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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从亭子间到花园别墅

作者:沈嘉禄 发表时间:2019-03-20 点击数:132

题记:在城市的时空中,一个人的住所是他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一个人经常搬家甚至居无定所,说明他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极富传奇色彩的董竹君在上海有两段生活经历,后一段生活不到三十多年,却有十几个住所,每一次迁居,都意味着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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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摄于1957年苏联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


在上海的董竹君旧居中,愚园路上的那个应该是保存得最好的,在她的传奇人生中也见证了个人的命运转折,还有新旧时代的更替。


愚园路1320弄也称新华村,占地11500平方米,是典型的英国城市别墅建筑群落,内有5幢独立花园洋房,外墙上的铸铁水落斗表面标有1925年的字样。作为董竹君旧居的这幢1号楼为假四层,原系外商私产,后几易其主,由董竹君租住。建筑面积为890平方米,混合结构,西侧面、南侧面开间设三角形山墙,南立面底层为三开间拱劵洞口,红瓦四坡屋顶,二层有一条长长的敞廊,室外有两条对称的露天石阶呈八字型,左右两边均可登步入室。一屋外墙面干粘鹅卵石,门窗套和建筑外隅均有包角,一层以上墙面为清水红砖勾缝。二层及以上室内装饰考究,庭院宽敞,环境幽静。底层为住宅的附属用房和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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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1320号新华村1号楼董竹君旧居(沈嘉禄摄于2019年3月5日)


经过九十余年的风雨沧桑,这幢保存及修缮得相当完好的英式别墅仍然散发出典雅与清隽的风姿,它的长廊、烟囱以及对称的露天石阶都给人无限的遐想。当董竹君身穿长裙从石阶缓步上行并扶栏回眸一笑时,一个时代就在她身边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愚园路1320号新华村1号楼董竹君旧居(沈嘉禄摄于2019年3月5日)webwxgetmsgimg.jpg

愚园路1320号新华村1号楼董竹君旧居(沈嘉禄摄于2019年3月5日)


纵观董竹君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也是艰辛的一生,饱受挫折与磨难的一生,她从四川夫家出走重返上海后的三十余年中,先后租住过好几个地方,结合她的栖身之处也许能更清晰地辨识她在上海的生命轨迹。愚园路上的英式洋房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背叛封建大家庭的“新太太”


是的,对董竹君身世有所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新女性极具传奇色彩。董竹君的童年是在社会底层中度过的,她的家在“洋泾浜边上、沿着马路从南向北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邻居都是在各行业中当小工的”(引自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洋泾浜后来被租界当局填平,成为英法租界的边界,俗称“六马路”,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


她父亲是一位黄包车夫,母亲是替人家洗衣服的女佣,在她13岁时,父亲因病而失去劳动力,又为治病而欠下沉重的债务,就以300元钱将她抵押给了一家长三堂子,为期三年。于是,从小在贫寒家境中成长的董竹君流着眼泪,坐上一顶简陋的轿子去清和坊充当“清倌人”,就是卖艺不卖身的歌妓。14岁的时候,红到来不及应接堂差的“当家花旦”董竹君遇到了经常来摆花酒、打麻将的“夏爷”。一开始董竹君并不知道年方二十六七岁的夏之时其实是同盟会员、曾任四川副都督、重庆镇抚府总长,后受人排挤被迫辞职,出川后来到上海与革命党人一起谋划“二次革命”,只觉得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有时穿洋装,很英俊大方”。后来的故事比较通俗,董竹君在夏之时的帮助下逃出火坑,并约法三章后嫁给了他,举办了新式婚礼,再后来就以督军夫人的尊荣与夏之时东渡日本留学。巧的是,在船上她见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年方14岁的董竹君在妓院里顶名“杨春兰”卖唱。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拍照(42).jpg

年方14岁的董竹君在妓院里顶名“杨春兰”卖唱。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拍照


在日本三年多,董竹君不仅读完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理科的全部课程,还开阔了眼界,“想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多做些事。亦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


回国后,董竹君来到夏之时的老家合江做起了“新太太”,但是深受民主、女权思想熏陶的她,已经与封建大家庭格格不入了,“封建大家庭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残酷无人性的事很多呢”。另一方面,此时的夏之时也被四川军阀唐继尧任命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凭借军事力量在合江设立关卡,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这让董竹君非常看不惯。尤其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扩散至全国,董竹君对夏之时越来越失望,在劝告、忍耐、沟通、反抗等都告无效后,就从冷淡走向分居,再走向决裂。董竹君对夏之时说的一句话至今仍然发人深省:“爱情和友情是不能建筑在‘恐惧’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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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拍的结婚照


29岁的董竹君回到了上海,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桎梏,抛弃荣华富贵,独立抚养四个女儿的事迹在社会上传为美谈,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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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董竹君与四个孩子在凡尔登公园31号的家中合影


饱尝人间的苦难


董竹君重返上海后,先是住在西门路,因为房子太小,不久就般到吕班路(今重庆路)的大陆坊。这个时候她还没有与夏之时正式离婚,夏之时一直在争取她回心转意,等他用尽了威逼利诱等手段终于认识到一切已不能挽回后,董竹君就带着双亲和四个孩子搬到了蒲石路(今长乐路)渔阳里1号。这是一座石库门房子,由她的二舅承租,二舅把楼下左厢房让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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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董竹君与四个孩子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


1931年,董竹君通过海外筹资创办了群益纱管厂,这一阶段董竹君与双亲分开住了,租下了法租界麦色蒂罗路(今兴安路)三德坊的两间亭子间。二房东与房客中有不少是她熟悉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以及爱国华侨,他们对董竹君的创业帮助很大。上海的亭子间曾是无数作家、画家、电影明星的最后港湾,董竹君在创业之初也在亭子间里编织光芒四射的梦想。


再后来董竹君又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路)歧斋前楼,后又搬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96号,可见她的经济情况正在改善。董竹君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在“九·一八”事变后,董竹君带着女儿董国琼参加了示威大游行,后来从益群管纱厂里抽出资金与郑沙梅合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但不久工厂在一·二八事件后遭日军飞机轰炸而损失殆尽,她又因收藏宣传革命的传单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逮捕,杂志也没能办下去。


在她受困于监狱期间,她女儿董国琼为安全起见,将家搬到了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资敬坊1号。董竹君出狱后,再将家偷偷地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桃源村。这一期间董竹君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一家人加上她的双亲,全靠女儿董国琼教人家钢琴维持生计,变卖家产、跑当铺、向朋友借钱,成了一种常态,四个孩子也跟着她饱尝人间的苦难。


为了节省开支,董竹君将家搬到了甘斯东路(今嘉善路)甘村,分租一间房间,她的双亲只能住在“霞飞路的贫民窟”。“这时期我们的生活愈来愈困难。……房租连欠几个月付不出,挨房东骂,受邻居奚落。我先是连进出都觉得脸红,后来也逐渐习惯了。”


不久,董竹君的母亲因病去世。母亲去世后,董竹君向朋友借钱办了丧事,后因为债务累累,不得不把女儿董国琼送到北平朋友家寄养。当时所借的这笔款子让她和她的父亲、孩子都承受了许多难以启齿的屈辱,直到开了锦江川菜馆后才连本带息偿清。


1933年秋,同样是为了节省开支,董竹君从甘斯东路搬到了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美华里20号。这一带位于上海西区,当时还比较荒凉,房租便宜。董竹君租下一底三楼加两间亭子间,自家住三楼一间,其他房间出租,靠当二房东的收入维持生活。在她的房客中有不少地下党员,建国后都成了部级干部。著名作家廖沫沙、女作家白薇、大学教授陈子展都是她的邻居。


“中国娜拉”创建锦江川菜馆


1935年,董竹君正好35岁,经受了革命风云的历练,思想成熟,意志坚定,风姿绰约,也遇到了仰慕她的四川高士李嵩义的慷慨资助,着手创建了锦江川菜馆,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兼经理。


锦江川菜馆的开张时间在1935年3月15日,地址在华格臬路(宁海西路)31号,这个地方虽处八仙桥地块,与法租界的霞飞路也只是一箭之遥,但因为马路北面留有一大片空地,属于比较冷僻的待开发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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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董竹君在锦江川菜馆门口留影


上世纪前半叶,川菜登陆魔都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另一个是抗战胜利以后。董竹君创建锦江川菜馆,正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当中。有意思的是,旧上海餐饮界有四位女强人,她们是:锦江川菜馆的董竹君、梅龙镇的吴湄,另外两位是执掌洁而净和九如的女老板,姓名我忘了。这也许是巧合,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人对川菜的兴趣,更反映了女权运动在上海所具有的火爆刚烈的“麻辣味道”。


优雅的环境,适口的菜肴,现代化的管理加上董竹君的个人风采与交际手段,是锦江川菜馆大获成功的关键,生意大好的时候,“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更“过分”的是,锦江川菜馆将这一带潜在的商业价值激活了,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很快造起了房子,开了商铺,成都川菜馆、重庆楼川菜馆、蜀渝川菜馆、川味川菜馆、长江川菜馆、陶乐春川菜馆、富春楼扬州菜馆、闽东园福建菜馆、章东明绍兴菜馆、新三和楼、上海本地菜馆等相继开业,以前不被人看好的华格臬路由此成了美食街区。


当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董竹君怕他遭到坏人暗算,每日派人送饭到旅馆,持续一个半月。郭沫若临别赠诗一首:“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迹素所钦。”


于是,文化界进步人士都称董竹君为“中国的娜拉”。


锦江川菜馆一炮打响,声誉卓著,生意火爆,董竹君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变。她为了方便治病养病,先后有两个临时住所,一处是霞飞路的荣业里,另一处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一位白俄老太太的家,此后又搬到蒲石路(今长乐路)125弄30号,一幢二层楼的西式洋房,房东是法国人。这也是她第二次居住在长乐路。


一年后的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乘势而为,又在华龙路(今雁荡路)租赁中华职业社的房子开了一家兼供餐食的锦江茶室,同时作为地下党、左派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据点,支持夏衍、于伶、章泯、钱杏邨等人开展地下工作。有了一定的资金后,她还在抗战前期与《大公报》的记者蒋逸宵为发起人,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后迫于环境压力于1940年停刊,但也出版了36期。


1936年董竹君在刚刚开张的锦江茶室,此照由著名摄影家郎静山摄(30).jpg

1936年董竹君在刚刚开张的锦江茶室,此照由著名摄影家郎静山摄


这一时期董竹君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她在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凡尔登花园31号租下整幢小楼。凡尔登花园又名长乐村,是当时条件优良的花园里弄住宅,1925年由华懋地产有限公司投资,1929年建成使用。凡尔登花园是典型的法国近代式建筑,部分借鉴了西班牙式平屋顶和近代立体形式的建筑元素。屋面大体上为“孟沙式”,屋顶斜坡分上下两段,在陡峭一面屋顶处开老虎窗。外墙面上部为混水墙,下部为清水墙。屋前有一个庭院,宜栽种花木。


1936年董竹君与女儿国绣(左)、国瑛(后中)、国璋(右)合影,其时锦江川菜馆刚刚创办,生活状况大为改善(38).jpg

1936年董竹君与女儿国绣(左)、国瑛(后中)、国璋(右)合影,其时锦江川菜馆刚刚创办,生活状况大为改善


以洋房为掩护,甘冒风险为党工作


上海孤岛时期,形势越来越险恶,为躲避日伪的刁难与干扰,董竹君将饭店交给下属管理,于1940年去菲律宾做贸易,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马尼拉受阻达数年之久,备尝惊险与艰难。


抗战胜利后,董竹君回到上海,对锦江川菜馆进行一番整顿,清除了少数贪腐的管理人员,并受地下党上海局的吴克坚、张执一领导,与田云樵配合开展地下工作。她的家就是地下党开碰头会、商讨具体工作的联络点。这时期她还独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刷局、美化纸品厂,集资开办美文印刷厂,作为党的秘密印刷机构,出版进步刊物、印刷秘密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告上海同市人民书》等近百种。在国民党警察、特务的眼皮底下做这样动静不小的事,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这些是董竹君在1946年利用自己的印刷所印刷的进步书刊,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20).jpg

这些是董竹君在1946年利用自己的印刷所印刷的进步书刊,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1945年秋,邓颖超曾去凡尔登花园看望董竹君,对她下达关于统战和妇女方面的多项指示,“这天下午她(邓颖超)走出后门,低头沿墙漫步!我站在后门口眼送大姐,心情高兴、害怕、难过——怕的是,有人盯梢;难过的是,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生活如此艰苦。”(引自《我的一个世纪》)


王炳南也经常去看望董竹君,给她和她的女儿董国瑛很大鼓舞。


1945年,为了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和地下党同志,董竹君觉得凡尔登的房子不够用,就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号租下一至二层数间房子,外加厨房和汽车间。此时董竹君还开办了锦华进出口公司,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秘密联络渠道,期间利用这处新住所营救、保护了一批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三大战役打响并取得了比党中央预期更好的辉煌成果,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即将横空出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上海的地下党处境日益严峻,为减少和避免意外的发生,董竹君将迈尔西爱路的房子与凡尔登花园的洋房一并顶出,将此款顶进愚园路1320弄1号。


她在新华村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愚园路的这幢洋房也确实在关键时刻为我党地下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吴克坚、郭春涛、王寄一等和杨虎的碰头会就在这里进行。有时候形势紧张,与会人员的文件不便带走,就留在小楼里,次日再由专人取走。


可以想象的是,5月27日,那个枪炮声突然消失的清晨格外宁静,董竹君披着衣服推开窗子,第一楼曙光就照在她的脸上。


董竹君在她的《我的一个世纪》中还回忆道:“上海刚解放,我在愚园路家里邀请党员黄森同志每周来讲一次政治课,讲解社会发展史、革命故事、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等。听讲的人有:朱桂英护士长,体育、托儿工作者姓谭的夫妇俩,在银行工作的伍维武、何国琼,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青年吴明德等。记得每次讲完,吃些点心后即散会,大家兴致勃勃。他们后来都做了国家干部。……上海刚解放,李亚农同志从新四军到上海后,因病我请他在愚园路家里休养过一个多月。病愈后,他担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几年后不幸病故。我和国瑛女儿经常谈起他!”


1949年夏,刚刚解放的上海,董竹君与张爱萍、郑沙梅、陈同生、石斌(曹狄秋夫人)、章蕴、曹狄秋在锦江川菜馆合影留念(16).jpg

1949年夏,刚刚解放的上海,董竹君与张爱萍、郑沙梅、陈同生、石斌(曹狄秋夫人)、章蕴、曹狄秋在锦江川菜馆合影留念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董竹君的传奇人生转入新的轨道。


上海刚解放时,人心很不稳定,加之1950 年初国民党飞机在上海制造了卢家湾“二·六轰炸”,市面更加萧条,酒菜业生意也很凋零。董竹君经过一番考虑,再将愚园路这幢英式花园别墅廉价顶出,维持两店正常经营以待市场回暖。自己与家人搬到一处房租虽高但不须出顶费的法华路(今新华路)336号大花园洋房居住。这幢房子原是汪精卫手下红人曾仲鸣的,后来因局势变化而让给了陈纳德夫妇,陈纳德夫妇离开上海后便一直空关着。这是一幢法国式的洋房,有大、中、小多个客厅,大客厅能容纳百人左右,还有大、小两套餐间及前后大花园,不同装潢风格的浴室也有四间之多。董竹君一家迁住这里,锦江有些工作人员很不理解,以为她贪图享受。其实此时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她还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1951年刚刚解放,董竹君在法华路的寓所花园里,这条狗是美国空军军官送给她的。(24).jpg

1951年刚刚解放,董竹君在法华路的寓所花园里,这条狗是美国空军军官送给她的。


锦江饭店的这片青竹叶


上海解放后,时局尚不稳定,内有潜伏特务破坏,外有敌机轰炸。上海市政府要接待中央领导来视察工作,或有外宾来沪访问,急需有一个能确保安全的宾馆级接待机构。1951年3月,副市长潘汉年派人来到法华路董竹君寓所,道明来意,肯定了她的社会名望、思想进步,以及长期来对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希望你同意,并迅速把两店迁移到十三层楼(长乐路89号,原名华懋公寓,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扩充发展。”董竹君欣然应命。于是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两店的所有设备与人员,迁移至长乐路上的华懋公寓,所有资产价值15万美元,“双手恭奉给党和国家”。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正式挂牌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诞生。店徽仍是当年董竹君亲自设计的竹叶图案,由董竹君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兼总经理,任百尊等出任副总。任百尊与董竹君认识很早,在海外搞地下工作时不幸陷于困境,最终多亏了董竹君的救援才得以脱险回国。


华懋公寓就是今天锦江饭店的北楼,1926年建成,是当年上海最豪华的酒店式公寓,哥特式风格,蟹脚扶梯、铜门铁饰、浪漫的电梯厅等都是吸睛的亮点,房子刚刚完工就销售一空。与华懋公寓并肩相望、于1935年由同样由沙逊投资建造的格林文纳公寓,以无处不在的装饰派艺术元素彰显不凡气质,可与当时名声显赫的纽约巴克利维赛大楼比美,1958年由锦江饭店接手管理。


长期来,人们在谈起董竹君的传奇人生时一直强调她是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在创建时除了餐厅这一块,还有一个更大的服务功能,就是客房,而这块业务在董竹君的自传里没有提及,这是不能疏忽的。另一方面,华懋公寓是外国资本留在上海的不动产,解放后收归国有,这也是政权更迭时的决定,不是董竹君凭自己一家饭店一家茶室的实力能够承接的。上海市政府委托董竹君以“红色资本家”的身份创建一个能够接待高规格客人的宾馆,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或许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董竹君是最合适的人选。民营资本变为国有资本,外国产业变为国家财产,这一案例这虽然不能说是几年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演,但其操作程序的“空前绝后”,至少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说,董竹君其实是幸运的,时代给了她机会。如果考虑到此后的公私合营,她肯定被烙上“资方代理人”的印记,一番脱胎换骨、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身份转换就不可避免。董竹君也是聪明的,她这一路走来,一直有共产党内的朋友给她指点帮助,使她在关键时刻能够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做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有人这样说:没有董竹君,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可能也会改建为宾馆,但不会称为“锦江饭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相当中肯,时代造就了董竹君,董竹君也为历史书写了一页华丽篇章。


董竹君有着出水芙蓉的风姿,还有绿叶新篁那样的高风亮节,当她毅然捐出自己的两家企业后,个人财务难免有些尴尬。她在自传里透露,这一时期曾向朋友借过人民币二千元,后来以灰鼠大衣抵偿。她任锦江饭店董事长兼总经理时,每月工资三百单位(折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几元),1957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工资由全国政协支付了。“几十年来,依靠国外女儿、外孙女们的劳力所得贴补,我从无任何不动产业,且除旧手表外无任何值钱物件,迄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我是富翁。哈哈!”


1959年,董竹君在复兴西路147号家中的阳台上抱着外孙女留影(6).jpg

1959年,董竹君在复兴西路147号家中的阳台上抱着外孙女留影


1989年董竹君父母归葬江苏吴县东山华侨公墓,一切费用都是由她的子女国琼、国瑛、国璋三人分担的。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董竹君在虽然搬家多达十余次,但绝大多数选择在法租界。另外,董竹君内心其实一直居住着一位文艺女青年,时不时要冒出来表演一下,她在穿着打扮上一直很时髦,极具文艺气质,哪怕在最最落魄时也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开饭店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体现在环境布置上,同时又培养女儿国琼、国瑛、国绣学习音乐或电影,最终使她们在艺术界实现美好的人生理想。


1997年12月,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董竹君先生安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8岁。她的传奇一生,书写着不一般的爱情、创业、磨难、历练、辉煌,当然也带走了不少秘密,她是中国女性的楷模。1953年秋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招待董竹君时当面赞扬她:“身为都督夫人,抛弃荣华,单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周总理还跟她女儿说过:“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要做成功一件事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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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董竹君亲切握手交谈


董竹君去世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问世,在同题材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她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重新定义了“精彩”二字。


那一年我去成都采访,发现家家户户都在收看并议论《世纪人生》,四川老百姓为拥有这样一个“四川媳妇”而倍感自豪。几年后峨眉电影集团还希望我根据董竹君的身世写一个电影剧本,为此我与身居北京的董竹君女儿董国瑛女士取得联系,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达成意向,成了我写作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董竹君在愚园路新华村居住的时间并不久,却是她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节,也是她在这里度过了紧张而又心情舒畅的一段时光。1960年底,董竹君离开上海去北京与女儿生活在一起。董竹君旧居在1954年2月转为长宁区房地局代管,1955后为中共长宁区委机关使用。


最后再补充一点,董竹君的祖籍在江苏海门,她父亲本姓东,至今海门东灶港姓东的人还很多,随着时代和风俗的变迁,也有少量姓东的人改姓为董了。董竹君在她的自传里写道:“祠族人中,据我知道的几位早已改姓董了。故在1986年为双亲设建的墓碑上未改回东姓。”


今天,董竹君成了海门的骄傲,海门市政府还以她名字辟建了一个董竹君广场,凭海临风,相当气派,在不少宾馆的大堂里还置有董竹君的大理石雕像,董竹君的传奇人生也早已成为海门青年一代求学创业的楷模。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是董竹君在《我的一个世纪》封面上的三句话,值得所有的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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