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旷世审判的壮怀激烈 ——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创作纪实

2018—2019年辞旧迎新之际，一则于中华艺术宫展出的 “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展览在申城引发关注，展览含影像图片展和长卷油画两个部分，但媒体的报道似更多聚焦在长卷油画上，称它系著名画家李斌历时三年半创作而成，展示了参与东京审判的600多人次400多位不同人物形象……。与此同时，李斌的画作也成为微信朋友圈热议的话题，大家交流感受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浩大”和“震撼”。

我对李斌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参与创作的连环画《伤痕》和《枫》风靡一时，并获得了全国大奖。第一次见到李斌，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朋友聚会上，朋友介绍说：李斌曾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后来留在黑龙江成为专业画家，如今旅美归来，定居上海。当时的印象，他身上似乎少有上海画家的儒雅谦恭，更多的倒是北方汉子的不羁和豪放。

席间，李斌谈起正在创作一幅题为《东京审判》的大画，入画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将达数百之众。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迅速搜索记忆，中外画坛似乎还没有人正面涉猎过这个题材。对于东京审判，以我当时粗浅的认知，知道它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同为二战结束后，开创国际司法先例，首次追究战争发动组织者个人责任的审判，但东京审判历时更长，审判过程也更为艰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耗时最久、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世纪大审判”。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此宏阔浩瀚的内容，凭画家一己之力，能否呈现，如何呈现？我不禁为这幅画的创作捏了一把汗。

之后又有几次遇见李斌，常常聊着聊着，他就把话题引到了东京审判上，每当此时，李斌就显得格外的亢奋，两眼从镜片后放射出光亮，挥舞着手臂滔滔不绝，感觉他对这个题材走火入魔了一般。

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配合相关题材书籍的宣传推广，李斌展出了油画《东京审判》的局部片段，虽是未完成稿，但已经在书展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次中华艺术宫的展览，是画作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与观众见面，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我去观展已是元旦过后，连续多日的阴雨，让冬日的申城笼罩着浓重的雾霭，出了地铁，一眼望见大片深灰色的云层重重地压在中华艺术宫的顶部，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样的氛围和心境，倒是契合了展览主题的沉重感。

展览设在中华艺术宫0米楼层的一个狭长的展厅，左半边是有关东京审判的影像图片展，陈列有一百余张东京审判相关的珍贵档案照片，以及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右半边便是李斌画作——高4米、长168米的画卷以硕大的 粗体字“东京审判：1946.5.3——1948.11.13”打头，依照“开庭”、“庭审”、“判决”的顺序渐次展开，将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做了全景再现。

坦率地讲，初见画作，我呆立了片刻，因为它的样貌超出了我们以往对油画，特别是历史题材油画既有的概念。说它是油画吧，画面上却出现了许多二战历史照片，以及用英文、日文、中文打印出的文字，内容多取自庭审记录等相关历史文献。画面上的人物倒是用油画的写实手法绘制的，其中有法官、检察官，被告和辩护律师，也包括证人、宪兵和法庭工作人员。他们的身高大多在2米以上，几百号人物，组合成一个又一个阵列，像是要从画布上走下来，争相对你诉说70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牵动全世界目光的世纪大审判……

虽然此前我已通过报刊和微信目睹了画作的局部图片，但当你面对面伫立在真迹前，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周身的血液涌动着往头顶升腾，双脚像被钉住了似的，无法向前挪动。

这幅具有震撼力的大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画的样式能被观众接受吗？史学界及美术界如何评价？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进李斌的画室，开始了对他，对这一创作的支持者、合作者的走访。

一个“对的人”选择了一幅“对的画”

李斌的挚友，澳洲华裔画家沈嘉蔚评价李斌的这次创作：一个“对的人”选择了一幅“对的画”。

生于1949的李斌，童年时便跟随做土木工程师的爷爷学习绘画，但那时他的梦想不是当画家而是当表演艺术家。李斌酷爱朗诵和表演，曾经自编自演了胡万春的小说《过年》。在杨浦区少年宫演剧队，他主演的《英雄小八路》还上过电视。然而有一天，李斌去少年宫排练，碰巧听到两位老师正讨论下一部戏的角色安排，一位老师力主由李斌主演，另一位老师却说：“……李斌演技是不错，但形象……”。

闻听此言，李斌像是被重重击了一掌，他调转头直奔美术室，要求改学绘画。带教老师陈志明欣然收下了这位弟子。也许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故，艺坛从此少了一名表演艺术家，却多了一位优秀画家。

许多年之后，李斌在广州办过一个作品回顾展，名为“生于1949：李斌画展”（2014年）。展览鲜明地映射出他的个人经历和艺术探索的轨迹。

李斌“不讳少作”，展览收入了不少他作为少先队员、红卫兵以及知青时期的作品，包括曾被人民画报刊发的版画《造反有理》。有评论家借用崔健的摇滚歌名戏称李斌是“红旗下的蛋”， 陈丹青则在《李斌：与共和国同龄》一文中说：“在绘画中，我看见李斌至今热爱我们少年时代的艺术，他珍惜而非逃离自己被愚弄的政治经验……”

李斌对我叙述过他在文革中的一些“荒唐事”，为了与“摘帽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他质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李斌如获至宝地将父亲的交代送到父亲单位造反派头头手中，没想那位头头一脸的疑惑：“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

“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李斌说。李斌后来曾在《一个“狗崽子”的迷惘》一文中解剖自己：

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

这时期李斌的画作渐渐带有了反思和忏悔的色彩。“生于1949：李斌画展”展出了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系列绘画《油灯的记忆》，这个系列绘于1985年，是他结束中央美院首届高研班学习之后的重要作品。画作用女知青的人体来展现鲜活、年轻生命的珍贵，他感叹“这些性感健美的生命消耗在疯狂的年代，不免令人疼惜”，他要借这些画表达“对献身于苦难历程中知青的生命、青春的人道怀念。”

_{油画《油灯的记忆》（之八）  李斌 绘}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李斌先后旅居日本、美国，在研习、锤炼画技的同时，他反思的视角渐渐从自我转向人类近现代历史。李斌说他的朋友中史学家和思想家居多，2000年他选择回国定居上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的氛围，“喜欢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时蹦出的火花”，这些火花点燃了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地激发着他的创意。

李斌越来越痴迷于近现代历史题材，画作中出现了大量历史人物的肖像，其中既有领袖人物、文化名人，也有为理想和信念献身的小人物。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蕴含着他对历史的独特思考。新世纪以来，李斌的历史画创作更是呈现勃发之势，鸿篇巨制不断出现。

_{油画《梦境——正义路壹号》 （局部） 李斌 绘}

在李斌的画室，我见到了2011年他曾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梦境——正义路壹号》，画中描述的是1981年在北京正义路一号最高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场景。这幅高4米、长10米的大作，占据了画室整个一面墙，油画的前端，是正在接受审判的十名犯罪嫌疑人，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布满画面的各色人物，不少人手里还捧着亲人的遗像。李斌说这些人物个个有名有姓，他们代表所有被那场浩劫吞噬、戕害的人们，共同发出控诉和呐喊，其中有些人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身份。虽然是虚拟的场景，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力量。李斌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想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希望将来不要重复过往的悲剧和苦难。”

《东京审判》的创作，秉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

无法回避的一份责任

李斌对东京审判的关注，其实跟《梦境——正义路壹号》有关。这幅画的背景人物里，有当年参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等法学大家的身影。十多年前，李斌创作这幅画时，为了搜寻原型人物图像资料，认识了向哲濬之子向隆万，了解到当年叱诧风云的中国法学家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进而对似乎被国人遗忘的“世纪大审判”有了探究的兴趣。

2015年，李斌去日本寻找相关资料，特地去了审判法庭的旧址，发现展柜里印度大法官帕尔的照片最大，资料也最多。帕尔是参与东京审判的11国法官中唯一坚持受审战犯全员无罪的法官，展厅里，日本导览员正做着讲解：

……也就是说，法不溯及过去，所谓“反和平罪”是事后弄出来的，明显违背国际法的，这是战胜国为了满足复仇欲望的行为，作为审判是站不住脚的。帕尔说得好，全部被告应该判决无罪。

导览员还引用了一句据说写在靖国神社里的一段话：

当时间柔化了激情和偏见，当理智剥去了曲解和面具，那时的正义女神，平衡地手握那杆正义之秤，将要求过去许多赏罚予以调整，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过去，什么是正义是不知道的……

如此颠倒黑白的讲解，令李斌惊愕。解说词涉及到的有关战争领导者是否有罪、东京审判是否“胜者的审判”等等，正是东京审判控辩双方激辩的焦点，日本右翼多年来不断拿这些争议做文章，近年来更是将此作为翻案的依据。当时和李斌一起参观的是一群年轻的日本白领，一想到关于东京审判，今天日本的年青人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而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则对这一历史事件几乎没有概念，李斌被深深地触动了。由此，他更坚定了画《东京审判》的信念：“作为一个历史画画家，我无法回避自己的一份责任。”

李斌后来在旅日著名学者、二战细菌战研究专家王选女士的帮助下，将在参观现场录下的影像，制作成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并在多个场合，包括中央有关部门的调研会上播放过，视频传递的信息，引起学界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如大海捞针般“打捞”原型人物

熟悉李斌的人都说他画画像是做学问，他执拗地认为，画历史画必须先把史实研究透了，把资料找全了，然后才有可能提供独特的视角。

李斌走进国内这一领域的权威机构——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向中心主任程兆奇及专家们求教。程教授后来成了油画《东京审判》的学术顾问。采访中，他向我描述初见李斌时的情景：李斌张口就问，到哪里去找到东京审判的原始档案，程教授告诉他，东京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台湾的“国史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都有一部分。隔不多久两人第二次见面，李斌已经从东京、台湾归来，不仅复制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还特地去了号称“世界最大旧书街”的东京神保町，只要见到跟东京审判和二战有关的书籍，几乎全都买了下来。

在李斌画室的书架上，我看到不同文字的这类图书占了好几层，包括1978年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这是一个大型图片集，约有四五套，收入了从“满洲国”到太平洋战争大量的历史图片，还有一本日本军方摄影集。李斌说，这两套影集是他日本之行的“重大收获”。

2016年5月，李斌借去美国看望女儿和小外孙的机会，去了位于马里兰大学校园内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为了节省时间，李斌租住在附近的旅馆，每天档案馆开馆进去，闭馆出来，总共一周的探亲时间，他在档案馆足足泡了五个整天，把跟东京审判有关的图片几乎全部扫描、翻拍了下来，细数下来，竟有两千多张。

_{李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前留影}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最令李斌着迷的是原始影像资料。东京审判自开庭之日起，一支15人的美国摄影团队在现场不间断地跟踪拍摄了二年多时间，用胶片完整记录下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对画家李斌来说，是极为珍贵、极为重要的人物形象资料，但5天的时间根本看不过来。幸运的是，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联合交大出版社出资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买下了7000分钟的影像资料。

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从此成了李斌的“宝贝”。这些年，他除了绘画就是看录像，甚至常常把饭碗端到电脑跟前。他一帧一帧地捕捉、甄别法庭上出现的各类人物，反反复复看了不下百遍。

李斌画历史画，习惯于先建人物图档。他说自己有一个“野心”：“要把法庭上出现的主要人物，按照类别和范围尽可能找全”。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数百之众。虽然李斌手头积累了不少历史照片，还有7000分钟的录影资料可供参考，但要将这几百个人物从图片和影像中找出来，一个一个对上号，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程兆奇评价李斌对史实特别是对历史细节求真、求实、求甚解的态度，不亚于专业研究者。自打认识了李斌，简直是“不胜其烦”。李斌完全没有作息概念，一旦有了问题，不管你身在何处，也不管白天黑夜，他随时都会呼唤你，向你讨教、求证。中心的两位年轻研究员龚志伟、赵玉蕙，更是成为李斌重点“骚扰”的对象。每当李斌在影像中发现一个叫不出名字或吃不准的人物，会立即截屏发给两位博士帮助辨认，最快时几秒钟内就会收到他们的回复。李斌给我看手机上与他们微信往来的记录，我特别留意了联系时间，发现不少都是在午夜之后。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专家们识别不了的人物。李斌只好另想办法。11位检察官里，惟独印度检察官麦农的资料奇缺，谁都不确定他到底长什么模样。情急无奈之际，他向印度驻华大使馆发了封Email请求帮助，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收到印度驻上海总领事发来的照片。李斌一看乐了：“嘿，我认识你！”这个形象在纪录片里出现过多次，及至看到照片才知道他就是麦农。李斌在画布上勾画了一个中等身材的麦农，后来从影像中看到了他的站姿，发现他其实是个大高个，于是马上刮掉重画。

东京审判中，日本为受审战犯配备了超过百人的庞大辩护律师团队，寻找他们的图像也费了不少力气。李斌在网上发现不少日籍辩护律师后来成为日本律师协会历任会长，料想律协档案中定有更多当年他们的照片，于是请在日本的朋友贺贝夫妇与律协联系，未果，再请在日本的王选女士出面相助。王选通过日本的律师朋友帮忙，果然从律协的档案里搜寻到好几位参与辩护的日本律师的资料和照片。李斌再依据这些档案照片在现场影像中寻觅他们在法庭中的形象。

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共有17人，李斌想尽可能地把他们全部画进画中，可费尽气力只找到13人的相片。他再次仔细浏览现场录像，发现有一天中国法官梅汝璈下车进法庭大楼时，身后出现一位头戴礼帽的陌生中国人的身影，李斌请向隆万帮助辨认，向教授一眼认出此人是梅汝璈的秘书方福枢：“我小时候见过他，是个大个子”。如此，画中又多了一位中国代表的形象。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京审判》长卷里，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达400多个。程兆奇评价李斌所做工作的价值，是为东京审判的研究贡献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图档库”，从而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中外东京审判研究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积累了这么多在场人物的图像资料”，程兆奇说。两年前，交大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高规格的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多位世界知名研究专家，李斌将创作中的部分画稿作了展示，他对东京审判出场人物的熟悉程度令专家们十分惊讶，因为即便是这些顶尖学者，他们也只认得其中的一小部分人物。程兆奇称李斌是当今唯一的东京审判人物辨识权威。

文献与人物并置，探索历史画的全新表达

原型人物找到了，图档建起来了，李斌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构建画面，如何将这些人物既真实又生动地呈现在画作中。传统的历史题材画作，展现的多为历史事件中的某一个瞬间或某一个场景，真名实姓人物也相对有限。但李斌想要描述跨跃两年半时空的东京审判，他将此称为“图像概述”。他说当初画这幅画，“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是希望即便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通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浏览，也能获得对东京审判大致面貌及意义价值的初步认知。”

思衬再三，在画幅上，李斌选择绘制长卷而非单幅画或组画，这不仅赋予画作充足的容量，同时也突破了一般历史画的静止状态，让画作呈现出一种行进的、衍宕的动势。

在画的形式上，他走得更远。李斌在搜寻、研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真真切切感觉到当年那些历史文献，特别是老照片带给人的震撼；同时也在思考，同样是视觉呈现，今天的绘画，特别是历史画，是否可以借用一些真实文献的表达方式，同时扬长避短，凸显绘画艺术的不可替代性？ 由此便有了我们在画中看到的，他所独创的文献记录与人物绘画并置的表达方式。

_{油画《东京审判》（局部）}

我们看到，画布上端约四分之一处，被印上二战期间的老照片，其中有不少是李斌从东京带回的，由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画面上的文字多取自庭审记录，用了英、日、中三种语言。李斌用历史照片和文献记录替代了画作背景的描绘，事实上它们所携带的真实感，将观者迅速带入到当年的情境中，这对于历史沉重感的传达，确有绘画所难以企及的独到之处。

当然，画的主体部分仍是用油画绘就的人物。由于东京审判出场人物众多，李斌在画面结构和人物组合上，将画作分为“开庭”、“庭审”、“判决”三大部分。每部分的人物按照他们在法庭上的角色，组合成若干个块面。

历史性大戏的“开锣第一幕”

开庭，被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称作“这出历史性的戏剧的开锣第一幕”（《梅汝璈日记》）。

让我们把镜头摇回到70年多年前，一窥“这出历史性的戏剧”的出台经过。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灾难最为深重的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此一年多前，美、中、英、苏等同盟国首脑已经开始就战后处置问题紧密会商，先后出台了《莫斯科宣言》（1943年10月）和《开罗宣言》（1943年11月），表明了同盟国在惩罚轴心国战犯问题上的一致立场。1945年7月公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将以法律手段处置战犯。同盟国授权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筹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为法庭设在东京，故被称作“东京审判”。

_{开罗会议中的美、中、英三国领导人。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及蒋夫人宋美龄。}

1946年1月，麦克阿瑟批准颁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了东京审判的目的，是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法院院长韦伯出任庭长，美国助理总检察长、大律师季南出任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监察局局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初确定由9个同盟国组成，按照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的顺序，为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后来应美英两国的要求，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被要求各推荐一名法官、一名检察官人选。

经国民政府推荐，并报蒋介石批准，向哲濬和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分别出任检察官、法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所著《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收录了一份蒋介石签署的“任命公函”影印件，上面写道：

外交部王部长勋鉴：12月7日签呈及附件均悉，所拟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我国代表一节已交行政院照派矣。中正亥庚府交。

_{经国民政府推荐，向哲濬（上图左）和梅汝璈分别出任东京审判检察官和法官。}

_{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回复外交部的任命函件}

国际军事法庭对检察官、法官人选的要求除了在法学界的“声誉”和“名望”之外，还要求精通英语、熟悉英美法律。向哲濬和梅汝璈的经历、背景十分相似，两人都是通过庚子赔款先入清华学堂学习，然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名校法学学位。回国后，两人也都曾在大学任教。赴任东京前，向哲濬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梅汝璈在著书教学之余，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曾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会长。向、梅二人能够在多位推荐人选中脱颖而出，借用东京审判研究者季卫东的评价，他们，包括后来作为检察官首席顾问增补进中国团队的倪征燠等，都是“学贯中西，德超荣辱”的一代法律人的杰出代表。

在组建法庭的同时，盟军从1945年9月到12月，分四批实施了对战争嫌犯的抓捕。1946年4月，国际监察局确定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为东京审判的起诉对象。

逮捕东条英机时，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大概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法律惩处，自盟军登陆后，他便闭门谢客，终日纠结于生与死的选择之中，直至盟军宪兵包围了他的住宅，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左胸开了一枪，岂料未能击中要害。经抢救，东条得以活着接受审判。

1946年5月3日，这是一个注定将载入史册的日子，全世界的目光瞬间聚焦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告开庭。

曾全程报道东京审判的美国合众社驻东京记者布拉克曼，在所著《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开庭首日的情景：

早晨，东京的太阳从云层背后升起……旁听者七点钟以前就开始步履艰难地爬上市谷山丘，希望取得见证历史的一席之地。

……11时13分，一个像佛寺檐下挂的那种铃铛叮当叮当轻轻响起来，大厅里安静下来了……厚重的入口大门缓慢地关闭了，腰佩武器的宪兵在大厅四周就位。7分钟后，全体起立，身着黑色法袍肥硕而令人敬畏的韦伯，带领排成单行的法官走进居高的法官席。法官落座后，红发的法庭执行官范・米特上尉高声唱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已准备好审理任何呈堂之事宜。”

东京审判的审判大厅由原日本士官学校的礼堂改建而成。梅汝璈曾在日记里对审判大厅做了如下描述：

……这个法庭装建得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季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可以和它比拟之外，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

据记载，法官席位于审判大厅上首的高台上，大厅下首处是被告席，中间包括控辩双方发言台、证人坐台、检方（控方）和辩方律师座席，以及翻译人员和语言仲裁小组座席。大厅两侧分别是记者席和旁听席。

_{油画《东京审判·开庭》（局部）}

李斌油画的“开庭”部分并未对法庭的环境和布局作过多渲染，但他突出描绘了法官的高台，以“高高在上”的法官群像凸显法庭的宏伟和庄严。由于开庭之日印度、菲律宾法官尚未到任，画中第一次亮相的法官只有9人。中间位置端坐着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画中的韦伯上身挺直，双唇紧抿，眉头微蹙，显得刚毅而威严。韦伯的左右手分别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和美国法官希金斯（希金斯一个月后离任，由克拉默继任）。这个看似寻常的安排，背后却有着一个激烈的“席次之争”的故事。

让中外法官“比肩而立”

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亲历记》里详述了当年围绕法官席次安排的争斗、较量经过。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中并未明文规定法官的席次安排，这个问题在开庭前的多次会议上引发热烈的讨论和争执，包括中国法官在内的多数法官主张参照受降签字国的顺序，也即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为序安排席次，但韦伯庭长一心想让美英法官坐在自己的左右侧，理由是他们更熟悉英美法律。他先是提出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遭反对后，又提出按国名字母为序，但再次遭到质疑。这时，有人提出不妨按法官年资排序，梅法官则调侃道，似乎还可以按法官体重排序，引得法官们哄堂大笑。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讨论来，讨论去”。直至开庭前一天的彩排前夕，韦伯宣布座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菲、印。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当场表示：“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说罢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而，加拿大法官也提出了抗议。

庭长没有想到法官们，特别是中、加法官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几次三番来到梅法官办公室做解释，都被顶了回去。预订的彩排时间被拖延了20多分钟之后，韦伯见梅法官卸下法袍，换上大衣，“作要离去状”，才勉强同意按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预演。

在5月4日《申报》关于东京审判开庭首日的报道中，笔者见到如下记载：

中国法官梅汝璈，坐于审判长以下第一位，各盟国记者，目睹中国法官获此荣誉座位，莫不纷纷耳语。记者告彼等谓：中国在抗战期间，丧失人民两千万，故在一切国际荣誉事件上，均应占有一席。

正是由于梅法官的坚持不懈，我们今天才得以在李斌的画中，见到高高的法官席上，中国法官所占据的显要位置。

多年之后，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中，总结了对这场争斗的认识：

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作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而淡然处之。其次，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它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和剥夺……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

为中国争得应有地位的梅汝璈法官并没有让国人失望，在之后漫长的庭审及最后为战犯判罪定刑的过程中，他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人格学养和法学造诣也赢得了各国法官的尊重。布拉克曼在书中对梅法官有这样的记述：“我记得他友善而外向”，“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与韦伯爵士很快成为朋友。” 布拉克曼还引用了韦伯给朋友信中评价梅法官的话：“在法庭上中国律师坐在我身边……他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家伙。我们是好朋友。他告诉我很多关于中国的国情”。

_{11国法官合影。前排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中间为庭长韦伯。}

在李斌的画里，梅汝璈至少出现了4次，除了三次端坐法官席上，还有一帧他与几位法官身着法袍的巨幅全身像。目睹画面上梅法官刚毅而威严的神情，我耳边不禁回响起开庭首日，他在日记中的一段感言：

我今天能够高踞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为了弱化身高的落差，李斌将人物“下部抬高，上部取平”，一个小小的技术处理，便在视觉效果上让中国法官与他的外国同事比肩而立（下图）。

不刻意“矮化”、“丑化”任何人

东京审判自“开锣”之日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受审战犯。

油画的“开庭”部分，与法官群像相对应的便是28位A级战犯的画像。李斌按照他们在被告席的顺序，将其排列成两排（下图）。

梅汝璈在日记里对受审战犯有这样的描述：

我今天特别注意辨认各战犯的形容和表情……他们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许多回忆和愤恨，尤其是那坐在前排顶右端，面团团的土肥原。他强作镇静，有时动得很历害，露出不安的形情。东条依然是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荒木的银白色八字胡须长得很长……这老家伙眼睛老是睁着，嘴唇蠢动作欲语状，看来很有点倔强的样子。其余的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形容都平凡庸碌得很……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最可怜的是那曾在国际间翻云覆雨红极一时的松网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他的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未加修整。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

布拉克曼在《另一个纽伦堡》中对罪犯的神情和衣着也有细致的描述：

……佐藤贤了中将身着剥去勋章和军衔的卡其布军服……曾经丰满的贺屋兴宣在监狱里掉了可观的体重，双排扣的西装对他来说显得大了两个号码。前外务大臣重光葵穿着黑色燕尾服和条纹裤子现身，只是平时戴的高顶礼帽不见了。他显得面容憔悴，似乎头天晚上失眠了……号称“朝鲜之虎”的小矶国昭也是用手杖支撑着走进来……好战分子大川周明没穿外衣，露出皱巴巴的白衬衫……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脸色苍白、双颊深陷……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的马脸较以往显得更长，更忧郁了……由将军转行外交的日本驻第三帝国大使大岛浩，依然衣冠楚楚，神气地扎着蝴蝶领结，口袋里塞着叠好的大白手帕……

东京审判见证人的生动讲述，为画中这个特定群体的人物塑形提供了依据。李斌在画这些罪犯时，始终坚持一点：不刻意“矮化”、“丑化”、“羞辱”任何人。“虽然他们罪大恶极，但作画时我还是尽力克制自己，尽量理性、平和地呈现这些人物，将他们还原成如梅汝璈法官所说的“平凡”“平淡”的“普通人”，李斌说。

_{被告席上的战犯}

刻画被告如此，刻画其他人物更是如此。李斌要求自己落笔时摈弃个人好恶，不轻易流露情感色彩，特别是力戒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客观、平实地描绘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将是非对错留给观众去评判”。

开庭“第一辩”，聚焦“管辖权之争”

长卷油画有关“开庭”的板块里，在法官和罪犯之间，绘有一个控辩双方争论的场景（下图）。

画中，检察长季南的目光逼视着一位身着深灰色日式上装，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季南的身后，是英国检察官卡尔、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以及澳大利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小老头是日本律师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此人是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被认为是辩方最强硬、最嚣张、最难缠的角色之一，就连季南私下里也承认他“非常精明而能干”。画面中，只见他舞动着手臂，跟检察官们争辩着什么，那份执拗的劲头，似令季南十分恼怒。清濑的身后，一左一右站着美籍日裔律师乔治·山冈和美国律师布莱克尼。

这个画面所表现的，是被称做开庭“第一辩”的“管辖权之争”。画中人正是这场著名争论控辩双方的代表人物。

5月6日，在检方花了两天时间，宣读完起诉书，围绕“反和平罪”、“战争罪”和 “反人道罪”提出55条罪状（诉因）之后，韦伯庭长逐个点名询问被告是否认罪。这时，清濑一郎突然站出来打断他：“我们要对法官提出挑战”。清濑对韦伯及所有法官的资格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均由同盟国派遣，应该集体“回避”。法庭当场驳回了他的无理要求。

5月13日第4个开庭日，清濑一郎代表辩方又一次发难，这次的“挑战”直指法庭“管辖权”。其主要的观点是：所谓“反和平罪”“反人类罪”出自《波茨坦公告》之后，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法庭不具备这两条罪行的管辖权。

美国律师布莱克尼紧随其后做了发言，他在攻击法庭管辖权和适用法律之后，公然提出，“战事不是犯罪”。他认为战争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战争中的杀人不是謀杀。“如果轰炸珍珠港杀死基徳少將的行为是谋杀，那我們也知道是谁在广岛上空投下了原子弹，知道谁是策划该行动的参谋长，知道谁是为此负责的国家元首，他们会为谋杀感到良心不安吗？ ”

美国律师弗内斯和山冈接着发言，对辩方的论据加以引申和发挥。

面对辩方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季南坐不住了，他走上讲台，反驳道：

“庭长先生，国际军事法庭各位法官，本庭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11个国家，这11国本身又代表占地球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人口的各国合法政府，这些国家曾经惨遭侵略，由于谋杀、抢劫和掠夺等一系列罪行而蒙受重大的资源、财产损失，以及数字无法统计的流血牺牲，难道它们今天不能审判和惩罚那些应该为世界范围灾祸负责的人吗？这些同盟国家被迫以牙还牙，终结了侵略战争，难道它们现在必须坐视不顾，允许这些罪行的案犯道遥法外，逃脱合法的惩罚吗？”

_{首席检察官季南（左）和日本辩护律师团副团长倾濑一郎（右）}

英国检察官卡尔则在发言中一语道破辩方的动机：“实际上是想要刪去起訴书上的某些訴因，並攻击宪章中的某些部分。”

根据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这场激辩中也有一段精彩的发言： 

……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正确定义的问题。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我主张，作为一个正义的法庭，本法庭有法定资格审判那些犯下了反和平、反战争公约和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而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的领导人犯下了那些罪行。我们在这里起诉他们，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下提交那些事实的证据。我们坚信本法庭将在适当的时机就那些罪行进行宣判……

经过激烈的辩论，庭长韦伯最终宣布，对辩方提出的否定管辖权的所有动议“全部驳回”。画中的检察官们，呈现出初战告捷后的满足，和面对劲敌不敢掉以轻心的复杂表情。

“随时准备出击”的美国辩护士

在这个环节的辩论中，几位美国辩护士的表现颇为引人注目。

在东京审判中，辩方以本土律师不熟悉英美法系诉讼程序为由，提出为每位战犯加派至少1名西方国家律师，法庭为了显示其公正性，同意了辩方的请求。辩方先后聘请了近40名美国律师，加上100多名日籍律师，辩护律师总人数超过了150人，平均每个罪犯配有4-5名律师。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中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辩护律师之多和辩护阵容之盛是远东国际法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保证被告辩护权一事来说，远东国际法庭可算是慷慨宽大”。

但匪夷所思的是，被聘用的美国律师，其“敬业”、“尽职”程度，甚至超越了日本律师。梅汝璈法官在书中回忆：

 ……在辩护工作上，他们应该仅仅起助理或技术顾问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的进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种主次颠倒的、反宾为主的现象便发生了。美国律师在审判中反而起了主要作用，日本律师甘愿退居‘台后’……举凡在公开庭上一切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表演’，几乎都由这些美国人担任的。

书中梅法官列举的例证，就是前述“管辖权之争”中布莱克尼的辩辞，这位美国人被辩方称赞为“最为勇敢”的辩护律师，画面上，只见他双手叉腰站在清濑一郎身后，上身前倾，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架势。庭上他关于广岛原子弹的言论将矛头暗指美国总统杜鲁门，被庭长韦伯当场叫停了日语翻译。这一细节据说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解密。

_{法庭上的美国辩护律师布莱克尼}

庭上美国律师的做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不同反响，苏联《新时代报》刊发的现场评论说： “在粉饰那些双手沾满美国人民鲜血的战犯方面，美国律师的热情一点不比他们的日本同事低”。但也有舆论认为，法庭容忍美国律师这么做，是为了“让日本人服气”。《美国律师协会会刊》称布莱克尼是“实施律师行业传统的出色典范，代表当事人讲出所有能够讲出的话，为的是正义可以依法得到声张”。

李斌通过现场录像目睹了美国律师诸多类似的“表演”，他同时还注意到，庭审的早期阶段，由于美国辩护律师多为现役军人，出庭时他们大都身着军装，但到了后阶段，这些律师纷纷改穿西服出庭，莫非他们也觉得穿着本国军装为敌国辩护有点不伦不类，亦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某种困惑？

虽然法庭上的“管辖权之争”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争论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息，辩方提出的“胜者的审判”、“事后法”等观点在日本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被日本右翼当作为东京审判翻案的依据，甚至有舆论称当时法庭上辩方的质疑令检方理屈词穷，这实在是颠倒黑白。李斌特意在画中再现了这一场景，并在油画人物的两旁，印制了双方辩词的摘录，我想，这是为了将被扭曲的历史纠正过来，还原其真实的面貌吧。

用“绣像”绘就“检方”“辩方”两大阵列

如果将东京审判比作一场“大戏”，则开庭之初的唇枪舌剑对控辩双方来说，都还是小试牛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两年半的时间里，“庭审”占了整场戏的主干部分。据记载，东京审判共开庭817次，出庭证人和书面证人共1198人次。 “戏”的“内景”，是不变的法庭基本格局，但由出场人牵出的历史事件(或可称作“外景”)却覆盖了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行径的全部时空。由于庭审时间旷日持久，这出“大戏”有时显得冗长而烦闷，但更多的时候，伴随“立证”、“反证”的进程，以及“质询”、“反诘”、“再质询”“再反诘”等法庭程序，控辩双方短兵相接，寸步不让。每一个战犯、每一桩案件的审理都似一幕独立的戏剧，过程中高潮迭起，跌宕起伏，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了戏剧性。不少亲历者都感慨，东京审判的艰难程度，一点不亚于二战本身。

在《东京审判》画卷里，“庭审”作为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占了约四分之三的篇幅，这部分画作，在人物绘制上借鉴了中国传统画“绣像”的手法。

“绣像”在中国传统画中原指用丝线绣成的神像或人像。明清以来，一些通俗小说版本中出现了人物图像的插页，因绘制精细，也称“绣像”。这类人物画的一大特点是重点刻画人物，一般没有背景，最典型的如《绣像三国演义》、《全图儒林外史》，以及今人为《水浒》108将绘制的人物群像长卷等。

李斌将绣像的人物呈现方法用在了油画《东京审判》中，为的是为东京审判构建一个庞大的人物群像组图。而集中体现其用心的，正是“庭审”部分。

在画的结构上，他将“庭审”部分按顺序切分为“有关中国”、“有关苏联和三国同盟”、“有关太平洋”三个块面，每一块面的出场人物，都按照检方（控方）和辩方的角色区分，将其组合成互为对峙的两大阵式——控方人物以提起诉讼的检察官团队为主，辩方人物包括受审战犯及其辩护律师，两部分人员中还包括各自的出庭证人。

_{《东京审判·庭审》中的检方人物阵式（局部）}

_{《东京审判·庭审》中的辩方人物阵式（局部）}

“这既是绘画的结构，也是法庭的架构”，李斌说，“法庭审理时，相关人物是一个一个出场的，从视觉角度看，是局部的，单个的，因为是绘画，我需将他们组合起来”。 

但这种组合并非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李斌认为，历史画中的人物群像，不是把相关人物或一个范围的人归拢在一起就完事了，在组合排列上，既要兼顾出场时间顺序和人物关系，还要考虑人物在历史事件上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哪些人可以放在一起，哪些人需要保持距离，都必须有史实依据，要经得起推敲，特别是经得起专家眼睛的审视。这需要做研究，下功夫，不能简单地对付了事”。

呼之欲出的“燕赵悲歌之士”

作为中国观众，很自然地对“有关中国”的部分格外关注。事实上，在检方提出的55条“诉因”中，与中国相关的有33条，可以说，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审理，是东京审判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检查官团队来说，所担负的责任和压力尤为巨大。

目前唯一在世的中方成员，曾任东京审判翻译并兼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先生，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当时面临的困难做了如下描述：

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但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只有13位（指中国检方人数——笔者注），相比之下苏联派了70多位，美国的更多（超过200人——笔者注）。而审判一开始，最让中国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主，以证据为中心…… 以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据？所以当时中国方面的唯一准备，便是由向先生递交的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的战犯名单……但这一纸名单，对于检察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审判开始后，向先生赶紧回国寻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这样，倪征燠在1946年11月份便补充进来，担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倪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待人比较和气，英文很好。除了他之外，还有3位顾问：一位是鄂森，一位叫桂裕，他们都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央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义。

_{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前排左起：桂裕、倪征燠、向哲濬、吴学义、郑鲁达、张培基；后排左起：周锡卿、刘子健、杨寿林、鄂森。（高文彬摄）}

增加力量之后，中国检方最棘手的任务仍是证据的收集。多年的战争环境下，国人没有意识也没有条件收集、保全证据，而日本人在投降之后又销毁了大量证据，证据的缺乏，致使检方在最初的庭审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倪征燠先生晚年出版了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书中提到他临危受命，参与东京审判前夕，走访了刚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归来的前任北京市长秦德纯，问及作证的感想，“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向哲濬一方面紧急发函向国内有关方面求援；另一方面，带领中方团队在已封存的日方档案库中苦苦搜寻，经过7个月的努力，收集到一大批有价值的证据。开庭前后，向哲濬还多次亲自回国调查取证，包括陪同首席检察官季南对“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了实地调查，以帮助他增加对日寇侵华罪行的直接感受，同时收集到大量的人证物证。这些证据，在审判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如高文彬先生所言：“正是向先生等法学家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中国声音掷地有声，声张了正义，维护了人类的尊严。”

为了彰显“中国的声音”，李斌在画中对中方人员做了精心的描绘。画面中他们大都身着质地讲究的西服，皮鞋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仪态端庄得体，气宇轩昂，无论风度还是气势，一点不输给他们的外国同事。

中国检方群像中，向哲濬的形象尤为亮眼。

向哲濬留给同事、学生和家人的印象，是一标准的谦谦君子。他学识渊博，儒雅谦逊，待人“慈祥宽厚”，和蔼可亲（高文彬语）。但据文献记载，在法庭上，他多次厉声驳斥受审战犯及其辩护律师的不实观点，慷慨陈词，充满着“凛然正气”。

_{向哲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1953年，日本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出版了《审判东京审判》一书，书中对东京审判做了全盘否定，但在讲述“管辖权之争”时，却对向哲濬却表示出钦佩：“他的语调非常激昂，所谓‘燕赵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像向检察官这样的人吧！”

向哲濬的形象在画卷中出现过多次，李斌透露，在11国检察官的群像中，向哲濬的形象，大的修改就超过6次。之前几稿中，向哲濬手扶眼镜作低头看文书状，人物的书卷气、儒雅谦和有了，但英武之气似嫌不足。这次展出的画面中，李斌让向哲濬抬起头来，双手背在身后，挺胸昂首直视前方，“燕赵悲歌之士”的形象呼之欲出。

_{修改前（左）后的向哲濬的形象}

溥仪出庭作证：“除了哭泣，我什么都做不了”

 在油画“有关中国”部分的检方阵列中，一组检方证人的群像吸引了我的注意。立于正中位置的，是戴着玳瑁眼镜，身着西装的“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是在法庭关于“侵略满洲”的庭审阶段，作为检方证人出庭的。他接受了控辩双方长达八天的质询，在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中，关于他出庭的记录有453页，其中回答检辩双方的询问达764次，占了333页。其出庭时间之长，创下了东京审判的最高纪录。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检方希望溥仪出庭来证明日本人是怎样利用他这个傀儡，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而日方辩护律师则想极力证明，溥仪是主动与日本人勾结，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所以控辩双方的交锋特别激烈。

溥仪在回答季南询问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季南问：根据历史记载，1932年3月1日，你成为“满洲国”的统治者或者执政。你是否能告诉我们，当时实际上“满洲国”在谁的统治下？

薄仪答：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将军及其部属，那时候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

季南问：1932年4月1日你对满洲民众颁发了一系列法规，你还记得吗？

溥仪答：没有一条法规是我颁布的。

季南问：1932年3月1日你接受“满洲国”职位时，板垣或者其他代表关东军的日本官员告诉你作为统治者大体上有什么权力吗？

溥仪答：“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板垣和他的手下向我保证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有依我意愿统治的权力；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据美国记者布拉克曼书中的叙述，溥仪的出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重新回到报纸的头版”，当溥仪首次进入法庭时，“媒体席和旁听席都拥挤不堪”。

从作证一开始，溥仪就采取以进为退的中国谋略。他讲述板垣大将如何提出给他满洲的皇位。他说：“如果我拒绝，我的生命就受到威胁。”然后，他玩了一个花招责备同盟国，狡猾地说：“当时民主国家并没有试图反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抗拒他们的。”

布拉克曼在这一章节的最后写道：“回首往事，当我重温溥仪在证人席的证词，其中有一句话，从历史潮流的沉渣中凸显出来。那就是：‘除了哭泣，我什么也做不了。’”

在28个受审战犯中，溥仪和其中24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溥仪的作证虽有为自己开脱和表演的成分，但他的证词，客观上揭示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掠夺行径，同时也做实了检方提交的物证。

“最终法庭还是采信检方的证据，证明溥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傀儡，这也是我们的一大胜利”，高文彬说。

_{结束8天作证后，溥仪如释重负，和检察官合影。前排右一为首席检察官季南，左一为苏联检察官戈伦斯基。}

珍惜每一位“南京大屠杀”证人

“南京大屠杀”被公认为二战中日军最残暴、最突出的暴行，因此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这一事件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梅汝璈法官在写于1961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此事件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鞫讯了松井。

由法庭的审讯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寇在南京的暴行确实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比起德军在奥斯威辛单纯用毒气的屠杀，日军的杀人方法是残酷绝伦、多种多样的，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据向隆万在新著《东京审判征战记》中的记叙，早在1946年3月，向哲濬和两名美国助理检察官莫罗、萨顿就到中国实地调查，历时5个星期，期间会晤了31名证人，他们共同撰写了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的调查报告。东京审判开庭后，他们再次到南京等地取证，搜集了大量证据，并邀集若干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

_{画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证人}

油画 “有关中国”部分的检方证人群像中，“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被集中呈现在靠左则的醒目位置（上图）。他们包括南京被占领期间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的负责人许传英（上图第二排右一），亲历大屠杀，从死人堆里侥幸逃生的商人尚德义（第二排右二）、警察伍长德（后排右二）、军医梁庭芳（后排右一）。除此之外，还有金陵医学院的威尔逊（后排右三）医生等三名外国证人。

身材高大、神情凝重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位于大屠杀证人的最前列。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之前，他作为美国圣公会的传教牧师，在南京生活了26年。马吉先生拒绝了本国使馆劝他撤离的建议，选择留在南京，与20多位在华外国人士一起，组建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助了众多南京平民百姓。马吉在日记及给妻子的信里，记录下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与此同时，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录下一百多分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视频，那些血淋淋的杀戮镜头和尸骨横陈的画面，成为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在东京审判的现场录影里，笔者看到一段马吉作证的画面，他说：“他们（指日军）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大屠杀，起初只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有组织的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证人群像中，马吉牧师身后左侧，是曾在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贝茨，合众社记者布拉克曼称他为“检方最具杀伤力证人”。

贝茨作证时列举了众多日军烧杀抢掠的事例：“我亲眼目睹一系列对普通平民的射杀”，“平民的尸体躺在我家房子附近的大街小巷。杀戮蔓延得如此广泛，没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贝茨说：12月15日，他所任教的大学，“仅在一幢楼里就有30个女大学生被强奸。三天后18个女孩在校园6个不同的地方被强奸……”

根据布拉克曼的记叙，贝茨说到这里，检方发出询问：“谁在指挥南京的日本部队？”

“被告松井石根将军”，贝茨回答。

“这时，法庭上所有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转向被告席，在那里年迈、憔悴的松井看起来像是要逃跑似的。他那白鼬似的面孔紧绷着，大汗淋漓。”

梅法官在回忆中，提及南京大屠杀事件审理时法庭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法官同仁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听了亲历者的讲述，稍存良知的人都会认为，当时这台“野兽机器”岂止“正在开动”，它分明是在疯狂地、失控地运转！

毋庸辩驳的人证物证，为日军侵华暴行提供了确凿而有力的证据。法庭最终做出“南京暴行”罹难人数在“20万以上的”判定，并以“无视遵守对俘虏和平民的责任”将松井石根、广田弘毅送上了绞刑架。

李斌说他在画这一证人群像时内心充满了敬意，“我要珍惜他们中的每一位。因为每一个证人都有一部惊心动魄的故事。” 

珍视“生死权之一票”

1948年临近年末，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审讯之后，东京审判这场“大戏”终于进入尾声。

在最后的“判决”部分，油画突出描绘了法官和被告两组群像。法官席上，11位法官端坐在高台上，韦伯庭长正在宣读判决，他的面前，摆放着4只话筒，比开庭首日的2只多了一倍。

_{油画《东京审判·判决》（局部）}

据梅汝璈书稿记载，判决书“长计千二百页，二十余万言”，从11月4日开始宣读，足足用了7天时间。据他披露，其中“对华侵略”部分，由他主持撰稿，杨寿林和倪征燠也参与了撰写。这部分文字约250页，在日本对外侵略的叙述中“占篇幅半数以上”。梅汝璈在11月10日给外交部的电文中写道：“是非曲直所在，将可大白天下后世，私衷引为慰快。”

1948年11月12日，韦伯庭长郑重宣布判决： 25名被告全部有罪（原28名被告中，因周明被鉴定为精神病，另有两名被告审判中病亡，故实际被定罪的是25人）。其中7名判处绞刑，他们是被告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16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2名被告被分别判处7年和20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被梅法官“引为慰快”的结果实在得之不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严格规定，法官团闭门讨论的内容不得私自外泄，但人们还是能从梅法官陆续发回外交部的电文中一窥端倪。在发自7月23日的电文中，他在叙述判决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时说：“其主因实为案情庞大，卷宗浩多，以及十一国同人见解纷呈，常陷僵局，调协折冲，颇费时日。”

梅法官子女梅小璈、梅小侃所编《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中，收录了一篇梅汝璈假托报刊记者之名发表的文章，文章为读者揭秘了高踞审判台， “穿着法袍，表情严肃”，“与世隔绝”，“守口如瓶”的法官们的真实面貌。不仅描述了他们的学识背景、思想见解，还对各自的性格特征，乃至情趣嗜好做了生动的描绘。

文章中，他称庭长韦伯“态度严肃，语言锋利，压得住台”，“个性相当坚强。但不顽固”；美国法官“身材矮小，为美国军人中所罕见……进出与我国法官排为一对，身材高度相仿，谑者称为‘佳偶’”；法国法官贝奈尔“性情沉静，却好跳舞，步伐入时，是法官中跳得最多最好的一个”；荷兰法官罗林“好音乐，善拉Violin（小提琴）”；新西兰法官诺思克罗夫特每晚必与夫人“写一封信，伉俪情深，其他十位均自叹弗如”；印度法官身材魁梧，行动迟缓，不好运动旅行，亦不好应酬交际，下庭后辄闭门读书，手不释卷……”

文中为法官画像的文字幽默风趣，让人哑然失笑，但文末却笔锋一转，严肃起来——

“司法独立”、“裁判自由”是天经地义，外间对于这十一国法官如何表决不得干涉，不得影响……但是我们站在受日本侵略最深最久的国家人民立场，极端希望这十一位资深望重的法官运用他们最高的法律智慧，发挥他们最强烈的正义感，使这班人类的蟊贼、和平的敌人，在庄严的国际法律正义制裁之下，无所逃脱，也使未来野心家有所戒备。根绝侵略，保障和平——这责任何等重大，这使命何等神圣！ 

远东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你们最近将成为世界上最受人注意的人们。你们的决定对于未来的世界历史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可敬的法官们，请珍视你那对将来世界历史有决定性作用的“生死权之一票”！

读到这里，感觉作者分明是在向法官们“喊话”了。这篇文章发表在法庭判决前夕，梅汝璈在这个关键时刻借助媒体发声是有原因的。

据后来披露出的内情，当时闭门召开的法官会议，在为被告定罪量刑的问题上出现巨大分歧，法官们分成为多数派（美、中、英、苏、新、菲、加）和少数派，法庭后来宣读的判决书体现了多数派的基本意志，也被称为“多数派判决”；法国、印度、荷兰法官则分别提交了“反对意见书”；菲律宾法官撰写了“并存意见书”；庭长韦伯则撰写了“个别意见书”。

在量刑问题上，少数派提供的反对理由颇值得玩味。

庭长韦伯从开庭之日起，始终对盟军司令部豁免裕仁天皇的决定耿耿于怀，他认同全体战犯有罪的事实，但反对将他们判处死刑，其潜台词是：既然他们的最大上级日本天皇已经被豁免，那么判处受审被告死刑是有违法理逻辑的。他提出更合适的刑罚是让被告终身流放海外，比如把他们发配到一个无人海岛上去。

印度法官帕尔是唯一一位主张被告全员无罪的法官。他提供的反对意见书长达一千多页。其实他并非不承认日军暴行的存在，但他之所以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专家分析，这与他在殖民地生长的背景有关，他认为，日本在帮助印度摆脱殖民统治上有功，故不赞成对日本战犯进行惩处。帕尔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推崇，靖国神社为他设立了功德牌，日本首相安培访问印度时，还专门看望了帕尔的后代。

菲律宾法官是多数派中的一员，但他认为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过于宽大，主张所有罪犯都应判处极刑。因此，他用“并存意见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李斌的画作，在画面上用印刷的三国文字铺呈了大面积的判决书概述，同时在画面下方呈现出几则有代表性的“个人意见”，用以传递法庭上的“不同声音”。

类似的处理在油画长卷中多次出现，人们浏览画卷时，不仅能看，还能“读”。李斌说，其功效一是突出文献性、增加历史感；二是法理还原，特别是“不同声音”的表达，让人感觉审判是公正的，是允许不同意见并存的；同时，也是拓宽历史画表达的一种尝试。

“虚构”背后的“本质真实”

判决部分的视觉焦点，除了法官，就是被告了。这部分战犯的形象如何呈现，李斌很费了一番思量。

按照法庭的实际情况，宣布判决结果时，是由韦伯庭长将被告逐个传唤到庭，宣读对他的判决的。如果按此组织画面，势必会造成画面的零散和重复。考虑再三，李斌决定像开庭部分一样，将被告作一组合处理。

我们在画中看到，法官高台的对面，出现了一块几何形状的平台，25名被告分成三组站立在平台上。位于最前列的，是7名被判绞刑的罪犯；第二阵列是16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第三阵列，包括2名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和一排押解罪犯的宪兵（下图）。

_{法庭上逐个听取判决的日本战犯。从左至右依次为被判绞刑的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

_{油画《东京审判·判决》将听候宣判的罪犯作了组合处理。}

这样的画面，虽然是虚构的，却并不让人感觉突兀。同时，由于罪犯听候判决时的狭小空间被放大成一个大平台，在观感上产生了更强的视觉震撼。你似乎感觉，这个平台还在延伸，上面不仅站着在此受审的25名A级战犯，还包括在中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受害国法庭受审的所有准A级和ＢＣ级战犯。而对他们做出判决的，也不只是法官席上的１１位法官，还包括整个二战期间，东亚地区遭遇日本侵略者荼毒残害的数亿民众，画面象征着全世界正义力量对邪恶势力的终极审判。

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历史画人物的呈现与组合，有这样的观点——

自打上世纪20年代照相术出现以来，相片替代了绘画的一部分功能，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便利，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绘画，有人喜欢对着现成的历史照片描摹，或将一组相关人物“粘帖”在一起做简单的排列组合。这样的处理貌似符合历史真实，但实际效果未必比相片本身更具震撼力，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角度也没有体现出绘画的不可替代性。

这涉及到所谓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个艺术创作中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悉展览期间，在主、承办单位上海社联和中华艺术宫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并结合油画《东京审判》，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斌十分看重画中细节的真实，有朋友称他对细节真实的苛求可谓锱铢必较。

画中法官端坐高台的群像先后出现过三次，每一次他们身后所代表国家的国旗都有细微的差别。开庭之日，由于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尚未到庭，国旗相应的只有9面。第二次和第三次，11位法官全体在座，背后的国旗都是11面，但“左一”位置印度法官身后的国旗却前后不一样。这是因为东京审判后半程，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1947年8月15日），因此判决阶段的法官群像上，印度独立后的橙白绿三色国旗替代了独立前的蓝色英联邦国旗。这样的处理，是完完全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

_{这是庭审、判决阶段先后出现的两幅法官群像（局部）。后一幅最左侧的印度国旗已由先前的英联邦国旗替换为独立后的三色旗。}

对人物样貌的把握，李斌也最大限度地求真、求实。在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中，他要求自己：画中人物但凡在世的一定要见到本人，离世的必须找到家属，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所绘人物，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到与表现年代接近的原始人物图像。李斌做这些“功课”的时候，本人及家属一般都比较配合，但也有例外，有时甚至遭到训斥，可他并不介意，更不会后悔。

即便对人物服装配饰这些细枝末节，他也绝不马虎。东京审判因为是军事法庭，出庭人物中有不少身着军服的现役军人。李斌对那一时期相关国家军服的颜色、样式做了大量的考证。为了搞清楚苏联检察官、证人的军服颜色，他特地向远在澳洲的沈嘉蔚讨教。参照沈嘉蔚的建议，李斌从苏联时期的影片中获得可靠信息，进而发现苏联军裤两侧的红色条纹，其粗细竟然与军阶有关——将官的是双粗线，校官以下的是单细线。为了确定苏联检察官戈伦斯基的服装颜色也是几经周折。李斌最初参照苏联影片《第一圈》，将他的衣服绘成了蓝色，之后看了日本NHK制作的影片《东京裁判》，发现戈伦斯基检察官的西服其实是暖灰色。这部日本影片穿插了一些法庭记录影像，制作者依据当年有限的现场彩色照片，用技术手段将黑白的法庭影像还原成彩色，这为李斌画作中的人物服饰，提供了着色参考。类似的细节处理，“读者观展时也许并不会特别留意，但行家、专家看到后会有感应，这会增加他们对画的信任度”，李斌说。

李斌重视细节，但并不拘泥于细节。同样是服装，他在观看现场录影资料时注意到，法庭上的各色人物大都衣着讲究，秋冬多穿深色的西服，夏天则喜欢穿白色西装，但如果画面上“一色的黑灰”或“一色的白”，难免单调乏味。东京审判贯穿了春夏秋冬四季，于是他打破时空限制，对画面人物的服饰做了深浅不一的色彩配置，由此活跃了画面。

关于细节处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证。由于出庭人物来自不同国家，法庭配备了不同语种的翻译，因此现场照片及录影资料中，各类人物多头戴耳机，如果据实描绘，不仅有重复单调感，还会影响到人物头部的完整性。在判决阶段，判决书是用英语宣读的，这时候除了苏联法官，其他法官都摘下了耳机。李斌选择这个节点绘制法官群像，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兼顾到人物形象的完整和画面美感，可谓用心良苦。

回到“判决”部分被告形象的组合，李斌提出了“本质真实”的概念。他说：画中一些人物组合和场景虽然是虚构的， “但这种组合必须是有道理、有依托，有章可循的，必须在本质上符合历史真实”。

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要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但绘画毕竟不同于照相和纪录片，如何既忠实于历史又能体现出艺术创造力？这两者关系的平衡与拿捏，难度绝不亚于走钢丝。李斌要求自己动笔前必先做扎实的研究、梳理、发现的工作，“惟此，才有可能超越现象层面的真实抵达‘本质真实’，画中人物的内涵、画面的张力才会更加饱满”，李斌说。

这也是李斌一直以来遵循的创作原则。

不是一个人的苦行

采访李斌时，他多次表示，“不是我一个人的苦行”，三年半的创作过程中，他得到许多人无私的支持与帮助。

李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翻拍资料，累得快不行时，档案馆一位华裔职员陈萱先生为他提供了帮助。李斌回国后，发现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图档线索，他联系陈先生请求帮忙寻找，陈先生花了60美金，在杜鲁门图书馆为他找到并复制了这份图档。李斌托人捎去复制费用，可陈先生说什么也不肯收。这份图档是《波斯坦公告》未定稿中用钢笔修改过的一页，原稿打印出签字国顺序是“美国、英国、中国……”，后来被用钢笔改成了“美国、中国、英国……”，这份珍贵的图档，在这次文献展中被放大作了展出。

在《东京审判》的创作过程中，对李斌支持、帮助最大的要数东京审判的研究界了。李斌从确定创作选题之日起，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学术准备上要尽可能地借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资源，这么做“可以避免走弯路，也为画作的准确和严谨。”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虽然中国是东京审判的重要关联国和参与国，并对审判做出重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对东京审判处于“失忆”和“失语”的状况。亲历者中，除零星的回忆文章，仅梅汝璈留下半部未完成的书稿和3个月的日记残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先是梅法官子女梅小璈、梅小侃整理出版了父亲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东京审判亲历记》和《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继而向哲濬之子，数学专业出身的向隆万教授也加入了对父亲及东京审判检察官团队的研究，陆继出版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和《东京审判征战记》。在学界、亲历者及其后人的共同呼吁、推动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于2011年5月3日在上海交大成立。八年多的时间里，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及交大出版社合作，陆续组织出版了关于东京审判83卷“庭审记录”、53卷 “证据文献集成”、73卷 “监察局询问记录”的中英日文索引与附录，以及12卷《庭审记录·中部分》（中译本）、10卷《庭审记录·全译本》等一大批文献资料和普及读物，填补了国内研究资料的空白。与此同时，中心有效整合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力量，近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成果如学界所说， “出现了井喷的趋势”。

李斌说他的画作，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心的研究成果。在展览的介绍文字里，除中心主任程兆奇担纲学术顾问外，在“后援团”名单里，担任史实审校和英日文史料选摘的还有向隆万、龚志伟、赵玉蕙等多位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在最近，李斌将梅法官之女、法学专家梅小侃也请进了“后援团”，帮助他对画面上的文献记录做进一步的斟酌和精简。

笔者在采访其中几位研究者时，跟他们讨论到对近年东京审判题材影视作品的印象及评价，他们说，有鉴于国内公众对这段史实比较隔膜的现状，这一题材文艺作品的出现有助于普及相关历史知识，但他们也对一些作品有违史实的胡编乱造提出批评。相比较而言，他们更欣赏由上海电视台制作的，获亚洲电视奖大奖的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

问及对李斌这幅画的观感，专家们连称“了不起”，向隆万、梅小侃作为亲历者后人，在画中目睹了父辈高过真人的巨幅画像，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

向隆万、梅小侃在接受采访时分别谈到，这些年他们之所以深度介入东京审判的史料挖掘和研究，并乐此不疲，除了对父辈的敬仰之情外，更重要的是在了解到这一事件的重要价值之后，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几乎湮灭的历史揭示出来，让更多人知晓。

梅小侃在她和余燕明翻译的《另一个纽伦堡》的序言中，引用了日本译者日暮对该书解读中的一句话：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

东京审判研究专家、亲历者后人，包括李斌们所做的工作，正是这种避免遗忘的“打捞”。而“打捞”于他们而言，是一项共同的使命。

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开庭词中说：是战争使人类面临了“生死存亡”，因此“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而是拯救人类免遭毁灭之战”。程兆奇教授在所著《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的序言中写道：二战结束后同盟国之所以没有采取更方便的将战犯就地处决的方式，而是“知难而上”，采用法庭审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了同盟国不仅希望取信当下，而且希望垂范后世的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

李斌非常认同程兆奇的观点。他多次谈到，创作过程中他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警惕，他要求自己及助手们 “理性、理性，再理性”，避免忿恨之情的简单宣泄。李斌说：“今天我们对东京审判的艺术再现，并不是要和日本人较劲，而是出于对当下人类命运的担忧和思考，是维护人类理性、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表达。”

做“有思想的手艺人”

参与这幅长卷油画创作的，还包括画家王亚卿、陈明园、丁奕恺、杨旭。

王亚卿是李斌的妻子，也是同行。李斌的朋友评说王亚卿：“总是以其仔细委婉，弥补着李斌豪气万丈之后的某些不足”。李斌说她对色彩的把握，对《东京审判》有突出的贡献。

另几位参与者则是李斌这些年以创作坊形式带教的学生。

华东师大青年教师陈明园跟随李斌学画已达8个年头。她印象中的李斌幽默风趣，豁达开朗，但对学生要求极高，除了基本功训练，他还十分注重对学生欣赏力及多方面素质的培养。陈明园说：老师爱唠叨，他反反复复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画画是手艺活，匠人精神不能放弃，手艺必须精到；但更重要的，你必须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手艺人。”

她评价李斌的历史画是有思考的历史画。参与《东京审判》创作，小陈坦言受益良多，同时也“备受折磨”。创作中，老师追求完美可谓 “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常常一个画面刚刚修改完成，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立马让你刮掉，重新来过”。

陈明园说，不久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张建军馆长来看李斌，给他带来一些资料，老师一眼发现几位之前没有找到的证人图像，兴奋之余，提出将已经完成的证人群像刮掉重画。这时距离展出时间已经很近了，大家都很“抓狂”，央求他别改了，可李斌不答应，为凸显南京大屠杀证人群体 ，他们重新组合了画面，几乎重画了受波及的15人。

李斌的刻苦精神，也让学生们自叹不如。历时三年半的创作，168米长的画幅，600多人次的人物造像，工作量可想而知。笔者在李斌画室闻到一种浓重的艾条味，原来长时间举着手臂作画，他的肩周炎反复发作，为了减缓疼痛，他常常是边做艾熏边作画。

正是这种执着、痴迷的执拗劲头，使画作不断提升，不断完善。

陈明园打开手机相册，向我展示了“法官检察官群英图”的两个不同版本，前一幅展出于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后一幅是这次中华艺术宫展出的一部分。我注意到，前面那幅法官形象大都面朝观众，双眼平视前方，面容比较平面，严肃有余，个性特点不太突出；而后面的这张，法官姿态和表情明显生动了许多，他们或伏案书写，或注视前方，或低头研读，或托腮深思，还有的正手按耳机专注聆听……

_{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展出的《东京审判·法官检察官群英图》}

_{今年年初，中华艺术宫展出的《东京审判·法官检察官群英图》}

陈明园告诉我，原先画中的法官形象，参照的是一张现场老照片，后来老师反复观看录影资料中法官的面部特写，寻找到更为生动、立体的神态，几乎将每一位法官的形象都做了修改。11位检察官也是如此，依据影像中搜寻到的各人的独特姿态，基本上重画了一遍。

另值一说的，是检察官群像的构图。在法庭上，检察官是根据诉讼需要出庭的，在文献资料和现场录像中，找不到一帧11位检察官同时出现的照片或影像。李斌想在“群英图”中给他们来张“全家福”，如何构图成为一个难题。如今我们看到的画面，11国检察官在国别顺序上，基本跟他们身后的法官和国旗位置相对应，在高低错落上，李斌选择让庭长、美国人季南，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以及英国、苏联的检察官取站姿，其他检察官围坐在他们周围或身后。美、中、英、苏是二战同盟国公认的四大强国，也是在东京审判前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国，选择让他们而不是别国检察官“站”起来，这就是李斌在构图和人物组合中强调的“说头”和“道理”。

李斌将作画及其修改完善的过程，视为画家不断学习、修炼、提升、成长的过程。陈明园说这次跟随老师创作《东京审判》收获巨大。受老师影响，如今她以沈阳审判、太原审判等为题材，开始了自己的《新中国对日本战犯之审判》创作。

《东京审判》 的新命名——“文献式全景画”

虽然油画《东京审判》在中华艺术宫做了展出，但李斌说画作的创作并未完成，他将根据展览期间观众、专家和同行这三部分人群的反馈，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去李斌画室采访那天，正值撤展之日，李斌一边指挥工作人员将一批批运回的画布搬进画室，一边打开电脑，向我展示了正在构思的修改方案及部分样稿。

下一步的修改，将主要围绕三方面进行：

一是增加宪兵形象。画里的宪兵，是体现法庭庄严感的重要元素。李斌研究时发现，宪兵的着装伴随法庭进程有一些变化。开庭时正值初夏，宪兵多戴白色头盔；到了盛夏，宪兵换上了太阳帽，衣服的颜色也相对浅一些；判决阶段已是深秋，宪兵一律改戴大檐帽，换上质地较厚、颜色更深的军服。李斌给我看电脑中的两张草图，画面的主体都是法官高台，高台的外侧都添加了一名宪兵，但一个戴白色头盔，另一个戴大檐帽，你一眼就辨别出，前者是“开庭”的画面，后者是“判决”的画面。

_{最近的修改中，添加了宪兵形象的《东京审判·判决》（局部）}

第二个修改是精简文献记录。文字精简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做，如有关“诉因”的摘录，最初按起诉书列出了55条，这次展出根据宣判书的表述归并成10条。而判决部分的法官“个人意见”，展出时有五六条，李斌准备进一步缩减为3条，只留下最具代表性的庭长韦伯、印度法官帕尔，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三人的“意见”，同时为了方便阅读，会适当地将文字放大。

第三方面的修改，也是最吃功夫的修改，将围绕人物展开——“不是将他们画得更细致，而是让风格更统一”。展览期间的研讨会上，原上海油雕院院长、画家李向阳感慨李斌新作中画风出现了很大变化，大笔触、大写意占据了主流，走笔也更加爽朗、放达；但他同时也指出，相对于人物脸部的细致描摹，服饰 “粗放”了一些，显得不够统一。根据李向阳和其他同行的意见，李斌计划把画中600多个人物“挨个再捋一遍”。

此外，在结构、色彩、肌理、节奏感上也将做进一步的调整，让画面多一些流动和变化，以避免观众观赏时产生倦怠感。“历史画的审美原本就是沉重的，但越是沉重的题材越是要在审美上下功夫、作提升，这样画作才能产生更大的美学价值，产生恒久的生命力”，同时也让观众有新鲜感，“留住脚步，留住眼神”，李斌说。

修改后的画作，长度将会突破现有的168米，加长到174米左右或更多。下一次展出的时间已定在今年8月15日，地点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采访李斌时，我得悉油画《东京审判》有了一个新的命名——“文献全景画”。李斌告我，这个新命名是画家沈嘉蔚的贡献。

“全景画”起源于欧洲，兴盛于电影出现之前的19世纪末。内容多为展示一座城市或者一场大战的全貌，这种巨型壁画形式20世纪在苏联被发扬光大，人们为这些画建造了不少座全景画美术馆。

沈嘉蔚最推崇德国画家、莱比锡画派主要创始人替尤布克，完成于1990年代的全景画《德国早期的布尔乔亚革命》。这幅高14米、长123米的巨画以16世纪德国著名的闵采尔农民战争为背景，前景却出现了那个年代欧洲名重一时的各色人物。画面突破传统全景画“同一时间（最多一整天），同一地点（通常是几十公里宽度的野战战场），同一事件”的惯常呈现模式，在结构和人物组合上做了跨越时空的全新处理。

还有一幅19世纪著名的法国全景画《世纪历史》，沈嘉蔚认为是视觉上最接近李斌《东京审判》的作品。该画出自两位法国画家Henri Gervex和Alfred Stevens之手，画面上呈现了法国大革命一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名人群像。此画于1889年展出，七年后因找不到买主而被肢解，分给多位股权持有人。

_{收入《世界全景画》一书中的19世纪法国全景画《世纪历史》（局部）。图为原作者绘制的缩小了四分之一的画作，现存于布鲁塞尔比利时皇家美术馆}

_{法国全景画《世纪历史》中的文学艺术界人物（沈嘉蔚供图）}

之前的报道中，李斌的新作曾被称作“史诗长卷”，在中华艺术宫展出时，这幅画被冠以“油画长卷”的称谓，画幅的头尾处，还特意装置了巨大的卷轴，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之类的中国传统画长卷。但传统“长卷”多为山水画和民俗风情画，沈嘉蔚认为李斌的《东京审判》无论内容还是画风，更接近于欧洲“全景画”，加之其文献性的特点，叫“文献式全景画”更为合适。李斌欣然接受了好友的建议。

“文献式全景画”——这是一个更贴切，更响亮的命名。

为法庭壮士立碑，为邪恶战犯定格

据梅汝璈日记记载，70多年前东京审判开庭前夕，曾有一则“赠剑”佳话。

1946年3月，应邀参加南京受降典礼，并获得“抗日战争胜利勋章”的著名学者顾毓秀博士途径东京，将一柄精美的宝剑赠与梅法官。

梅法官自谦道：“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

顾博士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采访中，李斌激情告白：“我画《东京审判》，就是要为法庭上的抗日壮士立碑，为反人类的邪恶战犯定格！” 

明抗清英雄张煌言有诗云：“浩气填胸星月冷，壮怀裂髮鬼神愁” 。70多年前，一群法学界的精英在法庭上勇斗鬼魅，为正义而战，谱写了一首壮怀激烈的不朽史诗；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潜心“打捞”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和艺术家身上，看到当年法庭“壮士”们浩然正气的传承。

想必去过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人，都对大厦前那尊枪管打了结的雕塑印象深刻，它代表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终结战争暴行的期盼。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转眼间已闭庭70多年，虽然新的世界大战迄今再未发生，但局部范围的战事持续不断，人们天天祈求和平，却没有一日远离战争。在法学界和史学界，关于东京审判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歇。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深入挖掘、厘清并用艺术手段再现那段历史，其目的已经超越了对二战法西斯的清算与复仇，而上升到警示世人，以最大的努力维护和平正义，让人类永远避免战争的层面。

李斌说：“《东京审判》不仅是为中国人画的，也是为世界画的。”他计划在完成创作之后，带着它做全球巡展；而在关于此画的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为这幅画寻找到一个永久的展陈空间。

采访期间笔者获悉，高文彬先生呼吁多年的东京审判纪念馆项目，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已获批立项。

期待不久的将来，在新建成的纪念馆中，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和历史文献一起，共同彰显东京审判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共同表达对人类正义、世界和平的殷切呼唤。

_{(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李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