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战士祝世康

连续多年，因为创排红色戏剧，为了激发创作灵感，我在浩瀚的历史长卷中跋涉，与无数仁人志士“相遇”。他们的身影都已远去，但深重的履痕，留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最后定格在五星红旗的鲜红中。民主人士祝世康就是其中之一。

_祝世康

一、五四运动亲历者

祝世康，无锡人，1901年7月17日生于上海，祖父经商，家境富裕。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波及上海，刚满18岁的祝世康正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组织成立学生会搞宣传，主编油印刊物“歇浦潮”，鼓动同学参加示威游行。6月4日，浦东中学全校学生参加全市罢课，到街上散发“歇浦潮”刊物，冲击销售日货的商店，烧毁宣传日货的广告。祝世康每天参加爱国活动，组织各种会议。游行队伍被法租界警察阻拦，他冲在前面，据理力争。祝世康不断地反思，国家正处多事之秋，军阀混战，国弱民穷，中华民族面临重重危机，怎样才能救中国？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还是要“实业救国”，以知识、能力报效祖国，才是可行的。1920年，他考上北京法政大学。在大学，他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不断被蚕食、被抢夺，外国侵略者步步紧逼，国人却无还手之力。屈辱的历史，一直在演绎民族的灾难。作为学生，究竟能做什么？

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决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要以知识丰富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了却报国之心愿。

他进了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研究院学习经济思想史、劳工问题、工商业循环论等。因成绩优异，一年后被选进K.Ela sisma经济学会，有机会向经济专家、学者学习，受到更多教益。

1925年他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又进依阿华大学、印第安大学的研究院，选读财政金融、保险、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打下了研究经济的扎实基础，是我国最早去美国学习经济的留学生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美国，祝世康义愤填膺。他把“中国劳工运动”作为论文题材，试图从法律、道义上解读惨案发生的缘由。为写好此文，他特地参加威斯康星大学的暑期班攻读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在这里他遇见了冀朝鼎，成为好友。

由于成绩优异，在美国四年，他的研究文章常被报刊登出，并被专家学者认同。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家汇编》一书中，他被列为少有的中国籍著作家。

二、探寻报国之路

1928年，祝世康学成回国到上海，由于种种原因，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思想苦闷，情绪低落，报国无门。他天天徘徊在外滩，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天，他碰到北京法政大学教过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先解决就业问题。老师介绍他去劳动大学教书。他的课受到学生欢迎，效果非常好，影响出去了，复旦大学、交大、中央大学都来请，后来他应交通大学、劳动大学之聘任教。在此同时，他为陈嘉庚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China》撰稿，他的文章观点鲜明，击中时弊，受到读者瞩目，引起经济界人士关注。不久，他进国民政府工商部劳工司工作，后来工商部改为劳工部，他任科长，后代理劳工司司长。

1930年，第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是资方专家顾问，祝世康是劳方专家顾问，资方代表为上海水泥厂总经理吴清友。由实业部劳工司司长朱懋澄担任政府代表。

因国内没有直航日内瓦的飞机，又因经费拨付延误，中国代表团绕道太平洋，再经美国，渡过大西洋再往欧洲，辗转转机，到日内瓦时，会议已开始，迟到了一天。因祝世康英文说写都流利，担任翻译，还作为劳方代表在会上发言。

_{出席瑞士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团（后中为祝世康）}

祝世康以“五州惨案”顾正红被日本资方杀害这件事作为发言主题。他谈到中国被各国侵略者作为殖民地，人民生活艰难，处在最底层的工人，不但收入微薄，还常遭打骂、搜身，甚至生命也没有保障。他愤怒地说，顾正红被杀，是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压迫中国工人，无视工人生命、践踏人权的有力证明。他的发言言正词严，事实确凿，全场一致鼓掌。各国代表大多数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令人吃惊的事实，都觉得非常气愤，在场的日本代表团十分难堪，只得以退席表示所谓的抗议。

会议期间，祝世康向朱懋澄提出，我国每年化巨款参加这一组织，却连理事都不是，应在这次大会上向有关部门争取中国理事的席位。祝世康的发言引起热议，代表都认识了这个中国代表，对他表示敬佩。他在会议期间四处游说，向大会组织者及各国代表提出设中国理事，得到了响应。第二年，国际劳工会议通过增加中国理事一席，祝世康功不可没。

他的发言各国报纸都全文转载，在世界上引起巨大震动。以前国际劳动大会讨论工资、工时、福利问题，都是正面叙述，以争取同情，从未发生过控诉外国资方杀害本国工人的事例。中国的外资企业压迫剥削工人的事实国外都不了解。祝世康揭露了中国工人被压迫、被奴役、人命如草芥的事实，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

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赴德国，与我驻德公使会晤，得到公使称赞，并陪同去北欧瑞典等国旅游。但也有某些驻外使节认为祝的发言违背外交惯例，得罪了日本政府。回国后，祝世康受到冷遇。政府正设法与日本搞好关系，认为他的发言太过火了，有些人在某种场合对祝讽刺奚落，祝世康十分苦闷。回国后不久，“一二八”战火燃起。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祝世康愤而辞职。

邵云冲时任立法院长，祝世康受聘任立法院秘书。孙科继任院长后，请祝任立法委员，因规定每人只能任一个职务，祝兼职多，拒绝了。期间，他主编“各国比较宪法”，作为实施宪政的参考，一年后基本完成。

祝去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后，主编《各国银行货币法规汇编》，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专业书籍。祝世康后受聘去中央信托局工作，信托局是英美体制，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和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他去后设计、规划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经济理论和规章制度，确立了在国内经济界的地位。

三、为争取民主、自由四处奔走

抗战爆发前夕，祝世康认识了李公朴，一见如故，又通过李公朴认识了不少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真正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只有红军，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机。”这话对祝世康影响颇大，使他豁然开朗。他们常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聚餐座谈，探寻救国之道。“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祝世康不顾形势有变，毅然出席在国际饭店的欢送会，并予以资助；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部属因政府阻挠没法出国，他伸出援手，为他们办理出国手续，并出资购买船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公朴发起成立抗战后援会，祝世康任金融组主任。他四处奔走筹款，为前方将士募集慰问品，还多方接济民主人士。同盟会老会员王葆真来沪，在青年会住了一个多月。祝世康敬佩他坚辞立法委员，为国劳心劳力却生活困顿，王葆真在沪及后来赴广东的费用，都由祝世康给付。他还每晚去青年会，聆听王老真知灼见，觉得启发极大。

上海沦陷前，祝世康任中央储蓄会副经理，兼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有一定的经济大权。国民党政府从上海、南京节节败退，抗日战火燃遍全国，祝世康与许多民主人士一样，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他于1937年12月底跟随单位撤退至重庆。

去重庆后，他常去棉花街八路军办事处，由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接待他。后来他们会隔两三周来祝世康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一号，与他长谈，为他分析形势，说明抗战必须是全民抗战。他们反复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位共产党人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通过多次谈话，祝世康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才能救中国。在董必武、林伯渠的启发下，使祝认识到广泛联系爱国人士的重要性。他与党的心更贴近了。祝世康觉得共产党人襟怀坦白、真心抗战，是可交之友，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一次，董必武、林伯渠来访，与祝一起去华岩洞老庙，谈至兴起，三人挤在方丈的床上一夜深谈，祝更加敬佩共产党人，于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民主革命运动。

祝世康发起民主座谈会，以聚餐形式吸引了众多爱国人士。这个不定期的民主座谈会，先后有数十人参与，其中有王昆仑、邓初民、翦伯赞、金仲华、候外庐、张友渔、章伯钧、阎宝航、陈先舟、陆诒、谭平山、陈铭枢等。

_{祝世康在工作室}

祝世康通过李公朴认识了陶行知，陶行知每次谈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总异常气愤，慷慨激昂地直抒己见。陶的畅所欲言，引起众人共鸣，不久便与祝成莫逆之交。每隔几天，陶行知都会来祝家，吃了午餐后，与祝一起在沙发上睡午觉，到一点半才回校。后来祝家被特务监视，陶行知才很少来了。

有一次，董必武邀请部分爱国人士到红岩嘴35号午餐，其中也有陶行知。祝世康用中央储蓄会的车将大家带去，王若飞在半途等候。他说，因35号有特务监视，改了地点。到了就餐处，发现窗外有人不时张望，特务又跟来了。陶行知坦然待之，他与董必武交谈许久，问起他不少学生在解放区的情况，董老一一回答，陶行知脸上浮现满意的笑容。结束后，祝世康把陶行知送回学校。

不久，周恩来由延安回重庆，祝世康借棉花街棉花公会举行报告会，有30多人参加，其中有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会议结束时，陶行知和邓初民、杨杰三人坐在暗处，祝世康问他们怎么不走，陶行知说为安全起见，等天黑了再走。谁料这一别，祝与陶从此永诀。

在党的指引下，由杨杰请祝世康起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合并“民革”）章程；黄炎培组建“民建”前，发行《宪政》月刊，祝参加宪政座谈会讨论，还捐了一笔基金（每月十万），是创刊号发起人之一。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的章伯钧办“中华论坛”，祝也资助筹募经费（每月十万），使刊物顺利出版，农工民主党章程也是祝起草的。陈先舟要开展活动，祝借款一百万给他作经费，三个月后还，需要再贷，约五、六次。这些钱大多以贴息方式借贷、周转，祝世康为建民主党派出了大力。

黄炎培的“中华职业社”发行进步杂志《国讯》，祝世康用中央储蓄会名义在刊物上连续登广告，以广告费补其经费不足。黄炎培组织“星五聚餐会”，祝世康是基本会员，只要有空就去参加。

李济深后来想在香港成立“民革”，到香港后，有人传来内部消息，说特务要暗杀他。祝世康得知后，赶紧去找宋庆龄。宋派人去通知李济深，让他转移，但宋庆龄说她没钱，祝设法凑了五百美元给宋庆龄转李济深，他才辗转到了北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祝世康是民革、民建、农工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在重庆期间，祝世康与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去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也会来祝宅与他长谈抗战形势。董必武曾邀祝去延安参观，因祝患病未成行，错失机会，祝以为终生遗憾。

1939年5月，祝世康出席国民党全国生产会议，董老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议案，祝拟就提案，于5月4日带提案准备赴会报到，中途遇大爆炸，腿部受伤未去成。为安全起见，第二天祝迁到歌乐山云顶寺居住，空时阅读马列著作，就董老提案的要点，写了社会保险文章，全文在新华日报发表。因居乡间，又因日机轰炸频繁，祝很少外出，常写信向董老请教，董老每信必回。

白色恐怖笼罩重庆，党关怀祝世康及众多爱国人士，派徐冰经常和大家联系。徐冰多次避开特务跟踪，来祝家与大家见面、座谈。祝世康（他每月出资一万元）提议的民主座谈会吸引了众多爱国人士，参加者越来越多。有一次，假借为柳亚子祝寿召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董必武、王若飞、郭沫若、徐冰、张晓梅、黄炎培、马寅初、沈钧儒、陶行知、柳亚子、陈铭枢、谭平山、杨杰、郭春涛等二十多人。还开过一个联系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扩大会议，邀冯玉祥参加。会议通知由祝世康托中央储蓄会职员油印，交通员分头发出。

有次周恩来接见民主人士时，谈到国民党内也有爱国人士，应当组织起来。辞去驻苏大使回渝的杨杰建议组织一个三民主义联谊会，请祝世康起草章程。后谭平山将联谊会议为联合会，这就是“民联”的开始，最初参加的有杨杰、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后来李济深和王葆真等人参加。“民联”后扩大改组为“民革”。祝世康是最早参加者之一。

当时陈先舟一再表示该会缺少经费，祝世康即以中央储蓄会贴现方式为该会又筹得十几万元。第三党的章伯钧听到祝为东北救亡会筹款，请祝担任农工民主党财务主任委员，为该党的“中华论坛”每月募集十几万元。

每次开会，总有特务跟踪监视，甚至闯入家中，会后总有特务尾随与会者。当局威胁越来越严重，形势险恶，党的关怀更加无微不至。为避免发生伤亡事件，座谈会址一改再改。周恩来从延安回渝，借棉花街棉业公会召开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也有特务在窗口探头探脑，一路上，还有不少特务暗中监视、跟踪参会者。党为祝家安全，后来常借棉花公会开会。

当局不仅对党员、爱国人士监视、跟踪，对外国使馆人员、记者也同样盯梢。美国驻昆明领事谢伟恩将由渝回国，想与老朋友作别，没适当地方，由祝世康借五四路57号中央储蓄会设午宴饯行，祝担任翻译。外国几家报刊记者访农工民主党，也由祝任翻译。毛泽东赴渝参加谈判，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设宴招待爱国人士，祝世康也参加了。在祝世康家举行的民主座谈会，每月少则二次，多则四五次。

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形势越来越险恶。祝世康为免遭不测，搬至春森路4号上清寺，后又搬至民生路。党的联系人徐冰有一次来祝家，发现有“尾巴”，为避免特务跟踪到祝家，绕了几十个弯才进来，告祝一定要小心。但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座谈会仍在祝家举行。由于出席者频繁进出，祝世康虽千方百计避免特务注意，还是被中央储蓄会上级察觉。

宋庆龄得知后，曾请人转告祝，听说祝世康已被列入黑名单，应当提高警惕。郭沫若也说，军统曾来调查，说祝家有共产党，在祝家隔壁的庆云旅馆有特务常驻监视，随时会来抓捕。有一个第三党成员王寄一也对祝说，我认识一个中统的职员，他说你与共产党有来往，你在那里的积案盈尺，要当心了。常有特务尾随祝世康夫妇，祝世康说：“没关系，谅蒋介石现在不敢杀我们。”

白色恐怖变本加厉，祝世康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度过民族危机，更坚定了跟着党走的决心。由于生命遭到威胁，又不肯停止民主活动，他精神非常压抑、紧张，患上神经官能症，体重从160磅一下子减至110磅。

中央信托局代局长钟秉锋找祝世康谈话表示，老先生（孔祥熙）说，有人密告，你来往的人不干净，如确有其事，劝你悔过自新。你担任的职务是金融方面的，如由于个人需钱，你弄一点，没大关系，但与不干净的人来往，是严重问题。回头是岸，你只要悔过自新，老先生会原谅你的。祝世康怒火中烧地回答，莫名其妙！什么叫不干净？我来往的人除了中央储蓄会有业务关系的人外，大多数是美国的同学和大学同事。钟说：“你与朋友来往，谈话是你的自由，但你与共产党来往就是问题，且是大问题。只要悔过，把情况老实交代，保证你还当经理。”祝回答：“我没有‘过’，为什么要悔？我能写的只有辞职书。”第二天祝世康就交了辞职书。财政部长俞鸿钧当即批准。此时，祝世康之子文光去电，告姑母病危。姑母一生未婚，是祝家当家人。文光与她感情甚好，从小看到姑母为操持家务、守住家业忙个不停，敬她似母。祝获悉此讯，要回无锡探视。那时，交通不便，祝托人动用了军方关系，乘军用飞机南归，因无锡没军用机场，他又辗转乘车，千辛万苦才回到家乡，姑母已去世。祝世康此时肺病严重，大吐血，肺部有四分之三是空洞。老家满目凄凉，父亲早已去世，现在祝家的主心骨姑母又撒手西归，家破人亡，前路渺渺，祝世康心情十分压抑，病更重了，他留在无锡休养。

祝世康失业后，许多朋友争相聘任他以助其一臂之力。先是任西康省政府顾问。1947年，上海天立建业公司聘他任董事长。1949年，重庆商业银行在上海设分行，请祝任分行董事长。

老朋友有的去了香港，大多数回了上海。祝于1945年10月回沪，借住在沧州饭店。特务闻讯而来，夜闯饭店，并用枪指着祝威胁，祝不为所动。后搬入林森中路（淮海中路）927弄57号，此处房产是祝世康元配夫人以金条顶下的。祝世康回沪后，这里成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联络处。

四、追求真理，勇往直前

因形势更加紧张，民主活动转入地下。李济深要成立“民革”，写信要面见宋庆龄请示，宋未回复。李济深托祝世康夫人卢季卿向宋提，宋说：“信收到了，因风声紧张，不便复信，最好由你们约个地点见面。”祝世康考虑再三，他叫上儿子文光一起去新雅饭店说是吃饭。到了饭店，他们坐在桌上，祝不点菜，对文光说要订个包房，我不好出面，是否由你策划，订房也用你名字。文光并不知父亲为何要这么做，但他相信父亲，回答说，我是学生，没有关系，我去订房。祝对儿子言简意赅地说明，此事看上去平常，但可能有生命危险。文光不怕，以自己名字订了三楼左面最后一间包房。那房在走廊尽头，客人不会往那儿走，比较隐蔽。文光当即在房里写了请帖，邀请李济深来吃饭。请帖写好，祝说，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回去了。文光没吃成饭，虽有点疑惑，也没问什么就走了。

祝世康请卢季卿安排李济深住在新雅饭店。祝世康约李济深儿子和他的秘书陪李到饭店，由卢季卿陪宋庆龄前往。宋与李紧紧握手，为防隔墙有耳，李走到宋旁边，俯下身汇报组织民革一事，得到宋鼓励。

_{1937年中央信托局离沪迁渝前全体同志合影}

后来，李济深派王葆真来沪搞策反工作并准备成立“民革”，王葆真将李济生写的纸条缝在裤带中带给祝，要找一个工作联络站。祝将自己的房子让出底层给王葆真，作为民革办事处，每天下午是联络时间。底层很大，还搭了一张床供王葆真休息。祝世康规定子女都要参加这里的工作，准备茶点，收发信件，又引起特务注意。

祝世康辞职后一直失业。回上海后主要是养病，他的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一直咯血。也是在那几年，祖父留下的钱，包括房产，都花得差不多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参加并支持民主运动。

淮海中路927弄57号被作为李济深的联络站后，来往人多，信多，电报多，所需日常开支由祝勉力维持。后来引起特务注意，前后门都有人不时张望，夜深了，还有电筒照进来。王葆真住在此，为保证他的安全，祝叫女儿庆英当“保镖”，每次王出去，庆英故作亲热挽着他手，叫声爷爷以转移特务目光。到了弄堂口，庆英叫辆黄包车，大声说到西藏路，在特务注视下，两人有说有笑坐上三轮，等特务看不到了，才另叫车去目的地。特务没证据，但监视一直不放松，邮局送来的信、电报常失踪。后来，王葆真被关进监狱，多亏托了李宗仁，办了保外就医才幸免于难。不断传来不好的消息，说下回就要轮到祝世康了。祝坦然处之，明知他的表弟秦柳方是地下党花纱布联合处负责人，祝仍利用自己的关系，不止一次帮了他。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祝世康不受威逼利诱，隐蔽下来，坚决不去台湾，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因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他又不肯停止操劳，终于又开始咯血，病倒在床。

上海刚解放，党就派同志去看望祝世康，请他去北京就职，但他因病重无法去。上海安排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他没法就任。周恩来向宋庆龄打听，祝世康哪里去了，宋告知病重。宋从北京来沪，将周恩来问候带到，祝十分欣慰。宋安排祝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手续已办，但祝大吐血无法动。宋说我没法交待了。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会议，祝世康病重没法去，仍关心国事。他写信给周恩来，因杨杰在香港被杀，建议政协开幕时默哀三分钟。政府多次为祝世康安排工作，但他动不了，都无法赴任。

1955年，上海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周恩来发来电报，要有关部门一定安排祝世康当特邀代表，任政协委员。祝世康非常感动，支撑病体去了北京。徐冰代表党接待他，谈了三个小时，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终因病重，他还是回了上海。1956年，他任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每月工资168元，生活安定了下来。不少老朋友老同事认为祝委屈了，祝世康却十分坦然，他只着急自己不能为新中国尽力，很想做点事，却力不从心了。他曾向董必武建议，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缺钱，可以让银行开展有奖储蓄业务，吸引存款，积少成多支援建设。董必武认为当时老百姓手中都没钱，时机不成熟，没采纳祝的建议。祝有空做点翻译工作，写文史资料。农工民主党领导要他回忆去台湾的朋友名单，他坐在沙发上苦思冥想，写了一天。女儿庆英要帮他，他坚持自己写，说，我没有能力做其它事了，只能做这点小事。

在重庆时，宋庆龄就常与祝世康、卢季卿夫妇有来往，开会请他们任翻译。接待外宾时，宋庆龄坐主位，对面是祝世康，卢季卿任翻译，成为宋的主要助手。

解放前由于物价飞涨，宋庆龄的经济调度都是祝世康帮助筹划的，如没钱了，祝设法筹措。祝世康以中央储蓄会的名义筹措，做了许多事。

_{祝世康和夫人卢季卿}

祝世康与宋庆龄关系十分密切。夫人庐季卿自1951年开始至1958年任宋庆龄秘书。宋庆龄曾经请他们全家去宋宅同住，祝世康认为不妥，没去。后来宋还写信关心祝家房子的事，希望他能住在条件比较好的宅子，以利养病。

宋庆龄每年寄来贺年卡，还送毛线、大衣、营养品，关心祝的家庭。1962年新年，宋庆龄写了贺信，全文如下：“祝世康同志：你1月29日来函收到了，知你在病中还不断从事翻译和写文史资料，你热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至佩。又悉季卿同志的工作与学习情况，她的思想方面较前更加开朗，关节炎也痊愈了，可喜之至。祝你们在1962年新的一年中，健康常胜，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你的女儿庆英在文艺工作中获得更出色的成绩。我的关节炎症虽经常疗治，但疗效甚微。承你的关心和介绍治疗该症的有效药。我深为感谢。此致敬礼！”

有一次，宋庆龄想去市百一店看看，要卢季卿陪去。她说我站在后面，不会有人认出我。后来卢陪着去了，随行还有几位医生。他们几个站在前面，把宋庆龄挡住，没被人发现。宋看到市场供应很好，觉得很满意。回去后，警卫员提意见，说这样不安全，后来，这样的事再未发生。

在卢季卿去世后，宋又写了悼信：

“祝世康同志：你的信收到时，已经过了十二月十四日，送花圈表示哀悼已来不及了。现在用这封信表示我对卢季卿同志的逝世心情，沉痛并对你表示慰问。希望你节哀，注意身体健康，冬季更要保重。

季卿同志，按年龄而言，还不该离世、离开人间。生前相处共事的情境历历在目。只有追忆往事，怀念她了！

专此，即致敬礼！

宋庆龄 1975.12.22”

他们是战友，亦有如家人的情谊。

_{宋庆龄寄给祝世康的信件}

解放后，祝的肺病得到控制，后来钙化痊癒，但多年咯血，健康受损严重。1981年开始，祝世康身体更加衰弱了，有心力衰竭现象。有几个博物馆、纪念馆要收集革命文物，祝世康支撑病体，把董必武等人的信整理出来，通过参事室转给上海周公馆。宋庆龄的信、照片等也交给了有关部门。庆英有点不舍得，祝世康说，这都是文物，交给国家保管，比放在我家好。

一九八二年八月，祝世康危在旦夕，还天天在写文史资料。他说，以前有些事不好写不敢写，现在可以写了，我要赶紧写，给后人留点资料下来。那天，写中央储蓄会往事，写了一天，太认真，中风了，被送进华东医院，治疗后没什么效果，医院嘱可回家，便出院了。

1982年8月20日，祝世康在家中去世，享年81岁。追悼会这天，来了许多老朋友。读悼词、放哀乐时，喇叭忽然不响了，整个大厅静悄悄的。就像祝世康的一生，为国家，做过许多事，帮过许多人，波澜不惊。

祝世康出身大户人家，祖父钱庄学生意出身，是个难得的奇才，可以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同时还能接待人谈生意。外婆家是常州有名的钱家，好几人官至一二品。祖父发达后仍省吃俭用，买了不少房产，无锡、上海都有。祖父留下不少家产，由姑母掌管，祝世康生活无忧，连子女每人名下都有房产。

_{祝世康夫妇及儿女}

祝失业后，靠房产生息生活还是很舒服，但他为了民主活动，不断散财，房子一幢幢卖去。直到上海解放，除了淮海路、兴安路两处住宅外，还有三处占地很大的房产，收房租依旧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为支援国家建设，祝世康把上海、无锡的所有房产（包括祖父留给祝庆英、祝文光的房子）全部交公了。

他给世界留下了一句话：“做工作是种种子，几千几百颗种子放下去，很可能毫无收获。只望能收一颗，也好。”这是他的做人原则，也是一生的总结。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上，有无数革命先辈和英雄烈士的鲜血，也有像祝世康那样一生追求真理、跟着中国共产党勇往直前的民主战士的心血。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