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留一群“三线人”的生命故事——访作家唐宁

2019年8月，作家唐宁的非虚构作品《归去来兮》出版，书中记录了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三线企业——贵州新添光学仪器厂的那段历史。一时间，该书跃入各大书榜：2019年探照灯好书推荐榜，非虚构类图书排名第一；新浪好书十月推荐图书；2019年度新浪好书；《光明日报》十一月光明书榜等。

唐宁任职《新民晚报》三十八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曾获范长江新闻奖、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奖。此次，她以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激情，通过贵州新光厂二百七十余名职工，以及随迁家属的口述回忆，用四十余万字，为我们留下这个三线企业由创业、发展、辉煌乃至衰退的历史。用这些“无名者”的故事，记录了当年轰轰烈烈大三线建设的时代洪流。

_{唐宁，上海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非虚构作品《归去来兮》作者，该书多次跃入各大书榜前列。}

两次三线建设高潮，都是在战争危险之下展开的……

1964年初，美国获悉中国原子弹关键技术成功突破，立即要求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一份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建议：由台湾出动特种部队，美国动用运输机，并采取保护措施，直接摧毁中国罗布泊核基地。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该计划后，顶住压力，于这年十月，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但，涌动的暗流，让新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威胁正在迫近。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

在他看来，一线，是指东部沿海和边疆地区；中部缓冲地带，为二线；所谓三线，是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等中西部地区。

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鱼雷艇发生激战；4日，美国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也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

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对国际形势越来越不乐观，新的世界大战或许一触即发。

三线建设迫在眉睫！

_{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面对世界地图，若有所思。}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中心任务放在搞好农业和轻工业，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重点是：针对我国工业与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特点，将部分一线老企业或车间，特别是军工、机械工业，迁到三线；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都应贯彻“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语），只是意见分歧，使他们难以做出决断。最后决定，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施压于中国。

于是，三线建设第二次高潮掀起了……

_{作者找到的部分“三线建设”宣传资料。}

五十余年转瞬即逝，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主要是国防工业，处于深山僻壤的保密状态，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那些当年的建设者，也随时光流逝而逐渐老去……

一月十五日，天气微冷，下着细雨，我与唐宁老师约了徐家汇一家咖啡馆见面。

“之前都是我采访别人，我问人家。”坐定后，唐宁老师笑了，随后，像是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呢？”

我也笑了，感觉到了她的亲切。

“说些书里没写到的事吧！”

2005年，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子弟学校陆际衡老师，陪同老同事，找到了《新民晚报》特稿部资深记者，向素昧平生的唐宁，反映户口回迁遭遇。言谈间，老泪纵横：去的时候说，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可是现在……五十多岁的人，哭得像个孩子。

唐宁是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她开始为她们四处奔走，反映情况，问题当然没有解决。有关部门也有难处：唐老师，没办法，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总量不得了。口子不好开！……

记者生涯里，接待读者，为他们排忧解难，在唐宁是常有的事。但，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第一次接触到了大三线建设者，了解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状况。

2006年春天，唐宁随陆际衡等十六名老职工，一起前往贵阳老厂“娘家行”。经过实地调查采访，写成了近两万字《娘家行  未了情》的长篇报道。五一期间，在《新民晚报》连续五天连载，轰动一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年三线建设者们在距离贵阳十多公里的崇山峻岭，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详实报告，同时还记录了他们晚年的境遇。

这篇报道，也让马晓理——上海光学仪器厂总设计师马燮华的儿子，找到了唐宁，要求联系父亲在贵阳工作时的老同志;张淑珍是随迁家属，原单位同事根据报道线索，也找到了她……

_{与受访者在一起。从左至右，分别是陆际衡老师、唐宁老师、卞世金及其女儿李晓芸。}

于是，一幅幅“新光人”工作、生活的画卷，在她脑海里渐渐展开……

“越了解他们，祈望他们能得到温良对待的想法，就越强烈。这也是萌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唐宁的话语轻而有力。

那时，人们是带着一种国家使命，奔赴“大三线”的。建设坚强的后方基地，反击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的侵略，是项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谈个人利益、提个人困难，是件很羞愧的事情，甚至被认为是落后分子。当时，有个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在他们要求奔赴“三线“的决心书中，充满着热情激荡的豪言壮语。

_{著名的三线建设宣传画：“把青春献给三线建设”。}

1966年7月27日，上光厂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邀请家属参加。了解了三线建设重大意义，职工们热血沸腾，纷纷报名。下午，二十六岁光学车间团支部书记顾早明，在车间动员会上，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有同事开玩笑，说，小顾啊！侬是浦东本地人，妹妹已经出嫁，侬是独子，再表态也不会去的。

小顾听罢，觉得受到了侮辱，立刻跑回办公室，咬破右手拇指，在信纸上写下了鲜红的“决心书”三个字。接着，用钢笔继续写道：“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强烈要求去支援三线建设，全家一起革命。”就这样，他带着小学教师的妻子，还有两个分别只有一岁和三岁的女儿，迁了户口，全家前往贵阳。那时，还有很多人，都是写血书，要求全家前往的。

被批准前往三线，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不仅要政治过硬，而且要有技术专长，同时，要审查三代历史，不合格，则不予批准。在那火热的年代里，如果不能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迁二代，新添厂技工龚正明谈起父亲调去贵阳经过，异常激动：父亲是独子，可以不去内迁的。但父亲对奶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睏不着觉了，我要去搞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睏得着。于是，一家三人就一起迁往了贵阳。奶奶看不到父亲，就跟着一起去了。

_{书中人物龚正明，迁二代，钳工。八岁随父去贵阳，三十三岁回到上海，后在汉口路开了一家钟表店。2020年3月20日去世。——“如果不再记录下这些故事，那曾经发生的一切，也将渐渐被人遗忘……}

最后，厂党委定下了八百名职工的名单，号称“八百壮士”。再加上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一千零五十名家属，从上海迁出户口，把家中所有物品打包装箱，乘上了前往贵阳的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心中圣殿——大山里的工厂。

以这支精英队伍为班底，内迁二十多年，新添厂成为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用光学仪器骨干企业，为国家光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底，我国第一台两套潜艇潜望镜总装调试成功；1968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对空导航潜望镜；九年后，导弹核潜艇对空导航潜望镜诞生。所生产的八大类一百余种精密光学仪器，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八个国家。新添厂，成为了当地年轻人最向往的工作单位。

_{这里，曾经是当地年轻人最向往的工作单位。}

1983年12月3日，国务院对三线建设作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三线企业因选址太偏、规模过大，只考虑战时需要，没有考虑平时发展，以及体制的诸多弊病，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而逐渐走向没落和倒闭，产生了一大批年龄较大，但还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职工，他们中一部分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返回了家乡，而另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或户籍回不到原籍，或永远留在了内地。

新添厂遇到了同样问题，2001年6月，贵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并宣布新添公司破产，由贵阳市工业投资控股公司整体收购。前文述及陆际衡老师的同事，户口回迁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当年离开上海时，耳畔是嘹亮的革命歌曲，喧天的锣鼓，齐鸣的鞭炮，人们夹道欢送；而回来时四处碰壁，到处是冰冷的条条框框。还有，微薄的工资、高昂的医药费，包括住房等问题，使这些三线人生活，不免有些苦涩。

“有个新添人说，侬讲我不是上海人么，我是上海出去的，会讲上海闲话，应该算上海人；但我的身份证开头跟上海人不一样，是贵阳人的开头；社保待遇跟上海人也不一样，差交关，那么我又不是上海人……”说到这里，唐老师停了下来，她端起咖啡杯放到嘴边，又放了下来。

“我早先也写小说，但从事新闻工作后，每天被大量信息冲击着，无法照顾到自己细腻的感受。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公共事件上，而且，我觉得，我更愿意倾听无名者的讲述，平民的声音。更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

2016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唐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关于改造利用三线企业遗址扶助地区脱贫的提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凤凰网、澎湃新闻、贵阳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_{这里，曾经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在三线企业调整战略中，大量企业迁移到省会和中小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仅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八省一市，列入调整的274家企事业单位，异地搬迁就有257家，大批企业遗址处于荒芜、废弃状态。那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线人，已是迟暮老人；许多三线企业陷入困境，职工下岗，在职的有不少是沿海地区内迁人员后代，收入较低，生活、就业遭遇困难。提案建议，利用遗址兴办产业，给予减免税扶贫政策优惠；允许将遗址资源改造为旅游、文化、休闲等产业；这样，既可拉动创业和就业，有助于脱贫攻坚，也可使大量荒废的三线遗址于再利用中得到保护。

这是全国两会第一次涉及“三线建设”的提案，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认真听取了国务院参事室专题汇报，指示成立专门小组，赴三线地区考察，就三线遗址保护利用与扶贫的结合，探索一条新路。

这期间，唐宁正在为撰写《归去来兮》，做着大量采访。

“记者的职业训练和习惯，使我充满着对事情真相的好奇，对人的关注。采访过程中，我时常为三线人的经历感叹着，越发激励我，要把这些人和事写下来，为这些无名者立传。”

1965年3月的一天，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技术员虞和清，接到出差通知。到达贵阳大山深处的新厂后，领导宣布：马上要打仗了，形势危急，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着觉，三线建设必须加快，已到工地的同志一律留下，作为新光厂第一批职工，家属也接过来，安家落户。

虞和清对突然宣布的决定提出了看法，为此，他以“破坏三线建设”的罪名挨批受审。

文革结束，虞和清拒绝了江浙地区两家企业聘请，专心领导交给的技术攻关项目。妻子劝他，浙江厂给的条件蛮好，还允许带一个子女随迁。但他说，乡镇企业规模太小，单枪匹马过去做不出什么成绩。他很高兴当下新添厂对他的信任，希望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的抱负，回报领导。

不久，虞和清被查出了胆囊肿胀，手术后，突然大出血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这就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报效国家……每每整理这些录音和视频，那些人的一生让我难过，我有时想，我记录的不是那些个体生命，也不是一家三线企业的历史，而是通过这些人和事，记录了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发展史。”唐宁轻声说道，“而且，时光逝去，第一代、第二代的三线人，或渐已离去，或体弱多病，如果不再记录下这些故事，那曾经发生的一切，也将渐渐被人遗忘。——而历史是需要铭记的！”

书中人物——光学车间工人江鉴康妻子，鲍秀华的迁移证明。所署时间为1969年1月28日。

千万知识青年下乡，产生了大量知青文学；十年文革，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而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一个规模空前的建设战略，由于保密性质及基本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步等原因，直到九十年代，才渐渐地走入学者研究视线，文学作品则少之又少。对于这样一个投入上千万人、资金两千多亿（占全国基本投资百分之四十）、持续十五年的建设战略，产生了艰苦奋斗、奉献精神的重大历史事件，学者们更多从政治、经济、环境等角度加以研究。而《归去来兮》，是第一部运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对参与者生命个体研究的文学作品——即用人类学方法，来记录历史。

这使创作过程异常艰辛。

采访用去了唐宁大量时间。翻看附于书后的《采访对象名录》，可见采访历时五年，两百七十一人次，几乎贯穿写作全过程。然后是把采访录音、录像整理成文字的工作，打字速度往往跟不上语速，需反复听，核对；再将这些文字，根据时间先后排列，打印；或发邮件，或给打印稿，由采访对象确认，诸如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本身；并经得采访对象同意，允许这些采访记录，运用于书籍写作。

“有些人晓得我要写这本书，对我说，我这些事，是讲给你听的，不能讲出去的。不要用了吧！”唐宁说，“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愿意让那么多人知道他们的苦难！整个人不出现在书中的也有好几人。但是，这些采访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让我更了解、理解了这些人和事。这些人，书出版后，我都签名，送上一本，表示感谢。”

_{仍在贵州的新天厂老人们，收到《归去来兮》后，合影留念。}

书的体例，也让唐宁费尽心思。是根据个人经历，写成人物传记，还是把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前者，故事连贯，阅读略显轻松，后者，人物经历散落在时代的浪潮中。最终，唐宁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去记录这些“无名者”的命运，才更有意义，才能给予人们更多思考。

_{“我在书里。“——吴雅娥老人高兴地收到了《归去来兮》一书，翻到了写有她内容的一页。}

唐宁将这些素材，做成了近两百张卡片。这些卡片，跟随了她写作的整个过程。2016年春节，她与家人去西班牙马德里旅行。那天，偶然想到了什么，她翻出随身携带的这些卡片，一张张摊放在床上，忘情地构思起来……窗外，是伊比利亚灿烂的阳光……

在非虚构作品中，唐宁的《归去来兮》是一部经由被采访者同意，全部采用真实姓名的作品。在当下，这几乎很难见到。全书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大量引用当事者（第一人称）的叙述，再辅以他们的书信和笔记。摒弃带有个人色彩的描写与议论抒情，全部细节都来自当事人叙述。是一部真正的非虚构作品，它的价值和力量也来源于这种真实——历史的真实。

“你看过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吗？”唐宁突然问，“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拍成的电影。王小帅就是新添厂的‘迁二代’，1966年10月初，出生才五个月，就被母亲邓美慈——潜望镜研制技术员带到了贵阳，父亲王家驹原来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作为随迁家属，一起来到了这里。他们家与从上光厂携全家内迁的卞铁夫是邻居。1985年夏天，卞铁夫与之前写血书的顾早明等四户人家，不辞而别，离开新添厂，来到浦东一家乡镇企业。一次，王小帅来卞家做客，卞铁夫讲起了这段往事，他听了很是激动，表示要把它拍成电影。这部电影在2005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之后，王小帅还拍了《我十一》、《闯入者》，完成了他的‘三线三部曲’。他十三岁去了武汉军区，但少年生活，成为了他创作源泉。”

_{王小帅电影《青红》的海报。}

“我想说的是，记录历史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出于记者的天职、作家的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的良心，想为那个时代，做一些记录，记录一段接近真实的，让未来的人们能够听到、嗅到那个时代气息的东西。”说到这里，唐宁笑了。

言谈中，唐宁不断地提到那些给予她帮助的人的名字，表达着谢意，有接受她采访的每一个人；有陪伴她采访大多数新光人的陆际衡老师；有本书责任编辑郑理先生；还有发行人、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徵先生。

她谈这本书的时候，谈到别人很多，说到自己却很少。我知道她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丧父之痛，自己也大病一场。稍稍康复，又开始了写作……我感受到了她的谦和和坚韧。

采访结束，唐宁执意送我到地铁站口，然后，返身挥手与我作别。

_{再见唐宁老师。}

走出地铁站，天色依旧阴沉，看着马路上摩肩接踵的人流，我想到，胡适常劝人写自传，或许是因为，每个人一生都是一本厚重的书，而把每个人的人生记录下来，汇成的就是一部时代史。

如果是这样，那么唐宁的这部《归去来兮》，就是真实地为我们记录下了充满生活质感的那个沸腾年代；为历史留下了一群三线人的生命故事。

这，或许就是《归去来兮》这部作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