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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周恩来与愚园路

作者:徐锦江 发表时间:2022-08-18 点击数:69

亨昌里 连生里: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和文艺青年瞿秋白


1927年,蒋介石到上海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剿共产党人。“七·一五”,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也开始“分共”,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来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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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亨昌里 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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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愚园路 连生里3号


弄道不宽,但显得狭长幽深。两头弄口都有长长的过家楼,底下有点心摊、修鞋摊和剃头摊,市井生活气息浓郁,来来往往的穿梭行人也不少。


“你这地方找得不错。”


两头走了一圈后,瞿秋白对身旁的郑超麟说。


“找了半天,才找到这里,两年前刚造的房子,房东介绍说是先施、永安两家公司合股为高级职员造的宿舍。一共五列住宅,四条侧弄,一头通愚园路,一头通白利南路,我们这幢在弄尾,斜对面就是兆丰公园,也有前后门,有利于隐蔽和撤离。”郑超麟有些得意地介绍。


“好呀,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四·一二’已经牺牲了不少同志,不能再让我们的同志作无谓的牺牲了。”瞿秋白神情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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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随即来到了48号门前,瞿秋白仰头看去,见是一排外廊风格的新式里弄房子,假三层,很大的半圆拱门,一扇连一扇,犹如波浪,二楼也是外廊式阳台,有点像先施公司的门面,令人想起南方躲雨的骑楼。


“叶贺如果攻下广州,中央就可以迁往那里,你可以留在上海负责中央在沪的办事处,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轻易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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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现内景

“明白。”郑超麟边答应,边把瞿秋白引进了门,一楼有一间大房,但通过楼梯后的一扇小门,可以通向灶披间,打开灶披间的大门,豁然开朗,原来就是白利南路,可以望见对马路兆丰公园的绿色植被。


瞿秋白苍白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容,他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四·一二大屠杀以后,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昌举行,会上,瞿秋白和陈独秀的亲信彭述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警惕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有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而且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现在正在一步步的实现他们夺权的野心。”


而彭述之则否认中国有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哪来的资产阶级?如果说有,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是若有若无的鬼。”


瞿秋白立刻站起来反驳:“不管如何,彭述之同志,你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


说到这里,瞿秋白把头转向会议代表,激愤地说,我们党内就有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广大工农群众联合,他们要把中国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鬼,这才是真正的见了鬼呢!”瞿秋白机智的反驳,博得了代表们的掌声,他的主张也得到了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也都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对瞿秋白的观点表示支持。


然而,碍于陈独秀的权威,会议并没有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7月,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袭武汉,一时人心惶惶,瞿秋白的好友茅盾也在深夜焦急地赶到瞿秋白住处打探前方消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一群外国共产党代表煽动成立赤色军队到处暴动,甚至说可以组织各国共产党员成立国际纵队前来支援中国,被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复仇情绪所支配,瞿秋白和张太雷也情绪激动起来,决定好好干一场。


会后,瞿秋白和友人羊木之去黄鹤楼,来到江汉关,叫了一只小木筏子过江,骤雨初歇,船行江心,逝者如斯,一叶沉浮,瞿秋白的文人情怀又上来了,若有所思地问羊木之:“你看古诗中,哪一句最能刻画我们眼下的心境。”


羊木之一时语塞。


瞿秋白走到船头,朗声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羊牧之问道:“现在落木不是还没有萧萧下?”


瞿秋白悲愤的说:“许多好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这不是萧萧下吗?”


船靠岸付了船资,两人登岸攀上黄鹤楼,武汉三镇尽收眼底,但见长江东去,浪涛滚滚,江上白帆点点,船歌号子顺风飘来,瞿秋白又情不自禁吟诵起唐代诗人的诗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诗吟毕,望着迷茫生烟的江面和朦胧西下的斜阳,瞿秋白好半天没有吱声。


许久,才回过头来,情绪低沉地对羊木之说:“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糟糕,汪精卫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


不久后,共产国际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工作,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得知汪精卫准备“分共”,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上了庐山。


7月15日,就在瞿秋白上山后的第三天,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大批党员叛变或发表声明脱党,初则一个个,继则一批批,其余的或回原籍,或秘密转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8月7日,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在汉口僻静的三教街41号,一栋英国人的三层公寓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的周密安排,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虽然没有明确总书记一职,但实际上接替陈独秀,成了党内一把手。


9月下旬,中共中央由汉口迁往上海。瞿秋白携郑超麟乘坐一艘法国客轮秘密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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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现二楼内景

“我们上楼去看看吧。”郑超麟领着瞿秋白扶着狭窄的木楼梯柱头上到了二楼,并排的两间房里都有壁炉,都已添置好了床、橱、书桌,右边的房间里多了一张麻将桌,用搓麻将的方式来掩护秘密工作是一种惯用方法。瞿秋白会心地朝郑超麟点了点头:“你还挺会布置的。”边说边走进房间,推开落地百叶窗,走到阳台上,往下望了望弄堂:“那边的房子好像不错。”


“我也去看过,刚造好不久的联安坊,公寓式,租金太贵,也不太适合隐蔽工作。” 郑超麟说。


“阳台上还可以摆一盆花作为信号。”瞿秋白提醒道。


“好。我就住这间了,兼做会议室,那间留给其他领导同志,您有需要也可留住。”郑超麟抬了抬眼镜说,“这房子是假三层,上面还有房间,放个电台也没有问题。


瞿秋白来到三楼,透过挑空的阳台,见对面的兆丰公园风景如画,而旁边却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


“听说要造一幢英式的九层高公寓,平时声音有点吵,但也正好掩护我们工作。”


“小郑,作为中央出版局长,你是不是可以谈谈你的工作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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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必再恢复《向导》了,可以改出一份新的党刊,24开本,有统一的格式,每期可有社论、论文、各地通信和读者来信,还有,就是悼念我们最近牺牲的同志的文章。刊名可以叫《布尔塞维克》。”


瞿秋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我们每个星期开一次编委会,审一下稿,安排下一期文章,常委会精神我也会在编委会上传达。具体印刷发行事务你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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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塞维克》第一期发刊露布的第一段写道:


中国现在的时期是社会斗争剧烈到万分的时期。国民革命因为国民党领袖的背叛革命而受着非常严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党已经因此而灭亡了。


同时刊登的有题为《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文章。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罗亦农经常在亨昌里的编辑部住宿,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离开编辑部去戈登路另一处机关时,被叛徒出卖被捕,这里成了他最后的住处。陈独秀退出中共领导层后,经常署名撒翁在补白性质的“寸铁”栏目里写些小文章,《三民主义,糊涂道地——》一首歌词居然脍炙人口。有一次也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住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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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一晃三年过去了。


“请问,有一位何先生住在这里吗。”


“没有!”房东太太还没把门全打开,便不耐烦地回答,随之准备关门。


“有的有的。”之华已经听出来人的声音,赶紧往楼下跑,“这里有姓何的”,来到大门口一看,果然是孔德訨,后面跟着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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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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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鲁迅合影


“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之华一边对房东太太解释,一边把茅盾夫妇引进了屋,正在写作的瞿秋白早已迫不及待地站到门口。他和茅盾是很好的朋友,早在1923年在上海的时候就做过邻居,两家小孩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大革命时期在武汉,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瞿秋白在党内分管宣传工作,两人常常一起商量怎样利用报纸做宣传。


而茅盾此时见到的瞿秋白却已完全不同于往昔。1930年9月,几经沉浮,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持完三中全会,蛮以为可以松弛一下神经了,却不料收到一封寄自共产国际的来信,不仅提出立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也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随即,在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坚持下,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四中全会,根据米夫提名,王明不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且连跃两个台阶,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被杀,王明顺理成章代理了党的总书记,自认为曾遭瞿秋白打击的王明马上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报复,除开除政治局委员外,经济上也不放过,减发了瞿秋白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是象征性的给十几元钱,当时上海工人每月的中等收入都在二三十元,十几元钱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秋白和之华夫妇只能搬到上海大西路一个小市民区居住,这里邻里之间市侩气很重,有一次,之华在屋外洗衣服,听到房东太太指桑骂槐不停地唠叨,感到很窝火,又不好发作,回到屋里委屈地对秋白说:“我在这里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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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杨之华颇有情调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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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杨与前夫所生,瞿秋白视若己出)


那是瞿秋白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每天躺在床上,与其说思考着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更真实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失望和痛苦难以排解,孤独寂寞伴随着肺病阵阵袭来,仿佛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长期欲罢不能的疲劳使被罢官的瞿秋白反而感到了一种“甜蜜的”休息。政治生命结束,正可以就此回到 “自己的家”——离开了整整十年的俄国文学研究,他甚至幻想到随便哪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课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小说、诗词、歌曲之类,做一个逍遥的文艺青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一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研究一下文艺不好吗,让别人去做“王者之师”,去做“诸葛亮”吧。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潜伏着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市侩意识都借着失意和病痛突突冒了出来,暗暗地诅咒自己“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说简单些,就是“读书的高等游民”。这样反复的自我折磨直到天亮,被之华叫起下床吃饭,淡淡的光线照进房间,方觉有些力气和希望。


为了安全也是生活所迫,一向西装革履的秋白改穿起长袍,头发也剪短了,一扫斯文潇洒的知识分子形象,完全融入小市民堆里,并且把名字也改为林复。


这就是茅盾此刻见到的瞿秋白,两个文人别后重逢,不觉有些伤感,但听说茅盾正在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瞿秋白立刻像换了个人似地兴奋起来:“快把全书情节讲给我听听”。


“说来话长,还是等下次我来,把前四章的草稿和各章大纲带给你看吧”,茅盾笑着说。


茅盾创作的这部作品,正是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子夜》,过了两天。茅盾果真带着《子夜》前四章手稿和夫人再一次来到瞿秋白家中,瞿秋白拿起手稿专心地看了起来。他身上的另一种革命精神又回来了。


“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不合理,这样写,是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还有农民暴动这一章,也可以改得更真实。”


“好的,这些建议很好,我回去再修改。”茅盾答应着。


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之华已做好晚饭。


吃过饭,两人兴致勃勃,正准备继续聊下去,一个人急冲冲闯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瞿秋白后,便匆匆离去。


秋白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

“到我家去吧,那里安全。”茅盾说。


秋白和之华夫妇不及收拾,便跟着茅盾夫妇去他们连生里的家。茅盾家在愚园路东头,穿过庆云里,支弄才是连生里,且都有东西南北四向,弄套弄,十分隐蔽,夜色中东拐西弯,不是熟人带着,一时三刻怕很难找到。茅盾家在一幢石库门的三楼,带一过街楼共三间。


“王先生,介是吾呃两个亲眷,到上海来看毛病,来各嗒住两天,毛病看好就回去。” 为了不引起怀疑,茅盾对房东说。


茅盾把东厢房的床让给了秋白夫妇,叫孩子睡在地板上。凑合过了一夜,之华觉得两家人挤在一起不太方便,第二天便住到了她亲戚家去。


秋白仍留在茅盾家住了大约半个月,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谈《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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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荪甫不应该坐福特牌小汽车。” 瞿秋白细心地指出。


“上海市面上不是盛行福特汽车吗?”茅盾说。


“但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为了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应该坐更高级的小轿车。”


“有道理,那就改成雪铁龙吧。”


“还有,结尾吴荪甫和赵伯韬两大集团握手言和,我觉得还是改成吴赵两家一胜一败好,这样不仅可以使情节波澜起伏,而且能突出表现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最后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修改意见。


“好好,非常好!”


两人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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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就义前最后的照片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写下被许多人认为有辱气节的《多余的话》后不久,正提笔录下一首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执法令达,遂又绝笔疾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书毕掷笔,整衣上路,一路上用中俄文唱着《国际歌》并高呼口号,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罗汉岭下一凉亭,说完“此地很好”后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的最后时光,心态复杂,出世与入世、党性与人性、布尔塞维克与文人情怀交织,其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人性丰富性的体现,绝不能用单一维度来解读,而难能可贵的是不掩两字:真诚。


愚园路庆云里31号,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机关。周恩来、林育南等中共领导人频频出入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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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259弄庆云里31号(后改为15号)  1930年7月  苏准会

(图为庆云里“苏准会”秘密机关旧影)


轻轻的三下敲门声。


这是暗号。门刚微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裹着围巾,墨镜遮脸的中年男子便敏捷地闪进门来。


“谁?”胡毓秀警觉地问。


“小鬼!连我都不认识啦。”男子摘下墨镜。


“参谋长!”胡毓秀兴奋之下,脱口而出。想不到平时一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参谋长竟会是这幅打扮。


“小鬼!这里不好这么叫的。”男子摇摇手,又将食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来人是周恩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是周恩来亲自批准胡毓秀参加起义部队,并在参谋团工作,周恩来当时任参谋长。


“我知道了。” 这一阵,在这里工作的胡毓秀真的是眼花缭乱,真假莫辨。这幢三层石库门房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正常的家庭,但它实际上是中央特科一科特意安排,让林育南化名 “李敬塘”,以皮货商身份租用下来的。31号藏在支弄笃底,是一排房子中面积最大的,门幅虽不宽,但异常高拔,半圆拱门中间嵌有两个对称的仿罗马柱,进门还有几级抬步,虽非豪门花园,但能租下整幢房子,也自非等闲之辈,有钱人的排场是必须的。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以及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团体的代表在沪组成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秘书长的林育南兼任“苏准会”秘书长。会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活动机关。林育南是“一家之主”,胡毓秀和林育南爱人李莲珍以姑嫂相称,化名李星月的李平心则是胡毓秀的爱人。四·一二以后,党中央机关转入地下,1930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可谓风云激荡,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央高层路线斗争也异常激烈,6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论”,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在“左”倾冒险主义推动下,全国纷纷发动武装暴动,但纷纷以失败告终,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因组织暴动而暴露,先后有11个省和武汉、天津的机关受损,7月,江苏省委在南京发动兵变失败,与此同时,各路红军也在这种瞎指挥下遭受惨重损失。上海党中央的生存环境也异常险恶,为安全起见,进进出出的人都以亲戚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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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南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紧急派瞿秋白和周恩来从苏联回国。9月,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停止了城市暴动计划。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央工作。但11月-12月年底的一段时间,党的领导层非常混乱,以至工作大受影响。王明攻击瞿秋白,罗章龙带领一部分人进行分裂活动,要求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立即离开领导机关,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纪律制裁。何孟雄等另一部分共产党人则对共产国际米夫和其扶植的王明等人表示不满。


林育南是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曾任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林育南是湖北黄冈人,其堂弟林彪【曾名林育蓉】和在延安去世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送行的张浩【原名林育英】都是在他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长得一表人才,是许多女性的爱慕对象,且为人精明果断,灵活机敏,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应对。虽是“一家之主”的皮货商,却时而打扮成衣冠楚楚的学者名流,时而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回家,经常让胡毓秀大感意外。有一次,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闯进屋来直奔洗脸池,胡毓秀一把没抓住,待流浪汉洗了把脸回转身来,胡毓秀惊讶地发现竟是林育南。


“小姑,我的变脸功夫怎么样。” 林育南笑着说。


“姐夫,你可以去演川剧了。” 胡毓秀忍俊不禁地回答。 


每天,他们都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机智巧妙地跟国民党特务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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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里靠近静安古寺,从梵皇渡路和海格路交汇的愚园路往西走,百乐门那时还没有开张,美容一条街也还没有形成,北面还是一块闲地,南面沿街面却有五洲大药房、静安笔店、林美食品号、沪西书局、涤美洗染商店等五花八门的商铺,颇显嘈杂,经过一家名为“St.George’Hotel”旅馆,又是几家水果店、药店和文具店,从愚园路243弄进入,是和平路,这条路既是路,又是弄,可走通到南面的静安寺路,弄口有一家小饭店,弄内也有许多小店,从两边稀疏植有梧桐树的和平路也可以拐进庆云里,顶弧形的弄门石材框楣上有“庆云里”三个浮雕凸字,下面被“幼科徐肖圃医生”横着做了广告,外门立柱也没闲着,被一家信笺纸墨笔庄做了广告。门口自是蹲着几个瘪三不像瘪三,叫花子不像叫花子的闲人,过街楼朝路口的木窗半掩着,过街楼下少不了一个修修补补的摊位。“苏准会”所在的31号妙在和平路上有不为人注意的后门,但它的正门却需要沿着东西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沿着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打一个回车走到笃底,才是,而如果沿着东西向走过头,就会走到另一条叫连生里的里弄,也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从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出去,是愚园路259弄,又是另一个通道。259弄出口的愚园路沿街面,也有源丰恒南货店、盛和绍酒庄和当铺、洋服号、煤炭号、成衣铺、货栈等充满烟火气的商铺,还有上海市银行第一办事处和一家叫香港的商店。31号的隔壁是德济医院,再过去,是新新大戏院,弄堂里还藏着一家浴室,有无数条小路可以四通八达跑到大马路上。陌生人走到里面,时常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到了诸葛亮布下的八卦阵,就是熟门熟路的人,也不一定会知道31号里还藏着许多通到其他小路和隔壁弄堂的边门暗道。这个地方对于搞地下工作来说,委实太合适了,真正当得起“机关”二字。


“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


“敬塘,把你的货色拿出来看看。”周恩来走进二楼的一间厢房,对起身迎上前来的林育南说。


林育南从大橱里的几件裘皮大衣夹层里取出了草拟的文件,摊到桌上。


“维汉、弼时、代英、稼祥他们也都在,我把他们叫下来吧。”


“好,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章龙也来过,但好像在生什么气,又好像在忙什么事,没说上几句就不辞而别了,锡根总跟在他屁股后面”。


“秋白来过没有?”


“来过,但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好像还在做一些自己的翻译工作。老向也来过,但你知道,他对这些文字工作没有兴趣的。倒是李求实,还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这群左联小青年常来帮忙抄写跑腿。”


“哎——”周恩来叹了口气,随即吩咐道:“你让星月把笔墨拿来,我们边讨论边修改。”


“好!”


随即,一桌人对“苏准会”起草的“一苏大会”文件,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经济、外交、肃反等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草案,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开始了细致的讨论。


1931年11月,这些文件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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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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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


而早在该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强行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撤职,王明直接进入了政治局。1月17日,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和左联五烈士相继在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开会和活动时被捕,随即被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2月7日,被枪杀在龙华,即“龙华二十四烈士”,难友题壁诗云: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样红。


至于他们究竟如何被发现被捕,至今成迷。清楚的是:林育南和何孟雄是反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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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除的庆云里“苏准会”旧址新貌,可惜没有挂一块铭牌


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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