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崖劲松杨维桢

题记：金山亭林，有古罗汉松一株，虬劲壮硕，糙如砾石，人称铁崖松。据信，为元末明初诗坛领袖杨铁崖（维祯）所植，距今已历660余年，虽树干遭损仅存半株，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年年吐翠绽绿。经测量，此树高7.20米，胸围2.80米，为江南地区树龄最高者，列为上海市一级保护古树名木，命名“江南第一松”。

一

元朝末年，正值苏北盐民领袖张士诚起兵抗元之际，华亭（松江）胥浦来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因为冒犯了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而来此隐居的杨维桢。这一年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杨维桢64岁。

胥浦之名，如果界定为县域，是指中国南北朝时在上海设置的胥浦县。具体时间为南梁，地点在华亭县治下的胥浦塘一带，属吴郡，但不久即被废除。现今当地惟余胥浦村、胥浦庙、胥浦河这些老地名可资缅怀，让人依稀领略两千年的松江府辖下还曾有过一个旧县叫胥浦。胥浦之名的来历，相传与伍子胥有关。

杨维桢，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逝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终年75岁。字廉夫，初号梅花道人，又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元贞二年（1296年），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之所以号铁崖，有个颇为奇崛的由来。

杨维桢自幼颖悟，读书黾勉，能“日记文章千言”，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其父杨宏，对维桢弟兄寄予厚望，除聘请当朝名儒陈敢等人为儿辈开蒙启智外，并在铁崖山麓筑红楼，环绕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聚书数万卷，令杨维桢、杨维翰弟兄上楼就读。为确保两个儿子专心攻读，根绝他念，其父将梯子撤去，每天用辘皿、即传送带似的轱辘器具将食物送上去。如此这般，两兄弟在红楼上苦读五年，好比绝尘悬崖、凌空挂铁，终于百炼成钢。五年后，“贯穿经史百氏，虽老师弗及”。时人称其“杨铁崖”。铁崖因精通音律、擅长吹奏铁笛，又自号铁笛道人。

有元之季，诗坛平庸，杨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铁崖古乐府（卷10），转引自张琼《也说杨维桢的咏史诗》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9月第23卷第五期），成为元末明初中国诗坛的领袖人物。不惟书艺，杨维桢的书法也是相当了得，尤其行书和草书，融狂放与稚拙于一体，历代有“矫杰横发”之美誉，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与陆居仁、钱惟善并称“元末三高士”。杨维桢诗宗李贺，异象驰骋，风格瑰丽，领一时之尚，被奉为“铁崖体”，但也被明初一些人讥为“文妖”，瑕瑜互显，见智见仁。

对杨维桢徙居胥浦一节，很多史料古籍都写作“徙居松江”或“隐居松江”。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松江并非今天的小松江，而是当初的大松江、松江府，辖治囊括今天除宝山、崇明、嘉定以外的上海全境。元十四年（1277年），原华亭县升格为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规格，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金山当时尚未独立置县，归松江府华亭县管辖。因而从大松江的角度论，说杨维桢“徙居松江”也是对的，范围更广而已。

杨维桢放着好好的省教育厅长不当（时任江西行省儒学提举司提举，秩从五品，主管教育考试等），隐居胥浦，一来是得罪了权贵，二来是受到友人顾逖（tì）的影响。顾逖是江苏兴化人，也是元末明初文学家，一向主张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其同乡好友、《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曾一度入幕张士诚，朱元璋灭张后，到处侦缉其幕僚，也是在顾逖的帮助下，施耐庵隐居兴化白驹，从此专心《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的创作。

二

元泰定四年（1327年），杨维桢进士及第，出任天台县尹（即县令、县长）。元代选官，主要不走科举，从1271年至1368年，大元存世97年，科考总共不过17次，平均五六年才开考一次。后16次登科进士全国只有1135人（吴士勇、张喆《试论诗人杨维桢的政治人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一期p83）。偌大一个国家，区区千余人的份额，均摊到各地简直凤毛麟角。而且元王朝实行蒙人对汉人的压迫政策，只有极少数汉人才能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统治者的阵营中来，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仕途无望，只能远远地疏离政治，雾里观花。杨维桢则不同，不仅荣幸地高就进士榜帖，而且顺利地当上了主政一方的父母官，因此对元王朝感恩戴德。一上任，即拿出励精图治的劲头，恪尽职守，决意为报效皇恩大干一场。然而，初出茅庐的杨县尹哪里晓得，“天台多黠吏……其党颇蚓结蛇蟠，不可解”。杨维桢按除恶务尽的风格秉公办事，虽然将黠吏中的“八雕”铲落马下“中以法”，但也得罪了众多党羽，搞得上下级关系极度紧张。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引来怨声载道，频遭怨愤和攻讦，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反倒弄得自己被黜，免去官职。

好在上级领导暂时还没有看死他，不久又为他安排了一个钱清盐场司令的职务。元代的“司令”非军职，而是专为盐场设立的官衔，秩从六品至七品不等。“时盐赋病民，君（指杨维桢）为食不下咽，屡白其事江浙行中书，弗听；君乃顿首涕泣于庭，复不听；至欲投印去，讫获减引额三千”（明·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转引自刘倩《杨维桢生平述略》载《淮北煤炭师范血缘学报》哲社科版2007年第四期）。当时盐场的赋税很重，重到“病民”，使民生受到伤害，杨维桢为此心痛得食不下咽。于是上书到江浙行省中书，请求减免，但没人听。他不甘罢休，再亲身前往，捶胸顿足涕诉于衙堂之上，还是没人听。逼得他火冒三丈，下狠心不要这顶乌纱帽了，这才引起领导重视，获准减额三千。是年七月，杨父去世，不久母亲也病逝，杨维桢依制辞职守丧丁忧，期满后，本应复职或另任，但因为此前他的抗议行为属“忤上”、即冒犯上级，给组织部门留下了极差的印象，“自是不调诠曹者十年”，自此不再进入后备梯队达十年之久，长期不予提拔任用。

机会的曙光并非没有出现过。至正四年（1344年），元廷下诏纂修辽、金、宋三史，杨维桢挥笔书就《三史正统辩》。主张在辽、金、宋三朝中独尊宋为“正统”，而将辽视为“边夷”，将金列入“篡国”，将“荒夷”斥为“非统”。洋洋洒洒2700余言。他的这种观点在身为游牧出身的蒙元执政者听来有隐射之嫌，岂非相当刺耳？六年后的至正十年冬，才给他补了一个杭州四务提举的小官，专管杂务。其后转任建德总管府推官，升承务郎。再后擢升江西儒学提举，但因兵乱，道路梗阻未成行。一度避往富春山，浪迹浙西松江府一带，后挈家归钱塘。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的起义部队拿下高邮，自封“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三年后，又攻陷平江（今苏州市），接着克湖州、占松江、夺常州，江苏各路（元朝行省以下改府设路）一马平趟。张士诚把平江改名隆平府，从高邮迁都于此。并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再次自立为吴王。张士诚非常崇仰杨维桢的才华，一次得知杨来到吴地，马上派人前往邀请，杨维桢不得已，只好来到张的住地。酒至半酣，杨维桢作诗戏曰：“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闻听，知其不可屈，并不强留。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王朝的立场上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直陈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指责他自选官吏，不缴公粮，有违天道。但同时，他也指出张的四个优点，一是“兵不嗜杀”，二是“闻善言则拜”，三是“俭于自奉”，四是“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一曰“是非一谬，黑白俱紊”，二曰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三曰“狃于（满足于）小安而无长虑”，四曰“身犯六畏（六大禁忌），衅阙多端”。认为张氏内部隐患丛生、杂乱多端，预言他即使不生内变，也必招外祸，力劝张士诚改弦易辙。

正因为杨维桢看出了张士诚部存在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断定其尽管辉煌一时，但终难长久，因而只肯出谋划策而拒不接受任何官职。

三

杨维桢避世胥浦后，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胥浦时，杨维桢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歌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特聘杨维桢为主评，以他的魅力影响吸引天下“粉丝”，众多学士慕名而来，雅聚吟诵，斟酌切磋。在乡12年，他的《盐车重》、《海盐赋》、《铁崖古乐府》、《铁砚斋记》、《玉笥集叙》、《海乡竹枝词》、《西湖竹枝词》等大量诗文风行东南，影响远播，其词赋并且可以配上曲谱，伴以铁笛丝竹，吹奏演唱，迸发出辉耀古今的瑰丽光芒。

杨维桢既然以“铁崖体”著称，肯定有他独特的地方。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这些诗多半拟古、咏史，题材内容未必新鲜，但在艺术表达上自备一格，使人耳目一新。如他的拟古之作《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燕去复燕归。思君如荔带，日日抱君衣。

自君之出矣，草青复草黄。思君如鱼钥，日日守君房。

显然是对建安七子之一徐干描写思妇愁苦心绪的《室思》的模拟：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

银瓶是岳飞的幼女，当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投入大牢后，她背着一枚银瓶投水而死。杨维桢模拟银瓶的口吻，抒怀铿锵：

岳家父，国之城。秦家奴，国之倾。皇天不灵，杀我父与兄。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银瓶女》)

缇萦是东汉班固《咏史》诗中舍身救父一烈女，杨维桢对班固笔下的这一形象深怀崇敬。他将银瓶比作缇萦，以自述的方式，对银瓶慷慨自沉的心理动机，作出了符合逻辑的猜测和诠释：可叹我银瓶，也是我父的缇萦（女儿），既然不能像缇萦那样用生命赎回父亲，“不如无生”！

杨维桢长期生活在东南沿海，又任绍兴钱清盐场司令多年，目睹了盐民的艰难困苦，其乐府诗中，充满了对兵燹之下底层民生的关切与同情。如《卖盐妇》：

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三日破铛无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道旁行人因问之，拭泪吞声为君语。妾身家本住山东，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岖戍闽越，妾亦万里来相从。年来海上风尘起，楼边百战秋涛里。良人贾勇身先死，白骨谁知填海水。前年大儿征饶州，饶州未复军尚留。去年小儿攻高邮，可怜血作淮河流。中原音信绝，官仓不开口。粮阙空营木落烟，火稀夜雨残灯泣。呜咽，东邻西舍夫不归，今年嫁作商人妻。绣罗裁衣春日低，落花飞絮愁深闺。妾心如水甘贫贱，辛苦卖盐终不怨。得钱籴米供老姑，泉下无惭见夫面……

对那些唯利是图、翻云覆雨的恶盐商，杨维桢则运笔犀利，修辞辛辣。如《盐商行》：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订焦头浇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政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

作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此时的盐商已经具备相当大的社会活动能量，不光盘剥民脂民膏，甚至可以运筹帷幄，影响司政纲法。铁崖之笔洞若观火、力透纸背。

四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有意结交天下贤人名士，“吾取天下，正要读书人”，名重东南的杨维桢自然成为新朝笼络的对象。洪武二年，明太祖派翰林詹同，登门召其杨维桢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由，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表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特意返回家乡全堂。兵丁奉命追来，路遇，杨维桢故意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为遇到的是目不识丁的普通老百姓，任由其自去。

杨维桢自隐居胥浦以来，已彻底抛弃了用世之志，主要靠教书谋生，处于“实常困顿，赖馈饷度日”的境地。但所谓“困顿”，恐怕只是他的自谦之词；所依获的“馈饷”，想必也不是个小数。长期以来，杨维桢与江浙商界交游匪浅，应酬唱和，过从甚密。他所应邀参加的那些诗社文会，几乎都有富商一掷千金，包括吕巷吕良佐倡设的“应奎文会”，吕氏家族亦投入不菲。他所谓的传道授业，也多在商家坐馆授徒，而非普通的乡间私塾。这似乎也应了杨母当年怀胎十月的梦兆：“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命里注定伊此生不必为稻粱挂怀，也才有底气，抱定与当局不合作的决心，悠游放浪以终。

这位曾经笃信儒术、知恩图报的饱学之士，活到年逾花甲方始彻底明白，一个直道而行、不知逢迎的清官能吏，不仅为昏聩的元季官场所不容，同样无缘于割据一方的张士诚政权和问鼎中原的朱明王朝。在古代中国，任何一处官场，无论其姓朱姓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以劣汰良、兔死狗烹是几千年的通例，无可改变。一个坦诚的理想主义者，与其在这种体制中备受挫折煎熬，不如笃守其精神，自由其肉体，脱胎换骨，彻底释放，以追求感官和欲望的满足为归宿。他在《风月福人序》一文中自谓：

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间，殆且二十年。优游光景，过于乐天。有李(五峰)、张(句曲)、周(易痴)、钱(思复)为唱和友，桃叶、柳枝、琼花、翠羽为歌歈（同愉）伎……

他对自己的选择毫不避讳且非常享受，全然不在乎文坛对他“耽好声色”的指责。杨维桢晚年抛弃一切礼教束缚，离经叛道，逆天而行，的确如宋濂所言。这正是他以单挑独斗的道德勇气，反抗现实、抵御传统所展示出的“晋人高风”。

洪武三年，朱元璋再次派官员来敦促杨维桢进京（南京），杨遂赋《老客妇谣》一章，奏请御览。自比“行年七十又一九”的“老客妇”，虽然已是“夫死犹存旧箕帚”，但“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而宁可“涉江采莲，上山采蘼”，过一种“采莲采蘼，可以疗饥”的贫寒生活。及至南京面见朱元璋，仍当面直陈，耿介赛铁：“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再一次拒绝向强权看齐，表示只做我愿意做的事，不得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否则宁可跳海。柔中寓刚，不惜以生命押注。朱元璋承诺，唯才是用，不强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如此，杨维桢“方赴阙受事”。在此期间，他受诏至金陵，在熏天的权势下不免屈就，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以颂圣，写下“愿效华封歌圣寿，万年王气与天齐”之类肉麻的文字。杨维桢不傻，犯不着跟一手遮天的朱和尚较劲，写诗本来就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属于“竭吾所能”的范围，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洪武皇帝，恐怕他真的只能跳海溺毙了。但这并不表明他真的乐伴君侧。“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杨维桢入宫仅仅三个多月就请辞还乡，借口肺疾发作。

铁崖自己当年亦作《不赴召有述》一首，以明心迹：

皇帝书征老秀才，

秀才懒下读书台。

子房本为韩仇出，

诸葛应知汉祚开。

太守枉于堂下拜，

使臣空向日边回。

老夫一管春秋笔，

留向胸中取次裁。

杨维桢回到老家会稽枫桥全堂后，非常不幸，原本的托词竟然成真，肺疾益发沉重，渐入膏肓，弥留之际，急撰《归全堂记》，甫毕，掷笔而逝。

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即天马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茔，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诸暨枫桥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其挚友，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一代名儒宋濂，谨遵故友所托，操觚撰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和施耐庵“愿辟草莱多种树”的情怀一样，杨维桢生前也有植树志念的雅好，华亭境内至今遗有他当年手植的罗汉松两株。一株在今天的松江区石湖荡镇，可惜1972年不幸因雷击而枯死。2013年园林专家突发奇想，将一棵新松植入古松的躯壳中，新松与古松果然渐渐融合，圆润与遒劲一体贯通，苍翠与苍劲交相依附，奇迹般地还魂再现为一株巨型罗汉松盆景，煞是好看。

另一株罗汉松在今天的金山区亭林镇东街古松园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人称铁崖松。据杨维祯自述：

余客（居）松（江），游亭林，寻野王读书台，已夷为隧陇，化为草棘。

如今，古松已经历了660余年的风雨沧桑，树干遭损，仅存半株，但仍然郁郁葱葱，枝叶常青。据测量，此树高7.20米，树蓬4.80米，胸围2.80米，胸径89.17厘米，虬劲壮硕。1983年10月，经上海市园林管理部门调查确认，亭林铁崖松为江南地区树龄最高者之一，列为上海市一级保护古树名木，命名“江南第一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