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壳、小提琴和降落伞——抗美援朝文艺老兵的记忆碎片

_{讲述：李茂新 肖友砚 来纫秋    记录整理：李菁}

这是1949年上海比乐中学三位老同学的口述实录，他们当年分别是13岁、16岁和14岁，同时参加了抗美援朝，当上文艺兵。三位老人现在都到了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有的独居，有的和子女同住，有的在养老院。只要在电视上、手机里看到任何有关抗美援朝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新闻、短视频，他们就会互发微信或用电话通知彼此，回忆、讨论。  

 

他们努力维系着的共同记忆，时而坚挺，时而模糊。那些纷纷扰扰的思绪常常缠绕在一起，又断断续续散落在各处。本文采访、整理作者用第一人称还原，在一切沉寂之前记录保存，成为珍贵的文本，展现出当年的志愿军“小鬼”青春勃发，热血沸腾，艰苦但是很有意思的前线生活，图文并茂感人至深。

引子

我爸常说，他在比乐中学念书时，学校里有五位同学一起参军加入文工团，一起抗美援朝，一起毫发未损安全回国。这简直是奇迹，在当时绝无仅有。

他们现在都到了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有的独居，有的和子女同住，有的在养老院。只要在电视上、手机里看到任何有关抗美援朝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新闻、短视频，他们就会互发微信或用电话通知彼此，之后还要在群里继续讨论。   

他们对那些“服化不到位，武器型号不对头，情节漏洞百出”等问题并不十分在意，对“某某战友走了”之类的消息也极少提及。很多时候更像在互相安慰，或是喃喃自语：“有人记得，总归是好事。”“能拍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的身体嘛，不坏便是好。”

他们努力维系着的共同记忆，时而坚挺，时而模糊。那些纷纷扰扰的思绪常常缠绕在一起，又断断续续散落在各处。渐渐地，他们群聊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爸仍然热衷于每日转发和点赞，如果谁当天没回复，甚至会发语音过去追问。最近又开始嘀咕，他们中的两位，好像有些日子没更新消息了。 

那些七十多年前的记忆碎片，依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微光隐隐，应该有人去激活，尝试着用第一人称还原，在一切沉寂之前记录惠存。有时甚至觉得，我爸把我生出来，之前都在打基础，就是为了干这个。好吧，就算最后他们中只有一人看了高兴，也是值得的。

一、炮弹壳

_{我爸李茂新 1936年3月15日生}

我叫李茂新，十三岁入伍，之前是上海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那时比乐中学在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内。老师们也不过二、三十岁。上海解放前夕，他们经常在顶楼晒台上教唱《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之类的歌曲。我们尽管大声唱，反正楼底下听不见。只是每当唱到“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时，心照不宣用“拉拉索拉米索”代替。

后来才知道，那些老师早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校长杨善继，在临近解放时就亮出“上海人民迎接解放保安大队”的大队长身份；音乐老师孙慎，解放后出任中国音协主席；戏剧教员奚里德，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务委员会履新；国文老师吉联抗，调任人民唱片厂当首任厂长。

更想不到的是，身边很多高年级同学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全校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竟有三、四十名随军南下。

当时学校开设很多兴趣小组。我在戏剧组，同班同学来纫秋（女）、吴敏莉（女）、及初三班的王兴仁（女）是舞蹈组的，王兴仁的同班同学肖友砚（男）在音乐组。谁都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五位同学同时去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军文工团团员。

_{比乐中学原址  上海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

你爷爷说：“如果我再年轻些，也会和你一起去！”

那时，学校里至少有1/4的同学都去了“南下服务团”_{（【注】南下服务团：1949年前后，为了给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上海青年奔赴祖国各地，积极参加解放工作。除了“华东革命大学”、“西南服务团”之外，还有“南下服务团”。1949年6月1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南下服务团的招生通告，表示“凡思想纯洁，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年龄18岁以上30岁以下之男女青年，均可报名”。6月21日，上海市学联在天蟾舞台举行“南下动员大会”，共有30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8000多名师生参加）}。我就跟你奶奶讲：“很多同学都参加革命了，我也想去！”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兄（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你奶奶当然不答应，直接把我锁进小房间。等南下的同学都走了，你奶奶才把我放出来。

有了这次教训，我就想索性跑远点。正巧同学王兴仁的哥哥王麦秆_{（【注】王麦秆：【1921年~2002年】，原名王兴堂，笔名麦秆，现代版画家。1921年生于山东招远。抗日战争时期立志以木刻为武器，取笔名"木革"。19岁因创作《日寇的暴行》木刻被投入牢房。此后又两次被捕，但矢志不移，而创作内容更具尖锐性。）}认识二十军文工团的副团长，听说那里招人，就偷偷去报名。临走前，有一天屋里只剩下我和你爷爷两个人。我含糊地提了句：“我想参军，开始新生活。”，你爷爷竟非常郑重地对我说：“如果我再年轻些，也会和你一起去！”我当时有点懵，不敢多问。并没意识到，这是我和你爷爷的最后一次对话。

你爷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本在商务印书馆外文组任职，因为得了肺痨，被公司辞退，长期失业在家。记忆里，他总是在咳嗽。有时整夜跪在床上，通宵咳个不停。现在回想起来，“参军，开始新生活”这件事，你爷爷从心底里是认同的。

半条毯子和一抽屉《儿童画报》

1949年8月5日一大清早，我把家里的薄毯子一裁二，半条叠好放回原处，半条塞进包里，悄悄去高安路二十军文工团驻地报到了。其他啥都没带，能脱身就不错啦。

还以为家里人会急得不得了，结果头天晚上居然无人觉察。大概因为并没发现我离家出走的迹象（被褥、衣服、文具用品等一样不少），况且之前我有隔三差五在学校过夜、参加各种游行集会、排演活报剧的经历，所以家里人并没过多在意。直到你小嬢嬢（我妹妹）无意中提起：“哥哥前几天把他最宝贝的一抽屉《儿童画报》，都送给我了！”你奶奶赶紧检查床铺，发觉表面折叠整齐的毯子只剩下了半条，全家人这才反应过来。

过了几天，我借团里的电话给家里报平安。（那时我们一家八口蜗居在重庆中路太和里36号。整条弄堂只有隔壁29号家里有电话。）我就打到那里，叫李家阿婆听电话。是你二姑妈（我二姐）接的。她劈头盖脸先把我骂了一通，接着反反复复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到底回不回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知不知道家里人多着急啊？”我不好还嘴，只有不响。她性子急，自顾自“喂喂”了好一会儿，以为是电话坏了。我闷声不响等她挂断电话，才放下听筒。

_{1949年9月  入伍后不久  摄于二十军文工团驻地}

比乐五同学，孟家四兄妹

“上海一所中学一下子来了五个学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五位同学就在高安路25号毛森公馆（二十军文工团驻地）出了名。其实我们都是单独行动，事先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人。

除了我们五个，另有一家姓孟的人家，八个兄弟姐妹都在部队上，其中四人同时加入了文工团。

比乐五同学，孟家四兄妹，在当时的二十军文工团，绝对引起轰动！

后来我们九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_{二十军文工团大合影1949年11月摄于嘉定} 

_{红圈比乐中学五位同学：}

_{一排右二：李茂新/一排左四：来纫秋/一排左七：吴敏莉/二排七：}

_{王兴仁/四排左六：肖友砚}

_{黄圈孟家四兄妹：}

_{六排右五：孟志光（大大孟）/二排右六：孟淑英（大孟）/四排右八：孟啟斌（中孟）/二排右三：孟淑兰（小孟）}

两个月后，文工团移防嘉定。大家住在天主教堂后面，地板上铺些稻草，就是营房。没有现成的被子，团里给每人配发三斤棉花，我们就自己动手缝被子。开始由比我年长的女同志帮忙，后来自己慢慢摸索、掌握窍槛，我就是在那时学会做针线活的。

我们训练出操，学扭秧歌、打腰鼓、说快板、排话剧，逐渐适应文工团生活。部队驻地边上有条河，大家都去那里学游泳，一心一意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_{在文工团驻地学打腰鼓  1949年摄于嘉定}

_{比乐中学五位同学在文工团演出活报剧  1949年摄于嘉定}

_{右一：肖友砚  扮美国鬼子/右二：李茂新  扮日本鬼子/二排左一：王兴仁/二排左五：吴敏莉/二排左八：来纫秋  饰演革命群众}

话说你奶奶终于打听到部队驻址，先叫我大姐、大姐夫到嘉定劝我回家。我当然不肯。没多久，她又派我二姐、二姐夫来当说客。我还是不从。第三次，你奶奶亲自出马，领着当时才9岁的小妹来了。团里的领导也说：“实在不行就回去吧。”我呢，早就想好了，一定要等到解放台湾后，再回去读书！

1950年春，你爷爷因病过世，是团里通知我的。说实话我都不记得是否回去奔过丧，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前几天你嬢孃找到这张旧照片。背景是太和里29号门口，说明我确实回去过。

几个月后，我就跟随大部队北上，到山东兖州集结待命。

_{我爸、大姑妈、大姑父  1949年摄于嘉定}

_{我奶奶，爸爸13岁、小嬢嬢9岁  1949年摄于嘉定}

_{1950年春，接团里通知，爷爷因病医治无效过世。我爸回去奔丧，摄于重庆中路太和里家门口，左为4岁的小叔叔}

闷罐车里的战前动员

我们上了闷罐车，一路向北，并不清楚具体的目的地是哪里。每节车厢里有两只木桶，供小解时用。地上铺了稻草，男女战士各睡一边。到了停靠点，大家抓紧时间洗漱休整。团里年龄最小的就数我（14岁）和廖有梁（刚满13岁）_{（【注】廖有梁：【1937年~1999年】国家一级演员。1950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文工团。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主演影片《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都市里的村庄》《在被告后面》，话剧《傻子进行曲》《OK，股票》等）}。在列车行进中难免内急想上“大号”。那就打开车门，由两位人高马大的战士一边一个拉着，屁股朝外，就地解决。

列车继续向北行驶，沿途上来一位指导员，正式宣布部队即将开拔朝鲜，这是在做战前动员了！闷罐车里顿时沸腾起来，我们立即响应，并热火朝天地议论起来。大家乐观地认为第九兵团二十军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力，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王牌部队，应该很快就能打完胜仗，凯旋归来。

_{战地演出说快板  左：廖有梁、右：李茂新}

记得途经沈阳时，站上喇叭里正反复播放当时耳熟能详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听着“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朝鲜局势的紧张。看了报纸，确信“美国鬼子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大家群情激愤，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保家卫国！

我们到达东北辑安，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所有部队不得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八一”五角星帽徽，连同照片、印信、文件等一律上缴。

我最舍不得的有两件物品。一是下连队时，战斗英雄杨根思送给我的一张小照。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反面有他亲笔签名的“小李同志惠存”。之前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到辑安留守处，和其他物品一起打包上交了。

另一件是部队新发的毛巾。中间是雪白的，两边绣着红色字样。一边是毛主席题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边则是八一军徽。我把两条边剪掉，留下白色的部分。

多亏这条毛巾，不久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长途跋涉夜行军时，我们用它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牵着走；冰天雪地里，我们把它塞进帽子，遮住耳朵，抵御寒风。

老大爷问：“世界上哪有这种地方？”

当时团里已经宣布首批入朝参战人员的名单，绝大多数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和有斗争经验的文艺兵。孟家四兄妹里的中孟（孟啟斌）作为新兵代表，也被推选加入其中。我们别提多羡慕他了。组织上以我们年龄太小为由，安排我们先分散住在鸭绿江边山沟里的农民家中，原地待命。

我住的那家有位老大爷，牙都没了，看上去很老的样子，现在想想最多不过五十来岁。有天他突然问我：“你大概是新参军的吧？”我说：“是呀。”其实我当时参军也一年多了。他又问：“你老家哪里的？”我说：“上海。”他再问：“上海啥样啊？”正巧我坐在炕头，看到他家墙上贴着一张招贴画，画的正是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俯瞰下的外滩全景。我说：“那就是上海！我就住在那里！”老大爷平时待我蛮和善的，那天忽然大发雷霆：“骗人！这是画上的，世界上哪有这种地方？年纪轻轻，骗人不好！”我哭笑不得，又解释不清楚。后来老大爷就再也不理我了。其实当时多数老百姓对上海兵还是很不了解的。

_{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俯瞰下的外滩}

跨过鸭绿江

终于，上级通知我们第二批入朝参战！

夜里出发，一过鸭绿江，眼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象，朝鲜那边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到处是烧焦的房子。

天气越来越冷了，第一批入朝的战士身上穿着华东地区的薄棉军装，头上戴的还是50式大盖帽。战局变化太快，御寒物资运转不及，绒衣、厚棉衣、厚棉裤、棉帽、乌拉草鞋、厚手套还在路上，南方部队没有做好在严寒地区过冬的准备。

1950年冬天的朝鲜，遭遇了零下30多度的极寒天气。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冷到什么程度呢，手碰到门上的铁环，手掌上的皮都会掉下来。那时第二次战役_{（【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7日～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解放了朝鲜北半部除襄阳外的全部地区，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并占领“三八线”以南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志愿军基本歼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歼灭土耳其旅大部和美军第7师1个加强团，给予美军第2师、陆战第1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军第25师、骑兵第1师，共毙伤俘敌3.6万余人，并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3万余人。）}刚刚结束，冻伤的、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竟有4万余人。

我们奉命先到长津湖最南端的下碣隅里休整，等待补给、补充兵源。 

团里两百多人，分成戏剧股、创作股、美术组、乐队、卫生队、后勤组、及两个演出队。身材高挑的王兴仁同学去了演出队，会拉小提琴的肖友砚同学在乐队，同班同学来纫秋和吴敏莉到后勤组，我被分在卫生队。

文工团在下碣隅里驻扎、修建营房，彼时前方已经过第三、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即将打响。

_{出国参战前  前排左三和后排战士的军帽为50式大盖帽}

不久接到紧急指令，第九兵团所属的20军、26军、27军全线参战。1950年4月4日，文工团奉命隐蔽南移，路上要走十来天，到达“三八线”迎接战斗。我们除了背自己的被褥铺盖，还要扛洋锹、十字镐及装满七天口粮的米袋。米袋长约1米，粗15公分，一般是两条套在肩膀上，一条围在腰间。先吃谁米袋里的粮食，谁就可以少背一天。团里个头最矮的就数廖有梁和我，大家就先吃廖有梁的，再吃我的，大个子战士的米袋总要背到最后一天。组织上是很照顾小战士的。我们也不能拖后腿，出发时总是快跑到大部队前面，一路即编即演说快板，沿途鼓舞士气。

夜行军，一边做梦一边赶路

为了避开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部队通常在傍晚出发，星夜兼程，一直要走到次日天蒙蒙亮，才能休息。夜里能见度低，较难被敌机发现，但时常会碰到特务打曳光弹。很多特务隐藏在深山老林，伪装成老百姓，或是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四处打探志愿军的消息。一旦发现目标，他们会发出各种信号弹对外联络。有时甚至会引来敌机的新一轮轰炸。但只要有大部队在，收容队断后，特务就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战势的变化，志愿军缴获的敌军车辆越来越多。必须赶在美军飞机轰炸前，及时把卡车运走，妥善安置到指定地点。沿途时有美式十轮军用卡车迎面驶来，与我们擦身而过。驾驶室里开车的竟然是美国兵！边上坐着一位持枪的志愿军。战时司机稀缺，大多数战士不会开车，想出这个主意真是解决燃眉之急。文工团里好几位年龄稍长、会一点英文的男同志，被临时派去负责押送工作。

_{朝鲜绵延山路上的志愿军运输车队}

夜里行军，除打头阵的少数几位配有手电，大部队只能摸黑前行，后排战士把毛巾系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个牵着一个走。每日夜行30公里，战士们脚上都磨出血泡，太疼了，就裹着棉手套继续走。实在太累了，就一边瞌睡一边赶路。直到破晓时分，传口令过来：“原地休息！”，大家才能停下来歇息。

记得有一次，走到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边做梦，脚还在机械地向前迈步。忽然感觉正前方有棵树，本能抱住，定眼一看，边上就是悬崖！一下子清醒过来，当天再无睡意。但每天长途跋涉，实在撑不住，过两天又照样一边瞌睡一边赶路了。

为啥现在我对旅游啊爬山啊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再好的风景也不足为奇，是因为年轻时“翻过一山又一山”，把这辈子的山都爬完了，再也不想爬山了！到现在这个年纪，你们老说我走路带风，上下楼梯不拉扶手，大概也是那时练就的童子功吧。

_{部队出发前，文工团员指挥合唱《向前！向前！向前！》鼓舞士气}

午夜装车，运送伤员

部队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后勤补给跟不上。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食弹药只够维持8天左右时间，前线战士英勇搏杀、浴血奋战，但8天过后，无法有效持续进攻。只能发动“礼拜攻势”_{（【注】礼拜攻势：1950年12月，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全面败退，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逐渐窥破出志愿军攻击时间只有8天左右时间。受装备天气等影响，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差，官兵只能随身携带3天粮弹，而通过人挑肩扛牲口驮的简易后勤再保障三四天，总共维持8天左右，这就是所谓“礼拜攻势”）}。敌人窥破志愿军的软肋，趁势反击。一仗下来，伤员特别多。

送到我们卫生队的，大多是被凝固汽油弹炸得体无完肤的重伤员，大小便不能自理。白天，我们给伤员端水喂饭，搀扶他们解手。我个头小，必须用尽全力才能把伤员背上身，尽量撑住不动，方便他们扒着拉，拉完再背回来。

夜里，一辆辆卡车悄然而至。我们把重伤员从山上转移到公路边，合力抬上后车厢。所有车辆不开车灯，装载后立即驶离，一定要赶在黎明之前，全部撤走。望着最后一辆卡车消失在延绵山路的尽头，我不禁想，这还只是运输线上的一个点，一路上辗辗转转要经过多少这样的地方，有多少位像我们一样的战士在彻夜忙碌啊！

靠指北针脱离危险

天一亮，敌军的飞机开始出动了。隔山就是战场，爆炸声此起彼伏。最危险的一次，一大清早，就听见山那边发出“咕咕咕”的声响，枪炮声越来越近，地面也颤抖起来。到了中午，迎面跑来一满头大汗的战士，衣服全熏黑了，一看就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他气喘吁吁地喊：“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敌人的坦克车就要过来了！”这才意识到敌人已经包抄到我们后方！

教导员当时非常冷静：“幸好前天晚上重伤员已经被全部运走了！现在大家都不要慌，所有人员听指挥，把不必要带走的随身物品都扔了，立即出发！”

他有个指北针，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走公路，搀扶着伤病员顺着指北针所指方向，翻山越岭，经过两天两夜，才脱险离开。

_{1951年  摄于朝鲜战时防空洞旁}

传单有毒，抽烟有害

通常两场战役的间歇，部队会进行休整，补充兵源。为战士们提供补给，发放缴获来的战利品。每人可领三条东北大生产牌香烟。我不会抽烟，那些老兵都围着我要。很多从解放战争过来的老兵，一不抽烟就浑身难受，不停咳嗽，一边咳一边还不忘要找烟抽。他们总说：“小兄弟，我不怕饿、不怕冻、不怕死，就怕没烟抽，宁愿咳死，也要吸上一口！”

夜里行军，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部队上一再提醒“不要抽烟，注意防空”。但是老兵们忍不住啊，把头埋进棉衣里，也要吸上一口。没有烟，树叶子卷起来，吸这个过过瘾也好。

树叶卷了当烟叶，没有纸怎么办？有时美国人的飞机会撒传单下来，上面写的尽是些劝降、策反、蛊惑人心的话。就有老兵把传单捡起来，直接当卷烟纸用。后来听说很多人抽了用传单纸卷的烟，中毒了！敌人实在太阴险了！

所以这辈子我都坚决不抽烟，因为一直记得“抽烟有害、传单有毒”。

立功喜报

部队休整时，我往家里写过两封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这里一切都好，勿念！”其实大家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当时觉得“立国际功”，有喜报寄回家，就是给家人最好的交代了。

据说你奶奶接到我写的信时，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甚至认为我早就牺牲了。“我儿子的字哪会写得这么好看，肯定是别人代写的！”

那时，我和同学来纫秋、肖友砚三家住得很近，我们在朝鲜时，我们的三位妈妈碰头过几趟，都是为了打听消息，互相安慰吧。

后来我立了三等功，“立功喜报”寄到家里，你奶奶始终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些都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

_{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爸爸的“立功喜报”寄到家里，奶奶始终不相信这是真的}

李茂新         

1949年8月5日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1952年 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955年 二十军文工团撤销，编入六十师文工队，参加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10月30日 光荣复员

1955年 分配至上海越剧院

1969年 调任至上海市文化局

1990年 调任至上海电视台

1996年 离休至今

_{上海越剧院院部前留影  时年19岁  摄于1955年}

_{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留影  时年84岁  摄于2020年10月25日}

我家的炮弹壳

我家有个炮弹壳，是爸爸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纪念品。从我记事起就被当作笔筒用。一直以来我都坚定地认为笔筒就该长这样。直到初中时去小伙伴家玩，才发现原来别人家的笔筒从来就不是黄铜做的。

这些年，已经很少在家伏案写字了。我家的笔筒也退居到书桌角落里最不起眼的位置。只有我爸，还坚持每天雷打不动地从他那宝贝笔筒里抽出笔，在小卡片上孜孜不倦地抄写网上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晚上一并微信发送出去。

他的老同学，大多已经极少出门，每天很早就休息了。如果一觉醒来，就能看到他发来的各种消息，应该会蛮开心的。

_{我家的炮弹壳}

二、小提琴 

_{肖友砚伯伯1933年4月20日生}

我叫肖友砚，十六岁入伍，之前是上海比乐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那时校舍设在雁荡路中华职业教育社四楼。没有操场，大家都到五楼晒台上做早操。老师们经常会在晒台上教我们唱进步歌曲，《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就是在那时学的。

我们都参加了“应变会”_{（【注】应变会：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组织在各大中学校内建立了“应变会”和“人民保安队”等组织。负责保护学校，及上海交通运输、大楼建筑、工厂水电等重要设施等工作）}。记得上海解放那天，学校组织大家老清老早跑去霞飞路培丽土产公司（今淮海中路上海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门口高喊：“解放喽！开门喽！”。后来还加入“反对银元投机 保障人民生活”大游行，上街演出《送鸡蛋》《补缸》等活报剧呢。

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同学去了“南下服务团”，我也想报名。跟家里人一说，父母当场戆特（上海话，意为傻了）。我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现在想想，父母怎么可能同意呢？之后几天，他们谁都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敢多响，打算先去要好的同学家躲几天再说。

“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

那时我家在重庆南路39弄12号，同班同学胡志宏住在淡水路，两家离得很近，我就跑到他家呆了两天，心想父母应该找不着我了，这才去沪江大学（“南下服务团”驻地）报名。 当时并不知道，胡志宏同学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

好不容易到了沪江大学，人家说：“你怎么才来？报名已经截止了，我们明后天就要出发去福建了！”我越想越懊恼，一个人站在大门口情不自禁哭了起来。正抹着眼泪，突然看到同班同学王兴仁从门口经过，她说她哥哥认识二十军文工团的副团长，那里也在招人，我立刻说我要去！

命运就在一眨眼功夫改变了！那是1949年7月21日，我和王兴仁同学改道去了高安路毛森公馆（二十军文工团驻地）。同天登记报名的还有孟家四兄妹里的中孟（孟啟斌）。我们中午到，正赶上开饭时间，炊事员提着一只大铅桶过来，给每人盛了一大碗鸡汤面。大家吃得稀里哗啦，眉开眼笑。现在想想，那天真的是“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

借我一把小提琴

没过多久，低一届的同学李茂新、来纫秋、吴敏莉也陆续到了。文工团上上下下都传开了：比乐中学五个学生一起参军，孟家四兄妹同时入伍，了不起！

当时部队亟需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有意招募年轻学生。想到从此要过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几个月后，文工团移防嘉定。我们在一起学扭秧歌、打腰鼓、说快板、排话剧，还要到驻地边上的河里学游泳。几位同学都是旱鸭子，在河里扑腾没少呛水，但必须抓紧机会练习，我们马上要去解放台湾了呀！

_{右二  肖友砚16岁/左一  李茂新13岁  1949年摄于嘉定}

_{二十军文工团腰鼓队合影  第三排左三  肖友砚/第二排左三  李茂新  1949年摄于嘉定}

那时刷牙、洗脸、游泳、洗衣服，刷马桶都在一条河里，结果70%的文工团员得了血吸虫病。我、李茂新、来纫秋也没能幸免。我们住在天主教堂后面，打针吃药静养了半个月。

一天，我的要好同学胡志宏来嘉定看我。他知道我上学时就喜欢吹口琴，会拉二胡、京胡，对音乐比较感兴趣，特地借给我一把小提琴，用盒子装好从家里带过来。养病期间，我就整天琢磨着怎么拉小提琴，识五线谱。

后来这把小提琴一直跟着我，无论是入朝参战，还是慰问演出，我始终带在身边，两年后又把它背回国......

再次碰到老同学胡志宏时，他已经从市委宣传部调任上海戏剧学院做党委书记了。我说：“这把琴当年是你借给我的，必须物归原主。”胡同学说：“它跟了你这么多年，早就是你的，覅还了！”    

遭遇“黑寡妇”战机

我们坐着闷罐车一路向北。在车上接到紧急通知：不得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八一”帽徽，照片、印信等等一律上缴。我随身携带的除了被褥铺盖、水壶、三条装满粮食的米袋子，还有一把二胡、一把京胡、一把小提琴。

当时联合宣言_{（【注】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抗美援朝宣言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根据联合宣言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既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争，又推动了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还没发表，第一次战役已经打响。我们十月入朝，一过鸭绿江，随处可见被炸毁、烧焦的房屋，刺鼻的硝烟味扑面而来。

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运送粮食，把装满粮食的米袋绑在木篱笆上，在雪地里拖着跑。上下山时，只能靠硬扛。那天途经一处民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四架“黑寡妇”战机，轮番轰炸。朝鲜老百姓的房子有个特点，屋顶铺满木片，上面用大石头压着。敌机一顿狂轰，木片石头炸裂四散，砸在身上皮开肉绽。一下子感受到什么叫“立体战争”，只要你身处朝鲜，哪里都是战场。

战壕里《歌唱二郎山》

之前听说淮海战役时，解放军战士发起冲锋的前一刻，文艺兵就趴在壕沟上方，打快板、喊口号，鼓舞士气！大家都想成为那样英勇的文艺战士。

战斗间歇，文工团要上前线慰问，开展火线文艺宣传。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我和孔瑛（女）一组，我拉琴，她唱歌。有时前线战壕里只能容纳两、三名战士，我们就跪在坑道边上演出。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孔瑛唱的是《歌唱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帐篷变高楼，荒山变牧场，侵略者敢侵犯，把它呀消灭光！”战士们听得入迷，有的还会跟着我们哼唱。这首原本为歌颂修筑入藏公路解放军官兵而创作的歌曲，同样激励着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

吉普车载着我俩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唱过去，就这样一连唱了好几天。有时我们前脚刚离开，后脚战斗又打响了。

_{抗美援朝时  战士们修筑工事，文艺兵发挥战地鼓动作用}

平壤的地下剧场

那时文工团的战地文艺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有两三人一组在战壕里的火线鼓动，有为朝鲜人民军举办的大型汇演，也有与朝鲜老百姓的联谊，还有下连队的慰问演出。

有次我们到平壤的地下剧场，为朝鲜人民军指战员演出。那是距地面七八层楼深的大山洞里的剧场，可容纳几千人。那天我和孟家四兄妹里的大孟（孟淑蕴）搭档。我在台上拉京胡，用力过猛，琴弦都拉断了，大孟只好一人完成清唱。没想到台下朝鲜人民军战士依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我们渐渐积累了一些战地演出编排经验。除少量经典的保留曲目，大多数演出内容根据真实战斗故事改编。这种即编即演的形式最受战士们的欢迎，听着自己的事迹和名字编成了歌，战士们不时会发出惊讶的叫声和欣喜的笑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染上斑疹伤寒

1952年1月下旬，美军飞机投掷播撒带有鼠疫、霍乱、伤寒等病毒的细菌。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虱子、蜘蛛、跳蚤等昆虫。到三月底，敌机已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

据说伤寒病毒还会通过白虱传播。那时正值严冬，床头有臭虫，身上有虱子，无论男女，人人都有。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一排排的白虱嵌在腰间、卫生裤缝隙里。一件绒线背心脱下来，竟有500多只白虱在上面爬。俗话说“虱多不愁”，每当出太阳，大家都会围坐在墙角捉虱子，自己捉，互相捉。炊事班烧上几大锅开水，我们就轮流把棉袄扔到锅里煮，用这种办法，消灭白虱。

我染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夜里突然发烧，头痛耳鸣，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当时志愿军队伍里有不少战士得了伤寒，孟家四兄妹里的中孟（孟啟斌）、我的同学来纫秋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病症。

_{1952年2月  志愿军战士开展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

家里捎来一瓶味之素

二十军文工团的驻地有个特别诗情画意的名字，叫“鱼游池里”。据说是因为之前那里山清水秀，有很多小鱼在池中游水得名。部队休整期间，我一共往家里写过两封信，由志愿军归国女战士代表姚征人（二十军文工团副团长）捎回去，听说上海家里还收到了我的立功喜报，当时我立了三等功。

不多久，姚征人回到鱼游池里，带来我爸给我的一瓶味之素（味精）！绿色包装，外观像极了现在的风油精瓶子。我那天实在太兴奋了，逢人便说家里给我带好吃的了。中午炊事班烧了一大锅面条，我把一大瓶味之素统统倒进去，在场的所有人吃得眉毛都快掉下来，大家好久没尝到这么鲜的味道了！结果不一会儿，我就开始肚子痛，被大家七手八脚抬去了卫生队。那年我刚满十九岁。

我、李茂新、来纫秋三位同学的家离得很近。据说我们仨在朝鲜时，我们的三位母亲经常串门，具体聊些什么，已经无从知晓。我只知道一般都是李茂新、来纫秋的母亲到我家找我妈妈的。

_{1949年二十军文工团演出活报剧  摄于嘉定。 肖友砚扮美国鬼子  时年16岁/李茂新扮日本鬼子  时年13岁}

_{2015年上海文广局老干部活动  肖友砚  时年82岁/李茂新  时年79岁}

肖友砚

1949年7月21日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1952年 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957年 二十军文工团撤销，编入五十九师文工队

1958年 加入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

1969年 光荣复员

1970年 分配至上海电子器材厂

1984年 调任至上海音像管理处

1993年 离休至今

橱顶上的小提琴

那天我去肖友砚伯伯家，临走时他顺口提起，那把小提琴现在还在家里。正巧烧饭阿姨在一旁打扫卫生，请她帮忙看看卧室的大衣橱顶上有没有用旧报纸包裹的小提琴盒子。

小心翼翼搬下来，打开一看，里面正是那把70多年前的小提琴。

三只扑棱蛾子慢悠悠钻出来……窗开一条缝，它们就飞走了。

_{珍藏70多年的小提琴}

_{肖友砚伯伯  时年88岁  摄于2021年10月16日}

三．降落伞

_{来纫秋阿姨  1935年9月24日生}

我叫来纫秋，十四岁入伍，之前是上海比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我老早就参加了“应变会”，有段时间，我们不回家住，经常在学校顶楼晒台上练唱歌，学扭秧歌。上海解放的那几天，我从家里带了些油啊米啊，由高年级同学负责烧饭，大家就吃住在一起，有的同学到隔壁弄堂买了馒头，随时准备上街游行。要好的同学还私下传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洋铁桶的故事》之类的书籍。后来知道，借书给我的陈坤龙同学早就是学生地下党了，我木知木觉还在外围。

虹口区乍浦路的解放剧场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从六月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学校组织大家集体观摩那天，剧场的走道、楼梯、窗台上都挤满了人，在场同学全被震撼到了，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要参军，要解放全中国！我和好几个女同学当即决定报名“南下服务团”，结果是兴冲冲去，悻悻然回，人家不收，说我们年龄实在太小了。

于是我改去二十军文工团报名，没想到那里还要进行考试。当时现场有两名考官，一位是文工团团长，另一位是乐队队长。他们先让我朗诵一段小诗，再让我唱了首歌，最后让我做自我介绍，问在学校里有什么特长没有。那时我正在学钢琴，他们就叫我看乐谱，见我简谱、五线谱都认得，当场表示：“可以了，你被录取了。”

_{1949年6月27日  《解放日报》刊登的歌剧《白毛女》演出广告，一大批上海中学生看了演出后，报名参军。}

爸爸送我去参军

我家有8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大。那天回家一说我通过考试要去参军了，妈妈当场哭了起来，甚至跟我讲：“家里还是有点积蓄的，给你买架钢琴在家里练不好吗？”爸爸在边上一声不响，我非常坚决：“这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如果不让我去，这辈子我都会后悔的！”在我软磨硬泡下，爸爸松口了，但还是反复强调：“你年龄太小不懂事，打仗不是儿戏，要死人的！”我嘴上不说，脑子里却想着家里兄弟姐妹那么多，缺我一个也没关系的。只是重复着：“这个机会失去了，我肯定会抱憾终身的！”最终爸爸默许了，妈妈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家里只有爸妈晓得，弟妹们都不知情。

那时我家住嵩山路后面的顺昌路56弄10号。我仔细问爸爸毛森公馆怎么走？应该坐什么车？在哪条路上？是爸爸送我到电车站的。妈妈在家门口就已经泣不成声了，爸爸一直安慰她：“不要紧！不要紧！伊会回来的！”那是八月初，天还很热，除了毛巾牙刷牙膏，我随身只带了条薄被子。临上车前，我爸塞给我一包豆腐干。

胜利腰鼓

到了高安路才知道，除了我之外，比乐中学还有四位同学也来了。不久，文工团移防嘉定。大家一起排练、出操、学游泳，适应部队生活。团里男的住天主教堂，女的住在边上的庙里，把门板拆下来，上面铺些稻草，就是床，大家一排排挨着睡。我游泳还没学会，就得了血吸虫病。这期间，我爸来嘉定看过我一次，带来妈妈为我新织的大红色绒线衫。

打针吃药静养两个礼拜后，我恢复了训练。大家一起学打腰鼓，男女搭档，我和你爸长得最矮小，分在一组。演出时总是第一对出场，打的是胜利腰鼓。

_{来纫秋15岁  1950年摄于嘉定}

闷罐车上写血书

我们奉命到山东兖州集结，乘坐闷罐车北上。沿途上来一位指导员，宣布部队即将开拔朝鲜，整节车厢顿时沸腾起来！不知是谁提议写血书，大家群起响应，用小刀在拇指上割开个口子，一车人你一撇我一捺地写起来。那天特别冷，轮到我时，好不容易挤进去，正巧前面那位写到“保家衞國”的“國”字，我刚加上“國”里的那一“点”，手指上的血就凝住了。后面的战友又挤上来......大家就这样一人一笔，接力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一行字。

也是在火车上，我们把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识的帽徽、胸牌摘下来，照片、信件等等，连同血书一起，全部上交了。

到了东北，团里根据我们这帮“小鬼”的特点，排演了一出米哈尔考夫编著的苏联话剧《特别任务》，讲述苏联某农村少先队组织的一次军事游戏。我演一个叫“瓦加”的男孩，我们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演得相当投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这样的演出条件，更多的是即时开展的火线宣传和战地鼓动。

_{正在战地演出的二十军文工团女兵们}

半夜运粮，摔个鼻青眼肿

我是第二批入朝的。夜里过鸭绿江，一踏入朝鲜领土，眼前遍地焦土，到处是断墙残垣。印象最深的是经过元山（朝鲜江原道首府）地区，竟然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子，整座城市都在燃烧。到元山以后，文工团分散成若干个小组。有鼓动组、卫生队、运输组等等，我被分到运输组。

我们的任务是趁着天黑，敌机看不见，把尽可能多的粮食弹药扛过山去，为部队做后勤保障。太阳一下山，我们就行动，每人背30斤米，外加运送步枪子弹。先由身材高大的战士把米袋夯到我们肩膀上，还有一条子弹系在腰间扎紧。我们得卯足力气硬扛上山。天寒地冻，地面结冰，下山时走一段滑一段。因为是摸黑翻山，几乎每晚都会滑倒几十次，摔个鼻青眼肿是家常便饭，拍拍屁股爬起来继续，直至下到山脚，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在朝鲜唯一哭过的一次，是有天夜里运粮，脚底一滑，直接从山顶滚下来，砸在大石头上，牙断了，眼肿了，鼻梁撞歪了。当时满脸是血，眼睛肿得看不见，以为要瞎了。就这也是一个人偷偷抹眼泪，没给任何人看到。鼻子是后来回国做矫正，才慢慢恢复正常的。直到现在，我两只眼睛一大一小的，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_{志愿军战士运送粮食弹药}

卫生员小陈

一个多月后，我被调去卫生队。隔山就是战场，白天飞机狂轰滥炸，大量伤员被转移到这里。我们负责给伤员端水喂饭、洗脸洗手、倒尿壶、搀扶他们解手。男同志力气大，背他们上“大号”。有时几架飞机会同时出现，我们得快速把重伤员抬到边上树林里，等敌机飞走了，再抬回来。

寒冬腊月，还要用十字镐撬开冰面，凿出直径2米的洞，在里面洗纱布、血衣。没有肥皂，全靠手搓。洗完再回卫生站，支起行军锅，把水烧开，扔进去消毒。等出太阳时，晒干卷起，纱布就可以反复使用了。那时卫生队里每个人的手都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

有件事我至今无法忘怀：一天，又有几架“黑寡妇”飞机俯冲下来，大家都在找隐蔽，新来的卫生员小陈搀扶着伤员往树林里跑，我们就在她身后不到五米的地方抬担架。飞机一路疯狂扫射，小陈毫不犹豫扑向伤员，用身体挡子弹！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我们都愣在原地，顷刻间小陈满身是血，后面冲上来两位男同志，把她抱下了山......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她，只知道她叫“小陈”，连名字都来不及问。

“大姨妈”来了

我14岁当兵，15岁入朝，一直到17岁回国前，都没来过“大姨妈”.....团里其他女兵也正值青春期，每月那几天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棉花毯子、旧衣服、毛巾等但凡能吸水的材质布料都被拆开来用。我也把自己的棉花毯子贡献出来，支援其他姐妹。棉花用完了怎么办？到烧柴火的地方，找柴火灰，旧衣物包一下垫着用。最困难的时候，连柴火灰都找不到，只能去朝鲜老百姓家里买纸。稍好些的报纸啊糊窗纸啊，早就被老兵们拿去卷烟了，只剩下一些非常粗糙的硬板纸。使用后第二天像刀割一样疼，我们还要和别的战士一起过冰河……

只有在部队休整时，才有机会领到新的棉花被，拆开了做卫生巾。我们三、四个女兵一组，通常只留一条被子，大家抱在一起睡。

别人我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小分队里的两位女同志，后来都无法生育，终生没有孩子。我是直到18岁回国后，才有了女孩子的初潮。

我还得过战壕热，据说是通过虱子传染的。当时发烧到40多度，也没什么药，用冰块放额头上降温。迷迷糊糊听卫生员说：“这人恐怕不行了！”小分队里的那两位女同志彻夜未眠，轮流用冰水为我擦身。三天三夜后，我活过来了。

随风飞舞的降落伞

那是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前夕，站在山头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已经都是志愿军的部队了！

一阵风吹过，山对面飘来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随风起舞。

此时美军已全线撤退，敌方阵地空无一人，那些原本系着照明弹、食品罐头的降落伞，径自越过山头，晃晃悠悠飘落到我们这里。

大大小小的降落伞真是好看呀！村里的“阿妈妮”、志愿军女战士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迎上去，很多人把降落伞带回家，做衣服、做窗帘、做蚊帐。我也裁了块天蓝色的降落伞布回来，本想着做条裙子，一直没舍得用。

这块降落伞布，至今还在我家储藏室的箱子里躺着呢。连同刚参军那会儿和你爸爸一起打腰鼓的照片、在朝鲜慰问演出的照片，都藏得好好的。现在我住养老院，不大方便走动，等疫情稍微稳定些了，让我儿子陪我回一趟家，很多东西是该好好整理一下了。

_{二十军文工团演出集体照  摄于1952年。一排右二：来纫秋/二排右二：肖友砚/一排左一：李茂新}

来纫秋

1949年8月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1952年 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959年 二十军文工团撤销，编入五十九师文工队

1960年 光荣复员

1960年分配至杭州市文化局党委办公室 

1990年 离休至今

_{来纫秋18岁  摄于1953年}

_{来纫秋86岁  摄于2021年}

后记

受疫情影响，我无法去杭州养老院探望来纫秋阿姨，所有的访谈内容只能通过长途电话及微信沟通。

2021年10月29日晚上，我突然收到来阿姨儿子颜晓军的微信：“前天我接妈妈回家，去储藏室整理旧物。打开箱子后，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没有照片，也没有她说的那块降落伞布，我翻箱倒柜找了一下午，什么都没有。可能是我妈记忆出现偏差了。也可能她曾经拿出来看过，后来放哪儿记不起来了……”

_{比乐中学五位同年参军的同学  左起：肖友砚、来纫秋、李茂新、王兴仁、吴敏莉  摄于2010年}

_{抗美援朝军功章}

_{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

_{特别感谢：李茂新、孟啟斌、肖友砚、肖缨、来纫秋、颜晓军}