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上海大学在1920年代（之二）

裂变

上海大学犹如“社会的一个缩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很尖锐。

1. 三个系主任，三种政治倾向

叮当，叮当……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个春光晴好的星期天。西摩路_{（今陕西北路）}上海大学校门内走出一位面容秀净的女子。她脚步轻快，坐上无轨电车，在法租界蒲石路_{（今长乐路）}下车，仿佛与街上那些闲度时光的年轻女郎没什么两样。谁能想到，她是眼下上海丝厂女工工会的领头人杨之华呢。

_{上海长乐路旧影}

几年前，杨之华还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她原本的愿望是做一个教员，对社会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传来，使她睁开了眼睛，又读到了来自上海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刊物——《星期评论》，思想起了变化，再也不愿死读书、读死书了。那时，听说《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她就满怀热望到了上海，因故没去成，就留在该社工作。直至一九二一年春，《星期评论》社被封闭，杨之华回到家乡萧山，与当地进步青年一道办农村小学，做农民工作。当她听说，上海有一所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决定再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就这样，一九二三年寒假，杨之华留下了在家乡的女儿，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学生。上海大学很多学生，是一面在社会上做革命工作，一面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杨之华也是这样。她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经常和她在一起工作。

_向警予

不一会儿，杨之华已来到慕尔鸣路_{（今茂名北路）}的甲秀里的向警予家 _{[根据史料记载，向警予1924年7月以前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之后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甲秀里，但杨之华的回忆录《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原文即是“清晨，我坐上电车，来到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晴天，我轻快地走向目的地。警予同志的家，我去过不止一次了……”长乐路与茂名北路相距甚近，与三曾里相距较远，若以杨之华的回忆为信，她应是前往甲秀里]} 。此时，她的内心远比表面看起来要波澜起伏。她思忖着待会儿如何清晰有条理地汇报在上海丝厂女工中建立工会组织的情况，又暗暗紧张着自己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今天是否能得到一个正式的回应。再过了一会，另一位访客来到，杨之华抬头见是老师瞿秋白，她稍稍安定下来。

在不久以前，杨之华还认为瞿秋白是一个沉静、严肃，平时很少讲话，似乎不大容易接近的人。作为教师，他上课的“台风”很好，总是亲切地微笑着站在讲台上，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便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够听到——这时，杨之华总会觉得课堂对他来说永远会显得太狭小，因为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学系、英文学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瞿秋白心知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得懂，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有的学生因参加社会工作而缺了他的课，总要借别人的笔记补抄。

像瞿秋白在校内受到这样广泛“拥戴”的情况，并不简单。杨之华毕竟有一定的涉世经验，她刚进上海大学不久，便发现这里犹如“社会的一个缩影”，不仅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无时不在，而且还很尖锐。就拿学校这三个系来说吧，社会学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中文学系主任是无党派民主人士陈望道，英文学系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何世桢——三个系主任恰恰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

学生们的思想和成分就更复杂了，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国民党员（左、中、右三派都有），有国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不问政治的人。就算不涉及斗争，学生之间彼此也有一些偏见。社会学系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半数以上，大部分家境贫寒，政治上倾向革命。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文学系、特别是英文系的同学，说他们是贵族、少爷、书呆子；而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前者是“挂名学生”、“空头革命家”。

瞿秋白等共产党员教师发现这个问题后，进行了干预。瞿秋白对社会学系的同学说：你们应该首先打破成见，不要自以为进步而看不起人家，应该主动去团结人家。革命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应该带动广大群众。文学系也有要求进步的同学，你们应该积极帮助他们，培养发展党团员。

他还教育社会学系的学生，不要轻视文学，文学有无产阶级的文学，也有资产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对革命是有推动作用的，要多去听听文学课。

当瞿秋白给文学系上课时，又对文学系的同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学文学的人应该有革命的立场，不能脱离政治。

经过几番教育，各系同学之间的门户之见逐步消除，彼此能在一起进行座谈或联欢了；文学系的同学参加社会工作的也多了起来，在他们中间也发展了不少党团员。例如秦邦宪（博古）就是英文系的学生，后来到苏联去留学。

当杨之华了解到，瞿秋白当时除了在上海大学教课外，主要是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具体负责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前线》和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的时候，瞿秋白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更加权威了。但前不久的一天，她和瞿秋白意外有了一次工作上的合作。那是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_{（鲍罗廷生于俄国西部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曾当码头工人，190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和他的夫人想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达上级通知给向警予，因向警予恰好有事离开了上海，就指定杨之华去谈谈。杨之华生怕自己讲不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里去了，却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看到了瞿秋白。

_{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

原来，当时懂俄文的人不多，瞿秋白是专门为他们做翻译来的。一见到熟悉的面孔，她觉得有了依靠，心情就平静下来了。瞿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着，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她听，并且指点她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由于瞿秋白的鼓励，而且要谈的情况又是杨之华比较熟悉的，她的拘束就逐渐消失了，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侃侃而谈。她感觉到，一旁的瞿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听她说话，然后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听。最后，瞿秋白又把鲍罗廷夫人介绍的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翻译给她，唯恐她理解不了，还给她详细地解释，使她初步了解到苏联妇女的生活，得到了很多启发和鼓励。通过这次工作中的接触，她感到秋白很真诚，很愿意帮助别人，对待同志谦虚而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上，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同他一起工作时，才能感到这种深沉的热情。

所以，当杨之华来到向警予家，再次遇到瞿秋白时，她感到安定和喜悦。谈过上海丝长罢工的情况后，瞿秋白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诚挚地说：“我和警予同志，都愿意听你谈谈入党的动机。”杨之华虽有准备，但还是一阵紧张，她不知从何说起，干脆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上的遭遇开始叙述，自然地谈到了党和团对她的培养教育，谈到了她对党的认识和为党献身的决心。

说完了，杨之华不由自主低下头。过了片刻，只听见瞿秋白缓缓开口，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比上课时还要严肃得多。“你从封建家庭里跑出来，是有勇气的，但是，革命是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得起种种考验。”接着，他分析了她的思想认识，阐明了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

一阵短暂的空白。杨之华心怦怦跳，只听见瞿秋白的声音接着说道：“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在阳光中，这热情的声音像是一道金光在飞舞，听到这几句话，向警予大姐也活泼地跳了起来，激动地拥抱着杨之华，鼓励她努力锻炼，更勇气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霎那间，这个晴好的春日镌刻在了杨之华的记忆胶卷的最光亮处。几天后，在有瞿秋白、施存统、向警予等同志参加的上海大学党支部大会上，通过了接受杨之华入党的决定。

2. 时应里的过街楼上

一九二四年春天以前，公共租界的西摩路南洋路_{（今南阳路）}口，是个空旷寂寥的所在，附近只有几栋洋房，天黑之后，鸡犬不相闻。一九二四年春天之后，小巷里的石库门房子一到夜间便大放光明，宛如海中几座石雕的灯塔。走近了，看到窗内人影走动，还能听见朗朗书声。奇怪的是，夜深后，从里面走出来的并不是寻常学生面孔，而是穿着蓝布制服的工人、附近商店的店员，甚或还有贩夫走卒、街道妇女、上海人唤作“娘姨”的女佣人。

白天，这里是上海大学，教授登台授课，入夜，全校教室晚间全部开放，这里成了平民夜校，学生担任教师。每日晚间分几个教室，按受众的文化程度分为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识字班等。逐渐地，来上课的平民，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之多。

上海大学本来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弄堂大学，人来人往中，一股股沸水般滚烫而明澈的新思想，由被启蒙者的言谈与意念带向更远的地方和更深的夜里。可是，也有人害怕着这思想、憎恶着这流动。两种力量相背而行，裂缝开出了深渊。

虽然在几个月前，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_{（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决议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以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公然反对。上海大学中暗藏的国民党右派学生也由此开始了活动。上海大学内部的思想斗争原本已经非常激烈，学生们在《向导》《先锋》《前进》《青白》等名目繁多的刊物上你来我往，互相争辩，尖锐热烈。现在，交锋已经不止于纸上了。每逢左派有什么活动，就有十来个右派学生来使绊子，或是在会议室外面吵吵闹闹、故意打架，或是从外面叫人来聚集起哄。不过，这些都无法阻止校内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长、党团组织照常活动。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入学的张琴秋回忆，上海大学的党团组织每周开一次小组会，非常活跃，主要是讨论宣传教育工作。当然也有国民党组织活动，但由于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跨党的，大都是共产党组织开会讨论，问题解决了，国民党组织的会就很少召开了。

乍暖还寒的夜，法国梧桐投在街道上的影子微微晃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变局无可避免。

时间到了一九二四年秋，一个高大的年轻人走进西摩路附近一条名叫“时应里”的弄堂，这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在地。他是来考插班生的。一开腔，一口乡音，又一个四川伢。上海大学学生中四川学生特别多，成了一种现象。一是因为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很厉害，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知识青年没有出路，多数也不愿意到军阀中去当政客。二是当时的青年人普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都想寻求革命的道路，于是不约而同都往上海跑，而上海大学又以传授革命思想和社会学理念出名，所以上海大学成为首选。另一方面，上海大学校方是越穷越苦的学生越要收——读过中学，毕业和没有毕业的都要。于是，这些同学进了上海大学后，又把该校的情况告诉给同乡，“四川人要到上海考学校、要革命就到我们这里来，不要进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一个介绍一个的来了。

这一位来考插班生的名叫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 _{[阳翰笙（1902年11月2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欧阳本义，出生于四川省高县，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取笔名阳翰笙。编剧作品有《塞上风云》《八百壮士》等。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担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 ，我们就用阳翰笙来称呼他，并借由他的眼睛来看上海大学。这所著名大学的插班考试并不考数理化，考的是“对时局的看法”，是从政治上考。这当然难不倒阳翰笙，他肚子里已经装了一点马列主义。早年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李硕勋等参与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在叙府（即宜宾）川南师范学校结识了校长恽代英，开始追求改造社会之路，一九二四年在北京西山，他又认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陈毅，正是在这位乐至老乡的支持下，阳翰笙放弃报考清华大学，转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

_{青年阳翰笙}

一入学，阳翰笙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许多理论和道理是闻所未闻的。在社会学系，从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一直到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都是以马列主义为中心进行系统的教育。阳翰笙感觉到，以前读过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其实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实际上就是不懂。要理解这门学问不简单，用了许多功，看了许多书，才算初步懂了一点。他重逢了早于他入学的李硕勋，又认识了刘华、黄仁、何秉彝等不少蜀中子弟。一片乡音，响彻楼上楼下。

一天夜里，同学何秉彝在灯下奋笔疾书，墨汁淋漓。阳翰笙从旁经过，笑问是在给谁写信，何秉彝叹口气，举以示之，这是一封家书：

“前日计算一下，有几十本书，都是应该必要买、必要看的。但是一本也没有买 ，一本也没有看。苟如此过去，即毕业了，又如何？前日曾因本校十余团体组织了个读书会，相约各人出廿元买书看，并研究一切学理，但只是男一人无钱买 ，自己实在过不去。所以男要求匆兑五十元来，专为买书之费……”

阳翰笙叫出声来：“可不是吗！恼火得很！什么唯物论、唯心论；什么唯物史观、唯心史观；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还有量变质变，对立统一，还有什么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搞得一脑袋的名词，虽然讲解了，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要看很多参考书才能懂得……老何，要是什么时候，我们找个山洞，像古人那样面壁思之，也许能搞得通？”

何秉彝笑道：“搞不通的，晚上再问秋白、存统！我呢，还得写信问家里要钱买书。”

“秋白”！“存统”！阳翰笙等社会学系学生，就住在时应里的过街楼上，和教室只有一步之遥，晚间，瞿秋白、施存统、蒋光慈都常到他们的住处来，这些年轻的教师们一来，就被学生围住，提出各种问题，探讨问题，热烈地辩论问题。学生有时觉得他们的讲法不能理解，就跟他们辩论，争来争去，气氛十分热烈，枯燥的理论也就生动具体了。

那个时候的上海大学，师生关系不是讲师道尊严，而是同志和朋友。教师的年纪和同学们差不多，甚至比有的学生还年轻些，但他们讲课时知识渊博，在政治斗争中机智勇敢，所以在学生中威信很高。瞿秋白、蒋光慈喜欢喝点酒，附近有个小店，卖高粱酒、花生米、豆腐干、牛肉干之类，有时他们去买，有时学生去买，一面喝一面谈问题。经常喝着酒就唱起歌来，唱瞿秋白译的《国际歌》： 

……

只有伟大的劳动军，

只有我世界的劳工，

有这权利享用大地﹔

那里容得寄生虫！

霹雳声巨雷忽震，

残暴贼灭迹销声。

看！光华万丈，

照耀我红日一轮。

歌声就是宣言，回荡在租界。

这一天，《国际歌》余韵初歇，一个瘦而清秀的男生站起来道，我也唱个歌吧。他的歌声中尽管有着轻松明快易上口的旋律，歌词的内容还是让人感到一阵入骨的悲伤。

“飞飞 飞飞 飞飞

这个样子飞飞 飞飞 飞飞

这个样子飞飞 飞飞

慢慢飞

……

这边飞来 那边飞去 飞飞小麻雀呀 小麻雀呀

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我的母亲打食去了

还不回头 饿得真难受” 

_{（这是黎锦晖作词作曲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中的主题歌，唱的是一个顽童出于好奇心将一只活泼可爱的麻雀诱骗到家中，关进了笼子，小麻雀饿着肚子苦苦等待妈妈来找它回家。）}

有人喊着这个男生的名字：“刘华，这是你们宜宾地方上的民歌小调吗？” 

阳翰笙也转过头注视着刘华，平时在“沪西工人俱乐部”_{（一九二四年的五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重新肯定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会议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中共上海地委在会议上对发展党员工作和工人运动作了检查，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会议提出今后的工作要办工人夜校、改造工团联合会。中共中央根据上海地委的要求，在这次会议前后，陆续从武汉等地调来富有工运经验的李立三和项英，会同原在上海的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王荷波等，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在这个基础上，邓中夏正带着上海大学的学生办起了沪西工人俱乐部）}所见的刘华，热情、成熟，是工作上的一面旗帜，很少看到他如此感伤的一面。

刘华缓慢地说：“这首歌是我从别人家窗口的留声机里听来的。听到这首歌，我就常常想到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在中华书局印刷所工作，斜对门是一座占地相当宽的外国吸血鬼的私家花园，里面富丽堂皇，花天酒地，而围墙外的静安寺路上，常常躺着饿死冻死的穷人。听到‘你的母亲哪里去了’这句，我就想起我那么早就去世的父母亲……” 

一阵沉默，人人都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近年来耳闻目睹的各种家破人亡。瞿秋白低沉地安慰刘华说：“我的母亲也是死了——穷困，吞火柴头自杀的。”

一位同学轻声说：秋白先生在《饿都纪程》里写到了这段往事……

另一位同学为了打破沉痛的气氛，岔开话题道：“刘华，关于你怎么进的上海大学附中，说法真是多，一会说你写信给邵力子，一会说邓中夏写信给你，究竟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刘华振一振衣袖，从容道：“那要从头说起了。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有位工友告诉我，有个上海大学，是革命的学校，你最好能进去。我说：我是个小学生，怎么能进大学？他们说：那里不同，听说那里有共产党。我一听说有共产党，就说：那我得去找一找。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先生，介绍来龙去脉，很想来上学，不知可以不可以。邵把信转给邓中夏先生，邓先生很高兴，回了一封信，这样写的：你的信收到了，X日你来，我跟你谈一谈。

“我当然非常兴奋，按时来会邓先生。邓先生问我：你做工人不很好吗？我说：现在当学徒学不到什么东西，我想学点革命的道理，又没地方学习，听说你们学校是讲革命道理的学校，所以我想来学习。可是我身无半文，不晓得我能不能进你们的学校。邓先生说：欢迎你来，你只想学革命道理，你来就是了。你就到我们大学来听课。我有点不敢相信，我问邓先生：我怎么能到大学来听课，我是个小学生还没毕业，不能到大学，你们这里有中学吗？邓先生说：有。我便说：那我到中学来读书，你们有什么讲演我来听听，但我很困难，实在没有学费。邓先生笑了，然后说：学费给你免了。

“我接着讲我心底里的话：邓先生，还有个问题更没法解决，我没伙食费，我当徒工还有饭吃，来上学没饭吃了。邓先生说：这倒是个问题，这样吧，你来吧，我们给你想办法吧。我当时便想：哪有不交学费又不交食费，高兴到大学听课就听课，高兴读中学就读中学，这不行吧。可是邓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想法，接着说：只要你有志气学习革命道理，行，你来，你的伙食费我们想办法。后来入校了，校务处看我是个工人，不但补贴了我的伙食费。而且还说，你需要零用钱，买点牙膏牙刷之类，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我们这里是互助的，师生之间相互帮助，你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不收你的学费、书籍费等，什么都不收，必要时还可以帮助你。”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刘华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大杯水，抬起头，换用上海说：“小麻雀就飞到此地来了。”坐在旁边的阳翰笙一笑，又想到了什么而收住了笑。如果说课堂上的理论之高深奥妙让阳翰笙“恼火”，那么把课堂上的理论讲给工人听就是“火上加火”。上海话他听得懂却还不会说。刘华在沪西俱乐部与工人完全打成一片，发展了日本纱厂七厂工人顾正红等进步分子。而他呢，和刘华同样来自四川，他讲的四川话工人听不懂，刘华却能讲得一口上海话，并且把大道理变成家常话。而他去工人补习学校给工人上了一段时间课后，工人又直向杨之华等反映这位老师讲得死板、教条，他讲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最后阶段”，“必然灭亡”等等，工人听不懂。

对面的杨之华见阳翰笙愣神，抿嘴一笑，俏皮地插嘴道：“欧阳又在‘恼火’什么啦？我晓得了，必然在恼火‘最后阶段’。”大家又都被逗乐了。杨之华和气地接着说道：“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工人的语言，无怪他们不懂。这不是给大学讲课，是给工人讲课，大学那一套行不通。”

刘华接过话头道：“我过去也碰过壁，大家要注意几条，讲大道理时要说明具体情况，不然他们不懂。比如讲帝国主义，从东洋人如何欺侮中国人讲起，他们就懂了。另外，所有的大道理最好能用上海话说，要深入浅出。三是要耐心，不要发脾气，要和气。不懂就反复讲，不能急躁，要使他们感到你是他们的朋友，好像亲人一样，这样他们才接近你，有了问题才跟你说。”

杨之华说：“我的经验是，决不能像大学讲课那样，专门名词最好少用一点，什么最后阶段，必然灭亡啦，讲了也不懂，只是自讨没趣。最好是从他们自身的情况谈起，讲切身利益，比如说，讲东洋人怎么样对待他们，你从他们自身讲起，他们就感到讲的是自己的事。这样就把理论和实际结合了。讲工人的生活，一步一步地就感到亲切，容易理解。和工人结拜兄弟姐妹、交朋友，开展工作，逐步建立起工会组织来。”

一个多月后，阳翰笙总算是摸到了一点做工人工作的门道。谈话时，他先让工人讲，让他们讲讲东洋人工头怎样虐待、克扣工人，怎样打骂工人，而日本养的特务，又是如何监视、欺负、甚至侮辱工人。工人们于是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东洋人、特务、打手、拿摩温等进厂时搜工人的身，出厂时也搜身，进厂怕带传单，出厂怕偷绵纱，在搜身过程中，有的坏蛋动手动脚、侮辱女工；讲起工人吃饭时间受限制，只能带个饭盒子，冲点开水就吃，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不能休息，甚至大小便都要受限制，还动不动就打骂工人；讲起工钱童工每天一毛五分钱，刚刚够起码的生活，女工一天两毛，一个月六块钱。男工多些，一般不超过十元，这样要养活一家数口是很困难的，剥削得相当严重。

阳翰笙便问：为什么这样苦还要做工，不干不行吗？

回答纷纷。有的说，我们都是在农村受了灾，家破人亡，没有办法才跑到上海来求亲友，才进了这个厂当学徒的。

有的说，我从童工做起，十一、二岁就在厂里劳动，找口饭吃，忍气吞声，受苦受难也没办法，无家可归。

有的说，我不到十块钱还要养活父母，简直是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但找到碗饭吃，就算好的了。资本家常常骂我们说：“是我们来养你们，我们开工厂就是为了养活你们，让你们有碗饭吃，我们不开工厂，你们连饭都没得吃。”

到了这会儿，向工人讲解资本的剥削便水到渠成了。启发工人去思考是啥人在养活啥人，每天他们纺多少线，织多少布，被拿去赚多少钱，是他们在养活资本家，资本家剥削他们的血汗，这样才讲到剩余价值，工人们立刻就理解了。

有的女工的在讲的过程中就等于在诉苦，嚎啕大哭。讲她们怎样受兵灾、水灾、旱灾的害，怎样逃亡，在跳上千辛万苦，在上海进厂后受多大的气，说起有些亲人的死亡，就痛苦万分。

这样，就慢慢引导他们讲到阶级的团结，说明必须要跟资本家斗争，只有团结才行，工会是团结工人的组织，一定要争取成立工会。这样讲，工人们就懂了，也立刻接受了。。 

一开始，阳翰笙还感觉女工们对他们这些“学生教员”有些生疏和远观。后来女工也不怕他们了，把他们当作先生或朋友看待。诉过苦，眼泪揩干，革命情绪高涨起来。

在时应里的灯光下再聚头时，阳翰笙不再谈“恼火”，而是谈各种亲见亲闻。两个学期下来，白天听理论，晚上在工人中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仅是学生教育工人，工人也教育了学生。这就把讲堂上瞿秋白、蔡和森等讲的理论具体化了，都是有血有肉，实根实据。

正如邓中夏所言，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作用是惊人的。地火在酝酿，在寻找着出口。风雷从远方迅疾而来。

3. 天后宫血案

转眼入秋。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下午，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日。

天气宜人，天后宫前的空地上人山人海，旗帜飘扬。

这座位于上海苏州河河南路桥北堍的道观，平日香火颇盛，一旦到了某些特殊日子，会成为民众聚集的首选场合。这是因为，一八九九年上海公共租界扩张成功后，天后宫被划进租界，而根据当时所签条约规定，天后宫仍为中国官产，租界不得干涉，于是上海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租界是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而天后宫又是在殖民地之中的属于中国政府的土地。于是，被租界巡捕追逐的中国人只要逃进天后宫，巡捕就奈何不了他们了。正因为这层保护色，上海不少在租界举行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是先在天后宫集中再出发的。

_{天后宫旧影}

上海商界、学界等各团体正在天后宫举行庆祝国庆国民会议。发言者都要登上一座六七尺高的台榭。这次的会议权力，把持在国民党右派手中。在与会之前，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就预料到可能会出现短兵相接的场面，准备好和他们进行斗争。事先的设想是，如果国民党右派提出一些落后的反对的主张，学生总会的代表，或国民促进会的代表，就通过讲话去反驳他们——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右派做的准备更为彻底，他们是准备着杀伐异己。

那时，正值江浙战争期间，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在帝国主义主持下大闹火并。上海学生总会代表郭寿华走上前讲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一切反动军阀，正在这时，国民党右派喻育之开始制止郭寿华讲话。台下人海骚动起来。当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黄仁、何秉彝等上台质问喻育之为何不让学生总会代表讲话时，后台忽然涌出一二十个穿着短衣、手臂上纹着刺青的流氓，冲到台上台下打人。霎那间，黄仁被流氓们从高台上倒掼下来，脑袋直撞到硬石地面，并且在摔倒之后继续遭到台下暴徒的拳打脚踢。

黄仁是四川自贡人，两年前来到上海，一直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书，在最近一个暑假里，他参加上海夏令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听了瞿秋白、施存统、李立三、恽代英等上海大学教师的讲演之后，迷上了社会学，执意于九月转来上海大学，才入学一个多月。 

此时，黄仁脑额破裂，鼻腔流血，呕吐交作，昏死过去。郭寿华、何秉彝等也被打伤。警察虽然赶到，但受国民党右派的指使，不捕行凶的暴徒，却将被打的十多人抓起来关到附近一间房子里。于是，广场上的群众被激怒了，和学生一起打破门窗，把遭到毒打的人们抢救了出来。杨之华跑到黄仁身边，见他已神智不清，奄奄一息，心里又气又急，马上找来车子，和几个同学把他送到宝隆医院去救治。

入夜，杨之华执行党支部的指示，再次到宝隆医院去看望黄仁。医生告诉她，他的生命已经无法挽救了。她怀着满腔悲愤，默默坐在他床边，决定留下来看护他。

午夜，除了护士偶尔走过病房发出轻微的脚步声以外，四周一片沉寂。小小的病房里，只有她和黄仁两个人。二十岁的黄仁平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呼吸十分微弱。杨之华不断地替他轻轻擦去从鼻孔和嘴角淌出的鲜血，眼看着他的生命越来越危险，自己却无能为力，泪水如珠滚落。 

正在这时，瞿秋白突然来到了。他是冒着反动派要逮捕他的风声而来的。掩上门后，他急切地轻声问杨之华关于黄仁的情况，杨之华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说完，转过脸去拭泪，摇了摇头。瞿秋白俯下身去，摸摸黄仁的额头，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然而黄仁闭着双眼，已经不能答应了。秋白缓缓地站直身子，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默默地注视着黄仁，沉思着，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对杨之华沉重地说：“不要气，只要记！”随后，他告诉她，他要去开会研究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对策，安排黄仁同志的后事，只得拖着悲痛的脚步离开了病房。

黎明时分，黄仁停止了呼吸。

黄仁是上海大学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烈士。

因有别的事，阳翰笙没有参加十月十日的大会。但那天早上他还见到了活蹦乱跳的黄仁。听闻事情后，他立刻赶去宝隆医院，见到的是一具流逝了生命的身体。他、黄仁、何秉彝等，都是刚进上海大学三四个月的新生，万不曾预料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同窗身上。他的脑袋昏沉沉的，眼前事物都像放大了无数倍似地，拉长了影子，重叠了颜色。

原本爱开玩笑的一群川娃子从此变得严肃、悲愤而寡言了。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上海大学召开了黄仁烈士追悼大会，由陈望道主持会议，与黄仁同时受伤、还挂着彩的何秉彝致悼词。沈玄庐、瞿秋白、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演说。黄仁惨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强烈抗议，时有诗云，黄仁乃是“第一个法西斯蒂所牺牲者”。上海大学学生发表通电，揭露惨案真相，要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严惩右派。

瞿秋白奉中共中央之令组织了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发动全市人民起来掀起此种法西斯暴行。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等分别撰文，发表于《向导》、《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青年》、《评论之评论》等报刊，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向导》还以“国民党右派惨杀黄仁案”的专栏，集中发表了抗议惨案的文章、通电等，号召人民像“黄仁烈士那样的奋斗吧！”

另一方面，黄仁的牺牲揭开了火药桶的盖子，上海大学内部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则更为尖锐。有人追责，黄仁牺牲当日，英文系主任何世桢就身处主席台，为何未加及时阻止。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学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同英文系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双方针锋相对，一时难分伯仲。最后，何世桢把英文系学生带走，另办持志大学，但以瞿秋白也离开上海大学为条件。瞿秋白离开了，不久邓中夏也离开了。总务主任换为共产党员韩觉民；英文学系主任换为周越然；社会学系主任换为施存统。

瞿秋白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他秘密居住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的三层阁楼上，那是先施公司一位名叫孙瑞贤的进步职员的私宅。瞿秋白在这里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组织上指派少数同志负责同秋白进行联系，杨之华是其中之一。

一天，杨之华爬上阁楼，瞿秋白正伏在桌上起草文件，她犹豫了一下，可还是径直告诉他：“包探到了慕尔鸣路彬兴里三零六号你的住所，把你保存的《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和俄文书籍都烧了！”她带着一些心痛的表情，因为瞿秋白曾告诉过杨之华，他带到上海的俄文书籍，都是他初访苏俄时省下买定量供应的食糖的钱买来的，凝结着他珍贵的记忆与最早的信仰历程。

瞿秋白放下手中的钢笔，站起身来，在窄小的阁楼里踱了一会儿，然后停下来，像是对杨之华，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

在共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杨之华对瞿秋白更了解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两人结了婚_{（此间，“三人登报”成为一时之闻。杨之华在上海大学曾与瞿秋白妻子王剑虹是同学与好友，王剑虹病故后，杨之华以极大的同情心帮助瞿秋白料理一些家务，使他精神上的痛苦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可是不久，当她发现瞿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便在暑假返回乡下老家，主动回避了。不料，瞿秋白很快找到了杨家，向杨之华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杨之华对此很受感动，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瞿秋白、杨之华和杨之华当时的丈夫沈剑龙，三人推心置腹，文明协商，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个启事：一是沈剑龙、杨之华的离婚启事，一是杨之华、瞿秋白的结婚启事。这消息，成了当时上海的大新闻）}。不久，瞿秋白被敌人通缉。

_{瞿秋白与杨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