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建

2019年第3期《上海纪实》电子刊今日上线。

本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专题，刊发2篇文章。

1985年，从我们身边走出了一位雷锋，他是一名普通的房修工，他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他下班后，还坚持延伸服务，他挂出三只“特约维修箱”，每晚7点为居民提供夜间义务水电维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寒暑不断，风雨无阻。他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总是在你最烦心的时候，给你伸出援手。他登门维修、热诚服务，但不抽居民一支烟，不喝人家一口水。天长日久，里弄居民被感动了，社会公众被感动了，人们称道他是每晚十九点钟暖心的阳光，称道他是又回到我们身边的活雷锋，他就是“好人徐虎”！请读孙洪康《从我们身边走出的雷锋》。

徐根飞《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家庭，四代中共党员，三代革命军人，爷爷和爸爸是新四军战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奶奶一直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爷爷抚育儿女。这个家庭中的这些人，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正因为有这些普通人的支撑才能迎风飘扬。有国才有家。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为之英勇奋战，勤勉劳作，才有共和国的辉煌。

本期“在场”专栏刊发3篇文章。

“读书改变人生”。唐旭两岁患上进行性肌肉萎缩症。自此就禁锢在轮椅上。因身体如同逐渐冻住一样，故俗称“渐冻症”。父母带着唐旭来到上海，唐旭用他那根唯一留存运动功能的手指写下一封字迹工整的求学信：“我情愿不吃饭，也要把书读好，永远不放弃。我身体已经不好了，但我要用脑子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封信感动了老师和校长。唐旭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司员工。当他获知一个崇明小学生生活陷入困境，唐旭专程前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000元。他要开展爱心接力。上海这座城市的友爱、开放、包容，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努力拼搏，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请读孙建伟《上海大爱：特殊学子人生不“渐冻”》。

杨德广校长出身贫寒农家，拥有苦难的童年、艰难的青少年、磨难的中年。如今，年届80的他，已经从事慈善事业十年，堪称“慈善的晚年”。或许，这“慈善”一词前面，还能再加上“绿色”二字。究其本质，农民儿子毕竟是自然之子，深切懂得大自然母亲在安抚、矫正、滋养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七十岁那年，杨德广作出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300万元，分别捐赠给培养教诲自己成人成才的小学、中学、大学，以资助学习勤奋的贫困学生，每年有250名学生受助，十年逾2000人。请读翁敏华《杨德广：绿色校长的绿色人生》。

阿福头，徐福鑫，人称“反扒大王”，从事公安工作37年，干了22年反扒活计， 2005年退休。先后被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一生抓了2000多个蟊贼，带了徒弟一大批。之所以被尊称为 “反扒大王”，只因他有四条秘笈。2019年4月，阿福头因病去世。请读林楣《“反扒大王”的秘笈》。

本期“弄潮”专栏刊发3篇文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撰出版，分不同时期共出版了五辑，前三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共50卷；第四辑和第五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也是50卷。“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王蒙语）——我国新文学孕育于十九世纪末，萌芽于五四，到二十世纪末，走过了整整一百年。上海出版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如接力赛跑一样，一棒接一棒，终于完成了这一集中反映新文学历史面貎与丰硕成果的《大系》。在我国文学出版史上，营造了一个鲜见的规模宏大的“世纪工程”。这套史诗般巨著，不仅影响当代，且将永传后世。请读马信芳《皇皇百卷  彪柄千秋——<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上海诞生》。

傅雷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的家乡周浦镇总结出傅雷精神的主要内容:“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对事业的认真与执着、对友人的真诚与坦荡”。周浦镇建造的傅雷图书馆已于今年7月6日正式开馆。周浦镇将联合傅雷图书馆、傅雷学校等文化载体，做大做强傅雷精神的延伸和推广。请读张志萍《傅雷与家乡周浦的情缘》。

针刺麻醉这一中医技术，在文革中经历过非理性追捧，文革后又被逐步放弃。本世纪初，却在周嘉医生这里获得革命性的普遍运用。周嘉带领他的团队，独创了“浅睡眠、自主呼吸状态下的针药复合麻醉心脏手术”新技术。心脏麻醉是最顶尖的麻醉，这是麻醉领域一致公认的，必须做气管插管。而周嘉医生做了五百多例针刺麻醉心肺手术，不插管，都获得成功。研究发现，针药复合麻醉操作更简便，可显著增强镇痛效果，大幅度减少麻醉药用量，降低医疗费用，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生理保护功能。这是中西医结合创造的奇迹。请读傅勤《针药复合麻醉创造奇迹——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院长周嘉》。

本期“往事”专栏刊发2篇文章。

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就像是一座红色的熔炉。刘华，邓中夏，瞿秋白，这三个性格、禀赋、籍贯和出身都不尽相同的年轻人，在上海一所弄堂大学——上海大学的狭小课堂里相逢，他们都选择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漫长征程，并且再也没有回头，直至成为革命先烈。上海大学，成了中共的干部储存所。据统计，在中国派往莫斯科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都是从上海大学输送过去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大学的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都积极投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有许多学生参加，成为领导骨干。从一九二二年改组立校到一九二七年被迫停办，上海大学虽然存在时间短暂，只有六个年头，它却是中国近现代国民救亡斗争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策源地重镇，它以自身书写了、完整了“大革命” 在上海的脉络与走向。请读吴越写的《熔炉——上海大学在1920年代（之四）》，本刊拟分5期予以连载，本期刊发第五章《龙华》。

1922年，陈独秀和李达在上海创办平民女学，这间名师荟萃的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培养妇女干部的尝试，和中共二大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成为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推动着时代的进步。为了参加平民女校，一个又一个女子来到上海。她们怀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走进平民女校。平民女校诞生了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后来相继参加革命，迎来了妇女解放的曙光。杨绣丽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巾帼的黎明》，叙述了这所平民女校的创办历史，书写了女校中杰出女性的人生历程。本期刊载第二章《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

本期“万象”专栏刊发4篇文章。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2004年在纽约两次访问美国哥大退休老教授、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讨论话题是在美国生活的张爱玲，夏志清2013年已去世。2004年夏志清谈到的张爱玲，是一份不容忽视的材料。近日，作者增补新发现的材料，重写此文发给《上海纪实》。请读《在美国的张爱玲——忆对夏志清教授的两次访谈》。

多方砚雕作品，它们先后被送往日本，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展出，他的作品放在人民大会堂内，他被誉为“中国砚雕的希望”、“青年艺术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当代画坛李可染、叶浅予、程十发、亚明、黄胄等大师级人物，生前都曾纷纷祝贺他或登门造访。日本著名书画家东山魁夷看了他的砚雕，拍案惊呼：“实艺术之珍品也！”人们赞美他，钦佩他，寻找他，呼唤他，但是，他却又一次隐遁了……请读刘湘如《大技雕石》。

不知什么原因，生活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上的挹娄人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一千多处遗址。将近两千年过去，当年的挹娄人一定分别融入了后来生活在这一带的各个民族，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到北大荒的万千知青，却在特殊年代与古代挹娄人无意中相逢，体验了他们的穴居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请读刘进元《我曾经是挹娄人》。

1994年，上海友好城市荷兰鹿特丹作为动物交流赠送了第一只大猩猩博罗曼。2008年荷兰又追送三只：雄性丹哥（大名丹戈）、雌性阿斯特拉和昆塔。在上海动物园出繁育两只——海贝和海弟。2017年博罗曼因年老病亡。现在丹哥一家五口幸福地生活在上海动物园。请读蒋志和《从荷兰来上海生活的大猩猩》。

本期“记忆”栏目刊发2篇文章。

1980年作者刚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时，经过“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有十二位，个个身怀绝技，名声煊赫。此文介绍了刘季高、朱东润、贾植芳、赵景深四位先生，表达一个学生对恩师的思念之情。请读罗银胜《思念中的复旦老教授》。

作者的祖籍在河北安新县。雄安新区开发的步伐已紧锣密鼓，世纪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国家在此描绘着宏伟世纪蓝图。这于作者而言，像是亦欢喜亦伤心的事，正如回想上海的市政动迁，电视里，屡见即将离开故里的居民喜极而泣伤感抹泪。毕竟，一段历史，一段乡情，一段刻骨铭心的亲缘，终将被现代化的繁华掩埋。好在，记忆没有泯灭永在心头。请读刘红炜《我的家乡雄安》。

本期“亲历”专栏刊发薛理勇《我与陕西北路457号老洋房》。

作者小时候住在虹口，离开陕西北路很远，但是，陕西北路457号那幢华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老洋房（ 原为“何东住宅”，现在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却在偶然中与作者结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风情”专栏刊发2篇文章。

大上海，曾是多少人的人生驿站，来来去去，有人在这里留下了家，有人从这里走向远方。现在的上海人家里，几乎都有钟点工在忙碌着，钟点工同样有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请读容子《我家的钟点工》。

胡兰《带孙记趣》写自己当奶奶的感受，带孙子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带孙子比带儿子更有趣，隔代亲，亲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