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十载磨一剑玉峰堪截云——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十年纪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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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磨一剑玉峰堪截云——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十年纪实（上）

作者：汪澜 发表时间：2021-08-16 点击数：240

2014年3月，早春的巴黎乍暖还寒。

临近月末，一座高3米、占地约71平方米的圆筒型装置，出现在著名的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前。那是一个名为“360度上海”的体验式图片展，展出的作品皆出自德国著名建筑摄影师汉斯之手，独特的构图和光影效果，让法国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今上海的城市人文风貌。

此时，展览中心内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巴黎书展。2014年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受邀以主宾城市身份参加巴黎书展，广场上的图片展，正是为活动宣传造势而设。这次书展，上海方面派出了一个百多人的庞大团队，我随上海作家代表团见证了整个活动。

3月22日，我正在上海展区参加中法作家的对谈活动，忽然从不远处传来阵阵掌声，循声望去，原来主展台正举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以下简称《庭审记录》）的全球首发式。主席台上，一列中外嘉宾共同揭开一块红绸布，一大摞码放整齐的精装本图书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我想起行前会上的介绍，这套书的全球首发，是上海展团的重头戏，从现场中外嘉宾的反应及之后媒体的报道看，这套83卷的煌煌巨制的出版，确实在国内外学界和出版界引发巨大的震动。尤其让人惊叹的是，这个项目最繁难的索引、附录部分的承担者——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尚不满三年，而在此之前，关于东京审判的文献整理和出版，在国内还是空白。

图1：2014年3月22日法国巴黎书展，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含索引、附录）全球首发仪式的中外嘉宾。从左至右为：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主任雅克-奥利弗·布东、上海交大东京审判中心荣誉主任向隆万、中心主任程兆奇、上海新闻出版局长徐炯、发布仪式主持人曹可凡、交大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作者之女娜塔莉。.jpg

_{2014 年 3 月 22 日法国巴黎书展，出席 83 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含中文索引、附录）全球首发式的中外嘉宾。从左至右为：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主任雅克·布东，上海交大东京审判中心荣誉主任向隆万、中心主任程兆奇，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发布仪式主持人曹可凡，交大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作者之女娜塔。}

说起来，巴黎书展算是我与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第一次接触，巧的是在飞巴黎的航班上，我还邂逅了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交大数学教授向隆万。在简短的交谈中，对中心及他个人所做的工作留下些微印象，而真正走近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则是在多年之后了。

2019年和2020年，我为画家李斌的巨幅文献式全景画《东京审判》和上海电视台的8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分别撰写了两篇纪实长文，采访中，李斌和纪录片总导演陈亦楠多次提到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领军人物、中心主任程兆奇及其团队的无私帮助——不仅在史实咨询和史料支持方面有求必应，而且在作品基调和创作理念上，给予他们十分重要的启示。为了解这背后的故事，我开始了与交大研究中心的接触，陆续结识了多位团队核心成员。程兆奇教授还将我拉进中心微信群，并邀我参加了多个研讨交流活动。

与中心打交道的次数多了，渐渐感觉这个团队“不一般”。作为全球首个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文献整理和编译的学术机构，中心的实际在编人员迄今不过四五人，研究团队老的老、小的小，尽管任务繁重，氛围却融洽而温馨。微信群里也常有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交锋，可一旦有人求证某个具体问题，或询问某个史料的出处及相关参考书籍，立马会出现多条回应，有的帮助上网搜寻线索，有的表示愿意提供自己收集的资料和藏书。联想到世人诟病的学术圈各自为政，争名夺利的时弊，你不得不对这个群体的协作精神和纯净之风肃然起敬。

不久前，我跟随研究团队赴绍兴越秀外国语大学参加中心与该校合作翻译项目的研讨活动。活动开幕式上，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在向越秀师生介绍交大研究中心的发言中，用PPT给出了一份最新的“成绩单”：

中心成立以来，
——承担了国家级、部市级多个重大研究课题；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设立的“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已出版大型史料文献300余卷，先后多次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上海图书奖等重要奖项；
——先后7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活动，《东京审判文集》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得英文版权，列入“剑桥中国文库”；
——提供学术支持的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获第21届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国内外奖项；
——学术建言多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被国家采纳的决策咨询达10多次。
……

不到十年的时间，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有限的人力，捧出这样一份厚重的“成绩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我萌发出深入探究的冲动，我想搞清楚，“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这个创造奇迹的团队，这些创造奇迹的专家学者们，究竟有怎样过人的本事和“魔力”？

一本新书引出的中心创建故事

第一个接受我采访的，是交大原党委书记、中心顾问王宗光教授。王书记虽然退休多年，却是中心的“常客”，中心的大小活动常常会见到她的身影。起初我以为她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白发素颜的她儒雅而谦和，发言不落俗套。后来才得知，她是交大老领导，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的见证人，也是重要的推动者。

图2：上海交大老领导王宗光教授(压缩).jpg

_{原上海交大党委书记、中心顾问王宗光教授}

我对王书记的采访约在了交大老办公厅底楼学校为老领导新调整的办公室里。进房间时见一位老部下奉校办领导之命正在做她的“工作”，听意思是想说服她将办公室的老旧家具换成新的。王书记执意不从，说，这些沙发橱柜跟了她多年，“有感情了……都还能用……不必破费了”。

送走老部下，王书记跟我聊起中心创建前后的故事。

那是2011年春节前夕，王宗光从校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不久，向隆万教授给她送来出版不久的心血之作《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这是他退休之后耗费多年心力，编写的关于父亲向哲濬率领中国检察官团队征战东京审判的第一本专著，王书记深知此书的价值，她对向教授说：“可否再给我一本，我想送给老学长”，同时嘱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写一封信，我帮你带过去。”

_{《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年出版}

王书记说的“老学长”是一位老领导，因为曾是交大校友，退休后参加了不少母校的学术活动。老学长在沪时，校领导也会登门看望。他立下一条“规矩”：欢迎你们来，但不许带任何礼物，如果有近期的好书，可以推荐我阅读。

这一年的春节，王书记和张杰校长一同去给老学长拜年，送上了向教授的书，附带一封用毛笔手书的给老学长的信函。信中叙述了自己近年去海外寻觅东京审判原始资料，写作该书的经过，同时有感于国内相关资料极度匮乏的现状，建议由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这些重要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老学长欣然收下该书，继而展开信札。他先是被向隆万的俊秀有力的行楷书法吸引了，连连称赞“好字，好字”，及至看了信的内容，表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春节过后不久，有消息传来，老学长将信函批给了有关领导，得到高度重视。有关方面认为东京审判研究具有战略意义，要求国图收集复制这些珍贵的史料，同时指示选定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研究，为我所用。

在教育部的协调下，我国首个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当仁不让地落户在了上海交大。

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徐汇老校区图书馆隆重举行。张杰校长在致辞中说：东京审判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然而在东京审判相关研究方面，却长期被日本和西方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改变这一现状。”

图4：2011年5月3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时任校长交大张杰（左）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时任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为中心揭牌。.jpg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式上，时任交大校长张杰（左）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时任中国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为中心揭牌。

“把最好的研究者请进来”

据说中心成立之前，一次由张校长召集的筹建协调会上，校领导纠结于领军人物的人选，时任交大历史系主任的曹树基教授说：“放心，我会把中国最好的研究者请进来。”

他说的这个“最好的研究者”，就是现任中心主任程兆奇。

程兆奇至今还记得，2011年2月18日的晚上，曹树基火急火燎地跑到他家，告知交大将新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消息，说：“于公于私，这次你都必须过来”。2004年交大历史系成立时，曹树基就曾动员他加盟，他因“懒得挪窝”，婉拒了。这一次，程兆奇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中心成立的时候，程兆奇被聘为首席专家。同年5月10日，中心被列为学校第一批文科基地；10月31日，中心申报的“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获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程兆奇先是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出任项目负责人，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心主任。

图5：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程兆奇.jpg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程兆奇。

在引进交大前，程兆奇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业界知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他的专著《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被认为是这个研究领域有分量的经典之作。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程兆奇常去日本，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久争不息”，成为一个“社会关注度相当高的话题”。走进书店，“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历史事件有‘南京事件’那么多的著述”。90年代末，多次陪同东史郎先生来华忏悔的刘燕子女士联系程兆奇，希望一同翻译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他不似其他论争者纠缠于南京大屠杀的“有与无”、受难人数的“多与少”，而是着重探究“日本大众”的“责任”。此书详细论述了日本大众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混杂着“天皇崇拜”、“鄙中情绪”的特殊的“精神构造”，“强调战时日本大众与其说是‘受害者’，还不如说是战争的推波助澜者，所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程兆奇的这本译作2000年在香港商务出版，他说这是自己涉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个“触因”。而深度“卷入”是在2000年，他成功申报题为“日本南京大屠杀论著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之后。

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因立场不同分为“屠杀派”、“中间派”、“虚构派”三个派别。90年代中期之前，屠杀派尚占据主流地位，然而到千禧年前后，虚构派与中间派渐趋合流，加之被日本右翼利用，其“喧腾”之势竟“胜出一筹”。遗憾的是，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学界，对“虚构派”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质量的、针锋相对的专论并不多见。有鉴于此，程兆奇将课题聚焦在了对虚构派的剖析上，不仅细读了数十本虚构派、中间派的代表性论著，还循着他们引以为据的所谓“根据”，对日本的相关材料做了彻底地清理，“想看看这些材料是否可靠，能否证明他们的结论，能证明到什么程度”。

这个课题的成果后来集结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一书，面世后在史学界引发不小的震动和关注。我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权威专家孙宅巍评价该书“特点鲜明，独树一帜”，文字“极具杀伤力和震撼力”，显示出作者“过硬的学术功底”，“把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6：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版.jpg

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版。

尤其令专家们叹服的是，书作者十分擅用对方“引以为据”的材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扎实考证的研究方法，为国内研究界带来一股理性新风，同时也在日本学界引发关注。

日本学者津田道夫说：“作者通过全面网罗日本的公刊史料，以比较、考证来追近真相的贤明的方法达到了事态各方面的解明，不能不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说：程兆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堪称研究跨国历史争议问题的楷模。”曾经将他的文章翻译成日文的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说：“程教授的文章篇篇击中虚构派的要害，确凿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述，让他们哑口无言，无法辩驳。”

在做这个课题时，程兆奇时常感到困惑：多年来我们投入了那么大的力量做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积累了十分可观的文献和著述，但为什么否定的声音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依然会有不小的市场？除了近年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及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研究界自身是否也有值得反省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曾在2003年举办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沙龙活动，邀请程兆奇作第一讲。南京是国内这个领域研究的重镇，前来聆听演讲的有包括孙宅巍、经盛鸿等的前辈专家和王卫星、张生、杨夏鸣等一批中生代的学者。

程教授在演讲中梳理了日本论争的由来和现状，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掘日军暴行对中国人造成的物质精神损伤方面，二是对‘原因’‘性质’的探讨；前者几乎是在一个方向上的增量工作，后者因对事实的认定以现有结论为前提，严格说并不是一种史学的工作”。他指出，我们的批判“之所以未能收澄清之效，未能‘唤醒’日本民众的多数，当然有传布面有限等众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批判多从‘观念’出发，对证据重视不够”。

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程兆奇给出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三条建议”：

（1）在时隔70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不必和“情感”纠缠的“历史事件”来研究；
（2）对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
（3）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己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

据张连红教授回忆，2003年程兆奇的那次演讲，在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他的相关著述，在当时史学界也引发了振聋发聩的效应。而程教授则对南京学者的“坦诚”和“通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的发言比较尖锐，也许不乏“偏见”，“但南京学者包容大度，给予了最善意的理解”。会后南师大的经盛鸿教授到他下榻的饭店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和交流，坦言自己之前的论文确有“结论先行”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说，这些“变化”的背后，程兆奇的推动“居功甚多”。

程兆奇被引进交大，聘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时，虽然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实力派专家和这个研究领域的理性派代表人物，但他对于东京审判的涉猎却并不多，据他所说，来中心前，他仅发表了三篇跟东京审判相关的论文，且两篇的起因和落点都与南京大屠杀相关。交大之所以“委以重任”，选定他作为这个新建学科的领军人物，也许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确实比较薄弱，这个细分专业可供选择的领头人实在难觅；另一方面，也是看好程兆奇教授扎实的史学功底、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他特有的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吧。

“追赶”和“重建”从何处入手？

西方和日本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几乎在审判结束后就同步展开，尤其在日本，数十年来围绕东京审判“合法性”、“正义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西方学界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近二十年间相较于纽伦堡审判有所“式微”，但即便如此，也积累了数十种学术专著。

按说中国是二战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国，法庭起诉书的55条诉因，有20项与日本侵华战争及在华暴行直接相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让国人“扬眉吐气”的重大历史事件，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遗忘在国人的记忆之外。虽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一些零星的叙述文字和著述面世，但关于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总体上尚处在“空白”状态。

1983年，日本在原巢鸭监狱旧址建造的太阳城曾召开“迄今最重要的”一次东京审判国际讨论会，西方和日本的重要学者，东京审判法官中硕果仅存的荷兰的勒林，及其他一些亲历者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因出席人员的分量及议题广泛而重要，被冠以“里程碑”的意义。幸而当时正在日本访学的南开大学教授俞辛焞被邀请出席了会议，从而避免了中国学者缺席的尴尬。这一状况，与东京审判对于中国的意义，与中国代表团对东京审判做出的突出贡献，都是极不相称的。正因为此，学界对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寄予很大的期望。

面对与国际研究界的巨大“差距”，我们的“追赶”和“重建”从何处入手？程兆奇和中心的专家们经过研究论证，给出三条路径：

一，分期分批出版全部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包括全部庭审记录，国际检察局档案，法庭事务局工作记录，以及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等留下的记述文字等；
二，翻译出版日本和西方东京审判研究代表人物的代表论著；
三，依托获批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开展“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将文献整理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对将文献整理出版列为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有人开始并不十分理解，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六个月，文献档案浩瀚繁杂，体量巨大，整理出版不仅费神而且费时；另一方面，在现今高校考评体系中，文献整理不计入学术成果，这会影响参与工作的年轻学者的职称职级晋升。

但中心坚持将此作为最急迫、最基础性的工作。最先启动的就是2014年在巴黎书展亮相的《庭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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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文献。

《庭审记录》堪称东京审判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文献。当年东京审判指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日文，审判结束后，两种语言的庭审记录分别由美日两国的国家档案机构收藏。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和英美分别影印出版了日语和英语的庭审记录，但这些出版物早已脱销。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滞后，多少与基础文献的缺乏有关。

我国首次出版的《庭审记录》，是交大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及国图出版社、交大出版社协同努力的一个大项目。国图作为中心的共建单位，从海外购得完整的庭审记录缩微胶片，三方工作人员对近5万页庭审记录逐页审阅，将缺页、重复页、残页、字迹模糊页、特别说明页等逐一做了记录。为补全缺漏，工作人员多次赴海外，搜寻补得7000余页缺藏记录，基本补齐了原始文献。

由于《庭审记录》内容庞杂，卷帙浩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西方和日本的出版机构都曾为《庭审记录》编撰过索引类的工具书。但这些“索引”大多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检索内容往往根据各自需要，并未覆盖记录的全部范围，其中可检索的“主要人物”甚至不到全部人物的十分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中国学者的研究，交大研究中心组织编纂了3卷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为让《索引》与《庭审记录》同步出版，中心“舍下其他工作把这一任务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程兆奇语）。

这套《索引》的主要特色被总结为4个“首次”：

首次以庭审记录中所有人名为对象编制全文人名索引；首次以中、英、日三种文字编制证据索引；首次将出庭人物和重要事件单独作为主题编制索引。附录则首次对东京审判研究最多的日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提要和评点；首次对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被告及未及审判的126名A级战犯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对证人、辩护律师等其他重要参加人员和所有出庭人物作了汇总；包括了以往国内不甚了了的东京审判的相关制度、史实、文献、研究成果等基本知识。

正因为此，该书被评价为迄今为止关于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最为详尽的索引类工具书，也是迄今有关东京审判最为详尽的辅助读物和研究工具。

人们不知道的是，为了成就这些“首次”和“最”，中心的研究者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烦劳。

为历史文献编纂索引，是一项十分繁琐枯燥的工作。当年由于东京审判的任务“繁难艰巨”，原始庭审记录出现疏漏和笔误在所难免。中心研究者仅初步核查，就发现各种问题不下数千个，其中问题最大的是人名。由于当时人名的拼写尚未规范化，加之由不同人员录入，以及方言等原因，不少人物在英文记录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拼法。如山本五十六有2种拼法，土肥原贤二有3种拼法，段祺瑞有5种拼法，张学良有7种拼法，东京审判第一个出庭的中方证人、曾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其名字在记录文本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13种不同的拼写。笔误方面，如将马歇尔（Marshall）错录成“大元帅”（Marshal，英文拼写少了一个字母）等等。针对这些错误，研究人员反复辨析，多方考证，并参考了日文版的庭审记录，尽最大努力保证了《索引》的准确性。

对于文献整理，程兆奇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文献整理，有如地基，对建筑物是否牢靠实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一直有一个偏见：史学走出粗放化阶段后，衡量一个作品的价值，“真”、“难”、“繁”是最基本的指标，空有“宏大”，固然是空中楼阁，即使所谓“高明”，如没有扎实基础，也只会流入与史学无关的谈玄。

这段文字，很好地回答了历史文献整理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给出了衡量“价值”的基本标准，如今，它已化为中心同仁的共识和自觉。

中心成立之初，程兆奇估算文献整理的相关工作，全部完成“费时当在十年以上”，今年恰逢中心成立第十个年头，在83卷《庭审记录》出版之后，又陆续出版了5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及中英日文索引与附录）、73卷《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英文版及中英日文索引与附录）、12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中译本）、1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一辑）》，不久前，又推出101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

“孤舟”遇上“坚实可靠的大船”

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做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的同时，有关的学术研究也在同步推进。

2013年11月，黄红绿相间的秋叶装点着交大闵行校园，昭示着又一个收获季的到来。11月12日，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纪念日，国内外数十位东京审判研究专家聚集到这里，参加交大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

图8：2013年11月，首届“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现场.jpg

2013年11月，首届“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场

会议对标业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1983年东京太阳城国际研讨会，嘉宾名单中，日本学者荒井信一、粟屋宪太郎、中里成章、芝健介、内海爱子、山田正行、林博史、武田珂代子、小林元裕、丰田雅幸，美国学者大卫・科恩、户谷由麻、杨大庆等国际知名学者赫然在列。

参会嘉宾中，关注度最高的当属被尊为“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的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粟屋宪太郎。粟屋并非最早研究东京审判的日本学者，1983年他出席太阳城会议时，才四十多岁，但正是那次会议促使他前往美国等地搜集相关档案，“开创了东京审判研究利用原始文献的新阶段”。粟屋在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陆续编撰了数十本相关的学术书籍，其代表作《通往东京审判之路》，2013年在日本再版时，出版社的推介词称之为“金字塔式的著作”。粟屋还是日本第一个系统证实日军在二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学者，《关于毒气战的资料》等一批珍贵史料的出版，推动了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他主编的众多文献史料，更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基本资料，由此他被业界公认为迄今为止东京审判研究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学者。

图9：2013国际研讨会-粟屋宪太郎演讲.jpg

粟屋宪太郎在研讨会上做题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的由来和现状》的演讲。

粟屋对日本右翼一直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其父1945年战死于菲律宾，灵位被合葬于靖国神社，但他从不去参拜，且直言靖国神社合葬战死者的灵位没经过家属同意，是“独断专行”的行为，对此他“不认可”也“非常不可理解”。

粟屋先生是中心主任程兆奇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当年在日本时，两人就有交往，结下诚挚的友谊。得知上海交大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粟屋十分兴奋，他对中心的研究规划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在被中心聘为学术顾问之后，他表示期望一起“合作研究一些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遇冷的现状下，他想“从学术层面增加交流，为打开僵局做些努力”。得知中心举办国际研讨会，他不仅帮助推荐、联系了多位国际著名学者，还特意提前一周来上海“帮忙”。

当时采访过他的文汇报记者吴宇桢回忆，在先生居住的酒店，他“俨然把这个不是很大的房间变成了一间研究室。沙发上、茶几上、写字台上，到处散落着他从日本带来的学术书籍”。当时粟屋的身体状况并不很好，两年前左腿开始莫名的疼痛，“从教师学术活动中心到学校餐厅，不过百米的路程，他几步一歇，足足走了近一刻钟”。可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上海的研讨活动，会上，他所作的题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的由来和现状》的演讲，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议之后，粟屋先生多次来沪参加研讨和讲学活动。2017年，他还专程来中心为年轻学者和学生做了系列讲座。赵玉蕙回忆：先生每次来上海“都吵着要啤酒咖啡，每次讲座和分享会都会做极详细的准备”，真是一位“可爱又认真的先生”。不幸的是，2019年秋，“可爱又认真”的粟屋先生因病逝世了，消息传来，中心微信群里一片唏嘘哀悼之声。中心原本计划筹办一个追思会，无奈因为疫情未能如愿。

国际东京审判研究界痛失了一位大师级的研究者，但粟屋先生对东京审判研究的重大贡献，及对中国研究界热诚无私的帮助，将被学界和公众永远铭记。

图10：2013年11月14日，首届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嘉宾在苏州合影.jpg

2013年11月14日，首届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代表在苏州合影。

让我们回到2013年的研讨会，那次会议，让国际专家欣喜地看到了这个领域中国研究力量的“异军突起”。

2011年中心成立之初，向隆万曾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东京审判文集》，它也是“东京审判研究丛书”标号“1”的书籍。文集除选录了向哲濬、倪征燠、梅汝璈三位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的遗稿外，还收入了何勤华、孙宅巍、程兆奇、宋志勇、张生、翟意安等6位中国学者的9篇论文，这基本就是我国这个领域学术研究当时的主要家底。

时隔三年时间，在中心举办的首届国际研讨会上，有20位中国学者提交了18篇论文，数量接近全部30篇论文的三分之二。论文作者既有步平、曹大元、曹树基、程维荣、程兆奇、季卫东、刘统、荣维木、曹大臣、王卫星、杨夏鸣、王选等资深研究者，还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甚至还有一位在读研究生。论文的议题涉及东京审判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主要人物，法庭辩论辨析及历史观、国际法乃至语言和文献翻译等多个方面，尤令国际研究者称赞的是，不少论文不仅材料新鲜，视角独特，而且是在“深入文献基础上的成果”，这标志着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有了很大的推进”。

在西方史学界，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关注度远不如纽伦堡审判研究，这使得坚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或多或少有势单力薄的孤独感。参加研讨的西方学者，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学者的实力和潜能的同时，更为发现众多同道而感到欣慰和高兴。嘉宾户谷由麻是一位日裔美国学者，200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京战罪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正义追求》，奠定了她在这个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研讨会闭幕式的发言中，她说自己在西方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感觉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参加了中国的研讨会发现这里“有一艘驶往东京审判研究彼岸的方向明确、坚实可靠的大船”，“这是东京审判研究者之幸”。

图11：出席首届国际研讨会的夏威夷大学教授户谷由麻.jpg

出席首届国际研讨会的夏威夷大学教授户谷由麻。

有此感觉的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也有一些独自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前因资料匮乏举步维艰。交大研究中心的成立，让他们有一种“找到组织”的兴奋，陆续出版的文献资料，更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有学者形容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犹如一块吸力巨大的磁石，将散落在各处的研究力量吸引、整合了起来。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战后审判研究专家顾若鹏（Barack Kushner）曾多次参加中心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他观察到，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即将于中国出版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中文版“前言”中说：“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及其他学术机构的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该学术在中国的研究正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且无论在研究方向上还是在关注的问题上都有所创新。”

图12：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右二）造访交研究大中心。左一为程兆奇教授，右一为刘统教授.jpeg

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右二）造访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左一为程兆奇教授，右一为刘统教授。

“异峰突起”的“逆行者”

回首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十年走过的历程，向隆万教授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有年轻学者称程兆奇和他是中心的两根“擎天柱”：程教授无疑是中心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向教授则是中心创立的推动者，也是中心对外交流和宣传的使者。中心建立以来，他俩的配合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多年前我在飞机上偶遇向隆万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学者，温文尔雅，亲切和善。及至熟识之后，才知他亲和的外表之下，有着火一般燃烧不尽的激情。

2021年2月4日，立春的第二天，暖阳如约而至，和煦的春风一扫盘亘多日的阴雨天气，人们的心情立时明媚了起来。

上午十时左右，中心微信群里，程兆奇教授上传了一则向隆万老师手书的调寄《千秋岁引》词，大家方知今天是向老师的八十周岁生日，群里立时热闹了起来，天南海北的同道和朋友们纷纷留言表达祝贺。

程教授不无遗憾地说：若不是因为疫情，真应该做个仪式庆贺一下。

向老师说：写这首“打油词”正是为了“表达感慨和感谢”。

向隆万的《千秋岁引》全文如下：

挚友家人，同歌寿曲，耄耋之年始今日。回眸此生何幸运，沧桑巨变俱亲历。换人间、经风雨、随家国。
避倭湘南匆隐匿，负笈泰西奋求习，三尺讲坛纸和笔。微分积分常伴我，晚年史迹从头觅。步先慈、溯真相、颂勋绩。

图13：向隆万80岁生日自书调寄《千秋岁引》(压缩).jpg

向隆万80岁生日自书调寄《千秋岁引》。

向隆万教授的八十人生，虽没有经历父亲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但同样丰富而精彩。词的后半部分，寥寥数笔，勾勒出他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

“避倭湘南匆隐匿”，说的是他的童年。

1941年2月，向隆万出生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岁月。出生不久，母亲带着他和姐姐辗转去湖南老家避难。1946年2月他随母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接受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任命去了东京。那时向隆万刚满5岁。

父亲这一去就是两年多，等到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祖国时，国内的时局正在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他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司法院大法官。但他更乐意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从1949年开始，他先后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复旦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学专业撤销之后，他成为上海社科院的首批成员，1960年被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聘为外语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在向隆万青少年的记忆里，父亲从来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

图14：向隆万5岁时的全家福（压缩）.jpg

向隆万5岁时的全家福。

1958年，向隆万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他最初的志向是学历史或中文。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数理化很差？向隆万说其实都不错。向老说，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应该学数理化。接着又加了一句：“学人文社科呢，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

向隆万那年17岁，对父亲的后半句话并不十分理解，但还是改了志愿，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后来因国家亟需培养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人才，被转到复旦数学系代培。1963年他从复旦毕业，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任教。198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调回上海交通大学，直至退休。“三尺讲坛纸和笔，微分积分常伴我”，正是他40载教学生涯的写照。

父亲对向隆万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外语的重视上。父亲早年在清华学堂完成英语启蒙后，被派往美国耶鲁大学文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不仅精通英美法律，而且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上世纪50年代大陆高校取消法律专业之后，他的英文专长也算派上了用场。

向老先生对教人学英文不仅热衷，而且十分执着，即便在十年“动乱”中也乐此不疲。向隆万回忆，20世纪70年代，没有可用的英文教材，父亲买了几十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扑克牌一样，见到年轻人就送”。无论是停课在家的学生，还是修皮鞋的、送信的，他逢人就问：“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他家附近的烟纸店有两兄妹，哥哥兴趣不大，妹妹却很想学，向老每个星期上门教女孩。恢复高考后，女孩考上了大学，之后去美国深造，考取了联合国的翻译员。她说：“是向老改变了我的命运。”

向隆万在西安交大任教时，父亲鼓励他用英文写信，每收到一封信，他都用红笔逐字逐句地批阅修改，然后再寄回给儿子。1979年教育部选拔公派留学人员，向隆万顺利通过了英文测试，这才有了他“负笈泰西奋求习”的一段经历。80年代初，向隆万先后赴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他说：“是父亲的‘函授’，帮我打下了英文基础。

“晚年史迹从头觅，步先慈、溯真相、颂勋绩”，说的是向隆万退休至今，投入巨大热情和精力去干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成就了他人生的“异峰突起”。

促使他去干这件事情的机缘出现在2005年的秋天。

这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9月间，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东京审判做出历史性的高度评价。

媒体打听到向隆万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纷纷找到他，想从他嘴里挖一些父亲参与东京审判的独家秘闻，没想到他“一问三不知”。这也难怪，父亲向来做人低调，加之曾为国民政府检察官、法官的身份印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自己亲历的这段历史三缄其口，生前几乎没有跟子女说过任何关于东京审判的事情。

向老先生生前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东京审判，是1983年上海法学学会、国际关系学会的一个座谈会上。他引用当年南京审判日本BC级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话“我已经是活不久的人了，但我一定要为历史作证”，向老重复道：“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遗憾的是此时向老已是91岁高龄，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无力留下更多的文字记录了。

虽然向隆万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关于东京审判更多的信息，但作为参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法学先驱的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多少让他感到窘迫和愧疚。

给他带来更大触动的是不久后国产新片《东京审判》的热映。向隆万曾受邀参加影片的首映活动，他说看完影片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东京审判终于重回国人视野，唤起人们对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学界前辈艰苦卓绝工作的重视；忧的是片中父亲的形象与本人相去甚远。尤其让他忧虑的是，影片为了追求戏剧效果杜撰了一些情节，如日本右翼暗杀梅汝璈的行动，还有让梅法官和向检察官在小酒馆互通情报，商议庭审策略等等，殊不知这恰恰是法庭之大忌，东京审判开庭后，是严格禁止法官和检察官有任何接触的。这些硬伤，深深刺痛了向隆万，他担心这样的叙述会误导公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甚至会给日本右翼提供口舌。

影片问题多多，但向隆万感觉实在难以怪罪编导，因为当时可供参考的史料少得可怜，当事人也大都离世。作为东京审判重要亲历者的后人，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追寻，去挖掘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时借此加深对父亲的了解。

这时向隆万刚刚从上海交大退休不久，他有意用自己的余生，来做这样一件“从头觅”、“溯真相”的事情。

从2006年开始，向隆万多次自费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凭着在资料索引中输入“向哲濬”和“东京审判”等关键词，在浩瀚如大海的史料中一点一点寻觅相关线索。这位没有丝毫历史和法学背景的数学教授，硬是凭着意志力和最原始的“笨办法”，一步一步接近东京审判的核心史料。

图15：2015年，向隆万夫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jpg

2015年，向隆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找到并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记录稿，包括10次在法庭上的讲话和证词，翻拍了数十张珍贵的法庭现场照片，还查找到两段父亲法庭演讲的录像资料。

东京审判最初阶段，围绕日本东亚地区侵略罪行的起诉时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日本方面辩称：中日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之前的皇姑屯、卢沟桥等事件发生时都没有宣战，既然没有宣战，就不存在战争。对此，向检察官在1946年5月14日的发言中予以严辞驳斥：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图16：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压缩）.jpg

法庭上，向哲濬的发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这是他第一次从镜头里看到那个年代父亲的真实影像，看到父亲掷地有声的诘问，向隆万顿觉心跳加速，泪水模糊了眼睛，原来父亲不仅是位温良恭俭让的好好先生，他还有为了民族大义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那一面。

回国后，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批父亲在法庭上的演讲翻译成中文，连同母亲的回忆录，一起编进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2010年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2011年5月，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向隆万出任中心名誉主任，然而他并未止步于这个“名誉”身份。中心成立以来，他参与了多个基础文献出版的大项目，同时继续着他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探究与开掘。

2014年，向隆万出版了《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及法庭陈述》一书，其中向哲濬的法庭陈述，从上一本书的10篇扩展到20篇。

2019年，向隆万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这是一本面向公众的普及读物，人们称它是梅汝璈法官亲撰，梅小侃、梅小璈姐弟整理的《东京审判亲历记》的姐妹篇。与《亲历记》的法官视角不一样的是，《征战记》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向哲濬带领中国检察官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征战”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近年来他还多次代表中心赴欧美及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区，参加有关东京审判的国际研讨和中心研究成果的对外发布、推广活动。他还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国内数十所大学和社会团体做了几十场讲座。从2013年起，中心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东京审判》通识教育课程，由向隆万和中心青年讲师赵玉蕙主讲。这是东京审判第一次进入高校课程。让人意外的是，这一相对冷门的课，竟受到学生们的热捧，选课时若下手晚了，常常会因满员而被拒。

赵玉蕙回忆说，有一个学期约有200多个学生选了这门课，因为人多，上课被安排在一个400座的梯形大教室，16学时的课程向老师讲前半段，她讲后半段。赵玉蕙清楚地记得上半段课程即将结束的那一天，向老师做内容小结，讲着讲着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说：“若没有当年先辈们在法庭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对日本A级战犯的严惩，也就不会有我站在这里为大家授课。同学们愿意学习了解这段历史，我十分感动，先辈们也会感到欣慰的。谢谢你们！”说到这里，向老师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学们愣了一小会儿，然后使劲地鼓起掌来。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赵玉蕙被深深震撼了，前辈授课时的激情投入，以及不经意间展露出的品格风范，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里，这样的言传身教，对踏上教职岗位不久的年轻教师而言，不啻是永生难忘的一课。

向隆万对东京审判历史的普及推广，还登上央视大平台。2015年，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策划推出了5集《东京审判》系列讲座，向隆万应邀担任主讲嘉宾。节目播出后，意外地获得不俗的收视率，并获得该频道的年度优秀节目奖。

去年下半年，当年节目的编导孙辉刚又找到向隆万，希望制作新一季《东京审判》讲坛节目，计划在今年9月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前后播出，新节目依然由他担纲主讲，向教授欣然应允。

图17：2021年1月，向隆万在央视录制“法律讲堂”节目.jpg

2021年1月，向隆万在央视录制“法律讲堂”节目

整个夏天，向隆万都在撰写、打磨讲稿。这一季节目最初框定为10集，可他一气写了18集，容量是第一季的三倍多。编导孙辉刚用“惊喜”二字形容他读到讲稿时的感觉，如果说第一季是关于东京审判的简述，这一次则是详述，里面出现了更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和人物故事，叙事聚焦点也从上次着重反映中国法官检察官团队，及日军对华暴行的审理，扩展为对东京审判全方位、多视角的讲述。

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根据节目组的安排，向隆万先后三次赴京录制节目。秋冬时节的北京城并不太平，其间曾多次暴发疫情。1月中旬向先生赴京录最后一批节目时，正值顺义区、大兴区先后发现本土病例之际。在此非常时刻，向隆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让家人和朋友们为他捏了一把汗。

1月23日到24日，在央视演播厅，向教授一鼓作气录完了最后7集节目。最多的一天连续录了4集，从上午7点半出门去电视台化妆，一直到晚上12点半才收工。这样的工作强度，莫说是8旬长者，就是摄制组的年轻人也绝不轻松。让编导孙辉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向隆万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认真劲头，直到录制前夕，他还会为一句话、一个用词反复斟酌推敲。考虑到向教授年事较高，摄制组特意在两集节目录制当中，留下一段休息时间，可他从不休息，他总是利用这段时间，把下一集的稿子在脑子里再过个一遍。

令摄制组印象深刻的还有向隆万过人的精力。孙导记得去年10月第一次拍摄期间，向隆万提及国家大剧院将上演话剧《林则徐》，遗憾没能在网上买到票。等到节目录制完成，他不顾疲劳赶到剧院，幸运地等到退票，观看了话剧的首演。

一月下旬，向隆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在朋友圈晒出了一组在央视的工作照，看他的精气神，你哪里相信他已步入耄耋之年。向教授同时赋诗一首书赠编导孙辉刚：

秋来三度赴神京，
逐字切磋入荧屏。
慕颂先贤功盖世，
怒批魍魉法悬绳。
……

在将手书的诗作邮寄给孙导前，向教授又动了一个字，将“怒批魍魉”改为“怒诛魍魉”，这一字之改不仅增添了诗的意蕴，同时更准确地表达了他做节目时的心境。

通过微信，孙辉刚表达了对向教授的敬佩和感谢：

疫情肆虐，先生八十高龄仍逆行无畏，完成18集专题壮举……青史留名，央视留声，岂无憾哉！

说向隆万“逆行”一点不假，不仅疫情期间如此，他晚年所干的这件“大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80岁，相信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即便身体健康，也大多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状态。可向隆万却“逆”时间而行，“逆”生命周期而行——硬是在退休之后闯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攀上人生的又一座高峰。

这样的传奇，能不叫人感慨，能不叫人钦佩赞叹吗？

一代学人精神品格的写照

当年被派往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共有17位成员，2011年中心成立的时候，其中绝大多数已经离世，“硕果仅存”的只有高文彬和张培基先生。

图18：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前排左起：桂裕、倪征_、向哲濬、吴学义、郑鲁达、张培基；后排左起：周锡卿、刘子健、杨寿林、鄂森。（高文彬摄）.jpg

东京审判期间，高文彬为中国检察官团队拍摄的合影。前排左起：桂裕、倪征燠、向哲濬、吴学义、郑鲁达、张培基；后排左起：周锡卿、刘子健、杨寿林、鄂森。

高先生和张先生均出生于1921年，东京审判开庭那年，他俩才25周岁，是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及至交大研究中心联系上他们，二老均已年过九旬了。因为是亲历东京审判“活化石”级别的人物，两位老人受到中心专家们的极大尊重。他俩也十分关心、关注中心的研究进展，特别是高老先生，中心成立之后的大小活动，只要身体允许，几乎是有请必到。

高老晚年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回忆和讲述，以亲历者的身份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见证。

在高老晚年接受的众多采访中，被报道最多的是他发现侵华日军“百人斩”关键材料，为“南京大屠杀”提供铁证的事例。

由于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诉讼模式，法庭审理时十分注重证据材料。日军在宣布投降之后，有组织成规模地销毁了大量证据材料，加之国内多年的战争环境及当时的动荡局势，给搜集证据带来极大的困难。

一天，任向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到法庭专设的文件部阅览室翻看档案材料，意外地在《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上看到日本士兵攻打南京时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在高先生的一篇口述文章中，有如下叙述：

（两个日本兵）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个。输掉杀人比赛的那个（日本士兵）是因为杀得太多，刀崩口了，他杀不下去，文章旁边还配了大幅的照片。我当时看到这个非常气愤，都二十世纪了还有这个事情？！我年纪轻，血气方刚，马上要文件部门复制了三份。

图19：《日日新闻》刊载“百人斩”报道的版面。.jpeg

《日日新闻》刊载“百人斩”报道的版面。

高文彬将发现证据的事告诉了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倪先生非常重视，马上联系国内进行处理。

南京军事法庭当时正在审理大屠杀案件，主犯之一的谷寿夫态度极其恶劣，他百般抵赖，拒不认罪。石美瑜庭长收到材料后，立即通过中国国防部给盟军总部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发去公文，要求协助缉拿两名罪犯。这两个日本兵已经退役回到家乡，靠摆地摊为生。盟军总部侦缉处经过几个月的查找，终于将他们捉拿归案。两人被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用专机押回南京受审，最终跟谷寿夫一起被判死刑，在南京雨花台执行了枪决。

1948年11月，历时2年零6个月的东京审判终于进入判决阶段，仅判决书宣读就花了7天时间。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受审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包括中方重点检举的4人在内的7名战犯被判绞刑。

高文彬回忆说，回国后，向先生、倪先生和部分代表团成员一起聚会过几次，谈到判决结果，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然也有遗憾，对高先生来说，最遗憾的就是审判文献材料的丢失。

庭审结束后，向先生和他整理出两套完整的庭讯记录带回祖国，500多本案件的材料包括48000多页的庭审纪录和2000多页的证据。因为箱子太大太沉，飞机没法带，他们专门选择坐船回国。回来之后，念及参与东京审判的有多位东吴法学院的校友，遂将一套材料留给了东吴大学；另一套由向先生带去南京，通过外交部交给司法行政部存档。多年之后，这两套珍贵的档案均不知去向，实在令人惋惜。

高文彬像不少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成员一样，这段传奇经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成为他头上的光环，相反还给他带来厄运。1952年，高文彬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老师的牵连，被判刑8年，先是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送到大丰农场劳改，之后又转到江西鄱阳湖农场。

这一别就是27年，直至1979年他将近60岁时才回到上海。高老上海的家中至今保留着一根扁担，女儿回忆，父亲每一次从农场回沪探亲，就是用这根扁担挑着行李，他皮肤黝黑，“被改造得很彻底，和农民一模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老获得“平反”，被上海海运学院（如今的上海海事大学）重新聘为法学教授。

难得的是遭遇那么多的不公和苦难，高老的意志和追求并没有被磨灭。他常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早年参加东京审判，另一件则是晚年参与编撰《元照英美法大辞典》。

当时中国正在做“入世”准备，可国内奇缺英美法工具书。1993年起，中国政法大学一群年轻学者筹划编一部英美法大辞典，他们打听到老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的法学精英有一些还健在，于是请老先生们“出山”帮助审校把关。高先生当时主要负责以A、D、H为首的词条校订。这项工作费时近十年，过程中有多位老人不幸离世，“他们都没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高老说。

由于词典编纂是个人行为，组织方并没有付酬的承诺，高先生也不计较。对于被蹉跎岁月耽误了二十多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让他发挥专业特长，得到社会认可，更令他满足和骄傲的呢？

没有被岁月泯灭的还有高老的自尊和自爱。他被学生们称作“永远的绅士”，再艰难再困苦的年月，他都尽可能地保持着一份体面。高先生在江西农场子弟学校教过的一位叫刘瑛的学生，曾在文章里描述了对老师印象：

高老师是上海人，说着一口上海普通话。他的授课极其生动，为了让学生记住英文单词，他运用了很多有趣的教学方式……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英语课，而是他的绅士形象。
那个年代，人们普遍鄙视穿着打扮，完全忽略个人卫生，而高老师永远把自己的头发三七开，梳得纹丝不乱；即便下田干活，也把裤脚、衣袖卷得整整齐齐。他总是穿着一件干净的立领的确良衬衫，配一条有着笔挺裤线的西装裤，夹着讲义，走上讲台。

图20：2013首届国际研讨会高文彬（左二）与向隆万（右二）、梅小侃（右一）、梅小璈（左一）合影.jpg

2013 首届国际研讨会高文彬（左二）与向隆万（右二）、梅小侃（右一）、梅小璈（左一）合影。

高老的“绅士”做派一直保持到晚年。向隆万说，每一次接高老参加活动，他一定要西装、领带、皮鞋全副武装打扮停当才肯出门。有一次出门后突然发现忘了戴手表，老人吵着要回去取，因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帮他借了一块戴在手上，他这才答应参加活动。

画家李斌回忆，去年高老病重住院之后，中心的老师们去医院为他庆贺百岁生日（按照民间传统，老人百岁要提前一年庆贺）。进病房后，只见高老背对着房门正一遍遍地梳理头发，保姆提醒他客人已经来了，不要再梳了，老先生嘟囔着“勿来塞，勿来塞……”（上海话“不可以”的意思）直到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才转过身来见大家。

交大老领导王宗光说：交大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每走一步都得到了高老的关心和指导”，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高老仍在牵挂和东京审判相关的事情。

201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迎来开庭70周年纪念日，高文彬联合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翻译张培基，以及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检察官的后人向隆万、梅小侃、梅小璈、倪乃先等发起一项倡议，呼吁在沪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获悉倡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有关方面的重视，高老十分高兴，之后几乎每次遇到中心的老师，他都会询问这件事的进展，可以说，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是他“最后的期盼”。

高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9年9月18日在南京举行的《正义的审判——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至今陈列着他当年发现的“百人斩”报道和两个杀人狂魔的照片，这是侵华日军荼毒中国人民的铁证。展览开幕式上，高老端坐在轮椅上，用颤抖的双手敲响法槌为展览揭幕（下图）。

图21：高文彬南京敲法槌.jpg

2020年9月7日凌晨三点十分，高文彬先生在医院安然辞世，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学前辈，走完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上海海事大学、苏州大学和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分别召开追思会，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高老的百年，伴随时代变迁几度沉浮，有耀眼的辉煌，也经历了冤屈和苦难。然而一旦等到云开雾散的一天，他将心中压抑数十年的报国热情、智慧才华无保留地奉献了出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高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老东吴大学的校训。

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于高先生而言，哪怕不给“阳光”也依然“灿烂”。

这，不正是一代学人精神品格的写照吗？

（未完待续）

【注：本文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活动照片多为石鼎所摄】

十载磨一剑 玉峰堪截云——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十年纪实（上）

十载磨一剑玉峰堪截云——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建十年纪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