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巾帼的黎明(之二)——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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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的黎明(之二)——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

作者:杨绣丽 发表时间:2019-09-20 点击数:55

第二章: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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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女校


1919年《曙光》创刊词,颇见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得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安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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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杂志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开创新生活的创举,它是一大的回声,是二大的前奏,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它是巾帼的摇篮,从这里走出来的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人相继参加革命,迎来了妇女解放的曦光。


6、李达和一大“卫士”王会悟


一个戴着细圆眼镜、三十来岁的单瘦男子,奔走在上海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他不时取下眼镜,用衣角拭去镜片上的汗迹。这是1920年的盛夏,烈日炎炎之下,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蹈海归来,前去拜访久闻大名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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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李达身上深具知识分子气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称他“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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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


李达和毛泽东是同乡,湖南零陵(今冷水滩市)人,年轻时立志教育救国。23岁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后回国养病。四年后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1918年,因反对段琪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李达和同学们组成救国团回国,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但请愿运动最后失败了,这给李达的打击很大,“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竖年起,李达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为国内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回到上海,李达立即找到陈独秀,两人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陈独秀表示自己正和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邀请李达“作发起人”,李达欣然接受,为方便工作,他住进渔阳里《新青年》杂志社。


笔谈恋爱——


此时李达还是留日学生理事,为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和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在那里结识了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那时候谈个恋爱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们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湖南人,语言不通,便用笔在纸上进行交流,“多呈写字谈”,王会悟称其为“笔谈恋爱”。


王会悟,浙江乌镇人,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沈雁冰(茅盾)是她的同学,也是她的表侄。王会悟13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经济陷入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后来接替父业,教书谋生,没多久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房子,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当地的教育部门每月为她提供5块钱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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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


这一年,镇上一位秀才为了那笔津贴,四处煽风点火,说王会悟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并向县里提出,若由他替代,只要3元津贴。


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起初她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起了中文老师。在这里,王会悟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社会名流写信,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


结束湖郡女校的学业后,王会悟经沈雁冰介绍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和李达相识、相恋。


1920年11月7日,渔阳里2号,李达、王会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日,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于是婚房也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


那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经常把商务印书馆的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他自己一个人承担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毛泽东1921年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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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月刊


为“一大”安排会址——


6月的一天,知了香樟树上在尖利地鸣叫,蒲柏路399号博文女校二层楼的房子前,来了一个标致的江南女子。她就是王会悟,来找女校校长黄绍兰。


黄绍兰,章太炎先生唯一女弟子,辛亥革命后曾在国民党元老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


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王会悟告诉黄绍兰有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黄绍兰一听,立即答应下来,将楼上3间房租给了王会悟,这就是一大代表日后的住宿地了。


此前,李达作为上海党小组的代理书记,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他发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在上海召集代表会议,但他是个不拘细节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食宿等后勤事务,实际上交给了王会悟。


王会悟自小钦慕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作为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处事极为干练,她定下住宿地,又买来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那时候中共真是穷得叮当响啊。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紧邻博文女校的李公馆,李公馆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他是李汉俊的哥哥,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当时正携新夫人外出旅游,只有李汉俊在家。王会悟和李达跟李汉俊一商量,会址就定下来了。


一大召开时,王会悟就在楼下望风。一天,一个年轻人托着湿衣服向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出蹊跷,也赶忙跑上楼,汇报了情况,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南湖上的丝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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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


会议必须另选地点,代表们想到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王会悟向李达提议去嘉兴南湖。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这天清晨,王会悟先行前往,租了一条单夹弄丝网船,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上船,王会悟让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一处僻静水域,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起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王会悟后来由此被称为一大“卫士”。


为掩人耳目,她点了一桌酒席,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桌上,一旦听到暗号,代表们就假装搓起麻将来。


王会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


每当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王会悟发出暗号,船里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只听见“八筒”、“九万”的喊叫声传将出来。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不是一大代表,却是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电影《建党大业》中可以见到她美丽的身影。


(本节参考文献:1、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


7:平民女校“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李达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三位中央局书记成员之一,足见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立下的卓著功绩——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代理书记,而且是“一大”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同时,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长,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为此,他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自己的寓所内。


为避免搜查与破坏,人民出版社的书刊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在《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中,李达指出创办出版社目的:“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并付出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这个共产党人身上涌动着一股无私的力量。


不久,陈独秀和李达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培养一批妇女干部,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尝试。


像一块巨大的磁铁——


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培养干部的实践,应该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陈独秀认为可藉此“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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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照片


此时,上海云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等一批知识大腕,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新青年》办公地也迁来了上海,可以说上海的一举一动皆可以影响全国,成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圣地,许多年轻人脱离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找进步出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有了深厚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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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


当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受陈独秀委托,俞秀松担任书记,他是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曾领导浙江一师学潮。俞秀松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建议建团,培养青年干部。不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


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在新渔阳里6号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其中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20余名学员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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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渔阳里


推动工运时代的到来——


此时,党在上海的最早一批成员和青年团员,积极深入普通工人中间,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工运干部,成为党组织最主要的工作。


1920年秋天,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启汉,创办工人半日学校,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李启汉具备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他帮助工人们建立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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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半日学校


陈独秀撰文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后来,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厂罢工胜利,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劳动周刊》,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着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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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周刊》


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


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展妇女运动的崭新一页也即将写下第一行,重任落在了一大代表李达身上。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妇女声》和《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中国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校缘起》,简明扼要指出:“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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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


传统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影响极深,妇女少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上海开埠和洋务运动兴起,女子教育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透进来。1850年,基督教在上海首开女子教育先河,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创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到19世纪末,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已有10余所。


上海士绅和进步人士开办女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1898年,梁启超和经元善等人倡议并筹办了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孙中山等人制订《军政府宣言》,明确指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男女平等之声,渐为国人所接受,华人女子学校相继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


李达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底层妇女怀有由衷的同情,他曾经指出:“世界惨无人道的事,比男子压迫女子再厉害的恐怕没有了!”他大声地呼吁大幅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其享有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益。


李达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女工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认为“伊们成群结队拥到市内来,煽起了彼得格勒市无产者革命的烽火。”指出俄国“革命的事实是男女共同携手奋斗的”。


李达说:“社会根本改造的大事业,横在我们面前,有志改造社会的男女们,彼此不可不有阶级的共存的自觉,共同携手参与改造事业,和那共同的社会的敌人奋斗,建设男女两性为本位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这或许也是李达开办平民女校的初衷。


从10月开始筹备,到12月刊出招生广告,已在一大召开时经受过锤炼的王会悟出了大力。由于党的组织并未公开,以何名义创办学校成了一大难题。李达与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徐宗汉。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得以中国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则作为工读工场和饭厅。当时党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8、“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


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两扇朝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上一对小小的铜狮衔着铜环。大门左上方挂着一个校牌,五个柳楷大字——平民女学校。


1922年2月10日,这所“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开学了,一群留着短发的女子走进教室,她们不会知道,那一刻,她们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书写。


据钱希均回忆,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是上课、会客、吃饭的三用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张长方形黑板,东北角一个简便的书架,这就是教室了。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中间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摆着几张双层床,两边是老师的宿舍,另外亭子间、灶披间也住了学生。


过激党的一分子——


这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走进平民女学校的大门,女子十六七岁模样,留着一根大长辫子,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从里边出来询问,男生说明了来意,于是出来问话的女生便向屋内喊道:“张老师的妹妹来啦!”


这个张老师的妹妹就是钱希均,此时还不满17岁,和她一起的是她二哥,专程从浙江诸暨送她来上海的,她这个二哥应该就是钱之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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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希均


钱希均刚一满月,就被送给一户并不怎么富裕的人家当童养媳,她的“丈夫”张秋人,在革命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没有与钱希钧结婚,却对她的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处处关心她,这次趁着平民女校开学,将她化名张静介绍进来。


喊声过处,几个同学热情地迎出来,有人拉起钱希均的手,有人接过她手上那床破棉被——这就是她惟一的行李了。她们热情地嘘寒问暖,无比地亲热。


说话间,一行人穿过小天井,来到客堂,再将她领到楼上的宿舍,大家七手八脚,帮她安顿好床铺。这时,有人送来了烧饼,还有说有笑地作了自我介绍。钱希均有些不好意思说话,同学傅达平说道:“我们已从张老师那里听说了,你是他的妹妹,叫张静。”


说着话,她拉钱希均去剪头发。钱希均一则没有钱,二则舍不得长辫子,就说:“等以后再说吧。”傅达平看出她的心思,说:“我身上有点钱,足够你理发用的。”顿一顿,又说,“你看,我们都是短头发,多精神!”


钱希均这时仔细一看,果然个个短发,她只得跟着傅达平去了理发店,那根长辫子喀嚓一声,一下子剪成了齐耳短发,于是她也成为人们口中的“过激党”的一分子了。


年龄最小的同学用童音哼着歌曲——


晚上,几个同学和她谈起学校的情况和各自的家乡、经历,有湖南的、浙江的、江苏的……好多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又说学校半工半读,学习很紧张,很少有这样闲谈的机会,今天晚上完全是为了欢迎你,才来了个例外。要不然,这会儿都已进入自修了。钱希均觉得学校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她留心观察着一切。


不几天,同学们就比较熟悉了,钱希均这时才知道,有两个同学是母女,都姓徐,母亲30多岁,眼角和额头已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平时寡言少语,对同学们却很热情,总是耐心地开导和帮助大家。她的女儿才12岁,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头发剪得齐刷刷的,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个笑窝,常常用清脆的童音哼着歌曲,手舞足蹈,更显得天真活泼。


正如《女校缘起》一文所指出的,“年长失学的女子大概是前途无望的了。我们设立初等班,专为她们再辟一个求学的门径……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有一个又瘦又黄的同学张怀德,一件衣服总是补丁打着补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钱希均记得,她总是微笑着,没有失望、没有灰心、没有倒退过,坚持着一边学习,一边做工,怀着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勇往直前。


捧着做坏的衣服,眼泪就掉下来了——


平民女校极重视工读主义,《缘起》一文指出,女校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


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五小时左右。“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由于摇袜机和缝纫机都是破旧的,常常一个下午也织不了几双袜子,缝不了两件衣服。特别是刚开始时,不少人既不会裁衣剪料,又不会用摇袜机,很是着急。


高级班的黄玉衡,和钱希均住一个房间,不仅帮助同学们复习功课,教低年级的同学写信,还教大家织袜子,做衣服,大家都调皮地叫她花姐姐,因为她脸上长着麻子。


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可总有做坏的时候,如成衣组多用布料了,有时连领子布也没有了,还有把袖子上反的。做坏一件衣服,还要麻烦技术熟练的同学修补,由老师或工作部的负责人向顾客赔礼道歉,每次看着黄玉衡经常做这种修补和赔礼道歉的工作,做坏衣服的同学,自然着急难过。一次,一位同学把衣服做坏了,捧着那件做坏的衣服,嘴里不住地说:“这怎么办呢?……”眼泪就掉下来了。


王一知也回忆,她参加缝纫班,由一位裁缝教大家做衣服。她做第一件衣服时,因为布太厚,缝上了又拆开来,再缝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拿了四毛钱工钱。


很快,大家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时候,做衣服没有生意,袜子也卖不出去,伙食费都挣不来。有时候生意好,一个月每人还能挣过六七元钱。后来许多同学投入工人运动,坚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由于老师们平日工作都很忙,常常是抽星期天来给上课,平民女校规定: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上午,再加上星期日一天,作为学习时间,晚上是自修,星期一放假。


进校第二天,钱希均就和同学们一样,开始了一边做工,一边读书的生活。课程方面,高级班设国文、数学、英文、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讲演课,低级班主要设语文、算术和英文三门课,还有一堂讲演课,讲时事报告。学校的条件是艰苦的,只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她们的学习进度。


教低级班语文的高君曼常梳着一头波浪型头发,擦着胭脂,涂着口红,还经常戴着一副耳环,夏天最爱穿蓝绿色半袖圆边上衣,配上一条大花绸的黑裙子,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站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她这样讲究的穿戴,在学校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引人注目。钱希均在回忆录中称高君曼为高吉梅,应是高君曼原名高君梅的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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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曼


高君曼极有口才,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除了教认字外,还广泛地联系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夏天的雷声是阴电、阳电互相撞击而发出的响声,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公雷神,又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慢慢认识的,像用来烧的煤,在人们没有认识它以前,只是一块无用的石头,而认识它以后,就用它来代替木柴烧火,做饭,取暖,发电……每次同学们听她讲课,都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


总之,钱希均觉得,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是新颖的”,老师自编教材,完全采用白话文,注重启发式。四个月后,钱希均和同学们一起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她守旧的父亲收到信后,也不得不托人回信赞扬这个学校好,说她来上海这步棋走对了。


(参考文献:1、钱希均,《我所知道的平民女校》)


9、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


早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本志宣言》中,陈独秀就指出:“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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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为建立一个尊重女子人格和权利的理想的新社会,陈独秀认为应抛弃“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自己所想的,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认为这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个理想中的新时代新社会,不也正是创办平民女校的初衷嘛?!


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


走进平民女校纪念馆,只见黑板上用粉笔工整地写着两行字“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这应该不是当年丁玲、钱希均她们上课时所见的画面,更可能是出自于教员沈泽民的一篇文章。


这一年3月5日出刊的《妇女声》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上指出:“‘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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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


当初引起丁玲舅舅反感的“平民”二字,正是这所学校的精髓。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达在特刊上撰文,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


他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三类女子:“第一,现在抱有热烈的求学欲望而无学校可入的年长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求学的与不能继续求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关摒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综观中国社会教育资源,“能够收纳这三项女子的学校,除了这创办的平民女校之外一个也没有。”因此,他热情洋溢地称赞“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陈独秀发在特刊号上发表短文的《平民教育》,则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并在文末满怀信心地提出了心中的希冀:“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党的联络地——


此时,平民女校是党的一个联络点,全国各地来上海的进步人士和找党谈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是先到学校联系。这天,一个魁梧、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子,走进平民女校。大家都好奇而又警惕地看着他。他是张太雷,从北京来到上海,首先就到平民女校联系党组织。


当时党团的一些会议和党的领导,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秋人、刘少奇、恽代英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俞秀松,经常来这里开会或碰头商议问题。每到这时,学生就给他们放哨、警戒。


1922年李大钊来上海时,有时到女校楼上去开会。秦德君带着学员每天在楼下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秦德君一看见李大钊,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早一些,一进门便向秦德君招招手,轻言细语问她:“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然后教她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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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平民女校设置了两小时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据王会悟回忆,“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也可以说平民女校的特点了。”这些讲演,既关系平民女校切身的问题,必然也与社会学息息相关了,这或许也是陈独秀首倡的课程吧!


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张秋人、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参加斗争的行列。


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1922年,被誉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上海浦东浦西的工厂罢工此起彼伏,当时的党组织与团组织都集中力量去参加、支援和领导工人罢工,平民女校的学生也投身于这一洪流,她们走出课堂,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


她们美丽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小沙渡、杈袋角一带工厂比较多的地方,进入纺织厂、绸厂、烟厂等进行宣传鼓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倾听工人的生活诉苦。


4月和5月,日华纱厂3000多工人两次举行罢工,在青年团施存统、张秋人等的发动和带领下,她们向日华纱厂罢工女工进行慰问与宣传,由王会悟带头到工厂去进行演讲,她还将演讲稿整理题为《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发表在《妇女声》杂志上,鼓励罢工女工再接再厉,发扬英勇无畏的精神,加强团结,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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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


她们参加全市学生组织的罢工工人经济后援会,手里打着“支援工人罢工!”“不许虐待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旗子,胸前挂上作募捐用的竹筒,不顾巡捕的威胁,在马路上、在“新世界”、在“大世界”的门口,为罢工的工人募捐,并将各地支持罢工的款子和募捐所得,每人两角、四角的,发给工人,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


有时候会遇见巡捕来抓捕,抓到了要被拘留半天。一次,王一知正在筹集募捐,一个小孩跑来告诉她:“巡捕来了。”恰巧此时有一辆电车开了过来,车上的铁栅门也恰巧开着,她赶快跳上电车跑了。


这年10月,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群众大会在小西门召开,会前会后,她们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宣传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情况和群众生活,王会悟还在大会上讲演。


平民女校不仅是她们学习的地方,也是她们开始投入战斗的阵地。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王会悟、秦德君、黄玉衡、傅达平等人在这里受到革命的启蒙,后来相继投身于革命事业,黄玉衡等不少学生还相继在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共二大,腾蛟起凤——


又是盛夏七月,平民女校的隔壁,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来了十几个人。门口,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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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资料照片


这里就是李达、王会悟的住宅,还是人民出版社第一个社址。此时正是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在这里召开,出席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百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门口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就是王会悟。


二大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达到共产主义,会上也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


据李达回忆,大会在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时,与会代表“分为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他作为平民女校的负责人,“参加教育问题与妇女问题组”,并被指定为召集人。经过认真讨论,大会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里程碑的作用。


一方面,在确定党的纲领时,大会规定“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以及“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颁发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和童工的利益”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纲领的确立,这应该是党领导创建的平民女校激起的回响。


10、平民女校:自由的空气,崭新的世界


陈独秀和李达创办平民女学,是想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纱厂开展工作,但是学校的思想氛围特别自由,还有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后,国内的知识分子向往苏俄,但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有的甚至以为俄国革命胜利,是虚无党的功劳,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两股最明显的思潮,在破坏旧的方面,无政府主义起过作用,也很容易混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


两种信仰之间并没有激烈的斗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作在一起。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回忆道:“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沈玄庐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主张父子间只称名字,他的儿子和媳妇就直叫他名字的。


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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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这时,丁玲周围有几个北大的学生,向她和王剑虹宣传无政府主义。这些人是一群特别单纯的青年,给丁玲留下良好的印象。那时她们本来就好幻想,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群人。不久,一个湖南同学介绍丁玲参加无政府党,丁玲又拉王剑虹参加。也没有任何手续,只是参加了几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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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和王剑虹


丁玲记得有一次会议,约有二、三十人参加,商议暗杀,约定无政府党人以戒指上留一个窟窿为标志。另一次,无政府党的负责人黄凌霜作报告,在一个相当考究的厅堂里,还备有茶点、冰淇淋,丁玲一直纳闷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


无政府党发放一些秘密文件,不外乎三种内容,宣传“新村”计划,介绍克鲁泡特金及其作品等,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共产党的,用问答的方式,让人区别无政府党和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品和集会中,从来不讲反帝反封建的事,也不参加罢工运动,只讲反对共产党。这个事实引起丁玲的怀疑。她过去看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书,看过小说《自由魂》,以为无政府主义也是搞社会革命的。她这时虽然还没参加共产党,但熟悉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知道他们都是认真做革命工作的,心思就有了一个疑问——无政府党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他们弄些戒指为标记等鬼鬼祟祟的事,更加引起丁玲的疑惑。有一次,丁玲和王剑虹在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医生家里,听他们谈起山东临城抢案事件,丁玲怀疑他们和抢案事件有关,这些情况使得丁玲和王剑虹既害怕又讨厌,后来就坚决不再参加他们的会,慢慢也就脱离了关系。


改名,迎接崭新的世界——


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王醒予等高级班的同学,不住在学校里,也不在学校做工,而是自费学习,半天读书,半天自修,她们自己租住在外面。那时她们过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丁玲回忆:“没有买过鱼、肉,没有尝过冰淇淋”。“譬如穿衣服,我们连两毛钱一尺的布,都舍不得买,只买一毛钱一尺的布。我们坐电车,从来就是坐三等拖车,吃的是清汤挂面。一旦我们有了点钱,就去买了书。我们湖南去的六个人,过的是‘共产’生活,家里带了钱来,大家用。”


在丁玲眼中,王剑虹“是坚强的,热烈的”。由于她自幼丧母,很懂得生活不易,是一个俭朴的女生,但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丝毫不影响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她依然是“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


王一知没有什么积蓄,常常是和王剑虹、丁玲三个人凑在一起解决吃饭问题,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这时候,她们使用的还是本名杨代诚、王淑璠、冰之。有一天三人从平民女校上课出来,杨代诚突然说道:“我想把名字改了。”


冰之和王淑璠看着她,问道:“你想改什么名字,快说说。”杨代诚沉思着。


王淑璠喜爱古诗,她陡然想起父亲常读的龚自珍诗《夜坐》中的两句“万一禅关剨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她首先叫了起来:“我也想改,我要改名为剑虹。”然后把诗句解释给两人听。冰之和杨代诚一听,齐齐拉长了声念道:“美人如玉剑如虹,剑——如——虹。”两人一迭声地称好,就这样,剑虹的名字就叫开了。


冰之比两人小两岁,却是个机灵鬼,她对杨代诚开起了玩笑:“要不,你跟剑虹一个姓吧。”说着话,她和王剑虹一起大笑起来。


杨代诚想着父亲和那样一个封建的家庭,庆幸王剑虹将自己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于是干脆说道:“好,我以后就随剑虹的‘王’姓。”


冰之和王剑虹起哄道:“那叫什么呢?”


杨代诚说道:“来到上海滩,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世界太新奇了,我好像对它根本一无所知似的,以后我就叫‘王一知’了。”


三个人又一迭声地叫着,“王一知,王一知。”大笑起来。笑罢,她们看着冰之,问道:“那你叫什么?”冰之念起了王剑虹刚才读的诗:“万一禅关剨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你是宝剑叮铃当啷作响,那我就叫丁玲吧。”五年以后,她就用这个名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她们以一个崭新的名字,迎接这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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