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黄宗英

2020年12月14日凌晨三时二十八分，著名电影艺术家、作家黄宗英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天未亮，多家媒体的朋友，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接连来电、来访，打听这位“甜姐儿”的生活细节，索要相关的图片、资料。

笑着离开人间

那么多年来，人们对黄宗英确实很关心，这不仅是她塑造的话剧，电影艺术形象深入人心，也不仅是她的报告文学所记述的侯隽、邢燕子、徐凤翔、上官云珠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抹不去的地位，更是因为她是“影帝”赵丹之妻，惦念她也就是惦念赵丹。大约在10年前，当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看不到黄宗英的专栏“百衲衣”时，就有许多人关心她是否健在？当时她的哥哥黄宗江先生还在，他用“在而不健”这四个字作了恰如其分的回答。

于是，黄宗英在2012年4月26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又发表了一篇《快乐的我》：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88岁了。可以读书、看报，还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命运断想》，发表在《人物》杂志上。还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行走，还能看懂不知道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大事小情，让我活得不是一天比一天糊涂，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从略。

第四乐，超越的快乐。大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日子，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越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多活一天赚一天。临终若尚有意识，我要笑着离开人间。”

如今，她确是“笑着离开人间”。

据说，她清醒时和亲人说：“我走了，我深深地爱着你们......”那天晚上，她和在美国的孙女通视频电话，是在听着孙女很想念奶奶的呼唤中。心脏缓缓地停止了跳动的。

她也是魂系高原的女神

1994年，黄宗英为了支持“科学知己”徐凤翔教授对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部森林生态的考察，第3次进藏，参加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她说是把自己“抵押”给了电视台。在壮行的座谈会上，策划人之一、也是她的小弟黄宗汉说：“如果我姐黄宗英这次在世界第一大峡谷‘光荣’了，这片子就好看了。”举座哗然，有人怪他不该说不吉利的话，而黄宗英却带头鼓掌。没想到在攀越米拉山巅时，严重的“高山反应不全症”确实发生了，使她昏迷了两天两夜，在拉萨军区总医院进行高压氧舱抢救，随后被送回北京时，她的皮肤还是蓝色的。用她自己的说法，就是到阎王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在此之前，她不顾自己已经近70岁了，又有糖尿病、低血压、经久性头痛、肋间神经炎等疾病，主动地两次进藏。第一次是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在拉萨偶遇老友、科学家徐凤翔，就退掉返京的机票。和科学家一起钻林子，爬陡坡，住帐篷，做大厨，写出了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次身兼编剧，导演、演员、大厨，完成了同名电视剧，同时一座实实在在的“小木屋”——高山森林生态定点观测站也在大森林里落成。

从第三次进藏以后，高原反应后遗症就一直困扰着她。接着又发生了几次脑梗。她只能以医院的病房为家了。

我是约在2004年她从北京转到上海，进入华东医院治疗时才见到她的。当时华东医院3号楼住着许多文化名人，其中又有不少是我的忘年交，因此华东医院似乎成了我的“外婆家”，三天两头要去。黄宗英这位大明星的入院，在3号楼也是一个不小的新闻，好多人到她的病房门口探头探脑，我每次路过时，也总是要向里面瞄一眼，只见她几乎总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低着头在看书或写东西。第一次跨进她的病房是随上海作协的陆正伟先生，每个月他要给黄宗英送退休工资和名种书刊、信件，不像现在的养老金，都是打在银行卡里。黄宗英每次拿到工资总要感谢再三，说自己受之有愧。

以后我渐渐地去得多了，叫她黄老师或宗英妈妈，和她的小保姆小琴也熟了起来。我每次去坐的时间不长，但离不开记者的职业病，总要带一两个问题去请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热点问题。前些年她能多讲几句，后来渐渐地少了起来，往往用点头和摇头来回答。

她的糖尿病很严重，而当年一演百余场使她走红艺坛的“甜姐儿”正是一个酷爱巧克力的小姑娘，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她满头银发，但她为配合治疗，非常克制，每次招待客人后，就要小琴把糖果盒放在她看不到更拿不到的地方。有一次护士给他测餐后血糖，告诉她符合要求，她转身和我说：“我饿呀，饿呀。”足见她的忍耐力。当她得知我也是“老糖友”后，“同病相怜”，有关糖尿病的种种往往成了我们主要的话题。我不敢给她带香蕉之类的水果，知道她爱吃草莓，也只是在上市时带一点，而带得多的是鲜嫩的小黄瓜。她总是说：“你不要送东西了，只要送你写的书就可以了。”可我哪里写得出那么多书呢？有一次我刚进门，她就笑着告诉我医生己准许她吃半根香蕉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一微米一微米的进步着

脊椎骨压缩性骨折己使她寸步难行。那怕从病床到卫生间那几步路，也要扶着床栏杆，在保姆的搀扶下慢慢地移动十几分钟，但她的痛苦从来不在脸上显露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康复锻炼，甚至把脚能跨进浴缸都写进日记里,称这是“一微米一微米的进步”，比作是人类进化的一步。  

小琴每天给她化上淡妆，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尤其是知道今天有客人来更是如此。每位来看望她的人几乎都要求合影，她自己不便起身，就从床下抽出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小凳子，让客人坐在前面。她在后面挺着腰板。到了最后的几年，她几乎不穿病号服，一年四季总是一身红色，有时还戴一顶红色的小帽，与床头挂着的各种公仔、中国结，相映生辉，正如她在解释赵丹的“丹”字所说：“‘丹’是红的颜色。中国人结婚、过节、胜利时要用红色为装饰，也常以‘一片丹心’称赞英雄激励自己。赵丹渴望以他的赤子之心。为人间天上添一小片红色的彩霞。”

我从见到他时就听她说：“我恐怕是出不去了。”同病房的病友不知换了多少，而只有她“坚守阵地”。正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所以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她虽然有英文基础，但为的是保持大脑记忆的不衰，她强记英语单词， 每天早晨听半小时英语新闻广播，前几年床头总是放着厚厚的几本英汉词典，到后来已能通读外国文学名著。有一年我从上海书展出来，顺路去华东医院看她，她给我一张剪报，是上海外语出版社的世界名著广告，已圈了好几本，让我帮她去代买。小琴见了大叫：“那么小的外文字，奶奶再看下去眼睛都要瞎了。”我只好给她买了一本字少许大一点的。

我只要和绿格稿纸在一起，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病床边和窗台堆着的书刊经常应医院的要求被收拾掉，但几尊奖杯，奖牌都总是放着，这是奖励她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的，是对她的肯定与激励，但是疾病已捆住了她，无法再风风火火地去火热的第一线，然而，思维的钟摆直到生她命的终点，一刻也未停止，她的思绪永远是跳动的，她的词汇永远是火烫的。

2006年11月，新民晚报编辑贺小钢老师邀她在“夜光杯”副刊上开了一个专栏，她欣然答应并取名“百衲衣”，第一篇写道：“民间有个风俗：谁家生孩子，当姑的要为将生的孩子缝一件百衲衣，衣面是向一家一家讨来的花布头拼缝而成。有了百家的呵护，孩子会结结实实长大。我现在就给自己缝件百衲衣，自娱自遣，并以之谢我知音。”于是，从这84个字“开场”，她用一块塑料板或杂志放在膝盖上作垫，倚在病床边一个字一个地写几百字的短文，俞卓伟院长曾嘱咐给她做了一个小桌，可放在床上，可她还是觉得放在膝盖上舒坦。就这样，她写出生成长、写演艺生涯、写兄妹情深、写亲人往事、写“文革”遭遇、写艺苑故友，点点滴滴，一共写了一百多篇，最后由她的老朋友姜金城先生帮助结集编辑成《百衲衣》一书，作为“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之一出版，成了畅销书。那年正好是她八八米寿，我在她生日那天发表了一篇《“梅表姐”在缝“百衲衣”》，被多家报刊转载，她称赞“这个贺礼好！”

后来，我见她又在写自传，（也就是那篇《命运断想》），就多嘴：“您的传记已有很多了，还要那么辛苦干啥？”她头都不抬地说：“你不懂。”我想，也许是她一种克服记忆力衰退的锻炼，更可能是一种对往事的沉醉。后来知道是应故乡温州瑞安所写。过了不久，上半部发表在江苏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刊物上，她送了一本给我，我又冒失地问：“为什么不发表在正规的刊物上？”她的回答仍是“你不懂。” 她把这篇作为“绝笔”，非常重视.“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答：难为赵丹妻。”

如同赵丹当年在病中还画了一百多幅画送给医生、护士、电梯驾驶员、洗衣工人那样，她把这部原稿送给了主治医生留作纪念。

过了九十，她文章写得少了，但每天写毛笔字，有的写了送人，有的自己存着。她写唐诗宋词，她写赵丹名言：“天下都乐。”“艺术家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她写赵丹的诗：“大起大落有奇福，两度囹圄发尚乌，甜酸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她写自己的感悟：“别说自己老了，别老说自己老了，根本别去想，自己老还是不老？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未来的蓝图，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儿童般的好奇并没有把我抛掉，追求新知识的那股劲头，我也不输学生年少，凭什么说自己老了？唉！暮年该来的烦恼找上了我，我就跟比我还糟糕的人去比较，于是坦然一笑，哈哈，还好还好，心理自动调节其中的奥妙。其实一个人只要积极乐观。他就永远不会老。这才是其中奥妙。”

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与同龄人相比，她的记忆力确实保持得不错，对谁来过都记得一清二楚。2008年大地震后，我去采访她捐款之事，她突然淡淡地说：“你这个楼还没震垮？”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人都笑了，原来她把我的名字和地震联系了起来，不能不佩服她思路的敏捷，于是我也一度把“震不垮的老楼”作为微信的昵称。

平时去看她的人很多，也有素昧平生的“粉丝”去求签名，她也总是有求必应，签她的书、签赵丹的书，她与冯亦代合作的也签，有时还拿出自来水毛笔来题，以至小保姆怕她太累而要下禁令。

她起先题得最多的是“谢我知音”，后来是“一息尚存，不落征帆”，这是当年她与徐凤翔在雅鲁藏布江放送的纸船上的题词，她一直以此勉励自己，也与大家共勉。她90岁生日那天，我去贺寿，正巧碰到凤凰卫视在拍摄纪录片，采访记者要我充当一下演员，要她为我题词，她也是写“一息尚存，不落征帆”，摄像师拍得不够满意，要求重拍，她二话没说又给我写了一遍，落款时特地注上她是“90”后，与我“共勉”。她这种把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和伟大事业紧紧相扣的意识，和以前宣传过的“小车不倒尽管推”的模范共产党员杨水才，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卫疆战土有什么两样？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016年年底，由李辉先生编辑的四卷本《黄宗英文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这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作家一生成就的典藏。为了庆贺，在思南文学会馆举行作者与读者见面活动，许多影人的后代都去了。那天晚上尽管天很冷，我们都早早地排队等候。但没想到，主角黄宗英因突然有事而来不了。第二天我就去华东医院，听小琴说奶奶急性肠梗阻，已在9楼ICU。医院已叫她清理病房，她却不肯，说好人一生平安，奶奶还是要回来住的。果然，医生妙手回春，黄宗英又回到了病房。我去看她，小琴眼泪汪汪地诉说从进手术室到进ICU，又回到普通病房中间的那些事，说刀口的长度，说自己的担心，说自己的无助。而黄宗英笑嘻嘻的不断夸奖小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大病初愈，明显感到黄宗英衰老了许多。一头漂亮的银丝好象疏松了一些，话也不多了，但她的思路仍很敏捷。春节前，我去向她拜早年，她脸色白里透红，雪鬓霜鬟，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显得十分精神。她正在看新一期的《收获》，旁边还有一本《思南文学选刊》，床头上挂着的一排可爱的小公仔，好像比我上次来时又增加了一些，像个喜气洋洋的幼儿园。我送了他一本新出的小书，她马上说：“恭喜你年年有新书。去年那本中还收了写我的那一篇呢。”接着又问：“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怎样？”就像自己的妈妈以前一样关心着我，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我说，过了年您老就是95了，不料我话音未落，她马上纠正：“不！应该96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正如黄宗英反复所写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的身体恢复的很好，还发福了。2019年生日之前，她征得医生同意，由小琴陪她到丁香花园去吃了水晶虾仁和葱油拌面。国庆前夕，她又要小琴推她到医院的大道上，一身红色打扮，在五星红旗下拍照留念。当我把她的照片转到微信朋友圈，众多朋友为她惊叹，为她欢呼。这一年11月，她荣获了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她始终面向光明

黄宗英走了，各种媒体的报道篇幅、数量为近年报道名人去世时少有。尽管根据她的遗嘱丧事从简，但来自全国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敬献的花圈摆满了大厅，许许多多影艺界、文学界知名人士、影人后裔和众多素不相识的读者、观众冒着冬雨来为她送行，可谓哀荣备至。

她的一生正如儿子赵佐在悼词中总结的“四个幸运”：  

“我妈妈是幸运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伟大的党的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曲折，有坦途，始终面向光明。

我妈妈是幸运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德高望重的师长的指导，兄长的提携，有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的帮助，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就，始终面向光明。

我妈妈是幸运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广大的读者与观众，艺术作品横跨了时代，横跨了领域，有传承，有创新，有批评，有赞誉，始终面向光明。

我妈妈是幸运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同患难，共甘甜，始终面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