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孙犁先生（下篇）

第二次拜会孙犁

1990年上半年，孙犁在搬家后逐渐适应新环境，加上身体较少生病，他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4月19日，我收到张金池代寄的孙犁的新作《楼居随笔》（四篇），发现4月5日一天他即写下三篇：《观垂柳》、《观藤萝》、《听乡音》，真令人高兴与惊异！我立即驰书孙犁，称赞他“真是‘文思泉涌’，‘宝刀未老’。值得祝贺，祝贺！”

我准备在７月间到承德参加散文笔会，并到京津一带组稿。妻、儿刚好放暑假，与我一道前往。我把大概行程告诉了孙犁。我是8号一人乘飞机先到北京的，在航班上好好欣赏了《风云初记》；由周明安排住进人民大会堂招待所，几天后转去承德，妻子带着志新赶到承德与我汇合。我们在承德看望了文友，游览了避暑山庄。此时正值旅游高峰期，颇难找到住处，由散文家刘芳靠着朋友关系，好不容易入住进避暑山庄高级宾馆，旁边住着程子华将军，但未敢冒昧趋前交谈，失之交臂，不久其即病逝，有点遗憾。几天后再折回北京，于29日一家三口乘火车去天津。谢大光、蒋华前来迎接，安排住在一家中档宾馆。晚上，谢、蒋在餐厅设宴欢迎。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即由大光陪同，前去看望孙犁。

天津市学湖里一带，高楼大厦林立。那是一片新住宅区，外面的墙砖呈赤红色，路两旁杨柳依依，新栽的小树亭亭玉立，随风摇曳；楼区间有一个白色水泥杆搭的藤萝架，爬满绿色的藤蔓。这些都在孙犁的新作《楼居随笔》中描述过。见到眼前这熟识的风物，我顿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孙犁就住在这儿。

谢大光陪同我们来到一幢大楼的三楼门前，轻声问：“孙犁先生在家吗？老万来看您了……”边说边掀开竹帘走了进去。

“啊？快进来，快进来。”屋内传出孙犁兴奋的声音：“振环，你来信说七月下旬来，我老等你不着，以为你不来了。我准备了两个大西瓜招待你，放了几天，西瓜都烂了。”

我迎上前同孙犁握手问好，他把我们让进书房坐下。我向老人介绍了妻、儿的名字。孙犁亲切地望着我的儿子说：“哦，这就是志新，长这么高，你多次送糖果、柚子给我，谢谢你呀。”杨姨把西瓜切好端上来，我们边吃边谈。

这几天，天津的气温较高。屋里的风扇轻轻地转动着。孙犁穿一件白背心，一条蓝色短西裤，脚穿一双拖鞋，身材颀长而清瘦，但精神矍铄。

我兴奋地说：“孙老，您的气色挺不错，看上去比三年前还要好。”

大光插话：“孙老去年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今年好多了。”

“前年秋天搬来这里，一直不适应。一篇文章也写不出，经过一年左右，才逐渐安定下来。”孙犁说。

的确，一个老年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需要有一个过程。我问：“孙老，现在可完全适应了吧？”孙犁点点头：“是的。一适应，就能坐下来写点东西了。”

大光带着敬佩的口吻说：“今年以来，孙犁先生发表了不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都发过，你们《羊城晚报》发的就更多了。”

“这是孙老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说。

孙犁含笑说：“你们发我的作品发得快，最近写新楼的几篇短文一次就全见报了。”

我说：“您的《书衣文录》一文，我将更正稿寄给《散文选刊》，他们七月号转载了，不知您看到没有？”

“杂志我收到了，我仔细看了一遍，原来错的地方（包括我的笔误）全都改过来了，一字不错。”孙犁说着，显得十分高兴。

“《书衣文录》这种文体写得很含蓄，言简意赅，许多人都爱看。”大光说。

“也有些人对这种形式不习惯，觉得三言两语没什么看头。其实，许多文学研究者对我的书衣文和书信特别感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各个时期不同的心态和感受。……”

我全神贯注听着孙犁发表自己的看法。

孙犁今年已经７７岁，谈吐还是那么清晰，文思还这么敏捷，令人钦佩不已。我说：“孙老，您给我们的文稿，我发现有一天写了三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对于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呢！”

孙犁笑笑说：“有位老同志见我今年写了不少，称赞说是一个‘小高潮’，其实，‘小高潮’维持不了多久又没有了！”说到这里，爽朗地笑起来。

我忙安慰老人说：“写作也像大海的波浪，会有起伏的。写完一些作品，需要停顿一下，不久又会有新作问世。”

孙犁说：“我老了，写长篇没有精力，只能写些杂七杂八的短小东西了。”

“您这些短小的文章不容易写。”我说，“您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短小精悍，很受读者欢迎。”

“是吗？”孙犁笑笑，“这是读者对我的偏爱哩！”

我说：“说句心里话，孙老的作品，给我们《羊城晚报》增光不少。读者更爱看《花地》了。如果没有像孙老这些名家的稿子，情形肯定又是另外一个样呢。”

孙犁面带微笑看着我，不说话。

我接着兴奋地说：“孙老，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的《近作三篇》，荣获去年《花地》佳作奖。奖金和获奖证书都通过邮局寄出来了。”

“嗬，孙老，祝贺您啊！”大光说。

“谢谢。”孙犁忽然问：“振环，你今年多少岁啦？”

我说：“五十一喽。”

孙犁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有些惊讶：“我还以为你只有四十岁呢。”

“老万长得年轻。”大光笑着说。

我们的话题扯到当前的物价上。孙犁叹息说：“现在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我喜欢用明信片同朋友们联系，以前寄一张明信片，只要4分钱，现在一张明信片涨到1毛5了。本地平信寄一封要6毛钱，外地的要贴8毛钱邮票。”

“是呀，邮票贵了，您老多写信，一年到头下来，开支都不小哩。”妻子搭腔。

孙犁点点头。

大光问：“孙犁先生，您的散文集编好没有？”

“编好了，过几天你来拿吧。”

“书名叫什么？”我问。

“《如云集》。”孙犁说，“有家出版社知道我编了一本集子，提出要给他们出，我没答应。我说早已给了‘百花’，我不能不讲信用呀。”

“孙老历来是守信用的人。”大光告诉我：“我社计划明年给孙犁出第六本文集，将这几年来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全部收进去。前五本文集要重印一次。”

“还有一本新发现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员写作诸问题》，也要收进新文集里。”孙犁接着介绍：“这是1939年我在晋察冀边区写的，由于年久失传，我寻找过好多年都没有找到。幸亏一个熟人最近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我听到这个消息，实在高兴，还特意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7月2日《人民日报》上。这本书有4万多字，现在看来还有其保存的价值。”

”孙老，祝贺您啊，找到了这本难得的书，就像失散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我为孙犁高兴，也有几分激动地说。

孙犁点点头：“是的，正是这样。我只在这里感谢北京图书馆，感谢肇公和我女儿，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无望再见到的书。”

话题扯到目前出书上。孙犁对有些出版社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顾印刷质量的现象非常反感。他说：“有个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著作，给我寄来一本，印刷和纸张质量都极差，字迹模糊，我从来没见过印得这么低劣的书！这种书还敢拿出来，简直不知羞耻！……不过，封皮倒是印得很漂亮。”

“这叫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光插了一句。

大家笑起来。

孙犁的居室比以前宽敞得多，有卧室、书房、饭厅、厨房。书房靠北，两旁玻璃书架内摆满线装书和他的文集，还有当代一些作家的著作，这只是一小部分；书架上摆放着一些古董、照片；墙壁上挂着一些条幅，其中有一幅是友人送给他的字：“人淡如菊”。靠窗口放着一张大书桌，桌上放着毛笔和墨砚，地板是朱红色的。整个书房布置得十分淡雅、洁净。

“孙老，近来又有什么新作？”我问。

“我给你准备了三篇稿，等了你几天不见来，两篇短文给了别家报纸发了，这一篇比较长的你拿去吧。”孙犁说着，打开抽屉，把稿子拿了出来。

这是一篇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读书记。谢大光先睹为快，他看完才交给我说：“很好。”

孙犁又说：“半年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我的《芸斋小说》，里面有好几篇是你在《羊城晚报》发的，也送你一本。”接着题签后送了给我。我连忙道谢。

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半钟头。我知道不便占用孙犁太长时间，便向他提议说：“孙老，我们跟您照几张相吧。”孙犁欣然同意。志新说：“我要单独同孙爷爷照一张。”孙犁笑了笑说：“好。我喜欢和小孩照像。”于是，我和妻子、大光轮流抓相机，拍摄了几张照片。我们起身告辞，孙犁紧紧握着我的手，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志新一直很少说话，这时也说了几句得体的话：“再见，孙爷爷，祝您健康长寿！”孙犁满意地含笑说：“好，好。”

回到住所，大光和我们一家坐在一起聊天。妻子说：“孙老看上去挺慈祥，人真好。有点像我的家公——老万的爸爸，斯斯文文的。”大光说：“是呀。”我向大光询问孙犁后来找的那个女人，大光说：“那个女人姓张，现在是外地某出版社的编辑。当时孙犁要跟她结婚，子女们都不同意，还通过旁人劝说。孙犁听不进去，态度非常坚决，后来还是结了。过了不到两年，孙犁同她合不来，那个女人还是走了。这在孙犁的文章中都有简单记载。”我们叹息不已。

难忘关怀教诲

孙犁对我的健康十分关心。 1985年11月，我因右腰肋间长了一个脂肪瘤，到一间医院做摘除手术，住了十天医院。孙犁获悉后，立即表示亲切慰问，“想近日贵恙已大痊可，希注意休息为盼。”孙犁自己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他是前辈，按理应是我向他问安才是，现在却倒过来了，而且言辞那么亲切，寄予深厚关切之情。我反复捧读着这封来信，感激万分。谁说孙犁为人“冷峻”？老人心里有一炉火！

孙犁对我的文学创作同样关怀备至。为了得到孙犁更多的帮助，我有时把作品剪报寄给他看看，他都能给予中肯的评价。

下面仅举两个事例为证——

我们万家有一本族谱，上面赫然记载着一首七绝： “七十春秋未得时，路逢渭水问真机。今日把钓江头上，待遇文王载后车。”作者是我的一位名唤仪文的伯公，他是前清秀才，私塾出身，有学问，但由于出身寒微，一生不得志，只能在乡间当一名小学教师.。我写了一篇散文《族谱》，赞许他虽已老迈仍不坠青云之志，他在诗中要仿效当年姜子牙，希望遇见像周文王那样的明主， 充当一名“车”，为他打天下，以期光宗耀祖，云云。文章在《广州日报》发表后，我寄请孙犁指教。孙犁看后来信说：“文中‘充当一名车’，似有未妥。读其原诗，‘载后车’，即载于车之后部。不知确否？”我经过认真考虑，觉得自己作了不恰当的发挥，于是欣然接受，特向孙犁致谢。后来作了修改，才将此文收进散文集里。

我的妻子有个大伯，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1949年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几年后退伍，在台湾花莲县开了个照相馆谋生，再婚，生下几个儿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大伯思念大陆亲人之情与日俱增。后来我们通过印尼华侨的关系，彼此有了通信，想尽千方百计，终于实现其回大陆省亲的夙愿。1987年2月，我以台湾大伯回大陆探亲为题材，写了一篇四千字的散文《归来》，发表在《海南日报》上，收进我的散文集《情在何处》一书中 ；后又意犹未尽，将它改写成一千多字的散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刊登。前者以叙事为主，后者则偏重抒情了。

为此，我将此两文请教于孙犁同志，究竟哪篇好些?他复信说:“两篇小样看了，互有短长。以文章而论，究以简练为好。”可见，散文还是要尽量写得精短更好，才更有感染力。

这篇“千字文”，被林非收进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一书中。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我在《南方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甘于淡泊  勤于笔耕》的随笔。文章中说：“我的‘路’就是文学之路。长期以来我坚持这一条：上班时间搞好本职工作，下班回来勤奋写作。‘无官一身轻’，对自己的创作大有好处。我经常这样勉励自己：要抓紧在年富力强之时多写点作品。等到退休时回过头来看看，你有十本八本书摆在书架上，就说明你没有虚度年华……”我把该文寄给孙犁看看，孙犁4月16日回信说：“……大作当即拜读。文字益见质朴通达。至于处世，仍希以文中所述志向，作为主导。”寥寥数语，意味深长。这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献身文学的信心。

读孙犁的作品，常常有一种亲切感，不卖弄，不矫作，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这来源于他一贯对于美的追求，和恪守写真情实感的原则。

1992年5月初，谢大光来广州，我问及孙犁近况，他说尚可，又告诉我：今年5月8日是孙犁八十寿辰，天津方面准备搞些庆祝活动。我一听，赶忙买了一份礼品托大光捎上，另外又写了一封贺信寄去。信中说：

“昨天下午大光抵穗，前往珠海参加一个笔会，在我家住了一晚。他谈到5月8日是您八十大寿的大喜日子，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在这里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这八十年来，您跟祖国一起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既有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的神圣抗战，也有在‘十年浩劫’中所蒙受的种种屈辱和苦难，真是各种甜酸苦辣都尝够了！特别是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与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写出了许多著名的杰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食粮，这一贡献是巨大的，卓越的，足以自慰并引为自豪！我从心底里敬佩您的人品、文品，而这些，正在潜移默化地对我起着深远的影响。

孙犁先生！我代表全家向您祝寿，祝您健康长寿，继续为人民写出新的作品，更多的好作品！”

过了十多天，便收到孙犁的回信：“昨天下午，大光交来惠赠礼品，及前来贺信，均收到，甚为感谢！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今年考虑到身体情况，事先已通知亲友，不过生日。然报社同人，仍来聚会一下，并照像留念，也算热闹一时了。”

一般人都说孙犁过于严肃古板，缺乏幽默感。我却不以为然。他与我交谈，常常有说有笑，话锋多有机智、幽默。读他的来稿也是如此。比如，《暑期杂记》中“分发书籍”一段，记述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儿得到四大本中国古典小说豪华印本，十分喜爱，并对儿子和女儿说了这件事。不久，孙子和外孙女都来对他说，想看中国古典小说，街上买不到。孙犁就找出前些年人文送的普及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送给后辈。但他们好像兴趣不大。孙犁明白了，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叫他们来要豪华本，好放在他们的组合书柜中。孙犁说：“我的习惯是，有了好书就藏起来。”瞧，多么生动地表现出孙犁的幽默感！

在与孙犁的交往中，我明显地感觉得到他的人品和文品的高尚。他不是那种爱讲大话的人，而是非常实际，说的全是真话。在来稿中也是如此。比如，他直言不讳地说：“我的文学的开始，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生活的。想有一技之长，帮助家用。并不像有些人，把创作看得那么神圣，那么清高。因此，也写不出超凡入圣，无人间烟火气味的文字。”换言之，孙犁是为生计，为“养家糊口”而写作的。敢这么表白自己的写作动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时期，如果承认自己搞创作是“为了成名成家，名利双收”，必将遭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只能说些违心的话，唱唱高调。直到今天，能有几个像孙犁那样敢于直言的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所以写作，是“为人生”，是“为生活”的呢？坦白说，我就做不到，我想，我如果这样说了，生怕招来别人的刁难、指责。回想在上大学时期，我开始发表作品，无非想赚点稿费帮补日常生活，也为走文学道路做点准备。不料竟有人眼红，说风凉话，我在班会上挨批，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想当作家，动机不纯”。诸如此类，大帽子满天飞。我只能以沉默应之。

孙犁的高洁，常常震动着我的心，自己的灵魂也潜移默化得到净化。比如，他在《我的戒条》中这样告诫自己：一、“写小说，不能不运用现实材料。为了真实，又多运用亲眼所见的材料。不可避免，就常常涉及到熟人或是朋友。需要特别注意。”二、“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的事。”三、“不写伟人。伟人近于神，……”四、“不写小人。”

……文章为赏心悦目之事，尽写恶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是添堵心。写小人，如写得过于真实，尤易结怨。‘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在生活中，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是不与计较，而远避之。写文章，亦应如此。”所以，在孙犁的作品中，你看不到写伟人、小人。反映“文革”题材的文章，偶尔涉及到个别小人，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是带着蔑视的态度。读孙犁的作品，总觉得有一种有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美感，有一种雨后山野早晨的清新的气息，这正好显示出作者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我想，这也正是读者喜爱孙犁作品的一个原因吧。

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人有七情六欲。孙犁也不例外。难能可贵的是，每当写这类题材，孙犁总是大胆袒露，丝毫不遮遮掩掩，充分显示出光明磊落的品格。以前我就读过孙犁的《续弦》，写得很感人。说的是孙犁老伴亡故后，他不听子女亲友劝阻，执意与一女子结婚，带来一系列“麻烦”，最终只好分道扬镳。虽是作为小说来写，其实是一个真实故事。

1985年孙犁寄来一篇《太湖》，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爱情的故事：他原在青岛养病，后来要到太湖去疗养，对一个年轻女服务员产生了好感。那姑娘送给他一张半身照片及一幅手帕，临别，对他说：“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之前，孙犁还写过一篇《无花果》。文中的女孩子与青岛那个服务员是同一人。一天，那女子请孙犁吃水果，她拣起一个熟透了的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到孙犁的口中，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吃了半个无花果，孙犁最初有一种“甜蜜爱情”的感觉，后又觉得，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到了太湖，他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心忖：“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孙犁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理智战胜了感情，决心“斩断情缘”。一天来到太湖边，他把女子送的照片和手帕，用一块石头包好，用力扔进远远的湖水中去了。这时，孙犁家有结发妻室，他顾及到这一层关系，不可喜新厌旧，恪守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值得称赞的。联想到进城不久，不少老干部嫌弃农村的妻子，纷纷闹起了离婚。孙犁却把在家乡的母亲和妻子接进城里，共同生活。从中也可透视出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1991年4月15日，孙犁给我寄来一篇非同寻常的小说：《忆梅读“易”》。这篇小说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引住了。

这是孙犁写自己中年时，在延安的一个爱情故事：当时孙犁在延安鲁艺任教，梅是他的学生，“大家都已离家七八年，战事还不知何日结束，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存亡，也难以断定。”孙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她写信求爱，她很快就回信，一口答应了。但孙犁此时思想上非常矛盾，他一定想起远在家乡的妻、儿，因此理智战胜了感情，很快又反悔了。梅尽管受到伤害，最终还是原谅了他，自己也找到了幸福。几十年后，当孙犁的老伴去世后，梅曾托人把她的已经失去丈夫的妹妹介绍给他，孙犁没有应允；后来又托她在天津的弟弟，为孙犁找个作伴的人，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梅的爱人去年逝世，她的弟弟暗示孙犁：“如果再找老伴，最好找一个过去有过一段感情的人。”孙犁说：“我太老了，脾气又太怪，过去有过感情的人，现在恐怕也相处不来了。爱情和青春同在，尚且有时靠不住。老了，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其实，孙犁对梅的感情是很深的，在无锡养病的日子里，“我曾三次，一个人雇一只小船，去无锡那有名的梅园访梅。有一次，遇到下雨，我一个人在园中，流连了整整一个上午，并在梅园后院一大间放农具的房子里，惆怅地望着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追索往事。”不说思念往昔的恋人，而只说是看梅花，文章意蕴含蓄，文笔曲折动人。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情节，随笔信手写来，特别是与《易经》挂上钩，显得神秘莫测，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不过，透过作者从容不迫的叙述，一个热情奔放、宽厚待人的女子（梅）的形象，却也跃然于纸上。

我情不自禁写信给孙犁说：“《忆梅读“易”》写得很美，读来亲切感人，不胜感慨！人生在世，有各种各样的遭际，悲欢离合，命运缘分，变幻莫测，只能顺其自然，个人往往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会留下终身遗憾。”

 “谈恋爱”是属于个人的隐私，孙犁却能够大胆披露，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许多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维护自己的形象，对这类隐私讳莫如深，不会轻易披露。而孙犁却在文章中袒露心迹，公开情史，而且不止一二次，足见他是一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

这篇小说采用“白描”手法，没有对人物形象进行精雕细琢，对故事情节也没有刻意琢摩渲染，而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笔墨淡淡的，却耐人寻味。特别是与《易经》挂上钩，用故事加以诠释，用事实说话，以情打动人，达到很不错的艺术效果。

惹下“三年文字官司”

孙犁对朋友、文学后辈是如此重感情，但在原则问题上是旗帜鲜明的。他的许多杂感评论，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正之风，以及文坛上某些怪论，进行了有力的讽刺与批判。孙犁晚年，寄给我的这方面内容的稿件，集中包含在《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三抄》中。涉及面颇广。这样，就难免要得罪人。一些“新潮派”嘲笑孙犁“思想僵化”。于是，孙犁就用“姜化”（“僵化”的谐音）为笔名，继续对那些错误观点加以驳斥和批判。

有些读者写信来问：这“姜化”何许人也？文笔如此老辣。也有人一眼便看出是出自孙犁之手。

孙犁怎么也想不到，由于自己的直率，招来了一场纠缠他三年之久的“笔墨官司”，使他的身心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

1992年西安《美文》杂志创刊，发表了孙犁写给该刊主编贾平凹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平凹同志：

 

很久没有联系，忽然奉到你的信，我的高兴，可想而知。

 

联系少，也是因为我近年身体大不如前，再加上各种因素，心情时常不佳，很少高兴的时候。给朋友们写信很少。

 

知道你要办一个散文刊物，名叫《美文》，我很赞成。美术，美声，美文都是很好的名称。当然要看实际。现在，散文的行情，好像不错，各地报刊争办随笔一类副刊，也标榜美文，但细读之，名副其实者少。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这也是名家之笔，一篇千字文，有几处如此不讲求的修辞，还能谈到美文？

 

另有名家，本来一句话，一个词就可说清的意思，他一定连用许多同类的词，像串糖葫芦一样，以证明词汇丰富，不同凡人，这样的美文，也是不足称的。近年“五四”散文，大受欢迎，盖读者已发见新潮散文，既无内容，文字又不通，上当之余，一种自然取向耳。

 

来信所谈，作家、作品与政治的关系，是实情。现虽不再谈为政治服务，然断然把文学与政治分离，恐怕亦不可能。服务与否，原可不论。官总得有人做，谁做也一样。只是有些作家，只能得意，不能失意，只能上，不能下，则有愧于古人。韩柳欧苏，并非如此。

 

无庸讳言，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以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

 

文坛现状，使我气短，也很想离得远些了。写东西已很少，也写不好了。但如有像样的东西，我一定寄您请教。

 

我现在主要是心脏不好。祝您

 

身体健康！

 

孙犁

 

（九二）四月二十五日

据孙犁自己讲，三年前，贾平凹要办散文杂志，派人持函来约稿，他先给他回了一封信。信里谈到当前的散文，指出有些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写到这里，就要举个例子，刚好旁边有一张南方赠阅的小报，不知怎么，就有一句不通的话映进眼帘，随手就写上了。又因为是信，文字也未经修改，也没有想到发表，更没有想到作者能看见，就寄出去了。不料，竟因此得罪了某“名家”，作者看到以后，立刻反击，文章稍加伪装发在知他必读的天津一家晚报上。说孙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是故意和青年作家作对。此后，此公多次在天津报纸上写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攻击孙犁。孙犁被纠缠了三年之久。试想：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天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上孙犁本来身体就不好，他又是凡事非常认真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受到这种思想折磨，真是“雪上加霜”了！你不难想像，那三年孙犁是在怎么样的情绪下过的日子！我真要为孙犁大打“抱不平”了！

其实，孙犁当时随手举出一个“病句”，用意是好的，无可非议的，无非是用来说明，作家写文章要注意修辞。尽管语气有些尖锐，如果当事人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作家，应该是“闻过则喜”，以后写作注意修辞就是；然而，这位作家不是这样，而是患得患失，心胸狭窄，恼羞成怒，近乎歇斯底里撒泼骂街。实在有失作家身份！孙犁因此招来无休无止的指责、谩骂。他感叹当前文坛只讲好话听不得批评的不良风气，于是在《花地》连续发表了《“病句”的纠缠》、《我和青年作家》、《反嘲笑》等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回击，澄清了是非，宣扬了正气，表现了他的铮铮铁骨的精神。

为了让读者详细了解孙犁的主要观点，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的评判，同时也可省去我的复述，现将孙犁的《“病句”的纠缠》全文照录如下：

“病句”的纠缠

 

孙犁

 

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例证，同行朋友间，互相指责、攻错，成为佳话。叶圣陶先生在刊物上办过“文章病院”，专挑有毛病的字句。但在今天，则行不通。偶尔举个不通的句子，便会招来无止无休的攻击。

 

进城初期，语言学家（忘记了是吕叔湘还是王力），就指出过一些青年作家（包括我）的病句，并标出姓名和篇名。看过以后，认为人家说得对，记住以后不再犯也就是了，哪里能想得到去挖空心思，攻击人家？过去和现在，有了差别，并不是文学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作家素质和观念，发生了变异。所以， 我虽有所照顾，既不提作者姓名，也不标病句出处，也未能得到宽容。

 

理由是：老年人不能批评青年人，对青年人不“宽容”、不“忠厚”，是“嬉笑怒骂”……我写给贾平凹的那封短信，已在三种期刊登载，请大家找来看看；然后请再看看该作家影射攻击我的几篇文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宽容”和“忠厚”是什么货色。并且可以领略：新潮的棍子，是怎样的打法。

 

加给我的罪名，有“九斤老太”。这还情有可原，我并不认为九斤就比八斤差。又说我是“嫉妒”。这就难以理解：你有什么可以值得我嫉妒的？你把句子弄错了，我给你指出来，我嫉妒你的哪一点？

 

又说：“你的风光已经过去了，不服气不行。”风光二字，我最初不知所指，后来明白，就是“好时候”。我没有好风光，谈不上过去不过去。我的文学之路，是战争的路，是饥寒交迫，风雨交加，枪林弹雨的路。不是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后来才明白，他的本意是说：“我们正在风光着，你不要嫉妒。”请放心吧，我不会嫉妒你们，甚至也不会羡慕你们。保持风光的唯一途径，就是不要粗制滥造。

 

虽然有些过于自我膨胀的文士，常常自诩为生而知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一代新的文艺复兴之先河。但究竟是像你所说要“有个成长过程”的。但阁下自谦“晚生后辈”，“小学生”，“小青年”之类的话，实不敢当。你我虽未谋面，瞻仰玉照，再“成长”不也就成为你所嘲笑的“廉颇老将”和“岁寒三友”了吗？

 

其实，你那个错句，我说是“修词不讲究”，是客气。你说是“经不起推敲”，是看轻了。“推”、“敲”是修词，而把应该说成“是”的说成“否”，这已不属于修词的范围，而是逻辑错乱。我批改小学生作文多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语法差错。老百姓说话，也绝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有话直说，不去绕那么多的圈子。唯有“名家”，才有可能发生这种错误。

 

至于说，错句一经我指出，便会留下“话柄”。这是你的多虑，也是你迁怒于我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不给你指出，你又不能自觉修改，那“话柄”不是就会存在的时间更长了吗？

 

我一生遇到过各种大批判，挨过各式各样的棍子，但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不讲明事情原委，就胡乱加人种种罪名，有时使人看不懂他到底说的什么，指的什么的文章。当我看到第一次攻击我的文章时，以为究竟是个作家，好面子，发泄一下，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有说话。并没想到竟喋喋不休，一再逞强，并且把文章送到天津发表。至今，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看来是永远不会罢休的了。

 

人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白纸黑字的错误，有目共睹，这才叫“不服气不行”。其实，正像你说的，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这些。但错句必须改正。以后稿子写好以后，多看几遍，就可以避免这种闲是闲非了，你我两便。

 

至于仅仅因为我指出你的一个病句，你便勒令我“闭嘴”、“回家”，你不觉得这样做，有些专制吗？这一点，等你做了皇帝再说，目前只能是一句废话。另外，你这样说，不和你们平日所谈的“民主”，主张的“宽容”，大相径庭吗？

 

“关在公馆里”也是加给我的罪名之一。不出门，与真假清高无关。主要原因是当前社会环境太乱，出去，怕遇见本地的江湖骗子，外来的流氓打手，老年人招架不住。最近，敝“公馆”并将另加防盗门一套，以备他们打上门来。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改讫

《“病句”的纠缠》是于同年9月2日在《羊城晚报》发的。当时我一接到来稿，便急忙拜读，进一步了解到“病句”作者对孙犁攻击的主要论调。孙犁对他的逐一批驳，寥寥数语，论据充足，正气凛然，无懈可击，直觉得痛快淋漓。当我读到对方要孙犁“闭嘴”、“回家”，孙犁愤怒地说：“这一点，等你做了皇帝再说，目前只能是一句废话。”真令人拍案叫绝！谁有权力不准人说话，命令人回家？恐怕只有旧时的皇帝了。但那位“名家”能当上“皇帝”吗？这是一篇绝妙的美文，于是急忙安排上版。

《病句的纠缠》发表后，我相信孙犁还会有稿子批驳“病句”作者。因为那位“仁兄”实在太猖狂了。果然过了不久，又先后收到了孙犁寄来的《我和青年作家》、《反嘲笑》两篇稿子。我都分别于9月27日、10月10日为他发表了。

《文场亲历记摘抄》写于1994年9月1日，实际上它是《“病句”的纠缠》的姐妹篇，对“病句”作者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罗列，并加以批驳。文章一开头，孙犁把举出“病句”一事而引起的“官司”，自责为“又一次文过”。原来他在1991年7月23日曾写过一篇《文过》，讲他写了一篇不到两千字的小说，得罪了朋友的事；而现在，又犯了一次“过失”，招来无休无止的麻烦。“病句”作者给孙犁加了种种罪名：

一是什么“为了独领风骚”呀。孙犁指出：“我不仅不想独领，即使和别人共领——这样的野心，也不敢有。因为我并不是，像一些名家自吹自擂的，‘遐迩闻名的’，‘一流作家’。更不曾自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达·芬奇；俄国农奴解放的托尔斯泰；中国‘文革’以后文艺新潮的创导者。”

二是什么“为了独霸文坛”呀。孙犁说：“敝人一向对这种地方（指文坛官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历次文代会，几乎都未参加，更未广交朋友，结为团伙，拉选票，谋职位。……我洁身自好，实在不愿沾这些地方的边。”

三是什么“老说告退，又死盯着文坛”呀。孙犁回驳：“本来我也没有什么作品，早已退出竞技圈外，谈不上什么告退不告退。说是死盯着，则非事实。我很少关心这方面（指文坛）的事，也很少看报刊杂志，更不好和这方面的人物接触，死盯着为了何来？”通篇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不令人叹服。

《我和青年作家》是《文场亲历记摘抄》的续篇，写于1994年9月2日。当时一收到此稿，我禁不住对孙犁肃然起敬。因为在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孙犁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像刘绍棠、韩映山、阿凤、万国儒、从维熙、房树民，等等。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批作家都属于孙犁创立的“荷花淀派”（尽管孙犁从来不承认有过“荷花淀派”，更反对别人称他是“派主”）。但是，孙犁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也是有过教训的：青年人爱听好话，“凡是提了一些意见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只说了好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的多了一些。”所以孙犁“先是声明不再为人作序，后是拒绝再为人看作品，特别是成名参赛之作。”但孙犁自省：“我一向没有存心开罪青年作家，更没有伤害过他们。”

孙犁说：“有人说，我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我不明白：为什么指出一个作家、一篇散文的一个病句，便是对一代人不友好。”

孙犁进一步指出：“谈论文章，言不及义，不从文字上立论，反过来在生理上嘲笑老年人，这是鲁迅所说的‘粪帚战术’。文格至此，其人可知，尚可与之争辩乎！我真的应该‘回家闭口’，养养精神了。”这种批驳，真是入木三分。

《我和青年作家》一稿发表不久，我又收到孙犁《反嘲笑》一稿。此篇写于1994年9月19日。这是对“病句”作者批判的第四篇。因为此公对孙犁无法在文字上批倒，便在生理上（“老”字上）进行奚落、挖苦。他认定孙犁一定是“下楼腿软，迎风流泪”，还有“拉稀”的毛病，于是在这几方面大做文章。孙犁逐一批驳：“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两条腿，因为当年的锻炼，一直很好，不只下楼如履平地，而且走路健步如飞。眼睛，虽然有人观察过，说是浑浊，但视力颇佳，现在还可看新五号甚至六号小字，更没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孙犁还说，他去年动手术之时，经权威医生鉴定，他的心脏、血管、肝、胰、胆都出乎意料的好，可以跨世纪，因此，“我并不像他想象的，‘已经失去竞争能力’，成了‘银样蜡枪头’，而是完全可以再和这些人周旋一段时间。”

为了反击“病句”作者的无理纠缠，表明自己的观点，孙犁除了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上述三篇文章，还在其他报纸上相继发表了《当代文事小记》（1994.8.15）、《文场亲历记摘抄》（1994.9.2）、《我与文艺团体》（1994.9.3）、《我观文学奖》（1994.9.4）、《作家的文化》（1994.9.20）。就是说，孙犁从8月15日至9月20日的短短35天时间里，一共写了8篇文章，按常规，这不是一个80岁的老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即使是年轻人恐怕也难以忍受；但孙犁承受了，他简直是“拚了老命”这么做的，因为他“实在忍无可忍”（孙犁语）。

孙犁经历了那位“名家”的三年折腾，身心受到很大损害，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本来就体弱多病，还要不时耽忧“名家”会对自己使出什么“花招”，因此思想负担很大，他常常会心绪不宁，悲从中来。请看下面《反嘲笑》结尾几句话：

我每天兀坐在楼台上。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许多的累赘。

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言为心声。孙犁的悲情跃然纸上，让人读之心酸。

这几篇稿子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孙犁表示声援和支持；也有读者来信询问：孙犁所批评的是不是贾平凹？我把这一信息告诉孙犁，建议他给本报写一“来函照登”。孙犁同意，于9月28日寄来“来函照登”：

孙犁在附信中说：“我的文章并没有写错，如果‘风头’已过去，也可不登。”后未刊登。

1994年10月7日，孙犁给我来信说：“蒙您及时为我发表了几篇文稿，甚为感谢！我非好斗之人，实在忍无可忍，才略为反击一下。至此，告一段落，再写则近无聊。”

后来读段华的一篇文章得知，那位“名家”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人生在世，孰能无过？最终能醒悟过来而不执迷不悟，我认为也是应该欢迎的。

生病住院

孙犁经常生病，据说主要是腹泻、感冒。反反复复，病魔一直折磨着他。直至1992年春体检，发现他胃部有一恶性肿瘤，孙犁迟迟不肯动手术，后来在领导的关心和劝说下，终于同意了。这期间我给孙犁写过许多信，祝愿他早日康复。一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10月24日，孙犁给我复了一信：

“因我大病一场，久未通信。您先后来信、来件，均收见，甚为感谢！

 

此次患病，全因我平日不注意饮食，又缺乏卫生常识，病后又一再延误，故导致危险局面。幸组织关心，医师得力，得转危为安。现手术后已经四月，恢复得还算可以，然因年老体弱，元气大伤，至今仍很虚弱。只能随时注意而已。

 

知你悬念，近稍能写字，简告如上。”

读完此信，我很欣慰，立即复他一函，表示祝福。

孙犁动手术后，经过一年多的疗养，身体逐渐恢复，从1994年开始，偶尔有些稿子寄来。特别是他遭到“病句”作者的纠缠，不得不奋起反击，一连写了8篇文章。我以为孙犁从此会能继续保持正常写作的习惯，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孙犁1994年元月14日来信说：

“我的身体，逐渐好转，已接近正常，琐事均能自理，也看点书报，还没有写过文章，因病的时间很长，不了解文坛现状，也不愿再接触，以后看情形再说罢。有时给朋友们写写信，也算是练练笔墨，思路尚佳，文字也还通顺，这就很不错了。”

1995年2月19日，孙犁在《花地》发了一篇文章叫《记秀容》，这是一篇千字文，用素描的笔法，写了几段往事，便勾勒出一个热情淳厚的妇女形象。文笔保持了孙犁一贯的简洁清新的风格。我想：人到老年，也只能写此类回忆式的文字了。于是我赶快给他发了。我多么希望能继续收到孙老的文稿呵！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的消息却接踵传来，使人感到不安。

孙犁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95年5月24日。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

振环同志：

 

来信敬悉。我近日身体不太好，简复如下：

 

一、大作已拜读，写得很好，希望多写。

 

二、“谈话”无内容，可不发表。

 

即祝

 

近安，并问

 

阖府均吉！

 

  孙犁

 

  九五年五月廿四

“大作”，指我在《羊城晚报》发的散文《老屋的荒凉》，我寄给孙犁看看，期望得到他的指教。他的评价是对我的鼓励。“谈话”，指杨栋整理的一篇访问记，记述孙犁所作的关于当前文艺方面的谈话。我为了慎重起见，特先寄孙犁审阅，既然他不同意发表，我只好退稿。

孙犁在《花地》发的最后一篇稿是《芸斋短简》，是写给韩映山的，共6封，约三千字。时间是1996年1月15日。

病魔一直死缠着孙犁，而且愈来愈严重。有时，我给谢大光打电话，问及孙犁的近况，大光告诉我：他病情较重，但头脑还清醒，谈话中还问起你，他对你感情很深，你是他最信任的编辑之一。我听了，心里有一股暖流流过。

2001年1月中旬，我收到孙犁的小女儿晓玲的一封信：

万叔叔：您好！

 

您寄来的信和贺年片都收到了，谢谢。

 

我父亲一直还住在医院，因为病重，他不能看东西，所以您的有关信的稿子不要寄来。您的书他也看不了，也不要寄了吧。这样省去您许多麻烦。

 

您对他的真挚深情，我尽最大努力向他转达了（这也算是破例了）。并告诉他您寄来了信，对他关心对他惦念对他祝福。他都听到了，点了头。就目前情况只能做到这些了。

 

父亲的病全靠药物维持，语言困难。我代他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祝您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您的身体和精力这样好，这样充沛，真让我高兴。望您百忙之中多加保重，千万不要透支体力。要注意劳逸结合才好。

 

……

 

顺颂

 

大安！

 

  孙晓玲

 

 2001.1.9于天津

读罢来信，使我知道孙犁的大致近况，心里稍微得到一点安慰。不过，我有一种不祥之感，说不定随时都会有噩耗传來，尽管那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愿不要来得太快太早。然而……

噩耗到底传来了!

2002年7月11日，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孙犁与世长辞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阴沉沉的，气温有点闷热。我起床洗漱完毕，正在阳台做广播体操，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话筒，原来是一个朋友打来的，她用急促的声音告诉我：“老万，孙犁逝世了，刚刚中央电视台播的……”我禁不住“啊”了一声，放下话筒，马上打开电视机，寻找这条讯息，但都没有找到。我给天津谢大光打电话，想进一步得到证实，但电话无人接听。我想，既然电视台播了新闻，应该不会弄错吧。“肯定是百分之一百真的了！”我不禁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这么想着，悲从中来。我在厅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道：“唉，孙老真的走了！……这一天真的到来了！＂说着，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我这一天什么也做不成，不时长长叹息，一会儿又走进书房，把孙犁赠给我的几本著作都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一本，漫无目的地翻着，翻着，但不知上面写了些什么。此时的我已变得神思恍惚，心头乱糟糟的，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天。

晚上，谢大光终于来电话了，他用低沉而又缓慢的语气说：“老万，孙犁先生逝世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今天早晨六点。”我说：“这是我意料中的事，不过，想不到竟来得……”我一时说不下去，停了停才又说：“孙犁先生对我们《羊城晚报》支持很大，我要给《花地》主编打招呼，请他组织一批作家写纪念文章，我也要写……”大光忙说：“对，对。你跟孙犁联系十几年，对他非常熟悉，写他最有资格，也最有发言权的。”我说：“你也要写啊。”他说：“我现在心里很乱，静不下来，以后再说吧。”

7月12日，《羊城晚报》转载了新华社关于孙犁逝世的电文。全文如下：

笔耕七十五载  创立“荷花淀派”

 

孙犁病逝

 

据新华社电  著名作家孙犁昨天早晨在天津病逝，享年90岁。

 

孙犁1913年出生于河北安平，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创作，著有《荷花淀》、《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村歌》《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10种散文集传世。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是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7月15日，“孙犁治丧办公室”给我发来的“讣告”收到了。今天正好是为孙犁先生送别的日子。我凝立阳台良久，面向北方，仰望蓝天白云，捎去我的一片哀思……

确实，孙犁先生的逝世，令我无比悲伤。1985至1995年，我与孙犁通信整整10年，收到他82封来信，经我手在《羊城晚报》为他发表了75篇文章（连同1985年以前发表的则一共103篇）。1996年以后直至辞世，孙犁虽然不再写作和写信了，但我一直有信给他，他的状况我间接是知道的；他也多次通过前来探望的友人谢大光询问我的情况。特别是十年中的直接通信及两次见面，耳濡目染，孙犁先生的高尚的人品和文品，堪称文艺同仁们之楷模，使我毕生难忘。

孙犁逝世后，我花了几天时间，写成一篇题为《一棵参天大树》的文章，送到《花地》。《花地》主编決定编一专版纪念孙犁，于7月27日见报。

我给孙晓玲打了电话，对她父亲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我有几次喉咙哽咽说不下去，在电话中并询问了告别会的情况。晓玲表示感谢，又问：“万叔，我这儿有父亲告别会拍下的遗容，还有会场的照片，您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啊。这是对孙老的最好纪念。”“好，我给您寄来。还有天津邮局发的纪念信封。我也在《天津日报》写了纪念文章，一块给您寄来吧。”我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明天我也将在《羊城晚报》和《文学报》上发的纪念文章，给你寄去。晓玲，孙老虽然与世长辞了，你是他的后代，我希望我们要长期联系下去，不要生疏了！”晓玲兴奋地说：“好啊！我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您，我知道您跟他一直很要好。”

过了几天，晓玲的信收到了。一共两张照片：一是孙犁先生遗容，他身穿黑呢制服，头戴一顶黑绒帽子，安详地躺在荷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靠墙一边摆满花圈；二是告别会会场高挂孙犁遗像一幅，旁边鲜花簇拥，上悬一幅“沉痛悼念文学大师孙犁同志”的横额。还有一个天津邮局发行的纪念信封，左端有一幅孙犁微笑的肖像，旁边是荷花盛开的国画，下有一行“沉痛悼念中国当代文学大师孙犁同志”的小字。我把这些珍贵的物品用透明胶袋密封装好，放置于“孙犁书信（原件）集”里，便于经常拿出来瞻仰。

孙犁逝世后，作为与他交往了17年的朋友，我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尊敬的作家和友人呢？对，我要力所能及地为他做些宣传工作，首先把他写给我的82封书信，以及我给他的复信，全部整理出来，输入电脑；然后，把我与他的交往写成一篇详细的回忆录，从我——一个编辑的角度，来表现孙犁高尚的人品和文品，我想，这对读者是会有一定的启发的。我把自己的想法，曾经同一些好友交谈过，他们认为很有意义。我于是开始这么做了。

一天，天津刘宗武先生给我写来一封信，通过其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也是孙犁作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平日与孙犁有些交往，他是从孙晓玲那里得知我的地址的。信中，他要求得到孙犁给我的全部信件（手稿）、书法复印件以及与我的合影，还有我所写的关于孙犁的文章，等等。他正在编一本《孙犁纪念文集》，将来还要编一本《孙犁书信全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快就把孙犁书信手稿为他复印一份，给他寄去了。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孙犁全集》，把他写给我的82封书信全部收进去了。刘宗武收到这批复印件后，非常高兴，来信表示感谢。他还热情洋溢地说：“您与孙老将近20年的交往中，这么融洽，这么和谐，这么友好，可以说是编者与作者合作的典范，不可多得的佳话。所以，您还是应多写一写孙老的事。就这一大把信的往还，就可以写个小书，让年轻的编辑，学学怎样与著名的老作家交往，其宝贵经验是什么。”

刘宗武先生这番话，是出于一片诚意的，也是对我的一种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样做，确实是对孙犁先生的一个最好的，也是永恒的纪念。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很乐意做好它。

孙犁先生虽然永远离我们远去，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宗师，广大读者痛失了一位尊敬和爱戴的作家，《羊城晚报》失去了一个可敬而又勤奋的撰稿人，而我痛失了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但是，孙犁留下的数百万字浸透着荷花清香的作品，将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成为中国人宝贵的精神食粮！

他是一棵参天大树，永远枝繁叶茂；

他是一座文学丰碑，永远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