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在上海科影厂轶事

叶永烈溘然离世，十分悲伤。我与叶永烈同事二十年，又很要好，有很多往事涌上了心头。

1963年，叶永烈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与我同在编辑组。组里新来了一个青年，大家都很好奇，传闻他是北大化学系毕业，喜爱写科普文章，因为热爱科普事业，所以从一家研究所自愿要求调来的。听人事科同志说，当时，叶永烈是抱着一摞书来厂的，要求到厂里来工作，厂长诸人看过他的《十万个为什么》、《碳的一家》两本书，也常见他在报章上发表的科普小文章，便很快研究决定引进这个才俊。

叶永烈搬到厂里住，不久，他爱人杨惠芬从浙江温州调来上海，他就在外面租房搬出去了。据说他因没有人事方面的资源，也没法子“通路子走后门”，他唯一的资本就是写的那几本书，在社会上小有名气，便仍怀着书生气，抱着几本书去市人事部门，要求将妻子调来上海团聚，搭个窝有写作的地方。但那时要进上海，要处级干部才可以照顾将爱人调来，叶永烈连科长也不是，当然不在照顾之列。他仅有的本钱就是写过的几本书，便抱着书奔波，还有工作证也帮点忙，他是上海科教电影厂的编辑，而上海科教电影厂是知名度极高的大单位，也可作为人品证明。他就凭这两点，拿着工作证，带着自己写的书，从电影局到市有关人事部门，来回奔波，据说他得到有关领导的同情，表示支持，才同意把他爱人从温州一所中学调上海，但市区进不了，安排在郊区上海县一所中学里教外语。

应该说，把爱人调到上海，搭个窝有个写作的地方，叶永烈已相当满足了。他那时做编审外语片工作，经常看到他从片库搬拷贝到小放映间去，也常在在门卫间打电话，门卫那里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人多嘴杂，叶永烈便用英语与爱人交谈，科影人懂英语的人不少，只要有懂英语的人在侧，他便用温州话与夫人杨惠芬交谈，与老乡通电话他也用温州方言，有人感叹:“妈呀，叶永烈在说什么呀，温州话像福建话，一点也听不懂。”

打完电话，叶永烈又抱起一摞拷贝，急匆匆去片库或放映间，他总是汗涔涔的，穿着学生装，军用胶鞋，脚步敏捷，行动迅速，一路小跑，他给人的印象是十分勤快，是个很努力的青年。

回想起来，叶永烈在科影厂，成绩颇丰，对科教电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做过编审外国科教片工作。厂里对刚进来的创作人员，常常是先安排他们协助翻译片组工作。主要是看片审片，与翻译编辑共同校对中文解说与字幕，同时，厂里翻译编辑不会翻译的语种，如德、法、西、日、阿拉伯语，就要到外国语学院等大学去聘请人来翻译。这对新人来说是学习科教片创作的最好机会。那时，国内科教电影创作已趋成熟，但在创作样式上外国比国内花样多，在表现手法和运用电影技巧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主题选择上苏联已拍了人造卫星，这都为我们创作树立了榜样。

叶永烈做外语审片工作大约一年左右，那一年左右的审片工作给叶永烈留下了深的印象，他在几年前的文章里写到这件事，说明他到了老年也没有忘记在科影厂做的第一份工作。

他做过科教片编导。在叶永烈编导的科教影片里，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一般题材的影片，如《红绿灯下》《气垫船》《森林防火》《红外线》等。一类是前沿科学，如《计算机的二进位》《飞向宇宙》等。一类是舞台纪录片。那年，上面下达指令，要科影厂拍摄京剧、昆剧等剧种的老艺术家的表演，说他们正在老去，要拍下来做内部参考，给后人借鉴。厂里任叶永烈为导演，带领摄制组去拍摄。由于拍摄戏剧剧目量大，人事繁杂，忙得叶老兄不亦乐乎。偶然在厂门前碰到他，问起“你忙什么”，他匆匆说，在拍舞台纪录片，并说常要将舞台延伸，搭景，以便摄影机推拉摇移，可见他在下功夫。可是，这类资料片基本是丢进仓库，不与观众见面，是白劳动。要说收获，作为导演在拍人物戏方面，取得一些经验。科教片是个有特色的片种，作为导演必须懂故事片会拍人物戏，必须懂动画片会应用动画，必须懂纪录片会进行实地拍摄，记录科学家的实验活动，这样，你才能为全面的成熟的科教片导演。

同时，电影制片厂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提供人事活动的广大空间，上到中央各部长，下到基层干部，商贩走卒，都会联系，都会相处，叶永烈经过十几部各类影片的拍摄，在这些方面都已受到洗礼，走向成熟。

我对叶永烈编导的影片《红绿灯下》能获“百花奖”，表示惊讶。因为我也拍过交通安全的题材，那是“浅科学”，很难讨好，但他把这个普通的题材拍成精品，得到大众的青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最使我惊奇的是他写科教片剧本那么快，《机算机的二进位》《飞向宇宙》之类高科技影片剧本，他一两天就交稿，令人怀疑剧本的质量。编辑组主任和厂长领导的艺委会审查后，说剧本需要修改，他就在办公室里修改稿子，剪剪贴贴就成了，人称所谓“剪刀加浆糊”。对这类微词，他也不理会，修改后的稿子确实好，符合审查者的要求。这时，人们又褒奖说他是“化学脑袋”，意即学化学的人脑子灵敏，反应迅速，立即出成果。

叶老兄对人们对他在创作上的“微词”或“褒奖”，都一笑了之，不放在心上，这使人感到他心宽，洒脱，豁达。

由于长时间的相处，我对叶永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他为人正直，勤勉，专注，慢慢地在一些方面互相支持，渐渐地成为朋友。那时，有人会打“小报告”，以求自身的利益，而那“小报告”对人的损害极大，会进入“思想档案”，会如姚文元在文化广场公开叫嚣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右倾言论做成卡片，搜集起来，他就是个右派!”我断定叶老兄不会打“小报告”，信得过他的人品，同时，我也喜欢舞文弄墨，两人气味相投，便愈走愈近。听说他在漕溪路那里找到房子，我便到他家去看，那是过了铁路，再过原是沪上闻人虞洽卿墓地的一个小公园，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有条泥石路的小弄，约有百米来长，路边有共用的自来水龙头，有几个妇女在淘米洗衣。平房破旧，有的人家搭建低矮的二楼，叶永烈就窝居在一户人家的二楼，叶老兄为了写作，再艰苦也不怕.在那低矮的二楼住了很多年，写了不少科普文章，后来，在一位领导的关心下分配到一套田林新村的工房，但他的书籍多资料多，仍然无处可放，便在阳台上搭个书房，他就在那个逼仄的书房里写作，自嘲“阳台作家”。

后来，我们下干校三年，有些事也可记。上海电影干校在奉贤县海滩上，由先锋连盖了十几座草房，里面放置军用双人床，二十个人一间，夜里打呼噜的说梦话的此起彼落，很难入眠，有人呼噜声雷动，把泥抹柴把做成的墙震动了，泥沙“沙沙”往下落，床下盐碱白花花一片，芦苇长出来伸到床缝里。冬天极冷，夏天极热，蚊子造反，不穿长裤靴子不行，帐子不掖好甭想睡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大家仍然 “熬住”，我和叶永烈床靠床，他把小儿子带来，两人睡一张床，干校生活是紧张的，常常搞夜里军训，紧急集合什么的，学习，开批判会，大田劳动也很紧张，他竞能带个年幼的儿子来，不简单，又当爹又当娘。

干校是军事编制，电影局是团部，厂是营部，下面是连、排、班组，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领导吹哨就是立即集合去开会，或是去劳动。平时，大家吃完饭就会听到吹哨声，而这时叶永烈往往在给儿子喂饭，自己还未吃呢。听到哨声他也急，用调匙把饭菜往儿子的嘴里塞，催促说“快点，快点!”而儿子一脸委屈，含着泪花把嘴里的饭往下吞。儿子吃完了，他就猛刨猛吃几口饭，奔出去下大田了。

我曾问他: “你这儿子叫啥名头?”

他说:“大儿子叫叶舟，这个未出世时就起名叫叶丹。”

我笑了: “哈哈，你把‘舟’字上的一点拿了，就是女孩了?”

他也笑了:“是呀，生个女儿多好，又是一个光郎头。”

在新开垦的盐碱地上种水稻，引淡水灌溉，需要有责任心的人去特别管理，小稻才能成活，生长。营部当时派叶永烈管理水稻。由于盐碱地不断冒出盐碱来，这就需用淡水即时冲冼，换水，常常夜里需要打着手电筒前往，在田埂小径上摸索到出水口，十分辛苦。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干校三年里没有与叶永烈一起劳动过，因为大家劳动很分散，挖沟，挖粪塘，修路，种植，除草等等，有些项目需要专人管理，叶永烈在管理水稻。

在叶永烈的管理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在盐碱地上种水稻第一年就亩产600多斤，得到指导我们的当地农民赞许。叶永烈兴高采烈，很有成就感，他激情洋溢，连夜创作一首叫《写在稻叶上的诗》，贴在食堂的北面屋山头，那是一首抒情新诗，写得很长，贴满整整一个屋山头。叶永烈在干校还写过一首诗，用大字报贴出来，后来发表了，那首小诗以儿歌形式歌颂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我只记头两句是“天上星，亮晶晶”，下面是又来一颗唱着东方红的中国卫星，等等。

在干校期间，叶永烈大概利用每月回家休息的时间，也发表科普文章，这是后来知道的。

我们俩愈来愈要好，我在1974年到东北延边做知青慰问工作，他送我一本桔红色印梅花盛开的塑面的笔记本，是那时最好的最漂亮的笔记本，上题“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是那时的流行语，激励人进步的话。他落款是“永烈”，可见我们的关系。这本笔记本与我后来为了写动画片剧本，从厂剧本档案里借来的叶老兄手写的《红外线》剧本，都成了永远的留念了。

再说说叶永烈调出科影厂的事。那年是改革开放之初，一天，叶老兄忽然约我去他办公室，他的摄制组办公室在饭厅楼上最里面的一间，下班前人都走光了，我就去了。我想，他大概是找我交流创作经验的。

不想，交谈没有几句，他显出苦恼的样子，说是“想调工作，上海科协成立科普作家协会，需要人，”他想去。他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便认真思考起来。我想，他已拍了不少科教片，也得了“百花奖”，厂里对凡得过“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的导演，都视为主创人员，他在科影厂已上立住脚了，在此干下去是大有前途的。交谈之后，他觉得在科影厂也不错，但拍摄影片耗时太长，一部二十分钟的片子，从搜集素材到剧本创作、组织摄制拍摄，做完后期再到出片，往往需要一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令人无奈。

有些话他没说，我是知道的。厂里有些人是不喜欢职工在外边发表文章的，认为是“不务正业”。由于叶老兄文章满天飞，惹起一些人不高兴，厂里便发文给常发表他文章的报章杂志，要求他们不要发表叶永烈的文章。当时，我们对这件事很不理解，以为是拿厂里的工资就得受厂里管，不得为他人做事。说起这件事，叶老兄神色黯然，苦笑。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这件事促使我赞成叶老兄调离科影厂。在文革中，我和叶永烈可算是“逍遥派”，因为基本停产，无事可干，我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他照样写他的科普文章，然而，在各种势力“挤兑”下，那年我和叶永烈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本是很寻常的事，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海洋中，并不起眼，但到了后来，有人借此“放野火”，攻击叶老兄，我把这事对他说了，他一笑而已。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对文革的抵制和反对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说:“这些攻击，虽然是鬼蜮伎俩，但也会伤人哪，……也许到了科普作协清静一些，可以专心写作。”

叶永烈调到上海科协后，我去过几次，听人说像叶永烈这样的科普作家太少，“要培养第二个叶永烈”。

不久，叶永烈应招到上海作协做专业作家。那正是改革开放东风劲吹的八十年代，百花齐放，新思潮澎湃云涌，叶永烈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去，不但写出许多科普文章，也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人物传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作家。在揭露“四人帮”的几大本书里，我最爱看他在《江青传》里写的那位阿姨，她的命运在那动荡年代是那么反复无常，大起大落。她原是上海资本家家里的女佣，因为同情住在亭子间的困窘的蓝苹，见她没饭吃，偷偷地炒了一碗蛋炒饭给她吃，这使后来住在中南海改名江青的蓝苹很感动，把她调到北京做幼稚园工作，文革开始，江青怕她乱说，又把她投进秦城监狱。从对这个小人物命运的描写，我们看到叶永烈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叶永烈从十一岁在温州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到八十岁离世，七十年来共写了三千五百万字的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江青传》等等，都是精品，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他是天才，他是当代文学巨匠，中国科普文化的奠基人，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高尚的人。

我今天写这篇纪念他文字的时候，忆起他许多形象，但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记忆，是那年我到大木桥路去印剧本，走到斜土路口忽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叶永烈。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冲过来，由于天气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他穿着夹克，披着塑料雨披，一头雨水，他揩一把脸上眼镜上的雨珠，热情地走过来，我们互相问候，说了许多话，他又骑上车冲向雨雾里。

他这个向雨雾中冲去的背影，使我感动，久久望着。啊，他是一个永远向前冲的人，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