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谈精彩人生

_{黄宝妹口述  朱亚夫整理}

今年6月29日，天气晴好， 90岁的上海纺织女工、新中国第一代劳模黄宝妹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黄宝妹，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上海浦东高桥人，国棉十七厂纺织工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先后9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3次出席国际会议，8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正如颁授词所说：黄宝妹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坚持发光发热，是退而不休的老劳模。”

_{周总理接见黄宝妹}

_{宋庆龄副主席与职工一起用餐}

如今黄宝妹90岁了，但她仍壮心不已。也许是“劳动模范”关系吧，她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手脚麻利，说话中气十足。那天，她主动与我电话联系，一问一答，丝毫没有格愣。待到上门采访，更是见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动作敏捷，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已是耄耋老人。她捧出了一大堆收藏的照片，指着一张张照片，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起了她的精彩故事……

苦难的童年

侬要我小辰光的照片？我还真拿不出。我小时候，不怕塌台，家里太穷了，哪里有钞票去拍照片呀？不过我保存着一张当童工的登记表，可以说明我的苦难的童年。

_{童工登记表}

我1931年12月26日出身于上海浦东高东镇麦家宅，家里很穷，父亲是批发豆腐后挑出去叫卖，赚几个铜钱养家糊口。母亲的命更可怜，她原是山东人，五六岁时被人拐卖，先到济南，后来七转八转到了上海，从小做童养媳，16岁守寡，后经好心人介绍，跟了我父亲。

父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姊妹9人，但是因为穷，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最后活下来就存我和妹妹、弟弟3个人，我是阿六头。我记得很清楚，母亲生下我大弟弟第3 天，就去帮人家带孩子、做奶妈，结果大弟弟因为没奶吃，哭瞎了眼睛。罪过呀，后来大弟弟有病无钱看医生，结果眼睁睁死在母亲的怀抱里。当时 ，我们一家借住在一间破烂的矮房子内，四面透风，外面落大雨，屋里落小雨。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为了分担家里生计，我11岁时就会做家务，干农活，我割的麦子，又快又好。12岁时，就跟母亲到东海滩贩盐卖，或者一个人挑着两捆豆箕、甜罗粟，上镇上叫卖，一走就是十八、二十里路，而且还是乡下头的烂泥路！现在十一、二岁小囡那里会吃这种苦……

更苦的还在后头，我实足13岁，有一天，邻居“阿米大”，不是《阿必大回娘家》中的阿必大，而是“阿米大”，也是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对我讲：“日本人在杨树浦有一家纱厂要招工，侬想去吗？”我一听，到日本人厂里做生活，心里有些害怕，但想到这样可以赚钱贴补家里，就答应跟“阿米大”一道去试试。

杨树浦的这家日本纱厂，叫裕丰纺织厂，侬看登记表上是“株式会社”，这个是日本名字。侬注意到吗？上面写我的年纪 是14岁，我是报虚年龄，免得让人看我人小，不要我。结果我与“阿米大”侪录取了。

不过，我不曾想到我这下掉进了暗无天日的生活里。我们是6进6出，12小时工作制，两班倒，过着“日不见天，夜不见地”的童工生活。我家在浦东，离厂远，还要摆渡。做日班，我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厂里不开食堂，中饭要自带，饭盒子就放在闷热的车间里，夏天饭常常馊脱了，可是有啥办法？只能硬劲吃下去。我被分到了细纱车间，每天就是穿车弄堂，接断头，换粗纱……，管我们的“拿摩温”瞎凶，大家都要叫伊“雌老虎”。她规定我们做生活三不准：不准讲话、不准跑开，不准偷懒。伊讲的“偷懒”，就是我们干累了也不准伸伸腰、揉揉腿。有一次，我偶然一个断头没有接上，“拿摩温”撩起一只纱筒管劈头打过来，头上马上起了一个大包，我疼得直叫，“拿摩温”认为我违反了她规定的“骂不还口，打不出声”的禁令，于是罚我去做“老爷车”。所谓“老爷车”就是陈旧破烂车，不是锭子弯就是钢丝圈锈，纱锭上去，断头多得要命，弄得你手忙脚乱，一天下来，疲惫不堪。大家想想，我为此吃了多少苦头？不过也是坏事变好事，逼得我在“老爷车”上练身手，苦练技术，我还虚心向老师傅讨教，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细纱挡车工的技术，别人挡车一般270锭，我能挡400锭。

翻身当主人

盼星星，盼月亮，1949年5月27日， 我们盼来了上海解放。我记得很清楚，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不扰民，睡在人行道上。当时我还手拿小红旗上街欢迎呢。不久，我们厂里来了军代表，军代表对大家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厂是我们工人大家的厂，工人翻身成了工厂的主人……”

老实说，刚开始我也听不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后来慢慢弄懂了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工人翻身当主人的道理。当时，厂里宣布废除“拿摩温”和进出厂门抄身制度，厂里干部待工人如兄弟，再不是旧社会里拿工人当牛马，没日没夜地做生活。厂里为工人办夜校，扫文盲，教文化，教技术，为工人办好事，办实事。厂里还办起了歌唱班，我喜欢唱歌跳舞，报名参加了。我逐渐有了翻身当主人的感觉，于是在生产中有了积极性和责任感。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大力发展生产，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号召纺织工人多纺纱，纺好纱。我积极响应号召，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很快成了厂里的生产能手，全细纱车间中，我的皮辊花（白花）出得最少，我纺的二十三支纱，皮辊花只有0.307%，达到了郝建秀的同等水平。在劳动中，我还注意总结经验，革新生产方式，摸索出了“单线巡回，双面照顾”细纱挡车巡回路线和“逐锭检修法”，提高了产量，保证了质量。后来在全厂推广了，顺利地从开两班改为开三班，8小时工作制，机器24小时运转，这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个人也以照看1000个纱锭的记录，名列全市前茅。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支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这首歌，唱出了阿拉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唱出了阿拉工人阶级的翻身感。我当时就抱着这种感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中去。不但自己积极投入，而且还成立了“技术互动小组”，带动姐妹们一起参加。大家见先进就学，有后进就帮，互帮互学，共同前进。小组里有位女工，白花老是出得多，但她认为我白花出得少，是因为车子好；自己出得多，是因为自己挡的车子不好。她说“如果对调一下，我保险白花也会出得少的！”我听到后，主动向领导反映，要与这位女工对调车子。领导同意后，我上了她的车子，我首先是像医生看病那样，搭脉看症，寻找病源。原来这部车子，歪锭子很多，钢丝圈也生了锈。于是我请保全工来检修，使这部车焕发了青春，不上两天，白花就达到了先进水平。而那位女工上了我的车子，白花还是不比原来少。于是我同她说：开展劳动竞赛，不但要动手，更要动脑。看见车子有一根纱头断了，就要研究它为啥会断，找到原因后才能对症下药。我向她传授我的“单线巡回，双面照顾”细纱挡车巡回路线和“逐锭检修法”，不久她的白花也大大减少了。噢，这本是当时出版的《黄宝妹与浦玉珍》的连环图画，反映的就是这种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的场面。

_{黄宝妹与浦玉珍}

旧社会劳动为吃饭，新社会劳动最光荣，这是我最有体会的。在旧社会我们工人做牛做马，啥人来关心你？！新社会我在劳动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党和政府就来肯定你，奖励你，培养你。1952年5月4日青年节时，我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同年11月我又光荣地加入共产党。1953年，我被评为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侬说光荣么？以后我又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人民代表。1960-1963年，又被保送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从一个旧社会目不识丁的童工，在新社会党和人民培养我成为大学生、全国劳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天来一个地，侬讲劳动光荣么？！

幸福的时刻

侬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那当然是先后8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也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我平时最爱唱的歌、最爱听的歌，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只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我做梦都没想到会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握手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5年9 月。那年我24岁，被全国青年联合会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当时厂里像逢喜事，敲锣打鼓地欢送我赴京参加会议。带队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是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李琦涛，代表有上钢三厂青年炉长韩忻亮、江南造船厂邬显康等四五十人。到了北京，在开会的前一天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哇，大家一下子乐开了花。我记得晚餐时，大家欢声笑语，手舞足蹈，脸上挂满了笑容。我那天晚上，兴奋得彻夜难眠。我想起旧社会里我过的苦难生活，一幕幕像电影在我眼前闪过，真所谓旧社会将工人当作草，任人踏来任人割，现在新社会将工人当作宝，待如上宾，连最高领导人在百忙之中，也抽时间接见我们，真是翻身作了主人。

第二天一大早，男同志穿戴得干净整齐，女青年打扮得漂亮靓丽，早早来到会场等候，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主席台。开会的时间到了，只见舞台中央出现了一位身材魁梧、容光焕发的伟人，啊 ，毛主席！刹那间，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会场大厅。当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挥手时，我幸福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我一生曾8次见到毛主席，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是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6年1月22日，毛主席来上海视察，邀请上海各界代表人物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欢聚和座谈，我也荣幸地在受邀之列。那天我刚上完夜班，在家休息，厂工会来人通知我，说有重要会议要我参加。我也顾不上吃饭，就急忙乘公共汽车赶去，上海副市长刘述周已在门口等候，他将我引入友谊厅会场，只见毛主席、陈毅市长踩着大红地毯，拉开红绸帷幕，特地站在那里，我激动得像做梦一样愣在那里，主席微笑着与我握手。陈毅市长风趣地向毛主席介绍：“这是上海的劳动英雄黄宝妹。”陈市长不说“劳动模范”，而说“劳动英雄”，说得我老不好意思。毛主席见我很拘谨，微笑着对我说：“坐，坐！坐！”于是我就在紧靠着毛主席身边的一张圆台旁坐下。毛主席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回答：“我是纺织工人。”毛主席接着说：“纺织工人很光荣！让全国人民有衣穿，责任很重大。”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起几个月前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会议，沿途看到在烈日下，不少农民赤膊在田里劳动的情景，从那一天起，毛主席的这句话“让全国人民有衣穿，责任很重大。”一直激励着我多纺纱，纺好纱！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对我这个退休工人，亲自颁授“七一勋章”，而且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近距离地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是我晚年最难忘的经历！

我拍过电影

现在影星吃香，歌星风光，不瞒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也拍过电影，当过影星，噢 ，这几张照片侬认为拍得好，就是当时的“明星照”呀。

我拍电影讲起来还蛮有意思的。那是上世纪中叶，周总理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指示上海说：上海劳动模范很多，电影系统应该拍一部反映劳模题材的电影，以真人真事纪录片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

上海市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将我的经历搬上银幕。电影剧本由厂里创作组陈夫、叶明编剧，导演就是刚完成名作《女篮五号》的著名大导演谢晋。1958年初夏的一天，谢导来厂找我，他其实是来面试的。我听说要拍我电影，连连摇头，说：我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很平常，没有什么事迹值得拍成电影的。谢导诚恳地说：“我们不但要拍你电影，而且还考虑让你当主角。”我一听急煞了，马上摇手说：“我不行，从来没有演过戏，让我上银幕那能行？”但谢导鼓励我说：“不要怕么，试试看吧！你自己演自己的戏，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就这样我的面试通过了。以后我听谢导说：当时他来厂里，听了反映，当面见了我，看我喜欢唱歌跳舞，长相也不错，就拍板敲定了我。

但真要拍好戏，谈何容易。戏里除了扮演女记者的是专业演员外，其他都是厂里的纺织女工。我的普通话不来赛，是著名演员张瑞芳配音的。我们第一场戏拍大扫除，连续拍了8次，才算通过。不过我们得到了市里、厂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中央还派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来摄影棚看望我们，他热情鼓励我们说：“中国工人阶级自编自演上银幕，这在当今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以后我们在谢导耐心指导和鼓励下，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电影《黄宝妹》终于拍好了。影片在全国各地公映，各大电影院门口贴满了《黄宝妹》的海报，我的工装像还上了《上影画报》的封面。一时间，我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还有许多行业来邀请我去作报告，几乎每周都要有单位邀请，一度我成了“报告专业户”。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厂里急需的铜管成为紧俏货，一时难以买到，后听说浙江宁波有此货，厂里就派我和采购员专程前往。下午到达宁波，我们一行先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看完出来，说来也是凑巧，我被旁边一位记者认出来了，他手指着海报上的《黄宝妹》对我说：“你就是黄宝妹吧？”第二天，《宁波日报》登载了“黄宝妹在宁波”的消息，生产铜管的企业也来邀请我去作报告。报告做完，厂里采购铜管的事也落实了。

_{晚年黄宝妹与《上影画报》}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来我们厂视察时，还点名要看《黄宝妹》，吃午餐时，宋副主席还热情用筷子挟菜给我吃，侬看这张照片反映的就是这一情景。以后，电影《黄宝妹》，还与《林则徐》、《五朵金花》等影片一起送往北京，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参加观礼活动，一天，周总理邀请文化部及电影界的主要演员吃饭，我也应邀参加了。呐，这是我与总理在一起的照片。文化部有位副部长对周总理说：“上海《黄宝妹》电影拍得很成功。真不简单，自己演自己，艺术性也强，建议让黄宝妹当专业演员。”当即总理说：“可以。”当时我很紧张，马上回答说：“我不来赛，拍电影辰光，我连路也走不好。”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党培养的一个纺织女工，我的岗位在车间，不是在银幕。离开了劳动岗位，我什么都不是。拍电影只是党交待的一项任务而已。如果专业从事这项工作，我恐怕连跑龙套都轮不到。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自己认识还算清醒，我的选择是对的，如果当时忘乎所以，今天肯定不会有劳动模范黄宝妹！

_{电影《黄宝妹》剧照}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容易跌跟斗。

带头穿“花衣”

我记得大约是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里，美丽的上海女演员王丹凤唱了一首很动听的歌曲，一直流传到今天：“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年轻的姑娘。我是劳模，我认为劳模也是可以美丽的。年轻时我就喜欢穿花衣裳，我还带头穿过时尚服装呢。

解放初期，中山装、解放装和劳动装成了大众的流行服装。1954年，我23岁，评上全国劳模不久，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参加世界国际劳动节代表团，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管苏联叫“老大哥”，看苏联电影，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喊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苏联是新中国学习的榜样，也是新中国青年向往的地方。

当时苏联社会逐渐开放，莫斯科还举办过西方服饰展。这使得原本色彩就艳丽的苏联妇女服饰更趋多元化。我在苏联街头，看到妇女们无论年龄大小都穿着布拉吉，化着妆，很是漂亮。在俄语中“布拉吉”就是“连衣裙”的意思。“布拉吉”也是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的衣服，也是深受苏联红军喜爱的“喀秋莎”姑娘穿的衣服。不是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么？所以回国后，我就做了两件“布拉吉”，还烫起了头发。我以这样的装饰打扮，接待外国代表团，受到了称赞；我这样的装饰打扮，走在街上，受到了年轻姑娘的青睐，回头率老高的。在新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像我这样的女劳模都穿“布拉吉”了，上海的“布拉吉”热潮一下子就给带动了起来。呐，这是我穿连衣裙的照片。

大约195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次研究妇女着装的座谈会，提倡妇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报纸杂志还向民众推荐新的服装样式以及搭配方法，《人民画报》曾经以两个整版介绍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健康活泼的舞会也成为人们工作之余的重要休闲方式。当时，团中央认为“布拉吉”是苏联服装，中国姑娘应当在外国友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民族服装，表现中国优秀的文化元素。于是1958年，当我随中国青年代表队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时候，我们女青年都被要求穿旗袍。队里规定每人带两套，我做了三套，因为我还是这支几百人的中国青年代表队中的仪仗队。当时 在开幕式上，当我们中国青年代表队进场时，金光闪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大型模型开路，后面是我们仪仗队，女青年一律身着绿旗袍，胸佩粉红色胸花，缓缓地走进会场。就像带进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全场顿时欢呼，全体起立。因为当时在维也纳街头橱窗照片中，中国妇女都是小脚，中国男人都是留小辫的。现在真实的中国年轻人走进他们的视线时，一下子惊呆了。于是“旗袍姑娘”成了“美丽中国”的代名词。

阿拉“旗袍姑娘”不仅让世界开眼，而且还因此险些酿成“外交问题”。我记得后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的时候，让我代表中国发言。发言后，许多外国人说，中国姑娘真漂亮。因为太引人注目了，几个翻译就很担心，说外国人热情高起来会拥抱、接吻的，你今天要小心，一定要听我们的话。几个翻译在门口把我送到座位上，舞会开始时他们更紧张，因为不能拒绝人家邀请，所以音乐一响，翻译马上过来和我跳舞。当外国朋友要与我一起拍照时，大家就一起过来合影。你们看，紧张吧，有趣吧！

_{与外国友人合影}

幸福的晚年

_{黄宝妹生活照}

幸福是什么？幸福不幸福的标准是什么？现代社会众说纷纭，似乎一下子讲不清楚。其实，幸福向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人衡量的标准也不同，在我看来，幸福不是索取，而是奉献。现在我每每参加一次活动，每每做一件实事和好事时，心里总有一种快乐与幸福。

1986年，我即将退休时，我就想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工作退休了，但党员思想不能退休，要不忘初心，“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退而不休，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个劳模，更不能离开劳动。从小到老，我一直认为，人活着能够劳动，有事情做就活得有意义，也活得更开心，更幸福。因此在我离退休还有半年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江苏南通启东聚南棉纺织厂，帮助建厂。那时，正值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时候，棉纺织原料和机器设备都非常紧俏，我利用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又是北上北京，又是南下绍兴，没日没夜地为企业奔走。两年后，我离开时，这个乡办小厂已经非常红火了，而我个人每个月只拿100元津贴，除此之外，没向对方多要过一分钱。以后我又远赴新疆石河子协助建棉纺织厂，从厂房设计，到选址施工，我都顾问把关。

1990年，我到市劳模协会工作，当时让我调查50位老劳模的生活情况。我调查下来发现一些退休早的老劳模经济情况并不好，居住环境差，生活负担过重，心里还有失落感。我就向总工会反映，引起了市总工会的重视。1991年，上海市总工会对全市7000多位获得过市、部级以上劳模称号的离退休劳模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这次的调查后，由我同刘金堂等几位劳模牵头成立了上海英豪科技实业公司，通过我与大家的努力，每年通过创收，对老劳模扶助一把，为老劳模的集体活动积累了一些资金。

我从2006年回归社区后，发现社区有个棘手问题，就是小区业委会很难建起来，原因很多，有的是因居民工作忙，有的是怕麻烦，还有的是怕得罪人等等，我想“小区也是家，居委干部只有几个人，不靠大家怎么行？”于是我就像年轻时说服工厂姐妹们一样，用“绣花”功夫说服小区居民积极参与家园建设，终于配合居委推动小区成立了业委会。之后，我还积极配合业委会工作，安装监控探头、灭蚊灯，更换破旧信报箱，拓宽应急通道等。前几年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室成立，我听说后第一时间报名加入。我还结合“四史”学习教育，在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和哔哩哔哩“老杨树宣讲汇”直播间当起“网红主播”，向校区、园区、社区的年轻一代讲述身边的党史，带领大家一起回顾国家的发展。也是巧， 前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我的晚年生活。总书记说我是新中国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总书记还嘱咐我：“今后要跟年轻人多讲讲。”我牢记总书记的嘱咐，干得更起劲了。

现在我已90岁了，我一生所以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获得一些荣誉，重要的一点是老伴的支持和理解。我的丈夫吴华芳是个普通工人，1948年，我18岁时，由父母作主与他结婚，老伴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为我也牺牲了许多，正像歌曲《十五的月亮》中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获得的荣誉中有我老伴的一半。

我们的婚姻，是经得起考验的。自从我1953年评上全国劳模后，《人民日报》曾经先后47次报道我的事迹，我的大幅照片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于是我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当时很多未婚男子爱摹与追求的对象，求爱的信件像雪片般地飞向我的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这些求爱信既有来自全国的普通民众，也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还有一些社会著名人士。我将这些求爱信都交给了厂党委，厂党委指定专人处理，那位同志见求爱信数量太多，决定油印后分头寄出，总工会负责人知道后说：“不行，怎么能油印呢？必须手写！”于是厂党委就把抄写回复任务交给了厂教育科。教育科加班加点才完成了任务。谁知这些回信寄出后，效果甚微，求爱信照样源源而来。后来《人民日报》记者获悉后，有意识地分两次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并刊登了全家福的照片，说明了我已有丈夫和儿子，这场求爱风波才平息了。呐，这是我们的全家福照片。

现在我们一家七口人住在一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但是其乐融融。家务由我媳妇操持，我与媳妇亲如女儿，我的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庭”。去年疫情期间，我带头号召儿孙们和小区居民一起捐款，为“城市守护者”送去爱心和关怀。现在我的儿子和媳妇也都已退休，还在工作的是孙子孙媳，还有一个可爱的重孙女。每天晚上，全家人围住在一大桌子上吃饭，有说有笑，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

_{黄宝妹全家照}

我记得有位名人讲过，人的一生只有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认为昨天已经过去，今天正在缩短，只有明天正在向我招手。我要用活到老，学到老，劳动到老的精神，继续奋进在追梦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