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 从美国将军到中美和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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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将军到中美和平使者

作者:良人 发表时间:2020-06-05 点击数:623

老骥伏枥


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去到相隔几十里的伯恩的家。那是一个普通的有无人门岗的海边小区。伯恩已在系统中把我为列为长期访客,我将驾照一扫描后,栏杆与大门自动打开,我驶到了他那栋三层公寓楼的客人停车位。


像往常一样,伯恩从楼上下来,迎接他的客人。不过这次他瘸着腿,扶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下来后,扶着墙与我打招呼。我远远地与他打着招呼,赶忙穿过停车场,握着他那枯瘦但有力的手,一手扶着他。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刚从中国回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干细胞大会做了邀请发言,参加了一系列促进中美友谊的活动,与前中国驻外维和部队司令官一起度过了友谊倍增的几天。在去中国之前,他扭伤了一只脚,但坚持成行,在旅行中又伤到了另一只脚,坐着轮椅回到了美国。他对这次中国之行极其满意,觉得又为中美友谊添了几块砖瓦。


我搀扶着他上了楼,走进那小小的两居室公寓,耳边传来普通话的教学录音。尽管在中国生活过,会些简单的对话,也能用普通话唱中国歌曲,他总是觉得中文不够好,坚持每天学20分钟的汉语,并让我找人教他唱中文歌曲。我望着挂在墙上的美国陆军南方干部一览表、美国军队授予战场上受伤者的紫心勋章、西点军校纪念章、1982年北京马拉松招贴画、与解放军伞兵一起跳伞前的准备照片、以及挂满墙上的中国书法作品,还有桌上地上满满的来自中国的物品,选了几个角度为此文拍照。


自从率领一队白宫学者在1972年作为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跨过分隔英国殖民地香港与中国的罗湖桥访华、后来又作为第一位代表美国国防部的驻华陆军将领,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这位美国将军就与中国建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链接,他的中国情甚至胜于很多华人华裔。作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年代的助手之一,尽管比不上基辛格百次以上的访华,可也至少为传播中美友谊,访华几十次了。即使在美国,他也经常在他的将军朋友圈、西点军校校友群、前政府高官圈里,在他出席的公众场合中,宣传中美友好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的错误观念与政策。


军界奇星


这位伯纳德·勒夫开(Bernard Loeffke)陆军二星将军可以说是美国军队中的传奇人士。


伯恩生在哥伦比亚,长在巴黎。来到美国读完高中后,他考进了以课程艰难、毕业困难闻名的西点军校。当年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都得不了好成绩,著名的巴顿四星上将都曾在校内留级了一年。可伯恩以游泳技能与天生的语言才能折服了同学与老师,最后作为全校唯一的哥伦比亚籍学生毕了业。几十年以后,他是1957届仅有的3个被授予杰出毕业生荣誉的校友之一。毕业后不久,伯恩被作为军官派往越南前线。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了他一生的一位普通士兵。


很多美国人反对越战。但是美国当时的征兵制度决定了政府要你上战场,你就必须要当兵去打仗。拳王阿里在1966年因为拒绝入伍而被剥夺拳王之称与拳击执照,并被判处5年监禁与万元罚款。当时伯恩的越战队伍中有位20岁的中士,叫拉里·莫福德,他不相信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方式,美国军队也不应该在越南。当被问到为何来越南,他的回答是,“长官,你与我正在做的是野兽做的事。”拉里希望退役后去学医,治疗民众的伤痛。拉里在退役前几天的一次巡逻中被中国制造的武器击中丧生,年仅22岁。


伯恩从越战回国后,边工作边学习,修得了俄国研究硕士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凭着自己的努力与才能,成为白宫学者计划主任、被派往日内瓦与前苏联政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作为驻华大使馆的国防部武官在北京生活了数年。回国后,伯恩先任陆军第18空降军参谋长,后被任命为执掌巴拿马运河与美国南部守防的美国陆军南方的总司令,其部下仅官员就有3千多人。他还在西点军校教授俄语,在乔治敦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


崇高的转身


对于伯恩这样的军队将官,精通西班牙语、法语、英语、俄语,略通汉语,在南美、欧洲、亚洲诸多国家都有着实地经验,又曾是国务卿的助手,总统的体育顾问,一般退役后即会被诸多跨国大公司、大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甚至政府机关所猎去而成为高管,拿着高薪,利用各种人脉关系不费劲地为雇主工作。即使完全不做事,几十年服务军队的终身退伍金与福利也比一般中产阶级的全薪收入要高,完全可以悠闲的尽享余生。


为了帮助20多年前部队中一位普通下属、故去的莫福德中士实现他的遗愿:用医药来治疗这个充满伤疤的世界与全球遭受伤痛的病人,伯恩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众多的高薪与要职的聘请或机遇,以近60岁的高龄,义无反顾地转身,选择了去当地的一所大学医学院就学。


入学考试当然难不倒这位博士将军,他很顺利地进入了医生助理的大专学位课程。这位比普通学生年龄大出一倍多的祖父级同学,丝毫也没有因为杰出的个人背景而显出任何特殊,反而很多同学在学业上得益于他的帮助。直到毕业,也没几个同学知道他的辉煌历史。


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加入了几个跨国界的义务医疗与慈善机构如“医学国际”、“志愿医疗船”、“撒玛利亚救援会”等,去到波斯尼亚、海地、肯尼亚、伊拉克、尼日尔、苏丹与亚马逊丛林等正遭受战争或天灾、最需要医药的国家地区去进行救死扶伤的人道活动。伯恩说,“正如特蕾莎修女说的那样,我们要帮助病人中病最重的,穷人中最穷的。”美国有极多的医疗专业人员,但是并没有很多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战争地区。美国的白求恩——伯恩,这位以前指挥万千官兵的司令员,在战场上手无寸铁、孤立无援,以花甲之躯,用医疗知识与器械,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受天灾人祸的当地百姓治疗枪伤病痛。


他在落后的战争地区救伤员于危难,在缺水少电的环境下解病人之痛苦。在十几年的全球人道医疗活动中,他亲手诊治了数百名病人。他好几次在非洲染上了各种寄生虫病甚至致命的疟疾,差点回不到美国。当他以70多岁高龄逐渐减少那些活动以后,伯恩致力于在南美洲好几个国家以自己微薄的财力与亲力亲为的慈善之举帮助穷人,普及医学知识。他最近的一次远行是2019年3月参加慈善组织“食品为穷人”的活动,去到全球最危险国家之一、暗杀率曾高达千分之一的萨尔瓦多,为山区穷人提供35栋简易住房。


链接神州


1982年,当伯恩将国书递交给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与你没有共同点,当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指挥官与我们战斗时,我还是一位年轻的西点军校学员。但是,我们确实也有某些共同的个人经历。你曾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大炮所击伤,而我曾在越南战场上因中国的迫击炮而挂彩。派我到中国来,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之间再也不以那种方式来交换军火。”徐信当时站了起来,握着他的手说,“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伯恩在中国的几年内,作为一位负有外交使命的军人,与中国军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寻找与中国军队增进友谊的各种途径。跳伞是他的最爱,他的职业生涯的一半与伞兵有关。他向中国政府申请了几次在中国跳伞未果,最后由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访华时当面向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提出此一要求,并向中国诙谐地保证,“不用担心,在五角大楼我还有很多将军,如果他(跳伞)死了或受了伤,我再派一个来。”就这样,伯恩成为了中国军史上首个与解放军伞兵一起在中国跳伞的美国将军。


图8: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伯恩别上一枚中国伞兵徽章.jpg

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伯恩别上一枚中国伞兵徽章


在中国期间,他与各界建立了广泛的友谊,他那小居室内满满的中国书法作品、照片、那关云长骑在马上的中型木雕与其他小件物品,经常使访客以为来到了一位华人家中。他最得意的是经过努力,学会了唱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员之歌”,并且唱得吐字清晰,雄壮有力。从那以后,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特别是有华人在场,他一定会很自豪地清唱起那首歌,并让全场与他一起唱,建立友谊的桥梁。


图14:将军家中身披中国国旗,手持美国国旗的两颗星的关云长.JPG

将军家中身披中国国旗,手持美国国旗的两颗星的关云长


图9:伯恩与解放军一起高唱游击队歌.jpg

伯恩与解放军一起高唱游击队员之歌


对他感触最深的是雷锋精神。自从他知道雷锋与其事迹后,他就一辈子将雷锋与莫福德这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士兵相提并论,并在宣扬这两人为他人、为社会做好事精神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做一位治疗者(healer)。他在西点军校内宣扬雷锋精神(与网传的西点军校内其实并不存在的雷锋塑像无关),在国家步兵博物馆以及乔治亚州的一所中学内建立了雷锋与莫福德的纪念砖,成立了H.O.T.(“今天就帮助他人”)的非盈利组织,将雷锋肖像作为他好几本著作的封面,在中国的大学、中学的演讲中特别提到雷锋精神,等等。他特地让我寻找并去参观了国内收藏雷锋资料最多最全的纪念馆之一的杭州雷锋纪念馆。


图10:1972年围观美国代表团民众中唯一印字的衣服上印的是“学习雷锋”.jpg

1972年围观美国代表团民众中唯一印字的衣服上印的是“学习雷锋”


图11:在美国国家步兵博物馆以及乔治亚州一所中学内建立的雷锋与莫福德的纪念砖.jpg

在美国国家步兵博物馆以及乔治亚州一所中学内建立的雷锋与莫福德的纪念砖


回到美国后,作为军队高层将领,他不能随意出国及发表与职责无关的言论,退役后又忙着攻读医学学位,去往各国救死扶伤,可是他的中国情结却一直丝毫没有减退。从医疗第一线退下来以后,十几年来他将为中美和平与友谊添砖加瓦作为了余生的最后一个事业。

 

我与将军


十多年前,在一个多元文化活动中,我带领活跃在南佛州已十多年的百花社展示中国舞蹈与器乐,而伯恩在与观众谈论他与中国的故事。我俩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且越侃越感到我俩的缘分不浅:同在1982年,我作为一位对大洋彼岸毫不知情、去往帝国主义大本营求学的莘莘学子,从上海向东飞往美国纽约;而伯恩作为一位美国准将,肩负美国陆军参谋长梅耶上将的指示,“我要你去中国,并确保我们再也不同他们打仗”,从纽约向西飞往北京。中美友谊的桥梁,在80年代逐渐地架起。


我俩住在一条长达数十里的街的东西两端,颇有那古语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风情。自从相识了之后,我们经常互访,谈话永远的话题就是中美友谊的历史与现状。通过不断地交往,我们的相互了解也越来越深。不约而同地,我们有了共同写一本双语书的计划,我写中文,伯恩写英文,简明易懂,以中美历史与友谊贯穿全书。


制定了目标之后,我俩开始了中美文化的选题与数不清的对于内容与细节的激烈讨论。由于我俩的文化、历史、家庭背景截然不同,思维方法也有着科学家与军人的差异,对书中很多内容的看法与结论不尽相同,经常绅士般地争得不可开交,但最后总能得到一致的意见。


伯恩并得到了他朋友与曾经的部属、首位牙买加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卸任的首位黑人国务卿、曾统领75万陆军将士的鲍威尔陆军四星上将为此书作的序。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我们对《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美国》这一双语、红色封面封底的小书都十分满意。第一版在亚马逊与伯恩的朋友间很快地就售罄送完了。基辛格收到此书后,还特地写来祝贺信。进行了一些编辑方面的修订并附上了全书的朗读版CD后,增加了发行量的第二版也几近售罄。每次伯恩都会在各种场合拉着我一起去签售或签送我们的小书,而所有款项,他都会像每年大量捐出他退伍金那样,捐给慈善组织或教育机构。而我也会在各类华裔或多元文化的活动中,在各类有关中美关系的座谈会与讲座中,请这位老将军畅谈中美和平友好的重要性,讲一讲他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唱一曲中国歌曲,让全场观众手拉手地感受一下沟通与简单微笑的强大力量。在2015年美国地方政府与华裔联合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聚会上,伯恩与华人合唱团一起,高歌一曲抗日战歌。在2018年年末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以及2019年佛州华联举办的两个大型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活动上,伯恩都作为主要发言人,做了呼吁加强中美友好,避免任何形式战争的报告,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与鼓掌。


图13:基辛格对《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美国》的贺信.jpg

基辛格对《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美国》的贺信


情系中国


自从相隔几十年后首次回去中国,看到中国翻天覆地、日益强大的变化后,伯恩越发感到美中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通过我与其他华人的联系的安排,伯恩一次又一次的去中国进行构架友谊桥梁的活动:他去浙江的中学传授预防医学知识、多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作应邀发言、在上海与北京多所大学内向学子们宣传中美友好的历史与重要性、在陕西的国际学校中教儿童英语、在北京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专题讲座,等等。


通过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他一直坚信在高层建立友谊之前,必须在基层首先建立友谊。他于2012年在西点军校设立了学员去中国的计划:他每年从退伍金中取出1万美元,由西点军校挑选不超过10个的优秀学生,在暑期前往中国四周。学员们去到偏远的乡村小学教授英语与预防医学知识,同时也集中学习中文,并参观中国的风景、企业与学校,得到中国的第一手感性认识。


为了让下一代的美国人民也从小对中国有感性认识,伯恩数次带着儿女一起前往中国,并让他们通过教学英语、参加夏令营等活动与中国百姓接触。这两位青少年去了中国后,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下面这段话,摘自于伯恩的儿子马克十多年前在进大学之前去了中国后的感言:


“我看到的中国和我现在所了解的中国与我访问它之前对于它的认识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我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制度国家很谨慎,以为人民处于痛苦之中,而中国的发展也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地区内。但是我抵达这个国家后,我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是错的。尽管中国仍然有它的一份贫穷,但百姓们正在迅速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努力地实现新兴的工业化。然而,如果我未能造访中国并亲眼目睹它的迅速发展,我将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发展程度以及它给人民所带来的机遇。我在中国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几篇关于中国人去美国访问前后,对美国的看法的文章。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会有着非常扭曲的看法,这要归功于我们在电影和电视中塑造的形象。一旦他们能真正体验美国,他们很快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是友善而好客的,根本不做那些好莱坞电影中所描述的坏事。在这两种情况中,只需到对方国家做一次访问,任何关于对方生活的误解就很快被消除了。以这样的方法,我们能够彼此了解和欣赏。彼此到对方国家去做一次简单的访问,可以产生极为重要的结果。”


空降-直达目标!


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望着桌上那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双语书《中国:我们的敌人?》与好几份他正为各类报刊杂志撰写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草稿,以及他在2020年1月份全球干细胞高峰论坛上的获奖演说PPT,我向他挥手告别,他微笑着说,“Airborne!”,我则像往常通话与互访告别时那样回答,“All the way!”


在美国军队中,当一位空降兵与战友打招呼时,不管是早安、哈罗,或是再见,通常致以Airborne(空降),而回答则为All the way(直达目标)。这起源于伞兵接受任务时上级命令的最后一个词与伞兵的坚定回答,被曾为职业伞兵指挥官的伯恩用在了他退伍后的平民生活中。不但他的电话留音的最后是“have a great airborne day”(祝你空降顺利),而且邻居、亲戚、朋友也都被他教会了如何与他打招呼。


在波恩看来,当一位伞兵在战争中从飞机上跳下去时,他必须征服自己对环境一无所知的恐惧,而直达指定的目标,完成任务,否则失败就不可避免。“空降-直达目标”对伯恩来说,不单是一句口号,而且是他的人生哲学:相信我,我会完成任务,空降-直达目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美友谊的不断发展,为此,他正在,并且一定会:All the Way!


(注:本文部分照片由伯恩、退伍空军少将约翰·弗莱尔与杨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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