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师

参观胡适纪念馆

_{作者摄于台北胡适纪念馆}

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一大早，我直接前往台北南港，是要去参观胡适纪念馆。已是11月，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拐进南港的那条路，非常幽静，几乎没有什么车。堂堂的“中央研究院”，门也是普普通通的，大门敞开，没有门卫，如同一个居民住宿区的入口。进入了中研院的侧门，走过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没多远就看到了胡适纪念馆的牌子。进入纪念馆先是一个加建的展览馆，里面陈列了胡适先生遗物和一些生平介绍资料。穿过展厅进入故居，看到的是一代文化大师生前最后的住所。那是胡适先生1958年回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一职时，为其安排的住地。三房一厅，约一百六十多平方米，一进门就是连着餐厅的客厅，客厅里放着六张沙发，最多时可以坐约十个人，据说这个客厅里通常是宾客盈门，胡适先生好客，最后四年人生中的许多重要场景都发生在这个空间中。

讲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讲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便不能不让我们了解一下胡适先生1917年在美国写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先生在此以刍议名之，是一种自谦之语，意指自己不成熟的言谈议论。这是我第一次从正面了解到胡适这个名字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文章中作者以文白相间的文字阐述了八个问题：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那么何为“须言之有物”呢？胡适强调了两个为文的重要因素：就是情感和思想。这两者是文学的灵魂，如果文学缺了这两者，便如无灵魂无脑筋的美人，即便有艳丽的外观，也是空有其表。

写那篇文章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据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给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文章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想不到却因此滥觞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因为胡适先生的文章所用的文字不文不白，所以我初读时颇费了不少功夫，好在中文系的课程中还有古典文学和古汉语，这些都帮助了我更全面地了解先生的含义。就是当年他的登高一呼，揭橥了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性，致使传统的人们逐渐地走出了不文不白的中文写作沉珂。

站在胡适故居中，我特地留意了客厅和书房中的书柜，里面几乎都是一些古籍，也许这是他在家里较为注重的一部分藏书，现当代的书籍都放在办公室的书柜里了。大部分的书中都夹了不少小纸条，可以想见先生在读书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我想起曾经读过《胡适晚年谈话录》，其中记录了1961年9月26日（星期二）先生和秘书胡颂平的一段对话：

_{胡适故居中的客厅}

中午的饭桌上，先生谈起记忆，说：“我现在老了，记忆力差了。我以前在中国公学当校长的时候，人在上海，书在北平，由一位在铁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么书，写信告诉他这部书放在书房右首第三个书架第四格里，是蓝封面的，叫什么书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说的话，立刻拿到寄来给我。我看了的书，还是左边的一页上，还是右边的一页上，我可以记得。这个叫作‘视觉的心'。” 胡颂平问：“记性好的人，是不是都是天分高的？”先生说：“不。记性好的并不是天分高，只可以说，记性好可以帮助天分高的人。记性好，知道什么材料在什么书里，容易帮助你去找材料。”在故居的书本中夹着的纸条似乎从旁证明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做学问不能全靠记性的；光凭记性，通人会把记得的改成通顺的句子，或者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或者更多了几个字，但都通顺可诵。这是通人记性的靠不住。引用别人的句子，一定要查过原书才可靠。”

从今天的眼光看，胡适先生的故居十分简朴，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就是一张书桌和靠墙放着的书架。我想他一定不喜欢那扇窗子，不知是否为了安全的原因，窗外有一面白色的墙，上面开着一个个不大的方孔。胡适坐在书房里仿如坐在一个监狱中，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也已经被隔离去了一大半，他更无法看见窗外完整的风景。他和夫人各人有自己的卧室，都不大，隔着一堵墙，胡适先生因为和太太的生活习惯很不同，太太喜欢打麻将，很晚才睡。而在这户居室中，如果有一桌人在打麻将，胡适先生即便坐在书房中也难以耳根清净。

走进胡适先生的卧室，我就想起曾经读到胡适的友人三十年代写过的一篇文章，“昔尝游先生卧室，室内挂满了古今名人格言，不但室内，他的床上，也到处可以发见格言一类的文字，写贴在床的四周，还有那林（琴南）译小说中的精致的句子。先生健谈，好饮酒，好吸纸烟，对于纸烟，屡戒屡开，每每自揭格言警戒，可是揭贴的戒烟格言愈多，纸烟的吸量却与格言成正比例而与日俱增。”这位署名希平的作者描述的是胡适先生年轻时的住处，与做了院长的住处显然不同，但是到了老年，胡适依然有酒、有烟、有书，并且好客。

胡适生命中两位重要的女士

_{胡适留学日记}

我珍藏着一套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封面是胡适自题的。这四册日记原来书名是《藏晖室札记》，胡适先生在重印自序中说了改名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中国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斋做书名的旧习惯”，这样可以免除后人的脑力，花许多精力去考证。读胡适先生的留学日记，了解到许多胡适年轻留学时的事情，年轻时他也是喜欢打牌的，甚至在留学的最初几年，日记就有不少打牌的记录。在客厅里沙发边上的柜上放着不少瓶酒，管理员介绍这些就都是喝过的，可见先生一直到晚年都保持了年轻时爱喝酒的习惯。颇为详细的留学日记中有一些片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关于他生命中两个重要的女子。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在美国读大学时认识的美国女子韦莲司。从中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胡适的感情和精神世界。

胡适幼年丧父，所以他与母亲的关系十分亲密。他在1914年六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而寡。”母亲治家很有方法，内外都称她为贤母。母亲虽然很爱他，但对他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就叫他起床，以父亲为范例，教他怎么做。他自认小时候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都因为是母亲教导所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抚养他长大，家境贫寒，即便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到了美国留学，为了养家他还通过给报纸写文章赚一些稿费，拿了稿费寄回去养家。而母亲呢，也是节衣缩食，为了儿子的学业和需要，自己什么都愿意奉献。胡适记载到，曾收到母亲的信说到家里的清贫，为了过年母亲把自己的首饰都抵借了。可是知道有人欲出售一套《图书集成》，正是胡适需要的，母亲就向人借了钱为他购买。从这些记录中也可以理解到这对母子的关系真的难舍难分，也正因为这样，母亲为胡适安排的婚事，他即便不满意也不去忤逆，并且与江冬秀厮守一生。

除了母亲，胡适生命中还有一位十分重要的女子就是韦莲司。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

刚认识韦女士时，他们一次多日雨后出行，走了三个小时，边走边谈，多次走到路的尽头才折回，可以想像交谈得多么投入。待回到女士住地已是晚六点，然后晚餐围炉座谈，一直到九点才不舍地离去。也就是那一天的日记中他赞道，“某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而所谓“高洁几近狂狷”，意为这位女士具备积极进取而又洁身自好的品性，气质豪放不羁而行为有礼。

后来到了纽约，一次胡适去见韦女士，两人一同进餐，谈了两个小时，又一起外出，循哈德逊河边散步。当日天气晴朗，已近午后黄昏，河滨一带的纽约风景十分美丽，可是他竟然忘记了纽约的喧嚣。约一个小时后又回到住处，一直谈到六点半才离开。前后共交谈了五个多小时。“与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的思想也。是日所谈甚繁，不可胜记。”他们谈论的话题范围涵盖社会、政治、军事、文学、宗教、哲学等诸多方面。共同的兴趣使他们相互吸引，彼此一谈起话来就难舍难分，这种情分真的是十分稀少和难得。

认识韦莲司时，胡适才二十三岁，正是风华正茂时。或许人们以为他被一个西方女子的美貌和窈窕的身材所吸引。不过韦莲司眼中的自己，“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头脑不清而且不得体”，是“又丑又无风韵的女人”。当然这是韦莲司的自谦，不过显然她不是那种凭姿色吸引男性的角色，她是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女儿，自己在大学里研修艺术，吸引面前这位东方学子的是她的学识和谈吐。遇到知己，胡适难免在潜意识中拿来和自己的配偶江冬秀作比较，即便这些比较是他力求避免的，但是在他的日记中还是能揣摩到微妙的情绪变化。

有两则写于1915年的日记前后约差十天，记录的却是关于韦女士和自己的配偶江冬秀。 “五月八日 韦女士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日新而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他说到她的帽子贬损了照戴不误，头发长了，修饰不容易，就索性剪去了。

在记下这篇日记十天之后他又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五月十九日 第九号家书 第三号信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今日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为一大缺陷。……吾见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贤妻良母者多矣。……伉俪而兼师友，固属人生一大幸事。然夫妇之间，真能学问平等者，即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

他的口吻显然是要安母亲的心。他心中已看见了心仪的女士，从心而论他喜欢的是“洒落不羁”的女子，很显然这位女士和所谓的“欧美妇女风尚”也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又遵母命，承认“然夫妇之间，真能学问平等者，即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但是其实在他同时代的青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留洋的女青年，其中结成圆满关系的也还是有的。不过胡适毫无怨言地服从母亲的安排，母亲的抚养培育之恩，他铭记不忘，为了遵从母命，胡适克己内忍，从中也可以看到胡适身上保存的中华传统道德的影响。胡适在婚后私下里对友人直言相告：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可见胡适终归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他宁愿委屈自己，而把更多的心思倾注在学术研究上，而将令人心动的爱情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向往。

从相识开始，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交流，前后长达五十年。很多年后有一次胡适前去韦女士住处，看到一大束自己写给她的信，看了爱不释手。那些大多是1915-1916年写的，不由感叹：“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是他对自己情感世界的一个总结？胡适先生既是一个信奉杜威谙熟西方文化的哲人，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一个极具自我约束力的年轻才俊。他与韦女士不是情侣，却胜似情侣。一次小别后他写下：“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他的折柳赠别，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习俗，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

1958年胡适旅美将近九年后回到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已经六十七岁。可是胡适到任后，工作并不顺利，领导层中意见不一，常有龃龉，使得胡适先生的心情不愉快。用当事人的描述，那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中研院”会议室中举行的院士选举会后，当晚胡适举行招待酒会，讲话时他讲到，因有人提及最近台湾言论中为中西文化问题对他之批评，他声调激昂，情绪紧张地称之为“围剿胡适之”，自谓四十余年来不断受人攻击诋毁，竟不为意。会散后，不到两分钟，怦然倒地，经抢救无效，在现场逝世。

如今胡适先生的墓地就在“中研院”对面的小山上的胡适公园内，公园中安放着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合葬墓。长子胡祖望2005年身故后，也从其遗愿归葬于父母墓侧。在一起的还有胡祖望为幼弟胡思杜所立之纪念碑，一家人终于在死后团聚了。

在胡适纪念馆参观时我巧遇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经介绍方才知道他是台湾 “行政院”前副秘书长、“总统府”前副秘书长张祖诒先生。他为蒋经国先生掌理文翰，前后十六年，为重要文胆，颇负时誉。他正和夫人陪同着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前往参观。同行的朋友介绍他已经一百零二岁了。他告诉我说，他是胡适先生的侄女婿，太太是江冬秀的侄女。胡适晚年时他和夫人时常来此地照顾胡适先生。老先生思维健朗，谈吐敏捷。我握着他的手，感觉他手上尚还保存着那个时代的余温，仿如可以通过他的手感受到胡适先生的信息。我们闲谈之后还一起合影留念。这样的巧遇在旅行中发生，便似乎瞬间就为一段普通的旅程点亮了一盏灯，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历史故人的联系，深感十分荣幸！

拜谒傅斯年

离开胡适纪念馆，我沿着幽静的林荫道往研究院的门口走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座极普通的教学楼，门楣上写着傅斯年图书馆。在进门的右手侧看见一块牌子写着傅斯年纪念室。名之为室，也就可想其之小。进去一看约只有二十平方不到，四壁上挂着一些傅斯年的手稿和介绍文字，还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年轻的傅斯年穿着西装，戴着领带坐在教授斯密斯的办公室靠背椅子上，他的目光望向前下方的一个点正在独自思考。在照片的下方他的笔迹写着：此像当为1921（或1920）拍摄，其地为DR.SMITH,LONDON.那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过去没多久，傅斯年就去了英国求学，当他坐在伦敦教授的办公室里拍下这张照片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和胡适同为五四运动中引领风骚的人物，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傅斯年那年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担任了五四运动游行的总指挥。后来他从柏林和伦敦游学回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了台湾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纪念室中一位年长于我的管理员与我谈起傅校长，便说他的父亲曾经见过傅校长，对校长在初创台湾大学的岁月中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印象深刻，傅校长为把台大办成名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傅斯年人称“傅大炮”，这门大炮什么样的人他都敢轰，一点也不留情面。因为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打造了一所优质的台湾大学。历史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主政北京大学，坚决不许日本人统治时期伪北大的教员回到北大任教。有一人前往与他争论，他拍案而起，指着那人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把那人架了出去。

_{留学英国时期的傅斯年}

次日，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写有《哈佛问学录》哈佛系列的张凤和她担任哈佛大学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的先生黄博士特地陪同我前往台大，黄博士是台大人，对于母校的点滴如数家珍。我们来到校园中的傅钟和傅园拜谒。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先生逝世之后葬在台湾大学校园内。学校行政大楼的对面四支钢管支撑起一只高高的钟，那就是傅钟，位于行政大楼水池前和椰林大道之间，每天都会敲响二十一下。因为傅斯年有一句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以每天敲响的方式告示后人，不仅要学习，也要留点时间去思考。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做学问原则对台湾学界影响极其深远。他鼓励学生找证据、找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傅斯年校长所代表的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性的价值想像，已经成为台大校园的历史遗产。正是承继着他的老师胡适治理北大时的理念，也成为台大教书育人的准则。

比邻台大校门口的“傅园”，前身为热带植物园，傅园内可看到不少如树种的缠勒现象，以及气生根、支柱根等生态现象。由于丰富的历史及生态景观，傅园已经成为认识台大历史的好地方。园中的斯年堂安放着傅斯年的骨灰，那是一座罗马式纪念亭，16根圆形柱子支撑着斯年堂，亭中砌着一座长方形的墓座，墓座前立有无字尖碑和喷水池。那天天清气朗，在园区里有不少学生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在画板上描摹着园中多姿多彩的植物。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对结婚的新人在斯年堂的阶梯上摆着姿势拍摄结婚照。但愿他们是台大的学子，了解安卧在墓座中的老校长独特的办学理念。当年才五十五岁的傅斯年校长，在台湾省议会上唇枪舌剑对战批评他治学方针的挑战者，气愤交加，在答辩下台后促发心脏病倒在座位上昏迷，于当晚三小时后去世。

_{台大傅园内的斯年堂}

傅斯年在会场上突然逝世，无独有偶，许多年后他的老师胡适也在会场上倒地去世。从两位大师在情绪激动中辞世的偶然，可以看出这对师生在初到台湾的岁月里，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砥砺前行多么步履维艰，他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来之不易，直至最终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他们的墓地都安放在自己最后为之奋斗的地方，为我这样的远方来访者保留了一块可以拜谒的碑石。肉体已离开，灵魂仍长留故地，这样的墓园世间鲜少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