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拳拳——周雄凯与“崇明抗战博物馆”

_英雄塑像

屈辱的历史不能遗忘，因为它可能会重演。这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兴衰与存亡。

——周雄凯

井圈引路

莺飞草长的三月下旬，空气中似有缕缕情丝在游弋，寒丝丝、苦叽叽，酸楚楚、甜津津的，我晓得，那是怀念的心绪在萌动，因为清明节临近了。

前两天在乡下老宅，见到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亲自开挖的一口砖井，孑立于墙隅，忽然生出惆怅，若有所思起来：老宅已经重建，原先的家什早已不知去向，这可是他唯一留下的可资念想的东西。看那个水泥砖胎的井圈，由于年久失修，表皮龟裂斑驳，露筋露骨，已破败不堪了。低头看井下，砖壁倒是清洁如新，井水似镜，照出我的头影，提一小桶上来，浅舔一尝，清冽余香，还是儿时的味道。睹物思亲，好像老爸仍在井边，提水煮饭、擦身洗衣，还把温热的西瓜吊进井里降温……

父亲劬劳一生，而我无以回报。

我决定给老爸的井换上牢固的石质井圈，用来围护他的殷殷恩情、切切爱意，兼有感恩和传承的意思。

23日一早，友人董郎约我去崇明区竖新镇一家农宅，看石质旧井圈。是我托他留意寻觅的。

来到农家小院，红瓦白墙、锃亮的门窗、灰色水泥的场心，给人整洁的感觉。西南角的菜地里，却有点凌乱，横七竖八堆放着各种老货旧物。石材居多，什么老石条、鼓形墩、磨盘和磨床、石狮子、石井圈、石门楣、石臼、石雕、石砖、石板……应有尽有，还有古城砖、老木雕、旧农具等等，五花八门，目不暇接。

董郎说，你挑一个喜欢的井圈吧，反正是我表弟收集来的，不要钱。

我说，那怎么行，他淘来不易，是要花费的。

说话间，背后传来一声“拾来的，要什么钱？”

循声回望，一个中等身材、略显饱满的男子出现在眼前。

董郎马上给我介绍：“我表弟，周雄凯，这里就是他家！”

雄凯与我亲切握手。他告诉我，民间居家常用的石质井圈，年代越是久远的越是矮小，因为井的直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步放大的。当然，达官显贵人家又当别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型设和材料，有砖质整体烧铸的，有石材、玉石镂花雕字的，有名木掏空后再镌刻书画于其上的，等等，不一而足。

我选了一款六角形的井圈，比较规则，通体无雕凿痕迹，米黄色的石料有种古旧的韵味。雄凯告诉我，这款年代不算很久，那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款式。他指指另外几个，说是明代、清代的，圆形，更周正光滑，但比较矮小。我执意要六角形那款，因为它与我家的老井口径相当。

选定井圈，我们聊开了——

我问雄凯，你好像是个民间收藏高手？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雄凯憨厚地笑起来，回答说：“无业游民，自己做些小生意。收藏是兴趣爱好。”

站在一旁的董郎插话了：

“兴趣太浓了，事情搞大了，差不多倾家荡产了。”

我诧异，怎么回事？

周雄凯腼腆地告诉我，自己办了个“崇明抗战博物馆”，属于民间自发性质。

什么？私人兴办抗战博物馆？那要何等样的情怀和财力！在崇明岛上竟然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博物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雄凯问我有无兴致和时间去博物馆参观一下？

我迫不及待：那是当然、当然要去、要去的！必须，立刻，马上！

浏览博物馆

博物馆坐落在离周雄凯家1﹒5公里的地方，那里靠近前竖公路。来到博物馆那座建筑前，眼前的景象让人惊讶：杂乱的店铺，破损的道板，龌龊的穿堂，纸屑与枯叶同舞，碎砖共杂草并存，停车位也不好找。真心话，还未进馆，我就对这个博物馆抱有怀疑：什么博物馆？不要弄成旧货收购站吧！

然而上得三楼，眼前一亮，只见“崇明抗战博物馆”七个繁体金字由黑底衬托，格外醒目，两侧挂有竖联——“为了未来存留历史，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寓意隽永。进入展厅，古铜色的五尊人物雕像赫然伫立成一排，肃穆庄重，器宇轩昂，凸显着英武气概。他们是谁呢？读了简介，才知道他们是学生们每年清明节都要去祭扫的先烈，抗战时期通崇海启地区的抗日大英雄——

“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队长”瞿犊；

“中共江北特委特派员”王进；

“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四区常备中队长”蒋煊洲；

“新四军某团参谋长”金有祥；

“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第一大队中队长”姚春英。

他们的英勇事迹我先前也曾耳闻，但闻亦不详。

再向展厅纵深走去，满眼的实物和照片，让人目睹到日寇侵占崇明岛掳掠奸淫、杀人放火的滔天罪行，了解到崇明军民反抗日军侵略行径的勇敢壮举。同时还能看到80年前城乡遗迹和人物风貌。难得的是，展品中出现了驻崇明侵华日军警备队司令“103联队”的谷川幸造大佐、驻崇日军守备队司令“88大队”的青海川弘德中佐、以及制造竖河镇大烧杀的罪魁祸首新井文司大尉的照片，崇明慰安妇的照片，驻崇日军士兵的相册，以及日寇的枪支弹药、军刀、军用品等等，还有共产党新四军创办的多种油印铅印刊物，以及崇明籍作家抗战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都十分罕见稀贵，听雄凯介绍，连市级、国家级的纪念馆、博物馆都未曾收集到。展馆策划设计者根据崇明抗战的不同历史时期，将展品分为七个部分进行展示，有前言、有结语、有栏目、有简介、有图示、有实物，内容丰富，举证详实，有模有样，与一般纪念馆、博物馆别无二致，只是设施普通了些。

周雄凯向我介绍，博物馆租用了民营企业的厂房，占用的这个车间有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陈列着400多件实物和200多张照片。通过多年的努力，到2018年初，在社会各方的帮助下，博物馆初步布展就绪，并获得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开张，“崇明抗战博物馆”终于横空出世，这是上海市首个展示十四年抗日战争历史的民间博物馆，也是上海地区唯一一个民间创办的革命类型的纪念场馆。

雄凯脸上洋溢着喜气，明显有自豪感。我被他感染，嘴里连连恭喜他开馆成功，说他苦心经营终有回报。

我顺口问他：

“雄凯，办博物馆总共花了多少费用？这么大的厂房一年要多少租金？”

雄凯先是一愣，然后轻轻说一声：“我们走吧。”说完，指着前方，让我去他现场办公的房间看看。

我纳闷：怎么啦，我提的问题他不感兴趣？还是触到了他的某个痛点，不想回答？

_{博物馆入口处}

龙应台的拷问

对于不正面回答问题的人，我向来钦佩，因为我觉得这种人沉稳又睿智，可能是做大事、成大业的。周雄凯不回答费用问题，一定有他的考量，或者是他当时没在意。但是，以下问题他不会不回答吧？

我问：“雄凯，你怎么会想到要在崇明创办一个抗战博物馆？”

这一问，周雄凯回答了：

“一言难尽，跟我来！”说着，他把我领到一张旧报纸跟前，上面有一篇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刊载的文章，题目叫作《在崇明岛与罗马之间》，作者是台湾作家龙应台。

“你读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周雄凯神情严肃地对我说。

哦，看看她写些什么?摘录几段——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读完龙应台的这篇文章，我盯着周雄凯一言不发，因为我一下子惊呆了！

龙应台的文摘里竟然提到了我的老家强明（民）乡，就是现在的强民村，还提到了强民乡旁边的日新镇，那是我祖母的娘家！

雄凯说：“龙应台指责我们崇明人已经记不得日寇在崇明的兽行了，很武断，明显带有偏见。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

哦，“我应该做些什么！”——唾沫钉钉的七个字。

崇明人真的全忘记这段屈辱历史了吗？

雄凯斩钉截铁地说：“不！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爷爷就叮嘱我，要记住1940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廿六）这个日子！那天早上，东洋人在竖河镇大烧杀，杀掉了上百个老百姓。爷爷一家得知日军在镇上围堵乡亲们，就躲进了宅西的玉米地里，因为他们周家宅同竖河镇仅仅隔着一条小横河，由于庄稼和芦苇的遮挡，日军没有发现这个宅子……

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浑身是血、捧着肠子的中年人冲进了玉米地，对我爷爷喊“兄弟，救救我！”爷爷愣在那里，还来不及回话，那个人又朝西边奔去了。过了两天，爷爷见到那个人仰面朝天死在庄稼地里……

爷爷为这件事一直在自责，因为他没有及时伸出援手，但当时的实情也无法相救。大屠杀的第二天，爷爷到镇上去搜寻幸存者，帮助收尸，还捡回来日本兵遗落的装备及枪杀我们同胞的子弹壳等，长期深藏在家里，一部分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抄掉了，余下的一直保留到今天，正存放在博物馆里……”

雄凯的爷爷名叫周臣彪。

我也想起了祖辈告诉我的那段时期的遭遇：

我祖母的家就在日新镇那次日寇烧杀抢中被烧掉了三间“七路头”大瓦房，因为家人躲得快，没遭毒手。我祖父也因为故意拖延时间，掩护宅上的新四军交通员施殿家撤退，被日军一个耳光抡过来，打聋了右耳，终生半聋。我在扬州西门双桥村的外公家也遭到劫难，木材店的木料被日军点火烧了七天七夜，从此家道中落……

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危害人类罪，罄竹难书！不是夸张的说法，几乎家家户户或者亲朋好友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记着呢！

为了让子孙后代记忆这段国难家仇的历史更清晰、更深刻，也为了不让龙应台之流的武断推论成为事实，周雄凯决定，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在崇明岛上建立起一个“抗战博物馆”来。

_{侵崇日军的装备}

“匹夫”的追求

周雄凯似乎天生是个爱收藏、爱求证的人。

8岁那年，他在家里点火柴玩，烧坏了一只体温表，这东西当时很稀罕，因为害怕被责罚，就偷偷藏了起来，保留至今；上小学时发的红领巾，感觉很神圣，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红旗的一角，保留至今；学校的书杂费收据也存着，知道了当时报名费才20元；还有小学课本、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家人使用的第一台12寸电视机等等，都被他收藏起来。

1987年他去上海读书，很多同学不知道崇明在哪里，知道的人也只晓得崇明是个落后的穷地方，被人瞧不起。他听到最多的这句话是：“崇明一样无啥啥”。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他想探究崇明为啥“无啥啥”？崇明的过去究竟怎样？他迫切想了解自己的故乡，了解她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人文历史。

在上海的十年里，他坚持每周逛上海图书馆、杨浦图书馆，寻找关于崇明的报刊、书籍，从中了解到崇明杰出的人物及其造诣。

工作后，有了第一份工资，他就去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书，成了文庙的常客。由于工资有限，他就在星期日大清早骑着旧自行车去文庙，相帮书贩拎书混进去，省下门票钱。几年下来，收集到大量关于崇明的老报纸，书籍和杂志。收藏最多的是关于崇明抗战的文献资料，还有各时期革命运动的史料及实物。

1998年回崇明后，周雄凯开了一家电视机专卖店，略赚了点小钱，就开始有偿征集有关崇明的史料实物。他骑着一辆幸福125摩托车，到“上下八沙”兜圈，打听到崇明各地的历史故事，也收集了很多抗战时期的物品。

有一次，周雄凯骑着摩托车突然遭遇下雨，便在合兴乡一位80多岁的老者家避雨，闲聊时得知老者曾经参加过崇明抗日自卫队，在警卫团当吹号手。当时只有新四军、八路军这样的正规部队才配有号手，小小崇明岛的游击队怎么会使用军号？见周雄凯将信将疑，老者便拿出那只珍藏了50多年的军号交给他收藏。周雄凯大喜过望，回家后就去考证，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后，终于从日寇堡镇守备队一个日军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答案——在大新乡喇叭镇的一次伏击战中，崇明游击队的军号突然奏响，日军以为遇到了新四军大队人马的包围，吓得胆战心惊，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游击队大获全胜，可见军号也曾经立下过赫赫奇功！

周雄凯在收藏抗日战争时期的物品和资料方面是不惜工本的，尽管不自量力。

海门人茅珵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崇明自卫总队队长。解放后，他写了一本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叙述了瞿犊、王进两位烈士领导崇明人民武装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于1958年出版。1964年秋，茅珵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分，此书被大量销毁。有一天，南京友人告知周雄凯，发现了茅珵这本书的手稿，并且截图给他看，问需要不需要，虽然价格不菲，但雄凯二话不说，立即收藏，他知道这份手稿弥足珍贵。2018年，茅珵的3个儿子、一个女婿来馆参观，看见手稿后震惊又感动。再次来馆时，向他捐赠了茅珵的亲笔诗稿。

2012年，周雄凯参加了日本网站的一次拍卖会，看到一本日军相册，拍品介绍这是日军侵略崇明时拍的照片。尽管他之前也收藏过此类照片图片，但大多是从报纸、书籍、画报、杂志上剪辑下来的，个人相册第一次看见。看到相册后，他异常兴奋，意欲志在必得，心理价位定在6000元人民币，超过不拍。没料到竞拍时竞标者众多，价格直线上升，每次加价心跳就加速一次。但不管别人怎么加价，周雄凯就是咬着牙死顶追拍，最终，他以近50万日元的价格（汇率8﹒2），拿下了这本相册。拍是拍到了，可是钱呢？拍完后要48小时之内付款，否则流拍吃罚款。父亲和老婆是没钱的，即使有，也不一定肯给。他只能编个理由向姐姐和母亲借款才如愿以偿。半个月后他拿到日本寄来的相册，迫不及待打开一看，这是一本日军私人相册, 竟然有320多张老照片，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华的种种暴行。其中有关崇明的照片30来张，有慰安所侮辱妇女的，有残杀崇明游击队员的，等等。有些照片上还有留言。周雄凯根据备有的资料，确认相册的主人为日军101师团103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第3小队的清水利治。至今，周雄凯已收集到不同日期、不同兵种侵略崇明日军的个人相册6本。

通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周雄凯拥有的藏品达一万件以上，其中涉及抗战的占了70%。他父亲老觉得他整天魂不守舍、不务正业，还入不敷出、生活拮据，就劝他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政府做的，你一个小民百姓哪有财力精力玩下去？况且，收上来的东西可能是废物，好好找个工作养家糊口吧！周雄凯坚持说：如果我不收藏这些东西，就不知道它们会流落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见天日了，日寇的罪孽就会少一份清算！这是我的责任，哪怕代价再昂贵。

在追索求证方面，周雄凯异常认真，作风执着又严谨。

侵华日军有100多万，到底是哪个部队在崇明制造惨案、血债累累？后来又去了哪里？周雄凯发誓哪怕抽丝剥茧、大海捞针也要挖出他们来。许多史料都记载驻崇日军人数为1000余人，但他通过查阅《日军陆军史》《日军海军作战史》《日军联队史》《日军将军日记》《侵崇日军日记》，及中日双方当时的报纸、日军随军记者回忆录、日军战斗详报、日军作战计划，以及崇明籍人士撰写的文章、书信等等，花了两年时间，最终确认侵崇日军为2257人，弥补了史料的偏差。

谁是竖河大烧杀的主谋呢？周雄凯看到一份汉奸供词，其中提到一个叫“施亚”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资料。而这个汉奸在另一份供词中又说是日军上海警备队的“张荣”。他花费一年多时间，查阅大量史料，依旧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他儿子翻阅他的这两份资料，调皮地用崇明话念出日本人的名字。雄凯突然警醒，“施亚”不就是崇明话读音 “矢野”吗？“张荣”跟“常雄”读音相近。后经再三查阅比对，最终确认“施亚”、“张荣”正是“矢野常雄”，日军上海警备队的一位参谋，是他策划了竖河镇大烧杀惨案。元凶找到了。

崇明万安镇百姓曾经活捉过一个日本飞行员，周雄凯把那个日军飞行员的名字、照片查找了出来，并且查到此人最终被押送至南京大校机场；新河地区民众打死的日本兵的姓名、年龄、照片、住址也得到了他的查证；1940年崇明游击队伏击日军军车，伏击日期的记载有 “4月5月6月7月” 多个版本，他查证到是7月29日，被炸死日军的名单有十人，并确认了两辆军车的车型和牌照号……

从1996年开始从事收集日军侵略崇明的罪证、以及崇明军民不屈抗争的实证起，周雄凯可谓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倾囊以付，不计成本。

我问周雄凯，是什么力量支撑你二十多年的追求？

他热泪盈眶，告诉我：“爷爷去世时，将几颗日军在竖河镇大屠杀中使用过的子弹壳塞到我手里，虽然说不出话了，但我懂他的心思，是要我记住这笔血债。爷爷平时教育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个平头百姓，也要不计得失，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尽忠尽责……”

哦，我想，不是每个“匹夫”都能做到像他那样倾心投入的，包括我。

另一个“匹夫”也值得大家记取，他名叫姚志修，已近80高龄，他与“崇明抗战博物馆”有着连心搭肺的关联度。

姚志修，竖新镇跃进村人，1944年在他出生前3个月，他的父亲（就是前面塑像中的姚春英）就牺牲在崇明抗日战场上。姚志修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他读出了硕士，后赴英国攻读生物医学工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长期在上海交大医学院从事生物材料、生物力学及外科植入器械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植入性医疗器械研发的权威之一。

尽管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姚志修心存执念：一定要让后代了解崇明的抗日历史。姚志修说：“在国外，这类纪念性的场馆有很多，但国内却不多见，以至于很多年轻人对历史都不太了解。”

2005年退休后，姚志修回崇明的次数频繁了，想创办一个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2015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姚志修和周雄凯相识了。志同道合的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姚志修出资，周雄凯提供展品，共同组建一个抗战博物馆。

姚志修不仅出资，还亲力亲为同周雄凯一起邀请专家领导来崇研讨指导，征集藏品，去四川、南京等地考察，组织宣传参观活动，为创建博物馆造势。他亲自选址、策展，78岁高龄了，一点不懈怠。尤其可贵的是，在博物馆布展完成后，他自告奋勇走上了“办证”之路，虽然过程复杂，但姚志修觉得这是必须的：

“有了证书我们才能正式对外展出，才能争取更多人的认可。”

2018年国庆前夕，姚志修终于拿到了这张从2016年就开始申办的梦寐以求的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崇明抗战纪念馆”终于有了“身份证”。

三年来，姚志修为这个博物馆出资200多万元。

龚家政也是一位甘于承担“匹夫”之责的人。

龚老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曾任职中学、中专和大专班语文教师，是中华诗词学会、上海诗词学会、崇明作家协会会员，崇明文史研究会理事，也是崇明文史方面的专家。尽管龚家政老师已经作古，但周雄凯一直怀念着他，感谢他对博物馆的贡献。

雄凯动情地告诉我：“龚老师是创建崇明抗战博物馆的发起人之一，博物馆开馆离不开他的付出。申请成立抗战博物馆，必须要编制《博物馆陈列大纲》，报备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物局通过。龚老师亲自执笔，不厌其改，七易其稿，终于达到报备要求，为博物馆的设立奠定了基础。他还教会我很多东西，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很想念他……”

_{周雄凯（中）、姚志修（右）、龚家政（左）拿到“登记证”}

历史无声我有言

上月10号，周雄凯来见我，借座蓝蝶咖啡吧聊天，三句离不开他的博物馆。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爷爷。

雄凯告诉我说，原本他的名字叫周雪松，中间的“雪”字是随宗族辈分而起名的。后来爷爷帮他改成现在的名字——周雄凯，“英雄凯旋”的意思。那是为了纪念“一·二八”第一次中日“淞沪大战”中牺牲的十九路国军、义勇军和第五路国军的将士们，而他的生日就是1月28日。

雄凯说，爷爷心里放不下的一个人还是那个提着肠子向他求救的村民。

“那是爷爷一生的愧疚，永远过不去的坎。所以他总是教导我好好读书，牢记国难家仇，掌握知识本领，长大报效祖国。爷爷还特别支持我搞收藏，爷爷说，藏品里面是历史……”

哦，我了解了，爱恨不会无缘无故，执着一念也是有根源的。

有一件事情让我感慨良多。

雄凯告诉我，在他们家南边小河对岸有一片树林，原先是个果园，现在这块地的南面建起了“竖河镇大屠杀纪念馆”。小时候雄凯和宅上的小朋友几乎每天在里面玩，他们知道地下埋着竖河镇大烧杀遇难的同胞。有一次大人们挖树根的时候，还看到了死难者的白骨，但是他们一点没害怕。奇怪的是，好几年前他突然经常梦见那些埋着的人在林子里奔跑、叫喊，还对着他指指点点，似乎有话同他讲。有几次，爷爷也出现在这群人中间，微笑着看他。这样的梦境纠缠了他很长时间，晚上睡不好觉，弄得他患了神经衰弱症，医生也无能为力为他诊治。没有办法，雄凯就找到出租方，把那块林地包租了下来，每年清明节，他买了许多纸钱、香蜡烛，带着妻儿前往祭扫，向各个方位磕头，到现在从未中断过。这样一来，这些梦也就不再出现了。

我俩讨论：这样的梦暗示什么呢？雄凯说，我觉得好像冥冥中有种使命在召唤，我必须要为这个使命而奔忙。

我不太相信“感应”、“暗物质”、“前生后世”之类的假设，但每当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无法解释清楚时，往往会凭第一感觉判断。这件事，我觉得用周雄凯自己的话来讲最合适，那就是“我应该做些什么”。因为要“做些什么”，又困难重重，周雄凯焦虑了。

我同周雄凯接触不多，但每次谈话他总要提到爷爷周臣彪，爷爷似乎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灯塔和精神支柱。爷爷在他幼小的时候种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已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组合到了他的人格精神之中。可见亲情的力量是何等强大。

曾经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华民族没有信仰。国内的一些高知分子也帮着妄自菲薄，说国人心中无目标，除了金钱什么都不信。请看看周雄凯、姚志修这些人的情怀和担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体现出了最好的信仰！

谁说中华民族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上祖宗十八代，下儿孙十八代，乃至千秋万代，无尽无休。这种信仰，不是虚拟，架构在上帝、佛祖、真主、鬼神等等的假想上，而是根植于源远流长的血脉之中，构筑在盘根错节的亲情里，是对天地宗亲师的崇敬和感恩，是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希冀与担当！这样的信仰，实在，坚韧，博爱，绵长！谁能撼动？！

当然，中华民族还有着更加高远的理想和信仰，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善良正义的民族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一起步入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造福全人类。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记着干什么，应该胸怀开阔，放眼未来……

此话貌似正确，其实大谬也！

我想请说这些话的人看看以下这张清单——

“1938年11月19日

 

两百个犹太教堂被摧毁

两百个犹太公寓被拆除

八千个犹太商店遭洗劫后被砸碎

五十名犹太人遭凶杀

三千名犹太人被毒打

两万名犹太人遭逮捕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人从事艺术和商业！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裔孩子进入公立学校！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裔孩子出入公园和娱乐场所！

对所有德国的犹太人征收1.5亿美金的特别罚款！

自即日起，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有大卫之星的黄色袖章！”

这是里昂·尤里斯《出埃及记》里所记录的历史证据。在党卫军还未真正动手大规模虐杀犹太人之前，一个民族被抢掠财产、禁止自由的信号就那么充满杀气。以后的大屠杀就可想而知了。要不是犹太民族牢记屈辱的历史，世代接力、努力拼搏、复国兴科，能有今天强盛的以色列吗？

与之相反的印第安莫西干、大洋洲的毛利等等民族，早已在殖民者的铁蹄下灰飞烟灭，什么地盘财产、种族文化早已不留印记，即使剩下可怜的几千人，也是苟延残喘，享受着三等公民的待遇。种族遭受灭顶之灾，人民已毫无自由、权利、尊严可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是在一个话剧里假借列宁的名义说出来的，流传很广，它对于一个受尽欺凌屈辱的民族来讲，意味深长！

看看如今的世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美、欧、日虎视眈眈围堵中国，我们怎能无动于衷，高枕无忧？我们应该让后代懂得，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强大，就会被异族侵吞和虐杀，别无出路！所以我们需要不忘国耻家难，枕戈待旦，奋发图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迎接挑战，战必胜！

我想，这就是周雄凯、姚志修他们创建“崇明抗战博物馆”的深远意义。

周雄凯说过：屈辱的历史不能遗忘，因为它可能会重演。这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兴衰与存亡。

我深以为然。

在博物馆举行党员活动

尾声

周雄凯、姚志修在创办“崇明抗战博物馆”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市、区、镇有关领导及职能部门都曾给与过他们多方面的指导帮助，周雄凯、姚志修心生感激之情。他们表示，即使前途充满艰辛，也会继续迎上去攻克难关。

一颗赤子之心，

交付予家乡人民，

交付予亲爱的祖国！

_{周雄凯与本文作者天谛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