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陕西北路457号老洋房

我小时候住在虹口，离开沪西的陕西北路很远，但是陕西北路457号那幢华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老洋房却在偶然中于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_{陕西北路何东住宅}

Hotung House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敞开，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中国和上海的旅游事业方兴未艾，但是，专业的旅游事业工作者奇缺。中国国际旅游社（简称“国旅”）是旅游业的“老大哥”，于是，“国旅”定期开班，提高从业人员的水平，还由“国旅”牵头，成立了相当于“旅游协会”之类的机构，培训学员、组织考试、发放导游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我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上海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者，于是，经常应邀讲课，与许多旅游事业工作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想方设法争取开通美国的旅游业务，当时他们在美国没有分社或办事处，就委托香港分社组织美国人到中国旅游。香港分社帮他们组织了一批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菲律宾老人，据这些老人说，他们以前住在上海的“西摩路Hampton Court”，在乐队工作，主要在“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配乐、伴奏，并表示，他们均已耄耋之年，到上海只是想看看他们以前生活过的地方，还用英文开列出一大批名单。

_{太平花园在西摩路爱文义路（陕西北路北京西路转角）}

这下，中国旅行社犯难了，“国旅社”周明德找到了我，我把这些英文机构名称译成中文，标明现在的名称和地址，其中有圣芳济中学、虹口天主堂、佘山天主堂、太平洋花园（Pacific Gardens）等，但是，有一个叫“Hotung House”的地方我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菲律宾老人旅行团来了，这是“国旅社”上海分社第一次接待美国旅游团，显得十分重视，并派摄像陪同。他们希望我随团陪同，我正巧有事，无法出席。若干天后，我问“国旅社”的周明德，“Hotung House”找到了吗？他告诉我找到了，就在“太平洋花园”对面，那些菲律宾老人到了陕西北路，一眼就认出现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是以前的“Hotung House”。有了这些线索，我很快就搞清楚上海辞书出版社老房子的历史，原来，这位“Hotung”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罗伯特·何东先生，老房子真正的主人则是何东的儿子何世俭先生。

_{何东·罗伯特}

_{何东和他的儿子何世俭}

何东家族的故事

关于何东家族的家史，坊间流传不同的版本，按何东的孙子何鸿章说：“我的曾祖父是英国人，曾祖母是离开上海不远的苏州人氏，他们在香港生了我的祖父罗伯特·何东（ Robert hotung），中文名字叫何晓生。曾祖母热爱中国，她的谆谆教诲，影响了祖父的一生。祖父后来娶了我的祖母，她也是中国天津人氏。由此，我们的家族就开始有了中国的血统。”

_{何东家族合影}

关于何东先生的身世，1930年上海文明书局编撰出版的《海上名人传》有收入，附图于文，不再赘述。《小传》中说：“近治第于海上之西摩路，时来小驻，江浙人士咸愿一瞻风采焉。”何东是香港的太平绅士，有众多的企业。1905年，上海的“掮客公会”（The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向香港注册，除了代理外国股票业务，主要经营外资在华企业上市股票交易，与香港的股票市场关系至为密切，何东就是通过收购上海股票成为上海许多家公司的大股东，于是，何东派儿子何世俭在上海成立“经纪人公司”，约20年代初在公共租界西摩路建造自己的豪宅。

_{《海上名人传·何东先生小传》}

_{何世俭经纪人公司开设在南京路119号}

何东住宅由美商克利洋行设计（现在坊间传说是邬达克的作品）占地面积约17亩，南临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大门朝东开在西摩路（陕西北路）457号，周围以戗篱笆向围，透过戗篱笆的缝隙可以看到大块的草坪和美轮美奂的住宅。主楼是一幢砖木石混合结构三层住宅，新古典主义风格，主立面朝南，面临大块的草坪，主立面设计有四根通层的爱奥尼亚柱，顶层的阳台设计为玻璃顶棚，阳光透过玻璃顶棚柔和地照射户内，建筑豪华而不失典雅。

_{何东住宅的南立面}

_{何东住宅设计图纸，是美商克利洋行设计，与邬达克关系不大。}

何鸿章是何世俭的儿子，1926年出生于香港，1928年随父亲迁居上海，就读于圣芳济中学（是我的校友），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1947年赴美留学，毕业后回到香港，继承父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新馆建设中，何鸿章先生无条件全额资助建造博物馆贵宾厅（蔡达峰设计），博物馆新馆开馆时，向博物馆捐赠价值不菲的“吴王夫差盉”。

_{“文革”期间薛理勇在母校北虹中学留影。何鸿章也就读于这个学校。我们是校友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东住宅的产权发生了变更，建国后由上海的房地产部门接管。1957年，毛泽东主席倡议重新修订《辞海》，并建议由上海承担重任。翌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辞海编辑所，何东住宅就成了辞海编辑所所在地，许多文化界、科技界的精英经常进出此地，如今，这里是著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当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场运动被叫作“一月风暴”或“一月革命”。当时，上海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了《一月风暴》杂志编辑部，具体的编务交给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红卫兵组织。我哥哥是交通大学67届毕业生，他被拉进了这个造反派组织和《一月风暴》杂志编辑部，我也跟着进去，领到一张《一月风暴》编辑部采访证。记得《一月风暴》编辑部编印了一册《鲁迅先生语录》，是免费发放的，书印得很精致，我参加《鲁迅先生语录》的发放。后来我灵机一动，约了几个小朋友在南京东路时装公司门口设摊卖书，想不到一个小时不到200本书告罄，我们赚了一小笔钱。

_{我的《一月风暴》编辑部采访证}

“工总司”还设立了“《辞海》批判组”，就设在辞书出版社内，许多曾参加《辞海》编纂的学者被“批判组”挂上了号，要他们随叫随到。《一月风暴》编辑部成了批判“反动权威”的组织，我还领到了一张不贴照片的“《辞海》批判组”工作证。我在那里见到过心仪已久的周谷城、周予同、周信芳、丰子恺等大学者、文化人，还有许多我当时叫不出名字的人。进入大学后，周谷城先生为我们上课，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此时此景，使我心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辞海》编辑部有许多房间，是原来的编辑室，随处散落着许多分门别类的《辞海》抽印本。当时《辞海》属于“毒草”，没人敢去碰它，于是我多次去那里“串门”，把抽印本“偷”回家，好像抽印本共16册。十年动乱期间学生无所事事，于是我天天在家里读《辞海》，现在看来，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帮助很大。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上海历史“专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掌故辞典》、《上海掌故大辞典》、《上海闲话碎语》、《上海闲话交关》、《上海洋场》等著作。总而言之，不论是以上的“何东住宅”，还是现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那都是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