常规的。但到底媒体报道了。最终，是相关工作人员带着手续表格来到方老家中，破格办理了通常应在生前办理的遗体捐献登记。

【三】

老人捐款后的2007年到2010年，荣誉接踵而至，有不少媒体记者去采访过他。但在2014年11月23日，去参加追悼会的记者，只有我一个。置身一个报道对象的追悼会，于我是第一次。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殡仪馆以外的地方，去永远告别一个人。

他的追悼会是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这里，是其家人为他选择的遗体捐献的去处。“就让这位老战士，再回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去吧。”

一楼的告别厅里，方耀熊静静躺在花丛中，小小的房间里，一切都是朴素的。关于方老的挽联也格外简单——“溘然辞世捐遗躯，贡献医学永不朽。”没有常见的葬礼上的哭声，连花束也都是极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躺在棺材里的人依旧是素昧平生的。是记者这个工作的“特权”，让我有资格，在仅仅几面之缘的交往后，站在这里，来送别他的躯体——这一具82年来，经历过饥荒的童年、湘南的战役、成都的剿匪、西藏的艰苦、上海的安稳的躯体，没有任何高调的言语，将最终在这个大学里被用于医学解剖，实现另一种价值。

安卧着的方耀熊，还是倔强地扬着下巴，抿着嘴唇，好像为说服了家人而感到舒心。家人抚棺告别道：“您放心吧，您的遗愿，我们都不折不扣帮您完成了。您生前资助的贫困大学生，组织也会继续帮助，延续这份爱。”

方家的大女儿在家属致答谢辞中，说了方老最后岁月里的一个小细节：病重阶段，由于双脚浮肿，方老已经没有办法穿鞋了。看不下去的老伴鼓励他去买一双新鞋。但看到新鞋标价300多元，方耀熊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方耀熊买了新鞋，穿上的那一瞬，他紧紧皱着的眉头展开了，“好舒服！”他说，“但太贵了”。

大女儿对着身后的父亲的遗体扬声说：“可是爸爸啊，您当年划出100万元去捐款助学时，可是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啊！您就是这样的人。您就穿着这双一生中最昂贵的鞋上路吧，我相信那是去往天堂的路。”

小小的厅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彼时上海即将进入深秋，一场雨一场寒，气温下降。仪式结束后，方家人客气地站在门口，逐一送宾客回礼。我打开回礼一看，发现是几块巧克力。

上海人真有意思。家里有新生儿出世，送亲友巧克力；家里有新婚夫妇办喜事，送来宾巧克力；家里办丧事葬礼，也送人巧克力。虽然大部分人，对前两者喜闻乐见，而忌讳后一种。但也许冥冥之中，这是一种巧合——生老病死，无谓优劣吉凶，本来皆是平等的人间滋味。

对于遗体捐献这件事，方家人是达成共识的。尽管有过犹豫，但最终是同心协力的。但难免，这样破旧立新的举动，会被不理解的外人指点。 “死无葬生之地”之类难听的话不可避免。故此，在告别方耀熊一周后，方家小女儿忽然在清晨打给我的这个电话。我猜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指责，或者本身也有一点摇摆和不舍。

她寻求着我的理解和支持，但她真正寻求的并不是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想我大约能明白这一点。

我站在昆明的街头，静静听着话筒里传来她的啜泣，但无从安慰她，或者也无立场告诉她，在生死这样的问题上，其实不必要理会他者的声音。一个人是不能决定来到世界的方式的，但一个人或许是可以决定离开世间的方式的。

他们一家，完成了一位高尚的老人最后的心愿。

而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第一次去采访方耀熊时的细节了。但我会一直记得在那个秋风秋雨的黄昏，在二军大空地上，拆开回礼包装，咽下的那一块巧克力的滋味。

我们是萍水相逢的啊，方老，谢谢您给我机会，让我学习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